一、引　言

为经历复杂家庭变故与成长创伤的儿童服务，是儿童社会工作实践中的重点与难点。此类儿童普遍面临自我认同危机、自我价值感缺失、情绪压抑与社交困难等多重心理社会挑战。^[1]其困境根源往往盘根错节，深植于创伤性经历、家庭功能失调与支持系统薄弱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生态系统之中。面对如此复杂的困境，单一的介入方法，无论是侧重于普遍性支持的小组工作，还是专注于个体困境的个案工作，在实践中常常显得力有不逮，难以实现根本性、系统性的积极改变。^[2]

现有研究已证实小组工作通过团体动力来促进儿童社会情感发展的有效性^[3]，以及个案工作运用叙事治疗与认知行为疗法等技术在处理儿童创伤与认知问题上的显著成效。^[4]然而，将二者有机结合，并深入探究其在短期密集型服务中如何发挥协同作用的研究尚显不足。多数实务探讨或偏重于小组活动的整体过程描述，或聚焦于个案介入的临床技术分析，未能充分揭示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两种方法在同一服务场域内如何相互渗透、双向赋能，从而形成“1+1>2”的服务合力。这限制了社会工作在面对复杂需求服务对象时，发展出更具弹性与穿透力的综合服务模式。

在此理论与实务背景下，本研究以“润疆爱心夏令营”这一针对创伤儿童的专项服务为实践场域，旨在系统探索一种以促进自我认同整合与重构为核心目标的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协同介入模式。本研究并非简单罗列两种方法，而是致力于深入剖析其内在协同介入机制。具体而言，本研究试图回应三个核心问题。第一，系统构建。为高风险创伤儿童服务时，如何系统性设计与实施小组工作，以构建一个安全、包容且具有疗愈动力的“心理场”，为其成长提供普遍性支持？第二，精准介入。在团体氛围下，个案工作如何实现对个体深层创伤与扭曲认知的精准识别与有效介入？特别是如何整合叙事治疗与认知行为疗法等不同理论取向，以应对复杂的个体问题？第三，协同介入机制。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在实践中如何动态互动？二者的协同效应具体体现在哪些层面？其形成的“个体改变反哺团体提升、团体进步支撑个体疗愈”的良性循环是如何运作的？

本研究期望通过深入探究上述问题，超越单一介入模式的局限性，呈现一种立体、综合的服务路径。其意义不仅在于总结“润疆爱心夏令营”的实务经验，更希望为相关服务提供一套可资借鉴、兼具理论支撑与实操性的综合服务模式，从而丰富该领域的专业实践知识体系。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自我认同重建：创伤儿童介入的核心议题

1.自我认同的概念与发展性意义

自我认同是一个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多维度、动态发展的社会心理结构，它关乎个体对“我是谁”以及“我与他人及社会关系”的连续性、整合性的理解与建构。^[5]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在儿童中期(6—12岁)，儿童正处于“勤奋—自卑”冲突的关键阶段，其自我认同的形成极大地依赖于社会比较，特别是在学业、社交和家庭中的成败体验。^[6]一个清晰、积极且稳定的自我认同是儿童建立自尊、维持情绪健康、发展亲社会行为以及追求长远目标的内部心理基石。

对于经历家庭变故(如父母离异、入狱、死亡)与成长创伤(如虐待、忽视、校园霸凌)的儿童而言，其自我认同的正常发展进程会遭受严重扭曲。他们常常将外部创伤事件内化为关于自身的、稳定的、全局的负面信念，形成所谓的“创伤后自我”。^[7]例如，一个被父母忽视的儿童可能形成“我不可爱”的核心信念；一个经历霸凌的儿童可能坚信“我无能且怪异”。这些信念不仅构成其消极自我图式，更会渗透到其角色、价值和人际等多个认同维度，成为其过滤后续经验、指导行为反应的内在模板，从而导致其陷入“价值感低下—情绪压抑—社交退缩—负面反馈—价值感进一步降低”的恶性循环。

2.创伤背景下自我认同重建的路径与挑战

因此，对创伤儿童介入的核心任务之一是促进其重建自我认同。这并非简单地灌输积极口号，而是一个涉及认知、情绪、行为乃至身份认同多个层面的系统性修复过程。创伤修复需同时关注创伤记忆处理、创伤反应调节以及创伤对身份和意义系统的影响。^[7]其中，身份与意义系统的重建即自我认同的重建，是确保介入效果持久与深入的关键。

