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传统邻里关系历来是维系乡村社会系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纽带。^[1]在现代性扩张的进程中，乡村社会结构正经历着从“差序格局”主导的熟人社会向契约关系渐显的半熟人社会的结构性嬗变。^[2]在此转型过程中，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呈现解构趋势，表现为邻里互动频次显著降低、情感联结弱化以及矛盾冲突显性化。这种关系形态的变迁不仅影响乡村社会的凝聚力，也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从制度设计层面明确提出，要完善乡村组织体系，同时注重和谐邻里建设，维护乡村和谐稳定。^[3]由此可见，强化乡村邻里关系既是对国家治理战略的积极回应，亦是实现社区善治的现实选择。既有研究谱系主要沿着两条脉络展开。一是社会转型过程中邻里关系的演变。有学者认为，随着生活个体化的发展，邻里中的亲密关系被弱化，这一地域生活共同体功能越来越无足轻重。^[4]但也有学者认为，以血缘、地缘联结为主的邻里关系依旧深固在广袤的乡土社会中。^[5]二是对邻里关系积极功能的探讨。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邻里互动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重要方式^[6]，邻里关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功能。邻里间的支持作用、同群作用以及示范作用发挥着正向的调节功能^[7]，对于农村互助养老、居民互利互惠、社区共同体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背景下，社会工作作为专业治理力量正逐步嵌入乡村治理体系。社会工作积极参与城乡社会建设，用专业理念和专业方法协助政府系统创新社区治理、促进社会和谐。^[8]社会工作嵌入乡村治理的服务模式从体制依附型向生活嵌入型转换^[9]，通过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等方式，影响邻里关系重构。学术界在此领域的探索呈现多维向度。在微观层面，聚焦于居民主体性的激活，推动邻里之间新型人际关系的形成。^[10]在中观层面，注重“三社联动”机制的创新实践，强调通过资源整合与邻里圈信息平台构建实现社区治理效能提升。^[11]在宏观层面，致力于基层治理结构的优化，探索法治与自治相融合的善治格局。总之，邻里重建是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探索，需要在制度与生活层面持续强化邻里互动，推动组织构建，实现合作共建。^[12]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充分肯定了社会工作在邻里自助互助^[13]、邻里文化服务^[14]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从乡村邻里关系的演变特征、邻里关系的积极功能、邻里建设的参与主体与机制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探讨。但既有研究仍存在局限性。其一，对乡村睦邻建设的实现路径缺乏系统解构与分析。其二，尚未形成社会工作介入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导致实践经验的学理升华不足。鉴于此，本研究拟以J村睦邻服务项目为例，基于嵌入性理论构建“关系—组织—结构”三维嵌入分析框架，深入探究社会工作促进乡村邻里关系重构的内在机理与实践逻辑。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嵌入”理论为理解社会工作在乡村治理场域的专业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从卡尔•波兰尼对经济系统社会性嵌入的奠基性研究，到马克•格兰诺维特将嵌入性细化为关系性与结构性双重维度，该理论逐渐构建起连接微观互动与宏观结构的桥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结合中国乡村“差序格局”人际网络及传统治理手段，构建乡村睦邻建设的理论分析框架，旨在揭示社会工作通过动态嵌入机制来重构现代乡村治理结构的内在路径。

(一)理论依据

“嵌入性”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析概念，其应用范畴日趋广泛。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探讨经济体系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时，开创性地提出了“嵌入”概念，并系统论证了“经济作为制度化的社会过程”这一核心命题，强调经济系统本质上嵌入于社会制度之中。^[15]马克•格兰诺维特进一步系统构建了嵌入理论的分析框架，界定了“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两种范式。^[16]这一理论推进实现了嵌入性概念从宏观结构分析到中观关系网络的范式转换，构建了连接微观个体行为与宏观社会结构的理论桥梁。

