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课题
-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数智赋能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路径与机制研究”(2025SJZD01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家庭视域下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研究”(B230207008)。
作者简介
- 亓迪(1989— ),女,汉族,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儿童发展与社会政策.
通讯作者
- 陈熙(2002— ),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儿童发展与社会政策;Email:chenxi020704@163.com。.
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2025-06-05
受人口结构转型和生育率持续低迷影响,我国儿童人口规模已经进入下行通道。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 000万人,2023年进一步降至902万人,尽管2024年暂有小幅回升[1],但绝对数量仍处于历史低位。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进行趋势预测,预计2030年我国0岁至17岁儿童人口将下降至约2.4亿人,2035年将低于2亿人。[2]这种人口格局的深刻变迁,不仅意味着“儿童愈发成为家庭情感倾注和资源投入的核心”[3],更驱动着育儿实践从“规模优先”向“扩优提质”转型。作为衔接家庭养育精细化与儿童福利体系现代化的中观载体,儿童友好社区对于儿童权益保障、家庭生活质量提升、社区资本积累和社区治理优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4]截至2025年6月,全国已有百余个城市被纳入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序列,但囿于城市社会少子化、高流动、低生育、老龄化等结构性困境[5],以及儿童需求呈现多样化、高阶化和变动性等特点,现有“普惠式”和“单向度”的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模式在精准满足儿童需求方面往往力不从心。[6]因此,亟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探索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新型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模式。
随着数智化治理日益纵深推进,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智技术叠加涌现,凭借其实时响应、多元交互、数据可视、系统集成和信息共享等特性逐步嵌入社区治理中,在社区合作治理、公共服务供给、智慧养老建设、智慧体育建设等方面发挥赋能作用,成为提升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工具。数智技术的快速迭代与推广普及为儿童友好社区的建设与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大的科技驱动力。为了适应数智变革,2021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23个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探索应用数字化手段创新儿童工作方式方法。[7]同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出台,提出要“开展儿童友好社区创建工作”“提高儿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和智慧化水平”[8]。这极大地促进了各地儿童友好社区的发展,也给数智技术赋能其建设与转型升级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实现契机。在顶层设计引领下,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济南等地结合本土特色和资源禀赋,率先探索儿童友好社区数智化建设模式,为儿童友好社区的创新性发展赋予新动能。数智技术依托数据、算力和算法,以其信息聚合能力来精准把握儿童需要,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服务效能,与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目标高度契合。
关于数智赋能社区治理的议题受到学界高度关注,但聚焦技术如何赋能社区儿童群体、支持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研究相对匮乏,数智技术面向社区儿童群体的应用深度还有较大拓展空间。鉴于此,本文尝试借鉴新生态学理论,对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进行数字化拓展,构建分层递进的数智生态系统框架,以深度剖析“全系统数智赋能”的实践路径,在此基础上总结制约赋能成效的现实隐忧,并探讨其破解之道,以期为我国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数智化转型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引。
