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是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的经济状况难以支撑其在校期间学习与生活基本开销的学生。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2024年)的数据显示，2024年秋季学期，“绿色通道”入学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209.28万人。^[1]庞大的数据规模背后是每一个在求学过程中面临经济困境的具体个体。在其获取知识与实现梦想的过程中，经济条件的制约使其面临严峻挑战，往往需要比同龄人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克服困难。

国家通过“奖、补、勤、减、贷、助”等多元资助体系，有效保障了经济困难大学生求学期间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时，由经济困难引发的心理问题却逐渐凸显。在此背景下，教育部颁布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构建“资助育人体系”与“心理育人体系”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并将心理育人工作纳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目标范畴。^[2]目前，高校针对经济困难大学生开展的心理工作主要是以课程讲授和个体辅导的方式进行。课程讲授存在体验性不足，容易流于说教的短板，而个体咨询需要较高的时间和人力成本，普及率较低，获益的学生人数有限。因此，以提升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为目标，探索出一套既能让学生有深入的课堂体验，又能惠及更多学生的社会工作干预方法，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一)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研究现状与干预实践

1.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研究现状

经济困难作为一种典型的负面生活事件，是个体重要的心理应激源之一。这不仅意味着匮乏的物质资源和简陋的生活环境，还可能包含基本生活无法保障带来的不安全感和负性情绪，会引发个体一系列生理、心理问题。^[3]

国内大量研究证实，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普通学生。廖克莉验证了经济困难与心理问题的相关性，提出该群体因自我贬损引发自卑、焦虑、孤僻等心理问题，症状自评量表总分及抑郁、焦虑因子分显著高于非贫困生(p<0.05)。^[4]张梅等对1998年至2015年共106篇采用症状自评量表为测量方法，关于中国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进行了横断历史元分析，发现该群体存在焦虑与忧郁的心理问题。研究显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针对经济困难大学生的支持与帮扶政策得到有效落实，从1998年至2015年，我国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中强迫、抑郁和精神病3个因子均值变化尤为明显，该群体整体心理健康状况在缓慢改善。^[5]并且东部沿海地区(包括广东省)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明显改善主要得益于经济发展。^[6-8]

近10年的相关研究表明，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焦虑、抑郁和失眠的发生率仍显著高于普通大学生。张晓茹、杨宗莉对四川省916名高职院校经济困难学生进行测试，发现其抑郁、焦虑得分均高于全国大学生的一般水平。^[9]魏琪等利用症状自评量表对4 818名经济困难大学生和13 013名普通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测量，发现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焦虑、抑郁得分(包括总均分)均显著高于普通大学生(P<0.05) 。^[10]涂薇、夏春抽取芜湖地区5所大学的874名学生，发现有早期经济困难经历大学生的睡眠质量显著低于普通大学生。^[11]由此可见，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长期在负面生活事件的心理应激源刺激下，其焦虑、抑郁和失眠问题并不会因为经济压力的缓解而迅速改善。

2.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干预实践

我国高校对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健康干预的途径主要有三个：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个体咨询和团体辅导。我国高度重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并于2011年出台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12]，通过大学生心理健康必修课或选修课的方式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已有研究证实了课程的有效性。杨宪华将选修心理健康课程的116名大学生作为实验组，同时选取同级、相似专业的100名大学生作为对照组展开研究，发现心理健康课程教学能显著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不仅能够减少其心理困扰程度，还可以提高其积极心理品质。^[13]袁殷红对119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后作业进行分析，发现对于全日制学校而言，课堂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渠道，可以有效提升参与学生的心理健康知识与水平。^[14]

在个体咨询方面，辅导员对一名大二意欲休学的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干预 ^[15]、辅导员对两名经济困难大学生进行的心理引导^[16]、学校开展的朋辈辅导干预 ^[17]以及对6名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干预^[18]等研究，均显示个体咨询及帮扶的效果显著。

