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约1.91亿人，占总人口的13.50%。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63%。^[1-2]由此可见，未来我国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将持续加深。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维持和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是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医疗服务提供者亟须关注的重要课题。与此同时，中国的平均家庭规模已从1982年的4.41人下降到2020年的2.62人。^[1]此外，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人户分离的人口数量已达到4.92亿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88.52%。^[1-2]人口迁移扩大了代际之间的空间距离，对以家庭为核心的老年照顾模式提出了挑战。在此背景下，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和支持将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增强老年人生活幸福感方面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

就地养老是指老年人在熟悉的家庭、社区和环境中逐渐变老，并尽可能维持其既有生活方式与日常活动不发生重大改变或中断。^[3]居家环境不仅能为老年人提供源自家庭和社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也能使他们继续维持原有的社会角色和义务。^[4]研究表明，老年人对入住养老机构持谨慎或保留态度，在养老方式上更倾向于居家或社区养老，而非将养老机构作为首选。^[5-6]同时，研究发现，体弱老年人在经历入住养老机构的转变后，其脆弱性更加凸显。^[7]近年来，养老机构郊区化趋势持续加剧^[8]，导致老年人与原有的社会交往圈逐渐脱节，有的甚至割裂了老年人与其他年龄层人群的交往，使得养老机构原本的隔离特征进一步强化。相较之下，就地养老能够让老年人保持独立感、自主性和归属感，以及社会支持所带来的联结感、安全感和熟悉感。^[4,9]已有研究表明，相较于机构养老，就地养老通过整合居家医疗与社区照护服务，降低总体医疗成本，体现出较高的成本效益。^[10]人口结构的变化、机构养老模式的局限性及养老机构高昂的服务成本，共同凸显了探索新的长期护理模式的迫切性。^[11]就地养老不仅是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有效途径，也是减轻个人、家庭及政府经济负担的重要方式。因此，探讨影响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社会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作为个体的主观评价指标，因个体和社会环境的差异而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如年龄^[12]、婚姻状况^[13]、教育水平^[14]、经济水平^[15]、居住情况^[12]及身体健康状况^[15]等，都是影响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重要因素。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也会受到其所处物理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家庭与社区环境，如住房的设计和面积^[16]、医疗条件^[9]、交通便利性^[17]、安全状况^[15]等。此外，老年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与就地养老意愿相关，其主要是指个体在社区的社会关系网络及互动情况，如邻里关系^[12]、社区归属感^[12]、信任水平^[18]等。与此同时，基于社区的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影响已得到越来越多研究的实证支持。^[13,18-19]然而，已有研究在社会资本和社区环境的概念界定及测量指标方面尚未达成一致，许多研究往往采用单一指标进行评估，且缺乏对社会资本和社区环境的综合考察。此外，社会资本依赖社会背景并具有文化敏感性，应在具体情境下进行本土化研究与阐释。因此，系统考察社会资本和社区环境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影响，不仅有助于丰富并发展社会资本和社区环境的相关理论研究，也能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政策优化与服务完善提供重要的经验与启示。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了“老年友好城市”的概念。其核心思想是“积极老龄化”，即“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为提高生活质量而优化个人在健康、社会参与和安全方面机会的过程”。^[20]“老年友好城市”的建设重点主要集中在空间和社会环境的完善上。不同研究在提出“老年友好城市”建设建议的同时，也聚焦于老年人居住与生活的空间环境，以及社会参与等互动交往的社会环境，而这些因素与老年人就地养老所关注的核心内容高度契合。^[21-24]因此，深入探讨社会资本和社区环境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影响，推动积极的就地养老模式并提升其质量，是促进“老年友好城市”建设的重要路径。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资本与就地养老

