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利他性志愿服务的兴起堪称20世纪以来治理领域的一场革命。^[1]志愿服务以一种非竞争性方式，满足了市场与政府之外的功能需求，从而促进了普遍利他主义的实现。^[2]当利他主义风潮与市场化转型释放出来的社会活力以及政府倡导的精神文明建设形成合力后，中国志愿服务取得了长足发展。与此同时，在大型赛事、灾后重建、政府购买、应急管理、文明实践等一系列事件的催化之下，中国志愿服务逐步形成自身发展特色。在使命与行动之下，志愿服务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实践中的志愿服务以一种柔性的公共伦理与社会文化力量，成为完善社会治理格局、拓宽社会治理途径、传递社会治理理念、维护改革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3]，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是由于资源禀赋、外部环境以及组织化程度不同，实践中的志愿服务在行动上存在差异，在模式上保持多元化，在成效上保有争议。基于此，学者们一方面探讨中国场景下志愿服务的规范行动，通过反思西方志愿服务的价值理念，分析志愿服务在中国的本土化路径及其困境；另一方面则是讨论中国场景下志愿服务的能动性，通过本土实践探索，解析作为实践议题的志愿服务的生存之道。两个维度的志愿服务研究都积累了丰富成果，成为探索中国特色志愿服务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

如何有效激活基层社会的志愿服务，将有效的志愿服务资源导入现代化治理秩序，成为基层治理的一个关键议题。然而，基层既是理论繁衍的试验场，也是理论失灵的枯窘地。志愿服务在基层的发展之路同样面临这一困境。一方面，传统志愿服务行为广泛存在，即面对面的互惠以及小地域共同体范围内各种组织间资源共享，为志愿服务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在地性土壤。另一方面，现代志愿服务的水土不服，即各领域内按现代非营利组织运作的活动，为志愿服务发展设置了相应的门槛。“富饶之地上的志愿服务荒岛”成为基层志愿服务发展的一个悖论。如何理解这一困境是基层志愿服务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以苏南R县志愿服务发展为例，通过观察其类型、实践与效果，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基层志愿服务兴起存在哪些实践类型？不同实践类型之间存在哪些差异？在不同差异下，为何会选择不同的机制？这些差异存在的内在机制以及不同类型志愿服务发展的未来趋势如何？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

志愿服务起源于传统社会的慈善活动，它是危机时刻利他主义生存逻辑的一种实践。16世纪以后，随着西欧主权国家崛起与重商主义抬头，志愿服务发展呈现“大分流”的趋势。^[4]在此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市场机制重构了志愿服务，重返社会的志愿服务开始落入市场与国家交织而成的现代性网格之中。志愿服务不再是单纯的利他主义行为，而是嵌套在“三部门结构”中特殊的重叠场域。因而要理解当代的志愿服务，就需要从两个层级来对其解释，一是个体视角下志愿服务的行动可能，二是治理场域中志愿服务的发展空间。

1.个体志愿服务的行动可能与路径选择

理性限度有其自身的边界，当“行动者的理性”与“行动的理性”相分离时，个体便落入现代性的铁笼，其行动不再取决于行动者，而是取决于场景及其所内含的规则与资源。^[5]如何用文明治疗现代性的弊病，成为个体摆脱现代性牢笼束缚的起点，这便是个体志愿服务行动的发轫。正因如此，志愿服务的个体行动逻辑有了相应的约束条件，它生成于现代性之中，也自反于现代性过程。

首先，在多元化的价值理性之上，志愿服务行动中的个体往往具有多重目的性。与经济学中假设的理性人不同，参与志愿服务的个体往往是一个情感人，其行动具有自愿性、长期性、公益性、互动性等特征。所谓情感人是在整合理性经济人和道德利他人之上，结合“单一”与“约束”两个维度，理解行动者的特征与变化而假定的一种行动者类型。^[6]区别于理性人，情感人的行动目标往往具有多重性。这种多重性一方面来自于志愿服务行动的长期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行动的利他性。基于这一假定，志愿服务行动的研究更加关注微观机制与心理特征^[7]，往往“重视影响志愿服务主观倾向的变量，包括人格特质、动机、态度、规范、价值观等”^[8]。而对上述变量的研究则是将其纳入行为主义研究范式之中，理解变量在行动中的权重。

