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作为我国疾病总负担之首，精神障碍是涉及思维、感知、记忆、意志及情感等多重维度的慢性病理过程，其影响已远超个体健康范畴，牵动了家庭福祉与基层治理的稳定性。为回应这一挑战，国家在深化基层治理的过程中持续完善政策顶层设计，愈发强调精神障碍患者的社区康复服务整合。2023年12月，国务院关于精神卫生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央财政投资106亿元，改扩建540余所医疗卫生机构，为600余所医疗卫生机构配置精神专科基本医疗设备。^[1]《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的实施与“健康中国”行动的推进，共同奠定了社区康复服务的法律地位与政策基石。在此基础上，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中明确提出，提升精神卫生服务能力，推广精神卫生综合管理机制，完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多渠道管理服务^[2]，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列为重点任务。同时，国际经验为此提供了重要参照。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去机构化”运动推动了全球精神卫生模式的社区化转向^[3]，北美与澳大利亚等地建立了以需求为导向、涵盖自主决策能力培养的康复体系。^[4]这些都为我国推动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服务的精准化与专业化建设提供了切实的实践参考。

随着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服务体系建设的不断推进，如何科学识别服务使用者的个体差异，并精准评估其需求，逐渐成为影响服务质量提升的关键问题。目前，我国精神障碍社区康复评估主要依据2020年由民政部、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联合制定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规范》，主要通过观察、晤谈、测验、调查^[5]等传统手段收集信息。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现有评估体系正面临主观判断和权威主义^[6]带来的权力不对等、服务使用者主体性遮蔽及方法论单一的困局，导致评估过程缺乏对服务对象真实境遇的深度理解。从“人与环境”的交互视角看，精神障碍患者受限于语言及认知功能^[7]而难以在传统的统计或访谈过程中有效发声。这种表达能力的弱化不仅导致其在评估中的主体性缺失，更可能强化其无能感与自卑心理^[8]，进而在“评估—服务”链条中对其形成结构性排斥。简言之，现有的评估范式已难以适配精准化与人本化的服务趋向，亟须在方法论层面创新突破。

由此，构建以精神障碍患者为中心的需求评估范式，需突破传统“医学—机构”框架，整合“社会”维度。这既是落实“促进患者康复、回归社会”政策目标的基础环节，亦是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增进人民福祉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我国在精神卫生领域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推进服务体系“去机构化”的改革和举措。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残疾人事业作为更加重要的有机部分被融入党的二十大报告，要“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9]学界随之关注到相关服务中的互动关系与主体性需求，在建立健全个案管理规范^[10]、关注精神障碍患者、服务者与情境互动^[11]等方面展开探索，为新兴的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服务提供集康复、保护和社会参与为一体的新视角^[12]，但也暴露出本土化实践中的方法论缺口。如何将社区康复的互动关系转化为可操作的评估工具仍需进一步突破。

如何更有效地锚定精神障碍患者作为服务使用者的主体性需求，是实现我国社区康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发挥服务使用者的主体性、保障精神障碍患者在社区康复中拥有自主权成为该项工作中的题中之义。与之相呼应，服务使用者参与政策制定已成为全球近代医疗护理变革、加快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服务发展的趋势。^[13]社区康复的精准化首先要求解构评估权力，将需求定义权移交至患者手中，以形成在症状与环境的互构中吸纳主体叙事的评估新伦理。影像发声法作为参与式行动的研究方法，为破解上述困境提供了创新工具。这一方法采取照片、绘画、肢体表达等视觉化手段，通过综合考量精神疾病症状、个体差异及康复情境，解构传统评估中的权力结构。既有助于强化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保障与价值实现，又能有效弥合机构理性逻辑与患者生活实践逻辑的割裂。

鉴于此，本研究拟以上海市S社区阳光心园为行动场域，将影像发声法应用于精神障碍患者主体性表达及社区康复服务需求评估，鼓励服务对象转型为需求表达者、问题发现者、组织者乃至倡导者，以期为持续提升精神卫生医疗服务能力、完善社区康复服务体系提供方法创新，拓展实证主义取向下社会工作需求评估的理论视野和操作方法。

二、文献综述：服务使用者视角下的需求评估逻辑

需求是社会服务的起点。尽管需求评估工具种类众多，评估内容广泛，现有康复体系仍普遍存在服务供给与个体需求之间难以弥合的落差。^[14]这一挑战在精神障碍患者中尤为突出，不同类别、不同疾病阶段的精神障碍患者呈现出差异化的需求结构。同时，服务提供者与服务使用者之间在精神障碍患者权利认知上的分歧^[15]，进一步导致传统需求评估方式往往疏于关注精神障碍患者在认知功能、情感表达及社交等维度的特殊需求。