在团体辅导方面，认知行为疗法^[19]、接纳承诺疗法^[20]、艺术心理治疗^[21]以及积极心理学^[22]等治疗取向的团体辅导干预在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方面的作用得到了有效验证。孙莹莹对16名心理压力较大且应对方式不良的大学生进行了“调压赋能、蓄力前行”的6次团体辅导干预。干预后成员反馈，其自我认知能力得到提升，对自我的消极评价得到改善，学会了应对压力的方法。^[23]杨玉宇等参考张大均、王滔对我国大学生心理素质的结构分析^[24]，以心理素质的结构为主题设计活动目标和具体活动内容，对36名经济困难大学生开展了8次团体辅导。结果显示，参与小组活动的经济困难大学生通过团体辅导，在目的性、应变力、情绪调控、自信心、社会环境适应、应激情景适应的因子得分上显著高于辅导前(P<0.05)，其心理素质水平得到提高。^[25]银联飞等采用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方式对经济困难大学生进行心理干预，通过转变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流程等开展教学实践。干预结果显示，将萨提亚模式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教育，能够有效提升教学效果，提高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萨提亚模式的团体辅导在改善经济困难大学生人际关系、负面情绪以及提升自尊方面具有显著作用。^[26]凌霄等采用以人为中心疗法、理性情绪疗法以及积极心理学等理论，对武汉市某高校48名经济困难大学生开展了6次成长性、结构化、封闭式的同质团体活动。结果表明，团体辅导能够改善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27]

综上所述，现有高校针对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干预措施存在“普适性强、针对性弱”的结构性缺陷。^[28]经济资助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物质困难状况，却未能同步解决其心理压力的代际传递问题。^[29]心理健康课程教学虽然被证实有效，但并不具有针对性。个体咨询不仅周期长、成本高，而且经济困难大学生主动求助的比率较低。^[30]同时，目前缺乏专业心理咨询工作者基于系统心理治疗理论进行个体咨询的相关研究。虽然既有研究发现干预效果显著，但是其心理干预方法缺乏理论支持，不具有可复制性及普及性。团体辅导大多聚焦于问题溯源，如进行创伤分析，这样反而容易强化负面标签效应^[31]，难以有效激发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内生动力。萨提亚模式的团体辅导虽然具有显著作用，但是对带领者的专业要求高，难以普及。

(二)焦点解决小组工作的模式与实践

焦点解决小组工作是基于焦点解决短程治疗发展起来的小组工作方法。焦点解决短程治疗由美国心理学家 Steve de Shazer 和 Insoo Kim Berg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创立，是以家庭治疗模式为基础而形成的短期心理工作模式。其工作理念是为案主提供正向积极的引导，相信案主是自身问题的专家，具有改变的能力，认为讨论未来的效果胜于深究有问题的过去。 ^[32]此模式强调对案主赋能，与其建立共同工作的合作关系，具体方法如下：一是将问题外化并试图改变案主看待问题的角度；二是改变只有先找到原因才能解决问题的固有思维；三是以目标为锚点，坚持不懈地思考达到目标的方法；四是激励案主在悬而未决的情境中保持希望；五是学会以正向意义诠释问题；六是寻找过去成功的“例外”经验或以“奇迹问句”构建达到目标的有效方法；七是鼓励案主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尝试营造小改变来撬动系统，从而积累大改变的力量。^[33]

因此，焦点解决短程治疗的特点是强调现在和未来，非常重视案主的成功经验、力量、资源、希望、小的改变及合理可行的目标。这种工作理念特别适用于经济困难大学生群体，因其成长过程中必须应对的经济压力是已经发生且无法改变的。如果工作思路以问题为导向，纠缠在逆境带来的苦难和负面影响上，容易导致其自怨自艾，埋怨命运不公。而焦点解决短程治疗对案主优势的强调，能够帮助其看到自己的能量与坚韧，增强对自我的正向肯定，使其更有勇气面对生活的挑战。

焦点解决短程治疗是从实务工作中发展出来的，并经不断验证，是一种行动导向的工作模式，具有实用性高、步骤简单清楚、高度结构化的特点。近年来，该模式在国内得到大力推广，已有研究证明其对改善大学生常见心理问题成效显著。通过“资源挖掘→小步行动→信心增强”机制，焦点解决短程治疗能有效提升大学生学业效能感，大幅降低其拖延程度。^[34]运用“角色扮演 + 例外重构”等方法，可显著改善青少年人际关系，疗效因素包括注入希望、普遍性、讯息传递、利他、行为模仿、人际学习、小组凝聚力、情绪宣泄、赋能等。^[35-36]抑郁障碍临床路径下联合焦点解决短程治疗，能显著提升抑郁障碍患者的心理弹性，降低其抑郁水平。^[37] 焦点解决短程治疗的心理辅导对大学生社交焦虑与就业焦虑的干预效果明显。^[38]郝凤仪、蒋晓江提出，对于失眠的患者首次访谈常用评量询问、预设性询问及奇迹询问，促进患者做出改变的决定；在建构失眠解决方案时，常用到关系问句、例外问句、应对问句及改变最先出现的迹象；正常化、鼓舞与赞许是重要的赋能技术。^[39]

