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在取得脱贫攻坚胜利之后，我国开始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对我国的乡村发展建设进行全方位治理。 ^[1-2]然而，要实现乡村振兴，就需要从外部的要素推动转变为内生的创新驱动 ^[3]，激发乡村自身拥有的内生动力。 ^[4]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其中强调“激发农村各类主体活力，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5]202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能力”写入法律条文中。 ^[6]2022年，国家乡村振兴局与民政部共同印发《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方案》，指出：“要挖掘当地潜力，就需要激发当地发展活力，促进帮扶项目留得住、可持续、出成效。” ^[7]2023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三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再一次强调，要“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8]由此可见，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注重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已经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 ^[9]

2021年，民政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通知》提出，各地要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将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作为落实社会救助、推进乡村振兴的具体举措。^[10]截至2022年底，我国已建成乡镇(街道)社工站2.9万个，全国覆盖率已达78%，7万名社会工作者驻站点开展服务。^[11]不同于以往在城市或中心城区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乡镇(街道)社工站主要由县(市、区)政府统一建立、统一管理，并由县(市、区)级社会工作指导中心派驻到各个乡镇(街道)。随着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全面铺开，我国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逐渐由中心城市向偏远乡村延伸，而作为连接城乡的县域，其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12-13]山区县域乡镇社工站成为推进在地资源和专业人才不足的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生产的重要依托。其不仅影响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成效和社工站全覆盖目标的达成，还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的高质量推进。

有关乡镇社工站助力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的讨论越来越多。有研究认为，乡镇社工站的社会工作者只有扎根乡村，才能培育乡村内生动力，激发其自治活力；^[14-15]有研究强调，只有通过“新乡贤+当地志愿者”这种就地取材的方式，才能激发乡村内生动力；^[16]有研究发现，只有通过引入技术、资金、政策等外部资源要素，才能推动多元主体参与乡村建设，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17]值得注意的是，日趋“空心化”的偏远乡村不仅面临在地资源匮乏问题，而且面临留守人群的困境。如何激发偏远乡村内生动力就成为山区县域乡镇社工站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 ^[18-19]尽管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乡村内生动力的激发需要依靠乡村内外双循环的新思路 ^[20-21]，但是对于内外如何结合仍模糊不清，尤其对于同时面临人群和区域双重弱势的偏远乡村更是如此。因此，亟须了解乡村的内生动力生产机制，以便找到我国山区县域乡镇社工站助力偏远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进一步丰富新内生动力的内涵。

二、文献回顾

(一) 内生发展的相关研究

“二战”后的欧洲现代农业发展依靠外生发展(exogenous development)模式，即农村地区只是为城市发展提供粮食供给，其发展则依赖城市中心的输出。^[22]显然，这种外生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本体论假设上的。^[23]这种观点认为，农村发展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需要外部资源不断输入，因而当地的资源和价值往往会被人们所忽视。^[24]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外生发展模式因未能实现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受到人们的质疑。有学者指出，外生发展模式加剧了人的依赖和扭曲。^[25]1975年，瑞典哈马绍财团在有关“世界未来”的联合国大会报告中提到了“内生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概念，认为要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区域内相关主体积极参与和推动，采取一种“自我导向”的发展路径。^[3]1976年，日本社会学家鹤见和子正式提出了内生发展模式，强调它是由“不同地区的人群和集团按其固有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要求，参照外来的知识、技能和制度，自律地创造出来的”。^[26]此后，内生发展模式逐渐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并应用于农村颓势的扭转。^[27]与外生发展模式相反，内生发展模式始终强调在地的经济发展，使得在地的价值能够得到尊重；^[24]同时，关注运用参与性和在地性的综合方法推进农村地区的发展。^[28]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内生发展模式过度注重在地资源和乡村自治，导致地区发展不平等加剧和精英主义问题出现。^[29-30]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运动的不断深入，人们普遍认为，单纯的内生发展模式在农村实践中是很少见的，农村发展需要一种“超越内生和外生”的模式。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克里斯托弗•雷因此提出“新内生发展”(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模式，用于描述那种既扎根于当地又面向外部的农村发展方式 ^[31]，希望调和农村发展中的内生与外生动力。 ^[30]新内生发展模式的成功依赖公众的参与和社会的创新发展^[32]，以及农村地区的连通性和网络化。 ^[33]由此可见，新内生发展模式既注重内生性因素，也关注外生性因素，是两者的整合。 ^[34]甚至有学者指出，这种结合不仅涉及内部与外部因素，而且涉及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方式以及垂直的行政关系与横向的地方行动者伙伴关系的整合。 ^[35]它实际上反映了农村发展战略从部门性(横向)发展向属地性(纵向)发展的转变。 ^[32]不过，至今对于新内生发展模式的路径没有清晰的描述，常见的只是把它作为地方主义政治范式的一个概念。^[36]