其次，多重目的性的逻辑起点塑造了志愿服务个体行动的特殊路径。去除纯粹理性化假定，志愿服务进入利他性行动场域。利他行为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亲缘利他、互惠利他与纯粹利他。^[9]志愿服务往往属于纯粹利他的行动场域，如何有效激励纯粹利他行为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而将具有利他假定的个体导入组织化过程，便是志愿服务中观研究的拓展领域。志愿服务的组织化研究存在两个关键领域。一是组织本身对行为的黏合，二是组织治理对行为的调适。一方面，志愿服务可以借助组织再造社会团结，利用组织要素激励个体参与到志愿行动之中。^[10]另一方面，组织化内部还需要辨析“先天”与“后天”因素，依靠内部治理调适利他主义限度。^[11]与此同时，组织还需积极引入外部观念、创造战略价值，如时间银行、慈善文化等来提高志愿者的可持续参与意愿。^[12]

2.治理场域中志愿服务的发展空间构建

与纯粹行为研究不同，志愿服务不仅是一种个体志愿参与行为，还是一种与制度环境密切关联的公共行为。志愿服务所蕴含的社会性与公共性使其高度依赖国家的制度体系。正因如此，志愿服务是一个治理过程，需要认识到志愿服务在整个治理体系中的位置。萨拉蒙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对“政府失灵”的“补位”分析，强调了志愿服务在其中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需要防范志愿服务本身的失灵，即弥补志愿服务补位过程中的不持续性短板。^[13]而矫正志愿服务失灵的关键在于明确其在治理体系中的位置。

首先，现代国家建设的成长不仅是社会力量的放活过程，也是国家权力不断向社会的渗透过程。“自下而上的自发行动”与“自上而下的规范行动”交叠，形成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的双重变奏。如何调适志愿服务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志愿服务发展空间构建的关键。特别是当自主性空间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选择时^[14]，志愿服务首先需要面对的便是与国家开展合作。从资源依赖视角而言，志愿服务需要主动对接国家需求，获得组织持续性竞争优势，即控制有价值、稀缺、不可替代和难以复制的资源和能力。^[15]而这种资源的获取往往与上述合作密切关联。在治理场域中的国家^[16]不仅为志愿服务发展提供了资源获取的机遇，也创生了志愿服务发展的空间。

其次，需要志愿服务主动回应国家诉求，响应国家在治理中的动员，扩展自身发展新空间。国家动员通过政策的规范管理和广泛宣传，能够扩大志愿动员的广度，并通过政治性要素提升动员的强度^[17]，最终使志愿服务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种动员模式主要体现在非常规动员过程中，即大型赛事、灾后重建等。在此过程中，志愿服务不仅是社会力量的重要补充，也是志愿服务能力锻炼的重要机遇。在参与中发现能力短板，提高志愿服务自身能力^[18]，是志愿服务动员的意外结果。动员既是对志愿服务所蕴含治理意义的彰显，也是对志愿服务的一种规训，更是将志愿服务力量有序导入现代国家治理秩序的有效手段。

最后，志愿服务在与国家开展合作的同时，还需要积极回应社会大众诉求。随着社会力量的日益多元，志愿部门开始逐渐变成一个竞争性领域。拓展参与空间，形成参与领地^[19]，成为志愿服务能力提升的新要求。一方面，志愿服务需要在社会中汲取力量，延续传统志愿服务“使命感、组织稳定性和公众参与强”^[20]的优势，强化志愿服务与基层社会之间的连带。另一方面，志愿服务还要借助现代化治理理念，凝练社会大众诉求中的志愿服务支点。只有把志愿服务“建立在诸多要素与条件相互配合与支持的基础之上”^[21]，才能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二)分析框架

无论是个体视角下的因素辨析，还是关系视角下的策略选择，都为志愿服务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不过，当场景切换至中国基层社会时，志愿服务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治理场域。因此，融合上述视角的理论共识，直面中国场景下的情境约束是本研究的起点。一方面需要更加关注中国制度情境下的机遇与约束，另一方面则需要重视中国社会背景下的惯性与传统。为此，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志愿服务的资源特征，目的在于诠释志愿服务发展的条件因素，分析志愿服务的个体行为特征与组织特征；二是志愿服务的动员特征，目的在于还原志愿服务发展的情境因素，理解治理视角下志愿服务的运行、过程与特征。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理解不同志愿服务的路径差异，并探析治理趋同的内在机制。

