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随着社会、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发展的期望和要求不断提升，青少年所面临的心理压力和学业压力日益增大，其心理健康问题尤其值得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关乎家庭幸福和民族未来，已成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年)》和《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均明确指出，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1-2]作为心理健康的重要监测指标，抑郁是青少年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且具有慢性、长期和隐蔽等特征，可能对个人、家庭和社会产生不利影响。根据《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有41%的抑郁症学生曾因疾病而休学。^[3]由于我国城乡差异显著，抑郁问题的情况在城乡青少年中可能有差异。《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青少年抑郁检出率达到14.8%，农村青少年抑郁得分略高于城镇青少年。^[4]考察青少年抑郁问题对于城乡家庭发展和国民健康促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政策价值。

根据家庭系统理论，青少年抑郁问题应该嵌于家庭内部的关系系统中加以观察和思考，要从亲子关系和隔代关系等家庭代际关系的角度入手来揭示影响青少年抑郁的外部因素。^[5]根据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家庭隔代关系是青少年抑郁的重要影响因素。^[6]根据社会支持理论，对于青少年而言，社会支持可缓解心理压力、消除心理障碍、增进心理健康。^[7]在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系统中，家庭支持是极其重要的支持来源，隔代支持是家庭支持的重要类型，也是隔代关系的重要体现形式，更是影响青少年抑郁的重要因素。^[8]从城乡家庭的现实情况来看，父辈忙于维系生计、谋求发展，导致亲代支持缺失、隔代支持作为补充或替代的现象更加普遍，这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逐渐加深。根据相关研究，因隔代支持各维度存在相互排斥，可划分为不同类别，所以识别潜在类型对于认识隔代支持全貌，分析其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9]

然而，关于青少年抑郁现状如何、城乡家庭有哪些隔代支持类型、隔代支持类型对城乡青少年抑郁有什么影响、不同视角下不同隔代支持类型对城乡青少年抑郁的影响有何差异，学界尚无定论，亟须加以量化检验。本文拟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y, CFPS)数据，分析城乡青少年抑郁现状，识别城乡家庭隔代支持类型，揭示隔代支持类型对城乡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调适隔代支持类型，改善青少年抑郁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文献回顾

(一)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因素与差异

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因素、学校因素、家庭因素、父母特征和青少年特征。社会因素中社会支持^[10]和社会排斥^[11]对青少年抑郁有显著影响。学校因素中学校氛围^[12]、校园安全^[13]、友谊质量^[14]、网络欺凌^[15]、同伴关系满意度和学业压力^[16]有显著影响。家庭因素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17]、父母婚姻冲突^[18]、亲子冲突^[16]、亲子关系^[19]、父母心理健康^[20]、隔代教养和隔代亲合^[21]有影响。青少年个体特征中童年创伤^[22]、媒介使用行为^[23]、自评健康状况^[16]、乐观和心理韧性^[24]有显著影响。

青少年抑郁差异研究发现，从性别和年级^[25]、是否独生^[26]和是否有兄弟姐妹^[27]等视角分析青少年抑郁均存在显著差异，男生、高中、非独生和有兄弟姐妹的青少年抑郁水平更高。在人口流动背景下，城乡和留守与否是极其重要的研究视角。但是在上述两大视角下，青少年抑郁的研究结论不尽一致。在城乡视角下，有研究发现农村青少年抑郁水平明显高于城镇青少年^[27]，也有研究发现城乡青少年抑郁水平无显著差异。^[16]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城乡社会、经济、教育等方面发展失衡，加之农村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可及性更低，农村青少年抑郁水平可能会高于城镇青少年。在留守与否视角下，有研究发现留守青少年抑郁水平更高^[28]，也有研究发现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抑郁水平无显著差异。^[29]从乡村振兴的现实背景来看，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抑郁更可能趋向于无显著差异。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在城乡视角下，青少年抑郁存在显著差异，农村青少年抑郁水平更高。