(二)山区县域偏远乡村的内生动力及其生产机制的相关研究

县域作为国家政权组织体系金字塔的“底座”和城乡融合的“接点”，其治理状况不仅关系到党和政府各项政策是否能够在“最后一公里”落地，而且关系到一方百姓的生活质量。 ^[37-38]因此，县域治理既需要“接天线”，也需要“接地气”。 ^[39]在治理实践中，山区县域因区位偏远导致人才、物质和信息流动阻塞，出现无人振兴和无钱振兴的现实困难。 ^[40-41]如何激发山区县域偏远乡村的内生动力，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实践中的关键一环。 ^[42]实际上，已有学者注意到山区县域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生产的重要性，提出注重政策叠加效应，走山区特色发展的道路； ^[43]也有学者强调整合山区县域各种景观要素，提升偏远乡村发展的自身造血功能。 ^[44]

近年来在民政部门的推动下，全国各地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建设作为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一条有效路径^[45]，反映了我国社会工作正在经历乡村转向。 ^[46]有学者强调，乡镇(街道)社工站是一个撬动社区内外资源的平台 ^[47-48]，能够促进社区“内外融合”发展； ^[17]有学者认为，激活村民的内生力量是评估乡镇(街道)社工站服务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 ^[16]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发展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导致村民的主体性和内生动力不足以及政社关系错位等问题 ^[19,49]，尤其对于日趋“空心化”的偏远乡村，人群和区域的双重弱势不断加剧。 ^[18]有关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探索在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已有所涉及 ^[21,50]，只不过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建设更为注重乡村的综合发展。 ^[51]

从内生发展视角看，乡村资源包括外生性资源和内生性资源两种基本类型。^[52]外生性资源是指非根植于本土孕育的资源，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和非本地的政策、资金以及技术等，而内生性资源是指根植于地方内部的资源，主要包括地方本土的自然资源、人类技能和社会能力等。 ^[53]值得注意的是，对内生性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外生性的批判 ^[54]，相反，这是一种将外生性因素转化为内部自我建构并创造自主能力的过程。 ^[55]这样，外生性资源就成为内生动力生产的必备条件和关键因素 ^[56]，尤其是对于区域发展相对滞后的偏远乡村而言更是如此。由此可见，在内生动力生产机制中，内生性和外生性因素共同驱动乡村整体发展 ^[34]，且受到地方经济、居民参与、制度建设、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53,57]而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就成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生产的基本要义 ^[58]，如何处理好“人”和“地”的关系，也就成为乡村转型发展的关键。

综上可知，有关我国乡镇(街道)社工站助力山区县域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的讨论比较少，且较为零散，不同学者对此提出了宝贵建议，但是缺乏较为系统的梳理。更为重要的是，已有关于山区县域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的讨论，要么停留在经验层面，要么倾向于关注经济发展。并没有站在内生动力生产机制的角度来审视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下偏远乡村内生动力激发的整体运行模式；也没有对内生性和外生性因素结合做出清晰解释，以至于难以明确我国社工站助力山区县域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生产机制的实践路径和学理依据。因此，有必要从内生动力生产机制的角度，考察我国山区县域乡镇社工站助力偏远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进一步丰富新内生动力的内涵。

三、理论框架和研究设计

(一)理论框架

考察内生动力生产机制离不开对日常生活的考量。只有从日常生活出发，人们才能全面了解社工站助力山区县域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生产机制的现实要求和实践路径。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以布迪厄、福柯、吉登斯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家就共同将日常生活作为一个重要论题推上主流社会学的历史舞台。 ^[59]而在诸多影响当代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日常生活转向的思想家中，法国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是十分重要的一位。列斐伏尔于20世纪40年代开启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探索，并在跨度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了3卷《日常生活批判》，深度剖析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60]

