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命题，阐释了其本质和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和国家的宏伟工程，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我国社会工作长期被认为是“拿来主义”“嵌入式发展”。^[2]近年来社会工作不断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在理论与实务领域均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经历了以“民政”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工作”和“教育先行”或“制度先行”^[3]的“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阶段后，迎来了“大社会工作”^[4]的转型与发展，开始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和行政社会工作或党的社会工作等本土实践相结合发展的新阶段，逐步走出社会工作转型与发展的中国特色道路，体现了其在各个阶段的转型特征与发展趋势。

我国社会工作的转型与发展始终和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紧密相关，但其阶段性特征、功能转变与国家战略目标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动态适配过程尚未被系统阐释。本文拟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探讨我国社会工作的内涵、战略演进和发展成就，试图在“国家—专业”互动框架下，回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工作在不同阶段国家发展战略驱动下的特征、功能定位和演进逻辑，揭示社会工作的转型与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互动逻辑。

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的演进脉络

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不断变化，社会工作发展也遵循内涵逻辑演进和战略逻辑迭代规律。

(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的内涵演进

在我国，社会工作最初是指本职工作之外的、无报酬的、为群众服务的工作。^[5]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服务专业化的不断发展，20世纪90年代，在“民政工作社会化”的要求下，民政工作机构以强化国家结构为首要职责，集中体现出“民政工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6]。而后有学者提出专业社会工作的概念，即把社会工作视为一种旨在解决和预防因社会功能失调及人民的社会生活能力不足所产生的问题而进行的社会服务^[7]，这一概念体现出一定的专业性。同时，有学者将我国社会工作分为非专业化、半专业化和专业化三种类型^[8]，并依据实践把我国的社会工作分为普通社会工作(包括人们在社会上的服务活动和在单位内部本职工作之外的服务活动)、政府机关和群团组织的行政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机构的专业社会工作。通过比较分析，学者发现我国广泛存在的产生于单位制背景下较为流行的“社会工作”概念，与国际通用的社会工作概念迥异，而行政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虽在价值观念、工作方法、内容上与国际上通用的概念一致，但它们只是在小范围内被称为社会工作。^[5]

随着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需求的不断变化，社会工作专业化要求不断增强，出现了社会工作“专业化本土实践” ¹、社会工作新本土化 ²、本土专业化社会工作 ³等概念，以此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的发展，体现其本土经验。从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队伍培养的角度看，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实际上是在建构“大社会工作”格局^[4]，社会工作形成了“新生态系统” ⁴，正在朝现代化、职业化方向发展，进行专业化提升，在与国际通用的概念接轨的同时，正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专业支撑、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独特发展范式。这种既吸收国际经验，又扎根中国土壤的发展道路，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的战略演变

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重构了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发展图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国社会工作始终将服务国家战略作为核心使命，其发展路径呈现出清晰的战略调适轨迹。面对不同阶段的国情、社情与专业挑战，社会工作的战略重心与实践形态持续演进，形成了恢复重建、探索发展、政策规范和内涵提升四个发展阶段。

恢复重建阶段(1978—1999年)：社会工作教育和学科重新恢复与确立，但整体发展缓慢。1978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社会工作教育及学科开始恢复重建。1979年，国家恢复社会学学科建设，社会工作作为应用社会学课程得以恢复，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也逐步被提上议事日程。1982年，费孝通指导编写的《社会学概论》单独将“社会工作”作为一章^[9]，标志着社会工作教育开始恢复。1986年，北京大学开设了“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我国的社会工作正式恢复重建。同期成立了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和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上海浦东新区录用了第一批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开始探索社会工作职业化建设。^[10]总体而言，社会工作在这一阶段呈现出“院校先行，实务滞后”的特征，其缓慢发展实质反映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传统民政工作范式与专业社会工作理念的制度性张力。

探索发展阶段(2000—2005年)：社会工作开始专业化和职业化探索，为后续阶段奠定了实践基础。2000年，随着《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 ⁵的出台，我国开始从国家层面推动社会福利机构发展。同年，上海东方医院率先成立社会工作部 ⁶，上海乐群服务社在浦东成立 ⁷，为社会福利机构参与公共服务提供了创新样本。在此背景下，各类福利机构开始招聘专业社会工作者，引入社会工作专业制度，开始系统构建社会工作服务标准体系。2003年，民政部倡导开展社会工作职业化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社会工作者成为我国国家职业新工种 ⁸，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认证体系，这标志着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制度正式建立。