自我认同重建过程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创伤儿童的防御机制通常较强，对他人缺乏基本信任，难以建立有助于其改变的治疗联盟。其次，其负面自我认知往往是“过度泛化”和“自动化”的，已成为一种不假思索的“内部工作模型”^[8]，难以通过说教来直接改变。最后，其所处的环境系统(如功能失调的家庭、排斥的朋辈群体)可能持续强化其消极自我观念，使得任何脱离环境支持的个体介入都显得势单力薄。这就意味着有效的介入模式必须关注四个方面：(1)创造一个足以撼动创伤儿童负面认知的强有力的积极体验场域；(2)提供精准的工具，以解构和挑战其自动化负面思维；(3)协助其从过往经历中发掘被忽略的积极例外经验与内在力量，以重构生命故事；(4)充分考虑环境系统的影响，并尝试在介入中构建新的支持性微环境。

(二)小组工作在儿童自我认同促进中的功能与机制

作为一种经典的社会工作方法，小组工作在促进儿童，特别是困境儿童的积极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价值。

1.疗愈性因子与团体动力

亚隆提出的团体治疗“疗愈因子”为理解小组工作的效能提供了经典框架。^[9]对创伤儿童而言，以下疗愈因子尤为重要。(1)普遍性。个体发现自己并非唯一遭受痛苦的人，能极大地减轻其羞耻感与孤独感。(2)注入希望。个体看到组内其他组员的进步，能燃起自身对改变的期待。(3)利他主义。在组内帮助他人，个体能感受到自身的价值与能力，以对抗无能感。(4)发展社交技巧。小组是一个安全的社交实验场，个体可以学习并练习新的交往模式。(5)团体凝聚力。这是一种让个体感到被接纳、具有归属感的“我们”的感觉，是其他疗愈因子生效的基础。这些因子共同作用，使小组成为一个具有疗愈动力的“心理场”。^[10]在这个场域中，团体规范(如保密、尊重、不伤害)提供安全边界，同伴互动提供真实反馈与支持，共同活动则成为情感表达与自我探索的载体。

2.小组工作在自我认同重建中的具体应用

通过精心设计的活动，小组工作能够有针对性地促进儿童自我认知重建。例如，自我探索活动(如“生命河”“个性名片”)通过隐喻和艺术表达等方式，帮助儿童从不同角度认识自己，使模糊的自我认同变得清晰、具体。优势视角活动(如“优势便利贴”)利用朋辈反馈这一强大力量，将外部积极评价内化为积极自我认同，直接挑战创伤儿童“我一无是处”的负面信念。叙事与角色扮演活动(如共同创作并表演情景剧)让儿童在安全情境中尝试新的角色和行为，体验与过往不同的自我，并通过“演出”来强化新的自我形象。

然而，小组工作存在局限性。它提供的是一种普遍性、一般化的支持，难以充分顾及每个组员独特的创伤历史和深层次的扭曲认知。在团体中，某些组员可能因恐惧暴露而隐藏最核心的伤痛，或在集体活动中被触发创伤反应却未被及时发现。此时，若缺乏精准的个体关注，小组工作的积极效果可能被大打折扣，甚至产生负面影响。

(三)个案工作在创伤儿童介入中的深度与精度

个案工作以一对一的介入形式为服务对象提供有深度、个性化且保密的专业服务，可弥补小组工作在精度和深度上的不足。在创伤儿童介入领域，叙事治疗与认知行为疗法是两种较为常用且有效的理论取向。

1.叙事治疗：重写生命故事的“编辑”

叙事治疗由怀特和艾普斯顿于20世纪80年代创立，其哲学基础是社会建构主义。它认为，人的身份并非本质存在的，而是通过“故事”建构的。^[11]创伤儿童往往被“问题故事”(如“我是一个被欺凌的受害者”)所主导和定义，而叙事治疗介入的具体方法如下。首先是问题外化。这是叙事治疗的标志性技术，其核心操作是将人与问题分开，认为“人不是问题，问题才是问题”。例如，将“多疑”命名为“多疑怪兽”。这一技术具有强大的“去标签”效果，能显著减轻儿童的羞耻感和自我攻击，使其观念从“我是一个多疑的人”转变为“我正在应对‘多疑怪兽’带来的困扰”。其次是寻找独特经验。即寻找那些不符合“问题故事”的例外时刻、情感、行动或意图。例如，一个自认“懦弱”的孩子曾有过一次反抗霸凌的经历。最后是重写故事。通过与治疗师合作，将这些“独特结果”串联起来，编织成一个新的、更具力量感的“替代故事”(如“一个在逆境中展现勇气的故事”)。这个过程本质上是身份的重构，帮助儿童从创伤的“受害者”转变为自身生活的“主动行动者”。