本研究分析框架的建构从志愿服务个体行动出发，基于资源特征与动员特征两个线索展开，在国家治理的规范力量约束下，观察基层志愿服务发展的治理特征。并在基层社会治理场域中，尝试归纳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志愿服务：一是自发型志愿服务，其资源禀赋较差，动员过程具有草根性；二是影子型志愿服务，其资源禀赋较好，动员过程具有科层性。两类志愿服务的治理特征，代表着基层志愿服务发展的不同路径，在规范性力量与调适性策略之下，基层志愿服务不断优化自身资源特征，改进动员过程，形成了治理趋同的发展可能。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具体如图1所示。

三、案例选择与资料收集

首先，将研究范围界定在县域之内。县域在中国社会治理中的特殊意义不仅仅是县域作为研究单位的适宜性，更在于其重叠性。县域的重叠性是指其既是国家权力向下扎根的关键环节，也是社会生态保育的最佳边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叠构成了县域之内的复杂性。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县域之内的案例具有丰富的细节，也为案例扩展提供了韧性基础。为此，笔者于2022年7月和2023年8月在苏南R县展开田野调查，采用滚雪球式方法选取被访者，对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志愿服务组织负责人、志愿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对部分志愿服务活动进行参与式观察，收集一手访谈材料和观察材料。

其次，研究对象采用理想型抽样方式。个案研究的案例选择历来是研究的争议焦点。无论是关于典型性与代表性的诘问，还是案例拓展后研究的韧性，都对案例选择提出新的要求。如何规避案例选择偏误，成为研究设计的重要环节。借助坎贝尔利用案例内比较对避免选择性偏误的启示^[22]，本研究选择R县两个志愿服务案例作为研究对象。一个是具有官方背景的如山义工R县分队(简称如山义工)，另一个是具有草根特色的通海社会工作服务所(简称通海社工)，它们代表了基层志愿服务的两种类型。如何在均质化的基层社会中发现差异，需要通过拉长对案例的观察时间来丰富信息，从而实现案例观察饱和，缓解“点上极值”对“面上属性”的干扰。通过拉大案例间的差异来提高分析维度对案例信息的包容，提高“论据强度”对“论点韧性”的支持。为此，本研究不仅关注当下两类志愿服务的发展，还深入了解其发展历程，将研究的线索延伸到志愿服务发展早期。

最后，使用案例比较法。以案例异同为基础，进行概念构建与机制比较是开展小样本研究的重要手段。^[23]通过对两类案例的背景描述，发现共同的影响因素，探究两者在影响因素下的机制差异，从而理清基层社会场域中志愿服务的发展之道。结合上述三点研究设计原则，本研究以R县如山义工与通海社工两个志愿服务组织为案例，分析比较其运行差异与内在机制。

四、案例展示：R县两类志愿服务的发展变迁与现状

R县是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达县，自县域经济评估以来，其在各类评估报告与蓝皮书中一直处于全国百强县之列。经济的长足发展不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长，也推动了社会事业的快速进步，志愿服务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缩影。作为概念，志愿服务在R县可能是近年来的新词汇，但作为事实，志愿服务行为在R县却有其渊源。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学雷锋活动一直是R县社会事业的常态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在团委和部分企业带动下，R县先后出现了电厂青年服务队、海上援助队、助老助残服务队等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项目。20世纪90年代初期，R县志愿服务人数已初具规模。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国家社会建设力度的不断增大，R县志愿服务进入快速发展期。如山义工与通海社工便是其中两个典型案例。

(一)案例一：如山义工的发展变迁

如山义工是R县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志愿服务组织，也是R县首个经县民政局核准登记的社团组织。之所以选择其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如山义工是R县志愿服务发展的一个缩影。从案例特征来看，如山义工具有两个关键特征。其一，如山义工的发展缘起与政府部门推动密切相关，在发展早期其与政府部门之间具有强关联性。其二，这种强关联性在之后的脱钩改革中成为关键点，这个关键点有利于观察如山义工的治理转变。