政策规范阶段(2006—2014年)：社会工作进入国家政策推动建设新时期，呈现蓬勃发展之势。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强调“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11]此后，我国在政策层面推动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登记、人才队伍建设、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等工作，社会工作专业化、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工作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2014年，《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颁布标志着社会工作首次被纳入法律框架，为其在社会救助领域的介入及对社会救助对象的服务提供了法律依据^[12]，社会工作“入法”步伐加快。社会工作进入国家主导的制度化建设快车道，但呈现出“政策驱动强于专业内生”的特征，如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催生的“嵌入、建构、增能”的社会工作干预服务 ⁹，既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社会工作的制度吸纳，也暴露出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行政化之间的深层张力。

内涵提升阶段(2015年至今)：社会工作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呈现出高质量发展图景。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13]，社会工作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被正式纳入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同期社会工作服务空间得到有效扩展，从社会救助领域逐步推广到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应急防控等领域，充分发挥了其专业优势。机构建设方面，2019年，民政部设立慈善事业促进与社会工作司，其主要职责包括“拟订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政策，组织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和志愿者队伍建设”^[14]。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15]，明确提出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统一领导国家信访局，各省社会工作部也陆续挂牌成立，社会工作的战略地位得以确立。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16]，更是对社会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赋予了新的时代发展内涵。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的发展成就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社会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进一步扩大，质量得到提升

按照党中央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激励制度的要求，根据国情和社会建设的需要，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采取了高等教育专业培养、职业水平考试和在职在岗培训“三位一体”的措施。^[17]从图1可以看出，自2008年首次举办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以来，我国社会工作者持证总量从2008年的2.48万人增加到2023年的116.1万人，15年增长了约47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9.38%。其中，社会工作师从2008年的0.42万人增加到2023年的20.43万人，助理社会工作师从2.06万人增加到95.73万人。

其次，作为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重要来源的，包含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每年约有4万名。^[18]同时，我国在社会工作领域实施了多层次、多类型、全方位、广覆盖的培训计划。通过设立继续教育和督导培养机制，结合线上教育平台的广泛应用，成功实现了对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的全面培训。据统计，“十三五”期间，全国每年平均有50万名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接受了系统培训。^[18]

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不足。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增长速度与实践领域中适宜岗位的供给不相匹配，实务领域尚未建立完善的职称晋升、待遇发展相关制度，人才培养和使用存在“一重两轻”现象。^[19]这些问题使大量社会工作人才流失，其工作缺乏稳定性。

(二)社会工作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体系日趋完备

自1988年我国开设社会工作专业以来，开办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高校从28所增加到2022年的328所，设立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点的高校从2011年的58所增加到2022年的183所，专科院校从2011年的40所增加到2022年的70所。社会工作博士教育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2022年有5所高校设立了社会工作博士点，17所高校建立了社会工作博士研究方向，到2022年7月，具备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博士点自主设立资格的高校总数达到22所。^[18]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我国首批社会工作博士专业学位点正式建立 ¹¹，标志着我国社会工作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如图2所示，从2000年到2024年社会工作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大幅度增加，开启了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和高端人才培养的新阶段。^[20]我国正式构建起完善的高等教育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四个层次全学段覆盖的贯通式教育体系，社会工作教育结构和学位体系取得质的突破。

开设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高校，通过校企合作，建立联合培养基地，进行实践研究，不断推进社会工作教育模式创新与改革，初步形成了“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社会工作教育培养体系。^[20]同时，结合社会工作专业培养实际，不断延伸教育实践服务范围，实务领域得到发展。

然而，我国社会工作教育体系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构建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完善产学研协同机制和实现教育与实践协调发展等。

(三)社会工作法规政策不断健全，专业认同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6年以来，几十项政策法规对发展社会工作、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提出了明确要求。这表明我国在顶层设计层面不断强化社会工作规范化与标准化建设，逐步形成了“中央顶层设计、综合政策引领、地方政策支撑、领域政策扶持、专项政策规范”的全方位保障制度框架。^[18]同时，多部国家性法律法规及地方性法规相继对社会工作作出了相关规定，社会工作“入法”步伐加快，其合法性地位取得了质的提升(见表1)。