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可以理解为一切人类活动领域的基础性层次，没有任何东西比日常生活浅显，日常生活平庸、琐碎、周而复始；也没有任何东西比日常生活深刻，它是人的和生活的^[61]276，要实现改造世界的目标，就要从日常生活的最小方面、细枝末节处开始改造生活。 ^[61]208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可以概括为三个核心特征。第一，日常生活具有整体性，其诸多元素(如工作、闲暇、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构成一个整体，具有历史的、变化的、暂时的性质。 ^[61]39对日常生活的局部考察始终是为了促进对日常生活整体的反思而展开的。 ^[59]第二，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的共同基础。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交汇的地方，是所有活动的纽带和共同基础 ^[61]90，并为那些超越日常生活的活动提供了动机激发的条件，缺乏日常生活的社会变革终将难免导致失败的命运。 ^[62]第三，日常生活是熟悉的，也是重复的。日常生活具有重复性、平常性的特点，人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循环往复中，而平常性则是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各种基本的社会生产活动。 ^[63]日常生活视角下的实践要求社会工作者通过驻守乡村的方式，保持日常生活的“在场”优势，通过与服务对象一起参与熟悉性、重复性、基础性的日常事件，建立信任关系。 ^[64]

显然，这三个核心特征为本研究探讨社工站助力山区县域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生产提供了指引，即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出发，对山区县域偏远乡村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进行系统性的深入理解，从而把握社工站在日常生活中激发山区县域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生产机制的现实条件和实践路径。

(二)研究设计

尽管我国各地山区县域社工站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有所不同，但是根据社工站所在的地理位置，大致可以将山区县域社工站分为两类：一类是临近主干道且地势相对平坦的社工站；另一类是远离主干道且交通不便的社工站。据此，本研究选取福建省泉州市D县N镇社工站和C镇社工站作为研究个案。这两个社工站分别代表了上述两类山区县域社工站，能够帮助本研究全面考察山区县域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的生产过程。

D县位于福建省泉州市西北部，距离泉州中心城区116公里，境内山多，矿富，瓷美，县域总面积为223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33.8万人，下辖11个镇、7个乡、222个村(居)，共有5011名低保对象、589名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有9715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有149人。截至2021年12月，D县实现了18个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全覆盖，形成“县—乡镇—村(居)”三级体系，搭建了“指导总站—示范站—普通站”三站一体的推进模式。 ¹

C镇社工站于2021年12月建立，距离D县中心城区26公里，站长由乡镇民政事务分管领导担任，副站长由县社工总站负责人担任，并设有2名社会工作者。 ²C镇位于D县通往西线、北线乡镇的主干道上，历来为闽中军事要地和交通要冲，镇中心地势相对平坦，人口居住相对集中，来往车辆较多，辖区内共有14个行政村，其中户籍人口为1.7万人，常住人口为3241人，低保特困共有291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有16人。在D县“小县大城关” ³战略影响下，C镇无产业，无小学和幼儿园，导致年轻人大量外出打工。C镇的空心化问题严重，60岁以上留守老年人有2599人(占常住人口80.2%)，其中80岁以上老龄老人有308人，独居老人有2人。C镇社工站以M村和H村为抓手，着力打造“以老助老”的服务平台，创设“阿公阿嫲共享菜摊”“阿公阿嫲互助小组”“爱心食堂+邻里学堂”等项目，提升乡镇留守老年人的自我认同感，营造乡村和谐氛围。 ⁴

N镇社工站于2021年11月建站，距离D县中心城区35公里，站长由乡镇民政事务分管领导担任，副站长由县社工总站负责人担任，并设有2名社会工作者。N镇是D县老乡镇之一，远离交通干道，地势高低不平，人口居住分散，辖区内共有12个行政村。其中户籍人口为1.2万人，常住人口为2367人，低保特困共有201户、254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有5人，60岁以上留守老年人有2009人(占常住人口的85.7%)，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有217人，独居老人有37人。N镇社工站依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阵地，以“党管老年人协会、老年人协会联结互助组、互助组+志愿者服务留守老年人”的方式，打造以X村和N村为代表的山区县域互助养老模式，培育一支由镇党委政府工作人员、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两委”）成员及医务工作者、理发师、水电工等有一技之长的村民组成的“蓝田志愿服务队”，创建“幸福车间”“幸福田园”“幸福鱼塘”等互助养老服务，及时回应留守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并激发乡镇活力。 ⁵

