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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6, Vol. 26Issue (2):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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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雪松, 于钰, 缪妙. 2025年社会工作研究年度进展述评[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6, 26(2): 1-26.
HE Xuesong, YU yu, MIAO miao. 2025 Annual Review on Social Work Research[J]. Social Work and Management, 2026, 26(2): 1-26.

作者简介

何雪松(1974—　)，男，汉族，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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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6-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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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社会工作研究年度进展述评
何雪松 , 于钰 , 缪妙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0237
收稿日期：2026-02-14
作者简介：何雪松(1974—　)，男，汉族，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理论研究.
摘要: 2025年，社会工作学术界积极回应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聚焦“知识—服务—生态”三重维度，围绕文献中浮现的八大核心议题展开讨论，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知识维度，学界围绕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推动研究范式从“专业嵌入”向“制度协同”转型，立足于本土化自觉，从实践场域中提炼实践智慧。在服务维度，学界围绕面向基层治理的社会工作、面向城乡融合的社会工作、面向群体的社会工作，以及面向大健康的社会工作，持续关注不同场域、不同人群的实务创新与发展，推动社会工作实践与本土情境的深度融合。在生态维度，学界就社会工作的组织形态和专业人才发展面临的新挑战、社会工作数智化的新进展、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新形势等领域开展研究，从组织载体、技术赋能与人才培养等层面共同构建推动社会工作可持续发展的专业生态系统。其中，县域社会工作、新就业群体社会工作和人工智能驱动的社会工作成为新的热点研究议题。为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社会工作未来应加强知识体系建设和专业干预模式探索，在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彰显专业优势。
关键词: 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    党的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研究    社会工作实践    
2025 Annual Review on Social Work Research
HE Xuesong , YU yu , MIAO miao     
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The year 2025 represents a critical juncture at which China’s social work academia has actively engaged with the imperatives of modernizing social governance. Centering on the threefold dimensions of “knowledge, service, and ecology”, scholarly discussions have coalesced around eight core themes, yielding substanti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dvances. In the knowledge dimension,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social work, catalyzing a paradigm shift from “professional embeddedness” to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and extracting practical wisdom from localized practice through reflexive indigenization. In the service dimension, studies have examined social work’s roles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ervices for groups in need, and comprehensive health, highlighting contextually attuned innovations that further integrate professional practice with China’s distinctive social realities. In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inquiries have addressed emerging challenges in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professional workforce development, new progresses i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work, and evolving conditions in social work education. These efforts have collectively contribu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sustainable professional ecosystem encompassing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talent cultivation. Among these, county-level social work, social work targeting new employment group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driven social work have emerged as salient research frontiers. To advanc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future research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knowledge system and explore professional intervention models, thereby demonstrating the discipline’s unique advantages in serv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addressing people’s aspirations for a better life.
Key word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social work    Party-led society work    social work research    social work practice    

2025年，社会工作学术界积极回应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聚焦“知识—服务—生态”三个维度，围绕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面向基层治理的社会工作、面向城乡融合的社会工作、面向群体的社会工作、面向大健康的社会工作、社会组织与人才发展、人工智能驱动的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教育与人才培养等领域开展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系统了解社会工作的发展情况，本文通过回顾2025年社会工作领域的研究成果，围绕八大议题梳理社会工作年度研究进展。

一、聚焦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建构与实践融合

加快构建契合中国式现代化需求的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核心使命。[1]2025年，围绕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相关研究从社会工作的历史传统、党的社会工作、总体发展格局、知识生产模式、专业核心概念等方面展开，并推动了一系列具体理论与实践模式的本土化创新。

对中国社会工作历史脉络的梳理与宏观格局的擘画是建设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熊跃根通过对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传统的回顾，提出了“社会改造的共时性实践”这一社会工作的历史范式，揭示了早期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将真知探索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的历史底蕴。[2]郭茂灿和高万红回顾魁阁先辈扎根乡土、直面真问题的研究传统，强调从实求知、学术报国的学术精神对当下回应时代挑战与服务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3]随着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党的社会工作成为学界热烈探讨的理论前沿，成为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的关键核心概念，相关研究展现出清晰的脉络。

一是关注党的社会工作相关概念与理论建设。刘威将党的社会工作界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治理、社会建设和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认为党的社会工作在理念上实现了从问题补救到赋能增韧的范式扩展，在对象上从传统弱势群体转向涵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更广泛的群体，从而在多个维度超越了传统模式。[4]罗新忠和韩志明认为，党的社会工作是与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并行的概念，是党领导社会治理的体系、职责与策略的总和，其核心目标在于塑造社会治理共同体。[5]潘泽泉和王晓从“在地化”的知识生产视角切入，认为党的社会工作发展需深度结合本土文化、实践与制度自觉。同时，党的社会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与大社会工作的角色定位，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了根本性的价值锚点与发展框架。[6]蔡璟浩和于若含从多元话语分析的理论视角，梳理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演进的“从行政构成到政党治理”等关键趋势，揭示了国家治理逻辑如何深度嵌入并引领专业与职业发展。[7]

二是如何理解党的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的关系。王思斌认为，党的社会工作部门及其系统的建立，建构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新格局，并将该格局概括为“统合性发展”，强调党的权威统筹与各方协同合作相辅相成。[8]卫小将从进路差异入手，提出党的社会工作属于政治和治理领域，由国家主导；专业社会工作属于社会与专业领域，侧重于专业服务。他主张构建一种新型协同关系：前者全面引领并吸纳专业方法，提供制度保障；后者保持专业自主，发展本土实践。[9]童敏和袁溪璐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讨论，强调在党的社会工作体系下，专业自主性的内涵应从过去的“嵌入”导向转向“协同”导向，需要在多元主体中维护专业的独立性，以优化整体治理效能。[10]童敏的另一项研究从实践逻辑差异入手，提出党的社会工作侧重于“社会转型与建设”，而专业社会工作侧重于“福利服务”。二者融合的关键在于专业社会工作能将“人在情境中”的假设，转化为党的社会工作所需的“情境中的人”的实践，共同促进人的现代化，以便党的社会工作能承担起“社会医生”的历史责任。[11]

三是关注党建引领社会工作的实践效能。一方面，部分研究聚焦于党建引领的理论逻辑与核心机制，旨在回答“为何引领”和“靠何引领”的问题。胡淑佳基于“政党组织社会”的社会发展逻辑、“一核多元”的治理体系建设逻辑、“双向耦合”的合作互促逻辑，论证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应然性与必要性，并提出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的“赋权与增能”“监督与激励”“代表与聚合”等有效引领机制。[12]黄新华和李昌达通过对中央社会工作部与国家数据局的案例比较研究，提出“吸纳性重构”这一机构改革的创新逻辑，即中央对地方自主探索经验的吸纳与再造，进一步解释了党建引领赖以运行的制度逻辑与组织基础。[13]另一方面，部分研究关注党建引领在具体领域的实践方法与实际成效，着力阐述“如何引领”和“引领成效”的问题。郭伟和认为，新时代的社会工作要在坚持群众工作的同时，结合新时代新兴领域的特征和群众需求，提升服务的有效性，从而增强党在基层社区、“两企三新”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14]杨典和孙子涵认为，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体系体现了“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组织化优势，但在基层活力激发、资源整合效能、专业化与普惠性的平衡、国际传播能力等方面尚有提升空间。[15]苗大雷和余怡利用量化数据实证检验了基层党建对社会工作机构服务效果的显著正向影响，提出“党建引领专业”通过价值引领、技术拓展等路径，提升服务效能的具体机制。[16]

与此同时，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未来发展，进而提出了具有指导意义的战略性框架与顶层设计。何雪松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概括为“局部试点、条线探索、面上扩散到整体推进”的演进过程，并认为社会工作新发展阶段需遵循“统分结合”的核心原则，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各领域工作。[17]万江红直面中国社会工作的“半专业化”困境，提出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本土化与合法性的相互影响、专业自主性不足等问题。[18]Cui等认为，中国社会工作部的成立及其对应的“society work”概念，不仅有助于澄清国际通用的“social work”概念，更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了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本土化进程。[19]尹广文在研究中呼吁“重审本真”，提出应围绕社会工作的政治、道德、专业与职业四大实践属性来建构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20]童敏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呈现流动性、多样性与主体性等新特征，要求社会工作加强社会联结、团结与参与。[21]黄晨熹和吴一敏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下，自主知识体系应聚焦于回应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等重大国情议题。[22]李娜认为，社会工作专业正从恢复重建时期的“求生存”迈向新时代的“谋发展”，并凭借其独特优势成为社会创新的有力参与者。[23]徐晓军认为，面对社会结构“原子化”的风险，社会工作必须从服务于边缘人群的“小社工”转向致力于“社会再组织化”的“大社工”。[24]张勇阐明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工作价值如何超越传统个人增能，融合群体与公共利益，并在此过程中创生和发展出社会工作的国家治理价值。[25]他认为，在新体制下，社会工作的价值、内容与方法亟须完成时代性转型，并预警数智技术带来的机遇与风险。[26]向德平和黄家文强调，必须根据社会工作在功能、服务、资源等方面的新取向，驱动相关体制、机制进行系统性的“适应性变革”。[27]李培林从宏观视角审视脱贫攻坚后的乡村变迁，认为开放已深入渗透进乡村日常生活，乡村研究应重视从封闭到开放的视角转换。[28]张鹏飞借助利奥塔的知识社会学，将社会工作知识界定为“叙事知识”，并提出社会工作知识的重构路径在于并行不悖地重构其“政治性”与“专业性”。[29]环境社会工作在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中得到学者们的关注。罗桥提出，需从“道德内省”与“实践自觉”双路径探讨环境社会工作自主知识构建。[30]陈涛和周益通过比较研究，明确了观景社会工作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本土定位。[31]