H2：在留守与否视角下，青少年抑郁没有显著差异。

(二)隔代支持类型的识别与差异

目前有关隔代支持类型的研究较少，有学者将隔代支持分为生活照料、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三类。^[30]有学者从生活照料、经济支持和情感反馈维度识别出全支持—无反馈、照料支持—无反馈和无支持—无反馈三种隔代关系。^[31]有学者单独考察隔代抚养类型，从祖辈责任承担视角将其划分为有监护权型、与孙辈同住型和日间照料型^[32]，从责任承担、时间投入和角色扮演视角将其划分为部分转让—较完善替代、部分转让—局部替代、全部转让—局部替代和全部转让—较完善替代四种类型。^[33]

更多的研究将隔代支持视为隔代关系的一个维度，并从整体的角度识别隔代关系类型。Wood和Robertson将隔代关系划分为分配型、象征型、个性型和疏远型。^[34]朱家雄将隔代关系划分为正式型、寻乐型、智慧型、代替父母型和保持距离型。^[35]简才永基于祖孙互动、知识传递、日常照顾、祖孙距离、关系感知评价、道德及价值观传递维度，识别出亲密型、传统型、知识型和照顾型四种隔代关系类型。^[36]

代际团结理论是代际关系研究的理想架构^[37]，能够更为准确、科学和全面地反映代际关系。Bengtson和Roberts将代际团结分为六个维度，即结构性团结、联系性团结、情感性团结、规范性团结、一致性团结和功能性团结。^[38]而后有学者将代际团结六个维度进一步提炼为三个元维度，即机会结构、功能性交换和亲和性。^[39]机会结构反映居住安排和日常联系，功能性交换反映相互帮助等工具性支持，亲和性反映亲近和认同。目前国外有研究基于代际团结理论来分析隔代关系^[40-41]，也有研究基于该理论识别出疏离型、远但亲近型、单方支持型和亲密型四种隔代关系类型。^[42]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隔代关系类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隔代支持类型理应基于代际团结理论进行分析。

按照上述标准划分的隔代支持或关系类型具有重要价值，但是相关研究的划分标准较为单一，难以反映隔代支持的整体面貌和各维度间的潜在联系。不过，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可以用来探讨类别外显变量背后的类别潜在变量，能够用潜在类别表示多元维度间的内在关系。可以预测，当隔代之间为强机会结构时，可能有频繁的支持或情感上的认同，即构成亲近—强功能型隔代支持；当隔代之间为弱机会结构时，可能工具性支持较少，且少有情感上的认同，即构成疏离—弱功能型隔代支持。

伴随着经济社会和城乡家庭的快速发展，不仅农村父母，城镇父母也会更专注于参与市场竞争，进而导致隔代教养增多，这可能会导致在城乡视角下隔代支持类型不存在显著差异。父母外出务工虽然致使青少年留守家中，但是青少年正处于青春期，在心理和社会交往方面正慢慢走向独立，隔代支持的重要性有所降低，这可能会导致在留守与否视角下隔代支持类型也不存在显著差异。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城乡家庭可能存在疏离—弱功能型和亲近—强功能型两种隔代支持类型。

H4：隔代支持类型在城乡和留守与否视角下无显著差异。

(三)隔代支持类型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与差异

目前，有部分研究分别探讨了不同隔代支持类型(生活照料、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且研究结论存在明显差异。有学者探讨隔代抚养与农村青少年情绪压抑与封闭^[43]、隔代教育对留守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44]有研究认为，隔代教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弊大于利，曾被隔代教养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更多。^[45]究其原因，农村祖辈文化水平低、受乡土知识的禁锢，一般采取“不饿着、不冻着、不出事”的照顾方式。^[46]情感支持研究主要聚焦于留守青少年，发现隔代亲合是抑制留守青少年抑郁的重要因素^[47]，隔代亲合水平越高，留守青少年抑郁水平越低。^[48-49]鲜有研究量化分析隔代经济支持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

