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费孝通先生晚年曾尝试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他指出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属性的学科。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1]社会工作学科与社会学类似，除了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属性外，还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特质。随着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传统社会工作向“大社会工作”转变有其深刻的历史、现实及学科发展背景，“扩展社会工作的传统界限”成为应有之义。^[2]

就社会工作学科而言，如何“从历史中发现社会工作”既是学科的基础问题，包括“将社会工作看作在社会服务机构持续运行范围内对案主作出回应的历史”，又涉及在应用层面“把这种实践放到机构所在社区更广大的(甚至全球的)政治、语言、文化背景中”去理解社会工作的发展。^[3]3如果以目前学术界通说1912年步济时主持北京社会实进会提供的社会服务为起点^[4]，社会工作引入中国至今已超过一个世纪，累积了大量可供研究的历史文献。关于中国社会工作历史文献资料开发与利用问题，彭秀良、林顺利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目前“显得很薄弱，需要深入挖掘未被发现的文献资料”，他们在初步梳理现有开发成果和文献利用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开发与利用的可能性。^[5]

近年来中国社会工作历史研究，特别是历史文献资料开发取得一定成果。在学术组织方面，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社会工作历史专业委员会于2019年9月成立，定期举办学术年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6]在课程建设方面，陆续有部分开办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增加了“社会工作史”课程，选用彭秀良等人的《中国社会工作史简明教程》作为课程教学或考研初试科目教材(如新疆大学)。在科研资助方面，河北大学林顺利主持的教育部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社会工作通史研究”(项目编号：22JZD026)获批，其他国家级资助项目也多涉及中国社会工作历史发展过程中燕京学派、农村社会工作等主题。在史料整理方面，民国社会工作旧籍新刊已初具规模，河北教育出版社、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社会工作学术文库”“中国社会工作史料汇编”等丛书，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国家图书馆、上海书店等出版社也曾选印、影印过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相关著述和史料。 ¹

尽管取得了上述成绩，但随着图书馆文献数据库资源持续开放，新形态图片、影像等资料的出现，以及历史学新方法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应用，社会工作历史文献资料的开发与利用值得被再次审视。

其一，新资料的出现。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国内主要公共图书馆将晚清、民国时期的图书、期刊电子化并对外开放阅览，社会工作领域相关专家学者的文集、年谱等资料被出版单位陆续整理出版，这增加了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工作史料利用的可及性和便利性。如有研究根据民国时期的《申报》《大公报》等新史料重新追溯“社会工作”中文译名出现的历史，还原当时社会公众接触社会工作概念的历史过程，呈现了早期社会工作引入中国的渠道，迥然有别于之前的研究结论。^[7]

其二，新方法的运用。应星^[8]、周晓虹^[9]、刘亚秋^[10]等学者近年来积极倡导将口述史方法运用到社会学研究中，产生了很多有别于传统研究范式的研究结论，既丰富了社会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又提供了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答案，其中部分成果对于社会工作历史研究有借鉴意义。如周晓虹主持的“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计划之一是对1979年至2019年具体参与重建中国社会学的40位社会学家进行口述实录^[11]，其中有多位专家也参与了中国社会工作学科重建甚至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的口述记录为研究中国社会工作学科的重建史提供了区别于官方档案资料之外的个体记忆，特别是关于中国社会工作学科重建的感性认识材料。

本文将延续既有中国社会工作史文献资料开发与利用的研究成果，对社会工作历史研究过程中如何开发与利用文献资料，特别是对历史文献在社会工作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及中国社会工作历史文献的基本类型进行梳理。在检视中国社会工作史料开发、整理现况及其不足的基础上，重点阐述社会工作机构档案文献、社会工作者口述史料、社会工作服务影像资料等有待系统开发的新领域，继而指出当前利用中国社会工作史料的可能进路。