社会工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通过量化分析表1中的政策文本可知，社会工作连续多年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在有关部委年度工作要点中出现频次显著增加。这种持续强化的政策供给表明社会工作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逐步从补充性服务转变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其中，综合政策的出台完善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养老、儿童、残疾人、脱贫攻坚等领域的有关政策为社会工作服务、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围绕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机制、评估体系、岗位配置及激励机制等方面制定的专门政策措施，推动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职业化发展，为社会工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不过，我国还没有统一的专门社会工作法，社会工作法律法规政策保障体系还有待完善。这种情况影响着社会工作职业化体系建设进程，使得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的法制化和稳定性保障较为缺乏。

(四)社会工作服务体系不断优化，服务效能得到提升

我国通过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岗位的开发与设立、专业机构的培育及行业组织的建设，逐步搭建起社会工作服务平台，初步形成了社会工作岗位、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基层社工站(室)协同发展的工作格局^[18]，社会工作服务领域得到扩展，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2016年，民政领域率先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作用，推动青少年事务、社区矫正等相关实务领域的社会工作发展。截至2020年底，我国在事业单位和城乡社区开发社会工作专业岗位数量从2016年的27.3万个增至44万个^[18]，按照学者推算，到2025年末全国社会工作岗位约有53万个。^[21]截至2022年8月，全国范围内设立了1.5万余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地方性社会工作行业组织覆盖省、市、县三级，总数超过1200个。^[18]2020年底，民政部大力推动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基层社工站(室)的数量和质量显著提升。至2023年1月，全国已建成2.9万个乡镇(街道)社工站，并有7万名社会工作者驻站提供服务。^[22]

但也要认识到，在我国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相应的体制机制保障还不够完善，社会工作服务在均衡性、稳定性和发展动力方面存在不足，同时其介入的专业服务领域也较为有限。^[19]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转型与发展特征

(一)社会工作理念：从个案服务到国家治理

社会工作最初是根据一定的价值观帮助有困难的人走出困境的助人活动。从本质而言，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是“助人自助”，其是一种专业助人的职业，最初目标是解决个体困境。在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双重驱动下，社会工作作为社会进步的产物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在专业化助人方面发挥作用。同时，其发展也深度嵌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在服务各类困境人群、提升人民福祉、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有效提升了治理效能，是助推党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力量。

(二)社会工作主体：从民政推动到国家支持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经历了从民政语境下的社会工作到国家视角下的社会工作转变。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工作多由民政部门推动，当时表述为“民政工作”。随着国家战略发展需求不断增加，社会工作不断发展，并展现出其独特的专业优势，逐渐进入国家视野，成为国家支持的社会工作。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法律政策制定主体发生了变化。自2006年国家提出建设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以来，社会工作政策法规的发文主体多为中央政府。特别是2015年以来，《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及社会工作，2021年再次提到。其政策从 “发展”到 “支持”，再到 “促进”的阶梯式演进，既描述了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工作政策的战略性调整，也勾勒出社会工作发展的美好蓝图，标志着社会工作正式进入国家顶层设计的视野。其二，社会工作发展潜力巨大。社会工作在了解群众需求、改进社会服务、增进社会和谐、落实社会政策、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都展现出积极和特有的作用。然而，社会工作在如何秉持专业知识，推动形成人人关心、支持、参与的社会氛围，进而切实肩负起新时代的使命和担当方面仍有巨大潜力和空间。

(三)社会工作服务：从单一供给到多元协同

社会工作服务多元协同转型与社会工作理念不断拓展密切相关。个案服务所秉持的社会工作理念决定了社会工作的服务范围和供给方式比较单一，表现为社会工作服务主要由政府或少数社会组织提供，注重为个人或小范围群体开展服务。随着社会需求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社会工作的单一供给模式已难以满足现实需要。在此背景下，社会工作逐渐将个案服务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中，意味着其将微观层面的具体问题上升至宏观战略的高度。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工作服务对象从个体到家庭到社区等范围的显著扩大，以及服务供给从单一供给到专业机构补充供给再到多元主体协同供给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推动了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构建，还使其形成了多层次、分领域、广覆盖的综合性服务网络，推动了其服务领域的拓展。宏观上，在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健康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突发事件等领域，社会工作均参与其中。中观上，社会工作面向老年、妇女、儿童、青少年、流动人口、刑满释放人员等特殊群体，在社会救助、社区、学校、医院、企业等众多领域开展服务，服务内容、形式和效果都得到了社会认可。