2.认知行为疗法：修复认知的“逻辑工程师”

认知行为疗法(Congnitnive Behavior Theory，CBT)的核心假设是人的情绪和行为受其认知(想法、信念)的影响。^[12]对于创伤儿童，CBT旨在成为一位精准的“认知侦探”和“逻辑工程师”。首先是识别与挑战认知扭曲。CBT帮助儿童识别其自动化负面思维(如“没人喜欢我”)和核心信念(如“我是有缺陷的”)，并通过苏格拉底式提问、行为实验等方式，检验这些思维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其次是认知重构。CBT在松动原有扭曲认知的基础上，协助儿童建立更为现实、积极的替代性思维。本研究使用的“三色卡纸”技术就是一种将抽象的“信任”概念进行梯度化、具象化处理的认知重构工具，旨在打破其“全或无”的绝对化思维。最后是行为激活与技能训练。CBT通过角色扮演、社交技能训练等行为技术帮助儿童积累成功的社交经验，从行为层面打破其“习得性无助”的循环。

3. 整合取向的必要性

叙事治疗的优势在于其深刻触及自我认同的核心身份层面，并能有效赋能服务对象。但其过程通常较为漫长，且对于认知功能受损或现实检验能力较弱的儿童，可能需要结合更结构化的方法来介入。

CBT的优势在于其结构化的特点，目标明确，见效相对较快，尤其是擅长处理“此时此地”的认知与行为问题。然而，CBT有时可能过于关注“问题”本身，而未能充分顾及个体在应对问题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力量与智慧，即其对于“身份”与“意义”层面的重构力量有限。

鉴于创伤儿童问题的复杂性，单一的叙事治疗或CBT可能均存在不足，越来越多的临床工作者倡导整合取向。^[13]在实践中，二者可以形成有效互补。叙事治疗通过外化技术为CBT的认知重构创造安全的心理距离和动机；而CBT提供的具体认知与行为技术为叙事治疗中萌发的新身份认同提供践行的工具与证据。

(四)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协同介入

尽管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各有其强大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但是在传统服务中，它们常常被视为两种独立的、可替代的服务选项，而非一个有机的整体。在现有文献中，对二者在同一服务项目、同一服务周期内如何协同介入的研究尚不多见。有研究指出，小组工作可以为个案工作提供预备性氛围和实践性场域，而个案工作则可以提升小组工作的整体功能。^[14]然而，这种协同效应具体如何实现？例如，小组工作的哪些要素最有利于降低个案工作介入的防御？个案工作的认知重构成果如何通过小组工作得到最佳强化？当小组工作普遍化支持与个案工作个性化需求产生张力时，社会工作者应如何应对与转换角色？

(五)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用以指导实践并分析服务过程。该框架以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为宏观视角，强调儿童发展嵌套于微观系统(家庭、小组)、中间系统(系统间的联系)、外层系统(父母工作环境)和宏观系统(文化、政策)之中。^[15]我们的介入主要聚焦于为儿童创建一个具有疗愈性的新微系统(夏令营)，并着力强化其与儿童其他系统(如家庭、学校)的积极联结。在此生态系统观之下，进一步整合前述具体介入理论，形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见图1)。

小组工作层面以团体动力理论和优势视角为指导，核心功能是营造一个安全、包容、充满积极体验的“心理场”。此层面介入的目标是提供普遍性支持，通过团体凝聚力、普遍性、朋辈反馈等疗愈因子，为全体组员提供情感涵容、行为示范和希望注入，为个体的深度改变提供“土壤”。

个案工作层面以叙事治疗与认知行为疗法的整合为核心。此层面介入的目标是提供精准性支持，像“精准滴灌”一样直击个体根深蒂固的创伤记忆、认知扭曲和负面身份认同。叙事治疗负责协助儿童重写被问题主宰的“生命故事”，而认知行为疗法则负责解构和重建其扭曲的“认知地图”。二者协同作战，处理不同层面的问题。

协同介入机制是本研究理论框架的核心。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并非两条平行线，而是构成一个动态的、双向的赋能循环。一方面，小组工作为个案工作奠基：小组工作营造的整体安全氛围降低了个案工作建立信任关系的难度；在小组工作中观察到的儿童行为表现为个案评估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小组活动中的成功体验成为个案工作挑战负面认知的“独特经验”。另一方面，个案工作反哺小组工作：在个案工作中处理深层次问题(如案主的“多疑怪兽”)，减少了案主在小组工作中引发冲突的风险；在个案工作中提升案主的自信与技能，使其能更积极地参与小组活动，甚至成为团体动力的促进者；案主的突破性成长为其他组员提供了真实的“希望注入”。

