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5, Vol. 25Issue (6): 1-9,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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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以ChatGPT、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已步入快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成为人们生活的基础和内容。[1]数字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便利和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风险和新挑战，完全保护人们免受这些风险既不可能，也不可取[2]，人们需要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和行为来应对挑战，以减少科技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因此，“数字韧性”(Digital Resilience)作为21世纪个体必须拥有的一项重要技能[3]，成为数字化时代人们应对数字空间挑战、压力和逆境的一种核心素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系统复杂性和社会冲击的增加，人类急需建构一种基于数字空间、适应数字技术新发展的韧性，即“数字韧性”来帮助人们有效面对数字时代的新风险和新挑战。对此，学术界已经开始进行相关研究，并在数字韧性的内涵、测评体系及提升路径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对此及时梳理有助于推动中国关于数字社会及数字风险治理等领域的研究开展。
一、从“韧性”到“数字韧性”“数字韧性”一词是在数字化转型时代的背景下，由“韧性”概念演化发展而来，其概念来源与“韧性”概念具有密切关系。
(一)韧性
“韧性”概念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其英文为 Resilience，中文常译作“弹性”、“抗逆力”和“复原力”。关于韧性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物理学和材料学领域，其原意是指物体在遭受外力作用而暂时产生形变后恢复至原来形状或不易断裂的一种属性。[4]之后，这一概念引起了不同学科广泛的研究兴趣，如组织理论、计算机网络、社会学、心理学等。每个学科从不同层面对韧性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并为“韧性”概念提供了多元化的定义和视角。伴随生活环境的变化以及各种灾难的频发，“韧性”被人们从物理学、材料学以及工程学等领域逐渐引入人类社会治理领域，开始产生“经济韧性”、“心理韧性”和“社会韧性”等更加多元的学术用语。这使得“韧性”逐渐成为一个多角度、复杂的概念，其定义、操作化和应用在不同领域也出现了不同观点。布鲁诺等人将这种多元化的“韧性”区分为技术韧性、组织韧性、社会韧性和经济韧性等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其中，技术韧性强调物理系统在发生故障时，保持运作的能力；组织韧性强调组织管理者在面对外源性冲击时，通过整合资源来做出决策和行动以避免危机或者减少影响的能力；社会韧性是个人和团体在遇到危机时，持续和恢复的能力；而经济韧性则强调社会实体在应对危机造成的经济损失方面，减少与中断有关损失的能力。[5]
对于“韧性”的本质，现有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韧性”是一种不同社会实体所具有的特定能力，拥有这种能力的主体在遭受挫折或面对逆境时，能够理性地做出正向选择及应对。[6-7]第二种观点把“韧性”视为一个动态过程，即个人通过建立社区内外的能力和资源来主动适应变化的一种过程 [8]，认为韧性不是个人或社区固有的本质特征，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受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影响的过程。第三种观点强调“韧性”是一种结果，认为韧性意味着一个组织能够“从意外的、有压力的、不利的情况中恢复过来，并重新开始工作”[9]，这反映的是一个组织功能的最优平衡状态。“韧性”是“完美韧性机械系统的结果，任何被吸收的能量都可以在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下排放，使系统恢复到以前的稳定状态”[10]。