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需要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更需要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核心概念。为此，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标识性概念”的深度讨论，旨在推动中国社会工作专业从“概念输入”走向“概念创造”。在系列笔谈中，郭忠华追溯了标识性概念的起源，视其为打破知识依附、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与关键突破口。[32]针对概念建构中可能遭遇的困境，王宁提醒需警惕“独特性湮灭”与“独特性孤岛”的双重风险，主张将本土概念置于存量概念地图中进行定位。[32]孙江则引入“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视角，呼吁在跨文化视野中通过在地化实现理论超越，而非执着于过去的本土特殊性。[32]围绕概念创新的具体实践，唐亮和周平分别从全球共性研究和“边疆治理”的本土实践出发，阐释了如何在回应现实问题与国际对话中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认识工具。[32]叶娟丽则进一步总结了概念建构的四项理想标准，强调理论解释力与跨界接受度的统一，为社会工作核心概念的提炼提供了方法论参照。[32]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与“社会”、“社会性”、“公共性”以及“社区融入”等概念紧密联结。吕洁琼从结构、关系与情境三个操作性面向，对社会工作的“社会”意涵进行了具体阐释，主张通过激活上述面向来彰显专业的社会优势。[33]针对社会工作实践中“社会性”相对缺乏的现象，徐选国和李硕在“政治—文化—专业”三维框架中阐释“本土社会性”的意涵，并提出文化自觉是连通中国政治逻辑与社会工作专业逻辑的关键枢纽。[34]童敏和周燚在现代化视域下回顾“公共性”内涵的演变，认为我国基层治理正在朝多元协同的个体公共性方向发展，社会工作需要以个别化为基础、以公共性为核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专业发展。[35]陈成文和陈静论证了“社区融入”作为学科标识性概念的合理性，认为其体现了社会工作从“嵌入”到“融入”的实践范式的根本转换。[36]

针对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具体方向，学者们关注本土理论与外部理论的对话，以及知识生产的主体自觉性这两个方面。一是中西理论对话。尹广文提出了“和合共生”的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逻辑。他认为，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既需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本土实践以固本铸魂，也需开放借鉴西方专业经验。[37]徐道稳强调，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须立足于社会治理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融通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思想和西方社会治理理论。[38]康姣和冯玉良在探讨循证社会工作的中国实践时，提出需要在借鉴西方科学证据制度与契合本土社会建设方案之间取得平衡。[39]二是知识生产的主体自觉。童敏认为，中国社会工作的自主知识范式应是一种聚焦于“个人自主能力提升”的社会治理范式。[40]关信平和张凡丽提出，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需要遵循以本国生产者为主体的“自主性”原则。[41]刘振认为，构建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困境在于作为“现实的人”的“自己”被遮蔽，并主张构建一种以“自己”为圆心、推己及人的知识生产新范式。[42]同时，学界强调社会工作者作为知识生产主体的重要地位。刘振将社会工作者的知识行动阐释为一个包含获取、应用与生产三环节的“知识行动流”，并认为社会工作者的知行割裂源于此流程的断裂。[43]程激清认为，社会工作者要成为自觉的“结构的行动者”，须在洞察结构的前提下开展创造性实践，从而避免教育结构与实践结构带来的异化。[44]赵芳构建了“决策工具—实践智慧”框架，强调复杂情境中实践者的直觉与反思的重要性。[45]徐佳琦等以可视化为概念框架，从可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三个维度，讨论社会工作协助服务对象由无效应对转向有效解困的服务路径，并基于可视化行动包含的三项内容要素与三项行动要素，构建出社会工作服务可视化行动的实践模型。[46]朱志伟以专业社会工作与红十字事业的融合为例，探讨了“专业自觉”的效度与限度。[47]

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离不开方法革新与扎实的证据基础，学者们通过一系列研究展现了立足于本土实践生成知识的方法论示范。郭伟和等以某县低保核查为例，运用参与式反思实践研究方法，展示了社会工作者如何作为“实践智慧”的载体在具体情境中超越“地方性知识”与“政策教条”的二元对立。[48]Chen等通过对一项长期实践研究项目的反思性分析，揭示了研究与实践如何作为一种“情境化知识制造”在动态协作中展开。[49]在实证数据方面，Lian等发布的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22数据，建立了全国社会工作者与社会工作机构的纵贯数据库。[50]同时，学者们围绕研究与分析方法开展相关理论讨论。尹忠海和王慧从长周期与短事件、大融突与微实务、生产者与消费者、强证据与优推论等四个维度，提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要辩证地把握经验的边界性。[51]

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在实践层面的探讨围绕伦理领域与专业关系展开。一是伦理领域。袁君刚提出了“适度伦理”的观点，认为伦理思考应以追求具体的幸福生活为依归，其起点应回归生活世界。[52]王川兰和曹英君面对多元伦理带来的抉择困境，提出社会工作伦理的三种系统性整合路径：全面性统合吸纳各理论全部要素，共识性拟合聚焦理论间的共同点，以及协同性嵌合灵活重组理论片段。[53]赵万林基于灾后重建项目的个案研究，揭示了社会工作者如何通过分寸拿捏、意义重塑等细微的伦理工作实现专业伦理与本土人情伦理的创造性调适，并认为这一行动的基础在于双方共享的“互以对方为重”的关系伦理。[54]吴帆和严艺文验证了根植于中国传统伦理的“文化谦逊”对专业关系质量的显著预测作用。[55]二是专业关系。黄锐和孙斐将动态调适后良好的社会工作专业关系概括为“动态合宜的朋友式专业关系”。[56]王海洋将社会工作专业关系整合为科学治疗、情感支持、社群政治和科层职业四种理想类型，并构建了以“政治—情感—科学—职业”四维为支撑的理论框架，以平衡专业性与政治性张力，适应本土实践需求。[57]

在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总体脉络下，学者们针对具体的理论进行拓展延伸，生产出一系列本土化研究成果。杨超和刘梅秀批判西方生态系统理论的“互动实体主义”局限性，以关系主义为哲学基础，汲取中国“五行学说”的智慧，对生态系统理论进行了本土化再整合。[58]卫小将和王志豪发起“物的归来”的理论倡议，呼吁超越“见人不见物”的传统，构建出一种“道德—物质”的实践模式。[59]王思斌引入“位势”概念，阐释了社会工作如何在教育重建和发展过程中，在社会生态系统中获得位置与能动性。[60]杨慧揭示了社会政策自主知识生产所面临的保障与发展、政策统一与灵活等多重“情景张力”。[61]朱媛媛从“新本土化”视野出发，将标准化建设视为凝结本土经验、推动专业能力系统性重构的重要维度。[62]童敏和邓洁认为，布伦塔诺经验心理学中注重现实生活体验、关注人与环境交互影响的部分与中华传统文化智慧相契合，能为“现实自我成长”这一中国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命题提供扎实的心理学依据。[63]季俊含构建了“任务情景中的融合实践分析框架”，用以辨析行政逻辑与专业逻辑在不同任务条件下，如何相互作用并形成多样化的融合样态。[64]

二、面向基层治理的社会工作

基层治理是社会工作回应社会转型、落实服务使命的关键领域与载体。当前，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研究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然而其在角色定位、专业实践与专业自主性等方面依旧面临挑战。[65]2025年，相关研究围绕制度与政策设计、政社互动关系和基层具体实践三个层面展开。

政策与制度共同形塑基层治理的发展路径。学者们关注相关制度的生成与运作逻辑，并尝试给出优化建议。在专业外部制度层面，冉连和吴铭洋通过分析省级民政部门出台的社工站政策文本，发现相关政策存在主体协同不足、政策工具偏重环境方面、顶层愿景欠缺等问题，并提出深化政社互动、优化工具组合与加强顶层设计的改进建议。[66]徐华和王露瑶基于对中央与省级社工站政策的评估，认为相关政策在主体多元性与时效性方面尚有提升空间。[67]闵兢和杨发祥从制度逻辑视角提出，社会工作正经历从准体制化阶段基于工具理性的“借力发展”，向体制化阶段承担“统合性治理”任务的范式转型。[68]在专业内部制度层面，何翠红认为，社工站服务档案的规范化管理能够将服务过程转化为可追溯、可评估的历史记录，为社工站建设的专业化与可持续性奠定基础。[69]专业力量如何影响基层政府社会政策的协商决策同样受到关注。廖慧卿和郭剑鸣的研究表明，社工机构在基层政府提供的意见输入空间中采取本土化合作的话语策略，能够实现有序协商“意见市场”的构建，从而有效提升政策的合意性与可行性。[70]在宏观体制演化上，文宏和林彬总结了中国社会治理机构从分散管理到归口统筹的演进逻辑，认为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标志着系统治理能力的根本性提升。[71]同时，学者们进入城市研究领域，为理解基层治理的空间属性提供了理论支撑。王庆丰和周子薇从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角度，认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虽维系了再生产机制，但也引发了城市危机，主张通过建立“取用性空间”来实现城市革命。[72]高宇从都市批判理论角度，揭示了资本积累逻辑下空间生产的矛盾性，呼吁城市更新应超越单纯的积累逻辑，转向更包容和注重差异化的空间重构实践。[73]这些跨学科的理论资源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空间再造提供了坚实基础。

政社关系的形态与质量是影响基层社区治理过程，形塑社会工作专业效能的重要因素。学者们深入剖析了基层治理与社区工作中政社关系的多元形态、演变过程及其对社会工作专业效能的影响机制。一是总结政社协同的有效机制。文军和方淑敏认为，社区微治理项目的有效运作涉及“结构互构”、“服务共进”与“行动互转”的动态耦合过程。[74]黄晓星和房欣杨基于“统合治理”视角提出，党组织通过“制度—规范—动员”的统领机制与城市社工站“接入—整合—合作”的能动应对相互塑造，共同推动治理任务的赋能性转向。[75]吴磊和刘子瑞从“枫桥经验”中提炼出社会组织在行政嵌入与社会联结互动下，形成的“内需撬动”、“策动引领”与“双向共振”三种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新内源发展模式。[76]杨曦等将分析视角推进至“社区社会企业”这一兼具市场与公益属性的组织形态，指出在财政紧缩背景下，社区社会企业能够动员政府、市场与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治理，并通过“市场嵌入”“政治嵌入”“认知嵌入”“邻里嵌入”来激活社区内生驱动力，形成自我造血能力，进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构建“嵌入、内生、协同、效能”的解释框架。[77]王清和唐银彬区分了“专业型”与“统合型”两种基层社会治理理想类型，并提出能更有效吸纳居民参与但可能影响社会自主性的路径。[78]董敬畏从“情境授权”理论出发，认为社会组织需在党建统领下，融汇地方性知识以获得基层认可。[79]二是分析政社关系的动态性与内在张力。秘若琳和关信平认为，草根公益组织与基层政府可能因互动失衡、目标失调等原因从合作走向疏远。[80]三是关注政社关系对基层专业发展和工作效能的影响。Li和Liu的研究探讨了社工站专业化进程中“在地持证社区工作者”主导的独特路径，并将其归因于中国独特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合法性建构顺序。[81]

