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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6, Vol. 26Issue (2): 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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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王雨菲, 孙奎立. 自我决定理论视角下职业女性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研究[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6, 26(2): 52-62.
WANG Yufei, SUN Kuili. Fertility Motivation and Fertility Intention of Career Women: 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J]. Social Work and Management, 2026, 26(2): 52-62.

基金课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同期群视角下职业女性生育意愿演变、影响机制与精准提升策略研究”(22BSH115)。

作者简介

王雨菲(2001—　)，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人口与健康.

通讯作者

孙奎立(1972—　)，男，汉族，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人口与社会；Email：skl517@126.com。.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2025-05-07
Contents              Abstract              Full text              Figures/Tables              PDF
自我决定理论视角下职业女性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研究
王雨菲 1, 孙奎立 2     
1.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与健康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250117;
2.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医药管理学院，山东 泰安，271016
收稿日期：2025-05-07
基金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同期群视角下职业女性生育意愿演变、影响机制与精准提升策略研究”(22BSH115)。
作者简介：王雨菲(2001—　)，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人口与健康.
通讯作者：孙奎立(1972—　)，男，汉族，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人口与社会；Email：skl517@126.com。.
摘要: 文章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以1 744名20岁至49岁职业女性为样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结合Bootstrap置信区间检验法，在分析自主感、胜任感、关系感三大基本心理需要的基础上，探究了内部生育动机与外部生育期望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作用路径。实证结果表明，基本心理需要会直接影响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即自主感、胜任感和关系感对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内部生育动机在职业女性基本心理需要和生育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在自主感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直接效应中，内部生育动机的中介作用受到外部生育动机的调节。研究还发现，“70后”“80后”“90后”职业女性的生育动机与意愿呈逐代递减趋势，而农村成长背景和较低教育水平则与更高的生育意愿相关。
关键词: 基本心理需要    职业女性    生育意愿    生育动机    
Fertility Motivation and Fertility Intention of Career Women: 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WANG Yufei 1, SUN Kuili 2     
1.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Health Management, Shandong First Medic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17, China;
2.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Management, Shandong First Medical University, Tai’an, Shandong, 271016, China
Abstract: Studying the mechanisms influencing career women’s fertility intentions provides critical insight into the underlying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China’s declining fertility rate. Based on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this study used a sample of 1,744 women aged 20 to 49 years and employ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combined with Bootstrap confidence interval testing to delineate th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 three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autonomy, competence, and relatedness—along with internal fertility motivation, and external fertility expectations affect career women’s fertility intention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directly influence career women’s fertility intentions, with autonomy, competence, and relatedness all having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Internal fertility motivation significant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er women’s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fertility intentions. Additionally,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internal fertility motivation on the direct association between autonomy and fertility intention is moderated by external fertility motivation. The study also reveals that fertility motivation and intentions decrease across generations for women born in the 1970s, 1980s, and 1990s, while rural upbringing and lower educational levels ar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fertility intentions.
Key words: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career women    fertility intention    fertility motivation    
一、引　言

2022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跌至1.01的极低水平，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死亡人口规模高于人口出生规模的情况，人口总数开始减少。[1]由此可见，自2011年历经多次生育政策宽松化调整后，我国的生育水平依然处于低迷状态。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7%。[2]在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的背景下，育龄职业女性成为我国的生育主力之一，然而她们的实际生育意愿并不强烈。2017年，育龄女性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6个，2019年为1.73个，2021年低至1.64个。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当前和未来生育主体的“90后”和“00后”女性，其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仅为1.54个和1.48个。[3]职业女性是指通过社会劳动获取报酬的女性，因参与劳动，其生育意愿更加低迷。当前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较低最普遍的解释是工作—家庭冲突理论。[4]女性就业增加了生育的机会成本，生育对于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职业女性可能意味着需要暂时或永久离开职场，这对其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提升具有负面影响。[5]已有研究中的工作—家庭冲突理论着重强调外部因素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但却忽视了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较低背后内部心理动机的探索。

