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1]自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我国农村居民摆脱了绝对贫困的束缚，但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依旧存在。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增强农村地区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是必经之路。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2]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以生产力新质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生产力质量理论，以生产力要素创新论丰富拓展了马克思生产力发展理论，以生产力水平跃升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生产力进步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客观展现。^[4]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要发挥新质生产力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支撑作用，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关于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从科技要素出发，探索科技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的具体方案。^[5]二是从共同富裕角度，研究新质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共契性。^[6]三是以乡村产业振兴为切口，分析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具体路径。^[7]四是对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要素保障进行系统分析。^[8]总体来看，新质生产力作为学术热点，相关研究成果丰富，但系统分析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研究尚少。为此，本文拟从新质生产力三要素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出发，分析现实困境，提出具体实践路径，旨在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参考。

一、理论逻辑：新质生产要素赋能乡村振兴的三维支撑

1.主体维度：新质劳动力重塑乡村治理现代化根基

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新质生产力呈现出独特内涵，其核心并非仅仅局限于“力”的增长，更在于实现“质”的根本性突破与创新。在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中，劳动者是首要要素，劳动者自身劳动熟练程度提高、文化知识增长都会提高生产力。^[9]当前，农业生产力水平不再取决于体力劳动所能达到的程度，而是取决于智能化脑力劳动及其创造的智能工具水平，富有创造性的脑力劳动者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10]在此背景下，实现农村地区高质量发展首先要聚焦于劳动者主体能力的提升。在科技创新的强劲推动下，劳动者逐渐精通先进技术与知识，熟练掌握劳动技能，更是具备了科技创新能力，能够自如应对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各种需求。为此，新质劳动力是指受过较高教育、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且具有较强学习能力的劳动力，他们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是新质劳动力为乡村产业振兴构建新型经营体系。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新质劳动力作为人才队伍中的新兴力量，正通过多维赋能重塑乡村产业发展格局，为破解乡村产业经营困境提供创新解决方案。在农业经营体系方面，新质劳动力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建立起覆盖生产、加工、销售全链条的标准化运营体系，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新质劳动力整合乡村生态、文化资源，开发田园综合体、共享农场等新兴业态，积极探索“农业+”的多元化经营模式。在乡村振兴战略具体实践中，推动制度创新与人才下沉的深度融合，选派懂农村、善经营、会管理的专业人才担任乡村职业经理人，进一步提升农村集体资产运营管理能力，激发农村集体经济新活力，逐步探索职业经理人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路径。

二是新质劳动力为乡村人才振兴建立多维赋能机制。随着新质劳动力不断涌入乡村，乡村人才队伍在构成上日益呈现多元化特征，不仅为农村人力资本注入了全新活力，也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坚实的人才根基。一方面，新质劳动力推动农村人才队伍实现专业背景的跨领域融合，人员涵盖农业科技、数字技术、经营管理、文化创意等各类专业领域。另一方面，新质劳动力推动农村构建“技术+管理+创新”的三维人才体系，实现乡村人才能力结构的动态复合。

三是新质劳动力为乡村文化振兴打造创新转化范式。在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新质劳动力凭借其跨领域创新能力和文化运营思维，正成为激活乡村文化资源的核心力量。一方面，新质劳动力深入乡村，能够挖掘与整理乡村民俗文化、传统手工艺、民间艺术表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通过创新形式对其加以传承与弘扬。另一方面，新质劳动力运用市场运营思维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通过构建“非遗工坊+研学体验”产业模式，强化乡村特色文化产品开发和文化服务，不断提升乡村文化品牌影响力。

四是新质劳动力为乡村生态振兴开辟技术集成路径。新质劳动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引入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构建智慧农业体系，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减少化学农药和化肥使用，有效降低土壤污染和水污染，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可持续发展动能。