针对上述问题，2022年民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精康融合行动”的通知》明确要求“根据康复对象个性需求和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供多种形式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16] 这反映了政策层面对精准化、个性化服务的重视。在此背景下，学界与实务界日益认识到服务使用者参与是探究其需求并制定有效干预政策的关键。服务使用者基于自身状况、治疗经历和康复过程形成的独特知识和经验能为服务提供者补充不可替代的情境化反馈与深刻见解。已有实证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即服务使用者能为自身护理计划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并与临床医生建立有效联盟，从而改善其症状并降低再入院率。^[17]

在精神健康服务实践模式的探索中，服务使用者作为主体能动者已成为诸多实证研究的焦点。为深度解析社区精神卫生资源的配置逻辑及使用者参与机制，研究者大多援引安德森模式与积极社区治疗模式作为理论支撑。安德森模式将卫生服务的使用行为归纳为个体因素、服务系统特征与治疗规范演变的综合产物。^[18]该模式尤为强调从诱发因素(人口特征和健康信念)、使能因素(家庭支持和社保覆盖)与需求因素(感知和评估的健康状况)三个维度，剖析影响服务获取的内外机制。其中，使能因素与需求因素被视为决定服务利用的关键变量。^[19]相比之下，积极社区治疗模式更侧重于实务运作的赋权逻辑。依托跨学科团队的紧密协作^[20]，通过共同决策机制制定个性化康复方案，打破了服务使用者被动接受服务的模式，通过项目规划、需求评估、康复护理及研究培训等全环节^[21]将精神障碍患者置于服务的中心地位。在具体的干预技术层面，实务界正致力于挖掘以服务使用者视角为核心的介入路径，艺术疗法在社区康复中的潜力日益凸显。实证研究表明，这种非语言的干预方式不仅能缓解精神障碍患者的症状，而且在提升心理灵活性、增强主观幸福感、改善正念水平及重塑图式模式等方面亦具有显著的临床意义。^[22]

影像发声法作为一种结合视觉(摄影)和声音(叙事)元素的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因其在挖掘服务使用者需求方面的独特优势而受到关注。该方法由Caroline Wang及其同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对中国云南省农村妇女的研究中首创并发展^[23]，其原理是通过提供各类可视化资源或声音资源，引导参与者围绕特定主题，基于自身主观视角和感受，利用图像和声音的表现力将难以直接言说的内在情感、体验和需求进行外化与自由表达。这为个体提供了非语言的沟通渠道，也为社会公众理解其独特经历和需求创造了共情载体。在理论层面，影像发声法植根于批判性教育理论、女权主义理论以及社区摄影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实践，其优势在于将需求评估与社区赋权及参与紧密联系起来。^[8]自创立以来，影像发声法已在公共卫生^[24]、精神科护理^[25]、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料者干预^[26]、社区需求评估与项目实施^[27]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相较于传统需求评估范式主要关注治疗依从性、复发预防和再住院率等结果指标，影像发声法的显著优势包括支持非语言表达、增强弱势群体参与度、挖掘潜在/隐性需求以及提高结果呈现的多元化程度(见表1)。这为服务提供者改善服务可及性、提升服务供给的精准性与质量提供了新的思路。

鉴于此，本研究深入上海市S社区“阳光心园”精神障碍患者的日常生活实践，在充分理解服务使用者通过影像所呈现的社区康复主体性服务需求这一循证实践特征基础上，重点探讨影像发声法作为一种新型需求评估手段的具体实践路径及其有效性。本研究旨在为建立需求为本和实证导向的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需求评估体系提供科学依据，并为优化社区康复服务递送、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贡献实证支持。

三、研究方法

(一)上海市S社区阳光心园案例介绍

本研究以上海市S社区阳光心园为行动场域，以目的性抽样方法选择该机构7名长期接受服务的精神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其平均年龄为37岁，精神疾病等级均为二级，在机构接受2年至5年服务(见表2)。在研究方法层面，影像发声法开展的实务工作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料，包括焦点小组的视频记录、个案访谈的录音以及其他影像文本材料。访谈的转录稿总共有20万余字，研究者使用NVivo软件对这些转录稿进行主题分析和逐行编码。为保护研究对象的隐私信息，研究者使用编号进行标识(如案例JZF2代表女性学员的第二个案例)。