由此可见，相关研究多聚焦于隔代支持的传统类型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但是隔代支持是一个包含多元维度的复杂概念，考察隔代支持各维度间的联系，识别出多元类型，进而探讨综合的隔代支持类型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更具现实意义。根据隔代支持类型对青少年抑郁“弊大于利”的结论，隔代支持类型为亲近—强功能型的青少年抑郁水平可能更高，疏离—弱功能型隔代支持会降低青少年抑郁水平。同时，由于农村的隔代支持现象更为普遍^[50]，导致相较于城镇青少年而言，隔代支持类型对农村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可能更大。

关于隔代教养对留守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一般认为隔代教养对留守青少年抑郁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祖辈往往对留守青少年更加溺爱或更为迁就，容易忽视其身心健康和人格教育。^[51]另一方面，隔代教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留守青少年的抑郁水平。结合现实情况来看，祖辈可以给予留守青少年生活上必需的支持，如照料、经济和情感支持等。^[52]这些支持或可弥补父母支持的缺失或不足，从而降低留守青少年的抑郁水平。在留守与否视角下，隔代支持类型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差异研究认为，隔代教养、隔代亲合对留守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且隔代亲合的促进作用大于隔代教养的不利影响。^[21]

据此，隔代支持类型对留守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可能利大于弊。当隔代之间为强机会结构，有频繁的支持和情感上的认同，构成亲近—强功能型隔代支持时，留守青少年抑郁水平可能更低；而隔代支持类型为疏离—弱功能型的留守青少年，其抑郁水平可能更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隔代支持类型为疏离—弱功能型的青少年抑郁水平明显更低；隔代支持类型为亲近—强功能型的青少年抑郁水平更高。

H6：隔代支持类型为疏离—弱功能型的农村青少年抑郁水平明显更低；隔代支持类型为亲近—强功能型的农村青少年抑郁水平更高。

H7：隔代支持类型为疏离—弱功能型的留守青少年抑郁水平更高；隔代支持类型为亲近—强功能型的留守青少年抑郁水平更低。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提供的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¹在该调查中，家庭是重要调查单元，家庭成员关系是重要调查内容，为本文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数据。

本文所用题项来自CFPS的个人自答、少儿家长代答和家庭关系问卷。测量隔代照料支持、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和青少年抑郁的题项来自个人自答问卷，测量居住安排的题项来自家庭关系问卷，控制变量测量题项来自个人自答、少儿家长代答和家庭关系问卷。隔代照料支持的作答人是青少年父母，隔代经济和情感支持及抑郁的作答人是青少年。在进行数据分析前对样本处理如下：(1)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青少年的界定^[53]，仅保留2 153个10—15岁样本；(2)用青少年个人编码匹配父母信息，再分别用父母编码匹配祖父母信息，得到1 322个样本；(3)将样本量由N转为2N，得到一位青少年对应一条父母信息、两条祖父母信息，共有2 644个样本纳入现状和类型识别分析；(4)匹配家庭信息，共有2 630个样本纳入影响分析。

现实生活中有一方祖辈健在、另一方去世的情况，只要在世的祖辈向其孙辈提供了支持，即被界定为祖辈提供了支持。因此，本文在数据处理过程中保留了一方祖辈去世的样本。

(二)变量

1. 因变量

因变量为青少年抑郁，通过CFPS抑郁简版量表来测量。具体问题包括：(1)我感到情绪低落；(2)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3)我睡眠不好；(4)我感到愉快；(5)我感到孤独；(6)我生活快乐；(7)我感到悲伤难过；(8)我觉得生活无法继续。青少年需要对过去1周内上述情况发生频率进行自评，从“几乎没有(不到1天)”至“大多数时候有(5—7天)”分别计1—4分。在具体计分时，先对(4)和(6)两个反映积极情绪的条目做反向计分，再将8个条目得分相加，用总分反映抑郁水平，其取值范围为8—32分。总分越高，表示青少年抑郁水平越高。

