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发展进程中,推动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格局,已然成为基层治理与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在国家顶层政策的引导下,各地政府积极借助党建引领方式,促使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推动基层治理的创新与进步。[1]
随着互联网灵活用工平台的不断完善,新就业群体顺势蓬勃兴起,催生出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众多新职业。全国总工会2023年调研数据显示,与平台经济密切相关的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数量已高达8 400万人。[2]这一群体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日益明显,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由于新就业群体分布广泛、流动性强、数量众多以及人员构成复杂等特征,其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一方面,新就业群体在工作中面临高强度、高压力、劳动时间长、工作环境复杂、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相对较低,与基层治理体系的融合度有待提高。
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推动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实现该群体与城市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值得全社会关注。本文聚焦于J市M区促进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实践探索,尝试基于组织场域理论,从双重吸纳与多维整合的视角出发,系统阐释M区在推动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过程中遵循的基本逻辑,旨在深入探讨有效促进该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路径。
一、文献回顾城市基层治理工作涉及众多公共与私人部门,需在多元参与主体间搭建合作桥梁,凝聚各方合力,实现仅凭单一主体难以达成的治理目标。[3]在基层治理研究中,协同治理理论作为影响力较高的分析范式,受到学界广泛关注。[3]协同治理理论于1991年被正式提出[4],其是指一个或多个公共机构与非国家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以共识为导向、经过深思熟虑的正式集体决策过程的治理安排。[5]协同治理理论蕴含多元共治内涵,旨在纠正传统公共事务决策中单一的命令与控制机制。[6]其实施前提是治理主体的多样性,涵盖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家庭及普通民众等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体。[7]学界普遍认为,协同治理需要吸引政府之外的各类行动者参与,围绕共同目标相互配合。[8-10]
在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研究方面,学者们基于多元协同治理理念,从不同角度展开探讨。有学者通过搭建整合性行动框架,研究青年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发现其通过提供专业服务、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等方式,提升了居民生活品质和基层治理效能。[11]有学者从个体角度出发,探讨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传承与创新传统善治文化和乡贤治理智慧,以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实现基层良好治理。[12]还有学者发现,以农村妇女群体为切入点构建协同治理机制,能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13]这种多元主体共建共治模式,优化了基层治理结构,推动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然而,目前学术界针对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研究相对较少。在中国知网以相关关键词搜索,多为党建工作[14]成果展示的宣传材料或调研资料,主要围绕党建形态变化、面临问题[15]、现实挑战及优化路径[16]等方面展开。虽有学者指出通过转变技术创新环境、构建党组织多元协同责任网络等方式,可帮助新就业群体适应数字社会转型[17],但该群体仍存在劳务关系模糊、劳动风险加大、社会保障支持缺乏等权益保障问题。[18]各地实践活动主要聚焦于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服务、打造服务阵地,但在对其资源的接纳程度、参与治理的效果及面临的困难等方面尚缺乏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针对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研究较为分散,基于理论视角构建分析框架开展研究的相对较少。因此,本文拟基于组织场域理论视角,构建双重吸纳与多维整合分析框架,探讨J市M区基层党组织和政府推动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行动策略和实践逻辑,以期为有效推动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提供经验参考。