治理效能最终能否实现，根本上取决于基层及社区层面的具体治理实践，相关研究主要涵盖下述三个方面。

一是聚焦于基层与社区治理的微观基础，强调人、情感与关系在其中的根本性作用。刘辉武阐释了中国基层的“心治”传统，主张通过“变心、顺心、暖心”的实质性、综合性、主动性治理，超越技术主义带来的形式主义。[82]谢治菊和梁英华以及王鹭的研究分别从为“帮扶干部”提供情感支持和在“微基建”中融入情感关怀的案例中，印证了情感互动对激励治理参与的关键作用。[83-84]文宏和钟刚华主张基层治理要“找回群众工作方法”，通过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和服务群众，推动城市基层治理。[85]张显乐和李雪萍认为，社区良性互动的根基在于居民间基于合意、互惠与信任的“本真性互动”。[86]张振等对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研究强调了“情感联结”的核心地位，总结了青年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结构优化—行动整合—情感联结”的递进逻辑。[87]王海宇通过对城市社区积极分子的民族志考察，认为积极分子通过情感联结、空间生产与仪式激励的三重“日常政治”机制，为行动提供合法性解释并实现群体再生产。同时，国家、社区与居民围绕积极分子日常实践形成了互动共识的社区小世界。[88]情感与信任的累积最终指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生成与巩固。包国宪和刘璎的研究呈现了社会工作者通过“关系—结构—行动”的逐层嵌入策略来主动建构共同体的过程。[89]杨慧和杨琳发现，社区自组织能通过空间接触、组织化、融入性连带等机制推动共同体生成，但面临小众参与行政干预会削弱自主性等现实张力。[90]共同体的稳固不仅依赖情感联结，更需要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能力，并平衡情感与法理的治理弹性。许云云和彭华民认为，现代社区共同体的建设应超越静态的“表征观”，转型培育应对外部冲击、进行自我调适的“社会建构观”韧性。[91]洪志超提出了“情法治理”框架，主张以情感为润滑剂，以法理为底线，增强共同体的治理弹性。[92]刘正强对信访制度成长的法治面向与情感基础进行了历史梳理，认为《信访工作条例》实现了党内法规与行政法规的统合，未来信访改革需在法治化轨道上，进一步回应群众路线与情感治理的制度化问题。[93]

二是关注社会工作专业力量有效推动基层治理和社区治理的关键策略与协同机制。徐盈艳提出“双重察觉与服务整合”，用于阐述社工站在链接政策资源与居民需求中的核心专业功能。[94]姚进忠基于多个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项目的案例，从服务型治理框架出发，认为在服务与治理互构的过程中，党建引领是保障，居民参与是内核，协商合作是路径，可持续性是追求。[95]张若珊从费孝通的社区思想中汲取智慧，认为应将社区置于“乡村—城镇—城市—区域”的连锁体系中，以良性的人文生态激活社区资产，挖掘本土文化情境下的情感伦理含义，关注自然生态与集体记忆间的关联，并在社区动员中着力培育“共存共荣”的心态秩序。[96]在组织与联动机制层面，白玥系统剖析了五社联动“形成理念—构建机制—提升成效”的协同治理三阶段。[97]徐选国等基于生态视角，发现五社联动“联而不动”的根源在于基层治理中组织、公益、服务和参与等多层面生态的系统性缺失。[98]刘红旭和许增涛验证了社会工作者通过整合组织、结构与策略，能够构建扁平化、联动型的社区动员机制，实现组织、个体与环境三者的互促增能，从而有效推动社区合作动员与治理共同体的形成。[99]方雷和曹冬松使用“共同缔造”概念与助推理论，勾勒出社区治理从公共空间营造到精神重构的阶段性助推机制。[100]吴睿和唐伟面对后项目制带来的挑战，提出了“适应性重构”概念，强调通过培养接班人、动员积极分子等“生存性—发展性—支持性”策略组合，培育社区的内生自给能力，提升社区共同体的可持续性。[101]任何机制的有效运转都依赖于一线行动者，学者们同样关注一线工作者在基层中面临的挑战。毛彧晴和陈煜享从“能力—动机—机会”理论出发，构建了影响社区工作者工作获得感的因素模型。[102]史天琪和戴意剖析了社区工作者在行政与专业双重逻辑下的“职业困境”。[103]周沛认为，治理现代化正驱动社区工作者角色从“行政末梢”向“服务中枢”拓展，其职能从“被动执行”向“联动整合”嬗变，其技能亟待向“数字赋能”升级。[104]秦莲和徐选国剖析了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可能面临的“多维脱嵌”困境，并提出“关系性再嵌入”的改善路径。[105]徐选国和杨璠阐释了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治理从“关系取向”向“生态取向”转变的逻辑演变。[106]郜宪达等通过案例比较研究，展现了妇女议事会在权力双向嵌入过程中的实践机制，以及由地方性知识建构的三类共性实践模式，并呈现了其在不同的地方性知识再生产类型下形成的“精英吸纳”与“技术赋权”两类差异性实践模式。[107]刘思齐和文军基于基层治理与社会工作长期存在形式协同但实质疏离的问题，尝试构建基层治理社会工作的概念，从四个维度解析其理论内涵，并提出了“治理—服务—发展”三位一体的系统性实践路径。[108]

三是关注慈善志愿体系与数字技术这两大影响基层治理与社区治理的驱动力量，二者均具有资源供给与激活参与的属性。黄晨熹以及陈涛和邓进分别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论述了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从“分野”走向“融合共生”的必要性和具体路径。[109-110]谢琼系统论述了社区慈善作为基层治理有力抓手的独特价值。[111]原珂阐述了社区基金会作为资源链接与能力提升新平台的功能。[112]任敏和吕江蕊基于全国性社区公益基金试验发现，基层资源传递模式正经历从外部“以政养社”到内部“借社育社”的转向。[113]在激活参与方面，景燕春和朱健刚认为，社会工作可通过价值赋能激活社区志愿服务。[114]李庆显验证了互联网使用对银发群体志愿服务参与的显著促进作用。[115]林思成通过对信用积分制的考察，提炼出有利于社区参与的志愿者“声望激励”机制。[116]陈胜和宋越基于跨国多层次模型，发现了国家志愿服务政策对低信任群体的“补偿效应”。[117]朱健刚和高锦涛提出了以学习促进青年志愿服务的“协力激活”模型，阐述了赋能与激励的联动机制。[118]常青松等揭示了“双工联动”质量对老年义工服务动机的显著影响。[119]梁良和钟耀林的文献计量研究揭示了志愿者激励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120]同时，数字技术对基层治理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朱亚鹏等、王倩和邱锐的案例研究，分别揭示了数字技术通过决策、组织、协调与控制四大机制重塑社区治理运行模式，以及通过“场景化再造”破解基层负担的具体过程。[121-122]数字技术对基层治理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传统社区场域。陈帆等总结了浙江省“社区赋能产业工人”的企业社会工作实践。区别于国外个别化服务的社区为本的实践路径，这一实践实现了社会工作支持系统从“生活共同体”向“生产共同体”的重要拓展。[123]张昭国和卢春艳从“新质生产力”视角提出，技术创新必须与专业人才培育等多维度协同，方能赋能社工站实现服务效能的高质量发展。[124]

三、面向城乡融合的社会工作

在城乡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社会工作如何打破城乡二元壁垒，促进要素双向流动，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学界关注的核心命题。县域与农村是中国社会工作的重要实践场域，农村社会工作已成为重构乡村治理体系、激发内生动力的关键力量。[125]同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边疆地区的社会治理与服务体系构建是关键一环。2025年，学者们聚焦县域、边疆与农村等关键场域，深入探讨专业力量如何在城乡融合进程中实现有效嵌入、系统赋能与可持续发展。

县域作为城乡融合的关键节点，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一是梳理并论证县域社会工作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陈涛等认为，县域社会工作是宏观社会工作理论在中国的关键实践路径，能够推动社会工作聚焦于社会结构性问题并开展系统的思考和行动，对新阶段社会工作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26]杨金东通过对云南省县域社会工作部门的考察，揭示了县域社会工作在政策统筹与经验转化中的核心作用。[127]二是关注县域社会工作中的有效模式和对其而言的有利因素。刘江等基于县域社会工作的经验，认为“领导注意力聚焦”能促进社会工作者群体间的关系从工具性关系转变为共同体关系，提升县域社会工作的发展动力。[128]侯利文和李欢以伦理精神为切入点，解释县域社会工作实践的驱动力。他们认为，县域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深受一种深植于地方社会的伦理精神引导，此即“扳道工”效应。伦理精神通过构建关系性组织生态、属地化项目运作与在地化服务实践，为专业实践铺设了轨道，使其成功驶入扎根乡土、契合本土伦理的中国式发展路径。[129]县域层面的社会工作者培养同样受到关注，闫红红通过县域层面的行动研究，总结了以“助人自助”“能力建设”为理念、以“互为主体”为核心的社会工作督导实践路径，并提出了一系列促进非专业背景的社会工作者实现自我增能的实践策略。[130]