近年来，伴随社会变迁和风险社会的来临，以及个体遭遇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增长，学者们基于对人类风险与挫折应对能力的关注而越来越从个体层面对韧性进行研究。韧性的概念被广泛引入社会和心理系统研究，描述人类应对意外变化、压力和逆境的能力。[11]综合来看，这些基于个体层面的韧性研究可分为两类。一是心理学视角的研究(个体论)，认为韧性是个体与生俱来的一种潜力，在个体平稳状态被打破时能被激活来帮助个体阻抗困难和危险。[12]二是社会生态系统视角的研究(系统论)，这类研究从个体层面的个人特质扩展到了与其有联结的社会生态系统(如家庭、学校、社会、文化等)，认为周边系统对个体抗逆力具有重要影响。[13]后者的系统理论提供了将个体韧性拓展至在家庭社会脉络和文化背景下进行理解的范式，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个体观的个体决定论 [14]，为“数字韧性”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数字韧性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系统领域的“韧性”议题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15]早期的“信息系统韧性”研究分为三个部分：信息输入系统韧性、信息系统本身韧性和信息结果系统韧性。信息输入系统韧性是指作为信息输入的系统，比如信息系统的用户(通常是人)，其作为信息输入系统的一部分会影响信息系统的运行。信息系统本身韧性的研究关注的是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韧性[16]，这一分析层次主要探讨信息基础设施如何在巨大的外源性冲击之下保持运行并恢复正常。信息结果系统韧性是指信息系统对所支持的更大范围系统韧性的影响，它可以是从信息系统的设计、部署和使用中受益的任何数字化主体，包括组织、社区、经济体乃至整个社会。伴随信息系统领域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科恩明确提出应该对“信息系统韧性”和“数字韧性”进行区分，认为“信息系统韧性”只是信息系统本身的韧性，而“数字韧性”应由这三个层次的韧性共同组成。[17]至此，研究者开始从早期侧重于信息系统本身韧性的研究转移到对信息结果系统韧性的研究，强调信息系统对于更大范围主体(组织、社区、经济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
近年来，学者们更多关注以个体层面为代表的社会实体的数字韧性。这主要是由于伴随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逐渐成为常态 [18]，各类主体也愈发关注自身韧性的发展。由此，学者们开始探索信息系统所属更大范围系统的韧性保障，研究重点越来越集中在个体层面的数字韧性上。人们开始思考如何利用信息系统来帮助自身更好地应对风险，关于个体层面的数字韧性研究由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们开始意识到数字韧性是人们在数字时代应当具备的元素养，它能够帮助各类主体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挑战，缓和线上风险的负面影响，促进人们在网络上获得发展的机会，以此适应并推动快速发展的数字化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有基于个体层面的数字韧性研究中，青少年的数字韧性成为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这主要是由于随着数字化日益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青少年作为距离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最近的一代，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比其他任何群体受到的影响更大。对于“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的青少年一代而言，他们成长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数字化世界并伴随数字平台长大，他们离数字技术更近，是受数字技术影响最深的一个群体。[19]有研究表明，青少年接触数字技术的时间远远多于其他群体，大多数美国儿童从9岁就开始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20]，小学生(8岁至12岁)平均每天上网的时间为4个小时，高中生每天为8个小时。[21]同时，青少年由于身心发育尚未成熟，自我控制和辨别能力较低，往往会比成年人更容易被数字技术吸引并沉溺其中。众所周知，科技是把“双刃剑”，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与挑战。青少年作为当代距离网络最近的一代，也成为数字技术使用中最脆弱的用户。