1. 如山义工的发展缘起

如山义工的发展缘起可以追溯到1998年R县所在N市建立的如山义工联合会。当时，N市委宣传部组织团市委、如山晚报社、东洋化妆品有限公司共同创办如山志愿者服务站总站。以其为核心，在N市范围内布局志愿服务站点，充实“学雷锋、做好事”的活动内容。正是在这一契机之下，R县成立了相应的“如山义工R县分队”。截至2024年底，R县已经在全县范围内建立325个志愿服务站点，并且围绕8类常备志愿服务、16个镇区(街道)、N个特色分队，形成“1+8+16+N”的志愿服务体系。全县注册志愿者人数达27万多人，建有800多支志愿服务队，全年开展志愿服务活动8000多次，受益群众达70多万人次，初步构建起全域覆盖、沉底贴边的志愿服务组织体系。

刚开始搞志愿服务时，没有相应理念，就是把志愿服务作为“学雷锋”的深化。三个要素对建立义工分队很关键：领导、资金、媒体。按照市里“三位一体”要求，县义工队就成立了。(WJN，R县退休干部，20220713)

如山义工在成立之初，虽然为R县社会治理带来了新概念，但其实践过程却面临许多问题。由于价值理念模糊、常态化活动不足、内部治理不规范等因素，如山义工的影响力并不显著。在具体实践中，既有“什么是义工”“参加义工给不给礼品”“义工归口哪个单位”等认知问题，也有“计划赶不上变化”“凑亮点”“任务分配”等治理问题。

早期义工志愿活动最大的问题是不正规，其中有理念和定位的原因。在理念上，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要做什么，会做什么；在定位上，不知道自己与志愿服务之间的关系，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总是强势招募、弱势管理、被动接受、自不量力。(CD，如山义工早期负责人，20220716)

2. 如山义工的现状

随着国家对社会组织管理的规范化，以及社会力量的进一步成熟，重新梳理政社关系成为推动社会力量健康成长的改革支点。注册登记改革作为理顺政社关系的重要一环，不仅能推动社会组织在关系转变中重新定位，还能进一步优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为此，2014年3月，如山义工成为R县首个经县民政局核准登记的社团组织。

注册登记是上级政策要求的，虽然只是身份转换，但对如山义工来说是一次重要考验。如何定位自己；义工组织的优势是什么，劣势是什么；脱钩之后如何再挂钩；当早期负责人退出组织领导层之后，该怎么办。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WYM，如山义工负责人，20230815)

借助登记改革，如山义工开始反思组织发展问题。如何从“软约束”环境下的依附式发展，适应“硬约束”环境下的竞争性生存，成为组织重新再出发的起点。为此，如山义工重新界定了组织理念与义工精神，组织的正规化过程带动了组织内部治理能力的提升。“深入开展符合实际、贴近民生的志愿服务活动，并逐步形成具有特色的服务型社团组织”，成为组织章程修改的一大亮点。一方面，强调“回归社会”，突出组织成长的落脚点，“来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另一方面，则是对政社关系的重新定位，在功能上突出特色，在关系上突出服务。

注册登记后，政府对义工组织发展提出新要求，既要想政府之所想，还要担政府之所托。要是什么都靠关系，反而容易捆住手脚。要是没理清责任，就算有关系也容易出岔子。现在政府推进社会治理的任务重，我们做志愿服务的压力也不小。不是说做好事，搞志愿服务，就没有压力。策划、宣传、总结，整个过程都得下功夫。说到底，志愿服务既要讲情怀，也得拼能力，这样才能把好事做实，把实事做好。(ZFY，如山义工理事长，20230815)

(二)案例二：通海社工的发展变迁

通海社工于2016年5月正式成立，是R县第一家民间社会工作机构。之所以选择其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通海社工是新时代以来R县志愿服务组织发展的一个缩影。从案例特征来看，通海社工具有两个关键特征。其一，相比于如山义工，通海社工的缘起具有草根性质，是基层治理新格局背景下成立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以其为研究对象能够理解新发展环境中基层志愿服务的门槛、条件与约束。其二，通海社工的发展缘起更加强调组织本身所具有的专业性，它有别于以往志愿服务的运行逻辑。这种专业性的引入既改变了志愿服务的运行过程，也丰富了政社关系的内涵。