2. 自变量

基于代际团结理论中的机会结构、功能性交换和亲和性三个元维度，结合隔代支持现状与已有研究^[30]，受制于调查问卷中的现有题项，本文选择从居住安排、照料支持、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4个具体变量来测量隔代支持(见表1)。

机会结构维度通过居住安排来测量，具体问题为：个人是否居住在家(0=否，1=是)，分别询问青少年本人、青少年的父母和祖父母，若青少年、父母任意一方、祖父母任意一方同时居住在家，则赋值为1=三代同住；反之，则赋值为0=非三代同住。

功能性交换维度通过照料支持和经济支持两个具体变量来测量。其中，照料支持的测量问题为：过去6个月，您父亲/母亲是否为您料理家务或帮您照看孩子。若祖辈任意一方为亲辈提供照料支持，则赋值为1=是；若祖辈双方均未提供照料支持，则赋值为0=否。经济支持的测量问题为：你零花钱的最主要来源是谁？若作答人选择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则赋值为1=是；如果选择他人，则赋值为0=否。

亲和性维度通过情感支持来测量，具体问题为：当你遇到烦恼时最主要向谁诉说？若作答人选择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则赋值为1=是；若选择他人，则赋值为0=否。

3. 控制变量

参考相关研究，本文的控制变量如下。(1)青少年个体特征：年龄、性别、健康状况、亲子争吵数和学习压力。(2)父母个体特征：年龄和学历。(3)祖辈个体特征主要是学历。(4)家庭特征：家庭人均收入和兄弟姐妹数。

4. 差异分析变量

城乡差异的测量问题为：青少年的户口类型(0=城镇，1=农村)。

本文借鉴刘红升和靳小怡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界定^[54]，将留守青少年界定为：因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而被托留在户籍地农村，由父/母单方或其他亲属抚养、照顾、监护和教育的青少年。

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的测量问题为：青少年的户口类型、父亲和母亲的离家原因。若青少年的户口类型为农村，且父母亲有一方的离家原因为“外出务工”，则被界定为留守青少年，赋值为1；若青少年的户口类型为农村，父亲和母亲的离家原因为其他选项，则被界定为非留守青少年，赋值为0。

(三)方法

(1)用均值和标准差分析青少年抑郁及各因子的现状。(2)用T检验比较青少年抑郁及各因子的城乡差异。(3)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识别隔代支持潜在类型。(4)用卡方检验比较隔代支持类型的城乡差异。(5)用OLS回归分析隔代支持类型对城乡青少年抑郁及各因子的影响，再进行分组回归，比较城乡视角下的影响差异。

四、检验结果分析

(一)城乡青少年抑郁现状

由表2可知，我国青少年抑郁水平较低，但城乡差异显著。与城镇青少年相比，农村青少年抑郁水平更高，假设1得以验证。具体而言，城乡青少年在愉快、快乐、做事费劲和悲伤难过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与城镇青少年相比，农村青少年在做事费劲消极因子上得分明显更高，而在愉快、快乐积极因子上得分明显更低。与此同时，农村青少年在悲伤难过消极因子上得分却显著低于城镇青少年。城乡青少年在其他抑郁因子得分上未见显著差异。

此外，父母外出务工、亲子分离、家庭结构受损可能影响农村青少年抑郁水平。因此，将农村青少年细分为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进一步做差异检验。

表2的结果显示，农村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的抑郁水平无显著差异，假设2得以验证。但是，从抑郁总分来看，留守青少年抑郁水平更高。从抑郁各因子得分来看，非留守青少年在情绪低落、做事费劲、睡眠不好和生活难以继续等消极因子上得分略高于留守青少年，在孤独因子上得分低于留守青少年，在悲伤难过因子上得分与留守青少年相同。值得注意的是，非留守青少年在愉快和快乐积极因子的得分上高于留守青少年，这可能是留守青少年抑郁水平更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城乡家庭隔代支持类型