二、双重吸纳与多维整合:一个分析框架(一)理论基础:组织场域的分析逻辑
组织场域源自布迪厄的场域概念[19],经DiMaggio和Powell引入组织社会学,被界定为多种组织构成的制度生活空间,其中各组织相互关联、竞争合作。[20]Hoffman进一步阐释道,组织场域的意义远超出不同组织的单纯汇聚,它实际上是一个供各组织交流探讨的平台,让目标不尽相同的利益相关者和组织得以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展开互动交流。[21]新制度主义学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关系和过程为核心的概念,涵盖关系网络等核心要素。[22]总的来说,组织场域是依托特定因素产生的公共领域,通常在环境机制、关系机制和制度机制的协同下,揭示行动主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能动性根源。[23]对新就业群体所处组织场域的分析,遵循以下逻辑。
在环境机制方面,组织场域是组织所处的具体环境,其中组织和制度具有多样性,二者相互影响。[24]场域因组织利益和目标等相关问题形成,不同主体的界定决定了场域的差异,进而创造了组织的生存环境。[21]新就业群体所在的工会组织及其场域,围绕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吸纳其融入基层治理的问题而形成。在关系机制层面,组织场域理论聚焦于因共同目标聚集的组织集合体,以及成员间的互动规则和权力架构。[25]党、政府、新就业群体与基层环境联系紧密,持续互动。但新就业群体等实力较弱的组织与强组织的关系网络,决定了其生存发展的空间和获取资源的程度。从制度化机制来看,制度逻辑融合物质实践与符号结构[26],为场域内的行动者提供行动和互动规则。[24]在组织场域理论视角下,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要经历从边缘化到制度化再到嵌入式的动态演变,还要实现党和政府的双重吸纳,以及组织、制度和资源的整合。
这三个机制相互关联,共同塑造了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的组织场域环境。环境机制为其提供生存土壤,关系机制影响其发展空间和资源获取,制度化机制则引导其融入基层治理的进程。理解这些机制,有助于深入探究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内在逻辑,为推动基层治理创新提供理论支持。
(二)双重吸纳:嵌入式组织吸纳与退出式服务吸纳并存
第一,党的嵌入式组织吸纳。从党的二十大报告到二十届三中全会,都着重强调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在党建新领域,维护党的领导、优化治理结构、夯实执政根基至关重要。[27]针对新就业群体规模大、流动性强、模式新等特点,应开展区域化党建。采用单独组建、区域联建、驻派帮建等方式,让党的基层组织全面覆盖新就业群体,将支部建在团队上,确保党建工作无死角。以党组织为核心,依托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和工会平台,推动组织建设与行业协同发展。通过党建赋能,助力新业态高质量发展,实现党和新就业群体的紧密联系,扩大党的执政基础。本质上,强化新就业群体党建是嵌入式组织吸纳理念的实践。这一理念是“将支部建在连队上”原则在新兴领域的拓展。[23]一方面,嵌入式吸纳能在新就业群体组织发展初期给予支持,确保其政治方向正确。[28]另一方面,通过党建引领能塑造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和品格,引导其健康发展。
因此,在基层党组织推行嵌入式组织吸纳的政治逻辑下,新就业群体获得了政治认可。这为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动力,使其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融入社会发展,为基层治理等工作贡献力量。
第二,政府的退出式服务吸纳。在制度供给上,人社部相继发布的各项文件都在强调要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群体出台专项保障政策,实现基础制度与行业细则的配套,聚焦于快递员等职业,就报酬支付等实际问题为企业和劳动者提供具体指导。[29]这规范了企业用工,保障了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劳动者维权提供了依据,促进了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30],是政府采取退出式服务吸纳策略而主动加强制度保障和服务供给的典型例证。在权益保障方面,为新就业群体筑牢权益保障网络,减少其后顾之忧,增强其职业安全感;在服务供给方面,为有效加强新就业群体的基层治理参与意愿,构建制度通道,降低参与门槛,使有意愿的人员自愿参与志愿服务,提交入党申请,为基层治理注入新动力,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区级—街道—社区三个层级的组织通过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服务、打造阵地、提供技能培训等措施,促进新就业群体发展和融入。由此可见,政府实施退出式服务吸纳策略,并非强化权力集中,而是注重放权与支持。政府在组织管理层面的退出,为新就业群体拓展了发展空间。政府通过服务供给,助力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因此,在政府对新就业群体实施退出式服务吸纳策略的逻辑下,新就业群体在行政环境中获取了政府的行政认可,获得了参与基层治理的渠道与制度保障,实现了就业群体与基层政府的双向互动。
