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和文献综述

2024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建立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为加强和完善社区治理提供坚实人才支撑。^[1]党中央、国务院对社区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社区工作者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社区工作者作为城乡社区中从事基层治理的专职人员^[2]，其治理实践既关系到行政体系下理性目标的精准落地，又起到柔化国家在治理中刚性权力的作用。^[3]因此，发挥社区工作者的职业优势，推动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化发展刻不容缓。

回溯历史，社区工作者的工作特点发生了嬗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区工作者的工作具有义务性与行政化特征，表现为在无薪或低偿状态下承担政府指派的基层管理任务。^[4]改革开放后，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区工作者逐渐向职业化、专业化方向转型。2006年，在党中央的推动下，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得以建立和完善，促使社区工作者队伍朝着专业化方向不断发展。^[5]在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过程中，社区工作者需要承担基层党建、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多重任务。^[6]政府不断出台相应政策和方案，鼓励社区工作者学习和吸纳专业社会工作力量^[7]，推动社区工作者借助专业方法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并强调持证上岗，以提升其专业水平，保障服务质量。然而，近些年的地方实践表明，随着社会工作专业力量的引入和持证要求的推行，部分社区工作者虽取得职业资格，却未能有效提升治理能力。^[8]考证压力反而使其异化为“持证应试者”，再加上其身份定位模糊^[9]、岗位任务冲突及自我价值感偏低等问题^[10]，使持证社区工作者的专业效能未达到预期。在宏观结构层面，有研究侧重分析居委会的结构变迁与功能转型，指出社区工作者经历了从“职业经纪型”到“全能专业型”的角色转变 ¹，最终演变为政府行政体系的制度化执行者。^[11]在微观行动层面，有研究分析了在压力型体制下社区工作者的行动逻辑，重点探讨社区工作者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困境和策略。^[12]宏观结构层面的探讨有效揭示了社区工作者的角色嬗变与职能异化过程，但忽视了社区工作者在制度环境中的主体性实践。同样，仅从个体行动的角度分析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实践，容易造成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割裂，无法还原社区工作者所面对的真实工作情景。

有研究发现，社区工作者一方面受到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要求约束，依赖政府资源及其赋予的合法性来开展社区活动，另一方面又需要遵循专业实践的要求与标准，回应社区居民及基层组织的多元化需求与期待。^[13]这种双重角色使得社区工作者持续面临行政性与专业性之间的张力冲突。^[14]为此，本研究试图在制度环境与持证社区工作者 ²之间建立动态联结——既关注制度环境对其职业实践的影响，也重视其在制度环境下的回应行为，以探究其职业困境特征及应对策略，以期为社区治理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视角及分析框架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制度逻辑为分析组织行为的多重驱动力提供了重要视角。Thornton和Ocasio将制度逻辑定义为一种社会建构的、历史性的物质实践、假设、价值观、信仰和规则的模式，个体通过这些来生产和再生产他们的物质生活，组织时间和空间，并为他们的社会现实赋予意义。^[15]Alford和Friedland通过“制度逻辑”来解释组织中权力、权威以及组织变革背后的深层次逻辑和规则。^[16]周雪光等人进一步指出，制度逻辑具有多维性质，不同领域和层级中可能并存多种制度逻辑，且这些制度逻辑在微观层面通过塑造个体和群体行为模式来发挥其影响力。^[17]换言之，在组织环境中个体和群体的日常行为可能受到多种制度环境塑造。当个体和群体在组织环境中面临多种制度逻辑时，这些不同的逻辑会对行动者产生各异的制度性约束。而双重制度逻辑是指在社会或组织中同时存在的两种不同但相互作用的制度逻辑，二者共同构建了社会和组织环境中的规则、规范、信仰及符号系统。这些系统不仅会引导和规范行动者的社会角色与行为，还通过其相互作用形成一套错综复杂的社会秩序。双重制度逻辑理论在多个领域已被广泛应用，有学者用其分析医疗领域照护逻辑与效率逻辑间的张力。^[18]亦有学者用其解释非营利组织如何在保持社会使命的同时，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可持续发展。^[19]由此可见，不同组织及职业角色有其面临的独特的制度逻辑。在社区治理情境中，社区工作者身处行政与专业双重逻辑的交汇点：一方面需要执行政府部门的政策指令，完成考核要求；另一方面需要将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运用到社区实践中，以践行专业角色。深入理解这种双重性如何影响其职业实践，需要先厘清两种逻辑各自的核心特征及其对实践者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行政—专业”双重逻辑分析框架。

