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2019年，中国精神障碍患病率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任何一种精神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16.57%。^[1]同年，我国总人口数约为14亿人，其中19岁以上人口占比为78.34%。^[2]以这两组数据为基准进行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大约每6名成年人中即有1人罹患精神疾病。面对精神障碍患者人数众多且患病率高的现状，国家进一步提高了对精神健康服务的重视程度。

为推动精神障碍患者更好地回归并融入社会，2022年12月，《民政部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中国残联关于开展“精康融合行动”的通知》，明确指出需推动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服务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同伴支持服务即为此项行动中的内容之一。^[3]2023年12月，由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与中国残联联合发布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资源共享与转介管理办法》，再次强调社区康复机构必须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同伴支持服务。^[4]由此可见，同伴支持服务已成为当前国家政策明确要求必须实施的一项社区康复服务。现有研究已明确验证，精神障碍同伴支持服务能够引发三边效应，对精神障碍患者、同伴支持工作者及服务提供者均产生了深远影响。^[5]

在政策贯彻要求及同伴支持服务所产生的显著作用下，精神障碍同伴支持员作为关键角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关于精神障碍同伴支持员的产生机制存在诸多疑问。精神障碍同伴支持员是如何培育的？在培育过程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精神障碍同伴支持员如何看待自己？鉴于此，本研究聚焦于上述核心问题，选取Q市C区农村户籍且在农村居住、生活的精神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索将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培育为同伴支持员的路径，期望为此提供策略性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一)精神障碍同伴支持

精神障碍同伴支持是指由具有相似精神疾病经历的康复者相互协助，通过提供情感交流、信息分享和行为引导等方式，协助精神障碍患者缓解病症、增强自我效能感，促进其心理与社会功能恢复。这一模式作为一种社会支持型干预方式，近年来被广泛引入社区康复与精神卫生体系。

精神障碍同伴支持的萌芽可追溯至20世纪初。精神科医生Harry Stack Sullivan最早强调需要重视同伴支持在精神障碍康复治疗过程中的作用。^[6]20世纪40年代，由精神疾病康复者组成的“我们并不孤单”小组，通过自愿组织来帮助住院患者重新融入社会，标志着精神障碍同伴支持从理念走向实践。20世纪50年代，美国“去院舍化”运动推动了精神障碍康复服务从医院向社区转移，由康复者组成的社区互助小组尝试以非专业身份帮助其他患者。20世纪60至70年代，伴随服务使用者运动的发展，“自助”和“参与式康复”理念逐渐确立。服务对象积极参与康复过程、分享经验，形成有组织的同伴支持网络。20世纪80年代后，精神障碍同伴支持逐渐获得主流社会认可。20世纪90年代起，欧美多国通过立法将同伴支持纳入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其从“补充服务”走向“核心支持”。^[7]在中国，伴随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的逐步发展，近年来同伴支持被纳入社区康复服务实践，成为推动精神障碍患者社会功能重建的重要力量。^[8]

同伴支持之所以得到广泛推广，源于其在精神障碍患者康复中的多重作用：对精神障碍患者本身内在、外在的效益；^[9-10]对同伴支持员本人的赋能；^[11]对精神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促进等。^[4]非专业支持员与专业人员在康复服务成效上差异不显著，体现了其在基层服务中的潜力与可持续性。

我国农村地区的精神卫生医疗资源较为匮乏，专业人员不足，医疗服务难以覆盖。在此背景下，发展农村本土化的精神障碍同伴支持员体系，既能扩大服务的覆盖范围，又能提升服务的可接受性。作为“从患者中来、到患者中去”的实践模式，同伴支持不仅是一种干预手段，更是一种社会参与机制的创新。

