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青少年问题行为是重要的社会议题，其影响范围已超越个体层面，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构成深远影响。^[1]在易地搬迁这一特殊背景下，青少年问题行为呈现出更复杂的特征。一方面，问题行为不仅会导致青少年学业受阻、人际关系紧张，还可能引发校园安全事件、社区治安问题，甚至会影响地方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易地搬迁作为重大生命事件，使青少年的社会生态系统发生剧变，他们被迫面临原有社会网络断裂、迁入地区社会文化适应困难等挑战，进而诱发问题行为。如果对此未给予高度重视或缺乏及时干预，则可能影响个体、家庭、学校、社区的健康发展。因此，深入探究易地搬迁安置区青少年问题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与青少年问题行为

本文以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构建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是在多层次的生态环境系统中形成和变化的，包括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2]微观系统聚焦青少年的个体特质，如心理调节能力、社会支持感悟力及环境变化应对策略，这些内在因素直接塑造行为反应模式。^[3]在搬迁背景下，原有心理适应机制失效可能导致青少年问题行为风险上升。中观系统涵盖家庭与学校两大核心环境及其互动关系。^[4]家庭子系统通过父辈关心与情感支持发挥作用，学校子系统依赖教师关怀和同伴友好发挥作用，家校沟通频率、教育理念一致等联动因素同样重要。当青少年因搬迁经历家庭结构变动或学校转换时，家校协同机制的断裂会显著加剧青少年行为适应困难。^[5]宏观系统涉及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如新社区的居民帮助度及居民友善度等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通过塑造整体支持环境间接影响青少年发展。^[6]在易地搬迁的特殊背景下，青少年的原有生态系统发生了剧烈变化，新的社会支持网络需要重新建立，各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将直接影响其行为适应。^[7]

问题行为是指青少年在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上都超出了相应年龄正常范围的异常行为。^[8]研究表明，我国青少年问题行为发生率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经历重大环境变迁的群体中更为显著。^[9]易地搬迁安置区青少年面临原有社会网络断裂、文化适应困难等多重挑战。这些挑战可能引致问题行为，如果得不到及时干预，将会形成代际传递，影响搬迁家庭的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聚焦家庭、学校、社区三类支持的影响，是重要且必要的。

(二)家庭支持与青少年问题行为

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首要环境，其支持质量对预防青少年问题行为具有关键作用。^[10]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父辈关心、祖辈关心和同胞关心三类家庭支持。

父辈关心是家庭支持的核心维度。研究发现，父母的情感支持能显著降低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11]父母通过日常互动、情感交流和适度监管等方式，为青少年提供安全感和行为规范。^[12]在搬迁家庭中，父母自身也面临适应压力，其支持能力可能受到影响，这使得考察父辈关心的作用尤为重要。^[13]祖辈关心的作用相对有限。研究发现，虽然祖辈可能承担部分抚养责任，但由于代际教育观念差异和沟通障碍，其作用效果往往不及父母。^[14]在搬迁家庭中，祖辈同样面临适应挑战，且伴随能力弱化，其对孙辈或无暇顾及，或有心无力。同胞关心(兄弟姐妹的关心)呈现出双重效应。一方面，正性、良好的兄弟姐妹关系可以提供情感支持，缓冲压力，消减问题行为；另一方面，负性、不良的兄弟姐妹关系可能加剧问题行为。^[15]在搬迁背景下，恰逢青春期的青少年可能更依赖兄弟姐妹的关心与支持，这使得考察同胞关心的作用具有特殊意义。

(三)学校支持与青少年问题行为

学校是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场所，也是家庭支持的重要补充。学校支持主要包括老师关心和同学友好两个维度。

老师关心体现在教师关注、指导和情感支持等方面。研究发现，老师的积极关注能增强学生的自尊和自我效能感，从而减少其问题行为。^[16]特别是在初中阶段，随着青少年自主意识的增强，作为重要他人，老师的影响更加凸显。对于搬迁青少年而言，老师的关心和支持可能帮助其更快适应新环境。