其实，低生育水平现象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在欧洲出现。Ron Lesthaeghe提出了著名的“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对此进行解释。[6]与第一次人口转变不同，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根本特征在于人们家庭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向，比如同居、再婚和单人等家庭形式日益普及，家庭的生育功能逐步被个体自我实现功能所替代，由此带来婚龄推迟以及结婚率下降等转变，其后果就是生育水平长期下降。[7]石人炳、王昕迪利用这一理论框架开展研究，认为中国婚育观念发生了从集体主义逻辑向个体自我实现逻辑、从传宗接代目标向感情达成目标的转变。[8]於嘉的研究结论与之相似，但她同时指出了我国婚育转变的特殊之处，即西方人口转变中具有代表性的婚外生育并没有在我国明显增加。[9]

我国关于低生育水平的研究除了对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进行验证外，更多是探讨限制人们生育的各种障碍性因素。有学者认为，高昂的生育成本是我国生育率不断降低的原因。[10-12]当然，生育成本既包括抚养、教育等直接成本[13-14]，也包括父母因养育所承担的机会成本。[15-16]与养育成本相关，收入水平和就业稳定性成为生育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一般认为，高收入家庭更容易满足育儿需要，而低收入家庭由于缺乏资源和支持，会减少或推迟生育计划。同时，稳定的职业有助于提高个体的生育意愿。

人口转变与生育影响因素的解释揭示了社会文化变迁与外部制约对生育水平或生育意愿的影响，但其主要停留在“结构—制度”或“理性—成本”层面，无法揭示个体在做出生育选择时的深层心理动态变化。在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决策行为不仅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更与心理需要满足程度、内部动机密切相关。自我决定理论是对人们的心理需要、动机以及行为决策进行关联解释的重要理论框架。[17] 该理论强调人类行为的内部驱动及其所依赖的三种基本心理需要——自主感、胜任感和关系感[18]，并认为当这三大需要得到满足时，个体的内部动机将显著提升。

近年来，自我决定理论在健康、教育以及体育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证经验。[19-20]然而，其在生育意愿领域的应用仍显不足。生育作为一项多维度的行为决策，不仅涉及资源成本的理性权衡，更深深嵌入个体复杂的心理需要与动机结构中。现有文献对生育行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经济或外部因素，忽视了心理需要满足及个体内部动机在生育决策中的关键作用。[19,21]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采用自我决定理论开展我国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研究，拟构建一个整合基本心理需要与内外动机的生育意愿理论模型，通过揭示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以及内部与外部动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解释为何职业女性生育意愿较低，从而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人口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自我决定理论

自我决定理论于1985年提出，旨在解释个体行为背后的动机过程。[22]该理论认为，人们是否采取某种行为取决于其内部动机的质量，而不是简单的动机数量。当环境能够满足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时，就容易形成持久的内部动机，从而使个体在面对不利因素时表现出一贯的坚持。[23]在此进程中，社会情境会直接影响个体对基本心理需要(自主感、胜任感和关系感)的体验。[24]

自我决定理论将动机划分为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内部动机是指个体因行为本身的内部价值而采取的特定行为，而外部动机则受到外部奖惩和社会期望的影响。[25]内部动机的持续作用促使个体更倾向于获得心理健康和自我成长，而外部动机的影响则可能导致个体对外部评价和奖励的过度依赖，形成一种不稳定的心理状态。[18]

基本心理需要理论是自我决定理论的核心内容[26]，自主感、胜任感和关系感作为人们的基本需要，构成了人类行为和心理发展的根本动力。[23]