五是新质劳动力为乡村组织振兴创建协同治理模型。与传统劳动力相比，新质劳动力的批判思维和专业知识都为其更好地管理村庄提供了强大支持。在乡村治理方面，新质劳动力凭借批判性思维，对现有乡村治理模式进行深刻反思与审视，积极推动乡村治理范式从自上而下的单一管理模式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模式转变。此外，新质劳动力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为乡村组织振兴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和智力支持，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工具维度：新质劳动资料构建乡村振兴技术底座

劳动资料是划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同阶段的首要依据^[11]，它是指劳动者作用于劳动对象所使用的传导物或物的系统，是劳动者用以生产和创造的媒介和手段。从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础视角出发，劳动资料涵盖生产工具、设备及原材料等要素。随着科技持续进步与社会不断发展，劳动资料不断更新换代，为生产活动创造了更为高效与便利的条件。以农业为例，传统农耕模式主要依赖于简陋的手工农具和人力劳动，生产效率相对低下。然而，在现代农业中，劳动资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智能化农业设备、高效化肥和农药以及先进种植技术，都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一是新质劳动资料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转型支撑。新质生产资料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引领技术为核心，推动第一产业往后延，从传统种植、养殖向加工、物流、销售等后端环节扩展，提升附加值；推动第二产业两头连，以制造业为核心向前端研发设计和后端市场服务延伸，提升价值链位置，增加利润空间；推动第三产业走高端，通过技术驱动和创新，发展高附加值现代服务业，提升服务业整体质量和竞争力。

二是新质劳动资料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强劲拉力。新质劳动资料通过重构乡村基础设施体系，为人才振兴构筑起多维牵引力，其理论逻辑体现在三大基础设施对人才要素的系统性吸引与激活上。在生产性基础设施方面，智慧农业设施等新型生产资料重构产业空间布局，推动乡村从传统生产要素洼地转变为技术密集型价值高地，形成人才集聚向心力。在生活性基础设施方面，人才公寓、数字化医疗教育等新型公共服务设施提升了人才留村的舒适度，形成了强大的人才拉力。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5G网络、区块链平台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为人才提供了跨域协作的技术支点。

三是新质劳动资料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技术支持。传统乡村文化的表达侧重以文字、图片等方式呈现，而数字技术则赋予乡村文化全新生命力。VR技术作为新质劳动资料的重要代表，通过其独特的虚拟还原和沉浸体验功能，突破传统文化传播时空限制，实现文化资源数字化重生与产业化升级，为乡村文化的传播与展示提供全新的平台。

四是新质劳动资料为乡村生态振兴提供绿色动能。不同于传统设备、工艺、能源的高耗能性、高排放性、高污染性，新质劳动资料蕴含更高技术水平^[12]，实现了资源利用质的飞跃。在农村环境治理方面，新质劳动资料的生态化开发模式，从生产源头上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为构建绿色、可持续发展体系筑牢根基，同时在环境治理领域引发深刻变革，推动其从末端修复向源头预防转变。

五是新质劳动资料为乡村组织振兴提供治理平台。新质劳动资料搭建的数字化治理平台，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全面落地，实现了乡村事务管理的信息化与智能化。在此背景下，各类数字政务平台和移动应用程序成为乡村居民获取公共服务的重要渠道。此外，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基层党组织治理方式逐步转变为“用数据对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服务、用数据创新”^[13]，推动乡村组织在发展规划上更加科学合理，从而有效促进乡村组织振兴。

3.客体维度：新质劳动对象开拓乡村发展增量空间

劳动对象是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将劳动施加其上的对象，是新质生产力中的加工对象，包括各种原材料、半成品以及自然界中天然存在的物质资源。劳动者借助劳动资料对这些对象进行加工与改造，从而创造符合人们需求的产品或服务。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14]。其中，生产要素的发展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现有要素的升级优化，二是新兴要素的融入采用。传统农业以土地、林木等作为主要劳动对象，以集约型经营为主要模式。^[15]得益于科技创新的广度延伸、深度拓展、精度提高和速度加快，与传统劳动对象相比，新质劳动对象增加了信息、数据、知识等部分，大大拓展了生产新边界，创造了生产新空间，劳动对象的种类与形态得到了极大丰富与拓展。