行政逻辑主要是指政府通过层级结构和单一命令形成的一种系统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思维与行为方式。行政逻辑的研究关注政府自上而下的科层权力对社区工作者行为的支配，权力控制和行政吸纳是其主要分析视角。权力控制视角认为，政府通过科层制度和行政命令对社区工作者的行为进行严格监管和控制。^[20]社区工作者在执行政策时，必须严格遵守程序和规章制度，由此导致其自主性和灵活性受限。^[21]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工作者更多是服从上级指令，而不是根据社区的实际需求进行自主决策。^[22]权力控制路径还关注政府如何通过建立奖惩机制确保社区工作者的行为与其期望要求的一致性，进而实现对社区事务的有效管控。^[23]行政吸纳视角关注政社互动中科层制运作逻辑如何实现对专业自主性的吸纳，通过筛选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管机制，强化对社区工作者专业维度的行政化管理。^[24]然而，这种行政吸纳机制也导致社区工作者在实务操作中过度依赖行政命令与指示，抑制了其专业判断与服务创新空间。

与行政逻辑强调管控、统一性与科层化运作不同，专业逻辑更注重社区工作者运用专业技术推动社区治理的社会化、专业化与协同化。^[25]其能够凭借专业知识、技术与方法，有效弥补社区治理中社区韧性的不足，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26]另有研究指出，社会工作专业技术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发挥依赖于实践智慧的转化过程。^[27]即专业技术需要社区工作者立足于本土实践场域，结合社区具体情境进行创造性转化，通过在地化重构，形成契合社区治理需求的实践路径。^[28]但这一过程更多依赖社区工作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其不仅要在价值层面认同专业价值理念，还需在实践层面主动尝试运用，进而才能够将专业技术转化为实践资本，生成具有在地性的实践智慧。^[13]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专业角色还是专业技术的运用，社区工作者与专业的关系始终是嵌套于制度结构与行动策略的互动框架之中。在社区治理场域，社区工作者若过度依赖专业技术范式，会导致专业规范与本土治理情境间的结构性张力，使技术供给悬浮于治理实践需求之上，最终形成技术悬浮的治理困境。^[29]

综上可知，行政逻辑注重科层体系下的目标导向与制度规约对社区工作者行为的形塑作用，而专业逻辑则突出知识体系中的技术理性与反思实践对专业自主性的建构功能。两种制度逻辑之间既存在组织控制与专业权威的博弈张力，又形成治理效能与创新需求的协同融合。行政逻辑通过绩效考核与权责分配确保治理行动的规范性，专业逻辑借助知识资本与实践智慧维系服务供给的创造性。为此，本文构建了“行政—专业”双重逻辑分析框架(见图1)。将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行动策略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能够更好地解释社区工作者所处的工作情境及其在制度张力结构中生成的实践策略。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了N市X街道的6个社区作为调研地点。N市自2022年起要求社区工作者必须在入职3年内考取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以下简称为“社工证”)，“持证上岗”已成为N市社区工作者的必要条件之一。社区工作者不仅需要完成政策宣传与执行、社区治理与规划等一系列行政任务，还需要撰写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案例，参与专业服务项目申报，并接受专业的督导培训及绩效考核。这一系列要求旨在全面提升社区工作者的综合能力和专业素养，同时也反映了其所处工作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2023年4月至8月，笔者在参与观察的基础上，对10名持有社工证的社区工作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受访者信息见表1)。通过与访谈对象进行详尽而周密的交流，能深入挖掘特定社会群体的实际生活体验与生活方式，剖析特定社会现象的形成机理，进而为社会问题的解决贡献有益的思考路径和解决方案。^[30]