1. 通海社工的发展缘起

相比于如山义工，通海社工的发展历程相对简单。它是由R县从事社会工作、社会组织专业教学、理论研究的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律师、注册会计师、营销工作者等自愿成立的。通海社工在成立之初，就强调专业性与亲和性。所谓专业性是指在整个志愿服务过程中强调专业化项目、专业化指导、专业化组织、专业化服务，避免以往志愿服务的“打卡式参与”与“运动式组织”问题。所谓亲和性是指在整个志愿服务过程中，强调贴合服务对象的需求度和满意度，避免以往志愿服务的“被志愿困境”。正是基于上述理念，通海社工于2016年5月正式成立，成为R县第一家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

我很早就参加如山义工，是R县最早的一批志愿者。如山义工是通海社工的启蒙地，但是在参与志愿服务过程中，总觉得价值理念、组织形式与服务人群等方面可以改进，为此我们几个资深的志愿者就成立了通海社工。(HY，通海社工负责人，20220720)

通海社工是社会组织注册登记改革后，R县社会治理领域新出现的社会组织。短暂的政社关系调整，给予社会力量再整合空间。政府购买服务在基层的不断深入，使社会力量有了获取资源的机会。在此背景下，通海社工如何保持自身的组织优势，关键在于组织内部建设。一方面，在志愿服务项目策划、项目组织与项目实施上，改变以往固定化的组织模式，形成更具针对性、感染性与亲和性的服务项目；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志愿服务项目赛事，在学习先进理念的同时，提高自身在公共活动中的显示度。

两边的志愿服务我都参加，虽然都是志愿服务，但还是不一样。如山义工是老队伍，活动比较常规，服务内容与服务对象比较模糊。通海社工是新队伍，服务对象与服务内容比较明确，比较实。在组织领导方面，如山义工开展活动往往强调牵头部门，通海社工强调服务对象。(LLW，R县志愿者，20220718)

2. 通海社工的现状

通海社工在成立之初，由于资源不足，面临较大的组织生存压力。一方面，在硬件上，由于场地、项目的不足，组织在2016年5月到2017年8月之间一直处于流动办公状态。另一方面，组织还需要理顺各种关系，确立自身在R县志愿服务体系中的位置。

通海社工早期的生存异常艰难。一是要说清楚我们是谁，我们到底能做什么，要做什么；二是要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获得相应资源。两方面我们都存在很大困难，如果不是自己有工作，有收入来源，估计这个组织已经解散了。(HY，通海社工负责人，20220720)

通海社工从两个维度解决上述困难。一是“项目争取，先上后下”，即明确要借助专业优势争取江苏省的志愿服务项目，而不是R县的项目。2017年9月，经过项目设计、论证与申请，通海社工作为主要承接方，获得两个省级志愿服务项目，初步缓解了早期资源不足困境，向社会展示了自身价值。正是由于省级项目的获取，通海社工得到R县的重视，民政部门开始主动与其对接工作。2018年初，R县委托通海社工开展两项志愿服务项目，民政部门还主动为通海社工在县社会组织孵化园提供了租金相对优惠的办公场地。

经过几年发展，通海社工已经克服早期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各项工作初步进入正轨。2019年、2020年的省志愿者服务大会，我们都参与其中，是R县的唯一代表。现在的志愿服务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一是专业性不断提升，二是对志愿服务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HY，通海社工负责人，20230820)

五、机制探析：基层志愿服务的路径差异与治理趋同

无论是以规范为标尺的志愿服务反思，还是以实践为标尺的志愿服务探索，都需要进一步探究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的内在机制。上述两个案例是R县志愿服务的缩影，代表了两类志愿服务在基层社会的实践探索。如山义工在早期具有较强的官方背景，在治理逻辑上具有依附性特点，可将其命名为影子型志愿服务。而通海社工则是新近成立的社会工作机构，在治理逻辑上具有草根性特点，可将其命名为自发型志愿服务。上述命名方式，延续了以往研究对基层志愿服务分类的观察^[24]，但是对两类志愿服务的深入解析与比较，则是对以往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为此，结合本研究分析框架，从资源、动员与治理三个层次分析两类志愿服务内在机制的异同(见表1)。