自主感代表个体对自身选择的掌控，即个体在行为决策时所具备的自我决定权利。当个体在行为选择时，能够体验到自发性和主动性，其更容易产生内部动机。[27]在教育、工作以及家庭决策中，当个体感受到自主感被尊重时，其对行为目标的认同度会显著提升。[28]胜任感涉及个体对自身能力和完成任务的信心以及有效掌控环境的体验。有研究认为，当个体遇到挑战时，如果感到有能力去应对，其动机水平就会大大提高，动机会更有持续性。[29]胜任感为个体提供了在面对失败和挫折时，能够坚持的心理资源。[30]关系感反映个体与他人建立亲密联系以及获得情感支持的需要。与他人的情感联结不仅可以缓解孤独感，还能提升个体在面临挑战时的安全感和归属感。[31]有研究发现，无论是家庭，还是职场，关系感的满足都与个体的幸福感和持久性活动密切相关。[32]

(二)研究假设

1.基本心理需要与内部动机、生育意愿

自主感的满足是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心理因素，因此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当个体在决策过程中拥有充分的自主感和广泛的选择空间时，其选择更能反映个体价值观和内心真实意愿。相较于受社会结构和政策等外部力量强制约束的被动选择，主动性和自决感的产生显著增强了个体的行为动机。[33]

具体而言，当个体认为生育是出于自身意愿，而非社会压力或传统期望时，他们会对生育选择持更加肯定和乐观的态度。[34]自主感的满足会增强个体心理安全感，并赋予生育决策更多的情感价值和个人意义，从而对生育意愿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

抚育孩子是一个长期付出的过程，父母在做出生育决策时，需要对自身胜任力进行考量。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指出，一项任务的完成不仅需要自信，而且需要具备相关知识。个体对养育能力的自我认知显著影响其育儿动机和积极性。当个体感知到自身具备充分的养育知识和应对育儿挑战的能力时，其自我效能感和育儿认同感将显著增强。[35]相反，若个体持续质疑自身养育能力，将导致其内部动机减弱，育儿积极性随之下降。[36]

关系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建立亲密、互信、相互理解的情感联结需要。这种需要主要表现为能被无条件接纳的深层心理渴望，是对亲密关系的心理性融入。[37]当个体感受到来自家庭、伴侣、朋友的支持时，会产生心理安全感。[38]这种安全感可以缓解人们行为决策时的焦虑，激发其源于内心的行为热情。[39]已有研究发现，在环保行动、学习过程等多个社会行为场景中，社会认可和情感支持都能显著增强个体的主动性和参与度。[40-42]同理，从亲密关系所获得的心理归属感同样会影响个体生育的根本动机。[43-44]

情感归属感深深植根于人际交往与社会网络中，稳定且温暖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增强个体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降低个体对生育风险的焦虑，激发其延续后代、组建家庭的内部动力。当人们感受到来自周围环境的情感认同与支持时,更倾向于在相对安全和谐的社会情境中实现生育愿望。

由此，提出研究假设1、假设2。

H1：基本心理需要对职业女性内部生育动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a：自主感对职业女性内部生育动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b：胜任感对职业女性内部生育动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c：关系感对职业女性内部生育动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基本心理需要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a：自主感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b：胜任感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c：关系感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外部动机与生育意愿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中的有机整合理论，个体在最初感受到外部压力或期望时，会产生被动的外部调节。[45]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会逐渐将这些外部期望内化。[46]该内化过程包括外部调节、缓冲调节、认同调节与整合调节四个阶段。[47]当外部期望被完全内化时，个体会主动将其视为自身价值观的一部分，并转换为内部动机。[48]例如，一个原本因父母期望而被动学习的学生，最终可能真正认识到学习的意义，并主动投入到学习过程中。

在比较传统的社会中，生育通常被视为个体的社会责任和家庭延续的重要方式。[49]长辈常常通过频繁询问婚育状况[50]、直接表达生育期待[51]等方式给女性施加压力。年轻一代尽管内心犹豫，但最终仍可能服从于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期待。[52]例如，许多职业女性即便事业发展良好，也会在30岁前后为满足家庭和社会的生育期待，调整职业规划以适应生育需要。虽然这些外部压力看上去来自于家庭，但其实是家庭对传统价值观的一种内化以及对社会舆论的服从[53]，因此个体生育选择往往难以完全由其意愿主导。[54]