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罗伯特•普特南提出的社会资本概念在健康研究领域被广泛采用。从集体主义角度看，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可以概念化为“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协调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25]从个人视角来看，社会资本被视为一种资本形式，既存在于与他人的非正式交往中^[26]，也存在于正式组织的社会参与中。^[27]此外，社会资本可以从认知和结构两个维度来衡量。具体而言，认知维度是指个体对社区中的信任和互惠的主观感知；结构维度体现个体在社区中社会参与程度的客观状况，包括组织成员身份、志愿服务、社会参与和公共事务参与等。^[26,28]在本文中，社会资本将从认知和结构两个维度进行界定。认知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信任、互惠与归属感，结构社会资本涵盖组织成员身份、志愿服务、社会参与和公共事务参与等。据此，本文将构建综合框架，以探讨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影响。

从社会资本视角看，许多研究探讨社区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影响。社区社会资本通常包括邻里互助、社会信任、组织参与以及社区归属感等。这些因素共同构建了一个支持性强、互动频繁的社会网络环境。研究表明，在邻里关系良好的社区中，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更强烈。^[12]同时，社区归属感作为社会资本的情感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老年人对居住地的认同与依赖。老年人的社区归属感越高，越愿意维持现有的生活环境，更倾向于继续居住在该社区。^[12]一项基于中国苏州市的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上述观点。该研究在控制老年人的社会人口学变量后发现，那些拥有较高社会信任度及更多组织身份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原居住地养老。^[18]

不同研究均说明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积极影响，但已有文献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在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与测量指标方面尚未形成统一标准，许多研究往往采用单一指标进行衡量。然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潜在构念，更适合通过多维度的观测变量进行检验，以实现对其更为全面的理解。同时，社会资本往往受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例如在高收入社区中，居民的社会参与和公共事务参与通常更为活跃。基于此，本文将社会资本纳入分析框架，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下系统探讨其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影响。

(二)社区环境与就地养老

本文中的社区环境被定义为当地社区的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社区环境包括社区支持、医疗服务、交通及户外空间和建筑等。^[29-30]社区环境(如公共安全与医疗条件)通过人与环境的互动在影响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对老年人而言，安全的生活环境能够降低其风险感知，增强安全感；完善的医疗条件能保障及时救治与持续健康管理。这些环境支持不仅有助于老年人更好地适应随年龄增长而出现的功能衰退，也能增强其留在熟悉社区生活的信心。这意味着良好的公共安全与可靠的医疗条件能够为老年人提供心理保障和实际资源，从而直接强化其就地养老意愿。因此，本文将公共安全与医疗条件作为影响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重要环境变量。

研究表明，社区环境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便利的交通条件会提高老年人继续居住在原社区的意愿。^[15,17]便捷的交通方式能帮助老年人在晚年保持独立，尤其是在偏僻地区及农村地区。^[31]研究还发现，老年人特别重视在社区中获得安全感。^[17]一项美国的研究显示，社区治安水平越高，老年人选择就地养老的可能性就越大。^[15]无论身体功能状况如何，社区安全感均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显著相关，即社区安全感越高，其心理健康状态越好；在功能受限的老年人群体中，这种影响更加突出。^[32]对于存在经济担忧的老年人而言，社区服务设施是影响其就地养老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医疗资源的可及性。研究发现，在考虑是否选择就地养老时，老年人普遍重视社区生活设施的便利程度，例如使用频率高的超市。^[15,17]此外，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的设置也与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相关，其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留在原社区生活的可能性。^[9]

已有研究证明良好的社区环境能提高老年人的就地养老意愿，但仍存在不足。首先，有研究表明，老年人对环境的主观感知与其精神健康的相关性更强。^[33]然而，部分研究更多关注社区环境的客观层面，对主观感知重视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论的全面性。其次，已有研究多从单一角度考察社区环境中的个别因素，较少将主观社区环境感知的关键方面系统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此外，在探讨社区环境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影响时，社会资本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社区环境不仅直接影响老年人的生活便利性和舒适度，还会通过基础设施等影响其人际互动和社会参与机会，进而影响社区内部的信任与互惠等社会资本水平；反之，社会资本水平又会影响老年人对社区环境的感知和利用。