二、理论框架:儿童友好社区数智生态系统(一)理论基础:生态系统理论及其数字化拓展
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工作以及教育学等诸多领域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体心理健康和成长发展与其所处环境的系统性支持密切相关。[9]在儿童发展领域,尤里•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为解释儿童成长发展与多维环境因素的关联机制提供了框架。[10-11]该理论早期虽突破了传统环境决定论的单向逻辑,但仍因过度强调环境系统的作用而受到“忽视个体能动性”的质疑。[12]对此,布朗芬布伦纳提出了修正的理论架构,即“过程—个体—环境—时间”模型(Processes-Person-Context-Time model,简称PPCT模型)。在“过程”维度,强调个体与环境中人、物、符号等要素的双向互动;在“个体”维度,强调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的主体特征;在“环境”维度,认为个体发展并非孤立,而是嵌套于其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所构成的动态交互场域之中;在“时间”维度,构建了微观、中观、宏观的三级时间标尺。[13]
虽然生态系统理论为理解儿童发展的交互机制提供了解释力,但是却未能预见技术发展对儿童成长场域的重构。随着数智技术深度嵌入日常生活,虚拟环境和物理环境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许多学者尝试将生态系统理论应用于技术、儿童和家庭的交汇点,由此催生了理论创新。纳瓦罗和塔奇结合数字时代的特性,对PPCT模型进行修正和拓展,提出了新生态学理论这一概念框架。其中,在微观系统层面,新生态学理论突破物理空间桎梏,创新性地提出了虚拟微观系统的概念,即指在数字媒介中,发展中的个体在具有特定关系和象征意义的环境中体验到的活动、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模式,并强调儿童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同时在由物理微观系统和虚拟微观系统所构成的复合场域中互动;在中观系统层面,关注物理微观系统和虚拟微观系统的双向交互;在外层系统层面,聚焦数字平台通过算法对儿童发展的间接干预;在宏观系统层面,关注数智技术对社会价值观念、文化规范、政策法规等要素的影响。[14]这一理论演进不仅推动了生态系统理论的范式革新,更为解析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数智赋能路径提供了框架,与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强调多层级协同的系统观深度契合。
(二)系统架构:分层递进的数智生态系统
作为数智时代社区治理与儿童普惠福利的新形态,儿童友好型智慧社区既是一个涉及个体、组织、区域的多层次、多主体的社会生态系统,也是一个由多条数据流和生态链相互交错形成的数智生态系统[15],其理论框架植根于生态系统理论的迭代演进与数字化创新。本文以生态系统理论为基底,以满足儿童成长发展需求为核心导向,借鉴新生态学理论,将数智技术作为各个系统的赋能介质,构建分层递进的儿童友好社区数智生态系统架构。
1.虚实共生的微观系统
在布朗芬布伦纳的经典框架中,微观系统被定义为儿童直接、持续互动的物理环境。然而,随着数智技术深度嵌入儿童发展场域,儿童参与和体验的直接环境早已突破了实体空间的单一维度,扩展为物理—虚拟空间交互的复合场域。作为具身化的行动主体,儿童能够在虚实交织的场域中探索、学习、社交和表达。其日常互动的对象,除了家庭、邻里、同辈群体等传统近端主体以外,社会组织、科技企业、政府职能部门等原本属于外层系统的行动者,也能够借助数智技术的即时连接性,依托服务平台等媒介,打破系统层级壁垒,直接介入儿童的日常生活场景中,成为儿童发展的即时参与者。这种互动场域和对象的扩展,正是数智技术对微观系统内涵的重构。由此,微观系统层面的数智赋能主要在于依托虚实场景的有机融合,构建支持儿童主体性彰显和能动性实践的互动环境。
2.协同互联的中观系统
生态系统理论将中观系统界定为在个体所处的微观系统间发挥联结和中介作用的系统,其功能在于通过跨场景协作来强化儿童发展的环境支持。在数智化转型背景下,随着微观系统演化为虚实融合的复合场域,中观系统的作用演进为组织、协调和驱动多元主体(儿童及其家庭、社区、社会组织、政府部门、科技企业等)在虚实场景中的互动协作。这一扩展并未消解中观系统的原有内涵,而是重新界定其职能。中观系统不再是简单的“连接桥梁”,而是一个由技术驱动、以儿童为中心的数智协同网络。其职能在于协调虚实微观系统内多元主体的责权关系和制度角色,将原本孤立的场景点编织成支持儿童发展的生态网,从而破解虚实场景的协同困境,满足儿童跨场景的多样化需求。
3.平台筑基的外层系统
外层系统是儿童不直接参与,但对儿童发展产生间接影响的场域。在数智时代,外层系统的内涵演化为“响应儿童需求的数智化调控中枢”。其数智赋能的实践逻辑在于打造一个上下联动、左右互通的儿童友好数智平台。整合分散的政府政策、企业技术和社会组织资源,同时汇聚、解析并响应儿童及其家庭在微观系统互动中产生的需求信号和行为数据,通过全链条赋能弥合儿童需求与服务供给间的结构性鸿沟。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儿童不直接参与平台运作,但平台的核心使命是服务于儿童,其设计逻辑、运行目标和评价标准均服务于儿童发展。平台依托技术手段进行数据归集与资源调度,将深刻影响儿童可获得的社区服务体验。因此,外层系统的数智平台本质上仍是围绕儿童需求运转的间接环境。