本研究的研究者自2022年10月至2024年1月多次前往D县、C镇、N镇开展实地调研，并通过文献法、访谈法收集资料。其中通过文献法收集社工站年度规划方案、服务执行记录、年度总结报告、社工站千分制评估资料各1份，文献资料编码为WC1—WC4/WN1—WN4。针对C镇和N镇参与社工站建设和互助养老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县民政部门负责人2人、站长2人、副站长2人、总站和驻站社会工作者4人、村书记4人、老年人协会会长3人、其他驻村老年人4人，以及承接社工站的社工机构主任1人、理事1人，曾参与以上2个乡镇社工站服务的社会工作者2人等开展访谈，共整理访谈资料29份，累计11.3万字，访谈资料编码如表1所示。

四、研究发现

山区县域社工站是围绕民政重点工作开展服务的，它涵盖社会救助、为老养老、儿童关爱和社区治理。在日趋“空心化”的偏远乡村，社工站建设面临“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老年人驻村”的人群弱势困境以及“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产业不兴”等区域弱势的挑战。因此，山区县域社工站助力偏远乡村内生动力不仅需要考虑人群因素，而且需要关注区域的困难，同时还需要激发村民和乡村的活力。

(一) 困难人群帮扶：内生动力生产的服务嵌入机制

与以往农村社会工作项目不同，乡镇(街道)社工站是在县(市、区)指导下落地乡镇(街道)，并且辐射乡村的站点。其需要社会工作者走出传统的以社区为本的服务逻辑，结合县域、乡镇(街道)、乡村三级服务体系的实际情况推进站点的工作。对于山区县域偏远乡村而言，帮扶困难老年人和社会救助对象就成为山区县域社工站扎根偏远乡村，且与当地政府建立合作关系的重要切入点。

我们县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了“小县大城关”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陶瓷产业，大量农村劳动力往中心城区聚集。现在村里主要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乡镇的工作都是围绕老年人展开的。(FN-1)

平时村里来往人员较少，像社工站的社会工作者这样的陌生人很容易引起老年人的注意。为了能够与村民快速建立信任关系，社会工作者联合乡镇和村委会工作人员，通过举办活动、入户慰问、帮扶困难群众等方式与当地村民建立起“熟人”关系。例如，社会工作者与乡镇分管民政事务的工作人员一同帮扶社会救助对象，开展新增低保对象入户核查、临时救助金申请等工作，帮助困难群众解决日常生活难题。

孤寡老人可以享受特困、五保户等优惠政策，但是有的老人爱面子，不申请。我们村的工作人员很为难。上级部门来检查时，就会说我们漏报、漏救。我们如果给老人申请，老人反而会跟我们急。现在的情况要好些，社会工作者来了之后，会经常入户关心这些孤寡老人，和他们拉家常，及时反映他们的生活情况，并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讲述国家的社会救助政策。(FC-1)

在实际服务开展中，社工站的社会工作者需要绘制3张图：县域地图(标记社工站位置)、乡镇地图(标记相关资源情况)、服务对象分布图(标记重点服务对象的居住位置)。这3张图的绘制有助于社会工作者进一步挖掘乡镇在地资源，明确服务对象的需求。此外，C镇M村根据村民小组的情况，绘制出“三联系”制度图，即“村书记联系‘村两委’，‘村两委’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并选派小组组长，把村里169名60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列为社工站重点跟进对象。村里的老年人已经不愁吃穿了，精神层面的需求已成为他们的共同需要。

农村人吃穿问题不大，留守老年人比较缺少关爱。其子女长期在外，逢年过节才回来一趟。如果是夫妻俩一起生活的还好，独居的只能每天跟鸡鸭打交道。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很重要，一旦其情绪得不到排解，就会来村委会找工作人员抱怨。政府建这个社工站很好，社会工作者比较专业，懂得怎么跟老年人聊天，对我们乡村工作的开展很有帮助。(FN-7)

除了入户聊家常，社会工作者还通过开展活动、村中漫步等契机，深入了解留守老年人的生活需求，为他们提供医疗陪护、稻谷收割、节日慰问、政策讲解等服务，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突出难题，为之后政社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 村民社区参与：内生动力生产的自主调动机制

乡镇(街道)社工站面向辖区内所有村民开展服务，而且需要实现专业服务的区域全覆盖，仅仅依靠政府和社会工作者的力量是远远不足的，特别是在偏远乡村，服务可及性问题尤为突出。虽然乡镇政府工作人员也有服务群众的要求，但是实际上却难以保证所有群众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服务覆盖。