边疆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社会工作在其中扮演多重角色。汪洪亮和曹钰瑶认为，早在中国全面抗战时期，华西坝的学者与实践者就已通过边疆地区的理论建构与大规模服务运动，开启了社会工作中国化的早期探索。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和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是民国时期边疆社会工作学在理论和实务层面的代表。[131]罗强强和方文丽认为，社会工作在边疆治理中同时肩负着增强社区抗逆力、促进情感融合、维护环境正义以及辅助稳固安全的多重潜在使命，但其仍需要克服文化敏感度不足、本土化知识生产缓慢等现实瓶颈。[132]谭同学和陈珍娜提出，新时代边疆乡村正经历农业革命与信息革命，需积极利用两类变革成果，并与精细化群众工作相结合，推进治理现代化，以应对社会转型问题。[133]徐其龙和张俊豪认为，边境社工站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遵循助人伦理、注重服务赋能及保持文化敏感，提升了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可接近性、可接受性与可适应性。[134]余翠娥等关注边境村干部队伍从社区权威到专业化年轻干部的代际接续问题。通过对一个边境幸福村的考察发现，新老村干部通过“权威示范—能力形塑—角色互补”的代际协作机制，实现了治理资源整合与效能提升，有效化解了专业化村干部面临的本土文化断裂困境。[135]

农村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战场，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呈现出多维度的实践路径，学者们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是如何扎根乡村，即关注乡村社工站以及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在地化生存策略。相关研究认为成功扎根依赖于社会工作与地方社会结构、家庭伦理和社区网络的深度嵌合。侯利文和周鹏通过对乡镇社工站的调研，总结出将部分居民培养为一线社会工作者的“家业一体”的劳动力组织模式。这种模式将当地居民的社会资本和行动伦理转化为劳动价值，形成社会工作者下乡的社会基础。[136]

二是如何助推发展，即关注社会工作如何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马威和吴瑜晗在边境村寨治理中引入助推理论，提出社会工作通过改善环境、增加选择等非行政化策略，引导群众行为发生改变，增强村寨小共同体的凝聚力。[137]祁颖菲构建“能力—嵌入”分析框架，展现了社会工作通过情感、资源、关系与价值的“扩散式嵌入”构建农村妇女“复合型”内生发展能力体系的运作机制。[138]童敏和周晓彤针对山区偏远乡村的“人群—区域”双重弱势，提出了依赖“双层内外互促机制”来生产可持续内生动力的实践路径。[139]刘芳和袁明宝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分析嵌合式服务如何通过“制度性赋权—组织化行动—价值性衔接”重构村民心理，推动其从“被动旁观者”向“能动行动者”转化。[140]徐选国和秦莲发现，在党组织的政治赋能基础上，社工站能够通过坚守“以人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激发居民的主体性，引导集体行动从关注个人利益转向创造公共价值，构建多元共治的社区生态。[141]向德平和王利娜提出了“场景化治理”框架，认为将宏观的国家治理转化为解决具体乡村问题的有效精细化方案，需要经历“场景识别、协同、整合与应用”的动态过程。[142]李静怡和李志榕以广东龙村的实践说明了通过“中介者引入—文化转译—秩序调适”的逻辑，以“乡情”为资源重构农村社区治理网络的可能性。[143]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农村社会工作的视野进一步拓展至精神文明与公共空间的重构。鲍宗豪提出“乡风空间”是文明乡风建设的逻辑起点，构建了“馆(核心节点)—圈(辐射范围)—带(连接脉络)”三位一体的空间结构，主张通过这一复合型社会文化空间实现从“物理空间”到“情感空间”的深刻转变。[144]针对农村公共精神面临的“思想荒漠化、文化空心化与精神颓丧化”问题，汪斌锋和余雪梅认为其深层根源在于资本逻辑的渗透性侵蚀，而文明乡风建设正是抵抗资本物化统摄，实现精神生产人本回归的关键制度创新。[144]张丽华和李佳薇则聚焦于“乡村公共场域”的重塑，认为这是应对乡村原子化、修复社会联结的有效路径，提出应通过空间载体的微改造、文化内容的活态化及治理机制的软引导，将公共场域打造为村民情感与精神的归属地，从而培育具有公共理性的“能动主体”。[144]邱倩云关注农业资本化背景下灵活用工引发的制度真空问题。通过对云南“幸福里”社区的研究发现，社区通过“政府统筹—国企增信—平台运营”的三元协同机制重构用工秩序，以“行政资本—市场资本”的混合治理形态超越西方二元对立框架。[145]此外，高校专业力量的介入是乡村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黄锐将高校社会工作力量定点帮扶乡村的经验概括为“顺势嵌入”地方体制、“互助增能”乡村社区，最终达成专业服务与地方知识“共享发展”的循环过程。[146]姚大川和王小兰分析了培养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人才队伍的必要性，并提出应通过教育创新确保这些专业人才能够“留得下、立得住、干得好”，为乡村持续造血。[147]

三是如何解决难题，面对后扶贫时代与数字时代的挑战，社会工作展现出极强的专业弹性。围绕相对贫困治理和社会工作的经济向度，曹义杰和刘荣将提出，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要求政策体系实现从临时性、生计型、农村主导转向常规化、发展型、城乡统筹的整体性战略变革，进而构建一个融合目标分层、动能转换、空间重构与协同网络的综合体系。[148]刘文文以花青米农民合作社为个案，展现了发展性社会工作的经济向度在中国乡土社会的实践逻辑，揭示了其中呈现的关系属性、道义属性和文化属性，以及其中以本土关系为联结的共同体合作机制、以需求满足为基础的利益分配机制和以地方性知识为载体的参与动力激活机制。[149]李圳雨基于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反思熟人社会的情感性与市场理性的工具性的二元对立框架，分析了茶青经纪人通过“社会资本转化”与“理性策略”实现的关系网络与市场秩序的动态平衡。一方面依托家族信任、地域认同等纽带推动跨区域资源整合，另一方面以弹性议价与竞争—互助伦理的调适，将标准化市场规则嵌入地方性关系逻辑，从而揭示出乡村市场化转型中制度规则与地方知识的共生路径。[150]围绕数字时代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问题，覃可可认为数字乡村建设在给乡镇社工站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构成了结构性挑战。社工站必须重新审视并调整自身的地位与功能，通过数字技能普及与服务模式创新在技术迭代中实现可持续发展。[151]李怀和李庆龙针对易地搬迁社区的数字边缘群体，构建了包含工具性、关系性与主体性赋能的“场景学习法”行动研究框架，并提出既要激活数字边缘群体积极融入数字情境的内生动力，又要包容和凸显数字边缘群体的主体性价值，形成良好的数字生态。[152]袁娥和曾柯欣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社区为例，围绕易地搬迁背景下单亲父亲家庭的社会适应问题，从经济、文化、社会和心理四维阐释其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精准诊断、能力建构与多元协同相结合的治理路径。[153]围绕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问题，王蔚等从合作生产视角分析社会服务外包进村，提出需通过“结构—过程—价值”的再造才能实现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154]

四是如何应对局限性，即关注社会工作专业在乡村实践以及在相关领域研究中的局限性。黄海平提出应警惕乡村振兴实践中可能出现的主体性双重缺位、形式主义困局等“专业闭锁”现象。[155]吴娟的文献计量研究揭示，国内实务研究虽在乡村振兴、社区治理等领域热点集中，但仍需加强合作网络、深化技术与政策的融合研究。[156]Gray和Meng主张，应通过识别链接主题，将农村社会工作与环境社会工作等目前相对分散的知识领域进行整合，以推动更具整体性的知识发展，从而更有效地回应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复杂现实。[157]

四、面向群体的社会工作

面向群体的社会工作是2025年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学界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语境，既敏锐回应了新就业群体崛起所催生的“使命转型”之问，亦在“一老一小”、残障人士、司法矫正等传统领域中持续推进知识积累与服务创新。

随着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的发展，以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已成为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新生力量。这一群体的涌现对社会工作的发展提出了全新课题。学者们围绕新就业群体与社会工作的相关研究聚焦于下述四个方面。

一是将面向新就业群体的社会工作服务置于社会工作的总体发展脉络中进行讨论。面对新就业群体所折射出的个体原子化、风险社会化等挑战，学界认为社会工作需要超越传统的补救逻辑，进行专业范式转型。黄晨熹将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统合为“三新”主体，视其为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主张通过党建提质、制度供给与数智治理来激发其治理潜能。[158]郑广怀认为，面向新就业群体开展服务是专业价值的体现，也是回应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不足、心理压力问题等现实挑战的必需。[159]

二是关注面向新就业群体的有效服务实践与干预方法。相关研究普遍主张，应通过党建引领、赋权增能、场景适配等多维创新，构建系统性、有温度的服务体系来回应新就业群体的复杂需求。黄家亮认为，新就业群体就业灵活、流动性强、社会保障不足等特点对社会工作传统服务管理模式构成挑战。加强该群体的社会工作，需创新党建引领，探索行业统建、区域联建及“云党建”等弹性组织方式；加快健全权益保障制度，特别是职业伤害保险等灵活就业保障体系；提升服务温度，切实解决停车难、充电难、算法压力大等实际痛点；同时加强专业化社会工作队伍建设，完善培训与激励机制。[160]李涛结合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试点经验，探讨了如何专业地看待并创新服务体系。他认为，新就业群体面临劳动关系模糊、保障不足等多重风险。社会工作者应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以赋权增能为核心开展服务，推动建立平等合作关系并链接资源，同时提出了“服务创新—研究倡导—专业支持”等一系列服务体系创新策略。[161]宋现显与吴育航分析了外卖骑手通过党群服务中心培训参与应急救助的案例，展现了服务赋能与社会价值实现的结合。[162]孔伶宇针对外卖骑手群体，提出了“地区发展模式”下的友好社区建设路径，以化解其社会融入难题。[163]李晟赟与张华雨通过对残疾人电商直播项目的反思，揭示了其仅关注“技术赋能”而忽视“场景适配”的困境，主张构建“个体—技术—制度”三元协同体系，实现从技术赋能到场景重构的范式转型。[164]