基于此，本文拟利用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街道的调查数据，系统分析社会资本和社区环境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尝试将社会资本和社区环境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突破单一视角的研究局限，深化对老年人就地养老影响机制的理论阐释，进一步提出实现积极就地养老模式的建议。

(三)理论框架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作为嵌入社会系统的社会支持资源，是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一个重要保护因素。^[4,26,34]老年人所处社区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能够增强其获取护理服务、开展社会互动、获得非正式和正式支持以及实现团结协作的能力，这些有助于老年人继续留在原社区生活。^[19]例如，在认知社会资本方面，社区信任能够增强老年人的熟悉感和安全感，促进其社会交往及互惠互动。这些是满足老年人日常护理和情感交流需求的资源。在结构社会资本方面，社区活动中的社会参与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情感联结和归属感。在社会资本水平高的社区，居民更愿意为年老体弱者提供支持。总体而言，尽管部分老年人面临经济收入偏低、健康状况恶化等不利条件，但是高水平的社会资本能够转化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并提供有利的环境，使老年人得以留在原社区生活。因此，社会资本不仅直接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是影响其就地养老意愿的关键因素。本文将重点探究社会资本与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关系。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已有文献，本文构建了社区环境、社会资本与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分析框架(见图1)。具体而言，社区环境影响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认知社会资本通过增强老年人的情感联结和归属感，促使其形成对社区的依赖与认同。结构社会资本通过扩大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及提升社会互动频率，为老年人提供更多情感与资源支持，进而强化其留在社区的意愿。因此，本文的分析框架既揭示了社区环境和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直接作用，也反映了二者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综合效应。

(四)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认知社会资本与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显著正相关。

假设2：结构社会资本与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显著正相关。

假设3：社区环境与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显著正相关。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系于2020年7月开展的“上海市社会资本、代际融合与老年人精神健康调查”。调研地点为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街道，该街道老龄化程度高，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约为27%。^[35]若将同济大学的师生人口从统计基数中剔除，则该街道的老龄化比例将升至约40%。^[36]调查内容涉及老年人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身体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居住情况、社会活动参与、功能性健康、精神健康以及老年人社会资本等。

该调查的所有调研员均经过专业问卷调查培训。调查工作持续13天，采用面对面访谈的方式，在居委会活动室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平均每份问卷时长约30—40分钟。调查随机抽取了23个社区，由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依据筛选标准招募20名受访者，样本的性别与年龄结构参照2019年末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的性别与年龄分布进行匹配。样本选取标准包括：(1)上海市本地市民，拥有当地户籍；(2)年满60周岁及以上；(3)过去一年在本地社区居住半年以上；(4)认知能力足够参与本次调研。最终共收取有效问卷472份，应答率为94.77%。

调研员使用Epidata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并使用SPSS对问卷进行数据核对，在随机抽查的20%问卷中，数据录入错误率低于1%。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472份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完整样本作为分析对象。主要使用问卷中关于老年人社会资本的多维度指标、老年人对社区环境的主观评价条目以及就地养老意愿相关问题，结合社会人口学变量开展实证分析。从多维度测量老年人的社会资本，并从主观感知角度考察老年人对所在社区环境的总体评价，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其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影响。

(二)变量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研究表明，“就地养老”对很多老年人来说并不熟悉^[4]，评估时并没有明确询问受访者关于“就地养老”的问题。在前文已阐述的概念界定基础上，本文参考已有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测量方式^[13,18,37]，使用“您愿意一直生活在本社区吗”进行评估，并将受访者的回答编码为二分变量(0=不愿意，1=愿意)。

2.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社会资本和社区环境。社会资本从两个方面来测量：认知社会资本和结构社会资本。^[13,18]使用信任、互惠和社区归属感来测量认知社会资本。受访者对以下3条内容按同意程度进行评分 (1=非常不同意；3=中立；5=非常同意)：(1)生活在该社区的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2)您觉得社区居民不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同时也关心他人吗；(3)如果说这个社区是个大家庭，您觉得自己是其中一员吗？分数越高，代表认知社会资本水平越高。Cronbach’s Alpha 信度系数为0.759。