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系统性思维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其角色是动态的，需具备“一心多用”的能力。其既能涵容团体的整体动力，又能承接个体的深度情绪，并在两种角色与介入层次间灵活、敏锐地转换。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以生态系统观为统领，融合团体动力、叙事治疗与认知行为疗法，并特别强调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的协同介入机制，旨在通过发挥多层次、多理论取向的协同作用，在有限的服务时间内，最大化地促进创伤儿童自我认同重建。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范式

本研究采用“实践为本的研究”取向。这一方法强调从社会工作实践本身出发，生成知识并检验实务的有效性，其核心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循环对话。^[16]为深入探索复杂社会干预过程(综合服务模式)及其背后的协同介入机制，本研究采用以质性研究为主、量化研究为辅的混合研究方法。

质性方法能够深度捕捉儿童在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协同介入过程中的情感、认知与行为转变的细微轨迹，以及社会工作者的临床决策与角色转换，从而回答“如何”与“为什么”的问题。量化方法则通过标准化的前后测量表为介入成效提供客观、可比较的数据支持，增强研究证据力度。这种混合研究方法有助于实现三角互证，通过不同来源的数据交叉验证提升研究发现的可靠性与效度。^[17]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润疆爱心夏令营”开展。该夏令营是为期20天的封闭式、密集型专项服务项目，旨在为经历创伤与家庭困境的儿童提供一个结构化的支持性环境。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法，选取参与该夏令营的12名9岁至12岁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7名，女生5名。样本纳入标准包括：(1)经评估确认经历过至少一项重大逆境(如父母缺位、家庭暴力、经济困难、校园霸凌等)；(2)存在明显的自我认同危机、低价值感、情绪行为或社交困难；(3)监护人知情并同意参与本项目研究。

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本研究从这12名儿童中选取一名典型个案案主小艾(化名，11岁，女)进行深入追踪。小艾符合关键个案抽样原则，她集中体现了研究对象群体的典型特征：父亲入狱、经历校园霸凌、自我价值感极低、人际信任障碍，且其问题在小组工作初期凸显，适合展示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协同介入的具体过程与效应。

(三)服务介入设计

1.小组工作介入方案

作为核心介入方法，小组工作围绕“自我认同重建”总目标，设计了6个循序渐进的单元，其逻辑与目标见表1。

2.个案工作介入方案

以小艾为服务对象，开展了5次一对一会谈，介入过程整合了叙事治疗与认知行为疗法。

阶段一，建立关系与问题外化(第1次会谈)。该阶段的首要目标是建立深度信任关系。运用叙事治疗的“外化对话”技术，将“多疑”命名为“多疑怪兽”，使小艾从问题中分离出来，初步减轻其羞耻感，并共同界定介入焦点：应对“多疑怪兽”、提升社交技能与修复自我价值。

阶段二，认知重构与行为演练(第2、3次会谈)。该阶段以认知行为疗法技术为主导。在认知层面，引入“认知三角”(思想—情绪—行为)模型，帮助小艾识别在特定社交场景下的自动化负面思维；使用自创的“三色卡纸”技术(绿色=安全/高信任，黄色=中等/需观察，红色=危险/低信任)，引导她梯度化分析人际关系，改变其“全或无”的绝对化思维。在行为层面，通过角色扮演模拟与长辈社交等真实场景，演练“认可感受—具体回应—转移话题—肢体控制”的沟通模式，并布置“家庭作业”以帮助其在真实环境中实践。

阶段三，身份重写与巩固支持(第4、5次会谈)。该阶段叙事治疗回归主导。一方面，通过深入探讨“父亲缺位”这一核心创伤来重写故事。先引导小艾回忆父亲入狱前曾有的温暖时刻，将“父亲”概念与“缺失”解绑。再系统挖掘其生命故事中的“独特经验”，如勇敢反击霸凌、体谅母亲辛劳等，共同编织一个关于“韧性、勇敢与被爱”的新身份故事。另一方面，通过引入同辈支持来强化认同。在介入过程中，邀请另一位发生积极变化的组员参与联合会谈，开展“发现与欣赏”互动。来自同龄人的真诚赞美为小艾的新身份认同提供了有力的“社会见证”，极大地巩固了介入成效。