“关系性嵌入”是指基于互惠性期望而建构的交互性社会联结机制，其本质在于个体关系网络与社会结构的共生性嵌入。^[17]有学者提出，在宏观结构层面，“结构性嵌入”强调多元主体在治理场域中形成了互构性关系网络。^[18]社会工作致力于整合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主体力量，在社会治理领域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日益凸显。近年来，国内学者将嵌入理论引入乡村治理分析。社会工作作为专业力量，以社会公平和正义为目标，并通过自主性嵌入路径来实现社会服务领域的有效介入，体现了其专业性与自主性的辩证统一。^[19]在社会工作实践场域，存在“嵌入”与“介入”语义同构的现象，用以表征专业服务在特定领域及对象群体中的应用形态。本研究的社会工作在乡村睦邻建设领域的嵌入也遵从这一表述特征。

(二)“关系—组织—结构”三维嵌入的分析框架

“嵌入”不仅是静态的连接状态，更是动态的发展过程。从关系嵌入向结构嵌入的过渡必然伴随着一个发展过程。根据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乡土社会的行动逻辑以“己”为中心，依据血缘、地缘的亲疏远近形成层级化互动网络。^[20]具体而言，村民作为个体行动者，嵌入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这些网络涵盖了家庭、邻里、社区组织等。其中，邻里关系扮演关键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它是微观层面人际互动的核心场域，构成了村民日常生活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又是宏观层面公共性社区的组成部分。而睦邻组织作为联结村民个体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关键支撑，既是人际信任的载体，也是公共治理的基本单元。由此，本研究构建了“关系—组织—结构”三维嵌入分析框架。

在关系层面，关系性空间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压缩集束。^[21]在农村社会治理场域中，存在村民之间以及村民与村级组织、乡镇政府之间的多种社会关系。若要在基层稳定开展社会工作，需依托村庄治理体系及村民人际关系网络，在实践上进行关系嵌入。具体而言，一方面，社会工作者(以下简称为社工)需深入了解权力治理体系中的关系，即镇政府、基层自治组织与村民之间现存的政治关系。另一方面，社工要了解村民之间的亲属血缘关系网络，并借助个人关系网络发挥动员作用。社工作为乡村空间的外来者，不应仅局限于进入物理空间，还需融入社会关系空间，通过与村社组织、村民建立心理联结，将工具性联结转化为情感性联结。该转化有助于社会工作项目在乡村的落地实施，社工能高效动员村中主体力量及资源，完成任务目标。

在组织层面，组织嵌入呈现双向嵌入特征。通过“上嵌”于政治体系以获取党社关系的合法性发展空间^[22]，“下嵌”于社区及居民建立社会认同^[23]，这种双向嵌入模式有效缓解了“国家—社会”二元结构张力。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作为社区治理的中间枢纽，它承担着整合碎片化资源与组织集体行动的核心功能。其运作机理既需保持专业自主性，又需实现与地方性知识的适应性调适。社工无法单独完成社区共同体的构建，需要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资源支持，将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中间载体，发挥联结枢纽功能，使碎片化的个人资源转化为集体行动。

在结构层面，结构嵌入反映出在特定的社会网络中各行动主体间的结构特征关系。^[24]有学者以“统合治理”为研究视角，探讨党与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中的互构机制，强调机会空间对社区行动产生、发展和维持的影响。^[25]例如，在党建引领下，社工组建村民议事会等社区社会组织，为村民自组织行动提供机会空间，使村民能够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本研究所指的“结构嵌入”强调在关系嵌入与组织嵌入的基础上，社工与所处网络结构中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乡村场域中原有的村社组织、村干部、村民以及乡镇政府与社工之间的互动，同时再造乡村公共空间机制，构建社区公共性。

综上所述，结合农村睦邻服务项目的实践观察进行理论调适，本研究构建“关系—组织—结构”三维嵌入分析框架(见图1)。该框架为理解社会工作从不同维度嵌入乡村睦邻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点。关系嵌入是组织嵌入的前提基础，组织嵌入是结构嵌入的关键载体，结构嵌入是最终结果。“三维嵌入”并非社会工作技术机械地应用或执行，而是专业力量嵌入乡村邻里情境的动态演变过程。社工与邻里关系网络相互塑造，通过关系、组织和结构的三维嵌入，吸纳和培育新的治理力量。本研究旨在通过梳理社会工作项目的实务过程，阐释这一内在机制。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地点的选择

