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在全球化与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社会工作作为实践性知识生成的典型场域，其知识合法性正面临持续争议。知识社会学领域围绕“知识是否具有普遍性”的论争由来已久，实证主义范式强调知识的客观性与普适性，建构主义主张知识的情境性与地方性。这种理论张力在社会工作领域尤为凸显，其知识体系既要遵循国际专业标准，又必须回应本土社会需求，由此形成了独特的知识生成困境。

当前社会工作领域的知识生成研究存在明显的结构性视角缺失，主要表现如下。首先，制度权力对专业知识的形塑作用未得到充分重视。现有研究往往将实践性知识简化为技术性操作指南，而忽视了“行政吸纳专业”的制度环境^[1]以及基层社会工作机构“专业行政化”^[2]对知识生成的结构性制约。其次，文化因素的研究尚停留在理念层面。虽然学者们已经意识到本土文化逻辑的重要性^[3]，并观察到“情—理”冲突中产生的关系性知识^[4]，但缺乏将文化要素系统转化为实践策略的分析框架。最后，专业教育作为知识传承与创新的核心机制，其双向作用被严重低估。现有教育体系中“理论—实践”的割裂^[5]66-84以及反思性实践的缺位^[6]，阻碍了知识的有效转化与创新。这种多维度视角的缺失导致社会工作知识生成难以突破结构性限制，制约了其专业自主性的发展。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于2024年选取19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工作者(涵盖不同资历、领域和机构类型)进行访谈，以探讨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的生成逻辑，重点解决三个关键问题。第一，制度权力如何通过政策话语和资源分配机制影响知识生成方向？第二，本土文化传统怎样形塑服务对象的需求表达与社会工作者的实践策略？第三，专业教育体系在知识传承过程中如何平衡标准化训练与本土经验创新？通过对这三个维度的深入分析，本研究旨在揭示社会工作知识生成的社会文化机制，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理论提供学理支撑。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视角

(一)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的研究脉络

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兴起于对实证主义知识观的反思。传统知识观将理论知识视为普遍性真理，而实践仅仅是理论的机械应用。^[7]这种割裂导致社会工作陷入“知识合法性危机”——专业理论难以解释本土实践中的特殊情境，而实践智慧又因缺乏系统化表述而被排斥在知识体系之外。^[5]7针对这一困境，学界从实践情境和个人反思两个维度展开探索。

1.实践情境的结构化分析

社会工作者并非在虚空、私人化的领域开展实践活动，相反，他们所处的实践场域具有社会历史规定性^[8]，实践情境体现客观社会结构，蕴含制度、文化、权力要素。如果社会工作者漠视其身处的实践情境，就会失去对生命细致变化辨识的敏觉和在复杂而不确定的实践现场有效行动的能力。^[9] “当时当地”的实践情境推动社会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追问实践问题的本质，促使其直觉与经验的累积，这是初步生成实践性知识的阶段。^[10]社会工作者在实践情境中积累的实践性知识对解决实践问题更为高效，这印证了社会工作者为什么会倾向于选择运用基于实践的知识。^[11]社会工作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它要求社会工作者秉持一种道德实践观而非技术实践观来为服务对象提供个性化服务。^[12]实践情境决定了社会工作者需要做什么以及何时做^[13]，特别是对中国社会工作者而言，更要对实践情境保持高度敏感性，将自己从“西方中心”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关注本土实践与西方理论知识相冲突的“细枝末节”^[4]，这会影响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的生成。

2.个体反思的能动性建构

实践性知识的生成离不开行动者的反思，反思是生成实践性知识的先决条件。^[14]安秋玲借用心理学领域的微观发生视角，溯源了社会工作者生成实践性知识的过程。她认为实践性知识是在社会工作者遇到问题时，新的刺激引起其在行动中的反思，从而形成新的策略，这些新策略经过实践的检验进入社会工作者的意识，并改变其原有的知识体系。^[5]66-84因而，实践性知识会在社会工作者的行为动机里，作为一种直觉性的认识沉淀下来 ^[15]，这就是布迪厄所形容的“实践感”。它既不由独立存在于个人之外的客观因素所决定，也不由人的主观意识所决定，而是由一种既不属于客观因素，又不完全属于纯粹主观意识的“惯习”所引导。^[16]6-11社会工作者只有通过自主性反思，才能辨识出这类实践性知识。实践性知识是基于真实情境中的实践而非课堂灌输，是基于社会工作者对处境化了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反思，而非教科书中的教条背诵^[17]，所以个体反思能力的大小会直接影响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的生成。尤其是在后专业化的时代，知识的反思实践性更加突出^[18]，它强调要将社会工作者拉回实践现场去理解﹑反思和建构有关社会工作的知识^[6]，实践性知识就在社会工作者对自身实践行动的反思中生成和转化出来。^[19]