政府部门人员有限，要服务到每个群众的想法太理想化了。现在社工站这个平台能够作为我们民政力量很好的补充，社会工作者在撬动社会力量的同时，也能够鼓励村民社区参与和自治。(FD-1)

在服务推进过程中，乡镇(街道)社工站的社会工作者在需求调研阶段，往往会与乡镇(街道)民政事务分管领导、“村两委”委员进行沟通，了解当地留守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娱乐方式和社区参与情况，并且结合原有常规活动的开展情况，增加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服务内容，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

每个月的2号和17号，村里的“爱心厨房”就会开张，老年人都可以来吃一顿免费的午饭。以前我们一般也会请老年人来吃午饭，在吃饭前让老党员给大家讲一下时事政治。社工站的社会工作者来了之后，我们“爱心厨房”的内容丰富了。他们会开展一些康娱、健康分享、义诊义剪和小组游戏等活动，老年人的参与热情很高，参与人数也越来越多。(FN-7)

山区县域偏远乡村面临交通不便、产业不发达、教育资源缺乏等问题，村里留守的主要是老年人。通过开展“爱心厨房”等活动，社工站的社会工作者就能够促进留守老年人之间的互助养老。这不仅能够给老年人提供生活上的关心，而且能够有效促进老年人的社区参与。此外，社工站的社会工作者还积极与当地村委、乡镇相关人员进行沟通，共同推出X村的“幸福田园”项目，目的是进一步推动老年人的社区参与。

“幸福田园”是利用村里2.5亩闲置空地建设的。根据老年人的食用需求，把田园划分为7个区域，分别种植蔬菜、瓜果，为参与种植的老年人配发生产工具，并记录工时。把“幸福田园”农作物的一部分作为村中“爱心厨房”的食材，剩下部分由村委会统一收集，并分发给村里生活困难的老年人，让老年人在共同享受田园生活的同时，也能促进其社区参与和互动。(FN-5)

除了日常活动安排之外，节假日也是很好地促进村民参与和弘扬乡村文化的良好契机。例如，每年的元宵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具有团聚和敬老意涵的节日，就成为社工站重点关注的时间。这是挖掘乡镇拥有一技之长的村民和推动村民社区参与的最佳时机。

我们这边的元宵节很热闹，很多人都会回村里，社会工作者也会借此机会跟我们一起举办活动。元宵节那天，我与老年人协会的成员一起进行了琵琶演奏，很有意义。这要感谢政府和社会工作者搭建的平台。(FN-8)

需要注意的是，在山区县域偏远乡村，推动村民社区参与并不容易。社工站的社会工作者需要从村民日常生活中感兴趣的小事、小活动入手开展专业服务。在服务的基础上，逐步鼓励村民的社区参与和生活互助，让偏远乡村的老年人能够形成互助网络，并且与其他村民和村委建立紧密联系。同时，也要协助村民处理好社区参与中的矛盾冲突，提升村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三) 亲情爱心联结：内生动力生产的社会联动机制

乡镇(街道)社工站开展的困难人群帮扶和村民社区参与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山区县域偏远乡村人群弱势难题，但其专业服务成效仍停留在乡村内部，难以产生持续性的改变动力。因此，打破区域弱势，就成为实现山区县域偏远乡村内生动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对于偏远乡村而言，亲情联结是打破区域弱势、实现内外链接常用的一种方式。

“爱心厨房”的日常开销主要靠乡贤和年轻人的支持和赞助。他们虽然都没有常住乡村，但只要我们在群里发送相关需求信息，他们大部分会积极响应。(FC-5)

除了给予乡村事务资金支持之外，乡贤和年轻人偶尔回村时，也会在村微信群里发布信息，方便乡亲邻里搭乘顺风车进城，缓解偏远乡村留守老年人出行不便的困难。针对山区县域偏远乡村购物难问题，回村的年轻人会主动带一些猪肉给村里的老年人。同时他们还会通过发朋友圈帮助村里老年人出售自养的鸡鸭，提高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加强中心城镇与偏远乡村的联结。

由于工作、生活和交通距离等原因，居住在城镇的子女难以频繁返回村中，而大部分留守老年人也不愿意居住在城镇，成为子女的负担。因此，乡镇(街道)社工站的社会工作者在进驻山区县域偏远乡村时，除了要注重发挥个人的亲友支持力量之外，还要关注整合社会爱心人士和爱心组织的力量，让山区县域偏远乡村的内部和外部资源能够实现双向流动。