此外，用机构会员数量、社会参与、志愿活动以及公共事务参与4个指标来测量结构社会资本。受访者对以下4个问题做出回应。(1)您是否属于以下政党、组织或机构，或为其注册服务对象/参与者？包括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宗教团体、工会、妇联/妇女团体、社区社团（文娱类、兴趣类、互助类、志愿类等正式团体）、体育类社团（跑步、球类等运动社团）、社会福利机构或慈善团体、专业团体或组织（医生、会计、警察等）、老年大学、社区居委会；受访者的回答被编码为二分变量(0=否，1=是)，并通过累加得出机构会员数量(范围为0—10个)。(2)总体来说，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参加由上述机构/团体组织活动的频率是多少(范围从1=从未参与到6=每周参与2次)。(3)过去一年您是否参加过其他机构组织的正式志愿服务(0=否，1=是)。(4)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是否和其他社区成员合作共同解决问题(0=否，1=是)。Cronbach’s Alpha 信度系数为0.616。

社区环境主要通过受访者对两个方面的主观评价进行测量，包括医疗条件和公共安全。评价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1 = 非常不满意，3 = 一般，5 = 非常满意)。

3.控制变量

本文将年龄、性别、婚姻状态、教育水平、居住情况、经济水平及身体健康状况作为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在已有研究中被验证为影响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重要因素^[12-15]，本研究将其设为控制变量，并纳入分析。其中，年龄为连续变量，性别、婚姻状态、教育水平以及居住情况均采用二分变量(1=女，0=男；1=已婚并有配偶，0=其他婚姻状态；1=初中毕业及以上，0=小学或未受教育或只上过幼儿园；1=独居，0=其他)。受访者本人及其配偶的月经济总收入用来呈现经济水平，并进行重新编码，即log(收入+1)。身体健康状况通过老年人自我健康评估量表进行测量，问题表述为：“您认为您自己现在的身体健康状态如何”。受访者的回答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测量(1=很差，2=差，3=普通，4=好，5=非常好)，并将结果编码为二分变量(0=很差/差/普通，1=好/非常好)。

(三)数据分析

本文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展示样本的社会人口学特征，采用stata16分析样本数据。在数据分析前，对各主要自变量(社会资本与社区环境)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变量的尺度差异。随后，通过相关性分析及多重共线性检验(方差膨胀因子VIP)发现，所有自变量的VIP值均小于10，说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为探究社会资本、社区环境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影响，本文采用分层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具体分析步骤如下。首先，将社会人口学特征、居住情况、经济水平以及健康指标等控制变量放入统计模型1。其次，在控制上述变量的基础上，将社区环境的2个指标放入统计模型2。最后，将社会资本的7个指标放入模型3。此外，本文的变量缺失值小于5%，因此采用Listwise处置缺失值。

四、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68.36岁，其中60岁到69岁的老年人数量最多，占比64.4%，8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7.2%。女性老年人占比 56.4%，比男性老年人多12.8%。已婚老年人占比83.1%，是其他婚姻状况的4倍，其中有一位老年人的婚姻状况缺失。93.6%的老年人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上，教育水平在小学及以下的老年人占比6.7%。在受访者中，有60位老年人为独居老人，占比12.7%，非独居老年人占比87.3%，且老年人大多与配偶或子女一起居住。约50%的老年人及其配偶的月经济收入在10000元及以上，其中，有13位老年人的经济状况信息缺失，其主要原因是受访者认为涉及个人隐私，选择不予披露。关于自评健康，45.3%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的健康水平较好，其他认为自己的健康水平较差。具体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见表1。

(二)回归分析

表2为分层回归模型的统计结果。所有VIF值均小于10，说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1纳入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居住情况、经济水平与身体健康状况7项控制变量，检验社会人口学特征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模型的似然比检验结果显著，χ²(7) = 17.77，P < 0.05。在控制变量中，性别对就地养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女性选择就地养老的比率约是男性的2.13倍(OR = 2.128，SE = 0.517，P < 0.01)；其余变量未达到显著水平。