4.价值规范的宏观系统
宏观系统是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顶层架构。作为影响儿童发展的宏观社会文化环境,宏观系统超越了具体的物理或虚拟场域限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公共话语和价值规范[16],形塑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底层逻辑与发展方向。在数智赋能背景下,宏观系统的实践本质是“技术驱动下的政策调适与文化再生产”过程,涉及如何以数智技术为赋能介质,吸纳儿童的需求和体验,以此推动儿童友好政策的优化和文化的培育,从而将儿童友好的价值理念深度渗透至社会认知层面,营造可持续发展的儿童友好生态环境。
三、数智赋能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实践路径儿童友好型智慧社区本质上是以云计算数据中心为支撑平台,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数字孪生及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联动儿童及其家庭、社区儿童工作者、社会组织、科技企业、政府部门等多元主体,统筹虚拟和现实的社区资源要素,贯通线上线下儿童服务场景,整合生育、养育、教育、医疗、出行、文体等“儿童+”全周期服务资源的社区生态系统。其建设的实践路径可具体归纳为构建数智场景、搭建协同网络、夯实数智平台以及融通政策与文化生态。
(一)微观系统层面:构建虚实互融的数智场景
场景指承载特定文化意义与实践逻辑的社会空间。数智技术的深度嵌入正重塑着儿童成长的微观场域,催生出融合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复合场景。由于年龄阶段、认知发展水平、身体状况及家庭情况等多重差异,单一的实体或虚拟空间均难以满足儿童多元化的成长发展需求。因此,数智技术赋能微观系统的主要任务在于围绕“保育、教育、参与、保护、保障”五大核心维度,构建以儿童需求为核心的虚实互融场景[17](见图1),以支撑儿童全周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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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微观系统层面虚实互融的儿童友好场景 |
1.幼有所育:智能托育与早期发展支持
针对0岁至6岁儿童及其家庭的保育照料、启蒙早教及科学育儿等需求,社区可以通过开展智能托育服务,实时汇总并更新社区托育托管机构的资质、特色及空位信息,家长可基于预算、时段、服务类型(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计时托等)进行智能筛选和一键预约,从而高效匹配适宜的托育资源。在托育场所中,可通过部署物联感知设备,实时监测儿童的生理指标、活动轨迹,并识别潜在安全风险,为看护者提供即时预警与照护建议,赋能其更敏锐地“读懂”婴幼儿的非语言信号,提升照护质量,促进儿童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此外,可搭建线上育儿支持社群,链接家庭、专业育儿师、儿科医生等资源,集成知识共享、在线问答、邻里互助功能,构建社区数字育儿互助网络,支持家庭更科学、有效地满足儿童早期发展需求。
2.学有所教:情景化学习与个性化探索
社区可聚焦学前期和学龄期儿童的认知发展、兴趣培养及非正式学习需求,基于ArcGIS空间分析技术生成儿童社区活动热力图,精准识别高频活动区域的时空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AR/VR技术将虚拟学习资源叠加至步道、绿地、广场等实体空间,打造沉浸式“知识走廊”。例如,在社区步道沿线嵌入可触控的知识投影装置,将恐龙化石复原、天体运行演示等科普内容具象化呈现,儿童可通过触摸、移动、选择等主动交互行为,实时调取虚拟内容,将静态环境转化为可操作、可探索的动态画布,推动儿童在具身体验中建构认知。此类实践既延展了社区实体空间的教育功能,也契合了“数字原住民”对虚实交互场景的独特需求,实现了在场体验与虚拟探索的有机协同。
3.儿童参与:赋权表达与共建共享
在数智时代,虚拟空间已经成为少年儿童社会交往与实现主体性诉求的新场域。[18]针对青少年日益增长的自主意识、表达诉求及参与需求,一方面,依托数字孪生技术构建“云上议事会”等虚拟参与平台,儿童在虚拟场景中可暂时脱离现实社会角色的限制,通过数字身份实现平等对话,自由表达观点、参与社区议题的讨论和决策。另一方面,通过线下社区活动的实时映射,为学业繁忙的青少年、行动不便的残障儿童等打造沉浸式的虚拟参与场景,从而提升其参与意愿。此外,通过建立儿童主导的参与式评价机制,依托表情符号评分、语音留言反馈等适龄化交互方式,鼓励儿童直接对社区服务、设施、活动进行评分或提出改进建议,以此驱动服务持续优化,实质性地确立儿童在社区共治中作为参与主体和监督主体的双重角色。
4.幼有所护:智能防护与无障碍服务