1. 隔代支持类型的识别

隔代支持类型的识别流程为：(1)从类别数为1的基准模型开始，依次增加潜在类别数，然后根据L²和BIC指标选取最佳模型(L²的显著性水平越低，模型对数据拟合越好，BIC值越小，模型拟合越好)；(2)根据条件概率来判断各个类别的反应倾向，若条件概率越大，则外显倾向越明显；(3)根据各个外显变量的条件概率对潜在类别进行归纳和命名。

隔代支持3个潜在类型模型的适配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L²的值，三类型模型的数据拟合更优，但是二类型模型的BIC值更低。由于在大样本情况下，BIC值的使用更为广泛^[55]，在前两个模型中，每增加一个类型，BIC值均在减小，表明模型的适配度在提高。但是当继续增加到三类型时，BIC值开始增加，这表明二类型模型是最优的。因此，本文选取二类型模型。

二类型隔代支持模型的潜在类型概率和条件概率的极大似然估计值见表4。根据其在各指标上的呈现情况命名为：疏离—弱功能型和亲近—强功能型。两种类型代表着主要的隔代支持类型，假设3得以验证。

第一种类型的占比为35.17%，比较低，其各维度的占比也比较低。该类型的祖辈较少与孙辈共同居住，空间距离较远。他们很少为孙辈提供照料支持，极少为孙辈提供经济支持，代际功能弱；几乎不为孙辈提供情感支持，情感疏离。因此，这种类型被称为疏离—弱功能型。祖孙较少共同居住可能是功能性弱、情感疏离的原因。

第二种类型的占比为64.83%，比较高，其各维度的占比也比较高。该类型多为三代家庭或隔代家庭，祖辈多与孙辈共同居住，空间距离近。他们总为孙辈提供照料支持，多为孙辈提供经济支持，代际功能强；多为孙辈提供情感支持，情感上较亲近，但不够亲密。因此，这种类型被称为亲近—强功能型。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祖辈已退出劳动力市场，经济来源少，闲暇时间多，所以提供的经济支持明显少于照料支持；祖孙之间的代际差异是一道天然屏障，它阻碍了隔代情感的交流，所以祖辈提供情感支持的比例不高。

2. 隔代支持类型的城乡差异

由表5可知，城乡家庭隔代支持类型无明显差异，假设4得以部分验证。但是，从城乡家庭隔代支持类型的占比看，农村家庭亲近—强功能型隔代支持的占比低于城镇家庭，疏离—弱功能型隔代支持的占比高于城镇家庭。

表5中留守与否视角下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留守青少年与非留守青少年的隔代支持类型无明显差异，假设4得以完全验证。但是从占比来看，留守青少年的亲近—强功能型隔代支持占比高于非留守青少年，疏离—弱功能型隔代支持占比低于非留守青少年。

(三)隔代支持类型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及城乡差异

1. 对抑郁总分的影响及城乡差异

表6为隔代支持类型对青少年抑郁总分的影响及城乡差异。结果显示，隔代支持类型对青少年抑郁有显著正向影响，隔代支持类型为疏离—弱功能型的青少年，其抑郁水平明显更低，隔代支持类型为亲近—强功能型的青少年，其抑郁水平明显更高，假设5得以验证。

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隔代支持类型对城镇青少年抑郁无显著影响，对农村青少年抑郁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而言，隔代支持类型为疏离—弱功能型的农村青少年，抑郁水平更低；隔代支持类型为亲近—强功能型的农村青少年，抑郁水平更高，假设6得以验证。由此可见，疏离—弱功能型隔代支持对农村青少年抑郁有抑制作用，亲近—强功能型隔代支持对农村青少年抑郁有增强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隔代支持对农村青少年抑郁弊大于利，呼应了已有研究中的观点^[44]，也说明了父母对青少年的作用是任何其他角色都难以替代的^[56]，来自父母的支持才是农村青少年抑郁最直接的影响因素。^[54]