3.既有研究的局限性与突破方向

尽管现有研究从实践情境与个体反思双重视角深化了对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的理解，但仍存在三方面局限性。首先，既有研究陷入“结构—能动”的二元对立困境。情境论者侧重于制度文化的制约性，反思论者强调个体的能动性，却未能揭示两者的动态互构关系。^[6]其次，本土情境的深度解构不足。研究者或是从实践中分析实践性知识的生成内容，或是讨论实践性知识与本土知识体系建设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多停留在文化价值观的表层描述上，较少揭示社会工作者具体是如何在实践行动中生成实践性知识的，缺乏对“政策执行过程”“服务关系建构机制”等中层过程的剖析。^[4]最后，知识生成的动态追踪缺失。质性研究多采用回溯性访谈，难以捕捉知识生成的即时性与情境性。^[10]这些局限性凸显了引入知识社会学视角的必要性，该理论不仅能揭示制度场域、文化惯习与个体行动的交互作用，更能通过动态追踪方法捕捉知识生成的全过程，为突破既有研究瓶颈提供新路径。

(二)理论视角

1.曼海姆知识社会学视角下的知识生成

在知识社会学的发展脉络中，曼海姆作出了奠基性贡献。该学科最初由舍勒提出，他认为，知识是由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知识社会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揭示决定知识的社会及其特有结构。^[20]而曼海姆的突破在于将这一认识论问题转化为系统的社会学研究，使其成为独立学科。曼海姆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明确为“思想”或广义的“知识”，尤其关注其中的非理论性制约因素。其核心问题是：社会因素如何、何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知识的形式与内容。^[21]264-267这种研究涵盖历史、政治、文化及日常知识领域，但不涉及自然科学知识。^[22]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系统阐述了知识的社会决定论。其建立在两个关键基础之上：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命题，强调知识形态在根本上是由社会环境而非其内在逻辑所决定的；^[23]22另一方面通过“农民儿子”的经典案例，运用关联主义方法论论证了认知视角随生活环境变迁而重构的动态过程，揭示了知识效力的情境依赖性特征。^[21]281-282在这一理论视角下，知识被理解为三重维度的社会产物。首先是特定社会位置(如阶级、群体归属)的必然产物；其次是特定历史阶段的认知框架；最后是集体互动而非纯粹个人化的思想成果。^[23]27-29曼海姆特别强调知识生成的实践性本质，指出真正的知识必须渗透实践意图才具有生命力(行动导向性)。行动者总是带着环境赋予的隐性认知前提开展实践(前提预设性)，而知识本质上源于社会成员在日常实践中的经验凝结(日常生活嵌入性)。^{[21]294[23]15-22[24]}这种理论取向要求研究者将知识置于具体社会情境中考察，关注实践者的行动逻辑与认知建构过程，揭示知识在集体互动中的动态演变。^[25-26]

2.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的生成：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框架

基于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本研究构建了“结构—能动”辩证框架，将中国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视为专业规范与本土智慧交融的混合知识体系。该框架揭示：实践性知识是在制度权力(政策规制与资源分配)、本土文化(人情伦理与传统价值)和专业教育(理论实践张力)三重结构性制约下，通过社会工作者的策略性行动(制度突破、文化调适与反思实践)能动建构的产物。这一理论视角既超越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二元对立，又整合了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割裂，为解析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知识生成机制提供了系统性分析工具。

三、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的生成情境

在社会工作领域，实践性知识的生成是一个深受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影响的复杂过程。本研究拟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制度权力、本土文化和专业教育三个关键维度如何塑造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性知识。通过深入分析，本研究旨在揭示这些社会环境因素如何影响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的知识生成和应用。

(一)制度权力场域下的知识生成

1.行政支持与专业成长

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呈现出典型的“政府主导、专业参与”特征，这种制度安排为社会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平台和政策保障。通过对基层社会工作者实践的深入观察，可以发现行政体系通过资源支持、服务规范、事务协作和绩效引导等机制，积极促进社会工作知识的生成和专业能力的提升。