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研究者于2023年9月至2025年1月，先后六次前往J村开展调研，分别在项目推进的不同阶段开展多次实地观察与访谈活动。在实地调研过程中，通过目的性抽样选取19名研究对象，分别为14名当地村民、3名项目社工及2名基层乡镇干部。为规避自然地理变量对研究效度的影响，研究者将村落空间划分为8个方位区域，采用系统抽样法从各方位随机选取1组邻里单元，共计获得8组有效样本。样本群体平均年龄为52.68岁，其中女性占比60%。同时，在与村民互动中，通过翔实的观察笔记和访谈记录，呈现项目实施前后的邻里生活面貌以及项目的服务成效；并长期与该项目的社工和当地干部保持联系，追踪最新的动态资料。访谈资料的编码规则为：访谈日期+身份＋姓名首字母。

本研究以华北地区G县Y镇J村(以下简称J村)社会工作项目实务为研究案例，相关信息均为调研所得，涉及的县、乡镇、行政村地名和人名均以首字母编码形式做匿名化处理。自2018年以来，J村由自然村向行政村合并转型，现已合并成为行政新村。作为华北地区典型的农业聚落，J村社会形态呈现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乡村治理转型的阶段性特征。截至2023年底，J村落总面积约0.89平方公里，住宅区面积0.4平方公里，全村农业户籍占比95%以上，常住人口约200人，村干部有6人，辖1个村民小组。该村以小麦、棉花、玉米等旱作农业为主导产业。村民生计模式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兼有外出务工、禽类养殖等多元收入来源。村域商业服务体系包含机动车维修、农资供销、家电专卖、便民商超及餐饮服务等基本业态，有效满足了社区日常消费需求。

研究场域选定J村主要基于典型性抽样原则。其一，该村在人口规模与空间结构方面具有北方平原村落的代表性特征。其中50岁以上群体占比达65%，凸显出老龄化社区特有的强关系网络需求。住宅呈现典型簇群式布局，形成以院落为中心、辐射前后巷道的地理空间特征，客观上为高频次面对面互动创造了条件。其二，该村的经济形态决定了村民间需要基于生产互助的强连接关系。该村以传统小农经济为主导，主要作物包括玉米、小麦及棉花，农业生产仍维持家庭联产承包制下的协作模式。尤其是在秋收(9—11月)与春播(3—4月)两个农忙时期，村民之间形成合作生产关系，互助特征明显。农闲时段呈现“候鸟式”兼业特征，村民多选择就近县域零工就业，由此催生出“日间务工—夜间返村”的新型钟摆式人口流动模式。这种传统农业社区向半工半农转型的过渡形态，不仅深刻重构了乡村社会的互动机制，更集中反映了当前中国北方农村普遍面临的社会关系网络嬗变以及村庄治理压力增大的困境。因此，对J村邻里关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三、项目概况与实践成效

Y镇政府于2020年启动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工程，通过财政专项扶持、组织架构优化以及岗位专业化设置，系统性地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社工站主要以“政府购买、项目运作”的模式开展服务。“两邻坊”社区营造项目因有专业社工介入且契合政策导向，获得了市级项目的支持。经分管社会工作的镇长、各地区管理书记以及各村党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协商，确定在J村实施“两邻坊”项目。作为Y镇社工站规范化建设的重点项目，该项目于2022年6月正式施行，并取得了重要的实践成果。

(一)项目概况：“两邻坊”社区营造

“两邻坊”社区营造项目的启动仪式邀请了镇长、管理区书记、村“两委”成员、专业社工及村民代表等多元主体参与。项目选取农闲时节与大学生暑期返乡窗口期，整合行政资源与人力资本，构建起“镇政府—村委会—社工—村民”四方关系协同机制。在项目实施周期内，专业社工团队与基层自治组织历经融入期建立信任、探索期需求评估、服务深化期项目执行和优化提升期四个发展阶段，形成螺旋式上升的社区干预路径。

在项目探索期，项目社工通过开展需求评估，深入了解村民对于邻里关系发展的愿景，明确了乡村睦邻建设的概念内涵，即聚焦于邻里互动基本单元，以邻里关系重构为起点，以村庄共同体培育为最终目标的系统性行动,主要涵盖重构关系网络、激活组织主体、再造公共空间三个维度，其实质是专业力量与村级组织体系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创新性融合。

