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快速检索     高级检索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6, Vol. 26Issue (3): 9-24, 45.
0

引用本文 

刘诗琴. 亚洲低龄儿童虐待的多层次风险因素：一项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系统性综述[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6, 26(3): 9-24, 45.
LIU Shiqin. Multilevel Risk Factors for Early Childhood Maltreatment in Asia: A Systematic Review Based on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J]. Social Work and Management, 2026, 26(3): 9-24, 45.

作者简介

刘诗琴(1998—　)，女，汉族，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儿童与家庭研究，社会工作干预.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2025-07-02
Contents              Abstract              Full text              Figures/Tables              PDF
亚洲低龄儿童虐待的多层次风险因素：一项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系统性综述
刘诗琴 1,2     
1.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2.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院，北京 ，100872
收稿日期：2025-07-02
作者简介：刘诗琴(1998—　)，女，汉族，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儿童与家庭研究，社会工作干预.
摘要: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采用系统评价方法分析亚洲地区儿童虐待的多层次风险因素。通过检索四个英文数据库和两个中文数据库，最终纳入85项符合标准的研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虐待风险因素既存在跨文化的普遍性特征，也呈现出深植于亚洲文化土壤的独特性。在个体层面，儿童自身特征(如年龄、性别、特殊需求、行为和学业表现、留守状况等)与父母个体因素(如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心理健康、童年受虐经历等)均与虐待风险显著相关。在微观系统层面，家庭结构缺陷、经济压力和关系紧张是主要风险源。在中观系统层面，社会支持网络缺失显著增加虐待风险。在外部系统层面，社区区位特征和集体效能显著影响虐待的发生。在宏观层面，传统文化观念等因素深刻影响虐待的发生和应对。研究还发现一些新兴的风险因素，如高层住宅环境和公共卫生危机。应构建发展敏感型预防政策体系，建立精准化高危群体支持网络，推动文化适应性教养范式转型，构建新兴风险因素应对机制。
关键词: 儿童虐待    低龄儿童    亚洲    发展生态模型    风险因素    
Multilevel Risk Factors for Early Childhood Maltreatment in Asia: A Systematic Review Based on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LIU Shiqin 1,2     
1.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2.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chool of Soci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Grounded in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this systematic review examines multilevel risk factors for child maltreatment across Asia. An extensive comprehensive search of four English-language and two Chinese-language databases identified yields 85 studies meeting that me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risk factors exhibit both cross-cultural universality commonalities and distinctive features deeply rooted in Asian cultural context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both chil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ld (including age, gender, special needs, behavioral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left-behind status)as well as and parental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 employment, mental health, and a history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history,) showed a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ions associated with maltreatment risk. The microsystem analysis highlightsed the salience of family structural vulnerabilities, financial hardship, and interpersonal tensions as key contributors. At the mesosystem level, insufficient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are found to substantially elevated maltreatment risk. At the exosystem level, neighborhood characteristics and collective efficacy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maltreatment occurrencethe occurrence of maltreatment. At the macrosystem level,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have profoundly shaped both the perpetration of and responses to maltreatment. The review further identifies emerging risk factors were also identified, including high-rise residential environments and public health crises.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establish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developmentally sensitive prevention frameworks, buil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argeted support networks for high-risk populations groups, promoting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ly responsive parenting paradigm shifts, and developing the advancement of mechanisms to address emerging risks.
Key words: child maltreatment    early childhood    Asia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risk factors    
一、研究背景

儿童是社会存续与发展的基石，其健康发展不仅关乎个体生命历程，更是社会建设的基础工程。儿童虐待作为深嵌于社会结构的系统性暴力，其成因与后果贯穿于个体生命历程与社会发展脉络。世界卫生组织将儿童虐待定义为对18岁以下儿童实施的一切形式的身体和/或情感虐待、性虐待、忽视或疏忽对待，以及商业性或其他形式的剥削，这些行为会对儿童的健康、生存、发展或尊严造成实际或潜在的伤害。[1]尽管消除儿童虐待已成为全球共识，被《儿童权利公约》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列为全球治理优先事项[2]，但其流行状况依然严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报告显示，全球约3亿名2—4岁儿童遭受照料者的暴力管教。[3]2024年，近4亿名5岁以下儿童——相当于全球该年龄段儿童总数的60%，经常在家中遭受精神侵害或体罚。[4]亚洲地区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一项于2020年发表的针对中国中小学生的Meta分析显示，身体忽视和情感忽视的合并流行率分别达47%和44%，情感虐待为30%，身体虐待为20%。[5]2019年，对中国香港地区一至三年级儿童的调查发现，过去一年，高达84.1%的儿童曾遭受心理虐待，63.9%的儿童曾遭受轻微身体虐待。[6] 同样在中国香港地区，2017年一项针对育有低龄儿童(平均年龄2.7岁)年轻母亲的调查发现，分别有31.1%和40.1%的母亲报告在过去一年中曾对子女实施身体虐待和忽视行为。[7]在亚洲其他地区，孟加拉国2019年的报告指出，在过去一个月内，88.8%的1—14岁儿童遭受了至少一种形式的暴力管教。[8]蒙古国2013年的社会指标调查亦显示，儿童虐待现象普遍存在。[9]这些数据揭示了儿童虐待在亚洲地区普遍且严峻的现实。

低龄儿童群体因其生物—社会双重脆弱性极易沦为暴力受害者。生理上，他们完全依赖照料者，这种依附关系强化了权力不对等；认知与语言能力的局限使得其创伤反应(如过度警觉或社交退缩)易被误解为行为问题或发育迟缓，从而掩盖了受虐待事实。更为重要的是，童年早期作为个体身心发育的关键窗口期，虐待造成的创伤后果尤为深远。早期虐待会损害大脑中对社会和情感发展至关重要的结构[10]，阻碍早期发展任务的顺利完成(如依恋形成和情绪调节等)，进而影响儿童获得后续发展阶段所需的关键技能。有学者发现，早期受虐儿童更易出现精神病症状、内外化行为、认知障碍、语言发展迟缓以及运动功能障碍等问题。[11]追踪研究表明，儿童早期的受虐待经历不仅与其日后的学业失败显著相关[12]，还与其成年后的抑郁、吸毒等现象相关。与青少年期遭受虐待相比，童年早期的受虐待经历与这些负面后果的关联更为紧密。[13-15]这种个体层面的苦难最终将转化为巨大的社会成本。除了直接医疗、心理治疗、特殊教育和司法系统开支，更隐性的损失在于社会整体人力资本的折损。受虐待儿童成年后，其教育成就、就业稳定性和劳动生产力均可能受到显著影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5年6月发布的研究显示，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每年因虐待和暴力侵害儿童产生的经济负担约达2 090亿美元，相当于该区域 GDP 的2%。[16]

亚洲儿童虐待的独特性根植于文化规范与制度实践的深层张力。首先，儒家文化圈的“家庭本位”伦理与现代儿童权利话语存在价值冲突。传统家族主义将儿童视为家庭私产，强调家长权威的绝对性。这不仅使儿童个体权益被边缘化，也为外部干预设置了强大的文化壁垒。诸如中国的“打是亲，骂是爱”[17-18]、韩国的“爱的戒尺”文化[19]、泰国的“爱牛要拴，爱子要打”[20]、越南的“不打不成器”[21-22]等文化叙事，将暴力管教合理化，规避了道德与法律责任。其次，快速的社会转型形成了对育儿家庭的双重挤压。一方面，城市化与大规模人口流动导致以大家庭和邻里为基础的传统支持网络瓦解；另一方面，普惠性的公共托育与家庭支持等现代福利体系建设普遍滞后。[23-24]这种支持真空状态显著加剧了核心家庭的育儿压力与社会孤立感，直接推高了儿童虐待风险。最后，亚洲地区儿童保护实践面临政策实施与本土文化的深度断裂，导致政策效力受限。例如，中国虽然设立了虐待强制报告制度，但“清官难断家务事”的传统观念严重阻碍了制度的有效落实；[25-26]越南尽管拥有完备的儿童权利法律框架，但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家庭管教观念使政策执行陷入困境。[27]这种政策理念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张力导致该地区的儿童保护措施往往存在表面化、形式化、悬浮化倾向，构成了亚洲儿童保护的独特挑战，也凸显了识别区域特定风险因素的迫切性。

儿童虐待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众多研究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不同地区和情境对其风险因素进行了深入剖析。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研究者从多层次透视儿童虐待的风险因素。例如，Austin等人从个体(如儿童年龄、特殊需求、种族等)、人际(如家庭贫困、父母心理与物质问题、亲密伴侣暴力等)、社区(如犯罪暴力、集中劣势)和社会(如经济政策、性别规范)层面全面分析了儿童虐待的风险和保护因素。[28]Liao等人运用生态系统理论研究了中国儿童虐待问题，指出微观层面的亲子关系和代际虐待传递、中观层面的家庭与学校关系、外层系统的父母工作压力和城乡迁移、宏观层面的孝道和家庭主义价值观、时序系统的家庭结构变化等都是影响因素。[17]Hong等人对韩国的研究亦揭示了类似的、贯穿于个体、家庭、学校和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复杂风险网络。[29]一些研究还聚焦于特定虐待类型的风险因素，尤其是身体虐待和忽视。[30-33]区域研究方面，除了对中国和韩国的探讨外，Meinck等人对非洲的研究[34]和Cerna-Turoff等人对中低收入国家的研究[35]为理解特定文化背景下的风险因素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现有研究存在四个主要局限。其一，方法严谨性不足，多数研究在文献检索策略、筛选标准方面缺乏系统性，影响了研究发现的可靠性。其二，分析视角相对割裂，倾向于独立探讨单一类型的虐待风险因素，缺乏对多种虐待类型风险因素的整合分析。其三，研究情境存在偏差，多聚焦于西方社会，虽有部分研究关注亚洲部分地区、非洲和中低收入国家，但亚洲区域内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稀缺。其四，发展阶段被同质化处理。大多数研究将儿童期视为均质整体，缺乏对低龄儿童的针对性分析，忽视了年龄特异性风险因素。这些局限性导致了相关研究对亚洲儿童虐待风险因素的认识尚不全面，难以有效指导区域内的儿童保护政策与实践。