一是新质劳动对象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数据要素。数据要素作为数字时代新质劳动对象的重要生产要素，正深刻重塑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路径。一方面，数据要素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形成跨领域协同的创新生态。例如，通过对电商平台销售数据与乡村旅游消费数据的结合应用，催生出农产品定制化生产与沉浸式农事体验相结合的复合业态。另一方面，数据要素通过物联网感知与云计算分析，实现农业资源动态优化配置，可根据农作物生长周期中的温度、湿度等环境数据，完成水肥的自动调节工作。

二是新质劳动对象为乡村人才振兴开辟云端课堂。数据作为新质劳动对象，在乡村人才振兴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数据共享打造云端学堂，乡村人才有机会接触到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学习方法。此外，数据基于强渗透性、广覆盖性、高流动性、可复制性、可追溯性、易共享性，打破了传统生产要素规模效应上限的束缚^[12]，突破了学习的地域限制，打通了前沿技术知识流入乡村地区的传输通道，为乡村地区的人才培养开辟了新的学习空间，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是新质劳动对象为乡村文化振兴开辟虚拟空间。随着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乡村文化振兴的舞台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现实空间，而是逐步向虚拟空间拓展。乡村文化要素经过数字化改造，将实体文化资源转化为虚拟存在，突破了物质载体的物理局限，使传统建筑、民俗技艺等文化符号在数字空间获得新生。在虚拟空间中，乡村文化从静态展示转变为一种动态的、可交互的体验，不仅增强了其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激发了人们对其的兴趣与热情，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四是新质劳动对象为乡村生态振兴开辟监测通道。在乡村生态振兴的背景下，数据作为一种新质劳动对象，具有极高的价值，不仅能够反映乡村生态环境现状，还能够预测未来发展趋势，为乡村生态振兴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管理者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实时监测乡村生态环境的各项指标，如空气质量、水质、土壤污染情况等，及时发现环境问题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

五是新质劳动对象为乡村组织振兴开辟网络平台。当前，数字时代催生的新质劳动对象正在重塑乡村组织振兴的实践路径，其核心在于借助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集群，将传统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进行系统性解构与数字化重建，构建虚实融合的数字化治理生态。具体而言，微信、QQ等在线社群不再局限于信息传播功能，而是成为村社自治的有效途径，村民通过数字身份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商共治^[16]，对村庄不同议题公开发表意见和建议，推动村庄公共利益的重新整合。^[17]

二、现实挑战：新质生产力要素培育与应用的阻滞因素

在数字技术深刻重塑乡村经济形态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要素的培育与应用面临系统性阻滞。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视域审视，当前农村发展呈现出劳动力、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三大要素的结构性矛盾，形成制约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三重困境”，分别是劳动力数量不足与结构失衡、劳动资料技术迭代迟滞和设施更新滞后以及劳动对象数字排斥与数字悬浮。

1.劳动力困境：数量不足与结构失衡的双重制约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的支撑，数字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法律人才等对于提升乡村治理效率，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具有带动作用。^[18]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推进，当前我国乡村人才总体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要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19]在城乡发展鸿沟持续扩大背景下，乡村劳动力市场呈现出“空心化”与“低质化”并存的复杂图景，形成制约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结构性桎梏。