项目执行过程呈现出阶段性的创新活动成果。2022年7月中旬首次举办“夏夜捉金蝉”主题竞赛活动，采用邻里组队的参与模式，村民覆盖率达到 80%。2022年10月，策划首届“农民丰收节”，依据地理邻近性原则拓展参与群体，吸引周围两个村庄的村民加入。截至2024年底，“农民丰收节”活动已连续举办两届，并被确立为年度标志性文化节日。2023年初，社工组织培育本村村民的线下睦邻小组，赋能邻里关系调解工作。此外，社工还与村委会协商成立“红邻书记”微信群，将其作为社会关系网络的数字化延伸，以联结外出务工人员。2023年12月，“冬至邻家乐”包饺子大赛突破村域界限，实现三村联动。2022年至2024年，项目期间累计开展5次主题食育活动，整合2家爱心企业资源，向失能群体、留守老人、低保家庭定向配送1000个“爱心水饺”。同时，社工培育“睦邻小组”，创新设计“预防＋调解”体系，完善社区社会组织管理机制。通过上述活动，达成邻里互动增加、邻里互助行为增多、邻里支持体系强化的效果。在乡村睦邻建设推进过程中，邻里互动场所逐步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得到培育，乡村公共性得以塑造，村民对村集体参与度与认同感均有所提高。

(二)实践成效：构建三重治理效能

经过社会工作嵌入乡村治理以及乡镇社工站的专业化运作，社会工作项目在关系、组织、结构三个层面分别产生了三重治理效能。

1.“镇政府—村委会—社工—村民”四方关系协同机制

项目在实施中构成了J村社会关系网络“镇政府—村委会—社工—村民”四方关系协同机制。项目通过政府主导的启动仪式确立合法性，社工联合村干部发掘村内“能人”，借助“熟人社会”网络建立关系信任，完成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本研究所指的“能人”，其特点为热衷于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具备某项技能或特长，且拥有一定的话语影响力。在项目实施进程中，“能人”主要包括退休村干部、退休教师、对唱歌跳舞有兴趣爱好或具备相关特长的中老年人，以及德高望重的长者。通过挖掘这些“能人”，并实施相应的激励举措，促使其成为社会组织中的领袖或骨干成员，动员其关系网内的村民参与社工组织的活动。村民从社工组织的活动中受益后，便会主动参与其中，从而形成“政府引导—村委执行—社工赋能—村民响应”的闭环。

镇政府主要扮演引导者与资源供给者的角色。在项目开始实施的融入期，社工要深入传统乡村开展工作，需具备相应合法性，得到政府部门等正式组织的支持。社工整合镇政府资源，将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融入活动中，使相关活动获得广泛好评。之后，政府由单独购买服务向与社会工作机构合作转变，从而提供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的专业服务。

在政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政策指导下，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社会工作服务站等载体，我们有组织地开展服务。“两邻坊”项目获得了市级项目招投标的支持，最终确定于J村实施。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会全力支持。(20241019副镇长FYH)

村委会扮演服务带动者与牵头者的角色。在项目探索期，即便有政府正式文件予以支持，社工在实际工作中仍未获得村民的信任。为此，社工细致观察村中党员开会的情形，发现村干部群体是推动项目成功发展的关键因素。由村党组织牵头，凭借“熟人社会”的资源优势，发掘村中的“能人”向周边村民介绍社工服务内容。项目社工通过激发“能人”的集体荣誉感和使命感，使其发挥带头作用，之后他们通过动员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让更多村民了解社会工作项目。

平时在城里帮子女带小孩的老人，周末都把小孩从城里带回村。大家不知道让小孩们玩啥，还怕他们私自下河游泳。社工提议可以周末在村里开展一些活动，让孩子们参与。我们向社工学习之后，向上级政府申请批准活动，镇里同意给小孩们办一些有意思的(团建)活动。(20241220村主任JWB)

社工担任服务设计者与专业提供者。作为专业服务的提供方，社工除了按照合同履行义务，也根据乡村的实际需要与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开展合作，共同成为“服务设计者”。同时，联合乡镇的暑期返乡大学生志愿者，统筹乡镇拥有的优势资源，每周为困境儿童家庭开展约两次家访活动，以了解群众的真实需求，并据此制定服务计划。社工通过专业赋能技巧培养村民骨干，推动农村社会工作实现在地化发展。在项目服务深化期，按照村民的需求，社工进一步提供专业化的指导和参考意见，以农耕、农趣、农味的仪式为依托，在村文化广场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社工与村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加强，乡村睦邻建设得以持续维系。