模型2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纳入社区环境2个指标(公共安全与医疗条件)。模型的似然比检验结果显著，χ²(9) = 22.23，P < 0.01，但社区环境变量对就地养老意愿的影响不显著(P > 0.05)。性别变量的影响依旧显著，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倾向于选择就地养老(OR = 2.072，SE = 0.506，P < 0.01)。

模型3进一步纳入认知社会资本的3个指标(信任、互惠、社区归属感)与结构社会资本的4个指标(社会参与、志愿活动、公共事务参与、机构会员数)。模型的似然比检验结果显著，χ²(16) = 42.40，P < 0.01。社区环境变量仍未显示出显著性，性别变量显著(OR = 1.815，SE = 0.461，P < 0.05)，女性选择就地养老的比率仍高于男性。在社会资本变量中，认知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互惠均呈现出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而言，信任水平越高，老年人选择就地养老的比率越高(OR = 1.322，SE = 0.181，P < 0.05)；随着互惠水平的提高，就地养老的比率也相应提高(OR = 1.414，SE = 0.211，P < 0.05)。在结构社会资本中，仅有社会参与对就地养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其程度越高，老年人选择就地养老的发生比越高(OR = 1.360，SE = 0.202，P < 0.05)。在本模型中，其他社会资本指标未显示出统计显著性。

在社会资本的7个指标中，3个指标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有显著影响，社区环境的2个指标均没有影响，说明社会资本对就地养老意愿的解释力高于社区环境。在认知社会资本的3个指标中，信任(OR=1.322，SE=0.181，P<0.05)和互惠(OR=1.414，SE=0.211，P<0.05)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有显著影响。在结构社会资本的4个指标中，社会参与(OR=1.360，SE=0.202，P<0.05)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有显著影响。总体来看，认知社会资本相关指标的显著性水平和OR值相对较高，表明其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作用可能更为突出。

五、讨论与对策建议

(一)讨论

本文探讨了社会资本和社区环境对城市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影响。首先，在社会资本中，认知社会资本的信任和互惠与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显著正相关，即信任水平和互惠程度越高，老年人选择就地养老的比率越高。在结构社会资本中，社会参与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相比之下，认知社会资本对就地养老意愿的影响强于结构社会资本。其次，在社区环境方面，公共安全与医疗条件均未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表明仅靠社区外部环境改善难以显著提升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最后，在控制变量方面，仅性别对就地养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女性选择就地养老的比率显著高于男性，其他社会人口学特征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

1.社会人口学特征与就地养老

在本文所选取的7个社会人口学特征指标中，只有性别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产生影响，即相较于男性，女性的就地养老意愿更强。与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在性别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影响方面与多数文献一致，但在年龄、婚姻状态和经济水平等人口学因素上，结果与部分研究存在差异。^[12-15]对于女性就地养老意愿更高的现象，可从其社会化过程中的社会互动机制进行理解。在传统社会角色塑造下，女性往往更多地参与情感维系与人际协调，倾向于建立并保持长期而密切的社会联系，因此，在老年阶段更容易形成或保持稳定的社会交往网络。这些持续的社会互动增强了女性老年人在社区中的归属感与安全感，从而提升了其继续留在原社区的意愿。^[12]相对而言，男性的社会交往模式受职业环境和工作关系的影响，退休后若缺乏替代性的社会参与渠道，可能导致其对社区的情感联结相对薄弱，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就地养老意愿。值得注意的是，除性别变量外，本文在其他社会人口学特征上的结果与部分既有研究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与样本选取地点及样本总体特征不同有关。已有研究以农村或低收入地区为样本，而本文选取的地点是上海；与其他地区相比，上海的老年人在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均处于较高水平，这可能弱化了社会人口学特征变量对就地养老意愿的影响。这一结论表明，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传统人口学变量的作用可能在减弱，性别差异可能更为突出。因此，未来的政策在关注基础性服务之外，还需注重回应不同性别的差异化需求。同时，这一发现表明人口学因素的影响可能具有情境性，其作用会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制度环境不同而变化。未来研究可在不同类型的城市与农村地区开展对比分析，从而更全面地揭示社会人口学特征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多重作用机制。

