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优势视角与社会支持：个体与结构的二元对立

自优势视角和社会支持引入我国以来，研究者的关注点更多集中在实务应用层面^[1-3]，但相关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4-8][9]8[10-14]}，特别是针对优势视角的系统性反思还有待进一步丰富。一方面，基于优势视角实务模式的有效性可能并未得到系统检验；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也难以获得足够的证据来反思并创新工作模式。这种忽视实证研究的做法可能不利于外来理论的本土化，也难以有效解决问题。相较于优势视角，社会支持理论在国际上已拥有扎实的实证基础，为社会工作者的实务工作开展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支持。^[15-20]这些社会支持理论的重要成果同样需要关注和借鉴。

从优势视角的基本主张来看，优势视角将案主能力与外部资源都视为“优势”，由于社会支持嵌入案主的关系网络中，因此其似乎“自然”地与优势视角整合起来。在这种整合下，社会工作者会同时考量案主自身及其在社会网络中的优势。^{[2-3, 21]}然而，现有的整合可能仍处于较浅层次。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种。首先，优势视角本身存在范式上的争论^{[7, 11, 22-23]}，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优势视角与社会支持理论的深入整合。例如，威克和塞利比认为，优势视角是一种反对科学化的后现代主义范式^[22]，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基于优势视角的大部分实务介入工作，在实践方式上已逐渐淡化了优势视角本身的后现代主张。^[2-3]相比之下，社会支持理论立足于“自我中心网络”^[24]视角，主要关注案主作为中心行动者从其关系人处所获取的“资源”如何对其心理健康产生因果性影响。^[25]这一研究范式具有明显的科学主义特征。两者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差异可能使其整合面临内在张力。

当社会支持作为一种干预新范式^[6]被应用于实务场域时，社会工作者观察到一种现象，即使亲密的关系也可能无法提供有效支持，即“不支持”。^[26]近年来国内的研究已尝试将社会支持影响案主心理健康的过程解释为社会支持因素与教育水平等个体属性共同作用的结果。^[27-28]但实务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似乎更倾向于主张由国家福利制度或专业社会组织，而非非正式的关系网络来承担主要支持功能。这种价值取向可能进一步制约两种理论在实践层面的有机整合。而上述问题或许不能完全归咎于“实务应用的不当”，理论命题本身也存在一定的解释局限。周湘斌与常英曾指出：“由于强调网络中的关系及其功能，社会支持网络理论忽略了关系两边、网络连接中作为主体和中心的人的存在与感受。”^[4]这一批评表明，在社会支持理论中，社会支持促进案主心理健康的过程似乎“越过”了参与互动的个人——支持被视为一种外在的、结构性的作用机制，而非经由主体感知和诠释的内在经验。正因如此，社会支持理论所呈现的“外部资源”驱动逻辑与优势视角所强调的“以案主潜能为中心”的内在发展逻辑，再次呈现出某种理论立场的对立，从而使两者难以实现深层次的整合。

换言之，优势视角与社会支持理论的整合在逻辑基础上似乎始终存在一定的张力。然而，近年来社会支持的研究已关注到关系网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29-32]这些曾被普遍视为具有积极功能的社会支持网络在某些情况下反而可能产生消极后果，甚至可能使需要支持的案主被视作难以应对的负担。^[33]若从社会支持的条件性来源与回报视角^[34-36]重新审视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便会发现，提供支持的关系人及其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实际上可能为社会支持与优势视角实现互补性整合提供新的理论支点。

二、社会支持不支持吗——支持网络中的负面关系

社会支持的传统理论描述了社会支持促进案主心理健康结果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因“负面生活事件”的影响存在两种解释——主效应和缓冲效应，但传统上均将其理解为主要通过关系来实现：强关系提供情感支持，弱关系提供工具支持，从而帮助促进案主心理健康。然而，新近的研究表明这些正面关系下的互动也可能引发负面后果。^[31-33]这一发现表明社会支持的作用机制可能并非仅由关系决定，还受到其他尚未被充分识别的条件约束。

(一)社会支持促进个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因果过程——关系还是关系人

或许是预设了因果关系的过程实在论^[36]，社会支持将关系网络的概念限定于自我中心网络。^[37-41]在这一框架下，位于中心“自我”位置上的案主成为结果变量的载体，而通过社会关系与案主之间连接起来的“帮助人”，以及由这些关系所形成的关系网络被视为原因变量的载体。这一思路在其概念化^[42]和网络测量的操作化^{[16, 43]}中尤为明显。