农民丰收节期间，村里人员密集，我认识一些电动车销售商，借此机会相互合作。他们为我们的活动提供了奖品、瓶装水、摊位、遮阳伞、代步车等资源。(20231008社工JB)

在关系协同机制里，村民作为关键主体，扮演着服务响应者与反馈者的角色。在乡村社会中，村民与社工形成双向互动的交流模式，而非单一方向的输出与服从模式。村民从社会工作项目中切实获益后，才会对该项目予以认同，进而配合并支持后续工作的开展。一些村民开始将邻居视为非正式的支持网络，在遇到烦恼时向他们倾诉，通过这样的交往，人际关系逐渐得到加强。

村里人平常都各忙各的，街坊都不在家。但一到冬天，出去干活的人就很少，社工举办了有趣的活动，我们聚在一起，干什么都有意思。(20231006村民JBQ)

综上所述，在实施进程中，社工自始至终发挥着串联贯通作用，联合镇政府、村委会、村民等多元主体进行互动，社区治理主体的力量不断扩大，构建了“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居民参与”的治理生态。乡村睦邻建设取得一定成效，这标志着“镇政府—村委会—社工—村民”四方关系协同机制确立。

2.社区社会组织双重赋能体系

为使服务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并做到邻里互助全覆盖，社工通过培育村庄内的积极分子组建3支社区社会组织——“睦邻小组”、“锣鼓队”与“爱心厨娘团”。在睦邻项目的实施进程中，社工开展组织培育工作，并构建社区社会组织的双重赋能体系。

第一个赋能体系是对既有自组织进行专业化和规范化改造。村庄原有的纠纷调解小组负责人都处于兼职状态，且并非科班出身。原纠纷调解小组有5名核心成员，2022年，为响应政府“和美乡村建设”的号召，该小组正式更名为“睦邻小组”。在自组织专业化改造方面，一方面社工联合村委会对组员构成重新调整，并挖掘村庄中的骨干，由村内一名退休的司法工作人员担任组织负责人；另一方面，以地缘关系为依据，在村庄的5个方位分别选举一名“睦邻主理人”，随后吸纳10名新组员。“睦邻主理人”是在“家门口”的第一道防线，承担着防止矛盾升级、促成当事人自愿和解的核心职能。

我除了担任“睦邻主理人”，还负责村中低保户与困境儿童的相关事务……还获得了最美“主理人”称号，上了村里的光荣榜。(20241205村民JWS)

在自组织规范化方面，纠纷调解过程遵循一套标准化条例规范，成员均接受过专业调解人员的系统培训。在正式调解时，镇政府会派驻司法人员全程参与，给双方人员普及相关法律知识，保障协商过程的专业性与合规性。自接受社工专业化赋能后，“睦邻小组”已在本村正式处理了3起村民经济纠纷。此外，社工为这些“睦邻主理人”提供专业知识赋能，鼓励其参加县法院组织的纠纷调解培训。县法院制定了制度性较强的《调解纠纷六步走》手册，社工与村中“睦邻主理人”共同优化手册内容，并制定了一本专用手册，以便开展工作。

社工来之后，我们的事情(做得)很专业，对村里很有价值。平时没事我桌子上就摆着一本(手册)，若有需要查询的信息，可随时翻阅。(20231009村干部JL)

第二个赋能体系是新建社区社会组织的在地化再造。在项目初期，乡镇政府支持和引导相关专业人士下乡进村，通过优化原有的传统单一治理体系，结合乡村真实需要的服务，培育社会组织。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响应为农村增活力的政策号召，社工鼓励社区“能人”发挥余热，组建文化队伍，为村庄提供多样化的文化服务。2023年“锣鼓队”“爱心厨娘团”正式成立，社工为其提供市、县两级的既往活动信息，并引导组织内部安排分工，编排地方戏曲、传统秧歌等节目，在县里春节、中秋等节庆活动中展示。“爱心厨娘团”于每年重阳节与冬至，以集体包饺子的方式向村里的空巢老人、留守老人传递关怀与温暖，通过集体文化实践，强化社区社会组织成员的身份认同与集体意识。