本研究旨在分析亚洲情境下儿童虐待的多层次风险因素。首先，采用严谨的综述方法，涵盖亚洲特定数据库在内的多个数据库，通过多重检索策略和交叉验证，确保文献搜索的全面性和研究证据的可靠性。其次，运用生态系统理论，整合分析身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和忽视等多种虐待类型的风险因素，实现对儿童虐待风险因素的全面理解。再次，聚焦于亚洲区域，通过考察亚洲多样化情境中的虐待风险因素，实现超越西方中心视角的有意义跨文化比较。最后，特别聚焦于0—10岁这一特定发展阶段，弥补年龄特异性风险因素分析的不足，为低龄儿童这一脆弱群体提供针对性的风险因素识别。具体目标包括：(1)识别和分析个体、家庭、社区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关键风险因素；(2)探讨这些因素在亚洲特定文化语境下的表现特征和互动机制；(3)基于研究发现提出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建议。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系统评价方法，遵循PRISMA指南开展文献收集、筛选与综合分析工作，整合亚洲地区0—10岁儿童虐待风险因素的实证证据。文献检索覆盖4个英文数据库(Pubmed、Web of science、Psycinfo、Medline)及2个中文数据库(万方、中国知网)，检索时间截至2024年9月24日。检索策略围绕4个核心概念构建：(1)儿童相关术语(如“child*”，“kid*”，“infant*”)；(2)风险因素术语(如“risk*”，“predict*”，“factor*”)；(3)虐待类型术语(如“abus*”，“maltreat*”，“neglect*”)；(4)地理限定词(包括“Asia*”及42个具体亚洲国家/地区名称)。检索式经过预检索优化，并根据各数据库的语法规则进行了相应调整。

文献筛选分为两个阶段。初筛阶段，审查标题与摘要，对31 120篇初始文献去重后保留21 306篇，排除明显不符合条件的文献(如非亚洲地区研究)。复筛阶段，对剩余文献进行全文审查，最终纳入分析文献需满足以下标准：(1)研究对象为亚洲地区0—10岁儿童；(2)虐待实施者为父母或主要照料者；(3)研究至少涉及身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或忽视中的一种；(4)采用量化研究方法，且样本量具有足够的统计效力；(5)发表于中英文同行评议期刊。排除标准包括：不符合年龄或地区要求，仅描述虐待发生率或后果，涉及童婚/杀婴等非典型虐待类型，以及非实证类研究。经过严格筛选，本研究最终纳入85篇符合标准的文献。完整的筛选流程，包括各阶段的纳入与排除数量及具体原因见图1。

图 1 符合条件的研究文献的筛选流程

数据提取通过标准化表格完成，内容包括：(1)文献基本信息，如作者与发表年份；(2)研究设计特征，包括研究开展的国家/地区与场景；(3)样本特征，如样本量、儿童的年龄与性别构成；(4)虐待类型与测量工具；(5)主要研究发现，特指与儿童虐待显著相关的风险因素。遇到关键信息缺失时，笔者尝试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原文作者，以得到补充。为确保数据提取的准确性与客观性，研究实施了交叉验证程序。在笔者完成全部文献的初始数据提取后，另邀一位独立的审核员对随机抽取的25%的文献样本进行相同的数据提取工作。两份提取数据间的任何不一致之处均通过共同返查原文和讨论的方式达成共识。在数据分析阶段，纳入文献在研究设计、样本特征、测量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异质性，进行定量的Meta分析可能会产生误导性结论。因此，本研究采用叙述性综合方法，通过系统性的文本描述来识别和解释研究发现中的模式。为结构化呈现研究结果，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双层分类框架：第一层是依据虐待的具体类型(身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忽视及综合类别)进行横向分类；第二层是在各类型内部，运用生态系统理论，将风险因素映射到个体、家庭、社区和宏观社会等不同层级进行纵向分析。这一分析框架旨在系统揭示风险因素的分布特征及其在社会生态系统中所处的位置。

三、研究结果

(一)纳入文献的特征

最终纳入的85篇文献呈现出鲜明的特点(见表1)。在地理与文化背景方面，文献的来源地呈现出显著的区域集中性。绝大多数文献源于东亚地区，其中中国(含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n = 53)的最多，其次是日本(n = 17)、韩国(n = 3)和蒙古(n = 1)。其他地区包括西亚(伊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土耳其、也门，n = 7)、南亚(印度、巴基斯坦，n = 2)和东南亚(马来西亚、泰国，n = 2)。覆盖地点不仅包括经济发达的日本、韩国等国家，也包括正处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时兼顾了城市和农村，体现了较好的地理代表性和社会经济多样性。在样本特征方面，各文献的样本规模差异显著，从最小的34人到最大的9496人不等。儿童的年龄分布覆盖了本研究设定的0—10岁完整区间，具体可分为婴幼儿期(0—3岁，n = 16)、学前儿童期(3—6岁，n = 24)、学龄儿童期(6—10岁，n = 19)以及跨年龄段研究(n = 26)。从频数分布可以看出，学前儿童期(3—6岁)是研究较为集中的年龄段。关于样本的性别构成，在60篇披露了该数据的文献中，约三分之二(n = 43)显示样本中男性儿童的比例高于女性，这表明在现有文献中，男性儿童可能被更多地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方面，样本的来源途径较为集中。超过半数的文献(n = 43)是通过学校招募样本，这反映出教育机构因其便利性和样本集中性，已成为儿童虐待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地。紧随其后的是医疗卫生机构(如医院、保健中心/体检项目，n = 22)和社区/村镇(n = 12)，以及其他来源(包括大型调查数据库、在线调查等，n = 9)，其中一项研究同时使用了学校和医院样本。就虐待类型的测量而言，忽视(n = 32)是研究最多的虐待类型，其次为身体虐待/暴力(n = 21)和情感/心理虐待(n= 4)，另有28篇文献同时评估多种虐待类型。测量工具以标准化量表为主(n = 52)，包括本土化工具(如中国儿童忽视评价常模系列量表)与国际通用量表(如Parent-Child Conflict Tactics Scale、ISPCAN Child Abuse Screening Tool等)，部分文献采用自编问卷(n = 29)或医疗记录等客观数据(n = 4)。虐待信息报告高度依赖照料者(n =80)，其中明确指出由母亲报告的有19篇，由父亲报告的有1篇。相比之下，来自儿童的自我报告(n = 2)或专业人员报告(n = 1)极为有限。

表 1 纳入文献的特征

(二)风险因素的质性描述

本研究界定的0—10岁是涵盖了婴幼儿期(0—3岁)、学前期(3—6岁)和学龄初期(6—10岁)的关键发展阶段。该年龄段儿童在生理、认知、情感和社会发展方面不成熟，使其面临与其他年龄段儿童不同的虐待风险。儿童的身体脆弱、认知局限、表达能力不足、情感依赖性强以及自我保护能力缺失等特征，不仅增加了其遭受虐待的风险，也影响了虐待的识别、报告和干预过程，使得这一群体的受害经历更具隐蔽性和长期性。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低龄儿童是儿童保护需优先关注的对象，但在亚洲的研究中，专门聚焦于0—10岁群体的虐待研究相对有限。因此，本研究是从现有的儿童虐待研究文献中系统提取和整合所有涉及该特定年龄段的实证发现，旨在更清晰、更集中地呈现这一关键阶段的风险图景(见表2)。

表 2 风险因素的量化统计

1. 儿童虐待

在个体层面，风险因素主要体现在儿童个体特征和父母个体特征两个维度上。在儿童特征方面，年龄是重要因素，学前及小学低年级儿童的受虐待风险随年龄增长而上升，高年级儿童则呈现出相反的趋势。[36]此外，儿童的健康状况是关键预测因子。身体脆弱的儿童(如低出生体重、患有先天性疾病或慢性病)面临更高的受虐风险。这不仅因为其复杂的照护需求和高昂的医疗开支会转化为照料者的经济与心理负担，也因为这些儿童可能因身体不适而表现出更多哭闹、烦躁等难养育行为，进一步耗竭照料者的耐心。同时，儿童的问题行为也被证实与遭受虐待的概率显著正相关。[36]在父母特征方面，年轻母亲和父母年龄差距较大的家庭虐待风险更高。[37]年轻母亲进行儿童照护时经验不足，对儿童的发展规律和行为特点缺乏充分了解。父母异常的精神状况也显著推高虐待风险，其中抑郁症的影响尤为突出。社会经济劣势，如教育程度低、职业不稳定和主观经济压力均与虐待风险显著正相关。一个尤为重要的发现是虐待的代际传递效应：拥有童年受虐经历的父母，其成年后对子女实施虐待的可能性显著增加。[36,38]此外，母亲的生育史和孕期保健情况也不容忽视，如人工流产史、首次产前检查晚于20周或产检次数少于10次，都与较高的虐待风险相关。[37-39]