一是劳动力外流与主体失能的恶性循环。就人才规模而言，乡村地区人才数量不足，大批中青年农民进城打工谋生，返乡与下乡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才不多。^[20]其原因主要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长期存在导致务农陷入增收困境，降低了农村适龄劳动人口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减弱了乡村适龄劳动人口对土地的依赖性。^[21]当外出务工成为乡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时，传统农业生产逐渐退化为“留守经济”——老人凭借经验维持基础耕作，妇女承担家庭照料与零散农活，儿童在城乡间经历文化认同的撕裂。这种代际分工看似维持着乡村社会的脆弱平衡，实则加速了农业生产力的退化。其主要表现在经验型耕作难以适应现代农业标准化要求，家庭化生产无法对接市场化规模需求，留守群体缺乏技术更新能力与产业转型动力。此外，劳动力外流引发的不仅是数量衰减，更是乡村社会机能的整体退化。当乡村精英持续向城市迁移时，原本承担文化传承、秩序维护、技术传播等责任的乡土能人群体逐渐减少。留守群体在应对数字化治理平台、新型农业技术、现代管理制度时存在困难，这种主体能力的断层使得政策执行效率衰减，技术推广阻力增大，产业发展动能不足，最终形成“人才流失—能力弱化—发展停滞”的闭环困境。

二是人才结构断层与价值认同危机的双重困局。当前农村人才体系正经历结构性断裂与代际认同危机的复合挑战。农村人口学历总体水平偏低，农村发展后备力量不足，缺乏大量实干型、技术型、管理型等人才。这种结构性矛盾源于制度因素与文化因素的叠加作用。从制度层面来看，由于缺少合理的人才“引育留用”机制、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因素，我国部分农村地区人才更新速度缓慢，许多高学历的人才不愿意返乡就业。^[22]一方面，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就业机会有限，薪酬待遇较低，难以吸引高学历人才。另一方面，农村在职业发展空间和公共服务方面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无法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和生活保障。除了制度因素，文化因素也加剧了农村人才困境，尤其是乡土社会价值认同的代际断裂使这一困境更加复杂。有学者认为当前青年“三农”认同整体薄弱，受各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认同对立、认同离散、认同逃避、认同功利等偏向，这成为乡村青年人才开发和储备的现实难题。^[23]在现代社会多元文化冲击下，农村青年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逐渐淡化。

2.劳动资料瓶颈：技术迭代缓慢与设施更新滞后的双重矛盾

劳动资料是划分经济时代的标志，马克思认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4] 这一论断揭示了劳动资料在生产力演进中的核心地位，它不仅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层级，更构成了社会形态变迁的物质基础。生产工具是劳动资料的重要代表，其演进历程深刻映射人类文明发展轨迹。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审视，生产工具质态跃迁构成了工业文明演进的核心标识，三次工业革命本质上均表现为生产工具的革命性突破。生产工具迭代遵循技术替代客观规律，旧的落后的生产工具会逐渐被新的先进的生产工具所代替。目前，伴随新一轮工业革命开启，我国正积极抓住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通过强化自主创新加速构建新型生产力体系，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快速发展，开辟全新竞争领域以塑造并强化新优势。然而，农村地区由于自身客观条件限制，在新质劳动资料的开发与应用上面临技术迭代与设施更新滞后的双重矛盾。

一是技术迭代缓慢。一方面，当前我国农村各领域创新基础薄弱、成果积累不够，科技要素在农业农村领域的覆盖广度和渗透深度较为有限。在世界农业科技创新格局中，中国处于领跑位置的科技创新集中在少数领域，且主要重视耕地建设和粮油生产科技创新，对非耕地资源和林牧渔业生产重视不足。在技术研发上，往往聚焦于显性功能的追赶，而忽视对小农经济分散性、生态多样性、文化特殊性等本土农业生产复杂性的适应性改造，智能农机设计难以适配山区梯田微型地块的情况。另一方面，农村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构成技术更新的基础性障碍。小农经济的微利特征难以支撑高成本技术设备的投入产出平衡，当智能灌溉系统的年维护费用超过亩均收益时，理性农户必然选择传统耕作方式。更深层的矛盾在于，社会资本因其短期逐利性往往忽视长期技术投资，阻碍了科技创新的持续发展。作为一种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形式，社会资本的决策和行为主要围绕短期回报和利润增长，往往倾向于能够快速产生经济效益、投资周期短且风险相对较低的领域。然而，农村地区技术投资却有截然不同的特点。一方面，农村地区技术投资具有显著的长期性，部分领域通常需要多年持续投入和研究，才能取得实质性成果。另一方面，农村地区技术投资面临较高风险。农业生产极易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干旱、洪涝、病虫害等自然灾害都可能导致技术应用的失败或收益受损。