(二)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康复服务

近年来，农村精神障碍问题日益受到关注。2020年的数据显示，职业为农民的精神障碍患者在六类职业中占比最高，超过50%。^[12]医疗资源匮乏是影响农村地区精神障碍患病率持续走高的首要因素。此外，服务体系单一、多样化康复服务缺乏、社会支持薄弱、家庭经济负担重等因素均对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康复造成影响。^[13]精神障碍患者的生活质量普遍低于普通人。精神疾病症状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明显损害作用，负面情绪、家庭关系不和睦、消极自我评价都会随着患者症状变得明显而加重，而增加社会支持能显著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14]在这一背景下，探索更为科学有效的康复支持模式成为关键议题。“倍慈模式”是以社区服务为基础的综合康复服务，能够有效地缓解医疗资源浪费和家庭经济负担问题^[15]，其在河北省易县农村地区实施后，患者在生活自理、社会参与和整体健康方面均得到明显改善。^[16]因此，提高农村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支持和康复干预成为提高其生活质量的有效路径，而同伴支持作为一种能够激发康复者主动性、增强社会融合感的干预手段，可逐步成为社区康复服务的重要支柱。

(三)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服务

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服务作为我国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源于对精神障碍患者“去机构化”管理理念的逐步落实。自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颁布以来，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服务被正式纳入法治框架，为社区康复的推进提供了法律依据。^[17]随后，精神卫生政策体系不断完善。2020年出台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规范》详细规定了服务对象、流程与干预内容，涵盖服药管理、生活技能训练、社交技能及职业康复等多个维度。^[18]在政策推动下，社区康复服务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丰富。例如，社会独立技能训练程式和社区综合康复干预，都能明显改善患者的康复状态和社会功能情况。^[19]此外，自我病耻感是影响患者复元水平的重要因素，其影响着患者对社区康复服务的使用情况。因此，降低病耻感成为提高患者个性化社区康复水平的要素。^[20]

然而，尽管政策力度不断加大，社区康复服务体系发展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按照《民政部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中国残联关于开展“精康融合行动”的通知》设定的目标，截至2025年底，要实现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旗)开展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服务，登记康复对象接受规范服务率达60%以上。^[3]而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仅5万余人，缺口超10万人。^[21]以上数据反映出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服务网络不健全和专业人才缺口问题突出。2019年，广东省精神卫生机构住院患者现状调查数据显示，精神科床位使用率高达144.7%，长期滞留率为59.59%，反映出社区接纳与服务功能尚未有效发挥。^[22]国际上，“去机构化”逐渐成为主流趋势，强调将精神障碍患者安置于社会环境中接受支持性服务。^[23]然而，受康复模式单一、康复服务公共参与和多元化服务不足等因素影响，我国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服务呈现出“再机构化”趋势。^[24]患者在回归社会过程中，仍普遍面临复发率高、社会融合困难与康复资源匮乏等问题。^[25]

因此，引入同伴支持机制成为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服务的有力补充。在资源不足、病耻感显著的现状下，同伴支持服务不仅可弥补专业人员缺口，也能作为促进患者复元、提高自我认同与缓解病耻感的重要手段。

(四)能力建设理论视角

能力建设是促进弱势群体社会融入与自我发展的一项核心路径。弱势群体通常指缺乏相应途径来改变自身生活处境的群体。^[26]而精神障碍患者则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常面临治疗周期长、复发率高以及社会歧视等多重压力。在能力建设框架下，弱势群体的能力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学习能力，即通过持续学习形成应对变化的知识体系，提升个体素质与自主性；二是适应能力，强调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的角色重塑与融入；三是竞争能力，通过激发个体主动参与社会的意愿，逐步获得更公平的发展权利。^[26]