由于我国儿童友好社区建设起步较晚,多数社区建成之初尚未将儿童友好纳入发展规划,硬件设施普遍缺乏适儿化设计,导致特殊儿童面临物理空间排斥与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需要通过虚拟空间来弥合服务缺口。将数智技术和无障碍服务结合,把特殊儿童及其家庭视为平等的设计伙伴,通过参与式工作坊共同定义需求、测试原型,为听障儿童装设手语实时翻译系统,为视障儿童铺设蓝牙信标导航路径,为轮椅儿童开发VR虚拟漫游系统。通过虚拟与物理场域的智能交互,为特殊儿童提供全方位、个性化、全周期的无障碍服务,实现“一个都不能少”的普惠包容目标。
5.弱有所扶:精准保障与平等赋能
为精准保障残疾儿童、随迁儿童、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及短时期无人照料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依托“网格化+大数据”技术建立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实现儿童信息的动态管理,确保其平等、便利地享有社区公共服务,避免因年龄、性别、户籍等因素遭受歧视或者不公对待。同时,在促进弱势儿童社会融入方面,为社交受限或行动不便的儿童创建专属线上兴趣社群和同伴支持小组,以增强其与同辈群体的社会连接,进而赋能其平等参与社区生活,实现自身发展。
(二)中观系统层面:搭建数智驱动的协同网络
数智时代的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是对社会的一场系统性动员[19],构建以精准响应儿童需求、支持其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多元主体协同网络,是儿童友好社区可持续推进的重要支撑。[20]随着儿童友好理念逐渐被社会认可,当前“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协同+儿童参与”的跨主体合作架构已经初具形态[21],但囿于协同机制尚未完善,多元主体的协作共治容易沦为形式。因此,中观系统层面的数智赋能旨在依托技术中介,搭建一个高效协同网络,推动多元主体之间形成差异互补、共同服务于儿童的生态位格局。
从组织架构来看,儿童及其家庭、社区、政府、社会和市场是儿童友好社区数智生态系统中的五大主体要素(见图2)。其中,儿童及其家庭是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既是需求表达者、共治参与者,也是建设成效的受益者、评价者和监督者。社区党委和居委、物业、志愿者和社区工作者是社区层面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他们通过发挥在地化优势,能够高效整合人力、场地及实体资源,承担数智技术向适儿服务转化的功能。由民政、教育、工信、公安、司法、人社、住建、文化、卫生、体育等政府部门构成的行政力量,承担政策供给、资源统筹和监管保障职能。代表市场力量的科技企业,凭借其独有的技术优势、数据资源和创新能力,嵌入儿童友好社区生态圈,扮演技术支持者的角色,在技术应用场景中履行社会责任。而代表社会力量的高校、公益机构、行业协会等,在人才、咨询、评估等方面提供专业支撑,在此过程中既能够扩展自身公共行动空间,又能有效弥补政府的技术盲区与市场的社会性缺失,是社会层面重要的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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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儿童友好社区数智生态系统的组织架构 |
作为赋能工具,数智技术能够促进儿童友好社区多元主体间的协同互动。以济南市为例,2023年以来,济南市依据《济南市儿童友好城市数字化建设方案》,启动了“云上伙伴计划”,着力构建技术驱动的儿童友好协同网络。[22]该计划通过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整合了儿童“衣、食、住、行”等需求的全域信息,并依托“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儿童参与—社会协同”的协作架构,贯通了服务链的上下游,构建了开放、平等、无时空限制的虚拟协作场域。各主体能够凭借自身资源平等地进入虚拟协作场景,将传统的依赖行政权威和制度合法性的组织形式,转变为技术驱动的自主协作,降低了链接多元主体的时间和资金成本[23],实现了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高效推进与低成本运行。不仅如此,该计划还开辟了儿童需求的直接反馈通道,支持儿童参与服务设计与决策过程,促成了儿童参与从理念到行动的落地。截至2025年2月,该平台累计归集儿童数据目录331项,联通数据资源473类,提供数据调用服务3 567万次,有效提升了服务供给对儿童需求的响应精度。[22]
(三)外层系统层面:夯实集成高效的数智平台
伴随社区儿童需求日益高阶化、异质化和动态化,儿童及其家庭对服务的“类型广度、内容质量、响应速度”[6]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儿童友好社区建设虽然强调满足儿童需求的基本原则,但却往往依赖主观经验进行需求决策,容易导致服务供给与儿童实际需求之间出现错配。作为儿童友好社区数智生态系统的环境支撑层,外层系统建设以数智集成平台为核心架构。该平台作为大数据中枢,以精准识别儿童需求、高效响应服务缺口为目标,承担贯通微观系统场景需求数据、整合中观系统主体资源、响应宏观系统政策导向三重职能。