(四)资料收集方法

1.质性资料的收集方法

(1)深度访谈法。对包括小艾在内的6名关键个案案主进行前后测半结构化访谈，重点关注其自我描述、情绪状态、人际关系感知及对未来的看法。所有访谈经同意后录音并转录为文字稿。(2)参与式观察法。研究团队(兼具社会工作者与研究者身份)在小组活动及日常营区生活中进行持续观察，并撰写详细的现场笔记，记录儿童的非语言行为、团体互动动态、关键事件以及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反思。(3)实务文档法。收集儿童在活动中产生的作品，如“个性名片”“生命河”图画、优势便利贴、情景剧《标签》视频等，作为分析其自我认同变化的实物证据。

2.量化资料的收集方法

在开营前一周与结营当日，使用Ochse 与 Plug 编制的自我认同感量表 ^[18]对12名组员进行前测与后测。自我认同感反映了个体在自我概念与身份建构方面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个体心理整合程度的重要指标。该量表共包含19个条目，旨在从多方面考察个体对自身角色、价值及社会关系的理解与接纳程度。通过综合评估受试者在角色定位、自我价值、人际互动及目标追求等方面的心理特征，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其自我认同的发展状况。

在本研究中，量表依据自我角色认同、自我价值认同、人际关系认同以及自我目标认同4个核心维度进行分析(见表2)。量表采用4级李克特计分法，其中“完全不适用”计1分，“偶尔适用”计2分，“常常适用”计3分，“非常适用”计4分。第 3、5、6、7、10、11、19 题为正向计分，其余题目为反向计分。再将反向题按“5分减去原得分”方式进行倒分处理，以保持分值方向一致。量表总分范围为19—76分，问卷总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自我认同感发展良好；得分越低,表明被试的自我认同感还在发展和形成阶段。^[19]

(五)资料分析方法

1.质性资料分析

采用主题分析法对转录文本和现场笔记进行系统编码^[20]：(1)熟悉资料；(2)生成初始编码；(3)搜寻主题；(4)审阅主题；(5)界定与命名主题；(6)撰写分析报告。例如，关于“小组安全感构建”这一主题，萃取了“带领者示范性脆弱”“团体契约的维护”“低风险自我暴露”等子主题。整个过程由两名研究者背对背编码，并通过讨论解决分歧，确保编码信度。

2.量化资料分析

将自我认同感量表的数据录入SPSS 26.0软件。由于样本量较小，采用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 ¹这一非参数检验方法，对12名儿童的前后测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以判断介入的整体成效。同时，单独报告小艾的分数变化，作为其个体转变的量化证据。

3.混合方法整合

在结果解释阶段，将质性主题与量化数据进行联结性整合。例如，将小艾在量表中“自我价值认同”维度的显著分数提升，与她本人在访谈中描述的“我觉得自己没那么糟糕了”以及观察笔记中记录的“她开始主动帮助组员”等质性证据相互印证，从而构建了一个更为完整、立体的改变叙事。

(六)伦理考量

本研究严格遵守社会工作研究伦理规范。在项目开始前，向所有儿童的监护人详细说明研究目的、过程、潜在风险与益处，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并且以儿童能理解的方式告知他们相关事宜，并尊重其参与意愿。所有采集到的音频、文字资料在呈现过程中均进行匿名化处理。涉及个人隐私的资料严格保密，仅限研究团队使用。在研究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始终保持高度敏感，密切关注儿童的情绪反应，避免其再次受到创伤。当儿童出现强烈情绪困扰时，立即暂停活动并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同时，确保所有参与儿童都能平等地享受到夏令营提供的专业服务，参与研究与否不影响其所获得的服务质量。

四、研究发现

本研究通过对质性资料与量化数据的系统分析，发现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协同介入对创伤儿童自我认同重建产生了显著且多层次的积极影响。下文将从小组工作的整体成效、个案工作的深度转变以及二者的协同介入机制三个层面呈现研究发现。

(一)小组工作整体成效：在“心理场”中实现多维蜕变

对小组活动录像、观察笔记及前后测量表的综合分析表明，12名儿童作为一个整体，在精心营造的“心理场”中经历了从封闭、模糊到开放、清晰的积极蜕变。

1.自我认知：从“他证”到“自证”的清晰化进程

在小组工作初期，组员的自我描述大多依赖于外界的负面标签，如“没爸的孩子”“学习差的人”。这种自我认知是被动、模糊且充满羞耻感的。随着小组活动的推进，特别是通过“个性名片”和“生命河”等自我探索工具，他们开始使用更为丰富、主动的语言描述自己。例如，一名男孩在“生命河”中描绘自己“像一块石头，很坚硬”。虽然仍显质朴，但已展现出从自身特质出发进行定义的转向。到了后期，他们的自我描述中出现了更多内在品质词汇，如“爱帮助人”“有想法”。这一过程标志着其完成了从由他人和创伤定义自我(他证)，到主动探索和建构内在自我(自证)的关键转变。