资料分析采用主题分析法。^[31]首先，在每次访谈结束后24小时内，笔者将访谈录音资料转录为文字。其次，笔者对转录后的访谈文本进行初步阅读，以了解整体内容和主要观点，并提炼文本主题。这些主题涉及社区工作者面临的具体困境与应对方法，及其对这两种制度逻辑的看法和感受等。最后，在主题分类和编码的基础上，笔者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并对结果进行解释。

三、双重制度逻辑下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困境

(一)决策冲突：目标设定与任务落实脱节

社区作为基层治理单元在中国有70余年的建制历史。然而，社区工作者从行政辅助性质的义务工作者转型为具有法定职业身份的治理主体，则始于2000年民政部推行的社区建设新政。这一制度化进程使其法定职业身份与职责得以确立，迄今不过20余年。根据20世纪90年代《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社区工作者主要通过居民自治组织选举产生，以非职业化义务工作者的身份承担政府下派至居委会的行政辅助事务，具体包括人口普查登记、计划生育政策宣传、社区矛盾纠纷调解等基层治理工作。^[32]2000年，民政部颁布的《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提出逐步建立专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并明确通过公开招聘、民主选举、竞争上岗等方式选聘社区工作者。^[33]此后，社区工作者角色迈入全新职业发展阶段^[34]，促使原本基于居民自发参与的社区治理群体向职业化方向转型。这一制度安排通过规范聘用机制与岗位职责，正式确立了社区工作者的职业身份。与此同时，社区工作嵌入科层制管理体系中，上级条线部门通过发指标、派任务等行政方式，将其条线对应的基层工作任务分配到社区。^[9]因此，社区工作者往往将政府设定的任务和目标作为工作实践准则。

我们的工作就是执行上级指令和传递基层情况，组织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落实。虽然很多工作不一定要用专业方法，用传统工作方式也能完成，但实际效果大不相同。不过上级检查时往往只看工作完成情况，工作质量的优劣常常难以准确区分。(F1)

社区工作者的工作内容通常由上级部门设定。然而在社区工作者执行工作过程中，这种职责划分导致目标设定与任务落实脱节。上级政府在设定目标时，主要从宏观政策和行政管理角度出发，更多考虑政策合规性与制度规范性，较少关注社区工作者面临的具体操作环境和现实条件。社区工作者在落实任务过程中，由于资源供给不足、时间节点紧迫、专业人员短缺等问题，难以完全实现上级设定的原始目标。在行政考核压力下，社区工作者逐渐形成“指标达标优先”的执行逻辑，而非根据社区居民的需求优化工作内容。

社区工作无非完成街道下达的任务。比如，有的街道要求我们必须完成规定的案例数量和工作报告。但实际上，许多行政任务压下来之后，大家为了达标，就会出现“你抄我、我抄你”，甚至直接复制网络资料的情况。(M3)

为了顺应上级部门的行政检查和绩效考核，社区工作者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完成各种行政指标，例如撰写报告、完成社区数据统计等。这导致社区工作者既缺乏时间下沉到社区中，了解社区居民对社区活动开展的需求，又在考核压力下持续输出形式化服务，因此，存在预设服务目标与社区实际需求的认知偏差。社区工作者面临目标设定与任务落实分离的职业困境。

(二)角色冲突：行政角色与专业角色的整合张力

依据2020年国家的职业分类，持有社工证的社区工作者被纳入社会工作者范畴 ³，并且越来越多的地区将社工证作为社区工作者从业需具备的条件之一。^[35]社区工作者在制度化进程中被赋予专业角色。政策文本通过资格认证体系、岗位分类标准等制度化设计，着力推动社区工作者专业化转型。但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地方政府仍依托任务清单、绩效考核指标等行政化工具维系其对社区工作的管控。

社区看似什么都要管，但实际上缺乏强制力。很多居民心里都犯嘀咕：你们社区算什么？凭什么来管我？事实上，社区只是在代理行使行政执法部门和职能部门的职责。但按照权责划分，这些事务本该由执法部门直接管理，比如治安管理属于派出所的法定职责，而安全生产监管这类需要专业执法资质的领域，更应交给相关部门人员来负责。(M2)

虽然我有社工证，但在开展社区活动时，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实际应用场景相对有限。这是因为目前多数活动仍属于常规社区事务或基础性社团活动。(F6)