从整体架构看,该平台采用分层式设计,涵盖技术基座层、数据处理层、服务应用层、主体交互层和平台展示层(见图3)。其中,技术基座层依托地理信息系统、物联网设备、区块链和数字孪生等基础设施,为主体互通和数据共享提供支撑。[24]数据处理层是平台运转的核心引擎,通过整合社区碎片化的儿童需求数据和服务资源要素,基于智能研判实现需求快速响应。主体交互层旨在构建一条无障碍的社区儿童信息通道,贯通儿童及其家庭、社区工作者、社会组织、政府部门、科技企业等多元主体,以促进其对社区儿童事务的数字化参与。服务应用层突破传统服务的时空限制,集成托管服务、家政服务、亲职教育、特殊教育、法律援助、康复指导、游戏交往、母婴室导航、医疗资源等儿童服务资源,能够基于需求画像实现儿童服务的个性化、场景化和按需供给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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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儿童友好社区数智平台架构 |
从运行逻辑看,平台通过需求感知→智能解析→资源调度→精准响应→评价反馈→迭代优化的闭环机制,实现对儿童及其家庭需求的全过程监测和全流程处理。在需求感知与智能解析阶段,平台通过汇聚来自微观系统和中观系统的数据,进行需求挖掘。微观系统层的数据主要来自物联网设备捕获的儿童活动轨迹、参与反馈、情感表达,以及儿童在具体场景中通过语音、图标、游戏化互动等适龄界面主动表达的需求。中观系统层的数据涵盖家庭、社区、社会组织、政府等主体在协作过程中产生的资源信息。在此基础上,平台对上述多源异构数据进行清洗、聚类和分析,精准识别儿童的需求偏好,进而构建需求画像。在资源调度和精准响应阶段,数智平台的接入实现了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对儿童需求进行归类和计算,依托算法模型的服务匹配机制,能够根据需求优先级动态调配现有资源。针对常态化需求,系统将基于儿童画像,主动推送托管、教育、医疗、游戏等个性化服务信息。针对紧急或高优先级需求,根据紧急程度或重要性程度动态调整响应等级,优先分配专员介入处理,从而有效缓解以往因经验判断导致的资源错配、供需偏差和响应延迟等问题。在评价反馈与迭代优化阶段,实时反馈是数智技术应用于儿童服务递送的突出优势。通过建立儿童友好的评价反馈通道,支持儿童直接评价服务体验。同时,结合家长反馈与服务过程数据,开展多维度的成效分析,识别服务短板,驱动服务内容更新、方式优化和算法模型调整,以实现从需求端至平台再至供给端的完整闭环。
(四)宏观系统层面:融通政策与文化的价值生态
儿童友好文化的发展与政策环境的优化,并非仅靠技术嵌入和资源投入就能实现。在实践中,必须兼顾硬件设施的智能化改造与社区软环境的营造,将儿童友好理念、数字治理理念与建设实践有机结合,构建儿童参与政策优化和文化营造的常态化机制。
在政策调适层面,构建儿童反馈和政策优化的响应闭环是提升政策科学性的关键,这一闭环的驱动力主要是外层系统的数智平台。作为“大数据中枢”,数智平台汇聚了来自微观系统和中观系统的多源数据,借助智能技术进行深度处理,生成可视化的儿童需求图谱和政策建议报告,这为宏观系统层面的政策优化提供了数据基础。一方面,数据分析结果可以作为政策制定、调整和优化的直接依据,有助于确保政策内容精准对接儿童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政策效果评估机制,持续追踪政策落地后儿童的受益情况,分析监测数据并生成效果评估报告,能够为后续的政策迭代提供支撑。由此,外层系统的数据分析结果驱动宏观系统政策调适,优化后的政策又通过平台作用于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形成了一个持续迭代的闭环。此外,通过微观层面设立的简洁友好、符合儿童认知的“我有话说”“政策体验反馈”“社区点子箱”等数字化建议征集系统,儿童可以直接为宏观的政策系统优化建言献策。通过这一机制,儿童的声音成为可被系统收集、分析并纳入政策议程的数据,有效提升了儿童在政策优化中的影响力。
在文化营造方面,区别于微观系统的具体活动或个体化体验,宏观系统聚焦于社区整体文化生态的营造。具体而言,数智技术扩展了文化传播渠道。[25]依托社区智慧屏、短视频、社交媒体、VR/AR等多媒体形态,儿童友好的文化、价值、理念得以实现场景化、互动化与情感化表达。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突破了传统宣传的时空局限,更通过沉浸式体验与交互式参与,推动了儿童友好由政策话语转化为社区共识。而数智技术更深层次的赋能,在于它为身为文化主体的儿童提供了更广阔的表达空间。例如,通过设立线上社区文化共创空间,将儿童设计的虚拟标识、创作的数字艺术、讲述的故事等作品,转化为代表社区共同记忆的文化符号,从而实现从儿童视角对社区文化生态的有机嵌入。同时,数智技术通过构建平等对话的媒介环境,重塑了代际互动的形式,促使成人世界倾听并重视儿童视角,这有助于消解成人本位的话语权,推动儿童更广泛、更便捷地参与社区文化议题。这一技术驱动的文化再生产过程将儿童友好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话语,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文化实践,巩固了儿童作为生态系统参与者和贡献者的作用。