精神障碍同伴支持员是指有精神障碍患病经历，且目前处于稳定康复期的个体，其通过自身经验为其他康复者提供情绪支持、信息分享和经验陪伴等服务。^[10]精神障碍同伴支持员作为特殊的服务提供者，其能力建设不仅关乎自我康复，更直接影响同伴支持员对他人康复过程的支持效能。20世纪90年代，Anthony首提“康复”概念，强调精神疾病康复的重点在于帮助患者实现有意义的生活，而非仅关注临床症状缓解。^[27]Kopelowicz和Liberman进一步明确了康复应包括社会功能的持续改善，如就业、社交、家庭角色履行与日常生活自理等。^[28]美国药物滥用与精神健康服务管理局将精神障碍同伴支持员的能力建设归纳为五大核心要素：真实的复元经验、系统化培训、持续督导、伦理规范遵循以及文化适应与公平性保障^[29]，为同伴支持员能力建设提供了理论参照。

三、研究方法

(一)定性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收集、分析和解释资料以展开研究时，已拥有丰富的资料，且收集方式多样，包括研究者观察、与一线实务工作者、康复者家属、同伴支持员的访谈，以及相关工作资料(如计划、过程记录等)。这些资料主要来源于研究者自身的观察、记录和反思等，旨在展示该项服务及其发展、变化过程。因此，质性研究方法是最合适的研究方法。

(二)行动研究方法

莫特勒称行动研究为“实务导向的行动研究”，强调基层教育工作者要探讨实际教育问题的答案，促成实践行动，产生实践效果，而非哲学思考。^[30]行动研究旨在提高研究者自身的专业判断能力，提出更好、更有效地实现教学目标与教学理念的具体措施与手段。它聚焦于解决具体问题，并对现有问题提出创造性解决方案。因此，行动研究者是具有研究目的的行动者，需要基于实际参与和观察情况从研究视角提出解决策略。

2021年至2025年，作为Q市C区精神健康综合服务中心的同伴支持服务督导，笔者在行动过程中见证了该中心患者成为同伴支持员后成功回归社会的案例。在与康复者交流时，他们表达了对同伴支持员培育服务的感激，认为正是通过参与该项服务，提升了自身的能力，学会了照顾自己以及与家人和同事相处等。因此，笔者作为研究者反思了同伴支持培育服务在康复者能力建设上的价值，将研究与行动及反思相结合，运用行动研究法的循环逻辑“计划—行动—反思—再行动”，探讨农村精神障碍同伴支持员的培育过程。

四、行动案例的“过程—事件”分析

(一)行动研究地点选择

本行动研究的地点为Q市C区，以该区的社区精神健康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C中心”)项目作为研究的主要载体。C区的行政村覆盖了全区79.8%的地区，而农村人口数量则占全区人口总数的60.38%。在全区持有精神障碍残疾证的患者中，农村人口的比例高达80.33%。 ¹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培养的精神障碍同伴支持员患病时间较长，最短为10年，最长为42年(见表1)，全部为农村户籍，并且一直在农村居住、生活。由此可见，无论是研究的地域环境，还是研究对象本身的职业与身份特点，都与本研究的核心议题高度契合。

(二)农村精神障碍同伴支持员培育服务历程

2020年，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联合发布了《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规范》，明确将同伴支持列为社区康复的9项服务内容之一，并详细阐述了同伴支持服务的目标与具体内容。^[31]C中心自该文件发布后，即启动了同伴支持员的培育工作，至今已超过5年，其培育及能力建设路径详见图1。

1.2021年至2022年：能力建设的基础认同阶段

(1)行动背景与能力建设目标设定。从2019年起，C区便以社会工作介入为主导，探索精神障碍患者“由被服务者到服务者”的转化路径，起初以志愿者队伍培育为主要方式。随着2020年国家《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规范》的落地，C中心在2021年至2022年的服务设计中，直接囊括“精神障碍同伴支持员”培育服务，并将能力建设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设定为：通过系统的“同伴支持员”培训与实践，提升农村精神障碍康复者的个人自信、沟通技巧、陪伴能力以及康复经验的转化能力。