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来看，小组工作模式已经成为焦点解决短程治疗实践的主要途径。相关研究证实，焦点解决小组工作对大学生群体一般心理问题，如缓解考试焦虑、改善学业拖延和倦怠、提升人际交往能力与自我接纳水平、干预网络成瘾和心理危机等，具有明显的改善成效。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广东某工科院校由学校认定的2024级经济困难在校本科生共18名。

(二)研究内容

2024年10月至2025年4月，笔者采用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eneral Anxiety Disorder，GAD-7)、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和失眠自评量表(Youth Self-Rating Insomnia Scale，YSIS)测量广东某工科院校全校学生的心理状况。在学校认定的2024级经济困难大学生中，随机抽取心理测试得分同时满足GAD-7得分$\geqslant $10、PHQ-9得分$\geqslant $10以及 YSIS 得分$\geqslant $22的学生共18名。随机将其分为两组，其中8人为干预组，10人为对照组。在征得本人同意后，对干预组的8名学生开展焦点解决小组工作，而对照组则不进行任何干预。小组工作开始于 2025年 3月 10日，结束于4月28 日，每周进行一次，每次120分钟，共开展 8 次。小组工作带领者是心理学教师，具备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拥有丰富的大学生团体心理辅导经验，接受过系统的焦点解决治疗和团体心理辅导培训，熟悉团体动力学、社会学习理论等相关理论，并能综合运用各种团体心理辅导技术。

(三)研究工具

1.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

该量表是用于评估个体在过去2周内焦虑症状发生频率的工具。它以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为参考^[40]，依据广泛性焦虑障碍诊断标准编制，属于焦虑症状自评量表。该量表由7个条目组成，采用0—3的四级计分法(0代表没有，1代表有几天，2代表一半以上时间，3代表几乎天天)，总分值为0—21分。依据总得分可将焦虑程度分为4类：0—4分表示无焦虑症，5—9分表示可能有轻微焦虑症，10—14分表示可能有中度焦虑症，15—21分表示可能有重度焦虑症，即5、10、15分别为轻度、中度、重度焦虑程度的分界值。曲姗等的研究表明，GAD-7在综合医院中可用于对广泛性焦虑障碍进行初筛以及严重程度评估，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41]

2.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

该量表是以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42]中，重性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为参考而编制的便捷抑郁症状自评量表，主要用于开展抑郁的自评和筛查。该量表共有9个条目，采用0—3的四级计分法(0代表没有，1代表有几天，2代表一半以上时间，3代表几乎天天)，每个条目分值为0—3分，总分值为0—27分。依据总得分可将抑郁程度分为5类：0—4分表示无抑郁症，5—9分表示可能有轻微抑郁症，10—14分表示可能有中度抑郁症，15—19分表示可能有中重度抑郁症，20—27分表示可能有重度抑郁症。该量表已被多项研究证实，能够有效评估受测者的抑郁情绪，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42]

3.失眠自评量表(YSIS)

该量表是Liu等人于2019年针对中国青少年开发的，用于评估其失眠严重程度的自评量表^[43]，共8个条目，分两个维度：条目1—3为失眠症状，条目4—8为日间不适/功能受损。该量表采用5点Likert计分法，总分值为8—40分。评分标准如下：0—21分为正常；22—25分为轻度失眠，需关注睡眠习惯；26—29分为中度失眠，建议专业干预；30—40分为重度失眠，亟须治疗。在信度上，其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为0.80(一般青少年)，重测信度ICC为0.82；在效度上，其结构效度双因子模型拟合良好，效标关联效度与多项睡眠相关指标相关，有区分效度。

本研究采用GAD-7得分$\geqslant $10代表存在焦虑症状，而 PHQ-9得分$\geqslant $10代表存在抑郁症状，YSIS得分$\geqslant $22代表存在失眠症状。