(1)资源保障与专业发展。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支持下，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有效解决了社会工作发展初期的资源瓶颈问题，为专业服务提供了制度保障。以社工站建设为例，中央财政持续加大投入，社工站服务覆盖面显著扩大。社工机构通过与基层政府的深度合作，获得了场地、服务对象等关键资源支持，这种政社协作模式正在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

社工站的场地是街道、社区提供的，他们在党群服务中心、居委会腾出一个办公室，作为社工站的办公场所。因此，社工站虽然归民政部门管辖，但是它真正落地是在街道和社区，而且服务对象名单都是由街道、社区提供的。(FBZL ¹)

随着“十四五”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规划的实施，政社合作关系正在向更加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制度保障—专业成长”的动态平衡，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道路的独特优势。

(2)服务规范与专业协同。民政部门的标准设定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兜底保障功能，社会工作者在遵循基本政策框架的同时，通过专业评估可向行政部门提出服务对象的调整建议，形成政策完善与专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在服务过程中，我们要按照社区党委或上级部门的要求来开展活动，会有很多具体规定。比如，申报困境儿童项目时，我原本希望将服务对象设定为一个乡的残疾人家庭的子女，但民政局的实施细则明确要求，困境儿童的认定标准必须是低收入农户家庭的子女，并且需要覆盖整个区域。(MBZN)

这一实践表明，行政规范与专业判断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可以通过有效沟通实现优势互补。社会工作专业判断基于需求评估和个别化原则，与行政运作的标准化要求相结合，共同提升服务的精准性和覆盖面。

(3)事务协作与专业聚焦。在日常实践中，社会工作者通过优化工作流程，合理分配行政事务与专业服务的时间配比，不断提升专业服务效能。这种协作模式体现了基层治理体系对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的认可和支持。

社会工作者经常被要求处理各类行政事务，导致其完成专业服务工作的精力受到影响。(FBZR)

(4)绩效引导与专业深化。行政评估机制通过科学设置指标，有效引导社会工作实践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服务方法，将量化指标与质性评估相结合，推动专业知识体系的完善。

在开展社区工作时，民政、街道或社区相关部门经常对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方式提出建议，认为服务覆盖面要扩大。他们更强调规模化服务，例如要求活动规模大、影响力广，最好能邀请领导出席并获得媒体报道，而非将精力集中在个别服务对象身上。(MBZH)

起初，我对工作感到困惑，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应对上级检查，忙于撰写材料。社会工作体系存在层级管理，各级领导需完成月度考核指标，如个案走访数量、活动举办场次等。这些任务由民政部门下达，并需接受检查。为此，我们通常需提前一周准备相关材料。(FYSG)

2.行政—专业互动中的实践创新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呈现出典型的“政府支持、专业自主”特征^[27]，这种制度环境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在这种良性互动中，社会工作者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一系列实践策略，通过专业智慧的灵活运用，不断拓展服务空间。这种实践创新主要体现在专业话语融合和行政任务优化两个维度，反映了社会工作者对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

(1)专业话语的本土化转译。社会工作者通过创造性的话语转换策略，在制度环境中构建专业认同。访谈案例显示，当面对学校管理层对社会工作认知不足时，实践者巧妙采用“心理咨询”这一更易被理解的类比概念，成功拓展专业服务空间。这种话语转译策略体现了双重智慧：一方面规避专业术语造成的理解障碍，另一方面以渐进方式植入专业理念。这种实践不是简单的概念替换，而是生成了一种新型专业知识。通过“去术语化”的表达方式，既尊重了既有行政话语体系，又有效推进了专业影响力的建立。

我原本想开展个案咨询，但发现学校心理老师咨询量太大，根本接不过来。于是向领导说明自己具有心理社会工作经验，并取得过成效，最终他们同意让我分担部分咨询工作。(FBSB)

(2)行政任务优化：制度创新中的专业实践。社会工作者在行政指导下发展出“嵌入式实践”智慧，通过“双重编码”策略实现行政达标与专业干预的双赢：精准把握行政要求，灵活运用专业方法，敏锐洞察服务需求。这种“调和型专业主义”创造性利用行政逻辑与专业逻辑的交集(如共同追求实效)，在制度多元性中开辟专业实践空间，彰显了适应性创新能力。

六一儿童节，街道要求举办手工活动。我们在注重活动过程的同时(比如让组员互相请教、分享作品，促进人际互动)，完成了社区关注的拍照宣传工作。(FBZL)