同学友好是指同学间的良性互动和互相接纳。良好的同伴关系能满足青少年的归属需求，促进社会技能发展。^[17]然而，同伴影响具有双向性：积极的同伴具有保护作用，但若是涉及偏差行为的同伴，则可能增加问题行为风险。^[18]搬迁青少年在新环境中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会面临更大挑战，这使得考察同学友好的作用尤为重要。

此外，学校支持的影响还存在发展性和性别差异。小学生更依赖教师的直接指导，初中生更看重教师的尊重和理解。^[19]男生的问题行为得分显著高于女生。^[20]这些差异表明需要分学龄段、分性别考察学校支持的作用。

(四)社区支持与青少年问题行为

社区作为青少年生活的宏观环境，通过提供安全感和归属感影响其行为发展。社区支持主要包括居民友善和居民帮助两个方面。

居民友善是指社区居民间的友好度和接纳度。研究发现，良好的社区氛围能降低青少年的问题行为。^[21]对于搬迁青少年而言，新社区的接纳程度直接影响其适应过程。然而，由于文化差异和偏见，搬迁群体可能面临更大的融入障碍。^[22]

居民帮助是指社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提供的实际帮助。研究认为，理论上，居民帮助应具有保护未成年人的作用，但是在农村社区，由于资源有限，居民实际帮助的可及性往往不足。^[23]特别是在新建的易地搬迁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助网络尚未完全建立，这使得居民互助的作用可能受限。

值得注意的是，社区支持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对于非搬迁青少年而言，已经建立的社区关系使其更容易获得并受益于社区支持；搬迁青少年则需要更多时间在新社区建立新的关系，这样才有望获得社区支持。

(五)家—校—社支持网络与青少年问题行为

家庭、学校与社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互动与整合形成家—校—社支持网络，共同作用于青少年的行为发展。

家校互动方面，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沟通频率、教育理念一致性以及合作程度显著影响青少年的行为适应；^[24]良好的家校合作能够形成教育合力，增强行为规范的连贯性，并减少问题行为发生。^[25]在搬迁背景下，家校互动会因搬迁事件和适应压力等因素而发生变化，进而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因此，家校协同机制的恢复与强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家社互动方面，家庭与社区的支持资源存在一定的互补或替代关系。社区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家庭支持的不足，尤其是在父母因工作压力或适应困难而无法提供充分的情感支持时，社区的友善氛围和实际帮助能起到缓冲作用。^[26]然而，若家庭支持严重缺失，社区支持的效果也可能受限，尤其是在搬迁社区中居民间的互助网络尚未成熟时。^[27]

校社互动方面，学校与社区的合作同样不可忽视。作为青少年日常活动的重要场所，学校与社区的资源整合(社区志愿者进校园、学校开放日活动等)有助于拓宽青少年的社会支持来源，增强其归属感和安全感。^[28]然而，若学校与社区支持之间存在目标不一致或资源重叠，反而可能导致支持效能削弱，需要注意支持系统间的协调性。^[29]

综上可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发展受到家庭、学校与社区等多重环境系统的共同影响，为理解青少年问题行为提供了一个较理想的分析框架。已有研究分别探讨了家庭、学校及社区支持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证实了三类社会支持是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重要因素。个别学者关注了家—校—社支持网络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这些研究为本文综合考察多元社会支持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经验启示。然而，已有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多数研究重点考察单一社会支持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独立影响，未能充分体现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关于多元环境因素共同影响个体发展的观点；在易地搬迁特殊背景下，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缺乏对家庭、学校、社区三类社会支持的综合考察与实证检验。据此，本文拟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家庭、学校、社区三类社会支持对易地搬迁安置区青少年问题行为的独立影响和交互影响，并从性别、学龄段、搬迁经历视角，进一步揭示三类社会支持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异质性。

(六)研究假设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以及已有相关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家庭、学校和社区支持对易地搬迁安置区青少年问题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且三类社会支持的作用强度存在差异。

假设2：社会支持对易地搬迁安置区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存在性别、学龄段和搬迁经历上的异质性。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4年10月至11月在陕西省ST县易地搬迁安置区面向青少年开展的问卷调查。调查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某九年一贯制学校抽取12个班级，发放问卷598份，回收有效问卷598份。为确保数据质量，被抽取班级的所有班主任都接受了前期培训，以保证在学生填写问卷时提供必要的说明和帮助。