[22]社交媒体软件、人工智能等在为青少年带来便利和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风险和挑战，如网络暴露、性诱导、接触在线仇恨和特定内容、网络欺凌、数字倦怠、数字失败、“末日冲浪”(Doom Surfing/Scrolling)等。为应对这些风险，数字化时代的青少年更加需要发展某种技能，以便适应数字环境。而“数字韧性”作为个体在数字化时代面对意外或挑战的反应以及适应和应对这些变化的能力，成为新时代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必备技能。它能帮助青少年确定方向或为其提供信息指导，助其积极处理虚拟世界中的风险，从而免受有害信息的影响。[23]通过发展数字韧性，青少年可以在保证身心健康的前提下适应数字化环境，更加有效地应用各类数字技术，以促进自身发展。[24]数字韧性更强的个体更能利用数字技术应对各种突发事件、适应生活变化，同时获得更丰富的信息和资源，提升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25]因此，帮助青少年克服数字风险，促进其数字韧性发展，成为众多家长、政策制定者和教育者关注的议题。
二、数字赋能抑或数字冲击：数字韧性的价值指向之争在关于数字韧性的研究中，技术与人的关系以及数字技术与社会的二元关系等一直是数字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其认为数字技术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之间有一种重新形塑的作用。数字技术因素
在探讨数字韧性的价值指向之前，需要明确其概念内涵。学者们从不同领域，在不同数字情境下对其作出了不同定义，较具代表性的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是将数字韧性作为一种能力或素养，强调其在帮助个体或组织抵御外在风险时的保护作用。如特兰等明确指出数字韧性是一种技能，具备这种技能的青少年能正确看待网上的积极和消极体验，并助其培养责任感与数字适应力。[27]科恩认为，数字韧性是员工在面对不良网络事件时，依然能够稳定完成预期目标的能力。[17]对此，薛晓琪等认为，数字韧性是指个体在面对数字时代的变革与危机时，积极参与和适应，并把危机转化为机遇的能力。[28]王佑镁等指出，数字韧性是学习者主动应对数字时代风险与挑战的必要素养。[29]由此可见，此种观点将数字韧性视为个人或组织适应或吸收冲击的一种能力或素养。在此框架下，受到数字时代挑战或冲击的个人或组织能够借助数字韧性把自身转变为一种新的稳定状态，以应对重大冲击。第二种强调数字韧性是一种动态过程，即个体通过学习能够从逆境中恢复过来并持续前行的一个过程。夏尔马等认为，数字韧性是指在网上经历了负面或不良的经历后，学习、恢复和反弹的过程。[30]哈蒙德等把数字韧性定义为一个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人或团体学会如何识别、管理风险以及从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层面的在线风险中恢复自身功能。[31]马诺伊等将数字韧性定义为人们在网上经历了负面或不利经历后，进行学习、恢复的过程。[32]因此，此类观点强调的是个体通过数字技术向外学习而从逆境中恢复的动态过程。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数字韧性的内涵存在静态与动态之争。这种外显的概念界定分歧实际上源于数字韧性研究中内在价值指向(Resilience to What)的不统一。在数字韧性的价值指向上，关于数字技术与人的关系成为数字韧性价值关注的基本内容，出于对“数字技术”与“人”的关系的不同认知基础，学者们对数字韧性的概念建构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研究价值指向。
第一种体现为“数字赋能韧性”(Resilience Through Digital)，即将“数字”视为应对风险或挑战的手段，强调数字技术在提升社会实体能力与韧性方面的积极影响。这种研究起源于信息系统韧性研究，它将数字韧性定义为各类主体在受到外部冲击时设计、部署和使用信息系统，以适应主要外部冲击引起的变化的能力，认为可以在多个层次上进行相关研究，如信息输入系统、信息系统本身或信息结果系统等。这一观点主张信息系统具有提高社会韧性的潜力，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建立更好的个人韧性提供了可能。后来学者们逐渐扩大研究领域，主张在数字韧性赋能视角下，数字技术可以赋能各类主体的韧性发展，使其在逆境中快速恢复、反弹并更好地发展。[33]
第二种体现为“数字冲击韧性”(Resilience to Digital)，即将“数字”自身视为风险或挑战的来源 [34]，认为数字技术对个人、企业和国家都构成了重大威胁 ，需要加强各类主体自身的韧性来抵抗数字技术带来的风险。由此可见，“数字冲击韧性”思维强调的是将数字技术作为一种风险工具进行考察，其以数字技术体系的负面作用为切入点，强调在日益发展的数字空间中，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技术要素对人和社会所产生的破坏性作用。这种破坏性作用在宏观方面体现为对于那些由于年龄等因素而无法适应并获取数字技术的脆弱群体所产生的不平等；在中观方面表现为数字技术大量繁荣所引起的数字失控、主体掌控权淡化而产生的“不稳定数字工人”形象；在微观方面则表现为对个体产生的各种不良影响，如网络暴力、不良价值观的影响、信息泄露等。[35]为了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破坏性作用，需要个人和社会提高自身的韧性。