基于此，社会支持的来源被理解为一个位于中心位置上的“自我”和帮助人位置上的“关系人”之间展开的社会交换，该过程以双方已有的关系背景为基础展开。换言之，案主通过其自我中心网络获得的“社会支持”，被认为可经由彼此之间的关系渠道“流向”位于中心位置的行动者，并最终对其心理健康状况产生影响。

至于关系人提供何种支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与关系强度有关。案主与关系人之间维持较高亲密度的关系被视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44-45]一般认为，强关系多用于满足表达性目的，提供情感支持；弱关系更多服务于工具性目的，提供工具支持。^[25]为试图获得社会支持缓冲机制相对完整的因果解释，传统研究通常采用抑郁量表^[46-47]测量案主的负面健康状态，并结合其经历的“生活事件”^[48-51]来识别压力来源，从而在实证层面构建起“社会支持—个人心理健康”之间的因果链条。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案主并非总是遭遇负面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对个人心理健康的促进机制存在两种解释路径：主效应^{[24, 52-54]}和缓冲效应。^{[48-49, 55]}前者不涉及负面生活事件，后者则以此为条件，进一步理解社会支持缓冲压力的因果过程。传统观点认为，“社会支持—个人心理健康”的因果过程主要通过关系实现：遭遇负面生活事件的案主从强关系的关系人处获得情感支持，从弱关系的关系人处获得工具支持，从而恢复自己的心理健康。^{[15 ，17-20]}

然而，拉特克里夫等针对失业妇女的干预研究发现，这些妇女的丈夫和朋友、亲戚等传统意义上的“正面关系”并未有效提供社会支持。拉特克里夫等人怀疑，当事人能否获得社会支持与支持内容有关，即必须明确这种关系对当事人的支持程度到底有多少。^[26]近年来负面关系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传统上定义的“正面关系”也可能引发负面互动^{[30-32, 56]}，需要支持的人在关系人看来是难以应对的负担，但在关系的制度约束下，关系人有时不得不与案主维持具有负作用的关系结构^[12]，而接受支持也可能意味着承担难以偿还的社会债务。^[57-58]

由此可见，社会支持的作用机制并非简单地由关系类型决定，其过程远比“强关系提供情感支持，弱关系提供工具支持”的传统命题复杂。同社会资本与地位获得中的条件性因果机制命题^{[34-36, 59-60]}相似，社会支持与案主心理健康之间也可能是一种条件性因果关系。因此，以社会支持理论为基础的社会工作实务应重视这一条件性的变化。然而，当前实务介入仍大多依赖传统的理论框架——缓冲效应，而未能充分融入理论的新进展，也缺乏实践层面的反思与调整。

(二)压力过程模型与缓冲效应

缓冲效应建立在压力过程模型^{[49-50, 61-65]}的基础上，该模型将社会支持视为一个重要的调节变量。压力过程模型指出，当事人通过“应对” ¹机制保护其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可在压力源影响当事人心理健康的不同阶段产生积极作用：消除压力源，调节中间机制或直接缓解不良的健康后果。^{[61, 66]}图1给出了压力过程模型。具体而言，该模型将生活事件视为压力形成的原因，通过当事人的“自我概念(如自尊和控制感)”^[67]这一中间机制，最终导致抑郁等负面的健康结果。生活事件通过削弱当事人原有的积极心理品质引发压力后果。基于这一因果链条，当事人改善心理健康的路径主要包括解决生活事件，提升自我概念或直接缓解压力结果。

压力过程模型清晰展示了社会支持作为调节因素促进心理健康的可能路径，但其隐含地假定社会支持是“自然”获得的，并未阐明社会支持的获取机制。同时，支持内容如何通过当事人发挥作用，以及当事人在接受社会支持后与关系人之间发生的人际互动，在模型中仍较为模糊。换言之，现有模型在表述上似乎绕过了个人主体性，而个人特质是社会支持发挥缓冲作用不可或缺的条件。从图1可以看出，当应对策略针对过程②和过程③时，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难以脱离当事人而独立实现。在过程②中，当事人需具备将支持性资源转化为提升“自我概念”(如控制感或自尊)的能力，该过程由当事人主动调控而非由关系直接决定。在过程③中，除非直接进行医疗干预(如药物治疗)，否则缓解压力结果仍涉及当事人对自我概念的整合与理解。若关系人仅提供缓解压力的建议，其有效性最终仍取决于当事人是否愿意并能够接受和吸收这些建议。