这些个体层面的脆弱性往往在儿童最直接的生活环境——家庭微观系统中被激活和放大。家庭的结构特征与关系质量是核心风险源。与生活在完整核心家庭的儿童相比，来自非传统家庭结构(如单亲、离异或重组家庭)的儿童面临更高的虐待风险。较大的家庭规模也因资源稀释和照料精力分散而成为一个风险因素。家庭关系质量同样关键，低婚姻满意度、伴侣暴力以及母婴依恋障碍显著增加虐待风险。Kayama等人研究指出，认为自己孩子令人烦恼的母亲表现出更高的虐待倾向。[40]这种负面认知在低龄儿童照护中具有特殊的破坏性，因为婴幼儿期是建立基本信任感和安全依恋的关键时期，母亲的负面态度不仅直接影响日常照护质量，还可能通过情感忽视和心理拒绝对儿童的人格发展造成深远影响。中观系统涉及家庭与亲友网络、邻里等其他微观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核心功能在于提供社会支持。文献一致表明，社会支持水平与虐待风险呈现显著负相关，来自配偶、父母和朋友的育儿支持不足会增加虐待风险。[36,41]在外部系统层面，社区环境是主要风险因素，大都市家庭的虐待风险高于中小城市，社区非正式社会控制水平低也会增加虐待风险。[36]

2. 身体虐待

儿童个体特征构成了身体虐待风险的内生性基础。性别是文献中被广泛讨论的预测变量。虽然也有文献未发现明显的性别差异[42]，但大多数文献表明男童遭受身体虐待的风险普遍显著高于女童。[43-45]年龄与风险呈非线性关联。低龄儿童(尤其是3—5岁儿童)遭受身体暴力的风险最高。[43,45-46]这一阶段的儿童开始表现出更多的自主行为和反抗意识，但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能力，容易引发照护者的暴力管教行为。同时，其身体的脆弱性使得相同程度的暴力可能造成更严重的伤害，但进入青春期后，风险随年龄增长而下降。[6,47]具有特殊需求的儿童群体，如多动症、自闭症等神经发育障碍儿童、高哭闹频率儿童、外化行为突出儿童及学业不良儿童更易遭受体罚。民族因素影响存在争议。有文献指出中国少数民族儿童的受虐风险更高[48]，但也有文献得出相反结论；[49]另有文献发现，在蒙古国，哈萨克族儿童遭受体罚的风险低于喀尔喀族。这暗示风险差异可能更多源于特定族群内部的文化规范，而非简单的民族身份。[45]留守状况是一个显著的风险因素，留守儿童遭受身体虐待的风险显著高于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儿童。

在父母特征方面，施虐主体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母亲实施身体虐待的比例显著高于父亲，特别是在轻度身体虐待方面。这可能与母亲通常承担更多的日常照护责任、与儿童接触时间更长、面临更直接的管教压力有关。父母的年龄也是重要因素，过于年轻($ \leqslant $35岁)或年龄偏大($\geqslant $40岁)的父母施虐风险相对更高。[42-44,47]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显著，但结论不一。多数文献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身体暴力负相关，尤其是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对儿童采取暴力管教的可能性越小。[43,50-51]父母就业状况通过不同路径影响虐待风险，无业状态(如退休、失业)可能通过加剧经济压力增加身体虐待风险，而全职工作则更多因其带来的时间压力与角色冲突而增加风险。务农的监护人被发现有更强的体罚倾向，这可能与传统权威式教养观念的延续有关。[51]在心理因素方面，父母的抑郁症状、低自我价值感、情绪控制能力差以及与繁重家务相关的心理压力，均能显著提升施虐风险。不良嗜好，如酗酒、赌博以及父母自身的童年受虐经历(即代际传递效应)，则进一步强化了身体虐待风险循环。孕产期特征显示，意外妊娠使婴儿遭受摇晃和窒息风险分别增至2.77倍和5.61倍；[52]有过流产经历的母亲摇晃婴儿的风险反而较低，这可能源于一种心理补偿机制。延迟参与产前健康检查和采用混合喂养模式也被识别为独立的风险因素。[53]

在微观系统层面，家庭结构缺陷显著提升儿童身体虐待风险，单亲或重组家庭儿童风险更高。家庭规模对身体虐待风险的影响呈现出矛盾的发现：一方面，多子女家庭显示出更强的体罚倾向；[50,54]另一方面，关于独生子女的研究结论不一，既有报告称其受虐风险较低[51]，也有证据指向风险增加。[55]家庭关系失调是重要风险源，婚姻满意度低、亲密伴侣暴力、专制型教养方式与施虐风险正相关。家庭经济压力与虐待风险的关系呈现出复杂性，有证据显示经济困难与风险正相关[53,56-57]，也有文献指出贫困本身并非直接驱动因素。[50]物理居住环境也扮演重要调节角色。例如，日本的研究发现，居住在高层住宅的母亲实施窒息行为的风险较底层住宅增加数倍不等，而独栋住宅则与摇晃和捂住口鼻致窒息等行为的风险相关。[53]居住空间的拥挤程度也被证实与中度身体虐待显著相关。[46]

在外部系统层面，社区社会资本发挥保护作用。生活在高邻里信任度社区的母亲实施身体虐待的可能性要比低信任度社区的低75%[53]，较低水平的社区凝聚力会使父母使用身体暴力的概率增加60%。[44]社区的城乡区位也是一个显著的分化因素，农村地区的虐待发生率普遍高于城市地区。在宏观系统层面，社会文化观念塑造着养育行为的边界。对体罚持支持态度、对暴力危害认知不足以及感知到较低行为控制能力的父母，对子女实施身体暴力的风险显著增高。[18,42,50,54]时序系统揭示了虐待风险随时间演进的动态特性。以疫情为例，在疫情初期，父母与孩子就疫情话题进行沟通的难易程度与体罚风险显著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期居家增加了严重和非常严重的身体虐待风险，但降低了心理虐待的风险。[57]

3. 心理虐待

在个体层面，儿童性别对心理虐待的影响存在争议性发现。部分文献未发现显著关联[58]，但多数证据认为男童风险更高[6,59-60]，这可能与男童的外化行为更容易诱发负面管教相关。同时，Lo等发现了教养方式与性别的交互效应：无论是专制型还是权威型教养方式，对女童心理虐待的影响强度均显著高于男童。[6]这可能意味着女童对父母的教养行为更为敏感。年龄的影响同样呈现出复杂性，年幼儿童遭受心理虐待的风险更高。具体而言，低龄儿童遭受心理虐待的可能性随年龄递增，0—10岁群体的风险显著高于青少年。[45-46,61]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低龄儿童因其认知能力有限，难以准确理解成人言语(特别是威胁、恐吓)的真实意图，更容易产生恐惧和困惑；同时，他们的情感调节能力尚未成熟，也使其在面对心理虐待时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疏导。行为特征方面，儿童问题行为构成重要的预测因子，外化行为(如违抗、哭闹)与心理虐待显著正相关，而学业成就表现出保护效应，成绩优异的儿童遭受心理虐待的风险较低。[61]民族因素显示，少数民族儿童遭受心理虐待的概率较低。[49]留守状况方面，留守儿童群体，特别是单亲外出务工家庭的留守儿童，表现出更高的心理虐待风险。

在父母特征方面，施虐主体的性别差异显著，母亲实施心理虐待的比例显著高于父亲。[59]在心理健康状况方面，父母抑郁症状与心理虐待显著相关，例如，抑郁母亲对子女使用中重度言语攻击的可能性是非抑郁群体的两倍。[46]Qiu等指出，抑郁照料者往往表现出敌意、冷漠、敏感度低、对儿童怨恨和缺乏耐心等负面态度。[49]对于需要更多情感支持和耐心引导的低龄儿童而言，照料者的这种心理状态极易在日常互动中转化为虐待行为。父母的个人特质和养育能力同样发挥重要作用。暴躁的性格、因压力导致的情绪失调及养育知识匮乏都是心理虐待的主要诱因。父母过度反应与心理虐待发生率正相关，父亲的酗酒问题也被证实与言语攻击等心理虐待行为存在显著关联。[46]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呈现梯度效应：母亲受教育程度与心理虐待风险显著负相关，无教育经历者施虐风险最高，高中及以上学历者较少使用严重心理虐待。[46,61]就业状态与较高的经济水平发挥保护作用，职业女性及高收入母亲更倾向采用非暴力管教方式，而不是心理虐待。[43,60]童年经历在心理虐待方面同样展现出显著的代际传递效应，童年期有被他人当面羞辱经历或遭受精神暴力的父母，更容易对子女实施心理虐待。[58-59,61]

在微观系统层面，家庭结构对心理虐待具有预测作用。与双亲家庭的儿童相比，单亲家庭的儿童遭受心理虐待的风险显著升高。Fatemi等解释称，父母分离可能导致儿童失去稳定的情感支持和基本权利保障，从而使其更容易面临羞辱等虐待风险。[60]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机制复杂。陈晶琦等发现，家庭经济状况较差会增加父母实施心理虐待的风险。[59]Isumi等进一步揭示了其作用机制，家庭贫困是通过引发父母的心理困扰和削弱其个体社会资本来间接增加心理虐待风险的。[62]在家庭关系方面，家庭暴力的溢出效应显著，遭受配偶虐待的母亲对子女实施言语攻击的可能性更高。[46]在中观系统层面，社会支持不足会增加父母实施心理虐待的风险[59]，但高邻里支持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反而成为中度言语攻击的危险因素[46]，这种矛盾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在宏观系统层面，社会文化观念深刻地影响着心理虐待的发生。家长对心理虐待危害的认知水平与其施虐行为的发生率显著负相关。[59,61]