县里春节有扭秧歌和锣鼓巡演车队表演，没想到我们也能去参加。社工帮我们报的名，还找来以前的视频学习。后来社工做(剪辑)的视频发到网上，都说特别棒，家里人都很支持。(20241009村民YXM)

3.公共空间机制再造

社工联合村民小组通过线下搭建基础设施与线上培育“网络邻居”，实现公共空间再造。该机制借助双轨渠道并行，即通过搭建“友缘小屋”公共空间和线上“红邻书记”微信群这两个公共参与平台，进一步推动多主体共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公共空间营造的功能设计包含代际交流模块、事务协商模块和文化展演模块。通过发挥上述模块功能，村民的公共参与感和归属感得以增强，基层治理由松散的单一主体治理模式向紧密关联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转变。

在代际交流模块方面，社工进一步优化公共空间的社交活动，实施全龄段村民活动计划，构建分龄社交圈层以形成良性互动。

我家的小孙子愿意去那个小桌子上玩纸牌游戏。我们老人拿着扇子在那坐着，可以一边照看孩子，一边拉家常。(20250107村民ZY)

在事务协商模块方面，村干部在线上发布“友缘小屋”的协商事务，并带动村民小组、睦邻小组在线下商议村庄公共事务，形成年度有效决议12项，提升了村组织自治效能。

在文化展演模块方面，友缘小屋外的广场上曾举办“锣鼓队”文艺彩排、“睦邻集市”及“农民丰收节”等文化节活动，还开展过公益义剪、自家种植蔬菜交换、爱心食物配送等活动。居民之间借助日常互动优化自家生活资料的配置。

我们村的“睦邻集市”得到镇上的支持，啥活动都有，大家都挺高兴的。(20250120村民ZY)

除了线下基础设施的搭建，“网络邻居”的构建也取得一定成效，该方式突破了地域与空间的限制，拓展了事务协商模块的功能。在项目实施中，建立了175名成员的微信群，社工联合村民小组投票直接选举产生了一位“红邻书记”，由具有管理经验的J村党员担任。他每月初都会收集村民关心的问题，征集他们希望举办的活动，并将推进措施与完成时限发布到群里。

平常不见面的人通过群里的活动联系也多了。大家会为了举办一次活动而献言献策，尤其是那些热情的奶奶们，一下就带动他们整个家庭在群里活跃起来。(20241014社工LH)

“网络邻居”这一议事平台鼓励村民走出私人领域，也使在外的村民“线上回村”，共同讨论和解决他们关心的问题，从而增强了村民的自我效能感，也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暖心服务。

四、“关系—组织—结构”三维嵌入：社会工作助力乡村睦邻建设的行动逻辑

上述实践成效是由社工与乡村主体通过关系调适、组织重构以及结构优化而实现的协同演进。乡村空间是汇聚村民各类社会行为的关系场域，对空间场域的介入不仅是物理空间的介入过程，同时也是作为社会关系载体的社会空间的介入过程。通过“关系—组织—结构”三维嵌入，社会工作与乡村场域的治理主体最终实现乡村睦邻建设。在这一进程中，该项目所培育的社区社会组织成为一个关键枢纽，为村民提供了自下而上的参与渠道，达成了微观人际关系与宏观公共治理的有效衔接。下文将对上述治理实践效能的成因进行阐释。

(一)关系嵌入：专业关系与生活关系的双重构建

以“关系”形态为主的日常生活构成了中国社会基本的民情和行为方式，成为国家和正式制度的社会基础。^[26]在农村的熟人社会结构中，乡村民俗文化影响深远，村民间的互动遵循着村庄内部的规则和约定。这种交往根植于互惠互利原则、人情往来与强信任，特别强调“自己人”圈子的重要性。关系嵌入机制通过制度性支持与非正式互动双重路径，实现专业服务与乡土规则的有机融合。