二是设施更新滞后。传统基础设施优化转型的相对滞缓已成为阻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5]在发展现代农业过程中，我国尚缺乏足够完善、针对性强且成熟的通用技术体系，以充分保障其能够高质量地服务于农村农业的发展需求。^[26]机械化设备通常适用于大规模作业，农业领域缺乏小而精的机械化工具。此外，道路网络、水利系统、能源供给等传统基础载体的承载能力，难以匹配智能农机、数字管控等新技术体系的运行需求。在当代经济体系中,基础设施不再限于传统的物理形态,而是支撑数字经济运行的数据中心、5G 通信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27]然而，当前新型数字化基础设施面临信号覆盖不够强、建设与维护成本较高以及保养维护难度较大等实际挑战^[26]，间接影响了新技术的创新生产和转化应用。

3.劳动对象异化：数字排斥与数字悬浮的双重困境

作为生产力三要素中的关键载体，劳动对象的形态演变始终与人类文明进程紧密交织。从原始社会对自然物质的直接利用，到工业文明时期对矿产资源的深度开发，再到数字时代对数据要素的系统整合，劳动对象的每一次质变都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跃升。然而，当前以数智化技术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革命在开拓生产领域范围的同时，带来了数字排斥和数字悬浮的双重困境。

一是数据要素扩张中的“数字鸿沟”问题。在数据要素驱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需警惕将新质生产力简单理解为数字农业发展、数字乡村建设。数字化、智能化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向和关键内容，但并不是全部，盲目引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反而可能因为“数字鸿沟”而加剧信息孤岛和社会的不平等现象。^[28]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中老年人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生理机能衰退等因素，面临更大的数字使用技能和学习能力挑战：数字素养断层导致设备使用障碍，方言语音壁垒造成交互困难以及适老功能缺失加剧技术恐惧。媒介持续进步与信息获取便捷性大幅提升，加剧了他们面对海量且不确定信息以及互联网潜藏风险的不安和恐慌，给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带来风险。

二是数据赋能中的数字悬浮困境。农村地区数字悬浮现象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29]一方面是数字繁荣背后的数字形式主义。地方政府往往通过资源密集型工程突出政绩以获得上级认可。^[30]数据赋能乡村振兴作为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成为某些地方官员的政绩工程，在政策具体执行过程中常出现工作人员忙于数字留痕而忽视农民真实需求的情况。另一方面是数据赋能乡村社会过程中的水土不服现象。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盲目将城市治理场景应用于乡村社会治理，技术脱离现实治理场域必然会出现不适配问题。

三、实践路径：新质生产力要素协同驱动的振兴方案

1.主体赋能工程：构建“引育留用”全链条劳动力发展体系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战略之一，其核心在于促进农村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发展。劳动力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其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提升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实践效能，需构建“引育留用”全链条发展体系，具体实施路径如下。

一是外流人才回归的立体化引导机制。在情感维度，依托乡情联络机制，激发外流人才对家乡的归属感和责任感，积极引导在外人才返乡就业、创业。在政策维度，利用各种优惠政策为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广辟引才渠道，通过常态化实施考试招聘、人才引进等政策引导人才下乡。在产业维度，重点打造“一村一品”，通过建立现代农业产业园，整合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设备，实现农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现代化生产。此外，还要建设乡村创客空间，为各类人才提供创业孵化、技术支持、市场推广等一站式服务，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全面开展人才开发三年行动计划、人才专项行动和助力乡村振兴人才专项行动，打出一套多方位的人才政策组合拳。