(三)多维整合:从治理变量到治理增量的转变
在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场域下,要想推动新就业群体从意愿和能力上真正融入基层治理,需要从组织整合、制度整合以及资源整合方面发力。
首先,在组织整合方面,在组织内部,对于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不同行动者而言,他们一般不会因为制度逻辑的存在而主动服从于制度或受到制度塑造[31],而是竭尽所能追求一种最合适的制度逻辑范式,以符合自身的最佳效益。[32]依据整合机制的作用领域,组织整合可被划分为内部整合与外部整合两类。内部整合是将组织视为一个封闭体系,通过调配内部资源,确保组织目标的实现。外部整合是将不同组织置于一个更宽泛的系统中,在共同设定的目标基础上,这些组织通过交流、协作等手段,不断进行资源流通与信息共享,以达到共同目标,推动各方的共同进步。[33]即要建立新就业群体等新兴组织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的长效发展机制,必须借助组织内外部力量整合形成的整体治理合力。
其次,在制度整合方面,制度是一个国家或组织发展的基石,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或该组织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质量。[34]整合不同组织间的制度,能够优化制度资源配置,并促进双方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增效的整体作用。[35]这意味着制度整合成立的前提是不同组织所遵循的制度或规则,在制度架构上存在一定的关联或能达成某种共识。[36]就此而言,要想有效推动新就业群体与基层政府在制度层面的整合,必须在新就业群体与基层政府之间形成某种共同的规范或机制,从而保证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
最后,在资源整合方面,资源整合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过程,需从多元化的来源、结构、内容、层次中筛选、提取资源,将其科学融合、充分激活,让资源更具灵活性、系统性、组织性与价值性。此过程旨在重构原有的资源体系,同时剔除无效资源,最终形成一个新的、更具核心竞争力的资源体系。[37-38]在公共管理中,如何激活并利用现有资源(存量资源),以及如何增加新的资源(扩大增量资源),是资源整合与开发的关键议题。[39]行动者或组织在行使权力及展现行动能力方面的强弱程度都会受到资源的影响。同时,资源也是权力和能力的根源。[40]这意味着若要让新就业群体在参与基层治理的过程中拥有持续的动力,就必须整合各个组织间的资源及各种社会资源,从而为其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
综上所述,根据已有的相关政策文件和对理论的分析,本文试图基于黄六招等对社会组织双重吸纳的研究[23],构建双重吸纳与多维整合分析框架,分析吸纳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内在机理,以此廓清当前应采取何种策略和路径来推进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阐释该群体从治理变量到治理增量的转变路径(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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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双重吸纳与多维整合分析框架 |
笔者于2024年在J市M区开展调研,以该区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典型案例进行具体分析。
(一)研究方法与案例选取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当前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难以开展大规模研究,因而采取适用于解释个案现象的案例研究法来开展研究。在案例资料收集过程中,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遵循三角验证的基本思路,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入访谈等方法收集J市M区促进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经验数据,具体如下。(1)对M区街道党政部门相关负责人、社区党总支书记及相关工作人员、社区居民及志愿者、新就业群体、社区商户等进行访谈,访谈形式涵盖个别访谈、集中访谈与参与式观察;(2)实地考察区级、街道、社区工会驿站、社区居委会办公场所、社区服务中心、文化阵地等工作场所,直观了解其工作环境与流程;(3)收集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相关宣传资料、先锋骑手、积分制度、社区规章制度等实物资料;[41](4)借助政府官方网站、部门官方社交媒体平台公开发布的信息,广泛收集资料。此外,还深入研究相关政策和文献资料,为调研提供理论支撑。