(四)干预过程

基于焦点解决短程治疗理论，结合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心理特征与需求，实施一套共包含8次活动的干预方案。在设计方案时，首先分析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心理特点，确立工作目标；其次整合社会支持构建、认知重构、资源取向和行为激活四重干预路径；最后融入失眠认知行为疗法的核心技术。具体实施过程依据团体发展阶段理论，分为开始、过渡、工作、结束四个阶段(详见表1)。

(五)数据处理和分析

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收集参与者的基本信息和各量表的数据，并使用SPSS26.0软件包进行数据的编码、统计与分析。

四、干预成效分析

本研究采用准实验研究的方法，将研究对象分配到干预组与对照组：干预组8人，对照组10人。基于研究的严谨性，先检验干预组与对照组在组别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一) 干预组和对照组人口学特征和基线水平对比

以组别(干预组与对照组)为自变量，以抑郁、焦虑、失眠各维度的基线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抑郁、焦虑和失眠在前测得分上没有显著差异(见表2)，这表明干预前两组在焦虑、抑郁和失眠方面具有可比性。两组被试的年龄(F=0.242，p=0.627)，无显著性差异。同时，卡方检验结果表明，两组被试性别比例无显著性差异(Χ ²=0.233，p=0.629)。

(二) 焦点解决小组工作有效改善了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焦虑、抑郁情绪和失眠状况

表3中对照组的前后测数据显示，该组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焦虑、抑郁和失眠得分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在没有接受小组干预的情况下，对照组成员的焦虑、抑郁和失眠情况在前后测之间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焦虑自评量表的后测得分平均值为14.7分，仍超过10分，说明对照组成员仍存在焦虑情绪；抑郁自评量表的后测得分平均值为12.6分，仍超过10分，说明对照组成员仍存在抑郁情绪；失眠自评量表的后测得分平均值为22.4，仍超过22分，说明对照组成员仍存在失眠问题。

表4中干预组的前后测数据显示，该组的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焦虑、抑郁和失眠得分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在接受小组干预的情况下，干预组成员的焦虑、抑郁和失眠情况在前后测之间有显著变化。焦虑自评量表的后测得分平均值为7.75分，低于10分；抑郁自评量表的后测得分平均值为9.5分，低于10分；失眠自评量表的后测得分平均值为18.5分，低于22分；说明经过小组干预后，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焦虑、抑郁情绪程度和失眠状况得到缓解。

(三)焦点解决小组工作有效改善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焦虑、抑郁和失眠情况的具体因子

参加团体心理辅导的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焦虑、抑郁情绪和失眠状况的具体因子改变情况见表5。

在焦虑方面的具体因子，感觉紧张、焦虑或急切(t=−4.830，p<0.01)，不能够停止或控制担忧(t=−2.397，p<0.05)，对各种各样的事情担忧过多(t=−2.750，p<0.05)，很难放松下来(t=−3.473，p<0.01)，变得容易烦恼或急躁(t=−4.292，p<0.01)，感到似乎将有可怕的事情发生而害怕(t=−3.121，p<0.05)等，说明团体心理辅导前后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焦虑情况差异显著。

在抑郁方面的具体因子，做事时提不起劲或没有兴趣(t=−3.473 ，p<0.01)，感到心情低落、沮丧或绝望(t=−6.769，p<0.01)，入睡困难(t=−2.220 ，p<0.05)，睡不安或睡得过多(t=−6.068，p<0.01)，感觉疲倦或没有活力(t=−4.660，p<0.01)，食欲不振或吃太多(t=−7.937，p<0.01)，觉得自己很糟或觉得自己很失败或让自己、家人失望(t=−2.966，p<0.01)，对事物专注有困难(t=−2.614，p<0.01)，例如看报纸或看电视时、行动或说话速度缓慢到别人已经察觉(或刚好相反，变得比平日更烦躁或坐立不安，动来动去)(t=−1.265，p<0.01)等，说明团体心理辅导前后经济困难大学生的抑郁情况差异显著。

在失眠方面的具体因子，在过去的半月里，总体上对睡眠是否满意(t=−2.183 ，p<0.05)，是否上床后难以入睡(t=−2.986，p<0.01)，是否睡眠不足(t=−3.052，p<0.01)，是否早上醒来时仍然感到疲乏(t=−3.532，p<0.01)，睡眠是否影响了日间功能(t=−3.870，p<0.01)等，说明团体心理辅导前后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失眠情况差异显著。