二是在地人才培育的精准化赋能体系。在分类培养方面，针对传统农户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计划，开设智慧农业技术、电商营销等模块化课程，提升农民技能水平。针对乡村干部群体设计领导力提升专项培训，设置乡村数字经济、生态治理等前沿课程，引导村干部把握数字经济时代的乡村发展机遇，带领村民开辟增收新渠道。例如，强化新型农业人才培训，举办直播带货、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通过产教融合的培养模式推动农村高水平教育人才建设。在实践提升方面，围绕乡村特色产业构建产业实践基地，引导人才深度嵌入产业链全流程。

三是人才留存环境的系统性优化工程。不断提升乡村各领域人才的薪酬水平，构建良性循环的职业发展体系和生态环境。一方面，通过技术入股、绩效分红等制度设计，确保人才凭借技术创新与产业贡献获得持续性收益。另一方面，创新“县管乡用”人事管理模式，实现人才编制归属与岗位效能的动态平衡，破解体制内外人才的身份困境。深入实施人才入县下乡“五大行动”，坚持把优化人才生态作为基础工程，不断健全人才服务保障体系，完善人才公寓管理机制，定期对人才公寓配、管、用进行全程监督，保障人才安居。及时关注引进人才的子女入学等一系列问题，发放各项人才津贴，营造尊重人才、爱护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四是人才效能释放的协同应用模式。在精准配置方面，建立乡村振兴人才数据库。广泛收集各类人才信息，包括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专业技能、兴趣特长等多维度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先进的大数据分析技术，深度挖掘人才特质与产业需求之间的潜在联系，做到人岗相适。例如，将挂职干部、“三支一扶”人员、乡村振兴志愿者等优秀人才统筹起来，根据各自特长匹配相应岗位，充分发挥各自能力，实现人才和岗位的深度契合。搭建跨界协同创新平台：政府发挥政策引导和资源协调作用，为平台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高校和科研机构凭借专业知识和科研力量，为乡村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创新；企业则从市场需求出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2.工具革新计划：打造数字化生产资料系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其中产业振兴位居首位，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物质基础。^[31]在乡村振兴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背景下，增强劳动资料的科技含量对于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推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要推动农业机械装备智能化发展，提高农村产业发展效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32]。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机械工具逐步代替人力劳动，这不仅节省了大量人力资源，也使我国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不断增加，土地产出率、农民增收率均呈现增长趋势。科技赋能乡村振兴，需不断提升农村产业发展的机械化水平，当前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需实现三重突破。首先是推动物联网、5G通信、北斗导航等技术与农机装备深度融合，构建智能作业系统。借助农机上部署的大量传感器，帮助农民实时采集土壤湿度、肥力、农作物生长状况等信息，为精准作业提供数据支撑。其次是装备体系重构。我国丘陵山区地形破碎化特征显著，传统大型农机难以作业。为此，应加快建立微型化、智能化农机设备，开发适用于小地块、陡坡地形的微型农机，如小型电动拖拉机、便携式播种机。此外，针对茶叶、柑橘、中药材等丘陵山区特色作物，研发专用智能设备，实现从种植到采收的全程机械化。最后是配套与完善相应基础设施。一方面，实施道路硬化工程，为农机通行提供便利，确保农机顺利抵达田间地头，减少因道路不畅导致的作业延误。另一方面，通过沟渠改造工程优化农田水利设施，保障灌溉和排水顺畅，为农业生产创造良好基础条件，从而有效提升丘陵地区宜机化率。除此之外，同步建立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构建农机社会化服务平台，积极培育专业化服务机构，为农户提供涵盖农机租赁、维修保养、作业指导等全面且周到的服务，形成“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的新型经营模式。