在598份有效样本中，小学生共189人(31.61%)：四年级学生48人(8.03%)，五年级学生64人(10.70%)，六年级学生77人(12.88%)；初中生共409人(68.39%)：七年级学生115人(19.23%)，八年级学生139人(23.24%)，九年级学生155人(25.92%)；男生328人(54.85%)，女生270人(45.15%)；搬迁青少年150人(25.08%)，非搬迁青少年448人(74.92%)。

(二)测量变量

因变量为问题行为，采用综合量表测量：(1)总担心门没锁好；(2)觉得生活没希望；(3)抽烟；(4)喝酒；(5)赌博；(6)打架；(7)去网吧；(8)做噩梦；(9)谈恋爱；(10)离家出走；(11)拉帮结派；(12)欺负同学；(13)顶撞老师；(14)逃课出去玩；(15)打游戏上瘾；(16)违反校规；(17)虐待小动物；(18)自己伤害自己。所有题项均采用3点计分(1=没有，2=有时，3=经常)。本文将所有题项得分相加，用总得分来反映青少年问题行为的程度，取值范围为18—54分，总得分越高，问题行为越严重。本文中问题行为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03，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自变量为社会支持，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三类支持。家庭支持通过三个方面进行评估。祖辈关心和同胞关心通过问题“最关心你的人是谁”来测量，若被试所填答案属于祖辈，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若被试所填答案属于兄弟姐妹，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父辈关心的测量问题为：“你爸/妈关心你吗？”选项为“一点儿不关心、不太关心、一般、比较关心、非常关心”，分别赋值为1,2,3,4,5，通过父母亲关心程度的平均值来反映父辈关心。学校支持通过老师关心和同学友好来评估。老师关心的测量问题为“你觉得老师关心你吗？”选项为“一点儿不关心、不太关心、一般、比较关心、非常关心”，分别赋值为1,2,3,4,5。同学友好的测量问题为“你觉得同学对你友好吗？”选项为“一点儿不友好、不太友好、一般、比较友好、非常友好”，分别赋值为1,2,3,4,5。社区支持通过居民帮助和居民友善来评估，测量问题分别为“你所在社区的居民帮助过你吗，社区居民对你友善吗”，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来衡量，且得分越高表示感知到的支持程度越高。

控制变量为性别、学龄段、搬迁经历、寄宿、独生子女和父母文化水平。

(三)分析方法

第一，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易地搬迁安置区青少年问题行为和社会支持的分布特征。第二，通过相关性分析，检验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第三，采用分层OLS回归模型，探究社会支持对问题行为的影响，利用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多重共线性，采用交互项分析法，检验家庭、学校、社区三类支持之间是否有协同或削弱效应。第四，建立泊松回归模型，对计数型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五，基于性别、学龄段和搬迁经历进行分组回归，考察影响效应的异质性。

四、数据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均值为22.120，标准差为5.332，分布呈右偏，表明大多数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发生率较低，但是也存在少数极高值案例，个体差异较为明显。

在家庭支持方面，父辈关心的均值为4.268，显著高于祖辈关心和同胞关心。在学校支持方面，老师关心和同学关心的均值分别为3.750和3.809，得分较高，反映出整体积极的学校支持环境。在社区支持方面，居民帮助和居民友善的均值分别为3.513和3.763，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表明青少年在社区中感知到较好的支持。

(二)相关性分析

表2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三类社会支持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在家庭支持方面，父辈关心与问题行为呈显著负相关，表明父辈关心对减少青少年问题行为具有积极作用；同胞关心与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且与父辈关心呈显著负相关，表明家庭内部可能存在代际支持的替代效应。

在学校支持方面，老师关心和同学友好均与问题行为呈显著负相关。

在社区支持方面，居民帮助和居民友善均与问题行为呈显著负相关。

(三)回归分析

表3给出了社会支持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回归分析结果。

在家庭支持方面，父辈关心对青少年问题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一结果证明了父母在青少年社会化中占据核心地位。^[30]同胞关心对青少年问题行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兄弟姐妹间无明显代沟，更经常互诉心事，分享秘密，同质性强，没有管教责任。祖辈关心未产生预期的抑制作用。这可能反映了代际教养方式存在差异或隔代抚养具有局限性。进一步分析发现，父辈关心与祖辈关心之间存在微妙的替代关系。这暗示家庭内部对支持资源进行了分配。