4. 性虐待

专门针对0—10岁儿童性虐待风险因素的研究在纳入文献中极为稀少，有限的证据一致指向文化背景在塑造性虐待风险、识别与报告行为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个体层面，儿童的性别与其遭受性虐待风险之间的关联表现出强烈的文化依赖性。例如，以色列的一项研究显示女童性虐待风险更高，这既反映了女童在社会结构中的普遍弱势地位，也可能与男童因担心被贴上同性恋的标签或出于维护社会自尊的顾虑，而更倾向于隐瞒受害经历有关。[63]然而，沙特阿拉伯的研究却发现男童性虐待风险是女童的2.9倍，这可能源于父权文化下对女童性虐待问题的严重漏报，以及女童因监护严格和活动受限而客观上降低暴露风险。[64]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低龄儿童性虐待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且识别困难。他们缺乏对性行为正常与异常界限的认知，难以意识到自己正遭受不当对待；有限的语言表达能力使其无法准确地描述受害经历；儿童对成人的信任和依赖使其因更容易被操控和威胁而保持沉默。这些特征使得儿童性虐待被长期掩盖，造成持续的创伤累积。

在宏观系统层面，文化观念深刻影响性虐待的社会应对。一项研究发现，犹太人群比阿拉伯人群更倾向于报告性虐待事件，这可能源于两种文化在核心价值观上的差异。[63]在阿拉伯文化中，受害者(特别是女性)面临失贞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污名，家庭则可能基于维护家族荣誉的考量而主动规避外部干预。相较而言，犹太文化则更强调个人权益的保护，并更支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延伸到了同一宗教群体内部。该研究进一步发现，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性虐待报告率显著高于受阿拉伯文化影响的塞法迪犹太人，后者因吸纳阿拉伯文化中重视家族荣誉、强调尊重父母胜过个人尊严的父权意识形态而表现出较低的报告倾向。[63]这种文化差异对儿童性虐待的影响尤为深远。由于儿童无法主动报告受害经历，完全依赖成人的识别和报告，文化观念直接决定了成人对儿童异常行为的敏感度和干预意愿。在强调家族荣誉的文化背景下，即使成人察觉到异常表现，也可能因担心声誉受损而选择沉默，使儿童持续暴露在危险环境中，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群体的脆弱性。

5. 儿童忽视

在儿童特征方面，性别差异对忽视风险的影响存在争议。部分文献报告男童更容易受到忽视，特别是在安全、身体、医疗、总忽视等维度，这可能源于男童活动性强导致的监护负荷增加，以及传统观念中“男孩应更坚韧”的认知偏差。[65-67]另有文献发现女童更易遭受忽视，尤其在教育方面，女童遭受教育忽视的可能性是男童的4.5倍。[68]此外，亦有研究未发现显著的性别关联。[69-71]年龄与忽视风险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发展阶段性特征。低龄儿童因依赖性强且表达能力有限，在安全、教育和医疗忽视方面风险较高。多篇文献证实，3岁及以下儿童的总忽视率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72-73]，其监督忽视风险甚至是年长儿童的3.3倍。[68]这种高风险源于低龄儿童对环境危险缺乏认知和规避能力，需要成年人提供持续的监督和保护。然而，另一些文献却发现忽视程度随年龄增长而上升，尤其在情感、教育和社会方面。[6,63,65,71]赵玉霞和章涵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忽视类型随年龄的变化趋势：年龄较大的孩子遭受身体和安全忽视的程度更高，但教育忽视的程度却有所降低[74-75]，这可能反映了家长随着子女的成长，其关注重点从基本生存转向了学业准备。儿童的健康与个人特质也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健康状况欠佳或存在认知缺陷的儿童更易遭受忽视。对于儿童而言，健康问题和发育迟缓不仅增加了照护难度，也可能因为照护者缺乏相关知识或感到挫败而导致忽视行为的发生。此外，儿童的性格气质也与忽视风险密切相关。性格孤僻、内向、难养型和易养型气质等特征都会增加忽视的可能性。[73,76-77]在学业表现方面，成绩不佳的儿童更容易遭受情感忽视。另外，留守状况是亚洲特定情境下极为突出的风险因素。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关爱和监管，加之监护人的监护意愿不高、文化素质较低，以及农村办学条件和教学理念的局限性，留守儿童面临更高的忽视风险。

在父母特征方面，父母年龄与忽视风险呈U形关系，年轻母亲因育儿经验不足和经济压力大导致子女教育忽视风险升高；高龄母亲因沟通障碍也可能增加忽视风险。父母的教育水平与儿童忽视显著负相关。高学历父母通常掌握更多育儿知识和技能，这些成为情感、教育和医疗忽视的保护因素，对于发展需求更为复杂和精细的低龄儿童尤为重要。职业状态通过资源可得性与时间分配影响忽视风险，职业稳定的父母(如科技工作者、公务员)忽视风险较低，而母亲外出务工、失业或全职在家都会显著增加忽视风险。父亲长期外出务工也会提高忽视率，父亲失业家庭的子女遭受情感忽视的风险甚至是在职家庭子女的3.5倍。[68]此外，父母性格内向、易冲动、健康状况较差等，以及自身的童年不良经历都会增加其忽视子女的风险。当主要照护者为祖父母或其他非父母成员时，儿童被忽视的风险显著升高。

在微观系统层面，家庭结构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单亲和重组家庭儿童受忽视的程度高于三代同堂和核心家庭儿童。特别是在父母离异、分居或丧偶的情况下，儿童遭受情感忽视的报告率显著升高。三代同堂家庭在预防身体忽视方面显现保护效应，可能与多代监护形成的监督互补机制相关。[78]子女数量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多子女家庭忽视风险较独生子女家庭更高，且当同胞年龄相差较大(>3岁)时，忽视程度加剧[76]，儿童在家中的排行也会影响其受关注程度。[79-80]家庭规模的影响存在分歧，扩展家庭可能通过成员互助降低风险，但也可能因经济压力与关系冲突增加忽视概率。对于家庭关系而言，亲子关系疏远、夫妻关系紧张、家庭成员关系不融洽或经常吵架、缺乏相互尊重和理解，均显著提升忽视风险。[65-67,73-74,77,79]家庭经济状况与忽视风险负相关，低收入家庭的儿童面临更高的忽视风险。此外，居住条件如人均住房面积小、缺乏独立空间等因素也会增加忽视风险。在更广泛的外部环境层面，城乡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是最突出的风险源之一。农村儿童被忽视的程度普遍高于城市儿童，经济条件差、教育资源匮乏和留守儿童问题等是主要驱动因素。地区发展水平差异也显著影响忽视状况。跨区域比较显示，不同地区的儿童忽视率存在差异，这可能与地域间的文化差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外出务工人口比例等因素有关。[65,71]即使在同一省份，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其儿童忽视风险也更高。[70]在宏观文化层面，父母的育儿观念通过认知框架形塑其养育行为，对亲子互动价值认知不足的父母，会显著增加其对子女实施忽视的风险。[81]

四、研究发现的系统阐释：风险因素的作用机制与文化特异性

本研究发现，亚洲地区的儿童虐待风险呈现出普遍性与特殊性交织的复杂图景。本研究验证了经济压力、父母心理健康等风险因素的跨文化普遍性。但更核心的贡献在于，研究识别并阐释了一系列植根于亚洲社会文化土壤的独特风险因素与传导路径，比如由儒家教育观催生的教育驱动型虐待；城乡二元结构下特有的留守儿童忽视问题；在集体主义与面子文化影响下，社区支持网络所呈现出的保护与压力并存的双刃剑效应等。这些发现表明，亚洲低龄儿童虐待问题并非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模型所能完全解释，其风险生成机制深受本土文化价值观、家庭互动规范与社会变迁模式的深刻塑造。因此，下文将整合生态系统理论的各个层级，重点剖析这些普遍性与特殊性风险因素如何共同构成亚洲地区儿童虐待的复杂生态。

(一)文献分布的不均衡性：资源配置与文化认知的结构性反映

本研究发现，亚洲地区儿童虐待研究的地理和主题分布不均衡。在地理分布上，绝大多数文献集中于东亚，特别是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中高收入国家。这种学术产出的高度集中可归因于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首先，雄厚的经济与科研实力为开展大规模、长周期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资源支持。其次，剧烈的社会转型(如家庭核心化、人口老龄化)所引发的育儿焦虑和代际冲突催生了强烈的本土研究需求。最后，相对开放的学术环境为探讨儿童虐待这类高度敏感的社会议题提供了制度空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文献寥寥无几。研究的匮乏不仅是科研资源限制的直接后果，更可能暗示了在这些地区，儿童保护议题尚未获得足够的社会与政治重视，相关认知和实践层面可能存在系统性的知识空白。

在研究主题上，文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儿童的身体虐待与忽视上，对心理虐待和性虐待的研究相对缺乏。对身体虐待的关注，与亚洲文化中对体罚既普遍存在又有争议的矛盾心态相呼应。而忽视研究的突出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亚洲，特别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留守儿童这一特有社会问题的学术回应。相比之下，心理虐待因其伤害的内隐性和模糊性，在强调具体、可见行为的文化中易被忽视；性虐待则因触及根深蒂固的文化禁忌而成为研究最难触碰的领域。这种由资源与文化共同造成的研究分布不均衡性，可能导致研究对某些地区或类型儿童虐待问题的认知偏差和盲点，影响政策和实践干预的有效性。未来需要加强对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研究投入和能力建设，更多关注心理虐待和性虐待等相对被忽视的主题，构建真正全面、可靠的亚洲儿童虐待知识体系。

(二)个体层面风险的文化阐释：发展特征与社会期待的冲突

个体层面的风险因素揭示了低龄儿童自身的发展特征与亚洲文化期待之间的深层矛盾。从婴幼儿期的生理依赖性冲突到学前期的自主性发展困境，从男童的身体规训到女童的教育忽视，从特殊需求儿童的照护负担到普遍存在的教育驱动型虐待，这些风险模式共同反映了社会如何将成年人世界的价值观和压力不当地投射到尚不具备相应能力的低龄儿童身上。