蓝田志愿服务队是社工站建设之后，在县民政局和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下，由党建办、团委、民政办、社工站、村委会等联合牵头组建的。截至2023年12月，服务队成员共有83人，主要由我们12个村的“村两委”、乡贤和热心村民组成。该服务队为全乡12个村提供服务，也会与其他地方的“憨鼠小分队”“兰花草”等志愿服务队合作，引进一些资源和人才。(FN-1)

这样的爱心联结方式为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生产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有助于促进内外资源和能力的双向拉动。一方面，爱心人士不定期在12个村开展播种收割的助农服务、义诊义剪的便民服务、康娱活动、政策宣传等，营造良好的互助氛围，获得了村民的肯定和支持。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通过引入乡村外的社会组织、爱心人士，有效解决了山区县域偏远乡村资源和人才不足问题，也让在地组织进行学习和交流，提升了资源的利用和转化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区域困境，实现了双向拉动和循环再生产，增强了偏远乡村的内生发展活力。

(四) 政策项目支持：内生动力生产的多方整合机制

无论是亲情联结，还是爱心投入，其力量都集中在链接乡村内外非正式资源上。而要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并推动山区县域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的可持续生产，仍需在政策和项目上进行规划和支持，破解偏远乡村的区域弱势的难题，实现县域整体发展。

我们村财收入比较少，政府为了帮助我们提高经济收入，每年给我们村一些资金补助。后来我了解到，这些补助其实是从县政府18个乡镇的钱中扣出来的。(FN-5)

除了政策支持，乡镇(街道)社工站还会与在地政府、村委、村民共同推进乡村项目发展。比如M村靠近主干道，交通相对便利，在村委、老年人协会和社工站的共同协商下，在进村公路旁设立了“阿公阿嫲共享菜摊”助农项目，把农民多余的蔬菜、水果销售给过路的司机和企业，为当地留守老年人实现经济创收，发挥村民的能动性。

这个菜摊项目的设立一方面可以解决老年人农产品积压问题，增加村民收入，另一方面还可以推广我们这边闻名的芥菜。(FC-5)

对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交通不便的乡村，需要探索一种把经济发展的资源“引进去，再走出来”的整合方式，如N村的“幸福车间”就是这种类型服务的尝试。

我们“幸福车间”项目是利用村里闲置的空间，结对城关企业和公益组织的资源，寻找适合老年人且工期相对宽松的计件手工活。让老年人可以在空闲时聚在一起，边聊天边干活。每天可以有20—30元的收入，社会工作者也帮我们链接城关那边的企业资源。(FN-6)

除此之外，社工站通过协助村党支部书记、乡镇工作人员，共同申报县级、市级、省级、国家级的项目，以项目的方式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我作为村书记，跟上级部门也不熟悉，不懂得怎么用项目的方式申请经费。社工站设立之后，社会工作者会跟我们说有哪些项目可以申报，也经常开展很多服务，这对于我们申请项目经费还是有帮助的。单单凭那一点村财政收入，我们村很难发展起来。(FN-5)

显然，政策倾斜和项目投入有助于外部资源引入和内部能力提升，能够破解山区县域偏远乡村区域弱势的难题，增加偏远乡村的村民活力和区域内生发展动力。乡镇(街道)社工站逐步成为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上述四种机制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协同整合的。其中，困难人群帮扶的服务嵌入机制是内生动力生产的基础，是对乡村内部弱势人群的兜底帮扶，有助于降低偏远乡村人群返贫的风险；村民社区参与的自主调动机制是内生动力生产的核心，有助于激发乡村内部成员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乡村内部增能；亲情爱心联结的社会联动机制是内生动力生产的关键，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其发挥着“启发”和“链接”的作用；政策项目支持的多方整合机制是内生动力生产的保障，有助于从机制层面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路径，最终使困难人群现实问题的解决与村民社区参与热情的激发形成良性闭环，从而构建基层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可持续动力内生机制。

五、讨　论

通过对社工站助力山区县域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生产机制进行系统考察发现，我国乡镇(街道)社工站驻扎在基层具有在场优势，有助于激发在地内生动力。从形式上看，乡镇(街道)社工站既需要挖掘村民内部能力，也需要链接外部资源。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乡镇(街道)社工站一方面需要以偏远乡村老年人的困难帮扶作为服务切入点，促进村民的社区参与，以解决偏远山区人群弱势的问题；另一方面需要从山区县域整体出发，通过亲情爱心联结和政策项目支持，增强乡村内生发展活力。我国乡镇(街道)社工站助力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的生产机制，不是单纯的内部能力与外部资源的联结，而是具有融入在地服务和推动在地发展的现实要求，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新内生发展模式的方式。