社区工作者的专业资质与其所拥有的治理决策权限显著不匹配，却又需承担治理体系末端的制度性兜底职责，如特殊困难群体帮扶、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等工作。这一现实使其陷入“行政角色”与“专业角色”相互冲突的职业困境：既不具备足够的行政权力，又难以完全融入专业社会工作话语体系。这种角色冲突看似是社区工作者的个人困境，本质上反映了国家权力建构与专业自主空间培育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具体到实践中，这一矛盾会表现为社区工作者的职责边界不清晰，对自身角色的认知出现偏差。这不仅削弱了社区工作者实现角色整合的可能性，更在治理效能和专业认同两个维度上形成了恶性循环。

(三)实践冲突：知识储备与技术运用断裂

随着居民需求朝向多样化、个性化方向发展，自上而下的传统治理模式亟须对自下而上的治理策略进行调和。有效地关注、发现和回应居民的社会需求是专业社会工作的优势所在。由此，近年来各级政府大力推动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化转型，以期增强社区工作者的专业能力。然而在基层执行过程中，考社工证被社区工作者视为完成行政指标的任务。持有社工证并不等于社区工作者能将专业知识应用到社区工作中。

有社工证并不能代表我会做项目。初级和中级社工证跟做项目有什么关系？每年要求写案例，但这些案例有什么用？我觉得这些要求真的没必要。(M2)

由此可见，社区工作者考取社工证多因行政考核要求，但“持证不等于会干”“会干不等于专业”。为此，政府部门组织社区工作者参加与专业相关的培训，着力提升社区工作者的专业服务能力，希望其能够运用社会工作知识优化基层治理实践。然而，众多受访者指出，现阶段接受的专业培训内容大多以理论知识灌输和应试技能强化为主。社区工作者参与的专业培训课程内容，多数涉及如何快速套用社会工作知识撰写服务案例，或通过压缩理论学习周期来提升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最终以获取社工证来完成行政考核指标。而现有培训体系缺乏针对社区活动策划与居民实际需求对接的操作指导。

我们参与的社会工作培训案例，其内容大多涉及特定群体，例如退役军人、失智儿童或失智老人等。但我们的能力有限，只能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社区条线工作上。单个小区内存在共性需求的居民较为分散，所以培训内容较难直接应用于实际专业活动中。(F4)

在社区治理实践场域中，社区工作者处于行政逻辑与专业逻辑的张力结构中。一方面，他们要按照固定的考核标准完成台账填写、检查材料准备等行政任务；另一方面，又要运用专业的工作方法，处理居民矛盾调解、公共危机应对等复杂的实际问题。这些挑战已经超出社会工作职业资格体系所包含的理论知识范围。目前，以行政效率为核心的考核评价机制与社区治理的多样化需求、社会工作专业技术之间明显不匹配。导致社区工作者掌握的专业知识与实际工作中需要的技术应用割裂，使其陷入 “懂理论却难落实” 的实践困境。(见图2)。

四、双重制度逻辑下社区工作者的应对策略

从前文可知，社区工作者置身于行政逻辑与专业逻辑交织的制度性场域中，不可避免地遭遇决策冲突、角色冲突和实践冲突。这些结构性矛盾虽在其职业实践中会引发一定断裂性体验，但亦成为激发职业主体能动性的重要契机。在双重制度逻辑的持续张力作用下，社区工作者通过策略性实践，逐步构建起一系列具有适应性的策略行为。这些策略行为不仅有效缓解了制度性矛盾带来的实践张力，更推动其在行政逻辑与专业逻辑之间达成动态平衡。

(一)情境性策略：情境识别与角色切换

社区工作者通过识别社区治理场域中不同制度情境的主导逻辑类型，即行政逻辑主导型或专业逻辑主导型，建立治理实践的认知框架。社区工作者会根据不同制度情境的需求，在“行政代理人”与“专业服务者”角色之间进行动态切换，以确保其治理行为与特定制度情境的要求相匹配。在行政逻辑主导的情境中，治理效能主要依托社区工作者的政策执行能力与组织协调能力。例如，在疫情期间，社区工作者的核心职责聚焦于精准落实防疫政策、统筹防疫物资发放、执行社区封闭管理等标准化操作。当居民因政策认知偏差产生执行抵触、因信息不对称引发信任危机等治理困境时，社区工作者充分发挥其“行政代理人”的功能，通过向居民解读疫情防控的政策内容、进行情绪疏导等柔性治理手段，有效缓解了政策刚性执行与居民多元需求间的张力。