农村青少年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隔代支持类型对非留守青少年抑郁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留守青少年抑郁有显著负向影响。相比非留守青少年，疏离—弱功能型隔代支持的留守青少年抑郁水平更高，亲近—强功能型隔代支持的留守青少年抑郁水平更低，假设7得以验证。这说明，疏离—弱功能型隔代支持对非留守青少年抑郁有抑制作用，亲近—强功能型隔代支持对留守青少年抑郁有抑制作用。

究其原因，首先，对非留守青少年而言，祖辈文化水平较低，受乡土知识禁锢，容易对其溺爱或迁就，忽视其心理健康^[57]，所以亲近—强功能型隔代支持对非留守青少年抑郁有增强作用，疏离—弱功能型隔代支持有抑制作用。该结论佐证了社会支持理论的退化模型：低质量的隔代支持类型会削弱实际提供的或非留守青少年主观感知的支持，进而促升其抑郁水平。

其次，对于留守青少年而言，祖辈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父母支持的缺失，弥补和完善了留守青少年的支持系统，因此亲近—强功能型隔代支持对抑郁有抑制作用，疏离—弱功能型隔代支持有增强作用。该结论佐证了社会支持理论的主效应模型和缓冲模型：隔代支持可以增强留守青少年应对亲子分离、被迫留守等消极事件的能力，进而抑制抑郁的发生。

此外，健康状况越差、亲子争吵次数越多、学习压力越高，城镇和农村非留守青少年的抑郁水平越高；父母年龄越大、学历越低，农村青少年抑郁水平越高；家庭人均收入越少，青少年抑郁水平越高；兄弟姐妹数越多，农村青少年抑郁水平越高。

2. 对抑郁指标的影响及城乡差异

总体而言，隔代支持类型对青少年情绪低落、悲伤难过和生活难以继续消极因子有显著正向影响(见表7)。在疏离—弱功能型隔代支持的青少年中，情绪低落、悲伤难过和生活难以继续者更少；在亲近—强功能型隔代支持的青少年中，情绪低落、悲伤难过和生活难以继续者更多。

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隔代支持类型对城镇青少年悲伤难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亲近—强功能型隔代支持的城镇青少年更容易悲伤难过；隔代支持类型对农村青少年情绪低落和生活难以继续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亲近—强功能型隔代支持的农村青少年更容易情绪低落和生活难以继续。

农村青少年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隔代支持类型对非留守青少年情绪低落和悲伤难过有显著正向影响，亲近—强功能型隔代支持的非留守青少年更容易情绪低落和悲伤难过；隔代支持类型对留守青少年做事费劲和悲伤难过有显著负向影响，疏离—弱功能型隔代支持的留守青少年更容易做事费劲和悲伤难过。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CFPS2020年数据，从城乡视角分析了青少年抑郁的现状和隔代支持的类型，考察了隔代支持类型对城乡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尽管城乡青少年抑郁水平较低，但是农村青少年抑郁水平高于城镇青少年。具体而言，城乡青少年在做事费劲、愉快、快乐和悲伤难过因子上具有显著差异，在情绪低落、睡眠不好、孤独和生活难以继续因子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由此可见，城乡社会、经济、教育等方面发展不平衡使农村青少年在整体上处于劣势地位，其抑郁状况较城镇青少年更为严重，与已有研究发现一致。^[27]此外，农村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的抑郁水平无显著差异。这说明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留守青少年数量在减少；除父母外的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祖父母代偿功能的发挥^[29]，弥补了父母支持缺失对留守青少年抑郁的消极影响；互联网通讯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留守青少年的亲子情感交流。上述诸多情况可能使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的抑郁水平无显著差异。