值得说明的是，作为社区康复服务的实体载体，阳光心园在运营管理上同时接受街道办事处和残疾人联合会的双重指导。这种结构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基础服务的规范性，但服务内容目前仍以满足精神障碍患者的规范性需求为主，在回应其人际交往和情境化需求等方面仍力有不逮。具体服务项目如表3所示。

(二)影像发声法应用于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的需求评估

影像发声法视角下的需求评估过程采用两个阶段设计，即影像发声小组视觉叙事的内化赋能和影像展览社区工作的集体行动外化推动(见表4)，其设计依据有两点。一是通过摄影媒介捕捉与表达主体经验，夯实影像发声法的核心机制。本研究将康复叙事摄影融入精神障碍患者的日常生活实践，要求参与者在影像发声小组中完成摄影表达技巧的学习与交流，通过拍照、选片、讨论及故事化阐释深化自我认知，完成“拍摄—筛选—语境化叙述—主题整理”的完整叙事链，奠定小组工作阶段的照片叙事基础。二是小组工作通过将个人影像叙事整合为集体投稿，再经由社区影像展览实现视角外扩。即将个体基于影像叙事的表达聚合为精神障碍患者群体的公共叙事，推动社区对精神障碍患者认知的社会化重构，进而促进人们对弱势群体生活经验的关注与理解。在社区展示阶段所形成的参与者与他人的实时表达与反馈，不仅能实现经验表达的公共输出，也能为后续服务模式的优化提供实证线索。

这种两阶段设计已被证实能有效应用于边缘群体的生活经验挖掘^[28]，特别在精神障碍领域具有成熟的实践基础。^[29]两阶段架构严格遵循社会工作需求评估的“个体—社区”双重视角理论要求，践行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赋能个体—影响系统”的实践逻辑和操作化路径。

在表4所呈现的二阶段实务框架中，第一阶段的影像发声小组工作涵括了三个具象化、操作化过程的需求评估干预逻辑链(见表5)。

其一，在影像生产阶段中，影像发声小组工作通过一系列构架完整的互动环节，聚力培养阳光心园精神障碍学员(以下简称学员)的照片拍摄与叙事能力，使他们能记录社区康复真实的日常生活并表达需求。学员在保障自身权益和他人知情同意的伦理前提下，围绕康复主题拍摄作品，共拍摄了139张主题照片。

其二，基于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共构逻辑，研究者鼓励和支持学员进行参与式视觉分析。即学员选择一组“最准确地反映社区需求和资产的照片”，通过“讲述照片的含义”将照片情境化，然后将“出现的问题、主题或理论”编纂成文。^[30]

其三，立足于参与式视觉分析进行深度需求挖掘。基于对精神障碍患者群体认知表达特征的整体考量与实务把握，研究者参考自由写作的提问方式进行小组对话和分析。^[31]研究者以开放而非直接式的问题引导学员进行思考，通过将照片视为叙事序列中的一个瞬间来理解因果关系。为了减轻学员的表达压力，研究者引入游戏化的方式来营造轻松的互动氛围，学员得以利用视觉线索而获得沉浸式的叙述体验，并初步探讨个人的潜在服务需求。在整合过程中，当学员出现跳跃性或发散性想法时，研究者及时运用思维导图和头脑风暴，协助学员不断深入展开和回归主题，进而汇总社区康复生活的共性诉求，最终形成关于“我们在阳光心园的生活”的主题图像。

第二阶段立足于前一阶段的成果，以消除精神疾病污名、促进社区共融为目的，与学员共话社区议题并策划社区影像展览，进而将个体叙事转化为公共倡导行动。即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社区工作方式，展示学员在照片拍摄、选择和叙事过程中所产生的个人对社区康复精神卫生服务的需求，并整合影像宣传册的可视化视觉叙事和文本故事，向公众展示精神障碍患者在社区康复生活中的经历。通过公众凝视触发社会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共情认知，并推动社区认知图式的重构，以期实现影像发声法“个体表达—社区参与—系统变革”的行动路径。