从压力过程模型来看，缓冲效应的传统解释主要聚焦于压力过程的中间环节——内在机制。缓冲效应认为，某些群体心理脆弱的根源在于多重压力事件叠加发生，以及当事人应对此类事件所需要的心理资源匮乏。^[49]社会支持被认为能够帮助当事人减少或重构对压力事件“威胁性”的自我感知，从而缓解负面生活事件所带来的压力影响。^{[53, 55]}尽管有大量的经验证据^{[15, 49-50, 55, 68]}支持缓冲效应的存在，但缓冲效应的解释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未能充分关注社会支持在真实人际互动过程中所具有的复杂性。在缓冲效应的理论框架中，社会支持网络中的资源被默认为可自然而然地发生作用，但其具体的作用机制与互动过程尚未得到充分阐释。

综上可知，社会支持理论的核心在于强调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性资源优势。然而，这些资源在现实情境下的具体获取路径与回报过程仍需进一步审视。从条件性视角^{[12, 34-35]}出发，社会支持的来源和最终回报需要依赖一定的约束条件，而个人特质很可能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关系人须具备提供支持的意愿与能力，当事人也须具有吸收并运用此类支持的心理和行为能力。传统理论默认强关系能够自然产生有效的情感支持，并假定支持内容总会顺利转化为当事人心理健康的改善，即当事人总是能够有效吸收支持内容并实现积极结果。^{[15, 53, 55]}然而，这一理论构想忽略了关系人个人特质对其支持意愿与能力的影响，同时也未充分考虑当事人个人特质，例如心理资本^[69-70]在将支持内容转化为实际健康回报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由此看来，若关系人与当事人的个人特质为社会支持影响心理健康的必要条件，那么基于社会支持的社会工作实务或许可以考虑在现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微观层面的个体因素，以作为对宏观关系网络视角的有益补充。当个人特质成为支持效应实现的阻碍时，引入优势视角——这一聚焦案主内在潜能与积极心理状态的实践框架，或许能够为调节社会支持效应、提高干预效果提供有价值的理论路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优势视角本身在理论建构与实务原则中隐含若干前提假设，并因此引发了一些争议与批评，这些批评主要质疑其在应对深层结构性问题时存在的局限性。

三、优势视角的条件性——个人优势与信任关系

优势视角源于堪萨斯大学社会福利学院威克及其同事在20世纪80年代的实务和理论贡献 ^2[71-75]，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塞利比等人的推动下，得到进一步丰富和系统化。^[22,76-80]

(一)优势视角的假定和实务原则——案主优势与信任关系

优势视角强调“以案主的潜能为中心”，认为“任何人都具有内在的转变能力”^{[75, 78]}。与聚焦问题的传统实务模式不同，优势视角建立在对人们所展现的积极特质和能力的欣赏之上，以及在如何开展和维持个人及社会资源方面的方法之上。^[75]优势视角主要基于以下理论假定。其一，每一个个体、群体、家庭和社区都存在可以用于重建和改变其当前生活方向的资产和资源。其二，每一个个体和集合体都有与生俱来的能力去整合、再生、治愈和转变。其三，每一个个体和群体都有与生俱来的智力和健康基金，可以在危机和挑战时期利用。其四，面对逆境和创伤，每个人都有能力反弹并纠正自己的发展轨迹。其五，所有个人、家庭、社区和文化都有修辞、隐喻、叙事工具来重塑和重新形成他们对自身处境和状况理解和解释的能力。^[22]

根据优势视角的理论假定，基于此的实务操作应遵循五个原则：能力原则、不判断原则、自我学习原则、修复原则以及叙事原则。^{[11, 75, 81]}优势视角特别重视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对案主使用的语言，以及他们利用语言叙述案主生活故事的方式。^{[78, 82]}这种叙述并非忽略案主面临的问题^[9]734[78]，而是不再将“解决问题”视为促进案主心理健康的“唯一途径”。也因此优势视角更贴近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理念。