(一)基层志愿服务的资源特征

志愿服务的社会价值创造并不是零门槛、无成本的过程，而是需要相应的条件。其中，资源是志愿服务开展的第一约束条件，对于基层社会而言更是如此。基层志愿服务由于资源稀缺，往往面临多重生存压力，如何获取稀缺资源是志愿服务开展的关键。而资源的获取过程不仅是组织内部资源有效激活的过程，也是组织与外部进行资源交换与关系构建的过程。因此，一方面需要关注组织的初始资源禀赋，另一方面需要关注组织资源的外扩特征。

其一，初始资源禀赋是指志愿服务组织发展的初始条件，即组织内在的资源禀赋。两类志愿服务组织虽然同处基层社会，但初始资源禀赋却并不相同。如山义工作为R县首个经县民政局核准登记的社团组织，是R县“根正苗红”的志愿服务组织，与基层政府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因此，在其发展的早期具有较好的资源获取方式，并未受到资源约束，因而具有较好的初始资源禀赋。通海社工则是由R县社会人士发起成立的，具有草根性质。虽然其具有一定的关系资源，但还是处于资源不足状态，因而初始资源禀赋较差。不过，初始资源禀赋较好的如山义工由于资源的“软约束”，导致其早期专业性不强。而由专业人士构成的通海社工，虽然不具有较好的科层资源，初始资源禀赋较差，但专业优势使其在发展初期具有了较好的专业资源禀赋，这使通海社工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其二，资源外扩特征是指志愿服务组织在初始资源禀赋基础上，在获取外部资源过程中所具有的特征。初始资源禀赋只是组织的起点，在志愿服务开展过程中，往往需要根据自身任务目标与内部结构特征，采用不同的合作策略来获取外部资源。^[25]由于初始资源禀赋的差异，志愿服务组织资源外扩的形式也不相同。对于如山义工，由于其在基层社会治理场域中获得了较好的资源，在“软约束”的初始资源禀赋下，往往缺乏资源外扩的动力。组织与科层之间的强关联性，容易形成“任务化”的资源获取方式，最终导致资源外扩动力不足。与之不同的是，通海社工初始资源禀赋较差，资源外扩较为积极。具有草根性的志愿服务组织由于资源的“硬约束”，往往面临较大生存压力。如何获取资源成为自发型志愿服务组织的头等大事。通海社工借助专业化优势，积极参与长三角地区的志愿服务大赛与社会工作培训，从县域之外借力获取资源。这种资源外扩模式，不同于如山义工的“由内向外的差序过程”，而是“由外向内的反差序过程”。在外部资源获取过程中，通海社工强化了自身志愿服务的合法性。

初始资源禀赋既可以是志愿服务发展的动力，也可能成为志愿服务发展的阻碍。它不仅体现在志愿服务的组织特征上，还体现在志愿服务路径的选择上，影响资源外扩方式。具有较好科层资源但缺少专业资源的如山义工，在初始资源禀赋诱致下，形成了“由内向外”的差序资源外扩方式。具有较好专业资源但缺少科层资源的通海社工，在初始资源禀赋诱致下，形成了“由外向内”的反差序资源外扩方式。两种不同的初始资源禀赋与资源外扩特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志愿服务资源获取模式。不过，在初始资源禀赋差异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扩展资源日益成为志愿服务组织的必然选择，资源获取模式开始呈现出“相互学习”的特征。

(二)基层志愿服务的动员特征

动员是指人们集体行动成为可能的一种方式与手段，是理解国家治理与基层社会行动的重要视角，也是理解志愿服务过程的理论基础。如果说资源是志愿服务开展的基础，那么动员则是资源整合与转化的关键。有效的动员手段不仅能够使志愿服务运转起来，而且能够拓展志愿服务网络。特别是在基层社会，志愿服务既非单纯的组织管理问题，也非简单的政社关系建构，而是借力基层社会关系网络而展开的行动。正是由于动员内嵌于基层社会网络中，因而不同志愿服务在动员方式和动员网络上存在差异。