2.社会资本与就地养老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认知社会资本的两个指标，即信任水平和互惠水平，以及结构社会资本的一个指标，即社会参与，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就地养老意愿。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关于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影响的结论一致。^[13,18-19]老年人在社区中拥有较高的信任水平、互惠水平及社会参与水平，不仅表明其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也预示着其在社区中拥有良好的社会支持，因此更愿意继续留在原社区。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越高。^[38]相反，信任的缺失会影响老年人的社会互动，使其在与居民接触时产生畏惧和抵触心理，进而对个体社会关系网络构建造成负面影响。邻里之间的互惠和关心能使老年人在情感上得到满足与慰藉，在社区生活中体会到一种社会联结感，从而更愿意继续待在熟悉的人际关系圈中。因此，老年人的信任水平和互惠水平越高，其对社区的情感联结越强烈，也更愿意继续留在原社区。结构社会资本水平越高，个体在社区中进行社会参与的频率就越高。已有研究表明，社会参与对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具有积极作用。^[39]社会参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老年人内心的孤独感，增强其社会联结感。^[40]社会参与水平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水平越高，其生活满意度就越高，留在原有社区的意愿也越高。^[41]此外，通过新的社会参与和角色承担，老年人可以缓解因社会角色中断而产生的情绪低落，并在参与活动过程中体验幸福感。因此，社会参与水平越高，老年人在社区的整体幸福感越高，因而更倾向于留在该社区。

本文进一步揭示了社会资本可能具有可再生性和情境性。老年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并非静态资源，而是在持续的社会参与中被激活、积累与增值。具体而言，老年人在社区中的社会参与越多，累积的社会关系网络越丰富，其社会资本的正向循环作用就越凸显。相反，老年人若较少参与社区活动，其原有的社会联系和资源则会面临闲置甚至枯竭的风险，将削弱其与社区环境之间的良性循环。未来研究需要在更多地区和不同类型社区进一步验证这一结论，以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遍性和解释力。

3.社区环境与就地养老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社区医疗和社区安全的满意度水平均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不一致。^[9,15,17]本文得出的结论可能与研究对象所处的地域有关。由本文的问卷调查结果可知，关于社区医疗水平，有33.69%的老年人表示“非常满意”，56.99%的老年人表示“满意”，对社区医疗水平“不满意”的老年人占比仅为0.85%；关于社区公共安全，有37.08%的老年人表示“非常满意”，59.75%的老年人表示“满意”，对社区公共安全“不满意”及“非常不满意”的老年人占比仅为1.27%。由此可见，上海的老年人对本社区医疗条件及社会治安的满意度均处于较高水平。一方面，作为中国发展较早的城市，上海的社区医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同时能够吸引并留住更多专业水平和服务水平较高的医护人员，为该地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医疗健康服务；另一方面，社区安全管理及安全服务工作不断完善，社区居民的安全需要得到了满足，其社区安全满意度较高。总体而言，老年人所处社区的医疗资源能够满足其个人需求，不同社区之间的差异较小，也能够就近从其他社区获得个人所需的医疗资源。上海的社区环境差异较小，其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影响不显著；相比之下，社会资本因个体特征与社会关系的多样性而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这一发现具有重要启示：在环境较好的城市中，社区环境因素的差异化影响被削弱，社会资本的作用凸显。换言之，影响城市老年人养老选择的关键因素不是社区硬件条件，而是其能否依托社区资源建立稳固的社会关系和情感联结。因此，以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政策和服务的重点需从基础设施改善，逐步转向社区网络建设、社区氛围营造等方面。此外，本文局限于城市样本，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从城乡角度进行对比，以便更全面地揭示社区环境在不同情境下的作用差异。