三是关注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战略意义、现实难题与破局之道。相关研究普遍认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虽面临组织覆盖难等现实挑战，但应通过创新组织设置、强化服务引领等路径加以破解。王金柱与刘振鑫聚焦新就业群体党组织覆盖“有而不全”、党建管理“散而不力”、党组织作用发挥“广而不强”等问题，从组织体系建设、党建工作格局、作用发挥方式等方面提出建议。[165]祝全永与刘彤认为，新就业群体党建面临“谁负责、怎么建、力量弱、如何起作用”等挑战，应构建责任体系、分类施策组建党组织并加强队伍培养。[166]梁慧敏和张弛提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需聚焦于政治引领、精准服务与治理融入，通过创新组织形式与工作机制来提升组织效能，引导平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拓宽群体发展渠道，以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凝聚力。[167]杨婧认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是党巩固执政基础、引领新兴领域的关键举措。其主要特征体现为以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为目标，采用区域统领、条块联动的责任机制，实施弹性、多元化的组织覆盖与灵活信息化的党员管理，并通过关爱服务凝聚群体，再引导其参与基层治理和行业治理。[168]曾盛聪与董沁昕剖析了党建引领组织化的内在机理，即通过思想引领、组织覆盖与服务凝聚构建有序体系，并倡导“弹性共生”的平衡策略。[169]赵璐从“动力—质效”角度，提出通过认知转型、组织调适及健全贯通机制来提升党建质效。[170]陈彤彤与岳奎聚焦于组织力提升的“情感向度”，认为情感嵌入是破解新就业群体党组织“落地难、凝聚难”的关键。[171]王可园探讨了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融入社区治理的逻辑，认为当前存在整合力不足、参与表层化等问题，需从多维度综合施策。[172]

四是关注新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及其面临的现实困境。杨慧基于“权利—发展”视角，总结了面向新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实践，并提出了阶梯式参保、社保积分银行等创新路径。[173]Zhang等的文献综述提出平台劳动效应具有情境差异性，强调关注劳动者多样性与社会保护。[174]Liu和Huang将平台经济中女性农民工的情感劳动重新概念化为一种置于多重交叉层级中的情境化社会实践。[175]Li等证实了平台剥削感知通过工作获得感与安全感，链式中介影响数字工人幸福感的机制。[176]Dong等聚焦于算法管理下外卖骑手的职业倦怠，揭示了排名、惩罚、监控等一系列制度性因素的影响。[177]

在社会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交织并行的宏观背景下，学者们围绕以下四个关键议题对老年社会工作展开探讨。

一是关注乡村振兴与老龄化社会的叠加效应，致力于重构农村养老的社会基础。郭伟和与李诗梦基于京郊村庄的扩展个案研究，提出重构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理论，认为村集体能助推老年人走向兼顾个体自主与集体保障的“集体化的个体主义”。[178]汪龙鑫等认为，农村互助养老不仅是制度性结构的嵌入，更需要重构农村深厚的社会基础，实现从外部推动到内生驱动的转换。[179]衡元元等进一步探讨了社会组织参与农村互助养老的逻辑，提出通过制度、结构、关系与认知的四维增能策略来破解参与障碍。[180]针对农村特困老人的养老服务网络，周永康和李欢通过解构公立养老机构的实践机制，提出了制度优化与主体互嵌的创新路径。[181]

二是关注人口流动的常态化背景下“老漂族”与农村留守老人的适应问题。孟亚男和孟晨引入生态系统理论与性别滤镜，解析了农村随迁女性老人基于“过日子”生存逻辑的适应策略与韧性。[182]梁洁雯和张锅红构建了“老漂族”自我价值感的影响因素模型，主张通过微观、中观及宏观层面的社会工作介入，提升其城市融入感。[183]与此同时，老年人的主体性与参与感成为新议题。徐慧和沙勇探讨了老年群体从被动接受服务向主动参与服务的转向机制，认为这有助于释放其社会价值和生产性潜能。[184]何继新和高文静关注低龄老年人参与基层治理共同体的阻碍，呼吁强化供给侧回应力与需求侧表达力以打破双向约束。[185]

三是关注城市养老服务与政策体系建设以及服务的精准化与均等化问题。傅林忠和唐小毛从空间正义视角出发，提出了城市养老服务供给的“宏观—微观”互构实践路径。[186]赵一红等基于场域理论分析了内生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路径，强调情景嵌合与共生赋能的重要性。[187]陶宇和温立婧深入微观实践，分析了养老机构的社会工作者在情与利之间的张力，总结了专业自主性的四种实践类型。[188]针对“老养残”家庭这一特殊困难群体，朱媛媛等提出了“六在域”的社会支持网络建构模式，实现了多场域资源的有效整合。[189]姚进忠和叶慧茜基于积极老龄化框架，提出了提升健康可及性、激发参与动力与培育互助文化的三位一体机制。[190]此外，何龙韬和彭华民通过Meta整合方法，比较了中美两国老年癌症患者子女的照护经历，为本土干预提供了实证支持。[191]

四是关注老年社会工作的技术赋能与政策评估。张肇廷和许子烨审视了智能辅助技术赋能养老服务的法律风险，主张构建“技术适配法律”与“法律引导技术”的双向调适机制，通过建立适老化的分层告知同意框架、引入动态化的被遗忘权制度以及构建基于技术流程的责任链式分配机制，实现数据生命周期的可控性与法律责任的多元分担。[192]邹昀瑾等通过多城市案例，揭示了政策试验中人机协同与风险规制的交互机制。[193]黄杰和徐中平以杭州为例，探讨了面向数智化的“一老一小”社区服务优化路径。[194]在政策研究层面，蔡玉梅等解析了私募股权基金投资老龄产业的影响因素与作用路径。[195]谢尊贤和康倩利用政策一致性(TM-PMC)指数模型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进行了量化评价。[196]张弛采用霍恩-米特模型评估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效果，认为政策执行与干预是核心影响因素。[197]马慧园和耿永志对省级老年助餐服务政策进行了文本编码分析，发现了法律工具与可持续性经营的短板。[198]

2025年，儿童福利与保护的研究更加注重制度落地与专业化介入。针对经济困难的代际传递，袁小平与吕佳琪基于双重阻断范式，提出了“家庭赋能+儿童发展”的协同机制。[199]在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方面，张洪等的研究证实了社会工作者的儿童虐待认知与专业认同对报告行为的显著影响。[200]Chen和Liang进一步分析了决策者特征对儿童虐待感知的影响，强调了职业身份认同的中介作用。[201]谈子敏等系统梳理了强制报告制度的研究脉络，呼吁构建多学科理论体系。[202]

在面向儿童的实务介入层面，学者们探索了多样化的服务模式。王振兴和李云新总结了H县个案会商机制在困境儿童精准帮扶中的运行逻辑，强调了高位推动与技术治理的结合。[203]石世华从个案管理视角梳理了多重困境失学儿童的干预路径。[204]徐选国和楼一平关注在社会工作介入多重困境儿童服务过程中，服务对象经历一系列干预仍面临难以脱困的问题。研究发现，服务情境与专业行动间的张力导致个案深陷家庭内部结构性限制与外部支持网络断裂，社会工作者同时面临情境性伦理困境，最终形塑了其“弱而无力”“助而无效”的实践样态。[205]袁小平和姜春燕通过对“童伴妈妈”的研究，揭示了儿童社会工作中情感劳动的契约执行与责任内驱特征。[206]张沁洁和张盼瑶分析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陪伴志愿者的“社会父母”角色，强调了情感替代的潜在风险与角色协调的重要性。[207]针对农村学前儿童托管，陈朝连、和虎引入管理导向评价(CIPP)模型，验证了其在社会工作项目评估中的适切性。[208]魏小芳等运用小组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情感重塑，证实了萨提亚模式的有效性。[209]在环境营造方面，陈爱如和段润知基于儿童独立活动性视角，构建了儿童友好社区营造的行动框架。[210]

学校社会工作与心理健康教育呈现出跨界协同的趋势。刘霞总结了江苏省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的建设经验。[211]黄丽萍提出了教联体协同机制下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预防—干预—支持”全链条体系。[212]朱艳和丁敬耘以上海市13所高校为样本，开展文本分析并访谈心理教师，发现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体系虽重视学生主体地位并促进多部门协作，但在制度建构、结构协调与关系协同方面仍存在不足，并从制度嵌入、结构嵌入、关系嵌入三方面提出了提升运行效力的路径。[213]杨威威和郭秋生强调文脉建构是学校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前提，主张以文脉表意实践嵌入治理过程。[214]邓晓翔回顾了美国学校社会工作从生态模式向综合模式的变迁，为中国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借鉴。[215]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其变迁与支持政策受到持续关注。向德平等在评述尹忠海的著作时提出，社会工作者需关注亲密关系共同体的构建以抵御现代化风险。[216]原新等的研究发现，家务分工优化能通过减少家庭摩擦来改善生育行为。[217]王慧娟和廖芷珊基于社会冲突理论，分析了制度性因素与主体间利益冲突对育龄青年生育意愿的制约。[218]郝海波回顾了中国婚姻家庭辅导政策的演进，呼吁进行结构性的创新调整。[219]黄宇和朱敏运用需求溢出理论，探讨了城市失独家庭服务项目的分层社会支持体系。[220]刘红升和李紫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发现，疏离—弱功能型隔代支持对非留守青少年抑郁有抑制作用，而亲近—强功能型则对留守青少年有效。[221]郭娟和赵鑫从生态系统理论出发探析隐蔽青年的家庭关系，发现隐蔽行为是关键时间节点上亲子一起做出的理性选择，各生态系统层面的互动既呈现了家庭韧性，也造成了过度负担。[222]Zhang等则关注了女性社会工作者自身的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家庭增益的关系。[223]

在特殊群体与专门领域，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权利视角日益凸显。在残障社会工作领域，田鹏等基于嵌入理论，解析了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安置区残疾人就业的“资源—心理—社区”动态实践机制。[224]卓彩琴等基于胜任力模型，建构了社会工作者参与下的视障咖啡师就业培训模式。[225]朱媛媛等利用生态系统理论，解构了孤独症青年就业衔接中的多重困境与互动逻辑。[226]韩央迪和林淑仪运用影像发声法，揭示了智力障碍者在助残服务中的权变决策特征与赋权策略。[227]刘玉兰主张以发展性社会工作视角重构残疾儿童社区康复服务体系，推动其从临床干预向发展范式转型。[228]