其一，由于初始资源禀赋与资源外扩特征不同，基层志愿服务的动员方式也不同，包括道德、市场和行政等方式。^[26]而究竟采用何种方式，则是志愿服务组织在实践场景中的选择问题。如山义工与民政部门具有较强的科层关联，因而在动员中便可借道科层系统开展志愿服务动员。当动员在科层系统中出现梗阻时，组织者才会借助个体的非正式关系来打通正式关系的堵点。因此，如山义工的动员模式呈现出“科层为体，关系为用”的特点。而通海社工由于缺乏科层关联，往往需要借助组织者的关系网络，依托朋友圈、微信群来开展动员。由关键群体建立稳定的志愿者网络，并不失时机地参与地方治理过程，扩大自身动员的广度与深度，吸纳精英人才，高效聚合支持资源，完成活动领域与活动地域的双重扩张^[27]，最终实现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游走，并在生存与自主之间取得平衡。^[28]因此，通海社工的动员模式呈现出“关系为体，科层为机”的特点。

其二，除动员方式外，动员网络也是理解基层志愿服务的重要维度。如果说动员方式是基层志愿服务的工作手段，那么动员网络便是在动员手段之上构筑的志愿服务目标。不同志愿服务的动员方式不同，形成的动员网络结构也不同。如山义工的科层关联性使其动员方向具有纵向动员特点，因而形成了以科层为主轴的垂直网络。垂直网络依托于科层，网络的关联强度源于志愿服务组织与科层之间的互动。而通海社工的社会关联性使其动员方向具有横向动员特点，因而形成了以精英为主轴的水平网络。水平网络依托于社会精英，网络的关联强度源于志愿服务中精英的能动性。两种基层志愿服务都产生了一定的依附性，只是依附的主轴不同。

动员作为基层志愿服务开展的重要方式，是整合与转化资源的关键。不同志愿服务的动员手段形塑了不同的志愿服务网络。如山义工的科层关联使其能够借力科层体系开展志愿服务动员，因而形成了以科层为主轴的志愿服务垂直网络。通海社工的社会关联使其能够借力社会精英关系网络开展志愿服务动员，因而形成了以精英为主轴的志愿服务水平网络。不过，两类志愿服务的动员并非总是游于两端，而是在初始特征之上，不断相互学习、相互交融。随着志愿服务的不断成熟，两类网络之间的重叠日益明显。

(三)基层志愿服务的治理特征

资源与动员上的差异影响了基层志愿服务的治理方式。从治理特征而言，两类不同的基层志愿服务分别形成了“科层治理嵌入专业资源”与“专业治理对接科层资源”两种治理方式。

其一，“科层治理嵌入专业资源”是指以如山义工为代表的影子型基层志愿服务，其治理起点在于科层优势，动员方式在于行政动员，因而其治理方式的内核往往具有科层治理的特点。不过，这种科层化的志愿服务在新的治理场域中日益面临信任、多元、悬浮等难题。专业资源的引入成为再造影子型志愿服务的关键。借助新的志愿服务理念、组织管理模式、项目运营方式，如山义工开始重新定位自身的发展方式与治理选择。

其二，“专业治理对接科层资源”是指以通海社工为代表的自发型基层志愿服务，其治理起点在于专业优势，利用专业人士开展专业服务，动员方式在于关系动员，因而其治理方式的内核往往具有专业治理特点。只是因为其与科层的弱关联性，所以在发展的早期资源相对不足。如何破解资源瓶颈成为此类基层志愿服务发展的关键。借助专业优势，在发展中不断累积自身的合法性，专业嵌入行政^[29]，形成对接科层资源的机会，这便是通海社工的发展方式与治理选择。

(四)基层志愿服务的治理趋同

基层志愿服务在形塑自身治理特色的同时，在动态发展中不断调适自身治理方式。面对新的基层治理场域，两类基层志愿服务并未延续初始的路径依赖，而是在逐渐发展中呈现治理趋同结果。一方面，国家治理重心的不断下移，改变了基层社会治理资源。另一方面，志愿服务的规范化过程，特别是社会组织的注册登记改革，使基层社会政社关系有了再造可能。因此，两类基层志愿服务的治理形成趋同可能。