二、社会工作史研究中文献资料的运用

(一)历史文献对社会工作史研究的作用

历史文献对社会工作史研究的作用首先在于“阅读、研究与分析历史”能够“了解过去，提醒当今”，实现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典范学习，即“经由观察、模仿、示范而从他人身上学习到行为”。这意味着通过对社会工作史的研究既可以从社会工作先驱者身上找到学习榜样，也可以从社会工作历史事件中提炼学习素材。^[12]历史文献是社会工作史研究的基础，否则，社会工作历史研究就无从谈起。但社会工作历史文献的开发、利用和研究毕竟不同于专门的历史文献学，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于社会工作史研究。面对历史上出现的大量社会工作相关文献，研究者既要做到鉴别史料真伪，抉微史料价值并区分不同史料类型，又要在具体的社会工作史研究中明确史料使用范围及其限度。

社会工作领域的历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史学研究类似，必须考虑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丹托认为要提高社会工作史研究的信度，可以从四类历史证据中收集资料：一是原始资料或原始文件，一般由公共和私人的档案馆收藏；二是二手资料，即其他学者撰写的历史著作；三是实录，如机构报告、案件说明；四是回忆，如自传、回忆录、口述史。此外，实物也能提高历史研究的信度。^[3]4这些“历史证据”即“历史文献”，其对于社会工作史研究而言是保证研究信度的重要证据。研究者通过来源清晰的历史文献恰当地呈现出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事实，继而借助合适的理论框架来完成对事件、人物等历史现象的解读，形成值得信赖且稳健的研究结论。

历史文献对社会工作史研究的作用还体现在“史料”与“观点”之间关系的处理上。曹天忠在《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一书中指出“史学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史料学”。史料是研究历史过程的起点和立足点，也是检验结论、观点正确与否的标准。而观点既立足并受制于史料，又服从于史料。^[13]由此，所有社会工作历史研究得出的结论都必须有社会工作历史文献的支撑。在整个社会工作历史研究过程中，对于历史文献的处理应成为整个研究过程的核心环节。这与社会工作科学研究方法是相通的，如循证社会工作强调“以证据为本”。对社会工作史研究而言，只有经过处理的史料才是可信的证据，才能够支持研究者提出的观点，使研究结论成为学术定论，甚至被学术界视为共识。

(二)中国社会工作历史文献的主要类型

学界对于历史文献分类的标准不一，本文根据严昌洪《中国近代史史料学》^[14]、张玉法《中国现代史史料指引》^[15]等书中的观点将中国社会工作历史文献大致分为六个主要类型，为便于介绍将适当佐以文献实例。

1. 档案、官书和公报

档案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历史文献，通常包括各类公私文书。公共档案涉及政府及公共机构各种流程的记录，如公文、命令、工作报告、计划书及各类图表等；私人档案涵盖个人成长和发展的记录。目前我国省市各级均设有档案机构，负责档案收集、整理和管理工作，全国层面则有第一、第二及中央档案馆。上海档案馆马长林曾以馆藏沪江大学及沪东公社档案为基础，围绕沪江大学所办沪东公社为中心，研究基督教社会福音思想在中国的实践和演化。^[16]正是由于作者使用了大量第一手历史文献，使得这篇论文成为该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官书是政府出版的各类书籍、报告等出版物，近代以来此类出版物日益增多，民国时期多所大学均对其馆藏的官书有过编目，便于研究者借阅和利用。公报则是政府或公共机构出版的连续性出版物，是概览该领域年度工作的基本史料。

2. 报纸、期刊和年鉴

报刊和期刊是近代以来兴起的重要纸质媒介。通过报纸能了解当日发生的大事，如《申报》《大公报》等近代报刊对全国各大城市社会事业发展状况、高校社会工作教育概况及社会服务机构有所报道。一些报刊的副刊也成为专家学者阐述社会工作理念、传播社会服务知识的阵地，如《益世报•社会研究副刊》《北平晨报•人口副刊》曾刊登过费孝通、雷洁琼等人关于社会学及社会工作的文章。期刊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学术期刊，如《社会研究》《社会建设》《社会工作通讯》等民国时期社会学及社会工作学术同仁创办的期刊，目前彭秀良等人对中国社会工作历史的研究主要参考了此类史料；二是大学期刊，由沪江大学、燕京大学等创办社会工作专业的学校所主办，如《天籁》《燕大旬刊》等，这些期刊刊登了不少师生对于社会工作的所思所想；三是小众刊物，主要是面向小规模受众的期刊，如著名社会工作学者吴桢在20世纪40年代先后为《西风》杂志写过多篇稿件，该刊物是由林语堂担任顾问的小众综合性刊物。^[17]年鉴是按年份将资料分类编录的一种出版物，大家比较熟知的如由政府部门编写的各类统计年鉴，对学科发展而言还有《中国社会学年鉴》等可供参考。