(二)本土文化情境下的知识重构过程

知识不完全是理性主义所设想的外在客观实体，而是主体在特定情境中，尤其是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建构。^[28]中国实践面临西方专业伦理与本土人情规则的双重文化张力。西方契约型关系强调专业边界与价值中立，而中国差序格局下的服务对象更期待情感共鸣与立场认同。^[1]然而，在中国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中，差序格局和熟人关系网络深刻影响人际互动方式。^[29]服务对象往往期待社会工作者能够超越专业角色，表现出情感共鸣和立场认同，这种期待与西方专业伦理形成鲜明对比。^[30]这种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深层文化冲突揭示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核心挑战：需在保持专业原则与适应文化传统间寻求创造性平衡，实现专业知识的跨文化转化。

1.情理互动的实践逻辑

西方社会工作强调专业关系的契约性，要求社会工作者保持情感中立。^[31]然而，中国的服务对象往往通过物质馈赠(如食物、茶水)来表达情感联结的愿望，这种行为在本地文化中象征信任与接纳。社会工作者若机械遵循西方伦理准则予以拒绝，反而可能破坏专业关系的建立。

在中国的人情社会中，家访时居民通常会准备茶水点心。如果社会工作者过于拘谨、拒绝招待，反而会让对方产生隔阂感，甚至误解为看不起他们。(MYZQ)

他们经常把自家种的丝瓜、西瓜送给我们，根本推辞不了。有一次，我拒绝了服务对象倒的水和留餐邀请，她直接表达不满。其实我是想保持专业的服务关系，但她更希望建立人际关系，认为接受她的食物或水代表信任。这种差异确实存在。(MBZH)

中国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情理困境”深刻反映了专业理论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张力，并呈现出独特的实践智慧与理论启示。在文化适应层面，社会工作者需要充分理解中国社会关系中的符号意义，认识到物质馈赠作为情感联结的重要表征，机械套用西方情感中立原则可能导致专业关系建立的障碍。这种文化认知促使实践者在专业创新层面发展出富有弹性的应对策略，实现了专业原则与文化智慧的创造性融合。这种实践创新进一步对理论发展提出了挑战，要求建立更具文化敏感性的理论框架。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种“情感适度卷入”的实践模式构建了一种新型专业关系形态，它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形成了既保持专业独立性，又尊重文化传统的中间形态。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审视，这一过程生动展现了“在地知识”的生成机制。社会工作者通过持续的情境判断和实践调适，不仅解决了具体的工作困境，更在微观层面推动了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本土化进程，为构建具有文化适应性的专业理论提供了重要实践基础。

2.合乎情理：信任建立的三重路径

中国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信任建立机制呈现出与西方显著不同的特征。西方社会工作通常建立在显性的求助关系基础上，而中国受“家丑不可外扬”等传统观念影响，求助行为往往呈现内隐特征。^[32]这种文化差异导致社会工作者作为“外来者”常面临信任建立的困境。何国良指出，中国情境下的信任建立更依赖于“关怀”关系的构建，这要求社会工作者必须超越西方以理性为主的取向，深入理解本土文化中的非正式规则。^[3]在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发展出了“合乎情理”的信任建立策略，具体如下。

(1)关键人物中介：文化网络的嵌入策略。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使陌生人难以直接介入私人领域。社会工作者初入社区时，即便具备官方身份，仍易遭遇服务对象的抵触。为此，社会工作者常借助社区权威人物(如村干部、邻里领袖)作为信任中介，以降低服务对象的戒备心理。这一策略反映了中国社会独特的信任传递机制，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信任往往通过既有关系网络延伸，而非直接建立于陌生人之间。通过嵌入熟人网络，社会工作者得以利用现有信任资本构建专业关系。尽管这可能延长服务启动周期，但能显著提升后续工作有效性，是适应本土文化环境的务实选择。

起初服务对象比较抗拒，需要先通过他们信任的人，比如村干部来介绍我们的工作。接触多了，他们的态度才会慢慢转变。(FBZL)