本研究所指的关系嵌入有两层含义。一是专业关系的制度化建构，包括与原有乡村治理体系建立正式的专业关系。即社工与乡村治理中的多元主体所建立的专业联系，其中融入了社工的技术手段及价值伦理。首先，社工与乡镇政府之间的关系从以往社工听从政府指令的“单向嵌入”模式，转变为协同共商的“双向互嵌”模式。社工所秉持的专业价值观与方法，影响着民政部门的活动开展与政策实践。由于吸引了更多人参与，该模式得到了镇政府领导的认可。其次，针对农村“三留守”群体，社工向村中民政事项的负责人讲解社会工作中个案管理模式的应用，进一步规范服务过程，使其能够为本村“三留守”群体提供精准服务。

以前我得自己上网搜罗这些(救助)政策，现在参加了社工开展的培训，学到了一些实用技巧。(20230915村干部MX)

二是生活关系的在地化培育。社工巧妙地借助当地乡贤的力量，与村民在日常活动中建立生活关系；并充分发挥农村特有的社会关系优势，联动村民的家人、邻居及好友参加集体行动，促使他们产生参与合作的意识。在乡村社会交往中，村“两委”干部、村办企业主、宗族长老等“地方精英”往往是强关系网络的中心节点。相较于信任陌生人，村民们更倾向于信赖自己的熟人。社工通过发挥“地方精英”的联络优势，使得村民对他们的关系信任转化为对社工服务的认同性信任。社工将专业伦理与“自己人”关系网络相衔接，构建起基于互惠规则的情感共同体，通过参与日常实践，与村民亲属网络形成深度互动；并借助互惠性交往强化情感联结，为专业合作奠定信任基础。

看到村党支部书记他家里(妻子)参加小组活动，我们也去(参加)。社工真的给我们这些岁数大的(老年人)帮助。我经常去问社工需要我们做点什么？(20230928村民WJL)

(二)组织嵌入：社区社会组织赋能

借鉴“嵌入式党建”理论范式^[27]，本研究中的组织嵌入是指社工运用专业知识与价值观，培育社区的社会组织并为其赋能。社工培育互助性的“睦邻小组”，构建起一种“向上”与政府等多元主体相联结、“向下”深入村民群体的关键枢纽，这是社会组织双重赋能体系得以顺利构建的原因。原来村中的自治组织只有村委会和村民小组，而社工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赋能体系，通过“专业化改造”克服了既有组织解决问题能力不足的困境，为村庄治理提供了专业支撑；通过“在地化再造”解决了新组织脱离乡土的问题，为村庄治理注入了本土活力。

农村社会低龄老年人的休闲娱乐需求日益凸显，社会工作需要借助其他组织的资源开展睦邻建设，包括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在正式组织层面，政府的政策支持、制度保障与资源投入贯穿于项目服务全周期。在非正式组织层面，通过服务对象的广泛参与，提高服务成效，增强受众群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归属感，社区社会组织在村庄事务中可以更好地发挥自主力量。典型案例显示，针对街坊邻里乡道晒粮容易引发道路使用冲突问题，社工从预防邻里矛盾出发，引导睦邻小组制定场地错开使用方案，形成“收割预警—资源共享”的弹性管理机制。

睦邻小组的成员预先开展宣传工作，在收割前，彼此告知，使大家错开时间收割玉米。现在割玉米都是互相帮忙，协商使用晾晒场地。(20231004村民LQT)

从社工带动村民参与，到社区社会组织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培育村庄内部的社会组织，能使联结松散的个体形成一个共同体，同时满足村民多样化的需求。

(三)结构嵌入：社区公共性的重构

基于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社区公共性制度约束村民行为，而村民的互动又反过来影响这些制度。结构嵌入是以组织嵌入过程中培育的组织为中介，构建公共空间，将分散的治理主体纳入统一的协商框架，推动“原子化”个体向“共同体”转化，将乡镇政府、村庄、社工和村民等多元主体结合起来处理村庄公共事务。邻里之间的交往需要嵌入到乡村社会关系的网络中，而社会工作通过干预社区资源分配和人际关系来改变网络结构，促进邻里互动。通过创建“友缘小屋”和“红邻书记”微信群等议事公共空间，建立协商反馈机制，成功将70%的民间纠纷纳入制度化调解渠道。

自从村里采用“公开听证—多方见证”程序后，镇政府也大力宣传该方式。镇上综合治理中心的协议执行率从55%提升至94%，重复纠纷发生率下降至82%。(20231006社工LH)