同时，学校支持表现出最为显著的抑制作用，尤其是老师关心。这一发现支持了教师作为重要他人在青少年发展中的关键角色。^[31]同学友好未见显著影响。由此可见，同胞关系和同学关系均是同伴关系，但前者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更大。这表明需关注同伴影响的异质性特征。

与家庭和学校支持相比，社区支持的影响较弱，但具有独特性。研究发现，社区居民的友善态度比帮助行为对青少年问题行为更具抑制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情感支持更具有感化、内化作用，更容易转化为接纳感、归属感和安全感。

交互项分析结果显示，家校交互项和家社交互项对问题行为均无显著影响，校社交互项(老师关心与居民友善)有显著正向影响。由此可见，老师关心与居民友善对问题行为的抑制作用并非叠加关系，而是削弱关系，居民友善或削弱了老师关心对问题行为的抑制作用。这可能归因于支持资源的冗余或系统间协调性不佳，在实际干预中需注重不同支持的协同性，以避免效能相互抵消。

(四)稳健性检验

多重共线性检验显示各变量VIF值均小于2，模型无共线性问题。由于因变量是计数型数据，且取值为18—54，是非负整数，通过替换模型泊松分布，再估计社会支持对问题行为的影响，以此来检验稳健性(见表4)。结果显示，老师关心和父辈关心均显著负向影响问题行为，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表明结论稳健性较强。

(五)异质性分析

表5从性别、学龄段、搬迁经历角度揭示了社会支持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异质性。

模型(10)和模型(11)显示，社会支持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性别异质性：男生对老师关心和同胞关心更为敏感，其问题行为受到老师关心的强烈抑制，也意外地受到同胞关心的显著促进；女生主要表现为对家庭支持的响应，父辈关心显示出独特的抑制作用。这种二元对立式的差异体现了不同性别青少年在社会化进程和心理需求结构上的区别。

模型(12)和模型(13)显示，社会支持的影响有明显的学龄段异质性：小学生表现出对同龄人关系的单一敏感性，仅同学友好对其问题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初中生显示出支持需求的结构性转变，老师和父辈作为成年人，其关心共同构成了情感性保护体系。这种随年龄演变的支持模式差异，反映了青少年社会认知能力和发展任务的变化轨迹。

模型(14)和模型(15)显示，社会支持的影响有明显的搬迁异质性：老师关心对两类青少年均有显著影响，但对搬迁青少年的影响更大；而社区支持中的居民友善仅对非搬迁青少年有显著影响。这种差异或反映了搬迁经历影响青少年对社会支持的感悟与利用，揭示了搬迁青少年建立社区归属感需要时间来缓冲搬迁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五、结论、讨论及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基于陕西省ST县易地搬迁安置区青少年问卷调查数据，检验了家庭、学校、社区三类社会支持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陕西省ST县易地搬迁安置区青少年问题行为发生率整体较低，但个体差异显著。(2)不同社会支持对青少年问题行为有不同影响。在家庭支持方面，父辈关心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祖辈关心无显著性影响，同胞关心却可能增加问题行为。在学校支持方面，教师关心的抑制作用最突出。在社区支持方面，居民友善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居民帮助无显著影响。因此，假设1成立。(3)社会支持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存在性别、学龄段、搬迁经历方面的异质性。男生更易受老师和同胞关心影响，女生更依赖父辈关心。初中生同时受老师和父辈关心影响，小学生仅受同学友好影响。搬迁青少年仅受老师关心影响，而非搬迁青少年还受居民友善影响。因此，假设2成立。

(二)讨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既支持了布朗芬布伦纳关于多层次环境系统共同作用于个体发展的理论主张，又为理解和消减易地搬迁安置区青少年的行为适应问题提供了现实依据。

(1)社会支持对青少年问题行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这一发现强化了生态系统理论在特殊群体中的适用性。父辈关心、老师关心、居民友善均对青少年问题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在面临搬迁所带来的环境变化与适应压力时，外部支持系统，尤其是来自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情感支持对青少年健康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支持中，老师关心的抑制效应最为突出。这可能归功于教师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权威性他人”角色及其所提供的行为规范与情感安全感。这一点在结构剧变的搬迁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