在政策执行层面，当遇到不符合帮扶条件的对象，且其诉求超出政策覆盖范围时，我们会严格依据政策条文进行解释说明。在此前提下，我们也会主动探索其他合规途径，为其提供辅助支持。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既要严格落实各项政策和完成规定任务，又要着眼于居民的实际需求，把工作重心放在切实解决群众困难这个根本落脚点上。(F7)

在专业逻辑主导的工作场景中，社区工作者通过角色转换承担起“专业服务者”的职责。在常规性社区服务场景中，社区工作者通过运用社会工作服务评估技巧，了解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为其设计个性化的社区服务或活动。而当社区居民遭遇突发事件时，社区工作者运用专业沟通技巧与其建立信任关系，通过跨部门协同机制，整合多方资源，帮助其进一步解决问题。

我制作了一个居民需求调查表，每次入户走访时都会带上。对于新住户，我并不了解其需求，也不知道社区的人群结构。这个调查表有助于我回顾和分析居民需求，然后去寻找和发掘一些资源。比如，社区是否有手工达人，或者上级部门是否有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资源或补助。一段时间后，我们就能大致了解居民喜欢什么样的活动。在活动过程中，从居民的报名情况、参与热情及其给出的反馈，比如他们说下次还要参加什么活动，我们就能看出他们喜欢什么类型的活动。(F4)

我认为接纳、共情是和居民沟通必须具备的技巧。之前，有一个女孩被辖区内的流浪狗咬了，我先安抚她的情绪，告诉她这个事情我们一定会帮忙解决，然后联系城管部门一起解决辖区内流浪狗伤人问题。我巡逻时，也会去关心她，问她情况怎么样了。通过沟通，接纳她的感受，再一起思考解决对策，这个问题的处理过程很顺利。(F5)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工作者能够在行政角色与专业角色间灵活切换，充分发挥双重角色的功能。一方面，社区工作者立足于专业角色，运用心理疏导、个案管理等专业技术与居民构建信任关系，并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他们依托行政角色，通过资源整合、制度赋能等行政举措夯实社区服务基础，推进社区治理。行政角色确保社区工作者治理行为的合法性基础，专业角色创造政策落地的弹性空间。这种双重角色的协同运作构成社区工作者破解治理困境的实践智慧。

(二)整合性策略：协同合作

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社区工作者通过发挥资源枢纽功能，构建起行政体系、市场组织、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协同网络。社区工作者的协同合作策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源整合。社区工作者通过对接政府部门，获取政策支持，确保行政资源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二是主体协作。协调辖区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形成共治格局。三是需求匹配。依据公共服务清单，精准筛选可用资源，确保资源配置对应居民的实际需求。

我们的资源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商家资源，我们与商家建立合作关系。这其实也是一种交换，我们提供场地给他们。第二部分是街道和上级部门提供的资源，这些资源来自我们对口的单位，由上级部门分配给我们。第三部分是我们自己发掘的资源，比如社区居民自身拥有的才艺、技能等资源。(F4)

行政部门的资源配置通常采用项目制或资金供给方式，但这些资金投放和政策支持往往滞后于社区的实际需求。正如社区工作者所提及的“上级部门分配资源”的方式具有计划性特质，难以应对居民的突发性服务需求。这种供需矛盾迫使社区工作者进行资源整合。其整合市场资源、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的综合资源库。社区工作者在执行每月行政活动时，会通过整合市场资源来补充活动内容。社区工作者在与商家合作获取其资源支持的过程中，也帮助商家实现了产品推广。与此同时，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源是激活社区活力的关键。社区工作者还发掘、调动社区中活跃的居民骨干参与到社区活动中。当社区开展文化活动、运动会、公益活动等活动时，居民的能力被充分发挥出来。例如，在文艺演出中发挥居民的艺术特长，在志愿服务中发挥居民的志愿优势，在活动组织中展现居民的领导才能等。这些实践不仅激活了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本，更促进了居民参与治理的良性互动。社区工作者通过策略性资源整合，既系统吸纳了行政体系的结构性资源，又动态激活了其专业服务的优势资源，借助跨部门沟通协调网络，实现了社区空间内外部资源的策略性联动。