(四)社会工作专业：从专业教育到社会服务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的学科，其发展历程实现了从关注专业教育向运用专业优势开展社会服务转型。一方面，高校通过开设系统化课程，使学生掌握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核心方法，以及社会政策分析、社会调查研究等理论知识；同时注重实践教学环节，如实习、实训，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运用所学技能来提升实务能力。当受过专业教育的社会工作者进入社会服务领域后，其能够将所学专业知识转化为实际成效，如为弱势群体提供心理支持、权益维护等多元化服务，参与社会治理创新项目，推动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从而实现从课堂到社会实践的有效衔接和价值转化。另一方面，社会需求的持续增长倒逼社会工作向专业化方向发展。随着社会问题日益复杂，人们对专业化、精细化的社会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呼吁社会工作者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创新服务模式。这种供需矛盾促进了我国社会工作专业自主性的实现，推动了社会工作专业向更加自主和成熟的方向发展。

我国社会工作转型与发展的四个特征密切相关。首先，社会工作理念、社会工作主体、社会工作服务和社会工作专业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社会工作理念的转变会引起社会工作主体、服务领域与供给方式的转变及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反过来，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主体及服务领域的转变也会促进社会工作理念转变。其次，社会工作转型与发展的四个特征只是呈现出一种发展趋势，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四者之间并非同步发展，而是呈现出一定差异。如社会工作服务领域、供给方式和主体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而社会工作理念的转变并未完全凸显，需要较长时间的实践。

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发展的国家战略目标驱动

学界关于社会工作发展理论的研究成果较少，大体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促进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工业化、体制改革、社会问题以及社会进步的需求。其中体制改革是促使社会工作迅速起步的直接动因，社会问题是社会工作得以发展的直接动因。^[23]另一方面是从国际和历史的视野探索社会工作的使命，认为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经历了艰难重建，再逐步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与核心。社会工作的使命也随之不断演变，从为经济建设服务并为经济改革开辟道路，最终转变为引领平衡发展的主导力量。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社会工作专业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变化，也体现了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24]本文从国家发展战略目标驱动的视角探讨我国社会工作转型与发展的动力，认为我国社会工作的转型与发展离不开国家力量的驱动，其转型与发展是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变迁而逐步展开的，集中体现了不同阶段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化。

(一)开启改革开放，社会工作迎来恢复重建和专业化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部署，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随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随之而来的是对政府职能转变、收入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我国正式确立了“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新国家发展战略。其对我国社会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一是社会工作专业伴随其他社会科学的恢复而得以重建，正式开启了社会工作教育的新阶段。二是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失业、贫富差距、人口流动、老龄化以及家庭结构变化等社会问题逐渐显现。为缓和经济转型产生的各类社会矛盾，亟须出台社会政策。在此背景下，社会工作在化解矛盾、服务弱势群体等方面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这一时期的社会工作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致力于配合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因此得到的发展空间较为有限。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工作迎来关键发展机遇和变革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城乡差异和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矛盾也逐渐显现。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更加和谐”^[25]的战略目标，之后党和国家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战略指引下，“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11]这一目标首次被明确提出，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方法和手段，成为党和国家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迫切需要。在此背景下，社会工作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资源投入和制度融合，发展迅速。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目标驱动下的社会工作是“求生存”，在构建和谐社会战略目标驱动下的社会工作是“谋发展”。具体而言，一是顶层设计强化和政策支持密集出台。2006年起，社会工作政策法规涵盖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和标准、职业水平证书登记等内容，并将社会工作嵌入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领域，逐步构建起社会工作政策法规框架。二是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的服务逐渐增多，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社会工作在社区建设、残疾人保障、养老服务、妇女儿童发展等领域的作用凸显。三是社会工作研究力量加强，研究成果增多。2006年至2015年，中国知网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以“社会工作”为篇名的学术论文达到5278篇，是改革开放前20年655篇的8倍；以“社会工作”为篇名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于2004年首次出现，在这10年间达到1232篇。 ¹³