(2)不同社会支持之间的效应差异揭示了支持资源的作用机制及有效性边界。父辈关心的影响相对较弱，可能反映出搬迁家庭中父母自身面临社会经济压力与心理适应挑战，进而导致其支持效能下降；同胞关心与问题行为正相关，这与通常假设的“社会支持有益”观点相悖。究其原因，在易地安置背景下，青少年与兄弟姐妹间的联结可能更加紧密。若其兄弟姐妹自身也存在适应困难或问题行为，这种“关心”和紧密的联结反而成为传递负面情绪或不良行为的渠道；问题行为更严重的青少年可能更倾向于向兄弟姐妹寻求支持和帮助。由此可见，家庭内部支持并非总是积极的，其性质取决于提供支持者的特点和支持的具体内涵。居民友善比居民帮助更具保护性，说明接纳感与归属感比工具性支持更能缓解青少年的心理应激。这与社会支持理论中“感知支持”常比“实际支持”更具心理效益的观点相一致。

(3)不同社会支持系统发挥协同作用并不容易。老师关心与居民友善之间存在显著的效应削弱关系。这表明学校和社区支持并非简单的互补或叠加关系；当一方的支持水平升高时，另一方支持的边际效益会递减。这一发现挑战了“社会支持越多越好”的简单线性假设，表明支持资源之间可能存在冗余或未协调的冲突。例如，当学校和社区分别提供高强度但彼此独立，甚至理念相悖的支持时，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还会向青少年传递混乱的行为规范信号，并导致整体支持效能降低。

(4)社会支持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因性别、学龄段与搬迁经历不同而存在异质性。男生更多受老师和同胞支持的影响，女生更依赖父辈的情感支持，反映出性别社会化路径与心理需求结构均存在差异。初中生更多受老师和父辈支持的影响，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支持来源的需求层次会发生结构性转变。社区支持仅显著影响非搬迁青少年，突显搬迁群体在社区融入过程中存在的“社会资本滞后”现象，即新迁入群体尚未能有效接入和利用社区支持资源。

综上可知，本文从实证角度验证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在解释易地搬迁安置区青少年问题行为中的有效性，并强调应依据群体异质性构建差异化、多层级的社会支持干预体系。

(三)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在家庭支持方面，重点强化父辈的教养能力。针对易地搬迁家庭开展专项教养能力培训，培养父母的情感支持技巧与沟通方式，帮助其更好地理解和回应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同时，可通过定期举办家庭工作坊、亲子活动等形式，增强家庭内部凝聚力，减少代际冲突。

(2)在学校支持方面，充分发挥老师的关键作用。学校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开展老师敏感性训练，提升其对学生问题行为的早期识别与干预能力；建立“老师—学生”结对帮扶机制，为高风险学生群体(如搬迁青少年、男生)提供个性化支持；加强班级日常管理，着力营造积极的同学关系氛围，减少同伴的负面影响。

(3)在社区支持方面，重点关注搬迁青少年社会融入问题。定期组织新老居民互助活动，如社区志愿服务与文化交流项目等，帮助搬迁青少年建立新社会联结；加强社区文化建设，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倡导提升居民对青少年的友善态度；为搬迁家庭提供针对性的社区资源对接服务，缓解其适应压力。

(4)加强家—校—社协同联动，优化支持网络。三方建立定期沟通渠道，如家校社联席会议制度，共享青少年行为信息，统一支持目标和策略，避免因信息割裂或措施冲突导致支持效能降低。通过整合资源、错位互补，将家庭、学校与社区的独立支持力转化为强大的协同合力，实现支持网络整体效能最大化。

(5)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重视干预措施的差异化设计。针对男生，应侧重教师支持和正向同伴引导；针对女生，应强化家庭情感支持；针对初中生，实施家校协同干预；针对小学生，以同伴互助和班级活动为主；针对搬迁青少年，优先提供社区融入支持。通过采取基于群体特征的精准干预策略，确保社会支持资源发挥最大效益，以防范和减少问题行为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