四、影像发声法作为需求评估方法的成效分析

(一)基于项目逻辑模型的反思

结果是影像发声法作为一种需求评估方法有效性的直接呈现。如表6所示，本研究基于项目逻辑模型中需求、资源、服务、产出与成效等指标，评估影像发声法在整个项目设计和需求表达能力提升方面的作用。结果证明，影像发声法有效提升了精神障碍患者的需求表达能力和参与质量。该方法通过营造接纳、无权威的环境，依托半结构化访谈和照片、图像等非语言媒介，注重激发参与者提出新的观点和诉求，显著强化了自下而上、以需求为本的行动导向。项目高度重视赋能学员实现独立生活、就业拓展、人际关系改善与生活质量提升等方面，并已在短期及中长期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与产出。这些实践充分凸显了服务使用者在需求证据生成与服务设计链条中不可替代的价值。^[32]

如表7所示，学员整体平均需求表达能力得分从56.71分提高到67.57分。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影像发声法在拍摄、讨论、分享、展览的项目环节显著提升了服务对象的需求表达能力。

(二)需求评估结果

影像发声法的有效性还体现在有望构建以需求为本、循证实践为导向的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评估体系，并为优化服务递送流程与完善关爱服务系统提供实践依据。本研究基于影像资料和访谈资料的主题分析，将影像发声法应用于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的需求评估，最终生成七个需求(见表8)，具体涉及疾病自我管理培训，对体验式康复的感知需求，去除群体歧视，降低家庭照料负担，有价值的社会角色，高质量的心理服务，支持性就业等。由以往被动的康复需求转向更为主动地关注个体发展性权利、内在精神自驱力、微观家庭福祉以及宏观环境性要素，学员对社区康复高质量的服务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照片和描述的样本见图1至图7。

1.疾病自我管理培训

保障服务的连续性是当前全球精神卫生服务的发展方向。以澳大利亚为例，维多利亚州精神卫生服务框架的关键原则之一是“通过个案管理实现照料的连续性”。^[33]本研究社区康复中的结构化康复计划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健康习惯培养、运动依从性和疾病控制具有积极效果。图1是学员在机构内参与小组康复训练的场景，反映了结构化支持下的自我管理实践。

在心园时，老师管我们的吃药、上课情况，还开班会监督我们劳动。心园闭园时，不能上班(学员称参加社区康复为上班)。(JZM4)

阳光心园闭园时，学员居家康复问题频发：一是面临血糖异常、肠胃不适、肾脏功能下降等慢性疾病和其他并发症的挑战；二是康复动力不足，学员身体机能变差并伴有不健康生活方式的行为风险。因此，提供专业支持、制定居家护理方案、提升学员自我观护的主体性成为实践重点。

2.对体验性康复服务的感知性需求

学员对体验性康复服务的感知性需求来自于体验式劳动康复实践课程带来的直接反馈，该课程将治疗性练习转译为引人入胜的游戏。以游戏为基础的互动活动有助于提高服务使用者的参与度和活动质量，这不但得到学员好评，且其理念与学界研究也比较符合。既往研究显示，心理健康中的艺术治疗及社区参与活动有助于缓解患者的症状。^[34]

信息苑(汇集了)所有课程信息，有利于我们的康复训练。(JZF3)

月浦基地劳动体验是我们最满意的康复课程，我们在那里磨豆浆、种地，学习变得很有趣。(JZM3)

3.去除群体歧视

精神疾病污名不仅系统性地削弱了患者社会权利的实现，更通过社会排斥造成了患者个体的自我污名与标签回避行为。^[35]传统精神卫生管理体制和疾病污名仍在无形中压缩社区康复的空间。为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学员通过长期回避社交、掩饰身份来避免社会污名化风险，这导致其社交能力退化。以社会回归为本，去除精神疾病的污名化，促进精神障碍者再社会化是提升残疾人公共文化服务和社区康复服务质量的重要目标。图3是阳光心园的一处展示栏。阳光心园对于学员而言是一个可以提供暂时性庇护的心理避风港。

展示栏里是我们心园学员共同参加的活动，这里没有歧视。(JZM3)

我到一些超市做过收银员……(有人会)给我起外号，做任何事情都会针对(我)，说我坏话。(JZF2)

只有心园这边(我的身份)最公开了。高中同学、亲戚都不怎么来往，邻居喜欢在背后嚼舌根子。(JZM4)