儿童遭受虐待的风险随年龄变化呈现出独特的非线性关系。在婴幼儿期，儿童的生物依赖性与表达能力限制构成基础性风险，高频哭闹等特征易诱发照护者的负面情绪反应，增加严重虐待(如摇晃综合征)的可能性。进入学前期后，儿童的自主意识快速发展，其探索行为与亚洲文化强调的听话、顺从等价值观形成直接冲突。受“蒙以养正”等早期规训理念的影响，家长对儿童行为的严苛要求，与儿童执行功能尚不成熟的现实形成巨大张力，导致体罚等暴力管教手段普遍化。相比之下，学龄初期的身体和心理虐待风险逐渐下降，而忽视风险，特别是情感和社会方面，显著上升。这种转变一方面源于学龄儿童认知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以及学校监督作用使显性虐待行为受到制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统管教重心从行为控制转向学业表现，但在追求成绩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儿童的情感和社会发展需要。性别化的虐待模式揭示了父权制文化如何通过差异化的暴力形式再生产性别不平等。男童所承受的更高强度身体规训和心理压力，与传统男性气质建构过程密切相关。“养不教，父之过”的文化观念赋予严厉管教以道德正当性，特别是对男性继承人的培养，身体惩罚被视为塑造“阳刚”品格的必要手段，而男童的情感表达(如哭泣、恐惧)容易被解读为软弱，进而引发矫正性暴力。女童则面临着更为隐蔽的教育忽视。这种源于“女孩无须多读书”等传统偏见的伤害，虽非直接暴力，但在教育投入、兴趣培养等方面进行差别对待，实质上限制了女童的发展机会与潜能。此外，具有特殊需求的儿童面临更高的虐待风险。这不仅源于其额外的照护负担，更深植于传统文化对残障的污名化态度，以及亚洲地区普遍相对薄弱的特殊教育与社会支持体系。[82-83]“教育驱动型虐待”是一个极具亚洲文化特色的现象，儒家文化背景下的教育关乎家族荣誉与社会流动，教育焦虑的前置化使得本应以游戏和探索为主的童年被学业任务占据。当父母对儿童施加超越其认知发展水平的学习要求时，儿童因发展局限无法达到期望，父母的挫败感便极易转化为惩罚性行为。此外，低龄儿童还存在一系列独特且与身心发展相关的风险因素，如低出生体重、混合喂养模式、难养型气质、亲子依恋障碍等因素，均可能通过增加照护压力、影响亲子互动质量等途径增加虐待风险。

父母层面，首先，父母的年龄反映了不同人生阶段面临的养育压力。年轻父母的挑战主要体现为资源匮乏和准备不足。在高度强调学历与职业成就的亚洲社会，过早生育常伴随着学业中断、经济基础薄弱和社会支持网络有限等劣势，直接削弱了年轻父母的养育能力和情绪稳定性。同时，经验的缺乏也使其在应对低龄儿童日常挑战(如哭闹、睡眠问题)时更容易感到挫败和失控。高龄父母则面临不同的困境，如身体机能下降所带来的精力不足，以及可能因代际观念差异而产生的育儿冲突。此外，高龄生育还可能伴随更高的孕产期并发症和儿童健康问题，从而增加家庭的整体养育负担和焦虑。其次，母亲实施虐待的比例高于父亲，这种性别差异深植于传统家庭分工模式和密集母职文化中。当社会将儿童发展责任完全私有化为母亲个体任务，母亲被神圣化为“儿童品格的终极担保人”时，幼儿出现任何问题都极易被外部归咎于母亲的教养失职。这种社会评价压力在缺乏有效育儿支持的情况下，易转化为母亲对儿童的焦虑和不耐烦，甚至演变为冲动性的体罚行为。[84-85]父母心理健康问题与儿童虐待的关联在亚洲文化中被多重因素强化。对心理疾病的社会污名化严重阻碍身处困境的父母及时寻求专业帮助。同时，强调集体和谐、抑制个人负面情绪表达的文化氛围，也使得父母的压力和痛苦难以通过社会渠道疏解。其只能向内积累，并最终在权力关系不对等的家庭内部爆发，使最弱势的低龄儿童成为承受这些负面情绪的最终对象。母亲的生育史和孕期保健行为与儿童虐待风险密切相关。意外妊娠是关键风险因素，亚洲社会对意外妊娠的文化偏见削弱了母亲的心理韧性，叠加经济压力(如职业中断)与育儿准备不足，共同加剧了养育挫败感；[52]意外妊娠本身可能是亲密伴侣暴力的产物——施暴者常通过强迫性行为、破坏避孕措施及干扰医疗手段强化控制，而暴力环境直接损害母亲的生理与情绪资源[86]，为后续的儿童虐待创造高危条件。相反，流产经历可能通过提升母亲对婴幼儿脆弱性的认知，降低某些形式的虐待风险，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形成对比。[87]孕期保健的参与度也是重要的预测指标。产前检查开始较晚或参与度不足，不仅意味着母亲对妊娠的准备不足或持有消极态度，也将使其错失获取必要健康教育和育儿指导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规律的产检是公共卫生系统识别高风险家庭并进行早期干预的契机。因此，不充分的产检参与实际上也意味着潜在的家庭风险被成功隐匿，不利于虐待的提前预防。另外，代际传递效应在亚洲背景下表现出特殊的顽固性。父母自身的童年受虐经历不仅通过社会学习机制影响其育儿行为，更通过系统性地损害其共情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来维持虐待的代际循环。

(三)微观系统风险的生成机制：家庭结构、关系与资源的失衡

微观系统作为儿童最直接的生活环境，其虐待风险主要通过家庭内部资源配置失衡、关系质量恶化和功能执行障碍这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传导。由于低龄儿童对家庭环境的依赖性强而自身适应能力较弱，这三个维度的任何失衡都容易直接转化为对其不当的养育行为。

家庭的断裂与重组挑战着儿童照护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将双亲家庭视为道德规范的亚洲社会，单亲身份不仅意味着承受责任的超载和支持网络的断裂，更附加上了一层家庭失败的社会污名。[88-89]这种源于结构性缺失和文化性偏见的双重压力，使单亲父母在面对低龄儿童密集、不间断的照护需求时，极易陷入情绪耗竭，从而损害亲子互动质量。重组家庭则面临更复杂的权力重构过程，继父母与儿童之间因缺乏生物学联结，其关系的确立常受到血缘伦理的隐性挑战。在这种不确定关系中，暴力可能被继父母错误地当作一种快速确立权威、强迫儿童服从的替代性手段，对身份认同尚在萌芽阶段的低龄儿童造成深远的心理创伤。此外，三代同堂家庭对预防某些类型的虐待(如忽视)具有保护作用。扩展的家庭支持网络为儿童提供了更多情感支持和监护资源[90]，但城市化进程导致的居住分离、代际观念冲突的加剧、祖辈健康状况的限制等因素，都在削弱传统大家庭的保护功能。[91]子女数量也以一种复杂的方式调节着风险。在多子女家庭中，育儿资源的稀释效应是显而易见的，父母的精力、时间和关注被分散，对于需求最迫切、最无法自我表达的低龄儿童而言，其最容易在“顾此失彼”中成为被忽视的对象。在精英化育儿观念盛行的城市独生子女家庭中，风险则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儿童承载了整个家庭阶层跃迁的期望，这可能导致父母施加超越其发展阶段的压力，而过度控制和完美主义的要求容易异化为以“为你好”为名的情感虐待，甚至身体暴力。而在传统观念保留较好的农村地区，独生子女因其稀缺性和延续家族血脉的象征意义，仍享有中心地位，但这种保护可能因过度溺爱而影响其健康发展。

在家庭关系方面，婚姻满意度低下通过情绪溢出效应破坏儿童照护功能。低婚姻满意度和频繁的伴侣冲突，不仅会消耗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应对外部压力的集体资源，更会创造一个充满紧张和不确定性的家庭氛围。对这种氛围高度敏感但缺乏理解和应对能力的低龄儿童，则成为父母负面情绪的“替罪羊”。亲密伴侣暴力与儿童虐待之间存在共现性，遭受暴力的母亲所经历的创伤后应激反应(如情感麻木、过度警觉)，会损害其对婴幼儿细微需求信号(如饥饿、不适)的敏锐觉察与恰当回应能力，从而导致不安全的亲子依恋模式。[92-93]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因照护疏忽而直接危及儿童的生存与发展。在亲子关系方面，专制型育儿方式与虐待风险显著相关。这种高控制、低温暖的教养方式忽视了低龄儿童通过探索建立自主性的核心发展任务，往往将儿童正常的探索行为误判为故意挑衅而采用不当的惩罚手段。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可以从认知资源剥夺和社会资本侵蚀两个方面来解读。长期财务焦虑会消耗父母认知和情感资源，使其在面对育儿挑战时更倾向于采用自动化应激反应，而非需要耗费更多心力、更具反思性的积极管教策略。贫困也限制了家庭成员的社交参与，削弱了其从外部获取育儿信息、情感支持和实际帮助的渠道，增加了育儿的孤立感和无助感。此外，经济困境所带来的社会地位焦虑与自我效能感低下，更容易激发父母对教养失败的羞耻感知，进而促使他们通过更严厉的管教方式来徒劳地维护家庭权威和自我颜面。