二是要以村民生活必需品为首要关注点，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数字化浪潮的席卷下，科技赋能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基础设施的性能和效率，推动农村地区在通信、能源供应、资源调配等方面的跨越式发展，还能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化、智能化农业转型。首先，政府要扮演好主导者角色，推动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普惠性升级，加快 5G 网络、千兆光网等高速网络普及，针对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高优先级民生服务设置专用网络通道，确保关键业务服务质量，提升数据传输效率和稳定性，提高农村获取信息的便利性，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奠定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要加强数字服务体系生态化培育。该体系涵盖智慧农业基础设施、网络电商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乡村智慧公路、智慧水利、智慧电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智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可促进农业生产向智能化、精准化方向发展，进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减少资源浪费，增强农产品竞争力。乡村智慧公路、智慧水利、智慧电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整体水平，保障农村生产生活高效运行，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农村社会数字化转型提供强大动力。

3.客体治理工程：构建价值理性规约的资源开发伦理框架

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的资源开发范式变革，正推动劳动对象从物质实体向更宽阔空间延伸。这种客体范畴拓展在释放生产力潜能的同时，还催生出新型伦理风险。在当今数字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消除技术排斥效应，推动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平衡成为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的关键。

一是消弭数据扩张中的技术排斥效应。在当今数字化浪潮中，技术快速迭代使掌握先进技术的群体与农村老年人等技术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水平调查报告(2024)》显示，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初级及以上水平占比为36.22%，18岁至29岁年龄段人群占比为75.76%。^[33]年轻一代展现出更高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这种技术代际鸿沟正在演变为新型社会排斥机制。为农村老年人等技术弱势群体，构建包容性技术生态迫在眉睫。一方面，可在技术研发端推进“方言守护计划”，开发具有深度自学能力的语音交互系统，允许老年用户通过乡音完成医疗挂号、社保查询等高频服务。例如，通过适老化改造有效破解农村老年群体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以页面字号放大功能解决老年人普遍存在的视力衰退问题；在功能简化界面将高频政务事项前置，有效应对农村老年人操作智能设备能力较弱的特点；语音搜索直接跳转功能帮助文化程度有限的老年群体实现“动口不动手”的便捷服务。另一方面，可在设备适配层面实施“银龄改造工程”，推广具备紧急呼叫、用药提醒、体征监测等功能的智能终端，实现按键即服务的操作逻辑。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数据要素扩张异化为新型社会分化的推手，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发展。

二是推动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动态平衡。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回应农村社会发展中农民的真实需求。在智能化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政府应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根据农民的真实需求，进行个性化、多样化的数字供给，实现对农民生活需求的及时回应，增强农民的满意度与认同感，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此外，还须借助价值理性，约束技术工具主义盲目、无序的扩张态势，厘清干部的治理职责，全方位预防技术滥用问题，防止技术发展偏离人类福祉的初衷。其次，充分利用大数据优势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乡村基层民主治理。利用乡村数字公共政务平台，构建农民参与技术决策机制，充分保障农民知情权、选择权与异议权，将全员吸纳入基层治理和协商活动之中，稳步激活并逐步释放乡村数字治理所蕴含的巨大势能。例如，推行“数字人大”平台建设，农民可通过扫码留言功能随时随地向人大代表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再由镇人大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持续跟踪解决推进，确保农民所急之事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最后，要坚持因地制宜的数字乡村建设。数字治理要考虑不同地区治理事务在数量和性质方面的差异,因地制宜地选取治理工具。^[34]这要求数字技术不仅要契合地方需求，扎根村庄实际，还要作出适应性调适,实现技术客体与农民主体的有效衔接。^[35]唯有在效率追求中坚守伦理底线，在创新冲动中保持价值清醒，方能实现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展望未来，尽管新质生产力三要素赋能乡村振兴的进程仍面临诸多挑战，但只要坚定地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科研投入、优化人才生态、完善产业政策，就能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三要素协同联动效应，推动乡村全面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