已有多项社会学和人口学研究表明，家庭成员尤其是配偶和父母的生育期望会对个体生育意愿产生影响。[55]对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的调查研究表明，家庭成员的强烈期望能显著提高个体做出生育决策的概率，这种影响力在传统家庭观念较强的地区尤为明显。[56]

由此，提出研究假设3、假设4。

H3：外部生育动机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4：外部生育动机在心理需要和职业女性生育意愿中具有调节作用。

3.内部动机的中介作用

自我决定理论的核心假设认为，个体行为的持续性并非仅仅依赖于外部奖励或压力，而是植根于内部动机的满足。[57]当心理需要，如自主感、胜任感和关系感得到充分满足时，个体会表现出更高的内部驱动力、更持久的行为投入和更高质量的行为表现。[21]这种内部动机的激发作用不仅能促进个体心理成长，还能显著提升其行为的自发性和长期效果，从而超越传统外部激励机制的作用。[58]

虽然自主感、胜任感和关系感这三种基本心理需要会影响个体的生育意愿，但其并非直接、简单地转化为行动意愿，而是通过心理需要满足后产生的内部价值认同来进行深化和转化。自主感意味着个体在生育决策中感受到自由和主动性，这能够增强其对此行为的主观意义认知。[59]胜任感体现为个体在养育子女过程中获得的能力感，通过不断积累正面经验，逐步强化其对生育的正面价值评价。关系感则强调亲密关系的情感联结和互动质量，这能够激发个体对育儿角色的情感认同。[60]

这三个维度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后，个体通过内部价值的建构和内化，将这些心理需要转变为其认同的行为决策。已有研究证明，内部动机作为个体心理需要与实际行为之间的核心桥梁和关键中介机制，能够显著提高其任务投入度和持续性。[61]

由此，提出研究假设5。

H5：内部生育动机在心理需要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H5a：内部生育动机在自主感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H5b：内部生育动机在胜任感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H5c：内部生育动机在关系感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量表说明

本研究所需要的量表如下：包含自主感与胜任感及关系感的基本心理需要量表、内部动机量表和外部动机量表。参照宋健和胡波[62]对生育动机的五类测量法以及对心理需要测量的习惯做法[63]，本研究使用10个题目测量女性基本心理需要，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在提取三个公因子后，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0.629%。其中，代表自主感需要的题目是“生育会限制自由(反向)”“生育让我感到担忧和焦虑(反向)”；代表关系感需要的题目是“对婚姻很满意”“丈夫对我非常体贴”“丈夫完全相信我”“父母家和公婆家都相处融洽”；代表胜任感需要的题目是“对未来收入有信心”“对未来工作有信心”“我现在身体很健康”“配偶身体很健康”。生育内部动机量表和外部动机量表一共使用6个题目进行测量，经过因子分析后，将“生育能促进夫妻感情”“生育增加家庭稳定性”“生育孩子使人生完整”“孩子能带来快乐”4个题目作为内部动机。通过对内部动机的公因子效度分析发现，总方差解释率为66.59%。而反映外部动机的只有2个题目“丈夫希望生育”“父母或配偶的父母希望生育”，其相关性系数为0.67，一致性系数为0.805。

对心理需要量表和生育动机量表进行KMO和巴特利特检验，发现心理需要量表的KMO值为0.779，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是10 925.632；生育动机量表的KMO值为0.717，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为4 234.791，自由度为15。以上量表的显著性均为0.000，表明其中变量存在显著相关性，数据可用于后续分析。各个量表的信度见表1。

表 1 基本心理需要与生育动机量表信度分析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源于2022年7月至2022年12月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同期群视角下职业女性生育意愿演变、影响机制与精准提升策略研究”的问卷调查。其调查范围覆盖山东、上海、北京、湖北、贵州、安徽、重庆、河南等地，调查对象为1970年后出生且年龄大于20周岁的职业女性，共回收问卷2 374份。在剔除不合格问卷以及在量表部分有缺失值的问卷630份后，进入数据分析的职业女性样本数量为1 744人。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2。