在上述两种价值指向的研究中，更多的学者认同“数字赋能韧性”，而非“数字冲击韧性”，这表明学者们对于未来数字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当然，上述两种对于数字韧性的价值指向都存在偏颇，“数字冲击韧性”过于强调技术与人的紧张关系，而泛化的“数字赋能韧性”又容易使人们陷入技术决定论的危险。对此，在数字韧性界定过程中，系统化的视角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理解数字技术与人的二元关系。数字技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下获得了巨大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对人类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进行重塑。因此，在对待数字与人的韧性关系时，一方面要看到数字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便利和发展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新的风险和冲击，由此成为个体韧性的外源性冲击。另一方面，不能忽略数字技术本身的工具性功能，即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具有帮助个体提升韧性、适应困境并从困境中恢复的正向功能和积极影响。由此，未来的研究需要一种整合视角，以此突破人与技术的对立立场，从技术与社会相互塑造的关系出发，兼顾“数字赋能韧性”和“数字冲击韧性”，建构一种整合型的研究思路来探索数字韧性与各个主体的融合发展。
三、韧性应对：数字韧性的提升路径(一)数字韧性的测评与发展现状
数字韧性的提升应基于对其发展状况的精准把握，因此，测评是建构其提升路径的基础。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数字韧性作为数字时代各种主体必备的一种应对风险和挑战的基本素养，对其的测评，即数字韧性的操作化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这是将抽象概念操作为可以测量观察的数值的过程。
在已有研究成果中，涉及明确的数字韧性测量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还缺乏一个众所周知的、公认的测量模型。[36]甚至有学者主张最好将韧性视为一个不可量化的、模糊的概念 [37]，认为社会技术系统的测量方法仍然缺少理论支撑。[38]但仍有许多学者主张需要一个具体的指南，以严格和可重复的方式来对韧性进行衡量和管理。[39]佐贝尔和巴格萨德介绍了两种方法来量化和比较跨维度的复杂韧性行为。第一种是基于能力的方法，具体体现为调查和指数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将韧性作为一种防御终端和促进恢复的能力来测量，在实际测量时往往是从多维度进行。第二种是基于输出的方法，即在风险或灾害发生之后衡量系统的恢复能力，比如模拟风险或灾害发生以后，测量系统的功能韧性。这种方法的测量维度比较单一，仅仅评估风险或灾害过后的系统功能。[40]另外，还有学者使用了快速评估方法 [41]，即一种定性的韧性测量方法，其评估测量重点在于对相关利益者进行调查，探究其对于系统的了解和韧性程度。
虽然现有研究还缺乏对数字韧性的明确测评标准和测评方法，但学者们还是建构了对于数字韧性的操作化测评框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英国互联网安全委员会(UKCIS)的数字韧性框架。该测评框架旨在帮助个人和社会团体评估其数字韧性，它关注的是在数字社会中影响人们体验的四个关键领域：环境、政策、内容、服务。在每个领域中对四个维度进行测量，即理解、知道、学习、恢复。其中，“理解”表示是否知道自己何时处于风险之中，是否了解一些与风险相关的知识；“知道”表示个人是否知道如何从自己所拥有的一系列资源中去寻求帮助；“学习”表示个人是否能够从其经历中学习并且有能力在不确定性中应对未来的挑战；“恢复”是当个人遇到不利事件时，能否通过自身及支持系统而从逆境中恢复。[2]在实际操作中，学者们大多根据这四个测量维度来制定量表，通过访谈、案例研究等方法来收集数据并对数字韧性进行测量。贾雪姣通过自制数字韧性测量问卷，调查发现中国中学生在数字学习方面面临较大的风险与压力，而大部分学生并没有完全准备好向数字化过渡。[42]薛晓琪等通过调查揭示了中国学生在线学习数字韧性的结构性差异，指出需要探索数字韧性的提升路径。[43]
(二)数字韧性的提升路径