(2)能力建设的阶段性培育路径。第一，招募与筛选：激发参与意愿。行动伊始，社会工作团队通过多渠道宣传(如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和入户探访)发布了同伴支持员招募公告，重点招募康复状况稳定、具备沟通能力且有意愿参与社区服务的康复者。在此阶段，共有16名康复者报名参与，最终有9人进入培育实践期(见表1)。筛选原则不仅包括疾病稳定状况、生活自理能力，还特别强调参与者的主动性与康复动机，这一标准为后续的能力建设奠定了基础。第二，能力培训：聚焦实操与共情技巧。在培训阶段，社会工作者(以下简称为社工)采用了结构化培训+情境演练的方式，围绕4个能力模块进行授课和实训，具体是沟通与倾听技巧、情绪支持与危机处理、同伴经验转化能力、服务流程与伦理规范。社工通过标准化培训手册与签到记录表，记录参与者学习出勤与阶段成果，并设计前后测问卷。其中，在“同理心倾听”与“自我表达信心”两个维度，参与者平均得分从培训前的2.7分和2.3分提升至培训后的3.9分与3.7分(5分制)，能力提升显著。第三，实践平台建设：以做促学、以行促能。在参与者初步具备能力后，进入实操阶段。同伴支持员以双人协作方式，协助社工开展以下社区服务：电话探访与情绪陪伴；入户陪访与活动协助；社区经验分享会参与；微心愿活动入户传递。在8个月的集中服务时间里，同伴支持员累计服务500人次，参与社区活动12场。

(3)行动策略。同伴支持员能力建设的实践采取“计划—行动—反思—再行动”的循环式行动研究逻辑。以实际操作中的问题为导向，在行动中不断修正与优化培育路径。其主要策略如下：聚焦可迁移能力，强调康复故事的挖掘、表达与共情沟通，这是构建“由受助者到助人者”转变的核心；构建支持性环境，通过社工陪伴、月度督导等，减轻同伴支持员初期焦虑；推进实操反馈机制，利用工作日志、活动前后测等评估能力增长状况。

(4)行动反思。2021年至2022年C中心的同伴支持员培育实践，体现出农村精神障碍康复者具备成为同伴支持员的潜力与愿望，初步实现了身份转化及身份认同。但在行动中发现，培训内容未能适应农村文化语境，案例与农村生活脱节，导致部分参与者理解困难。此外，能力发展节奏需进行个体化调整。不同参与者能力差异明显，需社工因材施教。在实操过程中，同伴支持员多次反馈缺乏情绪应对和服务判断方面的指导，表明支持网络和督导机制需强化。未来的能力建设需结合农村文化特征，继续聚焦“表达能力”“共情能力”“服务意识”维度，深化同伴支持员能力建设。

2.2023年至2024年：能力建设的协作进阶阶段

(1)能力建设目标优化调整。结合基础认同阶段行动反思，研究者对能力建设目标做出调整：将培训内容本土化，围绕农村生活场景设计沟通、助人及安全意识模块；分层设定成长路径，设定个性化目标，引导同伴支持员根据节奏自主成长；完善月度督导和同伴互助机制，确保服务“有疑可问”。

(2)阶段性培育路径与行动策略。第一，明确成长计划，制定个体目标。2023年初，研究者与三名核心同伴支持员(2021S1HJC、2021S4LZB、2021S3LWL)联合修订《个人成长计划》，确定成长目标和服务方向，如2021S3LWL从“配合社工”转向“独立组织活动”，2021S1HJC则聚焦于“情绪管理与服务持续性”。第二，通过多样化服务场景，锻炼实际能力。这一阶段开展探访服务近400人次，其中自主服务超过160人次，共举办生日会20场，同伴支持员完成从协助到部分主导的角色跃迁。在照顾者支持小组中，同伴支持员参与组织8场活动，承担主持与引导职责，显著增强了沟通、共情能力及自信心。第三，实用培训与情景模拟结合。研究者将培训情境设计为“农贸市场交流”“台风来临应对”“田间劳动陪伴”等生活化内容，使同伴支持员更易掌握相关技能。角色扮演和小组演练提高了参与者的学习热情与培训的实用性。第四，支持机制升级，促进团队成长。建立同伴协作机制，鼓励3名同伴支持员协同开展服务，互为榜样。督导机制升级，在月度服务会议基础上，强化现场服务督导与过程性指导。