四、数智赋能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现实隐忧数智技术虽内蕴着赋能儿童友好社区的潜力,但技术赋能与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是否天然适配?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数智化转型是否仅凭数智技术的单向嵌入即可实现?答案显然不是。正如媒介学家波斯曼所言,每一种技术都既是恩赐,又是包袱,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26]数智技术在嵌入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内生性力量的掣肘。质言之,数智技术在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实践中的应用有其阈值,并非始终发挥正功能。当技术实践突破临界阈值时,便存在滑向“技术负能”的风险。
(一)微观系统层面:隐私危机与数字鸿沟
数智技术的应用在实现虚实场景协同增效的同时,还引发了隐私安全与数字排斥的复合性挑战。一方面,隐私危机会侵蚀技术信任基础。保证隐私安全关乎儿童及其家庭对数智技术的认可度和接纳度,是数智赋能儿童友好社区建设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但当前的数据采集与流转机制存在明显的伦理缺陷。在数字场域,儿童及其家庭的社交、娱乐、评论等行为都会留下数字足迹,并成为建构数字人格画像的数据来源。[27]上述数据信息不仅在社区内部聚合,还会在缺乏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在具有儿童服务职能的机构内部流转,形成“全景敞视”式的监控网络。信息数据的安全风险使家长望而却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儿童的社区参与。另一方面,技术门槛还会强化社会排斥效应。西尔弗斯通指出,技术能够通过深度融入家庭资本的运行机制,加深不同阶层家庭存在的数字技能鸿沟。[28]儿童友好社区数智化转型的本意之一在于通过相对精准的服务供给打通服务盲区,补齐普惠短板。但由于数智技术专业性强、门槛较高,在虚实空间的深度融合过程中,可能会进一步边缘化技术接入能力不足的弱势群体。尤其是低保家庭儿童、残疾儿童、留守儿童等弱势儿童所在的家庭,儿童及其家长的数字胜任力不足,无形中提升了数字服务的使用门槛,造成了技术使用中弱势群体的边缘化。[29]
(二)中观系统层面:协作梗阻与目标悬浮
有效的数智赋能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是多元主体充分利用资源和技术来实现建设效能的过程,这一过程有赖于各方主体的统筹规划、整体推进、长期完善。然而在实然层面,各主体不同的目标导向和部门本位主义观念常使得彼此的利益难以协调。一是数据共享壁垒的体制性固化。尽管数智技术的嵌入推动了儿童友好社区建设主体的结构优化,拓展了合作参与的广泛性,但是我国基层社区的数据开放与资源共享仍面临体制阻力。具体而言,与儿童相关的数据分散在不同的条口系统,但因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和共享协议,出于对权责、风险、收益以及审查问责等因素的考量,很多部门和组织不愿主动共享数据;相反,更倾向于维护数据壁垒,导致数据共享久推难通。这种数据割据现象不仅削弱了技术赋能的效能,更使“多社联动”异化为机械叠加的松散联盟。二是各主体利益分化引致协同动能不足。虽然“以儿童为中心”的价值共识为主体协作提供了逻辑起点,为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实现可能,但是不同主体的目标导向仍存在张力。基层社区囿于行政考核、落实上级政府施政纲领等压力而推进儿童友好型智慧社区建设,倾向于选择“短平快”的政绩可视化项目。社会组织因资源依赖被迫让渡专业自主性,服务供给流于形式。科技企业受市场逻辑支配,因利益空间狭窄而缺乏参与动力。这种利益分化导致协同网络陷入目标悬浮困境,表面上共享儿童友好愿景,实则却因缺乏实质性激励而难以形成可持续的行动合力。
(三)外层系统层面:技术异化与代际割裂
目前多数社区已经意识到数智技术在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并着手尝试推进数智赋能行动。但是,依实践观之,现阶段儿童友好型智慧社区建设大多停留在“传统社区+互联网”的简单叠加阶段,面临技术异化与代际割裂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数智赋能的工具理性扩张催生“技术悬浮”风险。技术主义推崇算法至上,儿童在算法社会被异化为可计算的客体。算法会根据决策者的价值、偏好和利益,对儿童数据进行过滤和评估,并将复杂多样的需求和情境简化为可量化、可计算的二进制数据。如此一来,关于儿童的性别、健康、家庭情况等方面的歧视与偏见,便以数字化的形式被掩盖在不透明的算法体系中。弱势家庭儿童因数据采集不全可能会被归入服务优先级的末端,而特殊儿童的异质性需求则可能在标准化的算法框架中被强制“削足适履”。同时,“技术至上”的观念易使决策者产生算法崇拜,使其过度相信算法决策结果而忽视儿童的真实需求,最终导致技术赋能的包容性承诺异化为算法暴力。另一方面,跨代资源配置面临整合困境。在少子化与老龄化背景下,“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老年人和儿童作为社区重点服务对象,亟须协同化的服务供给模式。[30]然而,尽管不少社区已经具备智慧养老的基础设施,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服务体系,社区数智平台互不兼容,很难实现老幼跨代使用。五花八门的管理平台、小程序和APP不仅给居民生活带来了不便,使其因难以适应不同标准的数字平台而挫伤参与积极性,还因重复建设而造成资源浪费与数据壁垒。故而,如何在现有智慧养老设施的基础上进行适儿化改造,增设儿童服务功能,满足不同群体日趋细化的需求,实现代际兼容而非另起炉灶,是亟须考虑的问题。
(四)宏观系统层面:政策滞后与制度缺位