数字韧性作为一个伴随数字社会而生的新韧性形式，日益受到学术界关注，尤其是如何提升人们的数字韧性，以助其更好地应对数字社会带来的风险与挑战成为研究的重点。学者们普遍采取一种社会生态系统的视角来探索如何提升人们的数字韧性。昂加尔首先将数字韧性置于一个四级社会生态概念框架中，在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层面绘制和探索每个级别是如何在嵌套和相互关联的系统中运行的。[44]阿巴西认为需要一种数字生态系统赋予人们使用数字技术来追求经济和社会机会的能力。[45] 夏尔马等制定了一个全面和整体的模型，通过个人、社会和社区干预的多层次方法来提升数字韧性。[30]维森伯格等认为需要研究数字韧性是如何在不同的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系统内部和系统之间构成、体验和衍生复杂的关系。[46]哈蒙德等把数字韧性作为一个社会生态学概念，并建构了数字韧性的社会生态过程，强调数字韧性的提升是一个社会生态的权力驱动过程，由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力量相互构成，主张在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层面提升数字韧性，由此突破了以前只是把“韧性”作为社会心理概念的局限性，探讨如何在生态系统中发展数字韧性的支持系统。[31]总的来看，在关于如何提升数字韧性问题上，学者们大多选择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并把其作为提升数字韧性研究的重要理论视角。数字韧性提升的具体路径如下。
1. 个人层面
个人层面的数字韧性提升主要是从个体自身特性出发，对个人内部的保护性因素进行建构。其关键在于确定个体的易感性和保护因素，以帮助其在逆境后进行恢复和成长，自我效能、乐观主义和情绪调节等是这一层面的保护因素，其重点在于提升数字技能来帮助个体避免和应对风险。维森伯格等对30篇文献进行系统回顾后发现，负面的在线经验会破坏青少年的福祉，因此发展数字韧性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种工具的数字技能因其匿名性、符号性而对提升青少年个体数字韧性具有重要作用。对青少年来说，拥有使用互联网和相关社交媒体的必要技能是必不可少的，应培养其过滤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以及批判性的思维技能。[47]有学者进一步把这种数字技能阐述为一套具体的“软”技能，以此使人们能够以目标为导向、以自适应的方式与技术进行数字接触。这些技能包括知道如何在网上找到想要的信息、如何在网上以一种友善的、支持性的方式与他人沟通，等等。[47]
学者们还进行了干预项目研究，以实务研究方法探索青少年数字韧性的提升路径。雷诺兹的“数字公民”身份教育干预研究探索了如何为16岁至19岁的青少年提供所需的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而使其在21世纪成为积极的数字公民。[48]马尔图库开发了“麦迪在线”动画片视频，通过提供有趣的、与青少年日常生活相关的在线体验学习机会来帮助其提高“发现、理解、使用和分享”信息的能力，以及创造媒介和交流的能力，以确保其在线安全和韧性。[49]昂加尔的数字韧性培训计划采用了定性方法来探索学生对数字韧性训练计划的同步和异步版本的体验，以此培养学生对逆境的抵抗力并促进其心理健康。[50]梅森尼德斯等人的“数字风险游戏”探索了如何通过游戏性的数字经验来提高儿童的韧性，促进儿童发展与学习。[51]安吉拉等人对566名小学生的教育介入项目显示，其干预提高了学生的数字技能、使用技术的自我效能感、在线支持同伴的意愿，以及向值得信赖的成年人寻求帮助的意愿等。[52]
2. 家庭层面
家庭层面数字韧性提升的关键在于家庭为个体提供一种支持性的关系，通过温暖、有凝聚力的互动为青少年提供有形支持和情感支持。这类研究强调父母的调节作用，关注父母的调节方法及其对子女的影响，认为一种鼓励家庭韧性的、有利的调节方式能够增加孩子对在线风险的把控能力，从而增加其建立和展示数字韧性的机会 [53]，这可通过线上访问和体验以及数字技能发展来实现。[54]
有研究表明，即使通过培养青少年的数字技能使他们拥有安全、自信地独自探索数字世界所必需的能力和能动性，仍有相当高比率的孩子表示自己在网上遇到了不想要的接触。其原因可能在于经历数字挑战的青少年觉得成年人不了解其处境，无法同情他们或者在网络情境中没有能力帮助他们。[55]因此，数字韧性提升的关键是帮助个体在面对困难的数字情境时，能够从家庭环境得到相应的支持，并有效使用支持系统，从而使其不必独自应对这些挑战。家庭支持与儿童、青少年的数字韧性发展有正相关关系[25]，他们建立和表现其数字韧性的方式取决于其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在家庭层面及其他层面(社区、社会)的学习、识别、管理和恢复能力。对于个体来说，家庭能够通过温暖、有凝聚力的互动提供有形支持和情感支持来帮助其提升数字韧性。[56]家庭成员应改变对于儿童、青少年上网的传统看法，不将其简单视为一种消极行为，而是以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来发掘儿童、青少年上网的必要性和优势，通过家长陪同、开放式沟通等形式了解孩子可能遇到的数字风险，通过扶持式调节方式来帮助孩子在获取网络效益的同时提升其数字韧性。