2.情绪表达：从压抑控制到自然流露的通道打开

组员在小组工作初期充满了沉默、闪躲和简短的回应，其情绪处于高度压抑状态，转折点是第四次活动的“镜像破茧”单元。当社会工作者分享自身想撕掉的“标签”后，一名女生在分享自己因家庭情况被嘲笑的经历时潸然泪下。这并非崩溃，而是在极致安全氛围下的情绪释放。此后，组员的情感流动变得顺畅。他们不仅能表达悲伤与委屈，也能更自如地展现喜悦(如收到优势便利贴时的灿烂笑容)与不舍(如结营时的拥抱与泪水)。观察笔记记录了这一变化：“他们眼泪和笑容的‘开关’仿佛被打开，情绪不再是被紧紧锁住的东西。”

3.社交与合作：从孤立个体到互助伙伴的关系重构

随着活动推进，小组成员逐渐形成一个真正的合作集体。在初期的“奖励发言”机制下，互动是谨慎且以个人为中心的。在第三单元，当一名组员因被嘲笑而退缩时，社会工作者坚决维护小组契约，团体凝聚力得到强化，组员开始自发地相互鼓励。在情景剧排练(第六单元)时，这一合作精神达到顶峰。他们共同讨论剧本分工，在面对“NG”时，不再是抱怨，而是以“没关系，我们再试一次”相互支持。量化数据佐证了这一变化，自我认同感量表“人际关系认同”维度的后测得分(M=11.83分)显著高于前测得分(M=10.08分)，p<0.05。

4.未来希望：从迷茫无力到敢于构想的希望点燃

在前期评估中，多数组员对未来的想象是空白或悲观的。小组活动通过“未来投射”(如“十年后的自己”)和持续累积的微小成功体验(如成功发言、完成表演)，逐步为他们注入了希望。在结营分享中，诸如“我想当一名厨师，做好吃的给大家”“我现在敢和别人交朋友了”等表述频繁出现。这种“敢”与“愿意”的姿态，是其内在希望被点燃的最直接证据。一位组员在访谈中说：“以前觉得日子就这样了，现在觉得好像也可以有点不一样。”

综合数据表明，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协同介入对提升创伤儿童自我认同感具有显著效果。本研究自我认同感量表(总分19—76分)的前测结果显示，在12名组员中有4人得分处于低分段(19—38分)，有8人处于中分段(38—57分)。干预后，所有组员的后测得分均有所提升(见表3)。4个维度的后测平均分均高于前测平均分，p值均小于0.05。为进一步探究干预影响的实践意义，本研究引入效应量分析。数据显示，4个维度的效应量均接近或达到大效应标准(见表4)，表明该介入模式产生了实质性的、重要的积极影响。

具体而言，自我价值的平均分由干预前的8.33分提升至10.83分(p=0.005)，人际关系的平均分由10.08分提升至11.83分(p=0.013)，二者的效应量均达到1.0，显示出极强的干预效果。由此可见，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协同介入在提升创伤儿童自我价值感与社交功能方面起核心作用。自我目标平均分由9.33分提升至10.83分(p=0.017)，效应量为0.8182，达到大效应水平，这表明干预促进了儿童产生希望并帮助其进一步明确生活目标。自我角色平均分由11.75分提升至13.67分(p=0.030)，效应量为0.7818，接近大效应标准，这表明儿童对于“我是谁”的认知在干预后变得更为清晰和稳固。

(二)个案工作效果：小艾从“创伤禁锢”到“自信绽放”的深度转变

小艾的案例深刻揭示了在小组工作背景下，个案工作如何促成个体的根本性转变，其转变体现在认知、情绪、行为以及身份认同的联动过程中。

1.认知重构：打破“全或无”的思维牢笼

小艾的核心认知扭曲在于将人际关系视为“要么完全控制，要么彻底被弃”的二元状态。在小组工作初期，她将朋友未即时回应解读为“她讨厌我了”。通过“认知三角”模型和“三色卡纸”技术，她开始学习对社交情境进行分级思考。在第2次会谈后，她在日记中写道：“今天XX没有和我一起走，我一开始有点生气，但我想起来这可能只是‘黄色区域’，她可能只是有事。后来她确实来找我了。” 这表明她的自动化负面思维链条已被打断，更具适应性的弹性认知开始建立。