司法与民族社会工作等领域取得了新进展。王琼蕾和费梅苹整合“结构—行动与组织”视角，认为政府结构促动、机构组织创新与高校行动回应共同构成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推动—能动—联动”的生成机制。[229]时浩宇和费梅苹以上海市一家机构禁毒社会工作为例，展现了戒毒人员社会康复面临的主体区隔、关系破裂与消极行动等困境，并强调社会工作者通过身份重构、关系修复与社会融入等赋权实践推动戒毒人员实现社会康复，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合作与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230]杨莉探讨了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有效干预路径，主张引入康复性循证干预技术。[231]王海擎和张昱关注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时间体验，分析该群体因惯习滞后与自我隔离而面临时间秩序适应不良的困境，社会工作者需协助其实现社会时钟的再嵌入。[232]张芯桐和范明林聚焦于禁毒领域表达性艺术治疗的新本土化，构建了包含互动、触动、打动、感动、行动与变动的“六动”应用模式，以解决西方方法与本土情境的潜在冲突。[233]范会芳和翟跃分析了司法社会工作者在帮教中的双重话语策略，即赋能性与限制性话语的交替运用。[234]罗兴和袁传有从语言学视角切入，识别了社区矫正实践中的新语类产生机制。[235]金超然和席小华通过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政策倡导的研究，提炼出“服务中倡导”的行动路径与“增量式偏正共生”的主体间关系。[236-237]韩江风和张耀武阐述了新时代民族社会工作的核心特质与目标，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38]俞静和祝玉红以高校社会工作团队为例，分析了其在行政权力与专业服务张力下的承认获取路径。[239]蔡文静等揭示了突发公共事件中警觉传递对个体应急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机制。[240]

五、面向大健康的社会工作：专业协同与服务创新

2025年，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面向大健康的社会工作研究呈现出专业化、制度化与精细化并进的态势。学界立足于本土实践情境，围绕循证体系构建、专业能力提升、服务模式创新及跨学科协作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致力于摆脱发展困境、提升服务效能，为构建全人全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贡献专业智慧。

在理论构建与方法论创新方面，何龙韬针对传统循证医学范式在社会工作应用中的水土不服，提出了从“医学化”向“整体性”转型的社会工作循证研究体系，通过构建整体性证据与多元方法体系，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奠定方法基座。[241]针对医务社会工作发展的法治困境，陈琦分析了立法层次低与条款分散的现状，呼吁通过完善法律体系与伦理规范来推进医务社会工作的法治化进程。[242]在微观实践伦理上，钟柳青通过白血病患儿案例，深入剖析了“案主自决”在本土文化语境下的两难困境，主张在专业助人中避免家长主义，融合本土文化与美德伦理进行审慎抉择。[243]

人才培养与专业能力建设是行业发展的基石。家博等基于内蒙古的实证调查发现，公共服务动机、自我效能感与专业认同显著正向影响医务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且自我效能感在其中起调节作用。[244]纪伟伟和沈军以天津某肿瘤医院为例，构建了“四维路径”与“三阶段流程”相结合的实习教育体系，为医务社会工作人才培育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245]针对督导体系的缺失，华雨等基于四个基本系统视角分析了北京市级督导项目，发现体系缺位与标准缺失是主要瓶颈，需从改变推动者与行动系统入手进行优化。[246]

在具体服务领域与模式创新上，安宁疗护成为热点。范怿等通过对上海典型机构的实证研究，测算了安宁疗护服务的直接人力成本，为价格政策落地提供了科学依据。[247]闫旭等运用SWOT分析法评估了社区开展安宁疗护的优劣势，建议发挥“慢病—安宁一体化”优势，同时要补齐人才与政策短板。[248]针对罕见病群体，孟烨湘等探讨了患者的多重需求，提出了涵盖健康管理、心理支持与政策倡导的综合服务体系。[249]陈洁莹等基于小红书文本分析，揭示了辅助生殖治疗女性在准备与移植阶段的高焦虑特征，建议医务社会工作者提供全流程心理支持并建立医护社专业团队。[250]童敏和李诗雨回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身心关系的讨论，提出社会工作需整合情志治疗及中医养生理论，以情和志为核心来发展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气质的基层治理社会工作。[251]此外，刘斌志和黎相婷系统阐述了怀旧疗法在社会工作中的应用框架，强调通过叙事与工具性怀旧来实现生命回顾与自我整合。[252]蔡屹等的干预研究显示，艺术治疗小组能够缓解HIV感染者的焦虑情绪，且工作者对干预效果的影响相较于小组服务形式更为显著。[253]吴星怡和梁昆在农村老年女性健康促进中引入“主观年龄”视角，证实了追求轻龄感对提升健康水平的有效性。[254]阿卜杜萨拉木•阿布力海提和付芳从存在主义视域分析老年糖尿病患者家庭照顾者的心理困境，认为其植根于个体自由与责任的共生及现实荒诞性，建议通过揭示固化认知与发掘创造力来实现苦难的超越性转化。[255]

跨学科协作与体系整合是提升服务效能的关键。李奕桦等探讨了健康社会工作者与全科医生在基层卫生系统中的合作价值，认为这种优势互补能有效推动健康社会建设。[256]杜今等在儿童神经外科开展行动研究，运用管理学工具破解医患共同体构建难题，生产了跨学科的实践知识。[257]钱燕等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了医院与社工机构间的个案转介实践，提出需通过制度赋权与场境创设推动转介网络从“松散型”向“整合型”转变。[258]李桥墩和李筱揭示了医护人员的角色定位对医务社会工作者介入空间的制约，提出“以作为换地位”是其在多学科合作中发挥专业性的有效策略。[259]许陈艺等基于杜威情境哲学，发现医务社会工作者能通过创设人文性医疗情境推动医患信任的建构。[260]

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领域的研究展现出独特视角。祁颖菲构建了“空间—韧性”分析框架，分析了“爱心小家”项目如何通过物质、符号与意义三重空间的再生产，助力异地就医家庭的韧性发展。[261]李娟基于情感政治视角，剖析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福利递送中的国家在场情感化运作机制，认为这不仅强化了政策认同，更是国家治理合法性再生产的核心。[262]谭杰和李凌鸥通过群团组织心理服务案例，探讨了地方性知识如何影响福利治理，拓展了福利治理的研究边界。[263]何志晶等对国内外公共卫生社会工作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认为国内研究仍需加强与国际前沿的对话与融合。[264]

此外，针对特定群体的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谢寒发现校园人际关系尤其是同伴关系，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调节效应。[265]Zhang和Yan介绍了日本成年监护制度在老年痴呆症护理中的应用，为中国老年社会工作提供了“原居安老”与自我决定的国际镜鉴。[266]温腾龙等构建了独居老人服务的“主体—健康—参与—保障”四维赋权框架，分析了当前实务中参与性与保障性赋权的不足。[267]张钊等利用北京市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居民调查数据证实，老年友好社区建设能显著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且心理健康在其中起中介作用。[268]Chen等在美国临床社会工作教学中引入社会正义视角，分析了学生如何通过时事案例将宏观社会正义议题融入微观临床实践，这对中国医务社会工作教育亦有启示。[269]

六、社会组织行业与人才发展：专业化赋能与治理生态重构

社会工作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与人才队伍的稳固，是构建社会工作专业生态、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支撑。2025年，学界围绕社工机构的专业行动逻辑、人才队伍的职业认同与留任机制以及行业发展的制度环境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呈现出从“生存型嵌入”向“内生性嵌合”转型的鲜明趋势。

在机构发展与专业行动逻辑方面，学者们聚焦于社工机构如何在多重制度环境中保持专业性。刘东构建了“行政—市场”分析框架，发现社工机构通过“造势”、“应势”和“借势”三重行动机制，形成了资源优势型、专业至上型和市场竞争型三种不同的组织发展模式。[270]陈静和罗琴揭示了本土实践脱离与主体性建构偏移是社工机构主体性缺失的生成逻辑，并提出“价值—能力—关系”三维嵌入路径以提升机构的主体性。[271]王学梦将社会工作者的实务形态抽象为资产为本、证据为本、关系为本与规则为本四种理想型，提出需着力构建和而不同的专业共同体，以应对全能取向与结构性张力。[272]针对专家型社工机构的生存策略，刘东和何雪松提出“让渡”概念，认为机构通过专业取胜、实用取向或专业搁置的让渡策略，能有效实现从“项目承接者”向“规则制定者”的转向。[273]此外，张莹莹强调了金融社会工作作为全球社会发展新策略的意义，主张将其与既有社会工作服务框架整合，推动金融社会工作的制度化与专业化。[274]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成为提升组织韧性的关键变量。万思齐等基于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22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社会组织运营能力的赋能效应。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强了组织的运营能力，其中服务对象信息管理系统的效能最优，组织韧性在其中起中介作用，而组织规模则发挥调节效应，显示出小规模组织在转型中具有更强的获益潜力。[275]梅杰和王倩从科层体系内部视角，分析了新组建的各级社会工作部门如何通过提升制度、组织与社会的“显示度”来赢得注意力资源，为理解政府组织变革提供了新视角。[276]韩恒等提出“弥散分布”概念，旨在概括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在组织载体上的结构性特征，即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并非集中于独立专业机构，而是广泛分布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多元体制内组织，这一格局有助于传统群众工作吸纳借鉴社会工作专业技能。[277]

在人才发展与专业能力建设方面，学界深入探讨了职业能力体系的更迭与评估机制。杨慧和秘若琳认为，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社会工作职业能力建设需聚焦于技术素养、价值关怀、社会关系重构及社会公正促进四个维度。[278]针对评估模式的转换，张鹏飞和吴佳峻强调了第三方评估组织自身反思的重要性，提出了评估身份、方法与结果三重反思逻辑，以整合绩效监管与建设增能的复合需求。[279]向羽等进一步揭示了评估场域中的“证据政治学”，认为购买方侧重于产出和领导肯定的行政逻辑与服务方关注对象改变的专业逻辑存在显著错位。而在非完善的准市场机制下，成效话语往往被行政权力垄断，导致服务方被迫向购买方的认知靠拢。[280]谭磊和廖莹认为，社工站专业服务评估正经历从“专业至上”向“专业与行政双重驱动”的演变。[281]徐道稳认为，在新时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工作中，与人才培养评价相比应更加关注人才的使用和激励，并提出构建“党委领导、政社协同”的人才队伍建设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制度，实行多元化的用工体制，大力发展农村社会工作等建议。[282]陈胜和宋越基于政策建模一致性(PMC)指数模型对人才队伍建设政策进行了量化评价，发现政策质量随年份提升，但监管机制与技术运用仍存在短板。[283]对于实习教育，Zhang等分析了在线社会工作个案日志与访谈，揭示了社会工作者在反思实践中存在的描述性偏向及批判性分析的缺失，呼吁加强未来的专业督导与训练。[284]张娇和宋利围借鉴服务学习理念，提出反思性教学、协同式学习、情景式体验三条社会工作实践教学的优化思路，并提出可以通过制定实践标准、整合有效资源、丰富实践成果产出与形式，完善实践教学体系。[285]