第二，中国家庭存在疏离—弱功能型和亲近—强功能型两种隔代支持类型，后者较前者更普遍，两者间没有城乡差异。城乡家庭中疏离—弱功能型隔代支持占比较小，与Wood和Robertson^[34]的疏离型隔代关系及朱家雄^[35]的保持距离型隔代关系类似；亲近—强功能型隔代支持占比较大，更为普遍，与简才永等^[36]的照顾型祖孙关系类似。这两种隔代支持类型的识别，初步验证了代际团结模型适用于城乡家庭隔代支持类型研究。其说明经济的发展、寿命的延长、生活质量的提高、身体素质的增强及家庭责任与市场要求的裹挟，使隔代支持的成本较其他成员更低。^[58]因此，祖辈为孙辈提供支持以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通常以物质支持作为父母支持的“补偿”或者“替代”。

第三，不同隔代支持类型对城乡青少年抑郁有不同影响，隔代支持类型对城镇青少年抑郁无显著影响，而对农村青少年抑郁有显著影响，疏离—弱功能型隔代支持有抑制作用，亲近—强功能型隔代支持有增强作用。从留守与否视角看，疏离—弱功能型隔代支持对非留守青少年抑郁有抑制作用，对留守青少年抑郁有增强作用；亲近—强功能型隔代支持对留守青少年抑郁有抑制作用，对非留守青少年有增强作用，从而分别佐证了社会支持理论的主效应模型、缓冲模型和退化模型。具体而言，隔代支持类型对农村青少年情绪低落和生活难以继续因子有显著影响，对非留守青少年情绪低落和悲伤难过因子有显著影响，对留守青少年做事费劲和悲伤难过因子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隔代支持类型对农村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不仅取决于支持水平高低，也取决于支持类型，还取决于支持对象。根据主效应模型，尽管父母支持缺失，但是隔代支持的补充可以降低留守青少年的抑郁水平；根据缓冲模型，留守青少年获得足够的隔代支持，能够减轻留守这一负性压力事件对其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8]，改善其抑郁；根据退化模型，非留守青少年会自主屏蔽掉低质量的隔代支持类型，从而削弱祖辈支持实效，使之无法改善其抑郁情况。

(二)政策建议

当前，隔代支持类型已成为我国城乡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代际关系内容，对青少年抑郁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家庭应该与社会协同，积极构建、补充和完善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系统，为隔代支持赋能。这是抑制青少年抑郁发生的必然要求，对于制定和改善相关政策法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第一，应充分发挥民政、妇联、社区等社会支持主体的作用，健全城乡家庭福利政策。将家庭作为基本的福利单元，出台相关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减轻城乡家庭经济压力和生活成本，减少祖辈压力，为隔代支持赋能，调适隔代支持类型。应建立社区家长学校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依托儿童之家等关爱服务阵地，举办祖辈与孙辈可以共同参与的社区活动，开展监护法制宣传和心理健康教育。强化隔代家长的主体责任意识，提高隔代支持的质量和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重要性的认知，重视隔代支持类型优化与调适，抑制青少年抑郁。

第二，新时代的祖辈应找到合适的角色定位，重点关注隔代支持类型的质量提升。祖辈要多与孙辈交流，促进隔代情感团结，让隔代支持不仅仅体现在生活照料、经济支持等物质层面。祖辈要以宽容之心接纳青少年文化，尽可能减轻祖孙之间的代际差异，减少隔代疏远和断裂现象。祖辈要参加社区举办的人际交往讲座、老年兴趣班和隔代教养咨询等活动，发展自身社交网络，尝试新鲜事物，积极再社会化，释放隔代支持活力，改善隔代支持类型，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降低青少年抑郁水平。

第三，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自护能力，预防抑郁问题的发生，监控抑郁问题的发展。面向城乡家庭青少年开展心理健康课程辅导，组织广大“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离退休老同志)深入城乡学校和社区，开展心理健康知识宣讲，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自护意识，增强其自护能力。开展家庭随访和重点对象核查评估，青少年保护监测预防、监护干预和评估帮扶工作，及时发现和处理青少年抑郁问题。

注释

1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官方网站: https://www.isss.pku.edu.cn/cfps/gycfps/cfpsjj/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