(2)满足情感需求：情理平衡的互动艺术。在建立初步联系后，社会工作者面临如何处理“人情文化”带来的情理冲突。机械套用西方专业边界原则(如坚决拒绝任何馈赠)反而会破坏信任关系。对象征性礼物的适度接受(如集体分享果蔬)既能维护专业原则，又能满足服务对象的情感需求。这种灵活处理体现了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发展出的情理平衡智慧。这种实践创新实际上重构了专业边界的概念。在中国文化语境下，专业边界不应被简单理解为物理或物质上的隔离，而更应关注对关系本质的维护。社会工作者通过创造性的礼物处理方式(如集体分享、加工反赠)，既避免了私人利益纠葛，又尊重了本土互动礼仪，实现了专业原则与文化适应的创造性结合。

我们会明确表示个人不能接受馈赠，但可以代表社区党群中心或项目收下，并询问是否愿意与其他服务对象分享。如果对方同意，我们就会收下。(MYZQ)

对于不太贵重的零食、蔬菜，我们一般不会拒绝。拒绝反而会让服务对象觉得我们太客气，产生距离感。通常我们会当场把他们送的菜做熟一起吃，或者直接分享水果，让他们感受到接纳。(FBZR)

(3)细节化关怀：从普遍到特殊的实践转向。信任的深化要求社会工作者超越标准化的服务模式，发展出对个体特殊性的敏锐觉察。细节化的关怀实践往往比程式化的专业技巧更能建立真诚的连接，其要求社会工作者暂时搁置专业术语和标准化流程，真正进入服务对象的生活世界。这种实践揭示了社会工作知识性质的重要特征：有效的专业知识不仅包括普遍性的理论原则，更包含对特殊情境的感知与回应能力。中国传统文化中“将心比心”的伦理要求使得服务对象特别重视社会工作者是否展现出真诚的关怀态度。因此，细节化关怀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调整，更是专业价值观在本土语境下的重新诠释。

我曾遇到一位大拇指畸形的老人。当我询问“您的手指是怎么受伤的”时，他不仅详细作了回答，还主动分享了很多往事。这让我体会到从细节切入询问或适时赞美是开展老年服务的有效方式。(MBSC)

最初我们按计划对接了缝补、理发等便民资源，但缝补服务需求不高，理发师又太少，服务效率有限。后来调整为医疗资源对接，组织牙科、骨科医生和中医院康复中心为老人体检诊疗，受到老人和村干部的欢迎。(FYSK)

(三)专业教育情境下的知识转化困境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作为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在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进程中承担双重使命。既要科学借鉴国际专业知识，又要扎根中国实际，培养适应本土实践的专业人才。^[33]当前教育体系在知识转化上面临结构性挑战，这些挑战既体现在教育内容的设计上，也反映在人才培养的实效上。深入分析这一问题，对提升教育质量、探索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1.理论—实践融合的双重挑战

当前社会工作教育存在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衔接不足的现象，部分课程对西方理论框架的引入缺乏充分的本土化调适。^[34]这种不平衡导致学生在知识内化过程中面临两种典型困境，即新手社会工作者的实践适应障碍与资深社会工作者的理论创新瓶颈。这两种现象共同反映了专业教育需要加强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迫切性。

(1)新手社会工作者的实践适应障碍。新手在实务中常面临现实冲击，这反映了教育环境与实务场域之间的差距。课堂模拟往往简化了现实复杂性，而真实服务需要即时判断能力和灵活应对能力，这种能力需通过系统的实践训练获得。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中“情境化能力培养”不足。社会工作是扎根实践的学科，其有效性取决于对具体场域文化和社会规则的理解。当前教育在强调理论普遍性的同时，需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在实际工作中，我更注重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应对，而非机械套用理论框架。这种实践智慧是在持续服务中逐渐积累的。(FYSK)

(2)资深社会工作者的理论创新瓶颈。资深从业者往往形成了特定的实践模式，这种经验积累是其应对复杂情境的宝贵财富。然而，若缺乏理论反思和创新，则可能导致其实践模式固化。这反映了本土社会工作理论建设仍需更多扎根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来指导专业发展。

在处理婚姻调解案例时，单纯的优势视角可能无法完全解释复杂的家庭矛盾。这要求我们综合运用多种理论工具，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MBZM)

2.专业发展：构建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机制

社会工作实践的本质是反思性实践，这要求建立理论与实践的创造性转化机制。^[35]中国社会工作教育需要突破简单套用理论的局限，在坚持专业性的同时，发展符合国情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这一过程具有三个特征。

(1)理论的工具化使用。实践者将理论视为开放工具箱，根据实际需求灵活选用。这种取向既坚持专业标准，又避免教条主义。

我们通常选取理论的适用点开展服务，注重多理论融合。比如，结合认知疗法分析问题，同时运用优势视角发掘资源，形成个性化服务方案。(FBZL)