虽然一些邻里冲突问题可能与政府决策等外部环境相关，需要多元化的行政手段加以解决，但是通过公开讨论“一事一议”，依托公共空间的非正式交流场景，睦邻小组让群众了解情况、参与决策并为其提供真实反馈，能有效达成双方和解。此外，“农民丰收节”“睦邻集市”“爱心饺子”等活动是组织成员以组织集体身份开展、链接外部企业的资源支持，在乡村中构建资源链接与文化信任的双重支撑。以“熟人信任”为基础，通过持续开展乡村睦邻活动，从最初仅有几户人家参与，到如今参与人数初具规模。

通过“包饺子”等文化活动，将“慈善＋组织”的理念结合起来，争取得到慈善企业的支持，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提供持续性的资源支持。(20241210副镇长FYH)

本研究所指的“结构嵌入”既是为打造社区公共性所采取的手段，也是乡村睦邻建设所追求的最终结果。社工设计并实施了诸如“农家乐”“社区能人培育”“邻里互助小组”等具有发展性的服务，旨在培养乡村社会组织的能力，进而提升乡村治理的能力。将邻里关系与村庄治理机制有机结合，培育村庄治理共同体，从而实现结构的重塑。通过专业性的探索，结构嵌入实现了社会工作与村民生活的耦合发展，在乡村空间中嵌入了一张公共性质的多元主体治理网络。

五、结束语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社会工作作为专业介入力量，在农村场域中的功能定位与实践价值日益凸显。研究表明，社会工作在完善民生保障体系、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及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等方面彰显出独特的专业优势。^[28]然而，面对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结构性张力，社会工作服务亟须通过系统性改革提升服务效能。本研究基于嵌入理论框架，选取华北地区J村社会工作项目为研究案例，系统构建“关系—组织—结构”三维嵌入模型，着力探索社会工作参与乡村睦邻建设的实践路径与机制创新。

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语境下，学者们对社会工作主体性建构的研究有两种典型路径：其一为政府购买服务框架下的政社互动模式，该模式经历了从“单向嵌入”到“双向互嵌”的范式转换^[29]，深刻映射出“国家—社区—社会”三元关系的动态调适过程；其二为社区自组织培育导向的社会动员机制，既有研究或从责任共同体视角解析邻里关系重构，或基于“制度—生活”分析框架解构基层社会秩序。^[30]本研究通过聚焦乡村社会的基本互动单元——邻里场域，将邻里关系与乡村社会治理进行有机衔接，系统呈现了社会工作从专业技术嵌入到社区公共性建构的跃迁路径。首先构建“镇政府—村委会—社工—村民”四方协作关系机制；继而借助“专业化改造”与“在地化再造”双重赋能体系，培育“睦邻小组”等社区组织，构建个体与社区之间的联结纽带；“友缘小屋”“红邻书记”微信群等议事平台的搭建属于乡村公共空间的“再造”；最终通过治理结构重塑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嵌合”于乡村治理结构体系。

在理论贡献方面，本研究有效拓展了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理论维度。相较于既往研究多侧重于宏观层面的本土化路径探讨^[31]，本研究通过实例深化了滕尼斯关于“共同体维系需要持续性生活实践”的经典论断。具体而言，“新本土化”实践框架强调，在党政系统提供制度保障的前提下，社会工作应从公共生态建设、可持续生计发展及社区生活重构等综合维度入手^[32]，实现专业性与本土性的辩证统一。本研究所构建的“关系—组织—结构”三维嵌入模型，将外在专业服务与内在乡土逻辑进行调适，以邻里关系的双重属性为出发点，构成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共治”的行动情境，为农村社会工作研究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厚度的分析视角。这种“三维嵌入”兼顾了多方主体的关系，形成政府、村委会、社会组织、村民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新格局，将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主体的关系由以往工具性视角的“单向嵌入”转变为共同体视角下的“四方协同”思维，既促进了邻里关系的良性发展，又很好地提升了基层社会的治理效能。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在案例选择范围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J村作为熟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典型样本，其社会工作实务经验对理解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关系变迁具有重要参照价值。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探讨社会工作如何通过正式制度创新与非正式日常生活逻辑的平衡机制，构建适应现代农村社区的新型治理体系，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