(一) 社工站助力山区县域内生动力生产机制的特点

我国乡镇(街道)社工站作为民政基层力量的补充，是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助力山区县域内生动力中产生的。能否解决困难人群的现实问题成为社工站的社会工作者走进村民的日常生活和调动村民内生动力的基础。这里需要解决两个既相关又不同的问题。一是困难人群的现实问题。对于偏远山区而言，其主要困难人群是留守老年人，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比较多。这些老年人如果能得到帮助，社会工作者就能够受到村民的普遍信任。二是村民社区参与的现实问题。偏远山区的老年人需要他人的照顾和支持，但是由于地处偏远山区，且村民的居住比较分散，村民的社区参与成为村民内生动力生产的关键。山区县域困难人群现实问题的解决，是兜底保障的重要内容，有助于增强其对社会工作者的认可。而村民社区参与热情的激发，一方面可以激发偏远乡村内生动力，另一方面有助于推动邻里和社区互助，从而促进困难人群现实生活难题的解决，最终实现困难人群现实问题的解决与村民社区参与热情的激发，从而形成良性闭环。

尽管村民社区参与热情的激发能够促进困难人群现实问题的解决，但是其必然同时受到乡村所拥有的资源以及区位要素的影响。因此，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干预焦点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困难人群的帮扶上，而是需要立足于乡村的整体发展，激发乡村内生活力。这样，乡村在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就有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和作用：一是作为场景，用于支持困难人群现实问题的解决，遵循人群帮扶的实践逻辑；二是作为单位，用于激发在地内生发展动力，运用的是在地发展的实践逻辑。这意味着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生产涉及困难人群帮扶和乡村活力激发两个彼此关联又有区别的实践面向。如果只关注偏远乡村困难人群的帮扶，那么乡村就会成为服务资源的提供方，就必然会面临专业人才和资源不足的困境，最终导致困难人群帮扶难以维系。如果只注重乡村活力激发，就会遭遇偏远乡村“空心化”的难题，导致乡村越注重活力激发，越缺乏活力。因此，将困难人群帮扶与乡村活力激发结合起来，不仅能找到偏远乡村困难人群帮扶可持续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且能转变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思路，将困难人群帮扶融入乡村活力激发的在地发展实践逻辑中，保证偏远乡村的在地发展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困难人群帮扶与乡村活力激发的结合能够带来偏远乡村在地发展内生动力的可持续性，其中乡村的内生动力生产机制起着关键作用。在困难人群帮扶中，偏远山区的乡村作为困难人群赖以生活的场景，发挥着外部支持的作用。通过对村民社区参与热情的调动，社工站的社会工作者能够将困难人群内在的成长改变诉求与外在的乡村支持结合起来，形成内外互促的可持续的成长改变机制。如此，偏远山区的乡村在区域发展中的弱势问题就会逐渐突显出来，乡村活力激发就成为在地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通过亲情爱心联结和政策项目支持，被村民社区参与唤醒的乡村就能够建立内外互促的可持续的在地发展机制。因此，困难人群帮扶与乡村活力激发的结合，使得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能够精准聚焦偏远乡村在乡村振兴中面临的“人群—区域”的双重弱势难题。

我国山区县域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生产机制是一种“人群—区域”双层内外互促机制，需要人们将山区县域偏远乡村的人群弱势和区域弱势转化为能力成长和资源整合的机会，突破山区县域偏远乡村的双重结构困境。但要实现这种“人群—区域”双重弱势向优势转化，需要社工站的社会工作者紧紧抓住社会工作所倡导的“人在情境中”这一促进人成长改变的核心原则，帮助困难人群和乡村共同建立人与环境内外互促的可持续成长改变机制，从而激活偏远乡村的内生动力。

(二) 我国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生产与西方新内生发展模式比较

尽管我国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生产与西方新内生发展都是关于乡村内生动力可持续机制，但是我国是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由乡镇(街道)社工站助力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生产的。它不仅需要应对“人群—区域”的双重弱势，而且需要发掘和调动村民以及乡村的内在成长改变潜力，从而实现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清晰说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下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生产与西方新内生发展模式之间存在的差异，下面就内生动力生产面临的问题、采用的方式和希望达成的目标、实践逻辑、关注的焦点以及理论基础等内容展开讨论(见表2)。