(2)实践的反思性提升。当理论预设与服务实际不符时，实践者能够及时调整策略。这种能力建立在对服务效果的持续评估和专业反思基础上。

在青少年犯罪干预中，我们根据服务对象的特点调整方法，将情绪管理与认知重建相结合，而非机械套用单一理论。(FYSI)

(3)知识的本土化创新。中国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展现出将国际经验与本土智慧创造性结合的能力。这种创新不是简单叠加，而是基于对中国社会文化深刻理解的理论再造。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实践智慧的形成，体现了专业标准与实践需求的辩证统一。这要求专业教育在三个方面深化改革：培养理论批判与应用能力，加强反思性实践训练，建设本土案例教学体系。在推进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确保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符合国家战略和人民需求。

四、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的生成内容

曼海姆指出，知识只有在与其关联的社会情境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21] 281-282}对于社会工作者而言，实践性知识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情境化的过程，受到制度环境、本土文化和专业教育的多重影响。社会工作者通过与实践情境的互动，逐步建构出具有独特价值的实践性知识。接下来将从策略性知识、关系性知识和实境性知识三个方面，深入探讨社会工作者如何在日常实践中生成这些知识，并分析其生成机制。

(一)实践性知识的生成类型

1.策略性知识：制度环境中的行动智慧

策略性知识是社会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基础性知识，体现了其在复杂情境中灵活应对的技巧与方法。这类知识具有高度情境性与针对性，随着互动主体和情境变化而调整。在当前制度环境与专业发展阶段的特定背景下，策略性知识成为社会工作者协调制度要求与专业服务的重要工具。具体而言，策略性知识的核心在于社会工作者如何在制度框架内寻求平衡点，既遵循行政规范，又为专业服务拓展空间。例如，社会工作者可能通过调整服务形式、转化政策话语或与相关部门协同，突破实践限制以实现服务目标。其生成逻辑可概括为通过重构制度话语与行动边界，在行政框架内开辟专业实践空间。

(1)积极行动：专业身份的制度性建构。面对资源依赖情境，社会工作者通过“去术语化”策略，将专业理论转化为行政体系可识别的实践语言。如社会工作者FYZP将专业服务设计为“学生发展支持计划”并制作可视化宣传材料，这既契合了学校行政需求，又隐性传递了专业理念。这种策略通过降低专业准入门槛获得合法性，为后续实践积累了信任基础。

(2)灵活行动：行政任务的专业化转译。当行政指令与专业价值存在张力时，社会工作者采取“任务重构”策略，将行政事务转化为专业实践载体。如社会工作者FBZR在撰写政务宣传推文时，嵌入优势视角理论阐释活动价值，使行政传播兼具专业教育功能。这种“借道”行政资源实现专业目标的路径，体现了制度适应中的创造性转化，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实践智慧。策略性知识的生成是社会工作者在制度约束下的理性选择，印证了曼海姆所言的“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关系”^[23]98。社会工作者通过话语转换与任务重构，将制度压力转化为知识生成动力，在权力结构中建构专业身份。这种知识不仅是行动策略，更是对制度逻辑的深度解构与再定义。

2.关系性知识：本土文化情境中的情感互动智慧

关系性知识是社会工作者在与服务对象及相关主体互动中，基于本土文化价值形成的实践性知识。它融合情感、认知与行动，核心在于社会工作者如何通过情感劳动建立信任关系。在不同文化情境下，社会工作者需根据本土文化逻辑调整角色行为，以获取服务对象的认同与支持。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强调价值中立与专业边界，这一模式在服务对象主动求助的文化情境中较为适用。在中国，受“熟人社会”文化影响，服务对象往往对陌生人持审慎态度，需要社会工作者通过持续互动建立专业关系。这种实践特点体现了社会工作者在“情”与“理”交织中的行动智慧。具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对“关系”的重视促使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中融入情感要素，同时须遵循专业伦理的边界要求。这种张力推动社会工作者发展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关系性实践智慧，其生成逻辑可概括为通过情感化互动突破文化隔阂，构建符合本土人情伦理的服务关系。