(三)防御性策略：表面应付与划清责任边界

防御性策略是指社区工作者在面临行政考核与专业服务指标双重压力时采取的自我保护策略。其具体表现形式为表面应付行为与责任边界划分行为。其中，表面应付指的是当行政考核的量化指标与专业服务的实际要求产生矛盾时，社区工作者往往采取应付了事的做法。例如，运用简化活动流程和重复服务数据等方法，在形式上完成量化考核指标，却虚化了专业服务的实质效能。

我们需要开展社区活动，但又缺乏活动资源和参与人员。即便勉强组织一场活动，实际活动成效也并不理想。(M2)

据受访者所述，行政部门采用量化指标评估社区工作，具体指标包括活动数量、台账完成度等。当社区工作者在多次招募活动参与者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其不得不放弃专业标准，转而采取表面应付策略。除表面应付策略外，社区工作者还通过划清责任边界策略应对双重制度逻辑张力。

社区很多具体事务必须依靠相关政府部门人员来处理，如果他们没有参与，很多工作根本推不动。像消防安全这种事，不能等居民家中着火了才来处理，必须提前做好预防工作。万一因管理疏漏导致交通事故或火灾，社区需要承担的责任范围确实很难界定。我们基层工作人员也受权限限制，比如上报群租房安全隐患后，如果派出所不采取执法行动，我们社区既没有技术手段，也没有强制性权力来彻底解决问题。(M1)

行政部门要求社区承担综合性治理责任，但未提供执法权限等配套支持措施。社区工作者不得不通过划清与其他行政部门间的责任边界来进行自我保护。防御性策略的实践形态展现了社区工作者在双重制度逻辑下的自主调适能力：一方面以技术性合规消解行政问责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划清社区责任边界来切割职业连带风险。借助这一策略，社区工作者成功构筑了职业保护屏障，从而在行政控制与专业规范的张力之间实现了动态平衡。

(四)关系性策略：建构情感联结与经营情感关系

关系性策略是指社区工作者在实践场域中，通过主动与居民建立人情关系，构建情感联结网络，将情感要素转化为治理资源的工作方法。社区治理始终要回归“人”的治理本质，而居民作为治理主体，其参与程度直接决定治理效能。针对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采取的关系性策略是通过混脸熟、多沟通等方式与其建立情感联结，以便在行政任务过重时获得居民的帮助，进而减轻行政压力，完成治理任务。社区工作者通过入户走访、社区漫步等方式与居民频繁接触，进而获取其信任，形成超越行政关系的情感联结。当突发性行政任务超出人力负荷时，社区工作者便调用前期储备的人情资本。许多社区工作者表示，他们需要人手时，会通过社群招募。招募对象通常有两个特征：其一，具备情感联结属性，即与社区工作者存在私人社交网络关联；其二，展现公共参与属性，即在社区治理实践中表现出持续性的积极行动倾向。

社区工作者与居民常态化接触后，工作效能会显著提升。虽然未必能准确掌握每位居民的个人信息，但日常接触积累的辨识度与熟悉感，能够为后续工作开展创造良性互动的基础。这种基于持续在场形成的认知关系，实质上构成了基层治理的重要社会资本。(F2)

我们这周有文明城市创建任务，需要在群里发动居民参与。我们下午发布通知，许多居民就纷纷来报名。(F1)

建立情感联结的策略也常见于社区工作者与同事间的互动。受访者普遍指出，他们在日常工作中会通过主动分享工作心得、关心彼此的工作状态及生活近况，或是在对方遇到工作压力时给予鼓励与支持等方式，逐步构建起彼此间的情感信任纽带。当面对棘手的社区问题或矛盾纠纷时，社区工作者之间会通过经验共享、联合调解等方式共同解决社区治理难题。在策划社区活动的过程中，同事们通过头脑风暴、方案互评等方式集思广益。社区工作者日常建立的情感联结更成为平衡行政压力与专业诉求的缓冲带。情感联结成为社区工作者调配人力资源、化解任务冲突的柔性支撑系统，使制度化治理要求与在地化实践需求得以动态调适。