根据优势视角的基本假定和实务原则，其强调以案主为中心，注重挖掘其个人优势^{[22, 81]}，包括整合资源的能力、表达自身处境的能力等多个方面。即使是那些被视为“有问题”的案主，也同样具备各类潜在的能力和优势，其可能借助这些优势实现自我成长和转变。另外，在优势视角下，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建立起一种带有“欣赏”意味的协作关系^[78]，案主有能力主导实务进程，社会工作者作为“协助者”，支持他们运用自身潜能完成一些具体的“小事”。这意味着社会工作者与案主的工作关系不再是传统的“专家—患者”关系，而是更接近于一种伙伴关系。社会工作者成为案主社会支持网络中的重要成员，甚至扮演类似“朋友”的角色。由此可见，优势视角的有效实施依赖于两个基本前提：案主本身的潜能和优势；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建立高度信任与协作关系。

(二)优势视角实务过程与个人心理健康——条件性的因果过程

作为优势视角开展实务工作的基本前提之一，“强调案主个人优势”具体体现为：每个人都具备一定的天赋、才能、潜力、技能、资源和抱负。无论在某一时刻展现出的程度如何，相信人类的潜能这一观念始终与这样一种理念相联系，即人们拥有尚未开发，尚未确定的在心理、身体、情感、社会和精神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是可以得以展现的。这种持续成长和提升幸福感的能力的存在意味着人们必须得到对这种力量应有的尊重。^[75]

同时，优势视角高度重视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22]，这是该模式发挥效用的另一条件。这一模式的关键要素在于对案主和环境的双重关注……侧重于优势而非缺陷的评估程序……赋予案主在指导和影响干预措施方面的高度信任。^[81]在这一框架下，社会工作者应充分相信案主具备表达自身处境的能力以及应对困难的内在优势。另外，叙事与意义重构过程也依赖于案主对社会工作者的信任。只有建立起双向的信任关系，案主才可能愿意分享个人的生活经历，进而与社会工作者共同重构负面事件的意义。

优势视角因强调案主优势和信任关系而展现出显著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但这引发了一些学术讨论。首先，每个人既具备多方面的优势，也存在某些缺陷，这些缺陷有时可能会阻碍案主充分发挥其潜能。优势视角主张信念是实务成功的关键，认为过度关注问题会导致案主丧失对自身生活感知的信心^[75]，并削弱其对成功可能性的信念。^[81]然而，对于曾遭受“污名化”的案主而言，“相信自己”尤为困难。塞利比指出，帮助案主重建对生活掌控感的主观认知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78]，尤其是当干预策略并不直接针对具体问题时，可能使优势视角被批评为犹如“弱解毒剂”^{[9]734[83-84]}或陷入自欺欺人。^[10]格雷等人曾就此类批评评论道，案主常常要求社会工作者采用病理学视角，以快速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85]若社会工作者一味强调优势而未能对案主的问题作出“专业界定”，其做法可能被视作回避现实困境，反而影响案主对专业关系的信任。

换言之，问题视角对优势视角的担忧主要集中于“如何维持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信任关系”这一关键问题，这是所有干预方法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视角依赖“专业权威”维持信任，但更重要的是社会工作不应只解决“燃眉之急”，更要做到“助人自助”。在提升案主应对困难的能力方面，优势视角可能更具长远价值。该视角并未忽视案主的问题，而是通过帮助其发展应对未来困难的能力，体现出更深层次的干预意义。尽管优势视角更符合社会工作的长期目标与价值导向，但大多数实务应用未能充分重视“案主优势”和“信任关系”作为基础条件的关键作用。该视角将关系网络可能提供的支持统合为“资源”，并将其纳入“案主优势”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微观社会结构对个人的约束力量。同时，优势视角似乎假定信任关系随专业援助自然形成，却未充分回应“如何使案主始终保持信任”这一现实挑战。这些尚未彻底解决的问题可能导致部分实务介入脱离实际。无法与社会工作者建立稳固信任关系的案主，更倾向于寻求可以直接解决问题的方案而非参与以“优势发掘和培养”为目标的相对长期的实务介入过程。