(1)陪伴式互动：信任关系的情感建构。在服务对象“非主动求助”的文化背景下，社会工作者通过高频次、场景化的陪伴建立情感联结。如社会工作者FYSK在雨天多次入户陪伴独居老人，被服务对象视为“比子女更贴心的陪伴者”，这种关系突破了西方契约式服务模式，形成了情感支持型专业关系。其背后是对“差序格局”文化的深刻理解，将专业关系嵌入本土社会网络，降低服务对象的心理防御。

(2)身体语言共情：情感需求的非语言回应。面对服务对象的情绪危机，社会工作者采用“允许表达—高效陪伴—非语言支持”的策略。如社会工作者FYSJ通过“身体前倾”“轻拍肩膀”等动作传递共情，替代西方“理性疏导”模式。这种知识生成体现了对本土情感表达方式的适应性创新，将抽象的“同理心”转化为可操作的身体语言实践。关系性知识的生成印证了布迪厄的惯习理论^{[16] 6-11}，即社会工作者在文化惯习影响下，通过身体语言实践重构服务关系。这种知识不仅是方法创新，更是对本土文化价值的积极回应，推动社会工作实践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范式转型。

3.实境性知识：专业教育情境中的理论转化智慧

实境性知识是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境，灵活整合课堂理论并转化为问题解决能力的知识形态。当前社会工作领域存在理论普适性与实践特殊性的张力，专业教育在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促使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发展出情境化的知识整合能力。其实质是通过反思性实践，解构理论的普适性假设，激活理论的本土解释力。

(1)逆向运用理论：情境化知识的生成路径。面对理论路径依赖，社会工作者以“问题导向”重构理论应用逻辑。如社会工作者FYSI在介入涉罪未成年人家庭时，发现传统优势视角难以获得家长认同，转而利用“年龄相近”的共情优势理解青少年心理，将理论从“标准化指南”转化为“情境化思维工具”，这种策略体现了对理论边界的批判性拓展。

(2)碎片化重组理论：实践情境的知识适配。当完整理论流程难以直接应用时，社会工作者采取“微观切入”策略。如社会工作者FBZL将理性情绪疗法拆解为“同心圆资源分析模型”，结合优势视角设计个案服务方案。这种“理论原子化”策略适应了复杂实践需求，形成了具有实境特征的知识形态。实境性知识的生成呼应了舍恩的“反思性实践”理论^[36]，强调知识在行动中的即时建构。社会工作者通过情境化反思，将西方理论转化为“可用知识”，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操作，更是对理论本质的重新诠释，知识从“客观真理”转向“情境化意义生成”。

(二)实践性知识的生成特征

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在持续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与发展，源于社会工作者的个人经验、知识积累与反思能力。与理论知识相比，其更注重具体情境中的问题解决能力，具有情境交互性、个体缄默性和动态发展性等独特属性。

1.情境交互性：知识生成与制度文化环境的动态适配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认为，知识生成受特定社会环境制约，是群体互动与社会协商的产物。^[21]264-267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的构建源于“助人”活动，要求社会工作者深入服务对象的生活世界，理解其在具体情境中的困境。^[31]理论知识的普遍性特征与实务情境的特殊性需求之间存在张力，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在本土化过程中需应对情境适配问题^[37]191，实践性知识通过与情境的深度交互，有效回应了实践场域的复杂性与独特性。

2.个体缄默性：嵌入身体记忆的实践感运作机制

实践性知识具有鲜明的个体缄默性，难以用语言精准表述，其内化于社会工作者的日常行动中。不同社会工作者因经历差异，在相似情境中可能采取不同策略。^[14]曼海姆强调感觉在知识生成中的作用，这种感觉并非先天具备，而是在对象化过程中逐步形成。^[37]12布迪厄将其称为“实践感”，即由惯习引导的身体化直觉，帮助行动者在情境中定位并预判行动方向。^[38]社会工作者的行动往往依赖于这种缄默知识，通过直觉化实践展现知识的存在，其运作机制需通过深度观察与反思才能提炼。