(三)加强社会治理，社会工作迎来蓬勃发展的春天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转轨带来了社会转型，社会逐渐从国家体制中相对独立出来，社会综合治理开始被广泛提及，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作为顶层设计的重大任务加以部署。^[26]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27]“推进社会治理”这一新的国家发展战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各领域的政策法规对发展社会工作、发挥其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政策支持与社会需求的双重驱动使社会工作迎来发展的春天。社会工作以其专业理念、科学方法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其通过政策倡导、直接服务、协同治理等形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实现了社会治理理念、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的创新，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支撑和实践。同时，社会工作专业化程度不高、认可度偏低、可利用资源不足等问题也影响其在社会治理中效能的发挥，无形中倒逼社会工作发展和角色重塑。因此，加强社会治理这一国家战略不仅为社会工作提供了发展机遇，更开启了从“补缺型”到“治理型”角色定位的升级和内涵发展的深层变革。社会工作需要以专业化筑牢根基，以科技化突破瓶颈，以本土化彰显特色，在破解社会矛盾、促进公平正义中实现从“辅助者”到“引领者”的跨越，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引擎。

(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社会工作迎来广阔的发展舞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8]说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并从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失衡。城乡差异是我国发展不平衡的主要体现，农村资源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解决新时代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不充分”、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更是解决新矛盾的重要举措。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有力推动了社会工作的蓬勃发展。首先，社会工作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在目标上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高度一致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社会工作注入了强劲动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衍生出大量的社会工作服务需求，使社会工作得到了更多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推动其从边缘辅导角色转向乡村治理的核心力量。其次，社会工作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专业支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采用专业化的方式，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助力乡村人才振兴，推动服务供给，推动其在政策创新、技术赋能、文化深耕中持续突破，促进治理创新和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让社会工作成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金钥匙”，最终绘制出“产业兴、农民富、乡风美”的现代乡村图景。

(五)服务群众工作，社会工作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2024年，在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指导下，全国各地的省、市、县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陆续成立。这些部门聚焦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社会工作高效统筹协调，从而实现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同时，通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构建协同共治的新格局，破解社会治理中的痛点问题，助力国家治理效能全面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新时代社会工作进行了部署，要求“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29]这标志着党对社会工作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社会工作格局进一步完善，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迎来了新机遇和广阔发展空间。同时，夯实国家治理的基层基础和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得到了强化。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等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新兴领域迅速发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国家治理的基层基础亟待加强，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的任务更加繁重。社会工作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应从“粗放型覆盖”向“精准化服务”转变，从“单一救助”向“系统治理”升级，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见”探索；在引导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强化社会组织服务、做好人民信访和建议征集工作及志愿者服务工作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形成以专业化为根基、以协同治理为突破口、以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用“专业精度”提升“群众温度”；不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引导广大群众贡献智慧力量，从而提高社会治理的组织化、专业化、社会化水平，让社会工作真正成为群众身边的幸福生产力，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社会工作的转型和发展始终与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紧密相连。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通过目标设定、制度赋权、资源调配等方式，驱动社会工作从“边缘辅助者”向“治理内生主体”转型。在一系列战略目标驱动下的社会工作不仅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而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也是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等战略的关键力量。其将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毛细血管”，呈现出“国家战略梯度驱动”逻辑。在国家战略推动下，社会工作的社会需求持续增长，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一方面教育部联合民政部，通过学科建设和职业培训，培养了大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从而推动了社会工作迅速发展。同时，社会工作通过专业化赋能、系统化行政和创新型实践等方式不断推进服务升级，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姿态融入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社会工作积极参与到国家精准扶贫、健康中国、基层治理等国家重点领域和重点工作中，以其专业的理论、方法和技能在资源链接、专业服务提供、心理疏导、情绪支持和保障支持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不仅为困难群体脱贫和各类弱势群体提供关爱，还积极推动“党建+社会工作”的深度融合，将党的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其主动应对人口结构转型的挑战，促进城乡融合，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体现了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和主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责任担当。更反映出社会工作借助国家战略的驱动逐渐实现自身的专业自主性，从而影响国家治理逻辑，实现“国家—专业”的双向赋能。