虽然隐私危机、数字鸿沟、协作梗阻、技术异化等赋能困境在不同的系统层面显性化,但其根源均指向宏观系统的制度性缺失。我国虽已形成“数字中国”战略下的智慧社区政策体系,但针对儿童友好社区及其数智化建设的制度依然滞后于技术迭代和实践创新的步伐,这主要表现为政策议程设置的动力不足。相较于经济效益显著的“硬基建”或覆盖人群广泛的智慧养老项目,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在地方政绩考核体系中权重相对较低,且投入周期长,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导致地方政府缺少制度创新的内生动力,政策探索多停留在倡导性层面。面对快速迭代的数智技术和潜在的伦理风险,决策者普遍存在风险规避倾向,即采取观望态度或制定原则性、模糊化的政策,进一步加剧了政策供给的响应迟滞。除此之外,儿童数字权益保障制度的缺失也是一项重要原因。虽然《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现行法规条例为保护儿童网络权益提供了基础[31],但在应对数智技术深度嵌入儿童友好社区场景带来的挑战时,仍然力不从心。其根源在于制度设计未能匹配技术发展的深度与广度。现行法规对数据管理中的责任主体、保障细则、应急响应与赔偿机制等关键问题的规定过于原则化或存在空白。更重要的是,由于执行层面的监管力量分散、处罚力度有限,导致难以有效震慑和遏制侵害儿童数字权益的行为,儿童隐私安全等关切仍面临严峻挑战。
总结而言,数智赋能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现实隐忧是一个嵌套式、系统性难题(见图4)。微观系统层面的“隐私危机”侵蚀信任基础、抑制参与意愿,“数字鸿沟”导致特定群体的需求数据缺失,二者共同削弱了技术赋能的普惠根基。这些基础性问题进而诱发了中观系统层面的“协作梗阻”,表现为数据割据、难以共享,以及“目标悬浮”导致协同动力不足。中观系统协同失效叠加微观系统数据缺陷,共同催化并延伸至外层系统,阻碍了资源优化配置与跨场景协同效能的发挥,催化了外层系统层面“技术异化”与“代际割裂”的困境。而上述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宏观系统层面制度设计的滞后与保障体系的薄弱。各层级隐忧相互交织、层层传导,共同构成了制约数智技术赋能成效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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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智赋能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现实隐忧 |
(一)提升数字应用素养,优化包容性服务供给
数智技术效能的释放受制于使用主体的认知阈限,如果技术使用者缺乏对技术本质和价值的认知,将会影响技术在儿童友好社区的应用,使数智赋能的“木桶效应”得到进一步强化。对此,要构建多主体联动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可联合儿童权益专家、技术研发机构、高校及社会组织,结合不同儿童的认知发展阶段、家庭的数字资本差异,通过专题讲座、宣传展台、数字体验馆、沉浸式工作坊等具身化学习场景,普及数智赋能儿童友好社区的运作机制,展示儿童数字服务的应用场景,加强数字服务体验。以新加坡“智慧国”计划为例,各社区在其“数字益终身运动”的行动框架指引下,与多元力量协同合作,探索针对数字弱势群体,特别是银龄人群与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支持措施,有效增强其对信息的甄别、分析与处理能力。此外,还要加大对数字弱势群体的帮扶,促进社区数字包容。[32]一方面,应探索儿童服务递送的线上线下平衡点,保留高频服务场景的线下通道,同时配置数字导览员提供操作协助,强化数智赋能的人文关怀,保障社区弱势群体平等地享受数字红利。技术研发者应当秉持包容性设计理念,遵循无障碍设计原则。既要精准识别数字弱势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耦合多种服务功能,也要开发门槛低、易操作的数字服务产品,确保技术工具与用户能力的有机适配。
(二)打通主体协作壁垒,强化数智人才支撑
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是一个依托多元主体协同共建的系统性工程,其可持续推进的关键在于激发各主体的内生动力,形成自主参与的长效机制。为了保障儿童友好数智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必须突破当前数据割据和利益博弈的双重困境,构建基于价值共识、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差异互补的合作秩序。具体而言,要以需求为导向加强利益整合,注入协同动力。在多元主体协作过程中,满足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既是实现目标耦合的基本依托,也是统摄各个主体价值取向、突破部门本位主义桎梏的重要抓手。要利用智能算法的利益协调机制,精准提取多元主体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基于儿童友好的价值理性调适公共利益,从而激活协同治理的内生动力。只有抓住多元主体的个性化需求,才能聚合共通利益,实现从被动参与向自主协作转变,推动多元主体从松散联盟向生态共同体进阶。[33]此外,还要注重技术人才培养,强化建设主体的数智思维。人才资源是系统运行与服务传递的专业保障。现阶段,大部分儿童友好社区建设仍局限于传统服务模式,兼具儿童发展理论知识、数字素养、社区规划与协同领导力的复合型人才较为匮乏。为此,社区应借助区域产学研合作的资源优势,建立常态化的数字素养培训体系。例如,苏州市相城区妇联与永真基金会合作的“AI赋能儿童友好社区家庭教育”项目,借助AI技术为妇联主席、妇女主任及儿童社会工作者等关键岗位人员赋能,通过场景化实训有效提升了儿童工作者的数字胜任力和伦理决策力。[34]