(四)外部系统风险的双重效应：城乡差异与社区网络的影响

外部系统层面的风险因素体现了结构性不平等如何通过城乡差异和社区特征的中介作用影响儿童虐待。在城乡差异方面，农村地区普遍较高的虐待发生率源于多重劣势的叠加效应。首先，不稳定的农业收入和有限的非农就业机会，使得农村家庭长期处于经济不安全状态，这种生存焦虑直接加剧了父母的教养压力。其次，优质的育儿服务、专业的心理支持以及现代化的教育资源在农村地区较为稀缺，使得农村父母在面对育儿困难时几乎得不到外部支持。最后，信息的闭塞限制了农村父母接触和学习现代科学育儿知识的渠道，使其更倾向于沿袭传统的、可能包含暴力成分的管教方式。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农村父母在应对儿童行为问题时，更容易将暴力视为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城乡二元结构最具代表性的产物便是亚洲(尤其是中国)特有的留守儿童现象。父母与低龄儿童的长期分离恰好发生在建立安全依恋的关键期，这本身就构成了严重的情感忽视。而承担起监护责任的祖辈照料者，因年迈、健康不佳、文化水平有限以及与孙辈存在代沟，其教养能力严重不足。他们更倾向于采用简单粗暴的严苛管教方式，或因精力不济而采取消极放任的忽视态度。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地区本就薄弱的社会福利体系无法为这些隔代教养的家庭提供有效的早期干预和支持服务，从而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风险恶性循环。[94]

在社区特征方面，社区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控制共同构成的集体效能对儿童虐待风险的影响呈现出双重性。一方面，高水平的集体效能通过非正式社会控制和社会支持两种机制，发挥着重要的保护作用。在一个邻里关系紧密、相互信任的社区中，居民更愿意对社区内的儿童安全给予关注。这种“社区的凝视”形成了一道重要的非正式监督屏障，使得家庭内部的虐待行为更难被隐藏。同时，紧密的社区网络也意味着更丰富的社会支持资源，例如邻里间的临时托育、育儿经验的交流分享等。这些都能有效缓解父母的育儿压力，为其提供宝贵的喘息空间。然而，本研究发现高水平的邻里支持在某些情况下，反而成为增加特定类型虐待(如言语攻击)风险的因素。这种看似悖论的现象深刻反映了集体主义文化中特有的社会评价压力机制。在“面子”文化盛行的社会中，儿童在公共场所的行为被视为家庭教养水平的直接体现。因此，来自社区的高度关注可能转化为对父母教养方式的无形评判压力。当儿童在公共场合出现哭闹、不听话等不当行为时，父母可能因感到“丢脸”或担心受到邻里非议而采取当众严厉斥责、体罚，甚至是回家后通过报复性惩罚的方式来迅速平息事态，并向外界展示自己的管教权威。这种机制揭示了社会网络在儿童保护议题上复杂的双刃剑效应。

(五)宏观与时序系统风险：文化传承与现代化进程交织的影响

宏观系统层面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通过塑造虐待认知框架和道德评价体系，对亚洲儿童虐待风险产生深层次影响。在文化价值观方面，亚洲社会对体罚等暴力管教方式的高接受度源于深层的权力结构认知。等级秩序观念将父母—子女关系建构为绝对的支配—服从模式，父母权威被赋予不容质疑的神圣性。在此框架下，体罚被系统性地“去暴力化”——从伤害行为转化为教育工具，其有效性被夸大为培养顺从、克制的性格和责任感的最有效途径。[95-96]这种认知重构使施虐者获得一种心理上的豁免感，其将自己的暴力行为包装为爱的教育。

与此同时，时序系统视角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与社会急剧变迁所催生的新兴风险因素。首先，现代居住形态通过重构社会关系网络和物理环境特征，对儿童虐待风险产生了深层次影响。高层、独栋等居住模式的核心风险在于社交隔离效应的产生。传统邻里网络中的日常接触使社区成员能够自然察觉儿童的异常状况(如频繁哭闹、身体伤痕等)，形成非正式的保护监督机制。然而，现代居住形态高度强调私密性，“关起门来”的生活方式使得这种自然的社区监督功能基本失效，从而显著增加家庭内部虐待行为的隐蔽性。与此同时，居住环境的压力特征与低龄儿童的发展特点形成恶性互动循环。空间拥挤、噪音污染等环境压力源将低龄儿童的正常行为表现(如高频哭闹、睡眠不规律)无限放大，在狭小空间内形成持续的刺激，成为引发父母情绪失控和冲动行为的直接诱因。其次，重大的社会突发事件，如疫情等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被发现对儿童虐待风险产生了系统性的冲击。这类事件通过导致家庭经济压力增加、育儿负担加重以及社会支持网络中断等多重路径，显著提升了家庭内部的紧张程度和暴力风险，暴露了现代家庭在应对重大外部冲击的脆弱性。

五、研究启示：构建系统性的预防与干预体系

本研究揭示了亚洲地区低龄儿童虐待风险的多层次机制与文化特异性，这些发现为政策制定、实践干预及未来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一，构建发展敏感型预防政策体系，实现全周期覆盖。本研究发现虐待风险随儿童年龄而动态变化，这要求政策制定者必须构建与儿童发展阶段深度耦合的分阶段预防网络，将儿童保护理念无缝嵌入从母婴保健到基础教育的整个公共服务周期之中。具体而言，针对0—3岁的婴幼儿，为回应不安全依恋、不良孕产史等早期风险，政策应强制将育儿能力评估与父母心理健康筛查纳入常规产前检查，并大力推广家庭访视服务，为新手父母提供育儿指导和情绪支持。考虑到此阶段儿童缺乏自我保护和求助能力，需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儿童发展监测点，通过定期体检识别虐待征象。针对3—6岁学前期的儿童，为应对因行为挑战而加剧的体罚风险，政策应推动在学前教育机构普及循证家长教育课程，重点培训教师的积极管教技能、情绪调节策略和非暴力沟通方法。同时，强化并落实幼儿园教师强制报告责任。针对6—10岁学龄初期的儿童，为缓解与学业压力相关的虐待风险，政策应推动学校建立定期的家校沟通与儿童心理健康筛查机制，鼓励教师接受识别虐待的专业培训，并为学业或社交困难的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提供稳定的、替代性的情感关怀与学业辅导。

第二，建立精准化高危群体支持网络，为其提供靶向性服务。应研究识别出单亲家庭、有特殊需求儿童的家庭、留守儿童家庭以及有代际创伤史的父母等高危群体。对这些群体的干预必须从零散的援助转向提供整合式的个案管理服务。比如，对单亲家庭的干预，应整合经济补贴、就业支持和互助小组等多元资源，缓解其经济压力和社会孤独。针对有特殊需求的儿童家庭，应提供可及的专业照护和“喘息服务”，以直接降低照料者的身心耗竭。留守儿童问题需要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加强对隔代照料者的专业支持与培训；另一方面通过法律与政策工具，强化并监督缺位父母的监护责任与经济支持。针对有童年创伤史的父母，应为其提供创伤知情的专业心理干预，帮助其识别并阻断虐待行为的代际传递循环。

第三，推动文化适应性教养范式转型，重塑社会认知。本研究揭示的文化因素对虐待风险的深层影响要求教养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这并非全盘否定传统，而是进行创造性转化。在社会文化层面，应通过多渠道的公共教育和媒体宣传，科学阐明体罚对儿童身心发展的负面影响，并大力推广儿童权利的话语体系。其核心目标是挑战“打是亲，骂是爱”等合理化虐待的传统叙事，将儿童保护从家庭私事提升为公共责任。在家庭与专业实践层面，应大力投入资源，开发和推广本土化的、具有文化敏感性的积极管教方案(例如，将儒家“因材施教”的理念与现代个性化教育对接)，为照料者提供具体的、可替代的非暴力管教工具。更深层次的变革必须触及宏观制度，应积极倡导全人教育理念，改革单一的学业评价体系，扭转社会对学业成就的狭隘追求。此外，改革还应包含对儿童主体性的真正尊重，通过在教育和家庭生活中保障儿童的参与权，鼓励其表达自身需求和感受，培养其自我保护能力。

第四，构建新兴风险因素应对机制，增强系统韧性。现代居住形态的社会隔离效应和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是正在出现的、不容忽视的新兴风险。对此，儿童保护体系必须具备前瞻性与适应性。一方面，应在城市规划与社区建设中融入儿童友好理念，通过优化物理空间设计和鼓励社区组织发起亲子活动等方式，主动重建邻里互助网络，以对抗现代居住模式带来的“垂直隔离”。另一方面，应将重大公共危机(如疫情、自然灾害)纳入儿童保护的常规应急预案，制定常态化的家庭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并发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服务模式，确保在危机时期对脆弱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不断线”，从而增强整个儿童保护体系的系统韧性。

六、结束语

本研究虽然对亚洲低龄儿童虐待的风险因素进行了系统性分析，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的证据基础存在一定的偏差，这源于文献来源的语言壁垒与研究地域的文化失衡。由于文献选取主要依赖中英文数据库，部分以其他亚洲语言(如日语、韩语、印地语等)发表的高质量本土研究未能被纳入。同时，尽管本研究旨在探讨亚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但纳入文献高度集中于东亚，特别是中国。这使得本研究的发现可能在无意中以东亚文化语境为中心，对南亚、东南亚等其他次区域独特的文化特点和风险机制未能给予充分关注。其次，原始文献的研究方法存在局限性。纳入文献绝大多数采用横断面调查，这种设计虽然能揭示风险因素与虐待行为之间的关联，但难以确定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与动态演变过程。对父母自我报告的过度依赖也带来了显著的社会期许性偏差风险，这可能导致虐待行为被低估。此外，原始研究在测量工具和统计方法上的高度异质性，最终限制了本研究进行定量的Meta分析，无法精确呈现各个风险因素的作用强度及其相对重要性。最后，本研究的理论应用与概念界定仍有深化空间。尽管本研究以生态系统理论作为整体分析框架，但现有实证证据主要集中在个体和家庭等微观系统层面。对于中观系统(如家校互动)、外层系统(如父母工作单位)以及宏观系统(如社会政策、文化价值观)层面的风险因素，已有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显不足。这种研究重心的不均衡不仅影响了人们对儿童虐待成因的全面理解，也制约了构建综合性预防策略的有效性。更深层次的挑战在于核心概念的操作化困境：不仅虐待的不同亚类型有待区分，而且体罚等行为在不同文化中的界定差异也影响了研究的跨文化可比性。同时，对于“传统文化观念”“现代化进程”等宏观变量，已有研究缺乏成熟的测量工具，限制了对文化特异性风险机制的深入理解。