社会工作者的离职意愿与工作满意度依然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李正东和王津基于认知交互与资源保存理论，发现挑战性与阻碍性压力源均显著影响离职意愿，并呈现了“职场焦虑”与“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在其中的作用。[286]杨盼和梁土坤认为，人力资本(教育与技能)对离职倾向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类型差异与代际分殊性，需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措施以降低人才流失率。[287]针对不同性质的岗位，Yang等发现，公众认可、职业发展与人际关系对一线社会工作者的满意度影响显著，而人际关系对管理者的影响则不明显。[288]刘东和张君安的研究进一步补充了区域视角，证实了专业化水平对离职行为的正向影响，为理解离职决策提供了实证支撑。[289]

在具体的互动实践与心理机制层面，高艺多通过圈层化互动理论，解析了多元交代体制下社会工作者如何通过情感经营、互惠与关怀来完成情感劳动。[290]Ouyang等认为，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当社会工作者感知到付出与回报失衡时，其职业认同会减弱，工作投入随之下降，以此强调了公平设计绩效考核的重要性。[291]Zhao等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客户暴力通过恐惧与情感承诺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预测了社会工作者的离职意愿。[292]Miao等发现，当社会工作者遭遇霸凌时，由于反刍思维的调节作用，其角色认同会大幅下降，从而影响其工作产出与稳定性。[293]Liu等发现，社会工作通过促进社会支持能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且这种作用受居民自我治理感的调节。[294]关于组织韧性，Yang等认为，依赖政府可以增强资源充足性，而服务领域的多样性则能通过系统发展与媒体沟通，间接提升组织的人力资源获取能力。[295]Liu探讨了变革型领导对社会工作者留任的影响，证实了工作自主性与专业承诺在其中的中介作用。[296]

七、社会工作数智化的新进展：技术赋能与交叉融合

随着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智社会工作领域的研究在理论与概念建构、多元场景中的技术应用、伦理反思、研究工具与方法革新等方面均取得了新的进展，逐步形成了“理论建构—实践探索—风险反思—技术应用”协同并进的研究格局。

在理论层面，学者们梳理了数智社会工作的相关核心概念与特征。梁玉成等提出“社会工作和信息与通信技术之间互构的专业实践”作为数字社会工作的核心定义，并阐述了数字社会工作在服务对象、社会工作者、直接服务、组织管理、教育培训及专业本身六方面的积极意义与挑战。[297]黄晨熹和汪磊鑫关注数字社会工作的内涵与传统社会工作之间的分野，提出对“数字”功用的不同解读会影响对数字社会工作内涵的界定。[298]文军和陈雪婧认为，人工智能社会工作是工作场域网络化与现实性、工作方式智能化与传统性、服务内容复杂化与人文性等多重维度交织的复合体，具有鲜明的“混合特征”。[299]同时，学界进一步围绕技术对专业关系的重塑等深层议题，展开理论命题建构与框架探索。文军和陈宇涵从技术中介论出发，认为人工智能对社会工作的影响已完成从“工具性赋能”向“专业关系本体论重构”的转型。他们提出了“人—机—人”的情感链条与“人机共同体”概念，主张在“人”与“非人”的互构共生中，以“Move-Han-Human”(超人类)的视角重新审视社会工作的本质。[300]何雪松提出了“融合智能”的理论命题，旨在打破传统技术应用中“道器之辨”的二元对立。他构建了替代、互补、交互强化的三重关系框架，认为社会工作的未来形态是人机协同的有机整体，需通过技术创新与人文价值的引领，加速社会工作从“转识”向“成智”飞跃。[300]

在实践层面，相关研究围绕运用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来回应服务对象、破解治理难题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并深入探讨了本土结构下人工智能社会工作的实践路径与现实张力。

一是关注数智技术在具体领域的有效应用机制。在县域治理领域，尉建文和李丹提出了“党建引领—数据驱动—网络重构—监督约束”四维协同模型，揭示了数字平台如何通过民情数据汇聚、跨部门网络重构等机制，赋能县域社会工作的统合性发展。[301]在社区治理领域，张育广和韩曜骏以老旧小区“智治”为例，提出了政府引导、市场助力与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智慧社区模型。[302]在医务社会工作领域，杜今等系统总结了人工智能在风险预测与干预、模拟培训、文书撰写与督导支持等应用场景中助力专业能力建设的方法。[303]在微观实践领域，严艺文以回响小组为例，探究数字化叙事提升社会工作实践成效的机制，发现数字接触、个性化适应与回溯强化有助于扩大案主自我感知、强化互动体验并稳固新故事建构。[304]在青少年服务领域，王玉香针对青少年情感数字化困境，提出社会情感数字化治理的实践框架。[305]在社会工作项目评估领域，韩江风提出“技术赋权”路径，旨在通过信息共享、评估平台等手段调适政社互动关系，重构权力分配。[306]

二是关注数智技术在具体实践场域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出应对和改进方案。王洛忠和李芸慧分析了“数智社工”在社区公共服务中的角色与赋能逻辑，提出未来应平衡工具与价值理性、优化数智生态、弥合数字鸿沟、强化情感联结，实现技术、组织与人的系统协同。[307]邓理提出了“知识型治理”概念，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生产对象知识、实践知识等，提升了基层治理的议程设置和服务供给等能力，推动其向人本化、精细化治理转型。[308]郭彬和张锐认为，政策导向为适老化数字技术促进社区老年体育智慧化的生成提供了推动力，并提出精准匹配供需分层，构建适老化与生态共建双轮驱动机制，协同推进环境—标准—数据治理体系等建议，以应对现实张力。[309]

三是提出立足于本土的系统性实践方案。韩恒针对中国社会工作人才“弥散分布”的本土特征，创新地提出了构建“开源社工大模型”的设想。他认为，借助人工智能将专业知识与伦理标准编码化，可以赋能广大非专业助人者，从而在扩大服务覆盖面的同时保持专业水准，探索出一条“规模化专业主义”的发展路径。[300]刘莹构建了“数智技术—社会结构—行动者”的分析框架，以残障人士新形态就业服务为例，揭示了数智化进程中标准化逻辑与差异化需求、数字化逻辑与综合性价值之间的张力，提出化解之道在于从结构层面突破，通过资源重调与制度更新来实现三者的适配协同。[300]

在反思层面，学者们警惕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理性对专业本质的侵蚀。童敏和吴宝红认为，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会阻碍服务对象的自主选择，因此社会工作需要构建以“责任伦理”和“心灵养育”为内核的自主知识体系。[310]卫小将和林媛媚认为，应警惕技术异化现象，数字技术可能导致人的复杂性被简化，真实需求被遮蔽，信任关系被取代。[311芦恒从“生活性”基础出发，反思数字化发展可能导致生活空间抽离、时间边界模糊与情感缺失，主张数字社会工作需实现线上“虚拟性、变动性”与线下“现实性、稳定性”的统一。[312]针对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社会工作者的焦虑，李迎生和胡兴超进行了辩证分析。他们认为，虽然人工智能在效率提升和降低门槛上具有显著优势，但社会工作者在深度共情、复杂伦理判断及维护社会正义方面的作用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因此，行业应追求“AI+社会工作”的赋能新生，而非陷入被替代的恐慌。[313]在此背景下，学者们通过提出新的概念与框架，致力于从专业价值内核与实践路径方法两个维度，回应数字技术带来的变革。专业价值内核维度的研究关注数字社会工作的伦理根基与专业本质。汪鸿波提出数字社会工作需“以数为用，以专为体”，强调技术工具必须服务于社会工作回应人的需求的专业核心。[314]文军与陈宇涵聚焦“情智融合”，探讨了社会工作情感性与人工智能技术性之间的张力与协同可能。[315]实践路径方法维度的研究侧重于构建具体的能力框架与介入逻辑。徐丽敏引入“数字韧性”概念，为个体与组织应对数字风险提供了适应力建设的理论视角。[316]陈劲松等倡导基于数据与信息的“言语探险精神”，主张从数据、信息、知识、理论与智慧五个层面深化对案主言语的理解，旨在提升个案会谈回应的客观性与科学性。[317]卜禾等论证了社会工作作为“非物质劳动”，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独特创造性与情感性价值，并系统构建了人工智能赋能社会工作的四重实践向度及相应优化路径。[318]随着数智技术的全球扩散，其背后的安全风险日益凸显。鲁传颖和杨理伟揭示了人工智能扩散中的“安全悖论”，认为后发国家面临技术采纳带来的风险敞口与过度控制导致的发展丧失之间的两难，呼吁构建适应性治理框架。[319]在法治化路径上，刘瑞强对“系统测评”作为AI法治工具的应用限度提出了反思，主张以“软法”先行和渐进规制来实现治理效能与创新保护的平衡。[320]更深层地，张隆溪从百年文学思想史的高度审视AI，强调在算法看似无所不能的时代，必须守护人的道德意识、文化认同与独创性思考这颗“寸心”，坚持以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来驾驭技术发展。[321]