3. 法规、统计资料、方志

法规类史料除了从政府及公共机构公报、主要报刊等获取外，还可以在专门汇编的法律法规中查阅，如1946年的《社会救济法规辑要》，汇聚了当时社会救济领域的所有法律法规，能够充分反映该领域的规范性要求。近年来，彭秀良、郝文忠对民国社会领域的立法情况作了梳理，汇编了民国时期的社会法规，为系统、深入了解该时期社会政策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线索。^[18]统计资料是社会工作史量化研究的基础，除在统计年鉴中能查阅统计数据外，还有统计年报和月报等形式的统计资料。如民国时期的《社会行政统计月报》《社会福利统计》等资料，涵盖了当时社会行政领域的统计资料，涉及社会救济、服务、保险、职业介绍、劳工福利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方志分为地方志和专门志。地方志是地方历史的一种体裁，宋代以来各省、府、县均有方志，蔚为大观，俨然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慈善研究领域的夫马进、梁其姿等学者利用江南地区诸多地方志，揭示了明清以来善堂善会的历史发展。1949年后，针对某一领域或特定机构的专门志越来越多，如《上海民政志》《中国福利会志》，这些都蕴含丰富的史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文献。

4. 丛书、会议录、论文集、史料汇编

丛书是将有关联的书籍编列在一起出版，如沪江大学曾出版过勃朗丛书，其第一部即由张镜予编辑、白克令指导的《社会调查——沈家行实况》，亦被收录于李文海主编的丛书《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中。^[19]上海书店曾组织专家从民国时期10万余册图书中精选500册影印出版，汇编为《民国丛书》，成为利用民国时期学术文献的重要资源。会议录是对会议活动过程的记录，既能体现各类事务的决策过程，又可以充分展示不同观点。论文集是主办方将相关文章汇编或学位论文结集后印刷或刊印的文献，其既可以是正式出版物，也可以仅仅是结集成册。如《社会事业与社会建设》论文集，即由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组织编写、言心哲主编，收录多位学者和管理者写的文章，是民国时期极少数以“社会事业”为主题的学术论文集。^[20]史料汇编是将特定史料汇编成册，社会工作史领域已有历史文献汇编成果出版。^[21]

5. 年谱、日记、书信、回忆录、口述史

这类资料都是关于个人的重要历史文献资料。年谱是谱主一生的编年记录，通常分为自订年谱和他撰年谱，前者的史料价值更高。近年来出版的《刘湛恩年谱》^[22]《吴泽霖年谱》^[23]涉及民国时期上海多所高校社会工作教育及社会服务内容，值得社会工作史研究者关注。日记原本是私人生活的记录，也涉及工作、学习、交游等多个领域，是近现代人物研究的重要史料。社会工作历史研究既要关注社会工作者先驱“大人物”遗留下来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日记，也要重视社会工作领域“小人物”长时间的记录，其中蕴含具有价值的史料。如关爱莲在居委会工作40年的工作日志就是考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重要资料。^[24]书信与日记都属于私人写作，一开始并不是为了发表供人阅读。作为第一手材料，其史料价值能够增补官方史料的很多细节。如“社区”概念再次被中国官方提及，通常被认为源自1986年时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在沙洲会议提出的要在城市开展社区服务工作。随着朱传一致崔乃夫两封书信的发表，“社区服务”概念引入及其在大城市全面试点的史实在细节上得到了补充。^[25]回忆录是当事人根据记忆写成的文字记录，篇幅可长可短，又被称为“自传”。中国社会工作领域具有代表性的自传是由民国时期社会工作者刘德伟撰写的《一粒珍珠的故事》。该书最具价值的部分是其于芝加哥大学社会行政学院深造，归国后主持上海儿童促进会并积极参与社会救济工作等内容。^[26]口述史是近年来兴起的历史研究新方法，社会工作领域出版了多本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的口述资料，如对社会工作专业入学新生影响巨大的《微光处处：28位社会工作者的心路历程》^[27]，以及易松国主编的两卷本《高校教师创办社会工作机构口述史》。^[28-29]