基于以上局限性，未来研究应在以下方面重点突破。在方法上，应积极采用纵向研究设计和多源数据收集策略，并致力于开发具有跨文化可比性的测量工具。在内容上，应有意识地加强对南亚、东南亚等代表性不足区域的研究，并系统探索中观、外层、宏观及时序系统层面的风险因素。在理论上，需深化对文化变量的理论阐释与实证测量，开展更多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未来将逐步完善对儿童虐待这一复杂社会问题的科学认识，并为制定更有效的、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干预策略提供坚实的证据基础。

参考文献
[1]
世界卫生组织. 儿童虐待. [EB/OL]. [2024-11-05].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child-maltreatment.
世界卫生组织. 儿童虐待. [EB/OL]. [2024-11-05].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child-maltreatment.
[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EB/OL]. [2025-09-25]. https://www.unicef.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17-goals.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EB/OL]. [2025-09-25]. https://www.unicef.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17-goals.
[3]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 A familiar face: violence in the lives of children[R]. New York: UNICEF, 2017: 1-100.
[4]
联合国. 儿基会: 全球近4亿幼儿经常在家中遭受体罚[EB/OL]. (2024-06-11).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4/06/1129251.
联合国. 儿基会: 全球近4亿幼儿经常在家中遭受体罚[EB/OL]. (2024-06-11).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4/06/1129251.
[5]
WANG L, CHENG H, QU Y, et al. The prevalence of child maltreatment among Chinese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2020, 55(9): 1105-1119. DOI:10.1007/s00127-020-01916-7
[6]
LO C K M, HO F K, WONG R S, et al. Prevalence of child maltreatment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parenting style: a population study in Hong Ko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9, 16(7): 1130. DOI:10.3390/ijerph16071130
[7]
LO C K M, TUNG K T S, CHAN K L, et al. Risk factors for child physical abuse and neglect among Chinese young mothers[J]. Child abuse & neglect, 2017, 67: 193-206.
[8]
BANGLADESH BUREAU OF STATISTICS,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 BANGLADESH. Progotir pathey, bangladesh multiple indicator cluster survey 2019, survey findings report[R]. Dhaka: Bangladesh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9: 1-564.
[9]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OF MONGOLIA. Social indicator sample survey (2013) [R]. Ulaanbaatar: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of Mongolia, 2015: 1-37.
[10]
TEICHER M H, SAMSON J A. Annual research review: enduring neurobiological effects of childhood abuse and neglect[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16, 57(3): 241-266.
[11]
WINTER S M, DITTRICH K, DÖRR P, et al. Immediate impact of child maltreatment on mental, develop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trajectories[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22, 63(9): 1027-1045. DOI:10.1111/jcpp.13550
[12]
FANTUZZO J W, PERLMAN S M, DOBBINS E K. Types and timing of child maltreatment and early school success: a population-based investigation[J].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11, 33(8): 1404-1411. DOI:10.1016/j.childyouth.2011.04.010
[13]
LI M, GAO T, SU Y, et al. The timing effect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in depress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Trauma, violence, & abuse, 2023, 24(4): 2560-2580.
[14]
ROMERO-MARTÍNEZ Á, FIGUEIREDO B, MOYA-ALBIOL L. Childhood history of abuse and child abuse potential: the role of parent’s gender and timing of childhood abuse[J]. Child abuse & neglect, 2014, 38(3): 510-516.
[15]
JAYE CAPRETTO J. Developmental timing of childhood physical and sexual maltreatment predicts adult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J].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020, 35(13-14): 2558-2582. DOI:10.1177/0886260517704963
[16]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儿童虐待给亚太地区国家每年带来 2090 亿美元经济负担 [EB/OL]. [2025-08-02]. https://www.unicef.cn/press-releases/child-maltreatment-asia-pacific-costing-countries-us-209-billion-each-year-says-unicef.
[17]
LIAO M, LEE A S, ROBERTS-LEWIS A C, et al. Child maltreatment in China: an ecolog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11, 33(9): 1709-1719. DOI:10.1016/j.childyouth.2011.04.031
[18]
WANG F, WANG M, XING X. Attitudes mediate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orporal punishment in China[J]. Child abuse & neglect, 2018, 76: 34-43.
[19]
YANG S. Cane of love: parental attitudes towards corporal punishment in Korea[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09, 39(8): 1540-1555. DOI:10.1093/bjsw/bcn034
[20]
RERKSWATTAVORN C, CHANPRASERTPINYO W. Prevention of child physical and verbal abuse from traditional child discipline methods in rural Thailand[J]. Heliyon, 2019, 5(12): e02920.
[21]
BEAZLEY H, BESSELL S, ENNEW J, et al. What children say: results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physical and emotion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 in Southeast Asia,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R]. Stockholm: Save the Children Sweden, 2006: 1-224.
[22]
CAPPA C, DAM H. Prevalence of and risk factors for violent disciplinary practices at home in Viet Nam[J].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014, 29(3): 497-516. DOI:10.1177/0886260513505215
[23]
HUANG Y, LI Y, CLARK W A V. Families in transition: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21st century China[J]. Transactions in planning and urban research, 2022, 1(1-2): 115-134. DOI:10.1177/27541223221096767
[24]
HONG X, ZHU W, LUO L. Non-parental care arrangements, parenting stress, and demand for infant-toddler care in China: evidence from a national survey[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2, 12: 822104. DOI:10.3389/fpsyg.2021.822104
[25]
刘晓甜. 我国当前儿童保护机制下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困境[J]. 法制与社会, 2019(10): 25-26.
[26]
徐富海. 中国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 政策实践与未来选择[J]. 社会保障评论, 2021(3): 95-109.
[27]
TRI N M. Implementing children’s rights in Vietnamese families: cultural and socioeconomic influences[J]. West science social and humanities studies, 2024, 2(10): 1555-1567. DOI:10.58812/wsshs.v2i10.1320
[28]
AUSTIN A E, LESAK A M, SHANAHAN M E.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for child maltreatment: a review[J]. Current epidemiology reports, 2020, 7: 334-342. DOI:10.1007/s40471-020-00252-3
[29]
HONG J S, LEE N Y, PARK H J, et al. Child maltreatment in South Korea: an ecological systems analysis[J].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11, 33(7): 1058-1066. DOI:10.1016/j.childyouth.2011.01.012
[30]
BLACK D A, HEYMAN R E, SLEP A M S. Risk factors for child physical abuse[J].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01, 6(2-3): 121-188. DOI:10.1016/S1359-1789(00)00021-5
[31]
STITH S M, LIU T, DAVIES L C, et al. Risk factors in child maltreatment: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09, 14(1): 13-29. DOI:10.1016/j.avb.2006.03.006
[32]
MILNER J S, CROUCH J L, MCCARTHY R J, et al. Child physical abuse risk factor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a meta-analysis[J].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22, 66: 101778. DOI:10.1016/j.avb.2022.101778
[33]
MULDER T M, KUIPER K C, VAN DER PUT C E, et al. Risk factors for child neglect: a meta-analytic review[J]. Child abuse & neglect, 2018, 77: 198-210.
[34]
MEINCK F, CLUVER L D, BOYES M E, et al.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for physical and sexual abuse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Africa: a review and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J]. Trauma, violence & abuse, 2015, 16(1): 81-107.
[35]
CERNA-TUROFF I, FANG Z, MEIERKORD A, et 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in low-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regression of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data[J]. Trauma, violence & abuse, 2021, 22(2): 219-232.
[36]
AHN J, YOO J P. Risk factors for child maltreatment in South Korea: an investigation of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J]. Asian social work and policy review, 2019, 13(3): 282-294. DOI:10.1111/aswp.12181
[37]
KAWAGUCHI H, FUJIWARA T, OKAMOTO Y, et al. Perinatal determinants of child maltreatment in Japan[J]. Frontiers in pediatrics, 2020, 8: 143. DOI:10.3389/fped.2020.00143
[38]
KITA S, TOBE H, UMESHITA K, et al. Impact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childhood maltreatment on maternal–infant maltreatment: a longitudinal study[J]. Japan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 2021, 18(1): e12373.
[39]
ISUMI A, TAKAHASHI K, FUJIWARA T. Prenatal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predicting maltreatment of children up to 3 years old: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using administrative data in Japa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1, 18(5): 2505. DOI:10.3390/ijerph18052505
[40]
KAYAMA M, SAGAMI A, WATANABE Y, et al. Child abuse prevention in Japan: an approach to screening and intervention with mothers[J]. Public health nursing, 2004, 21(6): 513-518. DOI:10.1111/j.0737-1209.2004.21602.x
[41]
ONO M, HONDA S.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child abuse potential among Japanese mothers[J].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17, 73: 88-92.
[42]
WANG H, CHEN J, ZHAO X, et al. Physical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by parents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from a rural area i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J]. Social work in public health, 2021, 36(3): 392-404. DOI:10.1080/19371918.2021.1896406
[43]
OMAÇ SÖNMEZ M, GENÇ M F, KARAOĞLU L. Violent discipline behaviors in mothers of preschool children in Malatya, East Anatolia[J].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020, 35(23-24): 5292-5310.