3.动态发展性：通过反思性实践形成的螺旋上升过程

实践性知识需经实践检验并随环境动态更新。社会工作者通过学习新知识、整合实践经验与反思，推动知识循环提升。服务对象作为具有主体性的个体，其需求与动机的复杂性要求社会工作者避免采用过度标准化的干预方式。^[32]通过持续倾听服务对象需求，深化专业认知，实践性知识得以不断充实。这一过程契合曼海姆关于“知识真理性依赖社会情境”的论断^{[21] 281-282}，体现为 “实践—反思—再实践”的螺旋发展逻辑。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1.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的独特性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的生成机制，揭示了其独特的情境交互性、个体缄默性和动态发展性特征。与关信平和张凡丽提出的“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39]相呼应，本研究发现，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的生成不仅依赖于理论知识转化，更需要在具体实践情境中通过与服务对象、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互动，逐步形成具有本土适应性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生成过程并非简单的理论应用，而是通过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的反思、调整和创新，逐步积累“实践智慧”。与洪佩和时浩宇的研究^[40]相比，本研究发现，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生成不仅依赖于教育体系中的知识转化，更需要在实践中通过“实践—反思—再实践”的循环，逐步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知识体系。

2.多重情境因素的协同效应

本研究发现，制度权力、本土文化和专业教育等多元因素对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的生成具有显著的塑造作用。与王海洋提出的“实践知识生产”理论^[9]相呼应，本研究发现，制度权力通过资源分配和政策导向，影响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自主性和实践空间；本土文化则通过人情关系、家庭伦理等文化传统，形塑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互动模式；而专业教育则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发挥桥梁作用。与魏玺昊的研究^[41]相比，本研究发现，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的生成不仅依赖于个体的反思能力，还受到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不仅要应对制度权力的约束，还要在文化情境中寻找平衡点，通过灵活的策略性行动，逐步形成具有本土适应性的实践性知识。

3.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本研究发现，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通过不断反思与策略调整，成功地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工具。与杨威威和赵恒发提出的“知识转译实践”理论^[42]相呼应，本研究发现，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的生成过程不仅依赖于理论知识的转化，更需要在实践中通过“实践—反思—再实践”的循环，逐步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知识体系。与童敏的研究^[43]相比，本研究发现，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的生成不仅依赖于理论知识的转化，更需要在实践中通过与服务对象、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互动，逐步形成具有本土适应性的知识体系。

(二)讨论

1.实践性知识的培育与深化

基于本研究的发现，社会工作教育的核心使命之一在于有效培养学生的实践性知识。与洪佩和时浩宇的研究^[40]相呼应，本研究发现，社会工作教育应通过深度介入式的实习模式，帮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工作实务紧密对接。学校应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确保学生能够在实践中直接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通过实际操作和反思，加速理论知识向实践智慧转化。此外，社会工作教育者应积极引导学生开展专业反思，通过案例研讨、实习报告反馈、个人成长日记等方式，培养其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意识。与以往单纯强调反思不同，本研究强调反思应与实践紧密结合，使学生在反思实践中提炼、验证与创新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这种反思不是孤立的思维活动，而是在实践过程中的持续思考和调整，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实践性知识的本质和生成机制。

2.文化敏感性的提升与实践

鉴于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多元文化背景，社会工作者的文化敏感性至关重要。与王依娜的研究^[44]相呼应，本研究发现，社会工作者应深入理解并尊重服务对象的文化传统、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基于信任的专业关系。这要求社会工作者具备跨文化沟通技巧，能够敏锐感知文化差异，灵活运用和适时调整服务策略以适应不同的文化语境。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应加强跨文化交际与多元文化社会工作专题的学习，通过模拟练习、实地考察与国际交流项目等形式，提升学生的文化适应能力与文化包容性。与以往单纯的理论教学不同，本研究强调通过实践项目让学生亲身体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工作实践，为他们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有效运用实践性知识奠定坚实基础。

3.制度环境的应对与利用

制度环境可能对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的生成构成挑战，如限制专业自主性、影响资源分配等，同时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创新空间与专业成长的契机。与张洋勇的研究^[45]相呼应，本研究发现，社会工作者应积极主动地与制度环境互动，理解政策导向，洞悉制度逻辑，通过参与政策咨询、倡导制度改革、开展社区动员等方式，寻求扩大专业自主权、提升服务质量的策略。同时，社会工作者应善于利用制度提供的平台与资源，如政策试点项目、专业培训资助、跨部门合作机制等，推动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的应用与扩散。这种对制度环境的积极应对和利用不仅有助于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更好地开展工作，还能促进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和制度的完善。

注释

1①访谈资料的编码方式如下。第一个字母表示访谈对象的性别，F代表女性，M代表男性。第二个字母表示访谈对象的学历，B代表本科，Y代表研究生。第三个字母代表访谈对象的身份，S代表实习生，Z代表专职社会工作者。第四个字母表示访谈对象的编号，由A至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