总之，优势视角实现从“实务做法”到“案主心理健康改善”的因果过程，始终以案主的个人优势及其与社会工作者之间的信任关系为必要条件。在信任关系难以建立的情况下，社会工作者可考虑借助案主既有的关系网络，引入潜在关系人从旁协助，共同推进优势为本的干预实践。这一思路不仅拓宽了优势视角的实践路径，也为其与社会支持理论的互补整合提供了可能。

四、社会支持与优势视角的互补性

从前文对社会支持与优势视角的探讨可知，无论是以社会支持，还是以优势视角为指导的实务干预，其与案主心理健康结果之间均存在条件性的因果关系。在社会支持方面，当事人从其自我中心网络中获得支持并由此带来心理收益的过程，不仅取决于关系结构本身，更与关系双方的主体性密切相关。就优势视角而言，其实施的有效性同样依赖两个关键条件：一是案主本身所具备的个人优势；二是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信任关系并非自然生成，而需通过专业实践中有意识的建构与维护才能逐渐确立。这两方面的条件共同构成基于优势视角的实务模式得以有效实施的基础。换言之，有效的社会工作干预需超越单纯的技术或结构层面，深入关注微观实践中“人”的因素与互动条件。这一认识为进一步探讨两种理论的互补与整合提供了出发点。

(一)缓冲效应的条件性来源与条件性健康回报

只有当关系人有能力和意愿提供支持时，当事人才能获得支持内容。关系人的帮助意愿可能受关系的制度性约束，关系强度强意味着互惠的义务强，关系人提供支持的意愿就可能强。^{[34-35, 86-87]}在此基础上，关系人所提供的支持品质就成为社会支持来源的关键，这取决于关系人提供支持的能力。关系人的个人特质及其经济地位都可能影响其提供社会支持的能力。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更可能提供高价值的工具支持^[87]，教育程度更高和更乐观的关系人更可能提供有效的情感支持，有相似生活经历的关系人也总是成为当事人的求助对象。这样，社会支持缓冲效应的条件性来源可以理解为：就工具支持而言，当事人与关系人的关系强度约束关系人的援助意愿，关系人的经济地位约束关系人提供资源的能力，经济地位较高的关系人提供物质、信息等资源的能力更强。对于情感支持而言，强关系下教育程度良好和与当事人生活经历相似的关系人更容易成为强有力的情感支持来源。教育程度良好的关系人可以更好地解读关于当事人对事件和自我状态描述的信息，相似的生活经历能提高关系人对当事人处境和压力的共情能力，更可能提供恰当的情感支持内容。在关系强度和关系人教育程度、生活经历的相似程度和经济地位的共同作用下，当事人最终获得较高质量的情感支持或工具支持。

遭遇负面生活事件的当事人从关系网络中获得支持内容后，其是否具备能力并愿意将这些支持内容用于应对生活事件或压力，是实现社会支持向健康结果转化的关键。这一过程往往与当事人的认知水平密切相关，进一步而言，也与其教育背景和积极心理能力紧密相连。个体的积极心理能力通常可用心理资本水平衡量。心理资本水平较高的当事人往往表现出更强的适应力和抗逆力，这些品质有助于减轻负面事件的心理影响，并提升其应对压力的效能。这样，缓冲效应下社会支持的条件性回报可以理解为：已经获得的支持内容需要经由当事人应对发挥作用，当事人的教育程度影响其对信息的解读吸收能力和对资源的运用程度，教育程度越高，解读信息和运用资源的能力越强；心理资本水平影响当事人的积极心理能力，积极心理能力越强，不受事件扰动的能力越强，当事人对支持内容的吸收越好。在良好教育程度和心理资本水平的共同作用下，当事人最终通过获得的支持内容改善健康状况(见图2)。

(二)优势视角的条件性作用机制

从优势视角的基本理论假定和实务原则可知，该视角所主张的“干预—案主心理健康”因果机制隐含了两个关键条件：案主自身所具备的个人优势、案主与社会工作者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这两个条件共同构成了优势视角推动案主心理健康改善的基础(见图3)。

图3显示，优势视角影响案主心理健康的过程与社会支持的作用机制具有相似性。在这一过程中，“案主”对应于面临负面生活事件的“当事人”，而“社会工作者”则相当于支持网络中的“关系人”。案主所具备的优势可视为“当事人的个人特质”(如心理资本中的抗逆力维度)，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信任关系则对应关系人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强度。社会工作者协助案主理解并重构生活事件的意义，在功能上类似于社会支持中提供情感支持的过程。该过程既要求关系人(社会工作者)准确解读，也依赖于当事人(案主)的有效吸收。