从案例选取角度来看,本文将J市M区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三个原因。其一,在国家大力倡导高度关注新业态发展,持续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与凝聚服务工作的大背景下,M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探索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与J市其他区相比,M区是较早推动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地区之一,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经验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其二,M区在推动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过程中所采取的做法和激励措施特色鲜明,例如分类建设服务阵地、搭建行业示范品牌、参与社会治理平台、积分兑换等。其三,M区是云南省首批“骑手友好社区”
(二)双重吸纳治理逻辑下,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实践逻辑
1.党的嵌入式组织吸纳:全域党建体系构建与政治认同强化
在党的嵌入式组织吸纳维度,自从国家层面开始号召要重点关注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充分发挥其流动性强、覆盖面广等特性以来,J市M区就高度重视党建引领,确保该群体的政治认同与党组织保持高度一致。在2021年之前的早期探索阶段,M区作为J市的核心城区,较早关注新就业群体。随着平台经济在M区的快速发展,外卖、快递、网约车等行业人员数量迅速增加,M区开始探索如何为其提供服务和保障。首先通过构建区级—街道—社区三级党建责任体系,实现政治引领全域覆盖和组织架构纵向贯通。在区级层面,从2019年起,M区率先成立区委两新组织工委,统筹制定《新业态党建三年规划》,明确快递、外卖、网约车三大重点行业的党建目标。2021年,M区总体进入政策深化阶段,在12个街道设立两新组织党委作为枢纽,细分行业成立功能性党支部,直接管理平台企业党员。在2022年至2024年的政策全面推进期,M区依托12个街道105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建立“大党委”,将支部延伸至新就业群体聚集节点,在顺丰网点设立“红色物流站”,在瑞鼎城圈建立楼宇党支部,在雄达茶城成立商户联合党支部,实现组织覆盖100%。此纵向架构打破了传统“条块分割”的治理壁垒,确保新业态党支部全面建立。[42]
其次,针对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强、党员教育管理难以精准开展等难题,M区通过创新党员动态管理机制,确保党员教育管理的精准落实。2021年至2022年实施数据对比+实地摸排双轨制策略,通过平台企业数据与全国党员系统交叉核验,结合党建指导员实地走访,精准定位412名流动党员。2023年,推出“10分钟微课堂”“班前一刻钟”“蜂享驿站”“先锋课堂视听角”等碎片化学习模式,累计覆盖骑手党员2 000余人次。2024年,深化培育机制,成立街道新业态工作党支部来专职发展党员,并首创流动党员报到码,让党员在家门口和手机端就能找到党组织,并参与组织生活。
此外,为增强新就业群体的政治认同,M区通过思想引领激活其治理潜能。2022年,通过开展“新新er分享会”“先锋骑手论坛会”等活动强化身份认同,例如雪力国际电商党员主播通过直播助农销售农产品来带动农民增收。2023年,通过组建M区“蜂行侠”“党员先锋车队”“食品安全监督员”等17支志愿服务队伍,参与民意收集、突发事件直报、辖区安全预警、食品安全监督等工作。近年来,通过“随手拍”系统上报社区安全隐患等问题600余件,有效推动了新就业群体党员在街道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建设政治激励与服务反馈闭环,通过评选“最美先锋骑手”,设置“金豆积分”兑换机制,让参与志愿活动的新就业群体可优先享受子女托管、技能培训等,形成“亮身份—办实事—得认可”的良性循环。
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组织化程度低、高流动性特征,我们积极探索并构建属地化党建组织体系。依托街道两新组织党委组建新业态功能性党组织集群,实施组织力提升工程,重点推进新就业群体党员发展培育与教育管理标准化建设。通过开展新业态企业座谈会、“先锋课堂”与“新新er分享会”等特色活动,构建起常态化思想引领与实践教育双轮驱动机制,切实增强党组织在新兴领域的政治引领力与群体价值认同度。(20241025M)
2.政府的退出式服务吸纳:精准服务供给与治理空间让渡