(三)回归技术价值理性,构建全龄友好生态
在推进儿童友好社区建设过程中,需警惕技术至上的价值偏差。不仅要发挥数智技术的赋能作用,还要把以“以儿童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作为技术应用的出发点,实现技术效能和人文温度的有机融合。其一,以价值理性化解数智技术潜在的异化风险。数智赋能儿童友好社区既不是将技术简单地嫁接于社区,也不是某一主体实现政绩的手段。在实践过程中,工作者应当协调好技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坚守“以儿童为中心”的价值本体论。一方面,建立涵盖数据采集、算法开发、系统运行的全周期算法审计体系,定期评估算法权重设置的合理性。既要保护好儿童及其家庭的信息安全和隐私数据,也要防止标准化的数据处理消解特殊儿童群体的异质性需求。另一方面,还需结合传统服务数据、实地调研、专家研判等多种方式,对算法决策的结果进行评估和修正,最大限度地克服技术理性的局限性[35],充分尊重不同儿童的需求。其二,超越儿童本位的单一视角,转向构建全龄友好的智慧社区。实现代际融合的全龄友好是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真正归宿。在数智化背景下,儿童友好社区建设不仅要关注儿童,更要关注其与家庭、代际互动的关系。应以一种“互动融合”而非“分隔封闭”的视角来应对数智化背景下的儿童友好社区建设转型[36],立足于社区人口结构、资源禀赋、文化基因、历史基础,提升既有设施的代际兼容性,打造兼顾社区内儿童、青年、中年、老年等各个年龄层的全龄友好智慧社区。
(四)完善制度保障体系,培育数字文化生态
政策法规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长效性的作用,能够为数智赋能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提供根本保障。为了规避儿童友好社区在数智化转型过程中陷入“科林格里奇困境”,政府作为核心监管力量,需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政策标准,对技术介入的全过程加以规范。在完善政策体系方面,国家层面需强化战略统筹,将数智赋能明确纳入儿童友好城市和社区建设的政策法规,同时强化其与城市更新、人口政策、数字中国等宏观议程的协同联动。地方政府需要结合本地实际,重点完善包括激励机制、保障措施、专业队伍建设、监督评估等在内的配套实施细则,同时借鉴济南市等先行城市的实践经验,出台诸如“儿童友好城市(社区)数字化建设方案”等可操作、可落地的政策规范,为儿童友好社区数智化转型提供行动指南。在加强对儿童隐私安全的监管与保护方面,政府职能部门要坚决履行以《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代表的相关法律法规,严厉打击贩卖、滥用儿童个人信息的不法行为。同时,通过制定并完善与数智技术的整合、开放、共享、使用等全周期相匹配的法律法规,规范技术运用,以此肃清威胁儿童信息安全的隐患。在明确责任边界方面,针对当前建设中存在的“数据孤岛”、“联而不动”和“技术异化”等现实困境,要建立健全涵盖技术标准、权责边界、数据安全、产权归属、隐私保护等关键领域的监管体系,为跨部门、跨层级的儿童服务数据互联互通提供制度保障。此外,还要特别注重数字文化生态的培育。通过开展数智赋能儿童友好社区试点实践,形成示范效应,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使之走向持续性、常态化和规范化,在此过程中凝聚儿童友好的社会共识,将儿童参与、代际融合、全龄友好等价值理念融入社会治理文化,让数智技术真正成为提升儿童福祉的有力支撑。
六、结束语数智赋能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既是回应新时代社区治理转型的迫切需要,也是精准满足儿童需求、助力完善儿童福利体系的时代要求。本文借鉴新生态学视角,对生态系统理论进行了数字化拓展,构建了分层递进的儿童友好社区数智生态系统框架,系统阐释了数智技术通过构建虚实融合的数智场景、搭建技术驱动的协同网络、夯实集成高效的数智平台、融通儿童友好的政策文化生态等路径,力图缓解传统建设中供需错配、资源分散、参与不足等短板,为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然而,数智技术并非万能,技术赋能亦伴生隐私危机与数字鸿沟、协作梗阻与目标悬浮、技术异化与代际割裂、政策滞后与制度缺位等多重困境,阻碍了赋能效果的彰显。对此,应当明确数智赋能儿童友好社区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在未来的建设中,需要循序渐进地从提升数字素养与包容性服务能力,破除协作壁垒并强化人才支撑,平衡技术理性与全龄友好生态,完善制度保障与培育数字文化等方面进行优化,从而真正实现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效能的几何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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