从社会支持的作用机制反观优势视角可以发现，关系人(社会工作者)通常被默认为愿意且有能力提供支持，即支持的“来源”环节相对畅通。然而，当事人(案主)却未必始终相信自身存在优势或完全信任社会工作者。这意味着案主可能因教育水平、关系强度等因素，对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产生疑虑。因此，在优势视角的介入中，只有当案主具备较好的教育背景，且与社会工作者建立起较强的情感联结时，整个干预过程才可能顺利实现。

由此可见，社会支持的实效性依赖于两个个人层面的条件：关系人与案主的个人特质。而优势视角的有效性则建立在一种结构性的条件之上，即案主与社会工作者之间稳固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当关系人或案主的特质阻碍社会支持发挥作用时，可引入优势视角，聚焦于提升双方的认知与关系质量。反之，若社会工作者难以与案主建立信任关系，则可借助案主既有的社会支持网络，从其原有信任关系中寻找合适的自然支持者(例如亲友或社区关键人物)，由其承担类似“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协助实施优势导向的干预。

社会支持与优势视角在条件依赖上的差异恰恰为两者在实践中的互补与整合提供了可能。通过有意识地转换干预主体和利用既有关系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单一模式的局限性，提升服务的适应性与实效性。

五、二元优势：社会支持中的优势视角

优势视角和社会支持之间的互补性为建构一种整合性的框架提供了可能。当关系人与案主的个人特质阻碍社会支持发挥效果时，传统社会支持的介入方式可能难以生效。同样，若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无法建立足够的信任关系，优势视角的实务应用也会面临困难。然而，在社会支持因个人特质受限的情形中引入优势视角的理念与方法，可协助提升案主的自我效能与关系人的支持能力，从而推动支持过程的实现。在信任关系尚未建立的处境下，借助案主既有社会支持网络中具备天然信任基础的关系人，则可协助落实优势为本的干预策略。因此，有必要同时关注结构性属性与个人属性，将社会支持所强调的资源网络与优势视角所聚焦的案主潜能有机整合，发展一种真正实现二者协同的实务新框架，其可称为二元优势框架。该框架旨在通过结构与个人的双重赋能，克服单一理论的局限性，提升社会工作的整体效能。

(一)二元优势框架的基本假定

二元优势既强调结构优势，又强调个人优势，这一框架基于三个假定(见图4)。

一是关于个人优势的假定。无论是案主、关系人，还是社会工作者，每个个人总是存在应对生活事件和压力的潜在能力和优势。这些能力和优势包括对事件的应对和从逆境中恢复的能力，以及对资源的激活能力。

二是关于结构优势的假定。任何个人都不是孤立的，他们总是嵌入社会网络中。案主、关系人和社会工作者都有自己的网络。社会网络中可用的资源总量总是多于个人拥有的资源，人们总是可能通过关系人共享的资源获得更好的应对效应，以促进自身心理健康。

三是关于优势被激活的假定。个人优势和结构优势并不能自然发挥作用，优势的激活需要条件。这些条件涉及提供支持的关系人和吸收支持内容的案主。关系人需要有能力提供支持内容，案主需要有能力吸收支持内容。

(二)二元优势框架的实务介入原则

根据二元优势框架的三大理论假定，其操作原则将同时关注社会支持的条件性来源与健康回报机制，以及优势视角对个人潜能的重视。在实际介入过程中，若社会工作者基于社会支持开展服务，则需要首先评估关系人是否具备提供支持的意愿与能力(即“支持性”属性)，同时亦需评估案主是否具有识别、接受并运用支持的心理与社会能力，亦即案主是否具备相应的个人优势。通常而言，案主所提供的“关系人名单”多与其存在较强的联结和信任基础，但关系人可能未必具备有效提供社会支持的能力。此时，社会工作者可尝试通过增强该关系人的支持技能与意识，改善关系人的个人特质，从而提升其提供支持的实际效能。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关注焦点从仅关注“案主”扩展至同时关注“案主”与“关系人”两类主体。当然，在关系人支持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社会工作者也可以直接以专业身份扮演“关系人”角色，以其专业能力履行支持职能。另外，也需审慎评估案主是否真正具备吸收与转化支持的能力。部分案主可能因过往的负面经历而难以相信自身对生活的控制力，或对成功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此时，优势视角所强调的“发掘个人优势”策略，可为提升案主的自信与自我效能感提供有效途径。