3. 社会层面
社会层面的数字韧性包括社区和社会两个维度。在社区维度，它超越了物理空间的社区理解，与个体内部的数字素养技能、知识、经验和调节方法以及支持网络之间建立起联系，强调社会资本对个体的保护作用，关注由经济、文化、社会和个人不平等引起的数字排斥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以及探索如何通过社会网络帮助儿童建立数字韧性。[57]由此，一个特定社区内各种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要素、系统、结构、过程和行动，以及其中的社会联系和社会资本成为这一层面的焦点。这一层面获得数字韧性的能力取决于青少年能够获得凝聚性资源的能力和程度。这些资源能够使他们以关键社区行为者(家庭成员、同伴、教师、学校)为支持者，通过社区内的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支持资源，学习、识别、管理网络风险，通过使用社区资源来提升数字韧性。[58]由此可见，数字韧性在这个层面是作为一种超越个人的集体属性存在的。
社会维度的数字韧性提升则与关键社会行为者有关，如政府、互联网公司、教育系统、文化规范等。这个过程依赖于社会对于风险的预防和保护能力，在风险中的减轻、吸收和适应的能力，以及经历风险后的恢复和改造能力。[31]这是在更系统的层面影响青少年的数字韧性，他们的家庭关系、社区和社会及其互动是数字韧性的重要来源。通过优化“以青少年为中心”的价值体系来支持青少年以公平的方式了解风险，提高个体识别网络风险的能力，提升其数字韧性。青少年从关键社会行为者(政府和科技生态系统、全社会)那里获取管理网络风险的支持，通过更广泛的文化规范和对关键行为者角色和责任的强调，帮助青少年共享科技成果，达至科技向善。
除此之外，社会维度的研究尤其注重数字技术对于主体数字韧性的赋能作用，认为在社会遭遇突发性外源冲击时，单靠政府的力量是无法应对的，因此需要整个社会主体参与。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因其可伸缩性而发挥极大的作用，如社交媒体有能力创建共享资源和支持性网络，包括实现社会整合和网络支持、情感支持、自尊支持、信息支持、共享身份和促进人际关系。[59]因此，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空间性、匿名性和符号性能够帮助个体在网络空间中结交更多朋友，拓宽其社会支持网络，寻求更多的支持。这种工具性或情感性的社会支持能够帮助个体更好地应对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提升其数字韧性。
四、启 示“数字韧性”是近年来在“韧性”研究的基础上，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并成为人类社会重要内容和基础的情境下出现的一个新领域。相较于“韧性”研究，“数字韧性”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31]从数字韧性的研究发展趋势来看，其呈现出一种“韧性—信息系统韧性—数字韧性”的发展轨迹。学者们的研究对象从早期的数字技术本身逐渐转向数字技术的多元主体(个体、组织、国家等)。近年来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个体层面的数字韧性，如儿童、青少年的数字韧性。从国外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的研究指向越来越脱离对数字技术单纯的技术探索，逐步从起始阶段对数字技术体系的关注，如对包括信息系统、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等在内的各类传统与新兴数字技术自身韧性发展的关注，转向以各类数字化的主体(个人、组织、国家)为指向的研究，探讨这些数字化主体如何应对负面干扰和冲击。由此，这一研究趋向也愈加强调数字技术的工具性和风险性。总体上，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国外的数字韧性研究更侧重于对组织、社区甚至国家等中观或宏观层面的关注，而个人层面的学术成果不多且不够深入。从研究指向和价值取向来看，已有成果不够聚焦且较为“碎片化”。[47]对此，还需要更加聚焦于某一研究指向(个体层面)，找到一种更为整合的研究路径。国内学术界对此则还未给予充分重视，缺少相关研究成果。
其次，数字韧性的概念和内涵还不够清晰。一是现有研究对数字韧性的概念界定不清晰，对其内涵缺乏统一的认识。尤其是对于数字韧性本身所涉及的人、物质与数字技术之间复杂关系的认知还很模糊，如数字韧性的关注对象是数字化的主体(人为因素)还是数字技术本身，所涉及的研究情境是“数字冲击”还是“数字赋能”，等等。这些问题尚未有统一答案。二是未能厘清“数字韧性”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如“数字风险”、“数字安全”和“数字素养”等。[27]三是缺少对每一个领域分支的定义和探索。已有研究多是关注组织的数字韧性，而对企业韧性、个人韧性、城市韧性的探索明显不足，对此需界定数字韧性在不同领域、不同主体上的明确含义。