在研究方法层面，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对数字工具的原理引介与操作探讨、对其效能的实证检验，以及对既有研究实践的系统梳理与趋势分析。一是对数字工具与分析方法的原理与操作进行引介与探讨。Perron等介绍了词嵌入技术用于分析社会工作文本数据 [322]，阐述了如何利用应用编程接口(APIs)连接大型语言模型服务 [323]，并评估了本地化大语言模型在安全处理机密案主记录方面的性能。[324]二是在具体研究中对数字工具与方法进行应用与检验。Zhao等测试了ChatGPT4.0和文心一言4.0在中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中的表现，发现两者均能通过考试，并实证了不同模型在推理能力和本土政策熟悉度上各有特点。[325]三是运用系统性方法对领域内研究实践进行梳理与趋势分析。Li等通过对人工智能辅助个案管理的文献进行系统评价，明确了机器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应用现状与潜力。[326]Jiang运用文献计量学，发现社会工作的数字化转型经历了早期探索、公共卫生实践驱动扩张到专业化整合三阶段，形成了数字干预、数字包容、工作者福祉、伦理治理与数字教育五大核心主题领域。[327]梁玉成和张咏雪运用生成式大语言模型对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的知识生产格局进行了诊断性分析，发现知识生产呈极化倾向，理论繁荣但实践转化不足，且存在本土议题与普遍主义方法论的矛盾。需强化实践知识生产，推动本土理论与经验结合，并借助数字化转型提升知识生产效率。[328]

八、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国情导向与体系跃升

2025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迈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呈现出国情导向日益鲜明、培养体系层次跃升、教学模式创新多元的显著特征。学界围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课程思政建设以及数字化时代的育人变革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致力于构建扎根中国大地的社会工作教育新生态。

在教育理念与宏观定位方面，王思斌回顾了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工作教育的百年历程，从社会生态学视角阐释了社会工作教育的“国情性”，提出新时代的社会工作教育必须进一步回应国情需要，实现新的符合国情的发展。[329]针对教育培养体系中的内卷困境，王鹏认为应从群体文化与自然生态两个层面丰富教育价值体系，突破个体性与社会性的二维局限，促进教育、行业与政府的协同发力。[330]辛晔和陈友华运用新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了高校社会工作教育的同质化问题，主张实施错位发展战略，通过办学定位、课程内容与教学实践的差异化，培养多样化的专业人才以适应社会需求。[331]赵一红强调了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课程思政建设的紧迫性，提出应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构建增进民生福祉的课程思政体系。[332]

社会工作专业博士(DSW)教育的启动与高质量发展成为本年度的热点议题。学界普遍认为，DSW教育应超越传统的学术与实践之争，致力培养兼具理论素养与实务能力的实践学者。朱健刚和尹茹主张建立“理论—实践”双螺旋驱动机制，通过真问题导向的课程与行动研究论文考核，培育能推动体系变革的高级人才。[333]在系列笔谈中，谢立中等分别从特色理解、人文—实践知识观及支持体系建设等角度，探讨了DSW教育的创新路径。[334]童敏等进一步强调了实践领悟力的培育与农村社会工作方向的重要性，认为应通过跨学科设置与双导师制实现培养模式变革。[335]刘军强等呼吁DSW教育应嵌合于中国治理的“大传统”，构建适切的实践生态圈，实现从西方理论移植到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转型。[336]

在教学方法与人才培养模式的微观创新上，学者们进行了丰富的实证探索。韩央迪和罗小霞验证了问题导向的小组项目制学习在本科教学中的有效性，发现其能显著提升学生的合作能力与积极情感体验。[337]洪佩和时浩宇基于行动研究，揭示了实务课程中知识转化的三重意涵与过程机制，强调了反思与讨论在“理论—实践”转化中的关键作用。[338]刘亚引入“剧场化”教学理念，通过创造虚实空间让学生在具身体验中反思伦理冲突，拓展了伦理教学的实践导向。[339]何姗姗等构建了标准化案主教学模式，证实其能有效提升医务社会工作课程的沉浸感与临床实践能力。[340]针对数字化转型，李娜提出数字社会工作正推动行业逻辑从“技术适应”向“范式重构”转型，需构建“技术—应用—价值”三维人才培养路径。[341]朱媛媛和唐思威进一步将视域拓展至生产力层面，阐释了新质生产力与本土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的双向赋能机理，针对当前存在的脱轨与支撑不足问题，探索“社会工作+数智”的高质量发展路径。[342]Wang等的Q方法研究则显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对在线服务持乐观、谨慎与担忧三种态度，提示需加强相关培训以提升其胜任力。[343]此外，Gao等的准实验研究表明，服务学习相比传统机构实习更能显著提升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凸显了服务场景与导师支持的重要性。[344]Luo等进一步聚焦于老年社会工作教育，引入基于生命回顾的学术服务学习模式(LR-ASL)，证实该模式能有效降低学生的年龄歧视与老化焦虑，显著提升其在老年服务领域的胜任力与从业兴趣。[345]

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的融合是教育研究的重要面向。Qiu等构建了“选择—适应—认同”督导机制模型，强调多元实习网络与系统支持对提升实习生职业认同的关键作用。[346]Ku和Yuen-Tsang回顾了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办的MSW项目，证实了“三重能力建设”模式在培养变革型人才与推动政策创新方面的成效。[347]Lee等介绍了在线国际协作学习(COIL)模式，发现跨文化讨论能有效增强学生的公民意识与文化敏感度。[348]

学生的职业认同与心理健康亦受到持续关注。Fan和Fan的混合研究揭示了性别、职业抱负与实习质量对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呼吁通过本土案例教学与双导师制来增强专业合法性。[349]Rose等的综述研究认为，自我照顾应从个人策略上升为集体与政治行动，以促进社会正义与反压迫实践。[350]Zhang的实验研究发现，引入心理健康APP能显著提升学生的心理福祉，虽对心理健康素养影响有限，但仍具有课程融合价值。[351]Wang的研究表明，在线学习中学生的自我控制力与同伴互助显著影响其学习满意度，建议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促进生生互动。[352]

此外，针对专业能力评价与继续教育，高质量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何雪松、刘畅等详细介绍了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 2022的追踪实施与数据特征，认为该调查通过分层抽样与数字化策略有效降低了追踪损耗，为行业发展与人才队伍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353]在此基础上，针对专业能力评价与继续教育，Li等基于CSWLS 2022数据证实，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能有效保障持证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胜任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低门槛、政府主导的评价范本。[354]Jhang的准实验研究评估了循证实践教学的长期效果，发现其虽能提升学生未来使用意愿，但知识留存度随时间衰减，提示需营造更有利的支持环境。[355]Wang通过内蒙古草原的田野教学研究，提出“生态自我”应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核心素养，以深化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356]Li等基于养老机构实习案例，探讨了跨专业合作中的边界跨越机制，为老年社会工作教育提供了新视角。[357]Sun等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在儒家文化背景下，社会工作者需灵活处理案主自决原则与家庭决策模式的张力，这为伦理教育的本土化提供了生动素材。[358]

九、总结与展望

总体而言，2025年社会工作学术研究成果丰硕。相关研究围绕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面向基层治理的社会工作、面向城乡融合的社会工作、面向有需要群体的社会工作、面向大健康的社会工作、社会组织与人才发展、人工智能驱动的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教育与人才培养等重点领域展开，在知识体系的自觉建构、服务实践的拓展深化以及专业生态的系统培育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展，呈现出在回应顶层设计革新中深化专业自觉的鲜明特征。具体而言，核心进展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在知识层面，学界的研究范式实现了从“专业嵌入”向“制度协同”的转向，着力探索党的社会工作引领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新生态，并展现出强烈的知识生产自主意识，致力于从中国本土治理情境与文化语境中提炼标识性概念与实践智慧。在服务层面，研究紧密围绕基层治理、城乡融合等国家战略，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老一小”、特殊人群等重点群体，探讨服务体系建设与实务模式创新。在生态层面，学界围绕社会组织与人才发展、数智化进展以及教育发展的新形势等关键领域展开探讨，推动建构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专业生态系统。

但是，当前社会工作研究尚有问题与提升空间。其一，对专业公共价值的理论阐释有待进一步深化。尽管现有研究已触及社会工作在宏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但对其在公共服务体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功能、价值定位与贡献机制，尚未形成足够清晰、系统的理论阐述。其二，现有研究在专业协同与服务联动的探讨上仍有深化空间。多数研究集中于对特定领域或单一服务场景的分析，对跨部门、跨服务领域以及跨专业协作的有效机制与整合路径关注不足。其三，知识生产的系统性整合能力有待提升。当前各细分领域成果积累丰富，但相互之间的理论呼应尚不充分，具有整体性与层次性的知识体系仍有待进一步凝练。其四，社会工作的实践效能缺乏长期追踪。现有研究多侧重于模式描述与机制提炼，但对干预带来的主体行为变迁、长期影响与宏观社会性影响，尚缺少持续的实证追踪研究。其五，面对技术迭代的理论前瞻与系统回应仍有待加强。尽管围绕人工智能与社会工作的应用和伦理讨论已逐步展开，但前沿技术的快速演进及其对服务模式和专业关系的重塑，仍呼唤更具整合性的理论框架，以引导专业在变革中厘清方向、稳健发展。

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提出五点建议。第一，拓展社会工作专业的核心价值。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超越对服务规模与项目成效的常规评估，转向对社会工作“公共价值创造力”的机制性考察。这包括探究社会工作如何将个体困境凝结为公共议题，在基层治理中促成理性对话与共识凝聚等。第二，加强专业协同与服务联动的机制研究。应重视探索党政部门、专业服务机构、社区组织及多元社会主体之间的协作模式，同时关注不同服务领域之间的衔接与资源整合，推动形成系统联动、功能互补的服务体系，提升社会工作在整体治理中的综合效能。第三，提炼标识性概念和创新性理论。社会工作研究要推动知识整合与中层理论建设，在实践研究中有意识地提炼标识性概念和创新性理论，逐步构建逻辑自洽的自主知识框架。第四，倡导基于长期追踪与比较的实证研究范式。相关研究应进一步开展纵向追踪，积累历时性证据。同时加强跨区域、跨案例的比较研究，在差异中识别有效实践的核心条件与作用边界，推动研究从描述机制走向验证服务与实践的广泛效能。第五，强化社会工作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专业智能优势。社会工作的未来竞争力在于坚守并发展那些关乎人性理解、价值协商与意义建构的“高维社交技能”。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在预测、干预与评估中的深化应用，社会工作需要明确自身关键的优势。相关研究可关注在复杂、模糊且充满伦理张力的真实情境中，人类工作者如何做出机器难以复制的情境化判断与关系性实践；如何培育与数字工具协同工作的“深度共情”能力，如何更好地实现智能的融合以服务社会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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