6. 图像、影像等资料

这类资料区别于前五类形式的历史文献，逐渐摆脱纸质媒介的束缚，形成了海量可供研究的图像和影像资料。图像资料主要是涉及社会工作历史发展和社会工作机构的服务图片，影像资料随着拍摄设备的普及，越来越多服务提供者和服务对象成为“自媒体”，人人都是影像发布者。对这两类文献而言，近代来华的外国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如美国的社会经济学者西德尼•甘博曾拍摄大量关于中国城镇和乡村的图片资料，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资料。^[30]新形态资料的出现已经在历史研究领域促成图像史及历史影像研究等新方向。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研究者要警惕此类文献的真实性，谨慎选择合适的资料佐证自己的观点。

三、中国社会工作史料有待系统开发

(一)中国社会工作史料整理取得的成绩

1987年“马甸会议”召开后，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恢复重建取得实质进展。两年后，雷洁琼与其任教燕京大学时期的学生水世琤合作撰写的《燕京大学社会服务工作三十年》发表^[31]，由此社会工作学术界开始逐渐关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历史并尝试着手相关研究。近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工作历史研究尽管尚处于待发展阶段，但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尤其是在史料整理方面有不俗的表现。

首先，已有较多民国社会工作旧籍新刊的成果，但缺乏系统性。2012年，由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规划、彭秀良等人负责整理的社会工作学术文库出版，其中包括言心哲、李安宅、蒋旨昂、朱亦松、宋思明、关瑞梧等人在民国时期编写的社会工作领域著述。2019年，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工作史料汇编》(第一辑)，除重新刊印与前一系列文库重复的三本外，还增加了宋思明的《精神病之社会的因素与防治》^[32]、柯象峰的《社会救济》^[33]及复旦大学社会学系选编的《社会事业与社会建设》论文集。^[20]此外，在商务印书馆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重刊了涉及民国社会工作发展较多介绍的孙本文的《当代中国社会学》^[34]，在百年中国社会学丛书中再次重印了蒋旨昂的经典之作《社会工作导论（外一种 卢家村）》。^[35]

其次，史料汇编工作虽在零星推进，但已有成果问世。与民国图书直接影印出版或重排出版不同，史料汇编需要当代研究者根据特定要求对史料进行选择、整理并汇集成编。在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社会工作学术文库中，张岭泉、彭秀良与郝文忠领衔整理了两本史料汇编资料，分别是《北平协和医院社会工作档案选编1921−1950（上、下）》^[36]和《民国时期社会法规汇编》。^[18]此外，张岭泉与彭秀良合作选编的《中国社会工作的源与流》，收录了民国时期社会工作领域12篇研究论文和4篇实务文章。^[21]

最后，涉及社会工作领域的学者文集陆续出版。如民国时期社会学学科与社会工作实务发展关键人物孙本文、潘光旦、陈达、吴景超、李景汉、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文集等，为深入研究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发展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材料、独特的学者视角以及有深度的理论思考。再如推动中国社会学及社会工作专业恢复重建代表性人物费孝通、雷洁琼的文集，收录文章跨度从民国时期社会学及社会工作领域教学、科研及参与社会调查和社会工作实践等，到1978年后对社会学及社会工作专业恢复重建的思考。又如社会工作专业恢复重建初期重要参与者袁方、吴桢、卢谋华的文集，内容包括社会工作恢复重建后如何发展的系统思考。 ²

(二)有待系统开发的社会工作史料新领域

首先是整理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档案文献。“档案既是可被社会因素解释的对象，又是解释某些社会因素的关键，同时还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独特且丰富的经验资料”，其三重角色的划分受到权力结构、社会记忆和秩序“涌现”的影响。^[37]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档案同样受此影响。权力结构决定了社会工作机构档案保管人在服务和管理过程中，如何认识哪些信息是属于“值得保存”的档案文件。而保存下来的档案文件因其机构的历史和公众的认识不同，对社会记忆的塑造也各有不同。但不管社会工作机构的档案文献是作为“因变量”，还是“自变量”，都能够呈现出机构日常运作背后的秩序。