在政府的退出式服务吸纳维度,M区各级政府减少“一管到底”的情况,给予基层社区和组织更多自主选择权,自身主要负责支持、优化服务供给与保障。从政策宣传前期就注重服务先行,此后更是通过构建三级驿站+四类服务响应体系,分层服务、精准匹配新就业群体多样化需求。驿站数量从2021年试点首批建设的12个“蜂享驿站”到2022年扩展为84个,并将其科学分为:基础层(A类63个)主要提供饮水充电、避雨取暖等刚需服务;提升层(B类12个)增配技能培训(例如直播电商课程等)、心理疏导(心灵小屋);特色层(C类9个)开设“爱心食堂”8元餐、“四点半课程”子女托管;枢纽层(S类)集成法律维权和社保办理等综合功能。同时,服务按需动态调整,例如针对骑手停车位不够的问题,在医院周边增设骑手专用车位;为方便骑手在复杂的楼栋里精准定位、节省送餐时间,映像小区还专门粘贴了电子楼栋导航图。
没想到沿途好几个社区特地给我们开了爱心食堂,还有优惠。我们现在跑长途回来可以在公司旁边的“蜂享驿站”洗个热水澡。社区非常用心,我们很感动!(20241120L)
M区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规范用工企业制度。2022年,M区联合人社部门推动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至2023年覆盖21家企业的181人。在“百日集中行动”中,区总工会提供免费体检、理发、停车等服务,开展劳动法律咨询、消防训练、交通安全警示等活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2024年,M区联合蓝天救援队开展心肺复苏培训,为182名女骑手提供“两癌”筛查,真正做到用心、用情的服务和关怀。
M区“退出管理,赋权参与”的策略还体现在降低基层治理参与门槛上,让更多的新就业从业人员能参尽参。2023年通过简化入会流程,使新就业群体从业人员扫码即可加入工会。同时,为他们开辟了“绿色入党通道”,2023年发展新就业群体党员人数同比增长40%。此后,在“骑手友好社区”的试点中,54名骑手受聘为“网络协调员”,主要参与文明宣传、应急预警等社区事务,实现新就业群体从“服务对象”到“治理伙伴”的跃升。
总体而言,M区以嵌入式组织吸纳策略和退出式服务吸纳策略,形成双重吸纳治理机制,优化了新就业群体的外部环境,推动了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
3.多维整合:组织、制度与资源的协同赋能
在组织整合层面,结合前文对组织整合的描述,本文所说的组织整合包括组织内部的自我优化,以及组织之间的互动协作,即构建M区纵横交织的协同网络。一方面,纵向打通区级—街道—社区三级党建责任体系。即构建区委组织部统筹协调、行业部门指导推动、街道社区属地管理的协同治理架构,完善区委组织部—街道党工委、行业党委—街道两新组织党委—新业态工作党支部、新业态企业党支部的组织体系,从而把新兴领域整合起来。另一方面,横向建立“暖心帮帮团”多部门协作体。例如,2023年,市场监管局联合工会、平台企业开展食品安全培训会300余场。2024年,联动消防大队培训骑手应急技能,参训者人数达到
在制度整合方面,M区采取了标准化与激励闭环的做法,以制度创新保障新就业群体参与的可持续性。一是健全工作制度体系,2022年出台了《M区总工会职工驿站建设管理办法》等工作规范,明确了新业态企业党组织的工作流程、职责范围和活动要求,确保党组织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明确了服务内容和标准,保障了驿站能够持续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优质服务,在两者之间达成共识,形成了双方都必须履行的公约。二是创新治理机制模式。为激发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M区积极探索创新,推出“金豆积分”兑换奖励机制,将新就业群体投身社区志愿服务、参与社区活动等行为转化为具体积分,用于兑换物品或服务,有效调动了他们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相关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三是建立问题反馈—整改评估—制度优化机制,定期评估考核党组织建设、驿站服务等工作,确保制度落实效果。
关于党建、服务供给以及新就业群体服务群众后的积分兑换制度等日常管理工作,上级政府部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和新就业群体所在的各级工会组织,已构建起规范的制度体系,且各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20241025Y)
在资源整合方面,M区通过汇聚多方力量促进协同治理。一是整合内部资源共享。通过整合区域内的党群服务中心、职工休息站、青年活动中心等资源进行全面规划与整合,依据新就业群体的分布情况及其实际需求,科学安排服务设施的布局。在新就业群体集中的区域,重点建设和优化“蜂享驿站”,确保资源能够得到有效利用,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便捷服务。二是吸纳外部资源参与。2023年,M区争取省级资金建设云南省首批“骑手友好社区”,并将申请到的项目资金用于“蜂享驿站”建设与服务优化,改善新就业群体工作和生活条件。2024年10月,M区成功入选云南省“骑手友好社区”建设单位,为新就业群体发展注入新动力。
“骑手友好社区”将依托云岭先锋新家园•骑手驿站,M区“新新荟”新业态党群服务中心,整合周边资源,为骑手提供各种优惠服务。后续我们将不断更新服务,满足骑手的日常需求。(20241105W)
综上所述,为了使新就业群体主动适应外部环境,除了从双重吸纳的角度构建其与党政机关的沟通交流平台外,还需通过三个维度的整合,使其在党、政府和社会环境所构成的场域中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服务,推动其参与基层治理,从而获取政治、行政和社会的认可,使其完成从治理变量到治理增量的动态演变。