表 2 有效样本的描述性统计(n=1 744)

(三)变量说明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三大基本心理需要，中介变量为内部生育动机，调节变量为外部生育动机。因变量为生育意愿，测量问题为理想子女数。虽然理想子女数和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水平表现为逐次递减关系[64]，但对没有约束下理想子女数进行研究有助于对生育意愿进行准确的长期预测。[65] 将16岁前的生活区域(农村/城市)纳入控制变量，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不仅是一种经济结构，也是一种文化结构，农村地区的传统生育价值观更强。为比较不同代际之间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在回归方程中将代际处理为虚拟变量，根据出生年龄将1970年至2003年出生的调查对象分别标记为“70后”“80后”“90后”“00后”。样本中“00后”样本较少，因此将其合并到“90后”群组中。此外，将婚姻状况、年均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

四、假设检验

(一)测量模型的信度与效度

经过检验，各个构念的复合信度(CR)介于0.805–0.871之间，显著高于0.70的标准阈值，表明量表均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自主感、胜任感与关系感之间的相关系数范围为0.106−0.515，均在统计学上显著(p<0.001)，证明了其间的正向关联及区分度。内部生育动机与三大心理需要呈中度正相关关系(r=0.134—0.412，p<0.001)，验证了心理需要对内部动机的正向预测。外部生育动机与自主感呈小幅负相关关系(r=–0.060，p<0.05)，与胜任感和关系感呈弱正相关关系(r=0.080—0.153，p<0.001)，反映了控制性外部动机的差异化关联模式。生育意愿与内部动机的相关性最高(r=0.406，p<0.001)，其次为外部动机(r=0.151，p<0.001)和三大心理需要(r=0.110—0.153，p<0.001)，支持内部动机在心理需要与生育意愿间的中介作用。整体结果表明，本研究中模型的信度和结构满足数据分析要求。模型中各构念的信度与相关系数见表3。

表 3 各构念的效度及Pearson相关系数

(二)直接效应检验

本研究以16岁前的生活区域、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年均收入水平为控制变量，使用SPSS27.0软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70后”为参照项，将不同代际作为虚拟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检验职业女性的自主感、胜任感、关系感对其内部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及内部生育动机和外部生育动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具体分析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首先，检验职业女性的自主感、胜任感和关系感对生育意愿的直接效应，即验证假设H2a、H2b和H2c。由模型6、模型7、模型8可知，职业女性的自主感、胜任感和关系感对其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β自主感=0.070，p<0.01，β胜任感=0.114，p <0.001，β关系感=0.152，p <0.001,即假设H2a、H2b和H2c成立。其次，检验职业女性的自主感、胜任感和关系感对内部生育动机的直接效应，即验证假设H1a、H1b和H1c。由模型2、模型3、模型4可知，职业女性的自主感、胜任感和关系感对其内部生育动机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自主感=0.087，p <0.001，β胜任感=0.346，p<0.001，β关系感=0.410，p<0.001，即假设H1a、H1b和H1c成立。另外，由模型9可知，职业女性的内部生育动机对生育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35，p<0.001；由模型10可知，职业女性的外部生育动机对生育意愿亦有显著正向作用，β=0.168，p<0.001，即假设H3成立。在不同代际的女性中，以“70后”为参照组，“80后”“90后”的内部生育动机及生育意愿显著降低，且呈现出逐代递减的趋势。在对控制变量的分析中，16岁前的生活区域对女性内部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在不同代际的女性中均具有显著影响，即16岁前在农村生活的女性具有更高的内部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而受教育程度在不同代际的女性中对内部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影响，即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的内部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显著降低。

表 4 心理需要对内部生育动机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 5 心理需要对生育意愿的回归分析结果