2.情绪管理与身份剥离：将“多疑”客体化为“怪兽”

叙事治疗的外化技术起到关键的“去标签”作用。当小艾将“多疑”命名为“多疑怪兽”后，其自我攻击显著减少。她曾在会谈中说道：“那天我又听到‘多疑怪兽’在我耳边说话，它说‘她们在笑话你’。但我这次没有完全听它的，我试着加入她们，发现她们只是在讲一个笑话。” 此时，“多疑”不再是她的人格特质，而是一个可以观察、对话甚至对抗的外部对象。这种主客体分离技术为她创造了发生改变的心理空间。

3.行为激活与技能内化：从社交僵化到灵活应对

在行为层面，针对小艾在成人社交中的僵化模式，以角色扮演“沟通四步法”作为可操作的工具。她借此成功完成“与一位长辈交流三分钟”的家庭作业，并在分享时表示：“我没有像以前那样马上跑掉，而是按照练习的方法交流，那个阿姨还夸我懂事。” 这次真实的成功体验，极大增强了她实践新行为的信心。在小组工作后期，她已能主动与带队老师进行简短、自然的交流。

4.自我价值与身份重写：从“缺陷”到“韧性”的故事新编

触及“父亲缺位”这一核心创伤的叙事重写，是实现根本性疗愈的关键。通过挖掘“独特经验”，小艾意识到自己在面对霸凌时寻求姑姑保护是“勇敢”，体谅母亲辛苦是“有爱”。在第4次会谈结束时，她总结道：“我的爸爸虽然不在身边，但我和妈妈、姑姑在一起努力生活，我比一些有爸爸陪伴的同学坚强。”这个新的自我叙事“一个在逆境中努力生存、内心充满韧性与爱的少女”，彻底取代了旧的“有缺陷的女孩”的身份故事。

从前后测得分来看，小艾的量表结果显示出更为突出的变化(见表5)。其自我认同感总分由前测的36分提升至后测的54分，增幅达18分。以常模参考值56—58分为标准，小艾已由“自我认同形成”跃升至接近“自我认同稳定”的水平，体现出其深层心理结构的积极重塑。从具体维度变化来看，自我价值认同提升最为显著(后测分值增长7分)，其次为自我角色认同(后测分值增长5分)、人际关系认同(后测分值增长4分)与自我目标认同(后测分值增长2分)。

(三)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协同介入机制：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

本研究发现，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并非简单叠加，而是构成了一个动态、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系统，其介入机制主要通过以下路径实现。

1.小组工作为个案工作提供“安全基垫”与“实践场域”

小组工作初期营造的普遍安全感，为小艾建立个案关系降低了门槛。看到其他组员分享脆弱感受并得到接纳，减少了她对“一对一”会谈的恐惧。更重要的是，小组成为她在个案工作中所学到的新认知和新行为的“实时检验场”。例如，当她学习了应对“多疑怪兽”的方法后，可以立即在小组午餐、游戏等自然情境中实践。一次成功的互动(如主动发起对话未被拒绝)所获得的积极反馈，其说服力远胜于社会工作者多次的口头鼓励。

2.个案工作反哺小组工作，促进小组功能提升

小艾在个案工作中的成长，直接提升了小组工作的整体功能。最显著的例子是在排练情景剧《标签》时，她对剧本和角色的理解尤为深刻，从一个需要被照顾的沉默者，转变为主动帮助其他组员理解台词、分析角色的“小导演”。她的深度参与和投入感染了其他组员，提升了整个团队的合作效果。她的转变为小组注入了强大的“希望因子”，其他组员亲眼目睹她的蜕变，会暗自相信“我也可以改变”。

3.形成“评估—介入—反馈”闭环

作为一个放大镜，小组工作让社会工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小艾在集体中凸显的个体问题(如绑定行为、社交冲突)，从而及时启动个案工作。而在个案工作中获得的对小艾问题本质的深度理解(如其控制行为源于对被弃的恐惧)，又帮助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小组工作时，更精准地预判和回应其行为，营造更包容的团体氛围。例如，社会工作者在小组活动中会有意识地创造机会，鼓励小艾与多人进行低风险的短暂合作，逐步瓦解其僵化的思维模式。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发现清晰地描绘了一幅“个体在团体中疗愈，团体因个体成长而进步”的图景。小组工作提供了改变的“土壤”和“气候”，个案工作进行了精准的“修枝”与“施肥”。在二者协同介入下，最终实现了创伤儿童自我认同重建。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以“润疆爱心夏令营”为实践场域，系统探讨并验证了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协同介入在促进创伤儿童自我认同重建中的有效性。研究发现，该模式通过“个体改变反哺团体提升，团体进步支撑个体疗愈”的良性循环，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了服务效能的优化。