其一，治理重心的不断下移，不仅建构了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也再造了基层社会治理资源，各类社会力量开始有序对接国家治理体系。特别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开展，既有效激活与整合了基层志愿服务资源，也逐步完善了基层志愿服务体系，畅通了志愿服务参与途径。R县自2018年获批省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单位以来，就以志愿服务为核心载体，构建“全域覆盖、精准服务、品牌引领”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明实践体系。截至2024年底，全县建成“1中心+16所+252站+128点”四级服务网络，配套打造理论宣讲、文化传承等10个平台，并开发全省首个“广电+”全交互式文明实践云平台，覆盖25万数字电视用户，实现“线上点单、线下服务”的精准对接，R县基层志愿服务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时代文明实践为基层志愿服务发展带来了丰富的资源，它既为影子型志愿服务避免“软约束”提供了可能，也为自发型志愿服务走出“硬约束”提供了机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如山义工与通海社工都开始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过程，主动对接国家治理体系，形成资源引导的治理趋同。

其二，社会组织直接注册改革，为基层政社关系调适提供了新机遇。新规范创造出新的志愿服务发展空间，它不仅促进了以如山义工为代表的影子型志愿服务组织进行改革，也催生了以通海社工为代表的新的自发型志愿服务组织。在新的制度规范下，两类志愿服务都进行了相应的治理调适。如山义工的注册登记改变了以往的依附关系，使其脱去科层关联之钩，进一步规范了志愿服务发展。而通海社工的成立为R县志愿服务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如山义工的强有力竞争者。正是社会组织的规范化使基层社会治理场域中的志愿服务开始竞争，“在竞争中学习，在学习中规范”，因而形成以规范引导的治理趋同。

六、结论与讨论

当志愿服务从价值取向的行动规范研究，逐步转向关注中国场景内的行动研究时，探索中国特色志愿服务初见雏形。如何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志愿服务，需要选择典型案例对其进行深入解析，而典型案例的代表性实践场域则是基层社会。基层既是理论创新的孵化场，也是理论效度的试验台。本研究以苏南R县为例，选取两个具有典型性的基层志愿服务案例进行跟踪调研，比较分析两类志愿服务的资源特征与动员特征，归纳其治理差异与趋势。初始资源禀赋是基层志愿服务发展的第一个关键点，具有科层关联的如山义工，能够获得较好的地方资源；而缺乏科层关联的通海社工只能通过县域之内的专业优势，勉强支撑其发展的初始资源要求。在资源禀赋基础之上，动员是基层志愿服务发展的第二个关键点。有效的动员方式不仅能够整合资源，而且能够扩展基层志愿服务网络。如山义工通过“借道科层系统”，形成以科层为主轴的纵向志愿服务网络；而通海社工则通过“借力社会网络”，形成以关系为主轴的横向志愿服务网络。在不同的资源禀赋与动员方式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差异化的基层志愿服务治理方式。

与此同时，国家力量的不断下移与社会力量规范参与的逐步确立，形成了基层志愿服务治理趋同的两重动力。特别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开展，使基层社会的志愿服务体系得到重构，基层志愿服务发展的资源环境与规范场域发生了重大转变。如山义工在注册登记改革背景下，与基层政府开始脱钩，从而形成了新的政社关系。通海社工则在新的发展契机下，开始寻找机会接入基层治理体系。两种不同的志愿服务在基层治理新格局中找到了自身相应的位置，其治理方式开始趋同。作为影子型志愿服务的如山义工在与基层政府脱钩之后，通过强化组织专业能力建设提高自身竞争力，从而实现竞争性挂钩；作为自发型志愿服务的通海社工，则是通过专业化能力建设，获得相应的合法性，从而有机会融入基层治理体系。

两类志愿服务从差异发展到治理趋同，既体现了对基层志愿服务发展的微观观察结果，也引发了对基层社会中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新思考。从总体性支配到社会力量的放活，不仅带来了现代国家秩序重构的争论议题，也激起了社会力量成长与路径选择的对话讨论。长久以来，对社会力量的成长预判都是基于自主性增长与政社关系理顺。而围绕国家与社会的两端，观察游走于两者之间的社会性力量是研究活力所在。这种游走多数被理解为一种策略，其核心是匹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在国家与社会的想象中，基层志愿服务出现多样化发展路径。但是，当这种观察走入志愿服务内部时，两类志愿服务的治理却逐步走向趋同。而促成治理趋同的原因则在于国家治理重心的下移与社会力量参与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