社会工作机构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相关要求，对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材料建立档案工作责任制，依法健全档案管理制度，以确保机构档案收集、整理、保护、利用的质量。^[38]对于社会工作史研究者而言，系统性整理所研究机构的服务档案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在收集、整理机构档案过程中要尽可能做到全面，并重视机构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应运用技术手段妥善保存收集和整理好的档案文献，并尽可能实现电子化以供充分利用。如无存放档案的客观条件，可与当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络，定期向档案馆移交档案。系统化整理后的档案文献保存了机构组织沿革和主要服务活动，特别是机构介入服务对象之后形成的一系列工作文件是完整呈现社会工作实务流程的重要资料。这些资料对于归纳和总结社会工作机构服务模式和特征等具有重要作用，是社会工作机构督导和评估的基础，有助于提升机构内部管理水平和项目专业化程度。

知名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档案文献的整理工作目前尚处于摸索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档案文献整理是民国时期北平协和医院社会工作档案的整理。^[36]中国香港东华三院曾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合作，历时三年，耗资百万将其上千项与慈善事业、原籍安葬及殓葬服务有关且具有代表性的东华档案编纂成五册资料汇编，完成了东华三院历史文献的整理。浙江大学毛丹教授曾主持整理10卷本《中国城市街道与居民委员会档案史料选编》。^[39]此外，对知名社会服务机构的专志编撰在客观上完成了史料的整理，如中国福利会专志就涵盖其从1938年到1998年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历程，其中包含大量中国福利会史料。^[40]

其次是开发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口述史料。近年来，有研究者开始探索将口述史方法运用到社会工作领域，如徐选国等人对上海“社嫂”的口述史研究，旨在收集国企改制后转入社区的特殊女性群体口述资料，探析改革的制度变迁、“社嫂”角色的建构以及国家—个人关系的演化逻辑。^[41]目前社会学及社会工作领域口述史方法的运用主要聚焦于重要历史阶段的关键人物或亲历者，对于普通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口述史料的开发尚未完全展开。

口述史方法的运用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将口述史料视为历史文献资料，通过分析一系列的资料来对特定问题进行研究。如王晓莹、刘林平通过对21位劳模口述史资料的分析，发现劳模工作与生活存在“半自由劳动”的内在紧张，并揭示了其对社会工作的若干启示。^[42]二是将口述方法作为社会工作介入手段，在具体社会工作服务中通过运用口述史方法来实现项目的预期目标。如覃琮、张悟真恒在对佛山市H村农村女性角色转化的整合性工作方法运用研究中，特别强调“与妇女们一起编写H村的口述史与生命故事书籍”可以“激发妇女们的自我效能感，让她们意识到自身的作用和优势”^[43]。

作为社会工作介入手段的口述方法，在社会服务项目中多有运用，此处不再赘言。而作为历史文献资料的口述史料开发与利用，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尤其需要重视对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口述史料的收集。目前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口述史料主要集中于开办社会工作专业的知名高校校史资料、知名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历史资料和少数介绍社会工作专业的概论性书籍之中，尚未扩大到社会工作各分支领域。因此，作为历史文献资料的社会工作口述史料开发并不充分，亟须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口述史文字材料。

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口述史料的开发一方面有助于为社会工作历史研究收集基础性文献资料，这些从业人员都是见证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各阶段的代表性人物，能够补充历史档案、学术文献、机构资料等史料涵盖范围的不足之处，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来自个体视角的史料补充。另一方面则可以为破解社会工作发展困境提供来自民间的智慧，其既能提供社会工作先发地区之所以成为示范典型的原因，又能为后发地区借鉴先发地区经验提供从业者维度的重要视角。