4.降低家庭照料负担

老化与残障的交织加剧了相关家庭应对社会风险时的脆弱性。^[36]图4描述了一位学员在父亲住院期间面临的照护压力和健康波动。如果家庭缺乏其他替代性支持，在父母生病住院时，精神障碍患者只能亲自照顾，其角色从社区康复的服务使用者转变为家庭照护的服务提供者。这种转变使其在康复护理、照料起居和用药之间难以兼顾，长期陪护也会消耗精神障碍患者的身体资源。在访谈中，学员表示希望社会可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照顾者支持小组、临时照顾安排和信息指南等支持和资源。无独有偶，国内外都有研究证实，完善家庭支持体系对于共同分担照料重任和促进学员康复至关重要，建立专业的家属支援服务工作团队^[37]，培育社区互助支持力量和对家庭成员的情感支持^[38]，以及提供家庭心理教育已被证明可以降低精神障碍患者复发率并促进其康复。^[39]

(我)担心父亲的身体，陪护多了睡不好，(吃药)不太准时，考虑太多就钻牛角尖。(JZM3)

5.有价值的社会角色

“正常化”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欧，是对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提出的要求，包括环境对精神障碍患者提供接纳、正向回应、参与机会以及有价值的社会角色等。^[40]有价值的社会角色代表精神障碍患者渴望找到有价值的生活方式，通过习得社会化知识、技巧，解决潜在的生计问题，发展独立技能，获得独立生活的力量，以应对家庭照顾者百年之后的未来安置挑战。图5是阳光心园中一对精神障碍夫妇的剪纸画。这对夫妇依偎在一起，他们主动从父母那里接管部分家务，并且选择日常实用项目培养自理技能，如烹饪番茄蛋、叠床单、买菜等。学员主动对社区服务提出要有与“衣食住行”相关的生活化要求。据此，阳光心园的康复课程开设了日常基本活动(吃饭、穿衣、洗澡等)、家务活动(扫地、做饭、洗衣服)等基础生活技能课程。参考日常生活能力量表对自理能力的评估，其中还应该包含社交活动(购物、理财等)。^[41]未来应加强社区康复的社交类生活自理课程开发和设置，建立社交实操平台，组织小组训练和社区活动，这有助于促进精神障碍患者的整体功能恢复。

6.高质量心理服务

在长期护理服务供给体系中，如何开展精神障碍患者康复的高质量心理健康服务，让心理公共服务向基层延伸，成为推动新时代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的议题。图6是阳光心园的微笑墙。学员们可以在心园得到情绪宣泄、心理问题述说和教育等初级心理支持，这些被他们称为“谈心”服务。这些服务虽然能够部分缓解其日常压力，但是缺少正式的心理评估、诊断和治疗方案的制定，距离高质量的精神障碍患者康复心理服务供给体系存在差距，难以对高难度病例进行有效介入。未来需要直面精神障碍患者心理健康需求，善用数字化时代的现代技术手段，动员社区资源与专业机构协同，完善专业心理辅导机制，提供规范的心理保健与共享诊疗体系，这对完善社区精神卫生防治服务网络意义重大。

微笑墙上的内容让我们要自立、自信。但是我们经常会出现钻牛角尖的情况，我老婆说她特别想要心理方面的疏导支持。(JZM3)

7.支持性就业

图7展示的是阳光心园工疗部门的成果。经过药物治疗和其他形式的组合康复，精神障碍患者可以从事美妆蛋、明信片、纸尿布等产品制作工作。学员普遍表示渴望得到有偿的、支持性的辅助就业机会，例如灵活的工作时间、辅助性的设备、包容性和非竞争性的环境等。既有研究表明，支持性就业服务可以有效提升精神障碍患者职业社交技巧，促进其康复并提升就业率。^[42]适度节奏的劳动参与，职业康复的技能支持，有助于精神障碍患者恢复社会功能和自尊感。^[43]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立足于“拍摄—筛选—语境化叙述—主题整理”的叙事链，通过影像发声法实现了精神障碍患者在社区康复中的主体表达能力提升的目标，并提炼了围绕疾病自我管理培训、对康复服务的感知性需求、去除群体歧视、降低家庭照料负担、有价值的社会角色、高质量心理服务、支持性就业等七大需求主题。这与Slade团队提出的个人康复CHIME框架 ¹高度共鸣。该框架基于对全球精神健康服务的系统综述，确立了个人康复的五个核心元素：关联感、希望、认同、意义与赋能。^[44]本研究的发现，如“去除群体歧视”和“降低家庭照料负担”是建立积极关联感的基础；“有价值的社会角色”与“支持性就业”直接对应认同的重建与生活意义的找寻；而“疾病的自我管理培训”则是个体赋能的关键体现。这不仅基于中国本土情境验证了CHIME框架的跨文化适用性，更通过服务使用者的视角，为该理论框架提供了丰富、具体的实证内容，探讨了在社区康复中通过满足相关需求来探索一条真正赋能患者康复的现实路径。