四、结论与讨论依据组织场域理论,本文构建了双重吸纳与多维整合分析框架解析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逻辑,通过对J市M区的案例剖析,揭示了其从治理变量到治理增量转变的核心机制。
在嵌入式组织吸纳维度,M区通过三级党建体系构建协同治理体系,实现了100%的组织覆盖率,并通过“先锋课堂”“金豆积分”等激励方式强化该群体的政治认同,为其参与基层治理注入持续动力,呼应了党在新兴领域扩大执政根基的战略需求。在退出式服务吸纳维度,政府的退出体现为三重让渡。首先是权益让渡,通过扩大工伤保险覆盖面、规范企业用工来筑牢制度保障底线。其次是服务让渡,通过构建三级驿站+四类服务体系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各种服务和帮助。同时,动态响应新就业群体的需求,为其有效参与基层治理提供后勤保障。最后是参与让渡,以降低参与门槛、简化入会流程等方式,推动该群体从服务对象到治理伙伴的跃升。在多维整合层面,M区纵向建立贯通区级—街道—社区的权责链条,横向组建“暖心帮帮团”多部门协作体,构建纵横交织的协同网络。通过制度整合规范服务标准,创新金豆积分—服务反馈的闭环激励;建立问题整改—制度优化的动态调试机制,保障新就业群体参与的可持续性;通过资源整合对内优化整合党群服务中心等资源配置,对外争取资金支持,夯实物质基础;通过多维整合、协同赋能的方式,增强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可操作性和创新性。
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得以持续发展的源泉在于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持续发力,形成三方面的合力。[43]在多方主体的合作过程中,互动关系的失衡、行动目标的失调以及行动逻辑的冲突,是导致多方关系破裂的深层原因。[44]因此,有效的基层治理并非仅仅依靠规则和技术治理就能够实现[45],还需要整合内外部多元力量,充分发挥内外部资源的作用。本文所构建的双重吸纳与多维整合分析框架,其理论基础源于党、政府、社会在特定问题情境以及组织层级架构下,不断相互作用、持续互动而形成的场域。
本文作为一项案例研究,并非将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实践归结为单一固定模式,而是提供一种具有参考价值的现实路径。为了全面理解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作用机制,需要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多案例的比较分析,并观察总结不同地区的实践经验,注重开展纵向周期更长的过程追踪研究,从而展现出该研究更为系统和全面的图景。[46]
注释
①“骑手友好社区”主要是通过整合市、区两级住建、市场监管等行业主管部门,携手工会、共青团组织,会同社区和平台企业,共同建设。
| [1] |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 (2019-11-05). https://www.gov.cn/zhengce/2019-11/05/content_5449023.htm?trs=1.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 (2019-11-05). https://www.gov.cn/zhengce/2019-11/05/content_5449023.htm?trs=1. |
| [2] |
李士萌. 8 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烦恼”何解?[J]. 中国报道, 2023(8): 82-85. |
| [3] |
杨宏山, 李娉. 双重整合: 城市基层治理的新形态[J]. 中国行政管理, 2020(5): 40-44. DOI:10.19735/j.issn.1006-0863.2020.05.05 |
| [4] |
WOOD D J, GRAY B. Toward a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collaboration[J]. Th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1991, 27(2): 139-162. DOI:10.1177/0021886391272001 |
| [5] |
ANSELL C, GASH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8, 18(4): 543-571. DOI:10.1093/jopart/mum032 |
| [6] |
田培杰. 协同治理概念考辨[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 124-140. DOI:10.3969/j.issn1007-6522.2014.01.011 |
| [7] |
李汉卿. 协同治理理论探析[J]. 理论月刊, 2014(1): 138-142. |
| [8] |
PURDY J M. 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power i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rocesse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2, 72(3): 409-417. DOI:10.1111/j.1540-6210.2011.02525.x |