五、干预机制与疗效因子

由表5可知，焦点解决小组工作干预显著降低了干预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焦虑、抑郁和失眠情况，其具体机制如下。

(一)焦点解决小组工作干预的核心作用机制

1. 重构认知

经济困难大学生长期因“心理贫困”(自卑与过度自尊并存、悲观思维)而陷入自我否定，其自我认知以及相关人际表现受到影响。焦点解决小组工作帮助其重构经济困难的意义(如“经济限制≠人生失败”)，鼓励组员挖掘自身潜能、优势，将其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力量，促进自我认知和成长，增强面对压力和挑战的能力。

2. 内在资源激活

焦点解决小组工作的核心假设是“组员自身拥有改变的资源”，小组工作的目标是帮助组员重新建构自我认知。如在小组工作中通过“例外询问”(如“你是如何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考上大学的”)和“应对询问”(如“过去何时曾克服类似困难”)等引导组员回顾并强化过去成功经历，打破问题固化认知，赋能组员看到自己的顽强生命力，激活内在资源与心理韧性，强化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信心。

“例外询问”让我回忆起自己曾经成功克服困难的时刻。在高中时，尽管经济困难，我依然凭借努力取得了优异成绩，顺利考上大学。这些被我遗忘的成功经历，就像黑暗中的星星，一点点照亮了我的内心。通过不断回顾这些经历，我意识到自己有能力解决问题。这让我的信心逐渐增强，也对未来有了更多的掌控感和行动力。(组员F)

“应对询问”鼓励我挖掘自己在面对困境时所采取的策略。我发现，即使在经济困难的高中时期，我也会通过节省开支、寻找兼职等方式来维持生活。这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坚韧和智慧，也明白了自己拥有许多潜在的资源和优势。而“关系询问”让我意识到家人、朋友和老师在成长过程中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让我感受到了温暖和力量。(组员B)

3. 目标导向的赋能

焦点解决小组工作强调聚焦解决问题的未来可能性，而非着眼当前困扰。其工作理念认为开启“一小步”的改变会改变整个系统，“一小步”的短期目标(如每天一个小改变)→中期目标(如情绪和睡眠问题得到调整)→长期目标(生涯规划)。“一小步”推动组员开始行动，让其感受改变的力量，增强应对压力的信心，积累自我效能感。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制定了自己的小目标。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在一个月内通过兼职赚够下个月的生活费。组员们分享了兼职信息，老师也提供了校内勤工助学的渠道。实现目标的过程虽然很辛苦，但每做成一单兼职，每多赚一笔钱，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离目标又近了一步。这种改变的力量让我兴奋不已，也让我有了继续努力的信心和动力。(组员G)

(二)焦点解决小组工作的疗效因子

1.小组动力增强社会化支持

焦点解决小组工作的基础是营造安全、温暖且相互关怀的氛围，小组安全场域具有疗愈作用。组员间形成信任关系后，在这个同质团体中，大家都存在经济困难的压力，小组工作能给组员提供“情感容器功能”，降低经济困难带来的羞耻感。组员在安全环境中坦陈压力，获得同伴共情与认可，这种支持减少了经济困难大学生常见的社交回避倾向。

参加小组活动之前，我以为只有自己要面临家里如此复杂的情况。在大家熟悉后，我发现有好几个同学的家庭情况比我更糟糕。同学们面对如此困难的情况仍然不断努力，这激励着我，我感觉自己不再独自面对困难。(组员C)

2.小组安全氛围促进成员互相学习

组员在学校里会遇到相似的发展性议题，小组工作可以帮助他们分享有效信息和资源，增强组员间的正向互动。通过“互相赞美与成功经验分享”，使组员感受到团体的支持鼓励，并借鉴同伴应对压力的有效方式。

有一次小组讨论如何克服经济困难时，大家纷纷讲述了自己的经验。有人分享高考结束后尝试做兼职的技巧，有人介绍申请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岗位的流程，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别人。(组员A)