(二)对策建议

综上可知，认知社会资本中的信任水平和互惠水平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建议重视补偿老年人社会网络的不足。结构社会资本中的社会参与水平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而应当重视构建老年人友好型社区，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提供更多机会与平台。总体来说，可以考虑从三个方面提高城市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

第一，构建并运用社区社会资本。在组织层面，应推动多元主体联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居委会、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工作机构的优势，实现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互补与联合。在政策方面，注重资金支持、项目培育、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制度性保障，推动社会资本制度化嵌入社区治理与养老服务。在实践层面，成立社区助老服务社，发动其他年龄层的社区居民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尤其是要加强对特殊群体的关注，如独居老人、伤残老人等。开展代际服务项目，促进其他年龄层的社区居民和老年人之间的互动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信任。推动同伴支持计划，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情况，为其创造接受和提供社会支持的机会，使需要帮助的老年人得到社区支持，同时让有服务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发挥余热，实现互助养老。如成立老年志愿者团队，为高龄、独居、残疾老人提供上门服务或一对一支持关怀等。

第二，引导并创新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要提高老年人社会参与水平，需要弥补其社交网络的不足，将其个人与现有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源联系起来，并协助其获得正式的社会支持。在组织层面，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的枢纽作用，推动建立跨社区、跨机构的合作平台，为老年人社会参与提供多元化渠道。同时，应注重培育“银龄领袖”与老年社会组织，赋予老年人一定的组织自主权。在制度层面，可通过完善激励机制、健全志愿服务制度、建立服务成效评估体系等方式，推动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规范化和长效化，为老年人提供稳定的参与保障。在具体实践层面，应加强对老年人活动中心的建设，为老年人的人际交往、机构的活动开展提供必要的场所。举办能够满足老年人需求、符合其兴趣爱好的活动，激励并吸引老年人参与其中。同时，社区居委会和社会组织作为老年人社会参与及获得资源的重要渠道，应注重服务信息共享、服务能力提升，提高服务质量。另外，要加强对社会工作者及其他专职人员的培训及考核，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养老服务队伍。

第三，建设并完善老年宜居社区。在组织层面，应推动基层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共同参与社区适老化改造与养老服务供给。尤其是要强化医养结合的组织化运行模式，通过医疗与养老机构的长期合作，建立跨社区、跨部门的联动机制。在具体实践层面，社区要提供普惠、便利的老年人公共及个人护理服务，满足其护理需要，协助其继续居住在原社区。其次，整体护理、连续护理等概念是老年人护理的重点，针对社区医疗资源分散的问题，可以通过跨社区医疗协作，将各社区的专业医护力量、康复设施及护理服务能力进行整合与共享，同时扩大优势资源的服务覆盖范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惠及更多老年人。对于社区低收入老年人，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为其提供适当的家庭补贴等养老优惠政策，提高社区养老服务资源的可获得性。在社区空间建设中，应将包容性设计理念贯穿于社区规划设计的各个环节，创造更加友好的社区环境。例如，对于有认知障碍的老年人，提高空间的可识别性和记忆度，通过精细化的道路和街道设计提高其日常交通的安全性和便利性；重视生态绿化对老年人健康的作用，优化老年人体验城市绿色生态空间的便利程度等。

六、结束语

本文对中国城市老年人社会资本、社区环境与就地养老意愿进行了实证研究，为进一步探索推进老年人就地养老、提升其生活质量提供了建议，但也存在以下局限性。

首先，采用配额抽样方法采集的样本在地域和社会人口学特征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社区活动参与率低、行动受限或处于社会隔离状态的老年人未被纳入调查范围。考虑到城市、社区及个体特征的异质性，本文结论的推广性不足。其次，侧重于测量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社区或组织层面的集体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影响未检测到，未来研究可以进行相关探索。再次，本文主要将社区环境与社会资本并列纳入分析，但二者在现实中可能存在更复杂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深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本文为横断面研究设计，无法探究社区环境、社会资本与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性，也无法考察其动态变化过程。未来研究可通过纵向数据深入探讨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增强研究的严谨性与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