西方新内生发展模式是受到全球化因素影响而出现的实践逻辑，它关注如何平衡外生(全球)力量和内部优势，从而降低农村地区的脆弱性问题^[31]，这标志着农村发展战略从部门性(横向)向属地性(纵向)转变。^[32]我国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生产是在巩固和扩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阶段出现的。一方面需要通过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夯实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基础，防止困难人群返贫；另一方面需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培育和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尤其是偏远乡村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我国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生产需要克服“人群—区域”双重弱势。通过困难人群帮扶和乡村活力激发达成偏远乡村人与环境双层内外互促机制，从而保证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的可持续发展模式，逐渐克服“人群—区域”双重弱势。西方新内生发展是一种以当地资源为基础、以外部资源为补充的实践推进模式，侧重内外资源的快速对接、公平分配和有效转化等。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在地的发展，并且通过在地发展推进外部资源的广泛使用。显然，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它注重自我导向。因此，有学者指出，西方新内生发展是基于地方主义政治范式而创造的实践模式，虽然这种实践模式能够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但更多时候是服务于当地的政治话语，关注资本的生产，容易导致精英主义问题的出现。 ^[36]

就内生动力生产而言，尽管西方新内生发展模式也注意到内外资源循环发展的重要性，但是这样的资源发展视角倾向于把资源看作是一种被生产的对象，而忽视了内生动力生产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发挥。只有人的主体性得到激发，才能有效激发内生动力的生产，形成内外互促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否则，即便乡村资源得到内外循环发展，这样的发展更多是资源消耗式的发展，容易因为人群的贫富分化而出现矛盾冲突、改变动力不足等问题，最终导致乡村内生动力生产和资源内外循环的可持续发展受阻。我国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生产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将村民活力激发作为整个内生动力生产的核心，将偏远乡村的“区域”弱势与在地的“人群”弱势联系起来，通过村民社区参与活力的激发和乡村资源的再生产，将“输血”变成“造血”，协助偏远乡村逐渐克服“人群—区域”双重弱势，找到偏远乡村实现振兴的现实路径。由此可见，我国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生产是以激发乡村各类主体活力为抓手的，以乡村的日常生活为出发点，构建基层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可持续动力内生机制，是一种基层治理的实践逻辑。

六、结束语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偏远乡村内生动力激发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乡村振兴系列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的出台为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保障，特别是2021年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的乡镇(街道)社工站，促使我国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逐渐由中心城镇向偏远乡村推进。如何在资源和人才缺乏的山区县域偏远乡村促进其内生动力生产，不仅关乎我国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关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在山区县域偏远乡村的顺利推进。

通过对福建省泉州市D县靠近主干道的N镇和远离主干道的C镇两个社工站开展为期一年的个案研究发现，在日趋“空心化”的偏远乡村，山区县域社工站的建设面临人群弱势和区域弱势的双重挑战。一方面，需要以偏远乡村老年人的困难帮扶作为切入点，通过对留守老年人和社会救助对象的关爱、乡村节日活动的开展以及互助氛围的营造，推动乡村政社合作以及村民的社区参与热情，激活村民社区参与的活力；另一方面，需要从山区县域偏远乡村的整体视角出发，通过加强乡村亲情和社会爱心的联结以及政策倾斜和项目申报的支持，增强山区县域偏远乡村的内生发展活力。显然，这种内生动力机制不同于西方新内生发展模式，它关注偏远乡村“人群—区域”双层内外互促机制的建设，从而突破山区县域偏远乡村的双重结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山区县域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需要从人们日常生活出发寻找破解“人群—区域”双重弱势的路径，从而推动我国山区县域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生产，保证我国社会工作融入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承担起历史赋予的社会责任。

注释

1①资料来源：D县乡镇社工站2023年度总结报告。

22名社会工作者中，1名为总站派遣的，主要负责社工站专业服务的规划、实施和评估工作；1名为驻站的，由当地民政协理员转化而来，主要负责镇民政数据统计以及与社工站专业服务的配合。

320世纪80年代末，D县通过实施“小县大城关”发展战略，实现以大整合大保障推动农村人口市民化，被列为全省首个做强城关统筹城乡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试点，入选全国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名单。

4资料来源：C镇社工站2023年度总结报告。

5资料来源：N镇社工站2023年度总结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