最后，缺乏对数字韧性的有效测评标准体系。现有研究中缺乏一种有效、稳健的方法来对不同主体的数字韧性进行度量，这限制了数字韧性理论的解释力和稳健性 [47]，使得目前关于数字韧性的讨论多集中于理论层面的分析，缺乏实证层面的检验。[18]由上文可知，当前学者们对于数字韧性操作化测量的相关研究尚不完善。学者们多采纳英国互联网安全委员会(UKCIS)的数字韧性框架，从理解、知道、学习、恢复四个维度获取相关数据，再通过对数据整理分析来掌握个人或团体的数字韧性发展程度。然而，每一种方法都存在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数字韧性是一个高度情境敏感的概念 [60]，因此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既定数字韧性量表。大多数学者对研究项目进行了调整，以更好地适应其研究背景。但是总体来看，这些关于数字韧性的社会技术系统领域的测量方法仍然缺少理论上的解释力。
总之，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类社会已步入快速发展的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已嵌入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1]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不言而喻的背景。数字革命必然昭示着社会学的另一次跳跃式发展[61]，数字韧性将在一个数字化和不确定的世界中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面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及相应数字风险的增加，我们急需建构一种基于数字空间、适应数字技术新发展的韧性形式，帮助人类有效面对数字风险。但从当前研究来看，国外的数字韧性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学术界还缺乏基于中国特定人文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的相关研究。并且由于国内外人文科技观和儿童观的显著差异，国外研究所构建的数字韧性测评和提升路径是否适用于国内的情况，还缺少基于中国本土情境的研究。
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数字中国”不只是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包括人的数字化发展，“数字中国”建设离不开具有高素养和高技能的数字人才。因此，在未来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急需实现从技术到人的研究转向。技术的最终价值在于为人服务，无论科技如何发展，能够帮助人类应对风险的依然是人类自身。面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我们急需探索一种基于数字空间、适应数字技术创新的韧性形式，帮助人类有效面对数字风险。这需要国内学术界在对数字韧性溯源的基础上，对数字韧性的概念与内涵进行厘清，界定数字韧性在不同领域、不同主体上的确切含义。同时针对现有研究中测评标准体系的缺失现状，结合中国特定的经济与文化背景，探索适合不同主体的数字韧性测评体系，以此开展对数字韧性的实证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指向上，需更加聚焦中国青少年这一群体的数字韧性研究，探索适合其数字韧性的测评体系，分析其数字韧性的发展现状、存在的不足以及提升路径。
总体上，中国数字韧性的研究还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今后，探索如何建构有关数字韧性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尤其是基于中国特定人文科技和文化观基础，对不同主体的数字韧性测评体系进行探索，并提出适合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不同主体的数字韧性提升的有效路径，将成为重要的研究旨向和研究内容。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数字韧性研究脉络的认知，扩展关于数字韧性的理论文献，丰富和完善数字韧性的理论发展，更有利于数智空间中的中国数字素养探索，以此防范和化解可能出现的各种系统性和非系统性数字风险的中国方案建构，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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