3.神经认知层面的情绪调节

焦点解决小组工作能够建立积极情绪体验及回路。其以积极、正向为价值取向，通过团体带领者和组员的积极视角反馈、赞美、奇迹问句等方式，使组员获得快乐、幸福、平静等积极情绪体验，激活大脑奖赏系统。这些高频次正向反馈可重塑经济困难大学生的“消极归因模式”。积极情绪可缓解压力，提升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同时，借助接纳和承诺技巧，帮助个体减少对负面情绪的抵抗，改善焦虑躯体化、认知障碍、迟缓和绝望感等抑郁症状，提高个体的心理弹性与希望水平，增强其应对生活挑战的能力。

每次小组活动，大家都会毫不吝啬地赞美彼此的优点和进步。记得有一次，我在兼职工作中完成了一个有难度的任务，在小组分享时，大家都夸我有责任心又有能力。那一刻，我心里暖烘烘的，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涌上心头。(组员D)

我最喜欢小组练习的“奇迹问句”，让我充满了希望。老师问我们：“假如有一天早上醒来，奇迹发生了，你所有的困难都解决了，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我闭上眼睛，想象着自己不再为经济困难发愁，能安心学习，还能参加各种社团活动。这样的想象让我暂时忘记了现实的压力，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慰藉。(组员E)

4.焦点解决小组工作在中国本土化实践中的优势

焦点解决小组工作核心理念与中国文化背景、教育体系及社会需求高度契合。第一，文化契合性。焦点解决小组工作与中国人的心理特质深度共鸣。中国文化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与“和谐的人际关系”，个体倾向于内化负面情绪以避免被标签化。焦点解决小组工作的非病理化框架(如不批评、不面质)以及强调组员的“优势、潜能与资源”，能够减少个体的污名感，避免病理化标签(如将抱怨视为正常而非病态)。这与中国文化“重和谐、避冲突”的特质高度一致。第二，正向引导呼应传统价值观。焦点解决小组工作聚焦“正向、解决、未来、目标导向”与中国文化中“修身、自强不息、面向未来”等强调自我完善的积极导向相融合。第三，教育体系适配性。中国高校心理教育倡导发展性模式，与焦点解决小组工作的“赋能”理念高度一致。“三全育人”(全员、全程、全方位)要求心理教育“融入德育与学生事务”。焦点解决小组工作的短期、高效特性符合资源有限的实际情况，其“团体互助机制”与中国教育中“集体学习”“榜样示范”模式协同，能通过“成功案例见证”提升希望感。

六、结束语

本研究通过运用焦点解决小组工作对经济困难大学生开展社会工作干预，显著改善了其焦虑、抑郁和失眠状况，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然而，仍存在以下局限性。

1.研究设计的内部效度受限

受现实条件限制，本研究采用准实验设计(非等效对照组前测—后测模式)，无法完全排除经济政策变动、校园支持资源差异、家庭影响等社会性混杂因素对经济困难大学生焦虑、抑郁和失眠状况的干扰。在后续研究中，需采用更严谨的实验设计。

2.样本代表性及异质性考量不足

本研究样本量较小(仅选自单一院校)，且未按年级分层抽样。受样本量限制，筛选时未纳入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困难程度、性别、年级等关键变量。后续研究需扩大样本量，覆盖多地域、多类型高校，纳入困难程度、性别、年级等调节变量，并通过回归分析探究其焦虑、抑郁和失眠问题的发生与改善机制。

3.长期效果验证缺失

尽管相关研究表明焦点解决团体辅导对焦虑的改善效果可持续3个月^[44]，但本研究未设置干预后随访环节。在心理干预效果评估中，持续性追踪(如1/3/6个月随访)是检验疗效持久性的关键^[45]，后续研究需纳入多时间点随访设计，以监测效果稳定性。

4.统计效力与因果推断限制

受小样本量及非随机分组策略限制，本研究无法从统计层面验证焦虑、抑郁和失眠状况的关联及因果性。根据研究局限性写作规范，样本量不足和非随机分配会影响结果外推性，后期研究需通过扩大样本量提升统计检验效能，弥补非随机设计的缺陷。

5.干预方案优化需求

经济困难大学生焦虑、抑郁和失眠的成因复杂，不同辅导内容、方法或指导风格对学生的影响存在差异。后续研究可以对比不同焦点解决团体辅导方案的效果，结合赋能理念与个性化策略优化实践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