情感联结的维系需要社区工作者在社区人情关系的经营中持续投入精力。社区工作者长期扎根社区，这一职业特质创造了与居民持续互动的时空条件。社区工作者能够与居民维系情感关系的方式是给予居民惠利。日常交往构成关系维护的基础，这种持续性接触能够促进情感资本的持续积累。在社区治理和活动参与过程中，当居民协助社区工作者完成行政任务时，社区工作者会灵活运用物资发放权限，在合规范围内为居民争取更多福利。

多跟居民沟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给居民一点小恩小惠。再有事，他们就会好说话一些。社区有活动，有什么企业来赞助，有什么小礼品让居民拿一点，他们也会给我们面子。(M1)

关系性策略的核心在于建立并维护好与居民的情感联结。在社区工作中，社区工作者通过与居民日常频繁的接触，不仅使自己更认同这份职业的专业价值，也更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更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情感支持。这份融合了职业理解与居民互动积累的情感经验，使社区工作者逐渐学会平衡政策要求与居民实际需求。社区治理要达到一定效果，只靠发号施令是不够的。关键在于社区工作者能把情感互动真正“用起来”，使其变成具体可行的工作方法。例如，摸透居民的想法和行为习惯，这样设计方案时就能更贴近社区的实际需要，切实提升治理方案与社区语境的契合度，最终实现政策执行效果。

五、结束语

随着社区治理的日益制度化和专业化，持证成为社区工作者的关键职业要求。然而，在行政与专业融合过程中，其面临新的职业挑战。本文发现，社区工作者面临三种职业困境。首先是决策冲突。社区工作者有限的精力难以同时满足上级政府设定的目标和回应社区实际需求，导致政府目标与任务落实相脱节。其次是角色冲突。社区工作者既无法完全被视为专业人员，又未能摆脱行政角色的束缚，模糊的角色定位影响了其职业认同。最后是实践冲突。社区工作者难以将专业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存在知识储备与技术运用脱节的现象。在应对多重困境时，社区工作者展示了积极的能动性，通过采取情境性、整合性、防御性和关系性四种回应策略调适行政逻辑与专业逻辑之间的张力。

尽管社区工作者凭借丰富的实践智慧，成功应对了各类冲突场景，但需注意的是，这种基于实践智慧的应对策略，本质上是处理结构性张力的一种权宜之计，并非理想的专业处遇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和社区居民福祉的增进。同时，单纯强调专业化提升的主张反而会使行政与专业的调适更加失衡。基于研究发现，本文认为未来的研究和实践需探索行政资源向服务效能的转化机制，以及社区工作者日常实践智慧的知识转译，从而构建行政和专业双向赋能路径。

本文主要聚焦于N市的社区工作者，并未对更大范围的社区工作者进行深入研究，加之不同岗位条线社区工作者的工作内容具有差异，使得研究结果的推广性不强。不过，通过对持证社区工作者职业困境的描述与探索，仍发现了个体经验在不同困境场景中的共性处遇及其意义。特别是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区工作者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其行政与专业的双重角色及其张力或许正是其从传统的居委会工作者向新时代“职业社区治理人”转变的必经历程。

注释

1①“职业经纪型”是指通过向社会公开招聘、民主选举、竞争上岗等办法，选聘社区工作者；“全能专业型”是一种将社会治理的多元能力要求与专业要求合而为一的职业形态，其在角色身份、基本功能、队伍结构和经济待遇方面均与之前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形态差异明显。

2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持有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的社区专职工作者。为行文简洁，下文将其统一简称为社区工作者。需说明的是，尽管并非所有社区工作者均持有该资格证书，但近年来随着其队伍专业化转型不断深入，非持证人员亦面临专业发展的要求与挑战。本文的简称特指持证群体，旨在聚焦研究的核心对象。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是指在社区、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组织中从事社区建设、社会服务、社会组织发展等工作的专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