最后是社会服务领域中影像资料的开发与整理。中国社会工作学界对于影像资料的重视始于2012年朱眉华等人运用影像发声法来研究外来务工家庭母亲的生活经验及挑战。^[44-45]随后，影像作为研究资料在政策实践与社会重建、社会工作赋权、自我效能感提升、留守儿童生命体验等多个领域开始运用。^[44-49]

早期影像发声法依赖于专业相机的拍摄，但随着拍摄设备的便捷化与视频制作的可及性提高，社会服务领域越来越多的从业人员以影像资料来呈现服务过程和成效，这些素材均属于有待开发与整理的新资料。此类影像资料一般分为两类，一是专门作为社会工作介入的影像资料，二是用于记录服务过程和成效的影像资料。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社会服务项目的一环，而后者只是对于服务全流程的记录。对于这两类影像资料的处理，应该分别遵循项目逻辑和档案逻辑，即影像发声法所产生的影像资料应基于项目的需要并且服务于项目本身，而记录社会服务项目全流程的影像资料则应被视为社会工作史料的一种。

中国社会工作领域影像资料的开发与整理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如何利用存量影像资料。大量经过专业策划后以微电影、微短剧等形式反映社会服务的影像资料日益涌现，如美亚联创已成功举办数届全国社会工作微电影大赛，其中入围及获奖的作品已成为反映新时代社会服务的代表性影像资料，但是这类资料的系统整理和利用仍显不足。二是如何利用增量影像资料。在新型社交媒体中出现了大量社会工作新素材。这类素材主要由项目人员拍摄，经适当剪辑后在机构的新媒体平台播放。虽比不上微电影大赛作品的制作品质，但其客观反映了真实的社会服务过程。如何开发与利用此类影像新素材成为当前社会工作学界亟待重视的领域。目前，《中国社会工作》杂志定期向全国社会工作者征集服务的影像资料，刊登在杂志内页，展现全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成绩和社会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视频等形式的影像资料则有待于全国性社会工作融媒体平台建成后，集中向社会公众展示。

总之，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崛起，短视频获得爆发式的发展，赋予人们使用视频媒介记录生活方式和文化样态的技术准入平台，中国社会工作领域影像资料的利用进入影像人类学的“互动的影像书写”阶段^[50]，即从原本由社会工作者主导的影像发声法介入社会工作服务，逐渐转变为每一个参与社会工作的人均可以自我书写。人人都可能是社会工作影像资料的生产者，都能够分享社会工作的价值，共享社会工作的成果。

四、利用中国社会工作史料的可能进路

(一)利用史料能够辨析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事实

中国社会工作史料利用的第一条进路就是用于辨析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事实。史实需要史料支撑，当史实存在模糊不清或悬而未决时，则需要利用更多史料辨析，才能更加接近历史事实。如《中国社会工作的源与流》曾收录《北平的两个社会服务机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和北平妇婴保健会》一文，但选编者对该文作者刘昌裔的史料未能充分掌握，在注释中仅表示作者“身份不详”，根据文章内容推测，其“应是清华大学的一名教师”。^[21]125-132选编者根据文中大意推测出作者单位，已比较接近其真实身份。笔者借助清华大学校史等资料中附录的师生名单，很快找到作者的基本信息：刘昌裔，男性，安徽桐城人，1913年出生，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本科毕业论文是《北平市电影业调查》，指导教师为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其毕业论文曾被葛兆光教授选编收录于《学术薪火——三十年代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科毕业生论文选》。^[51]

如果继续深挖关于刘昌裔的史料，能够大致拼凑出他一生的基本情况。刘昌裔早年就读于光华大学社会学系，与胡志宁等一起参加光华大学政治学社和社会学会，参与《社会月刊》编辑工作，并在1934年《社会月刊》第1期和第2期分别发表了《中国农村问题的探讨》和《北平的两个社会服务机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和北平妇婴保健会》两篇文章，发表第二篇文章时，其已经转学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37年他的毕业论文由李景汉教授指导，调查方案也由李教授亲自制定。毕业后，刘昌裔以“人口学者”的身份从事人口普查工作，其间曾翻译英国学者C. P. Fitzgerald(费子智)《中国人口增加之史的分析》一文。到了晚年，刘昌裔受聘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担任南京市秦淮区政协文史委员，积极投身于江苏地方文史工作。^[52]