(三)中介效应检验

参照Hayes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66]，使用Process4.1插件中的Model4，采用Bootstrap置信区间检验，在95%置信区间下进行5000次随机抽样，对职业女性的内部生育动机在三大心理需要和生育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若中介路径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就表示中介效应成立；反之，则表示中介效应不成立。由表6可知，女性的内部生育动机在其三大心理需要和生育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其中，“自主感—内部动机—生育意愿”的中介路径显著，β=0.029，95%置信区间为[0.009，0.051]，不包含0，即假设H5a成立；“胜任感—内部动机—生育意愿”的中介路径显著，β=0.116，95%置信区间为[0.094，0.140]，不包含0，即假设H5b成立；“关系感—内部动机—生育意愿”的中介路径显著，β=0.134,95%置信区间为[0.109，0.160]，不包含0，即假设H5c成立。

表 6 内部生育动机的中介效应检验

(四)调节效应检验

对于职业女性外部生育动机调节效应的检验，运用分步回归分析，分别将自变量、调节变量及其交互项纳入方程，对内部生育动机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由模型12可知，女性的外部生育动机可以显著正向调节自主感对内部生育动机的作用(β自主感*外部生育动机=0.211，p <0.001)。由模型14和模型16可知，外部生育动机在胜任感和关系感与内部生育动机之间的调节作用不具有统计学意义(β胜任感*外部生育动机=0.162，p=0.082；β关系感*外部生育动机=−0.021，p=0.984)。

表 7 外部生育动机的调节效应检验

对于职业女性外部生育动机对内部生育动机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的检验，参照Hayes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66]，在SPSS27.0软件Process4.1插件中，使用Model7，采用Bootstrap置信区间检验法，在95%置信区间下进行5000次随机抽样。若交互项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就表示调节效应成立；反之，则表示调节效应不成立。由表8可知，女性外部生育动机对心理需要影响生育意愿中内部生育动机的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部分显著。其中，外部生育动机显著调节内部生育动机在自主感与生育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β=0.058，95%置信区间为[0.010，0.108]，不包含0，即假设H4a成立；外部生育动机对胜任感影响生育意愿中内部生育动机的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没有统计学意义，β=0.061，95%置信区间为[−0.024，0.149]，包含0，即假设H4b不成立；外部生育动机对关系感影响生育意愿中内部生育动机的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同样没有统计学意义，β=−0.001，95%置信区间为[−0.093，0.086]，包含0，即假设H4c不成立。

表 8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五、结论与讨论

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已经引起高度关注，需要从生育观念上对其进行深度解释才有助于提出应对之策。生育动机是生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育行为的起始点。[67]因此，对生育动机的研究尤为重要。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构建了一个整合基本心理需要与内外动机的女性生育意愿理论模型，探讨了自主感、胜任感和关系感等基本心理需要与内部动机及生育意愿的关系。结果表明，当职业女性的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时，其内部生育动机显著提升，从而提升生育意愿。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基本心理需要显著正向影响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与内部动机。自主感、胜任感和关系感均对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关系感的影响最强(β=0.152, p<0.001)，其次是胜任感(β=0.114, p<0.001)与自主感(β=0.070, p<0.01)。这表明当职业女性感知到更融洽的亲密关系、更高的个人能力和更自由的选择空间时，会表现出更高的生育意愿。此外，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可以显著提升职业女性的内部生育动机，其中，关系感(β=0.410, p<0.001)和胜任感(β=0.346, p<0.001)尤其突出，表明胜任感与关系感的满足是激发个体内部生育动机的重要因素。

第二，内部生育动机在基本心理需要与生育意愿之间发挥了显著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自主感、胜任感、关系感通过内部动机对生育意愿产生的间接效应均显著存在。其中，关系感的中介作用最强(β=0.134, 95% CI [0.109, 0.160])，其次是胜任感(β=0.116, 95% CI [0.094, 0.140])与自主感(β=0.029, 95% CI [0.009, 0.051])。由此可见，基本心理需要并非直接简单地影响生育意愿，而是通过强化职业女性的内部动机，促使个体更积极地做出生育决策。