| [9] |
李婷婷. 协作治理: 国内研究和域外进展综论[J]. 社会主义研究, 2018(3): 131-143. |
| [10] |
陶自祥. 多元整合: 在地化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J]. 甘肃社会科学, 2024(4): 110-118. DOI:10.3969/j.issn.1003-3637.2024.04.014 |
| [11] |
李腾子.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与策略[J]. 青年探索, 2024(6): 69-80.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24.06.006 |
| [12] |
王斌通. 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基层善治体系创新——以新乡贤参与治理为视角[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8(4): 133-139,152. DOI:10.3969/j.issn.1008-9314.2018.04.023 |
| [13] |
魏开琼, 李婷. 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探讨——基于社会工作介入H村社区建设的研究[J]. 理论月刊, 2023(5): 127-134. DOI:10.14180/j.cnki.1004-0544.2023.05.015 |
| [14] |
严成江, 杨汉秋. 筑“巢”暖“新” 加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J]. 党建, 2024(3): 49-51. |
| [15] |
郑琦, 陶周颖. “三新”党建的生成逻辑和面临的问题[J]. 理论视野, 2023(8): 87-92. DOI:10.19632/j.cnki.11-3953/a.2023.08.013 |
| [16] |
王冠中, 代文姣. “三新”党建的生成背景、现实挑战及优化路径[J]. 新视野, 2024(4): 34-43. |
| [17] |
陶周颖. 数字社会下新就业群体党建的形态变化、现实挑战及应对路径[J]. 科学社会主义, 2024(4): 114-121. |
| [18] |
徐新鹏, 袁文全. 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研究[J]. 中州学刊, 2023(1): 61-69. DOI:10.3969/j.issn.1003-0751.2023.01.009 |
| [19] |
皮埃尔•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131. 皮埃尔•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131. |
| [20] |
DIMAGGIO P J, POWELL W W.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2): 147-160. DOI:10.2307/2095101 |
| [21] |
HOFFMAN A J.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change: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U. S. chemical industr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9, 42(4): 351-371. DOI:10.2307/257008 |
| [22] |
龚小碟. 组织场域视角下支持型社会组织的互动实践——基于Q机构的个案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8: 189-192. 龚小碟. 组织场域视角下支持型社会组织的互动实践——基于Q机构的个案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8: 189-192. |
| [23] |
黄六招, 尚虎平, 张国磊. 双重吸纳与空间扩展: 社会组织的一个生存模型——基于S市M区的多案例比较研究[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1(2): 113-128. DOI:10.3969/j.issn.2095-4026.2021.02.009 |
| [24] |
陈晓蓉, 张汝立. 组织场域、制度逻辑与行动策略——对政府购买服务中社会组织运作的考察[J]. 社会建设, 2022(5): 16-26,65. DOI:10.20224/j.cnki.shjs.2022.05.002 |
| [25] |
杨永伟, 陆汉文. 多重制度逻辑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异化——组织场域的视角[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 110-116. |
| [26] |
POWELL W W, DiMaggio P J.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27.