(3)行动反思与调整。通过对前一阶段问题的反思及调整，达成了该阶段的同伴支持员培育目标。经过本土情境化的培训转变，参与者本土语境融入良好，其培训参与度高、理解力强；对同伴支持员角色认知更清晰，个人发展符合自我期望的目标，多位同伴支持员实现了从“协助”到“组织”的成长；支持系统增强，督导能及时应对同伴支持员服务过程中的疑难与困惑，同伴互助增强了团队合作氛围。当然也发现了新的问题，如同伴支持员情绪波动造成服务中断，影响服务的持续性；团队协作角色边界不清晰，主次混淆；组织边界模糊，引发角色冲突。因此，下一阶段的能力建设聚焦于服务伦理、情绪调节和自我照护等综合素养的培养，促使同伴支持员逐渐从“执行者”转变为“组织者”与“赋能者”，实现角色和身份的深度转变。

3.2025年至今：能力建设的自主成长阶段

(1)能力建设目标深化：从“被动参与”走向“自主支持”。2025年，C中心农村精神障碍同伴支持员能力建设进入第三阶段，同时行动研究循环进入总结阶段。能力建设在前两个阶段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聚焦于“角色自主性”、“服务专业性”和“反思能力”的强化。基于上一阶段所发现的服务持续性差、组织能力不足等问题，本阶段确立三大目标：一是强化角色认同，推动同伴支持员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承担”；二是提升独立策划与组织能力，增强团队协作效能；三是提高服务记录与经验反思能力，促进学习内化。

(2)能力建设路径与行动策略。第一，实务培训与情境演练并重。组织10次实务培训，内容包括情绪调节、活动组织、服务心态等。形式从传统讲授转向“参与式”教学，常用方法包括角色互换、任务模拟、现场演练等。如在“倾听技巧”模块中，通过再现服务场景，引导同伴支持员识别并解决实际问题。第二，服务实践多维拓展，激发责任意识。同伴支持员全年累计参与180人次探访服务、60户次个案协访，并独立协助30余场社区活动，逐步参与活动物资准备、流程设计、主持执行等任务。如季度生日会活动，2023S7LBW与2023S9LZZ可独立承担工作任务，体现了同伴支持员“从配角到主导”的转变。第三，同伴互助机制强化，社工角色转型。2025年，社工推动同伴支持员构建互助支持小组，由资深同伴支持员带动新晋人员，形成“传帮带”机制。如2021S1HJC主动为2023S8HDM提供经验建议，体现了从“社工引导”到“同伴互助”的转化，社工角色由“直接执行”逐步过渡为“指导支持”。

(3)行动反思。2025年，虽然在培育过程中遇到了新的挑战，但仅是在已有能力基础上的细节问题，如活动的流程掌控、文书的表达能力、培训或督导知识的转化应用等。总体而言，2025年的同伴支持员能力建设有效回应了前两个阶段的短板，通过系统性的循环推进，显著提升了同伴支持员的服务信心、组织能力与团队协作力，推动其向“自主型支持员”迈进。通过行动研究的循环机制，社会工作团队构建了“培训—实践—反思—再赋能”的同伴支持员成长闭环。