由此可见，借助光华大学、清华大学的史料，笔者不仅辨析出“身份不详”作者的明确身份，还利用近代期刊数据库探析其求学和工作历程。笔者主要使用了校史文献资料，包括作者本人在清华大学校友文稿的自述文章以及各种档案文献所保留的历史记录，这些都能为辨析历史事实提供材料，有助于厘清模糊认知。

(二)利用史料能够呈现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论争

随着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社会工作”的内涵和外延引发学术界新的讨论。从学理逻辑和政策运行角度固然可以深入分析社会工作部的功能定位，但要想追溯“社会工作”一词的历史嬗变，则需要利用史料来呈现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论争，这是第二条利用中国社会工作史料的可能进路。

笔者曾研究过民国时期“社会事业”与“社会工作”两个译名的竞争关系，中国社会工作早期发展过程受到来自国内外多方面的影响。尽管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工作起源的具体时间尚存争议，但通过对“社会工作”译名在中文世界传播时段和使用领域的考辨，能够还原社会公众接触社会工作专业和职业的历史过程，为理解早期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不同于官方、学界及实务圈的民众视角。笔者利用近代以来的报刊、图书等文献资料对“社会工作”译名进行历史溯源性分析，发掘出不同于以往研究的三点结论：一是“社会工作”中文译名最早由赴美留学生归国之后开始陆续在报刊上使用；二是“社会工作”译名在与留日派学者习惯使用的“社会事业”译名竞争下，曾一度丧失作为社会工作中文译名的主导性地位；三是中国社会工作学术界最终以“社会工作”作为Social Work的正式中文译名。这些变迁背后体现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社会”观念的历史性演变，尤其是国家能力的消长决定了专业社会工作生存空间的有无和发挥功能的大小。^[7]

20世纪80年代社会工作专业恢复重建初期，时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对“社会工作”的定义，比目前社会工作学术界所界定的“社会工作”在范围上更大，内涵上也更丰富。1991年7月5日，崔乃夫在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帮助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工作。它帮助社会上的贫困者、老弱者、身心残废者和其他不幸者；预防和解决部分因经济困难或生活方式不良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开展社会服务，完善社会功能，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和社会素质，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一致，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我国，社会工作不仅包括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还包括移风易俗等社会改造方面的工作。”^[53]这番话背后对“社会工作”的理解不仅体现在当时民政部领导的讲话稿中，还在民政部各种内部资料中被具像化呈现，如民政管理干部学院曾印发刘国林主编的《社会工作一百问》，大部分问题涉及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和社会福利等多方面内容。^[54]

(三)利用史料能够资鉴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

资鉴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是利用中国社会工作史料的第三条可能进路。社会工作的发展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通过开发与利用这些史料，我们不仅能够了解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脉络，还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为其未来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社会学领域由费孝通先生开创的江村调查学术传统自不必说，从其为写作《江村经济》的准备开始，一直延续到晚年数十次访问江村，都旨在通过“江村”这个观察点来窥探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江村调查不仅为费孝通个人的学术生涯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中国社会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换句话说，江村调查沉淀下来的各种文字本身就具有社会学史料价值，能够资鉴中国社会调查的发展。^[55]

在社会工作领域，也有许多类似的调查和实验。如由燕京大学推动的清河调查及清河实验，两者可以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的许仕廉、杨开道先生组织学生在北平西北郊外清河镇开展了Booth式社会调查及乡村建设实验。^[56]新清河实验起始于2014年年初，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实施，除了在社区层面尝试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探索社会学学科实践与应用的新途径外 ^[57] ，还有向老清河实验致敬、追忆燕京学派乡村建设与社会服务传统的深意。^[58]在民国时期，中国的社会工作实践不仅限于清河实验，还包括上海杨树浦“沪东公社”、河北定县调查、重庆北碚实验区等，这些通常以社会服务试验区域或社会工作服务点的形式展现在当时社会公众视野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在重新审视这些社会工作实践领域的历史资料时，可以通过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工作实践的异同，更有效地推动当前社会工作发展，这是史料发挥借鉴和指导作用的意义所在。