五、结束语

过去四十多年，社会工作从民政领域逐步推进并不断发展，同时带动了有关领域社会工作的全面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工作经历了由恢复重建到探索发展、政策规范、内涵提升的转型与发展。这一发展过程并非单一线性式发展，而是仍在继续并尚未结束。我国社会工作的转型与发展和国家战略目标密不可分、相互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工作转型与发展既得益于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驱动，又主动有效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通过高质量发展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也就是说，我国社会工作的转型与发展呈现出“国家战略梯度驱动”特征，一方面社会工作深度融入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另一方面其通过专业实践的策略性调适实现有限的专业自主创新发展。这一结论与以国家行政力量整体推动、改善民生福祉的“国家社会工作”一致，二者都强调国家对社会工作制度形态的形塑，看到了社会工作是在解决各类社会问题过程中不断发展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以及强大国家力量发挥的核心作用，这也正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独特性。^[30]但是，国家社会工作更强调社会工作的意识形态基础以及国家对社会工作的“工具性”和“单项吸纳”。本文认为，社会工作是通过“双向赋能”推动国家治理逻辑，形成“国家—专业”的共生关系，指出我国社会工作的转型与发展源于国家战略目标驱动与专业策略的共演，修正了“国家—专业”二元对立的传统叙事，与全球社会工作理论中“国家—社会”关系范式，如“嵌入性自主”形成呼应，体现了我国社会工作“自主性”依赖国家战略目标的驱动，凸显了中国特色的情境性。同时，本文解释了国家战略目标的迭代如何驱动社会工作功能转型，指出中国社会工作的转型与发展随着国家战略目标的升级变化而渐进扩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社会工作的专业自主性与合法性通过国家战略与专业实践的动态适配，实现了转型与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社会工作“国家主导型专业转型”路径提供了参考。

基于此，未来研究可尝试增加国家战略目标冲突对社会工作发展影响的探讨，指出社会工作可能面临的困境与构建我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和科学方法的必要性。当然也要认识到，我国社会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加强，如思考并实践其如何在基层治理中发挥调解作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推动环保意识，在双循环格局中通过社区服务刺激内需等。展望未来，社会工作要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必须通过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构建标准化服务体系；积极推动社会工作立法，用法律来明确社会工作的职责和权力，规范职业行为，逐渐建立起基本成熟的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加强体系化建设与全域覆盖，形成从城市到乡村“市—县—乡—村”均衡布局的四级服务网络；促进科技化与数字化转型，实现智慧社会工作的崛起和发展；深化服务实践，不断推动社会工作在夯实国家治理基层基础、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等方面加快发展，推动社会工作由注重特殊困难群体服务向所有需要的社会成员延伸，不断扩大社会工作服务的受益范围和惠及程度，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实现其从“社会服务提供者”向“治理体系构建者”的角色跃迁，最终实现其与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同频共振。

注释

1①王思斌在《专业化本土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下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一文中提出，社会工作“专业化本土实践”是指社会工作立足于国情和本土实践，用专业化思路和方法处理具体问题的过程。

2王思斌在《中国式现代化新进程与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一文中提出，“社会工作新本土化”是指专业社会工作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的本土化，是在更宽阔领域、更大视野、更高层次上的本土化，是在重要领域和重大问题上的本土化。

3陈涛在第十二届林护杰出社会工作奖颁奖典礼暨中国式现代化与新时代社会工作新发展研讨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对本土专业化社会工作的需要》中提出，“本土专业化社会工作”是指以本土宝贵经验、成功做法为基础，朝着现代职业化方向进行专业化提升的社会工作。

4王思斌在第十二届林护杰出社会工作奖颁奖典礼暨中国式现代化与新时代社会工作新发展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中国式现代化新进程中社会工作的发展：制度建设与创新》中提出，社会工作“新生态系统”是指社会工作相关部门的转隶造就了相关职能部门的聚合，催发了社会工作的新生态系统。

5《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意见的通知》提出，社会福利政策是国家或社会为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要、促进社会公平而制定的制度和服务体系，并明确提出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具体发展指标和具体措施。这些为社会工作提供了合法依据和资源支持以及具体任务和目标，更强调了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服务范围。

6上海东方医院是我国第一家成立社会工作部的医院。

7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是我国成立的第一家非政府性质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82004年6月15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的《第九批国家职业标准》将社会工作纳入我国的新职业。

9取自《灾后社会工作：嵌入、建构与增能——中国经验及其反思》(徐永祥、黄锐等著，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序言部分。

10本图根据相关年份《民政事业发展公报》提供的数据制作，由于《2024年民政事业发展公报》尚未公布，本图数据相对滞后。

112024年8月，教育部公示首批社会工作专业博士点（DSW），包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华东理工大学、河海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深圳大学、云南大学、贵州大学。

12本图通过中国知网以“社会工作”为主题的学位论文结果数据制作，时间截至2025年5月3日，2023年和2024年的数据存在滞后情况。

13搜索时间为2025年5月3日，采用中国知网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