五、结论与讨论

(一)农村精神障碍同伴支持员培育具有过程性和循环性

精神障碍同伴支持员的能力培育遵循由浅入深的规律，并通过“培训—实践—反馈—督导—反思”的持续循环来渐进式实现能力提升及角色、身份认同。

在能力培育的梯度上，第一阶段的培育聚焦于基础能力的开发，如沟通倾听、情绪陪伴等，其目标在于实现身份从“康复者”到“支持者”的转变。在基础能力基础上，2023年开始立足于第一阶段的行动反思来深化第二阶段的培训内容，引入“角色认同建设”“实操能力增强”“同伴合作互动”等内容模块，初步构建起农村精神障碍同伴支持员能力建设维度框架。2025年开始，第三阶段更加注重能力建设内容的深化，特别是“服务自主性”和“反思能力”的提升，通过角色自主性、组织执行力和反思文书能力，推进同伴支持员向专业化、自主化方向发展。

能力培育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建立起相应的机制。在农村精神障碍同伴支持员的培育历程中，研究者在每个阶段都遵循“计划→行动→反思→再行动”的循环式研究逻辑，在前一阶段的反思基础上，开启新一阶段的行动计划。同伴支持员经实操平台的锻炼和社工的带领，实现了从“被服务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换，多位同伴支持员初次产生了“我也能帮助他人”的认知转变。在第三阶段，同伴支持员能够独立组织和开展服务，强调“由被安排到主动承担”的角色认同内化，形成“同伴互助组长—新人结对机制”，由资深支持员带动新人参与任务，并在社区大型活动的举办、探访和小组活动的开展历练中，实现从第一阶段的“服务入门”到第三阶段的“服务自主”的演变。同伴支持员对自身角色和身份认同的逐渐升级，就是不断循环往复培育过程的结果。

(二)农村精神障碍同伴支持员培育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文化和本土性特征

农村精神障碍同伴支持员的培育过程深受地域文化影响，体现出本土化的适应与创新特征，支持服务的内容和形式更符合农村社会关系和文化语境。

在第一阶段，研究者培训使用的课件与城镇相似，难以使参训者理解。研究者在反思之后，在第二阶段对培训内容进行了地域化更新，特别是立足于该区域农村地区的生活方式，对课件场景内容做了相应调整。熟悉的生活场景、生活事件及情境话语的转变，让同伴支持员能更直观和清楚地学习贴近生活的技能。这种明显带有当地农村社会关系、语言环境和生活情境特点的方式更受精神障碍患者喜欢，在田间地头拔草、做饭饮茶等常见的农村社交方式会让其感受到同伴支持员的关心与理解，使其更轻松自然地吐露心声，从而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并促进同伴支持员帮助其解决困难。

(三)农村精神障碍同伴支持员培育是资源有限背景下的康复创新路径

在农村精神卫生康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村精神障碍同伴支持员培育可成为促进患者康复、推动政府社区康复政策落实、拓展农村康复服务研究的重要突破口和实践抓手。

农村地区患病率不断上升且占比偏高，与农村地区精神卫生资源紧张、交通距离远、专业康复人员少等诸多不利客观条件有关。农村精神障碍同伴支持员服务可以在精神卫生客观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康复者自身优势来促进农村地区患者的社会功能康复。在本研究持续5年的农村精神障碍同伴支持员培育过程中，参与者从沉默被动到主动交流助人，从依赖退缩到积极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从自我封闭到重返社会、重获就业及生活掌控感。虽然我国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服务的相关政策已明确要求推进同伴支持服务，但是其中的关键人员是精神障碍康复者本人，而目前同伴支持员自身的能力培育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如何选拔、成员的稳定性、能力如何建设、如何获得社会认可及服务的可持续问题，这些都制约着同伴支持服务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要推动服务进一步发展，必须重视同伴支持员的长期培训和能力建设，建立完善的选拔与激励机制，加强社会宣传与推广，提升社会对同伴支持服务的认知与认可，全面发挥同伴支持服务的积极作用。

在国家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政策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加强农村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服务、助力乡村治理水平提升是农村康复服务的研究任务。本研究已经证明农村精神障碍同伴支持员的培育能够对此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回应。因此，有必要持续深化对同伴支持员培育的研究，以推动农村精神康复政策的完善。

注释

1① 相关资料均为研究者于2021年至2025年在C市调研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