历史资料的借鉴价值亦体现在对传统认知的突破上。例如，关于北京实进会的研究，王茹薪、宣朝庆借助相关档案、报刊文章以及相关成员的回忆录、传记等资料，揭示了新文化运动前后北京社会实进会活动的变迁，展现了该会不同于以往的形象，此类研究亦有助于对中国社会工作史中知名社会组织的重新认识。^[59]

五、结论与建议

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绕不开史料开发与利用。社会工作历史文献的系统整理和开发使用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基础性支撑作用，高质量开发与利用社会工作史料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文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得出三个结论。首先，中国社会工作史料开发工作已取得一定进展，许多重要文献已被整理并出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然而，这些史料的整理工作还缺乏系统性，尚未形成一个完整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史料的利用效率和研究深度。其次，鉴于当前状况，系统性开发社会工作史料的新领域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特别是对于那些在社会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服务档案，需要更为细致和全面的整理。这些服务档案不仅记录了社会工作的具体实践过程，还反映了宏观社会变迁和社会公众需求演变，对于理解社会工作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最后，中国社会工作史料在历史事实还原、重要论争梳理以及资鉴当前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史料的深入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工作的历史脉络，总结经验教训，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本文就如何系统性开发与利用中国社会工作史料档案提出四点建议。首先，必须重视史料的开发与利用，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要采取积极措施来挖掘和利用社会工作领域宝贵的文献资源。其次，建议各级社会工作协会和其他相关单位与档案馆紧密合作，共同开发历史档案，并定期对服务档案进行归档整理。这不仅能提高史料的开发效率，还能确保社会工作服务档案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再次，建议有关部门与地方史志办公室合作，共同编撰当地社会工作发展年鉴和专业方志等资料。这有助于记录和展示各地区社会工作的历史、发展和现状，为研究和实践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最后，针对社会工作各分支领域的历史文献，可以由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各专门委员会单独编撰各自领域的史料汇编。这样不仅能更好地保存社会工作各分支领域的独特历史资料，还能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和从业者提供更为专业和详细的参考资料。

系统性开发社会工作史料有助于清晰展现社会工作发展的复杂历史脉络，有利于积极回应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的多元论争，并能为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希望通过上述建议的实施，能够有效开发与利用中国社会工作史料，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这将极大地促进中国社会工作历史研究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社会工作学术研究取得长足进步。

注释

1①近年来民国社会工作旧籍新刊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河北教育出版社于2012年起出版的“社会工作学术文库”系列，包含言心哲的《现代社会事业》、蒋旨昂的《社会工作导论》、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朱亦松的《社会政策》、关瑞梧和李槐春的《区位儿童福利个案工作》、宋思明和邹玉阶的《医院社会工作》，以及彭秀良和郝文忠主编的《民国时期社会法规汇编》、张岭泉主编的《北平协和医院社会工作档案选编 1921—1950(上、下)》。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起出版“中国社会工作史料汇编”系列第一辑，除了言心哲、蒋旨昂、宋思明和邹玉阶的著作重复出版外，还出版了宋思明的《精神病之社会的因素与防止》、柯象峰的《社会救济》、民国时期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编的《社会事业与社会建设》。此外，中华书局曾出版张岭泉、彭秀良编的《中国社会工作的源与流》(2021)，商务印书馆在“百年中国社会学丛书”中再版了蒋旨昂的《社会工作导论》(2023)及其学士毕业论文《卢家村》，国家图书馆在“民国文献资料丛编”中再版了民国时期《社会部公报两种》(2011)，上海书店的“民国丛书”中也多有重印的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相关论著，囿于数量过多，不一一列举。

2目前，费孝通有文集和全集出版(群言出版社，1999；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雷洁琼有两部文集出版(开明出版社，1994；开明出版社，2004)，佟新主编的《袁方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肖萍编的《吴桢文集》(商务印书馆，2020)、刘云黛整理的《卢谋华社会工作研究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等也于近年陆续出版。在社会工作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如孙本文和潘光旦的文集已整理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梁漱溟和晏阳初的全集已出版多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陈达相关著作陆续重印(如《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现代中国人口•联大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