(一)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超越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孰优孰劣或简单并置的传统讨论，提出一个“结构—过程—能动性”三者动态互动的整合性理论框架。

首先，小组工作精心营造的“心理场”，为个体改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结构性支持。这一安全、稳定、具有疗愈性的微系统，如同一个“情感避难所”，暂时缓冲了外部危险环境的影响，为创伤儿童的改变创造了先决条件。

其次，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的实时互动，构成了催动个体改变的核心动力。实现个案工作与小组工作协同效应的关键在于形成“在团体中评估—在个案中介入—在团体中验证与强化”的闭环。这一过程强调介入必须是响应式、动态的，它要求社会工作者如同一位“系统调谐师”，敏锐地捕捉系统内外的变化并灵活调整策略，这极大地丰富了“实践为本的研究” ²在微观临床层面的内涵。

最后，所有结构性与过程性的努力，都指向一个终极目标：激活服务对象的能动性。无论是叙事治疗的故事重写，还是优势视角的积极反馈，其成功标志都是儿童从被动的“问题承受者”转变为主动的“生活主导者”。在本研究中，小艾从被“多疑怪兽”控制到能够审视并对抗它，这种转变正是其内在能动性被成功唤醒的体现。真正持久的改变，其动力源泉最终来自于个体自身。

(二)实践启示

本研究对社会工作实务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预示着一种迈向精微而有力的专业践行方向。

1.社会工作者角色的嬗变

在综合模式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是高度情境化的。他们必须超越单一的理论流派或技术，在“团体引导者”“临床治疗师”“情感容器”等多重身份间灵活穿梭。这种“角色调谐”能力，依赖于社会工作者深厚的理论素养、敏锐的临床直觉以及稳定的自我觉察，应成为其专业能力建设的核心。

2.理论整合的智慧

这种整合意味着从“机械套用”到“创造性生成”。实践表明，叙事治疗与认知行为疗法的整合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基于对案主状态的深度理解而进行的“创造性生成”。例如，将叙事外化与认知分级技术有机融合，形成“去标签—解构—应对”的连贯技术链。这要求社会工作者将理论视为“手中的活工具”，而非“墙上的施工图”。

3.在有限性中创造可能性的服务哲学

本研究证实，即使在资源与时间受限的条件下，通过精心的系统化设计，也能实现有深度的改变。这为社会工作在面对复杂结构性困境时提供了重要的价值锚点。社会工作者的使命并非扮演“救世主”，而是在承认现实限制的前提下，通过专业陪伴与赋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个体内在的“可能性”，帮助他们获得应对逆境、走向未来的心理资本与实用工具。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的局限性体现在其为单组前后测设计，样本量较小且缺乏长期追踪数据。未来研究可采用随机对照试验与纵向追踪设计，以更严谨地验证协同介入的长期有效性。此外，如何将国外辅导理论与中国本土情境深度融合，发展出更具文化亲和力的介入模式，是未来需要深入探索的方向。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次探索的价值不仅在于成功陪伴一群孩子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夏天，更在于呈现了一种服务于复杂困境儿童的系统性思路。由此可见，有效的介入既需要营造一片肥沃的“土壤”(小组)，也需要进行精准“滴灌”(个案)，更需要一位懂得观察、善于调和的“园丁”(具备系统思维的社会工作者)。前路漫漫，社会工作者应怀揣“在有限中创造无限”的专业信念，继续在理论与实践的交汇点上深耕不辍，用更精微、更有力、更温暖的专业实践去守护每一个生命的尊严与可能，这正是“助人自助”理念在最艰难处最生动的绽放。

注释

1①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是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用于比较两个相关样本或配对观测值之间的差异。该方法不依赖于数据的正态分布，适用于小样本或分布偏斜的数据分析。效应量r=0.10，表示小效应；r=0.30，表示中效应；r=0.50，表示大效应。

2“实践为本的研究”是一种强调研究活动深深植根于并直接服务于具体实践情境的方法论取向。它认为，有价值的知识并非仅仅源于抽象的理论推演，而是必须在真实的实践场域中生成、检验和提炼 。其核心特征是“在实践中研究、为实践而研究、由实践者研究”，旨在弥合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的鸿沟，推动知识的即时应用与持续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