然而，在方法论层面，传统的需求评估多依赖专家主导的标准化工具。^[45-46]虽在理念上强调参与，却在实践中难以捕捉服务使用者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真实体验与需求优先序。而影像发声法则通过其视觉化、参与式的本质，将服务使用者的“内部证据”转化为政策制定的依据。本研究进一步表明，该方法不仅从个体层面揭示了被常规评估忽视的议题，更在群体层面凝练出共同的需求内核，从而为推进精准化的精神卫生康复政策提供了在地化的实证锚点。

反观现实层面，当前中国精神卫生政策体系已呈现出清晰的社区康复转向，精神卫生领域政策逐步明确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服务的概念，凸显以社区为中心、需求导向的服务模式。这与国际精神卫生工作的社区融合趋势相吻合。然而，当前中国政策在落地上尚存在政府购买服务考评中需求评估机制缺位，评估指标科学性不足且服务使用者声音边缘化等问题。对此，本研究基于影像发声法尝试通过理念、方法和实务的创新回应上述困境。一是理念革新，即以“福利促进—赋权增能—主体性参与”重构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需求评估的价值基准。二是方法创新，借由视觉媒介如照片、绘画、图表等实现精神障碍患者需求的具象化提取和主体性呈现，深化“以人为本”的服务内涵。三是实务拓展，即沿循“个体—群体—社会”的服务逻辑，推动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服务与“健康中国”战略的有机嵌合。进一步地，针对精神障碍患者等主体表达受限群体，本研究倡议将影像发声法作为量化评估的互补性验证工具，纳入循证决策证据链。为了确保这一需求评估的有效性和适应性，需在评估过程中严格遵循差异尊重、信任关系构建、表达媒介适配、过程去中心化等原则，进而赋能服务使用者充分的主体性表达，以弥合现有需求结构的不足。在具体操作层面，应摒弃先入为主的标准化假设，通过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构建互信、安全的服务环境，以确保评估过程中服务使用者积极、无碍地参与。同时，优先采用视觉或声音等非语言媒介，以适配患者的认知特性，并在保持过程弹性的基础上，给予服务对象充足的表达空间与人文关怀。

本研究基于影像发声法明晰了精神障碍患者主体性视角下的七大需求主题。结合2025年发布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管理办法》中对“综合评估制度”的要求^[47]，本研究认为，可以着力从聚焦权益制度保障、服务使用者能力提升、社区康复关爱服务体系建设这三个重点，深入推进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服务的体系化建设，从政策制定维度和服务递送维度共同推动服务的协同优化。一是加强民政、卫健、残联等多部门的需求响应，推动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服务资源和信息的跨系统共享，提升服务精准度。二是围绕精神障碍患者服药训练、居家康复指导、生活自理、劳动就业、心理健康、社会融入、家庭支持等方面，整合运用各类康复服务资源、方法和技术，建立“医疗机构—社区机构—家庭”的精神卫生服务连续体，强化可持续的、可及的服务供给。三是推动从缺陷补偿向能力建构的政策转型。聚焦精神疾病外的健康存量，开发精神障碍患者辅助性就业岗位，构建家社衔接的支持性就业生态。四是整合数字技术服务，强化公众精神健康素养教育，解构疾病认知偏差，不断健全满足全面康复需要的全人服务网络。综上所述，通过将服务使用者证据纳入循证决策的证据链，我国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服务体系将更具人文关怀与可持续发展潜力，以助力实现社会保障制度与关爱服务系统的目标统合与资源优化，为全球精神卫生医疗服务能力发展贡献中国的治理智慧。

注释

1Slade的个人康复框架是一个由服务使用者经验和视角定义的、过程导向的理论模型。它是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的、以专业人士定义的“临床康复”为目标的精神卫生服务模式，强调即使疾病或症状依然存在，个体也能过上充满希望、有意义和满足感的生活。在2009年出版的Personal Recovery and Mental Illness：A Guide for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一书中，Slade首次提出了包含四个元素的个人康复框架。其后，其团队通过对大量服务使用者亲身经历的研究进行系统评价后，最终形成CHIME概念框架。CHIME是一个由首字母缩写构成的词汇，代表了个人康复的五个关键、相互关联的进程：Connectedness, Hope and optimism about the future, Identity, Meaning in life, Empower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