[44]
WANG H, CHEN J, LYU 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perception of neighborhood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physical violence by parents against preschool childre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a county of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9, 16(13): 2306. DOI:10.3390/ijerph16132306
[45]
ENKHBAT A, CHA S, BEYENE E T, et al. Prevalence and factors of physical punishment and psychological aggression toward children under five in Mongolia: an analysis of the 2018 Social Indicator Survey[J]. Global health action, 2024, 17(1): 2397838. DOI:10.1080/16549716.2024.2397838
[46]
HUNTER W M, JAIN D, SADOWSKI L S, SANHUEZA A I. Risk factors for severe child discipline practices in rural India[J]. Journal of pediatric psychology, 2000, 25(6): 435-447. DOI:10.1093/jpepsy/25.6.435
[47]
TANG C S.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physical maltreatment against children: a community study on Chinese parents in Hong Kong[J]. Child abuse & neglect, 2006, 30(8): 893-907.
[48]
魏乾伟, 张翠红, 张敬旭, 等. 晋黔贫困地区暴力管教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2016(3): 228-231.
[49]
QIU Y, LI M, SHI H, et al. Depressive symptoms, parenting attitude, and violent discipline among caregiver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a cross-sectional study[J]. BMC public health, 2024, 24(1): 994. DOI:10.1186/s12889-024-18394-0
[50]
ALYAHRI A, GOODMAN R. Harsh corporal punishment of Yemeni children: occurrence, type and associations[J]. Child abuse & neglect, 2008, 32(8): 766-773.
[51]
凤尔翠, 陶芳标, 张洪波, 等. 农村儿童责打的频度和强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2003(6): 380-382,385.
[52]
ISUMI A, FUJIWARA T. Synergistic effects of unintended pregnancy and young motherhood on shaking and smothering of infants among caregivers in Nagoya City, Japan[J].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2017, 5: 245.
[53]
FUJIWARA T, YAMAOKA Y, MORISAKI N. Self-reported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for shaking and smothering among mothers of 4-month-old infants in Japan[J].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16, 26(1): 4-13. DOI:10.2188/jea.JE20140216
[54]
GANAPATHY S S, SOORYANARAYANA R, MOHAMMAD N M, et al. Practice of disciplinary methods an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belief for physical punishment among Malaysian parents: findings from NHMS 2016[J]. Global pediatric health, 2022, 9: 2333794X221113820.
[55]
CHAN K L, BROWNRIDGE D A, FONG D Y, et al. Violence against pregnant women can increase the risk of child abuse: a longitudinal study[J]. Child abuse & neglect, 2012, 36(4): 275–284.
[56]
陈晶琦. 小学生父母躯体虐待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06(9): 756-757.
[57]
WONG J Y, WAI A K, WANG M P, et al. Impact of covid-19 on child maltreatment: income instability and parenting issu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1, 18(4): 1501. DOI:10.3390/ijerph18041501
[58]
何舒青. 学龄前儿童家长对其情感暴力行为调查研究[J].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2017(3): 301-303.
[59]
陈晶琦, 金怡晨, 李景壹, 等. 小学生家长对子女的精神暴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6(2): 174-177.
[60]
FATEMI M J, AFRASHTEH S, ZAHMATKESH S, et al. Prevalence and determinants of caregivers’ self-reported child abuse among children aged 3-6 years in the south of Iran[J]. Child abuse review, 2022, 31(6): e2763. DOI:10.1002/car.2763
[61]
ZHANG W, MA Y, CHEN J. Child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and its correlated factors in Chinese families[J]. Social work in public health, 2016, 31(3): 204-214.
[62]
ISUMI A, FUJIWARA T, NAWA N, et al. Mediating effects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individual-level social capital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hild poverty and maltreatment in Japan[J]. Child abuse & neglect, 2018, 83: 142-150.
[63]
BEN-NATAN M, SHARON I, BARBASHOV P, et al. Risk factors for child abuse: quantitative correlational design[J]. Journal of pediatric nursing, 2014, 29(3): 220-227. DOI:10.1016/j.pedn.2013.10.009
[64]
ALMUNEEF M A, ALGHAMDI L A, SALEHEEN H N. Family profile of victims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J]. Saudi medical journal, 2016, 37(8): 882-888. DOI:10.15537/smj.2016.8.14654
[65]
刘晨煜, 钟朝晖, 潘建平, 等. 重庆市农村0—6岁儿童忽视现状及影响因素[J].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12(1): 33-37.
[66]
王飞, 潘建平, 张松杰, 等. 中国农村3—6岁儿童忽视影响因素分析[J].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15(10): 866-872.
[67]
祝丽玲, 霍婷婷, 许红梅, 等. 佳木斯市农村小学生忽视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15(8): 1192-1195.
[68]
ALFARHAN M, ALMELHEM J, ELMAHADI A, et al. Child neglect in Saudi Arabia: the neglected form of child maltreatment[J]. Saudi medical journal, 2022, 43(6): 610-617. DOI:10.15537/smj.2022.43.6.20220117
[69]
潘建平, 杨子尼, 任旭红, 等. 中国部分城市3—6岁儿童忽视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5(4): 258-262.
[70]
冼少龙, 王宏, 符勤怀, 等. 广东省广州从化市城区3—6岁儿童忽视现况调查[J]. 中国妇幼保健, 2011(33): 5199-5201.
[71]
钟韵, 袁红, 钟朝晖, 等. 中国西部两省市农村小学生忽视现状调查[J]. 中国公共卫生, 2015(6): 713-716.
[72]
吴萍萍, 贺苗, 杨静, 等. 乌鲁木齐农村3—6岁儿童忽视现状及其危险因素分析[J].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2019(11): 1099.
[73]
崔立华, 李林泉, 庞淑兰, 等. 唐山市城区学龄前儿童忽视相关因素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15(1): 133-135.
[74]
赵玉霞, 章涵. 信阳市3—6岁儿童忽视现状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公共卫生, 2013(9): 1286-1289.
[75]
赵玉霞, 章涵. 河南农村3—6岁儿童受忽视现况及其影响因素[J]. 临床儿科杂志, 2015(9): 792.
[76]
吴凡. 宁波市多胎家庭3—6岁儿童忽视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22(7): 1037-1040.
[77]
罗妮娜, 孔丽华, 王佳, 等. 宜昌市夷陵区幼儿园儿童忽视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15(6): 871-873.
[78]
HUA J, MU Z, NWARU B I, et al. Child neglect in one-child families from Suzhou city of Mainland China[J]. BMC international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2014, 14(8): 1-8.
[79]
祝丽玲, 霍婷婷, 张艺潆. 佳木斯市城区小学生儿童忽视影响因素分析[J].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2015(10): 1015-1020.
[80]
粟发沃, 甘宇, 肖信, 等. 南宁市城区3—6岁儿童忽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调查[J]. 中国临床新医学, 2017(12): 1110-1113.
[81]
李景壹, 陈晶琦, 张文静, 等. 东北某城市1 200名小学生家长对儿童情感忽视现状[J]. 中国学校卫生, 2014(8): 1153-1155.
[82]
LI Y, RAGUNATHAN S, FUENTES K, et al. Exploring the experiences of ableism among Asian children and youth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ir famili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qualitative studies[J].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2024, 46(17): 3849-3868. DOI:10.1080/09638288.2023.2258792
[83]
ILIAS K, CORNISH K, KUMMAR A S, et al. Parenting stress and resilience in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in Southeast Asia: a systematic review[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8, 9: 280. DOI:10.3389/fpsyg.2018.00280
[84]
陈鸿翔. 婴幼儿母亲的母职困境与出路[J].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22(2): 47-51,56.
[85]
张小红, 刘志扬. 情绪化体罚: 城市新中产母职的情感工作困境[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3): 29-38.
[86]
LUKASSE M, LAANPERE M, KARRO H, et al. Pregnancy intendedness and the association with physical, sexual and emotional abuse: a European multi-country cross-sectional study[J]. BMC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2015, 15: 1-9. DOI:10.1186/s12884-015-0429-z
[87]
COLEMAN P K, MAXEY C D, RUE V M,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forms of perinatal loss and child maltreatment among low-income mothers[J]. Acta paediatrica, 2005, 94(10): 1476-1483.
[88]
KIM A, JEON S, SONG J. Self-stigma and mental health in divorced single-parent women: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J]. Behavioral sciences, 2023, 13(9): 744. DOI:10.3390/bs13090744
[89]
STAVROVA O, FETCHENHAUER D. Single parents, unhappy parents? parenthood, partnership, and the cultural normative context[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15, 46(1): 134-149. DOI:10.1177/0022022114551160
[90]
DU F, DONG X, ZHANG Y. Grandparent-provided childcare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mothers with preschool children in urban China[J].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2019, 2(4): 347-368. DOI:10.1007/s42379-018-00020-3
[91]
CHEN C, HU H, SHI R.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hinese female demand for childcare services of 0-3years: the moderating and mediating effects of family childcare context[J]. Children, 2023, 10(1): 151. DOI:10.3390/children10010151
[92]
BUCHBINDER E, EISIKOVITS Z. Reporting bad results: the ethical responsibility of presenting abused women’s parenting practices in a negative light[J]. Child & family social work, 2004, 9(4): 359-367.
[93]
LEVENDOSKY A A, GRAHAM-BERMANN S A. Parenting in battered women: the effects of domestic violence on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J].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001, 16(2): 171-192. DOI:10.1023/A:1011111003373
[94]
WEN Y J, HOU W P, ZHENG W, et al. The neglec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a meta-analysis[J]. Trauma, violence & abuse, 2021, 22(5): 1326-1338.
[95]
NGIAM X Y, TUNG S S W. The acceptability of caning children in Singapore: the fine line between discipline and physical maltreatment[J].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 behavioral pediatrics, 2016, 37(2): 158-163.
[96]
SON H, LEE Y A, AHN D H, et al. Maternal understanding of child discipline and maltrea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Korea, and Japan[J].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17, 82: 444-454. DOI:10.1016/j.childyouth.2017.1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