|
| [27] |
学习二十大报告党建关键词、重要论断 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EB/OL]. [2024-12-12]. https://www.12371.cn/2023/02/28/ARTI1677584446308359.shtml. 学习二十大报告党建关键词、重要论断 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EB/OL]. [2024-12-12]. https://www.12371.cn/2023/02/28/ARTI1677584446308359.shtml. |
| [28] |
春潮, 高奎亭. 困境与破局: 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改革路径研究[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1(4): 393-398. DOI:10.13297/j.cnki.issn1005-0000.2021.04.004 |
| [29]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规则公示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指南》的通知[EB/OL]. [2024-12-14].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2/content_6933822.htm.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规则公示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指南》的通知[EB/OL]. [2024-12-14].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2/content_6933822.htm. |
| [30] |
邱超奕. 更好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EB/OL]. [2024-12-14].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3/content_6940020.htm. 邱超奕. 更好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EB/OL]. [2024-12-14].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3/content_6940020.htm. |
| [31] |
ALMANDOZ J. Arriving at the starting line: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and financial logics on new banking ventur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55(6): 1381-1406. DOI:10.5465/amj.2011.0361 |
| [32] |
程聪.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组织整合制度逻辑变革研究: 混合逻辑的视角[J]. 管理世界, 2020(12): 127-145. DOI:10.3969/j.issn.1002-5502.2020.12.011 |
| [33] |
许源源, 朱敏青. 养老服务中多元合作供给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组织整合的视角[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 45-51. DOI:10.3969/j.issn.1001-5981.2021.01.007 |
| [34] |
王浦劬, 刘舒杨. 以制度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 中国行政管理, 2024(8): 6-13. |
| [35] |
陈巍, 盛明科. 政府绩效评估与行政问责的制度整合[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2(2): 73-76. DOI:10.3969/j.issn.1000-2529.2012.02.015 |
| [36] |
张海波. 应急管理与安全治理: 理论趋同与制度整合[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6(1): 1-8. DOI:10.3969/j.issn.1008-7621.2016.01.001 |
| [37] |
董保宝, 葛宝山, 王侃. 资源整合过程、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 机理与路径[J]. 管理世界, 2011(3): 92-101. |
| [38] |
SIRMON D G, GOVE S, HITT M A. Resource management in dyadic competitive rivalry: the effects of resource bundling and deploymen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8, 51(5): 919-935. DOI:10.5465/amj.2008.34789656 |
| [39] |
曾峻. 公共管理新论: 体系、价值与工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186. 曾峻. 公共管理新论: 体系、价值与工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186. |
| [40] |
郑文换. 理解政策过程[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53. 郑文换. 理解政策过程[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53. |
| [41] |
杨林. 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供求关系及其联结机制——基于全国法治示范村(社区)的多案例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24(4): 59-70. |
| [42] |
郭祎. 论新业态党建工作的实践路径——以直播电商行业为例[J]. 广西社会科学, 2024(1): 40-48. |
| [43] |
尚虎平. “治理”的中国诉求及当前国内治理研究的困境[J]. 学术月刊, 2019(5): 72-87. |
| [44] |
秘若琳, 关信平. 从合作到疏远: 草根公益组织与基层政府关系转变的研究——以山东省Y县S组织为例[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5(3): 81-89. |
| [45] |
左雯敏. 新乡贤与有效治理: 中国士绅传统再反思[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3(2): 33-42,154. DOI:10.3969/j.issn.1674-621X.2023.02.005 |
| [46] |
张其伟, 徐家良. 社会组织如何激发城市基层治理活力?——基于某环保类组织的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23(9): 142-158. |
2026, Vol.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