由此可见，社会支持对“关系人”与“案主”特质的要求均凸显出个人优势的核心地位，而支持意愿的实现则依赖信任关系的建立。正是在这一逻辑基础上，社会支持与优势视角实现了有机互补，共同构建起二元优势这一整合性实践框架。

在操作层面，二元优势框架主要强调协作和双焦点原则。这两个原则将体现在整个实务介入过程中。

首先，确保整个工作过程由案主和社会工作者一起完成，包括预估^[88]、介入和评估等，最大限度削弱社会工作者的“专家”地位，强化案主在整个工作中的主体地位，使用正面积极的词汇，避免将案主的问题归结为某种疾病，而是将案主的反馈作为问题是否被有效解决的重要参考条件。

在预估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需全面评估案主的当前状态与需求，并系统考察其个人优势及关系网络中的支持潜力。具体包括明确案主的诉求，识别其个人特质与潜在资源，并判断其是否具备吸收支持的能力。同时，应超越对关系类型的简单区分，深入评估关系人的支持意愿与能力，判断其是否可能提供有效支持。此外，还需谨慎预估与案主建立高度信任关系可能面临的挑战与时间成本。这些预估结论将直接影响介入策略的选择与设计。

在介入过程中，需严格依据预估结果进行介入。在理想情况下，介入方案应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a)案主具有良好的对社会支持的吸收能力；(b)关系人具备较强的支持能力与意愿；(c)社会工作者与案主间能够建立高度信任关系。然而在实践中这些条件往往难以完全具备，因此需采取动态调整的策略：若条件a不满足，应着力培养案主对支持的吸收与转化能力，可通过促成其在“小事”上的成功经验，逐步增强其自我效能感；若条件b不满足，需将关系人纳入干预对象，通过增强其支持能力或强化其与案主的关系，改善支持条件；若条件c不满足，可借助案主既有关系网络中具备强关系与支持能力的关系人替代部分专业职能，若该关系人亦无法满足要求，则需返回上一步骤继续改善条件b。整个介入过程可能是循环往复的，需要社会工作者保持灵活性，依据实际情况持续调整干预策略。

评估主要围绕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案主的需求是否得到切实回应。尽管优势视角不强调对问题的病理化归因，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问题的解决。若案主的实际困难长期未得到缓解，则整个干预方案的有效性及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可能受到质疑。二是案主的个人优势与结构优势是否得到强化。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共同培育的这两类优势是帮助其未来独立应对生活压力的重要资源。

二元优势框架通过同时关注优势视角与社会支持各自依赖的条件，弥补了前者对结构性因素的忽视与后者对个人特质的低估，使二者从“二元对立”走向互补整合。这一兼顾个人潜能与网络资源的新框架有望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更具系统性与适应性的理论支持。

六、结束语

本文尝试从理论层面提出一种整合优势视角与社会支持的二元优势框架。在社会工作实务中优势视角与社会支持往往彼此独立，缺乏共同基础。社会支持研究近年来强调正面关系可能会引发消极互动的可能性，但忽略了其缓冲效应具有的条件性：支持的有效性既依赖于关系人特质与关系性质，也受案主个人特质的影响；优势视角则始终重视“案主优势”和“专业信任关系”这两个关键条件，但低估了微观社会结构对案主的约束力。基于社会支持条件性来源与健康回报机制，本框架将干预焦点同时设定在案主个人特质与关系结构两个层面，并运用优势视角对个体与结构进行赋能与重塑，使潜在风险因素转化为“优势”。这一框架不仅促进了两大理论的有机整合，也拓展了同时提升个人应对能力与网络支持效能的双重路径，但仍需未来实务工作进一步检验和完善。

注释

1①应对强调个人对威胁作出反应的行为，可以在压力形成的任何环节起作用：直接阻止生活事件出现、通过对事件的意义解读(如贬值处理)降低对事件的感知，或将问题的情感后果保持在可控范围内。

2威克和塞利比于2014年去世，这可能导致优势视角理论的发展出现迟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