第三，外部生育动机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但调节作用仅部分成立。本研究发现，外部生育动机(如配偶和父母的期望)显著正向影响女性生育意愿(β=0.168, p<0.001)，但调节作用具有选择性。具体而言，外部生育动机仅显著调节自主感对内部动机的影响(β=0.211, p<0.001)，这表明外部期望与自主决策之间存在良性互动。而其对胜任感和关系感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胜任感：β=0.162, p=0.082；关系感：β=−0.021, p=0.984)，这说明外部期望在满足职业女性自主需要方面可能发挥积极作用，但并不能有效增强职业女性的胜任感和关系感。

总体来看，在基本心理需要中，自主感不仅表征着个体是否在生育选择上感受到主动权，而且在面对社会期望的压力时，职业女性的自我心理调适决定着她们能否接纳社会期望，并将其与自主感统一起来。胜任感反映了职业女性对自身或家庭养育能力的自信心，因为高昂的生育成本可能会使很多职业女性对自身能力产生怀疑，从而抑制生育意愿。关系感作为一种基本心理需要，其通过提供情感支持和安全感，在缓解外部压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上述三大基本心理需要通过有机整合，不仅能够激发个体内部生育动机，还能通过内化外部激励，使外部动机转化为内部动机，进而正向影响生育意愿。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还发现，代际差异及社会传统因素显著影响职业女性的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以“70后”为参照，“80后”“90后”群体的内部生育动机及生育意愿显著降低，且表现出逐代递减趋势。此外，16岁前的生活区域和受教育水平显著影响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即16岁前在农村环境中成长的职业女性呈现出更高的生育意愿。而受教育程度提高则与个体生育意愿呈负相关关系。农村成长背景与受教育水平实质上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两种社会力量。随着人口流动、城市化进程推进及教育普及，生育影响因素将逐渐由物质层面转向观念维度。

本研究可能的贡献如下。第一，将自我决定理论应用于生育意愿的研究，从个体深层心理需要角度解释职业女性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问题。传统生育意愿研究多在“成本—收益”或“制度—结构”框架下进行分析，侧重于外部压力对生育动机或生育意愿的影响。即便是少有的生育动机研究，也将生育动机作为结果变量来处理。而本研究则聚焦于个体的内部动机，揭示了自主感、胜任感与关系感三大基本心理需要对内部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作用。第二，外部生育动机对生育意愿具有积极影响。外部动机对于自主感与内部动机之间的调节效应说明，职业女性生育动机形成和生育意愿实现不会脱离外部环境，在本研究中主要表现为家庭环境。父母和配偶的期望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和职业女性自身的内部需要形成良好的平衡关系，进而增强内部动机对生育意愿的传导效应。第三，本研究的结论具有明确的实践意涵。研究结果表明，自主感在提升职业女性生育意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生育政策设计不能一味强调经济激励，忽视职业女性作为独立个体在意愿和需要上的差异，要为女性提供更多自主决策的空间。政府应引导建立全面的育儿支持体系，强化社区支持和引导构建家庭支持网络，提高职业女性应对生育的自信和社会联结感。针对“80后”“90后”职业女性生育意愿逐渐降低的问题，应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对策。比如，针对高学历群体，应更注重精神层面的支持与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对于农村及低学历群体，可侧重通过降低育儿成本来进行激励。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横截面设计无法揭示基本心理需要、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等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采用多期数据纵向研究方式，为因果效应检验提供更加可靠的证据支持。其次，虽然研究发现外部动机在自主感与内部动机之间发挥了调节作用，但对胜任感和关系感的调节效应却不显著。这一结果可能受到测量工具敏感性、样本特征等因素影响。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完善测量量表，引入更多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以便更细致地区分不同基本心理需要在生育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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