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宏观社会工作是在时代发展中产生的一种社会工作实践理论模式，意在重回社会工作的宏观视野，超越微观实务在回应专业目标使命上的限制与不足。当今世界，社会工作后发国家或地区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是社会工作专业自身的建构与发展，包括专业教育、专业伦理、专业方法等多方面的完善；另一方面则是促进社会转型，应对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等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关系调整与社会矛盾化解等诸多挑战。^[1]在此背景下，宏观社会工作的整体干预取向对这些国家或地区展现出较强的适用性。

在中国，不管是近年来各地积极推进的乡镇(街道)社工站及三级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还是部分地区和部分领域专项社会工作服务的持续发展，实际上都具有宏观社会工作的意涵，不应忽视宏观社会工作实践理论模式对其的指导作用。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作为党中央的职能部门。^[2]截至2024年2月22日，全国所有省份均已组建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并开始全面履行职责。^[3]此外，许多地级市、县级也相继成立了党的社会工作部门。这一举措从政策和治理的宏观角度，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和政治支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县域成为中国社会工作体制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节点和关键场域。^[4]

二、宏观社会工作理论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一)宏观社会工作的理论内涵

根植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睦邻友好运动的宏观社会工作聚焦于社会结构、人群以及服务过程之间复杂动态关系的系统考察^[5]，西方社会工作早期的奠基人之一简•亚当斯曾经明确将社区与社会宏观环境改善设定为专业目标。^[6]1998年，熊跃根已经从实践角度对宏观和微观社会工作进行区分，其将宏观社会工作实践阐述为：以社会问题为关注焦点，目标是从组织行政架构和社区地域两个层面对问题进行干预，为引致服务推行、政策制定、观念等方面的变迁而采取的组织模式。他认为，宏观社会工作的发展对于中国社会和社会工作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7]但在后续很长一段时间内，因行业对个案、小组、社区工作三大传统方法的强调，宏观社会工作很多时候被等同于社区工作。进入新时代，童敏在其研究中重申了宏观社会工作的定义。他认为，宏观社会工作是一种通过特定的规划、组织、监督和评估等方式，在较大范围内实施的社会服务策略，其通常涉及人群、社区、组织以及政策等宏观层面的发展。其不仅是社会工作的一个实践领域，而且是一种社会工作理论流派，因为其有自己的关注焦点、服务目标和理论逻辑。他认为，倡导是这种服务的重要手法，而社会现实被视为一个建构过程，需要人们积极参与。^[8]613-620

根据童敏的论述，将宏观社会工作(macro social work)作为一种实践理论模式(而非实践领域)进行论述的两位代表人物是丹尼斯•朗和威廉•布鲁格曼，他们分别在美国和日本的两所大学工作。前者强调以服务使用者为本、自下而上地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环境改善与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此专业工作者的价值倡导是重要的，同时优势视角、增能、资产建设和生态系统观都是重要的，其中也包含了不少发展性社会工作的含义。后者关注“后现代社会”及其新思维，强调突破诸多二元对立，重视人们基于社区等在地化生活，通过共同参与的建构过程来促成一个“自我生产的社会”(self-production of society)，实现整体福祉,他特别注重后现代带来的真正的社会性思维(social thinking)。^[8]621-624由此可见，相关理论的思考与阐论具有紧密的时代和思想背景。童敏基于两位学者的观点进行深入梳理，进而明确指出宏观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核心涵盖四点。其一是社会思维，该要素具有强烈的建构论色彩或 “构成” 意味。其二是社会改变，该要素聚焦于“社会问题”，致力于实现整体而非个人问题的改变，且能灵活地在微观、宏观以及中观层面之间穿梭。实际上这些层面本身就是融为一体的，为了分析而对其进行区分可能会引发误导。其三是能力策略或优势取向(strengths orientation)，是指建立以优势为基础的合作联盟，尤其强调服务对象应当成为专业服务的主导者，共同面对社会问题，进行对话、发现和发展。其四是服务策划者，这是专业社会工作者最为突出的角色。^[8]625-628

随着社会转型的发展，宏观社会工作在中国实践中的地位不断凸显。何雪松指出，目前中国推进的宏观社会工作是一种“转型社会工作”，并强调了宏观社会工作对社会使命的重申。要求社会工作超越个案、小组和社区这三种传统方法，不仅要关注具体的服务对象，而且要在社区、组织、政策和价值层面予以推进。^[9]“共享发展”是当代中国宏观社会工作的精神内核和重要取向。^[10]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宏观社会工作不只是相对于个案、小组工作这样的直接服务或微观社会工作(更不用说“临床干预”)，仅局限于指代社区工作等实践领域或具体方法，而是一种整体不同的社会工作理论模式。它是指在更大地域范围、针对更大服务人群和所在社会规模，从结构层面切入，注重服务使用者参与主导、共同建构，以解决影响大范围服务对象和相关社会群体的共同社会问题，并促成整体福祉改善的介入行动和专业实践模式。从专业工作者的策略和行动内容来说，它涵盖教育倡导、推动政策创制、宏观到微观行政(即宏观社会行政、中观社会服务行政、微观社会工作行政)，直到具体服务的组织开展，即囊括社会服务的生产、传递到提供的整体模式化运作。

将宏观社会工作内在相通的理论成分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性特质进行有机整合，从而进一步明晰宏观社会工作的理论内涵，可将其概括为：对准社会问题，追求整体福祉改善和公平正义可持续的社会环境，包括服务使用者在内的社会主体各方联合行动，发挥各自优势并互补结合增益，打破各种界限共同参与建构、自主生产一个美好社会。专业社会工作者在其中做好所需服务的策划及某些方面的提供，尤其是率先激发和培力、引领组织各方聚成合力。

(二)宏观社会工作在中国的适用性

宏观社会工作在中国的适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重要层面。

其一，就发展现状而言，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呈现出显著的 “发展中” 特性。这意味着稳定且完善的社会工作直接服务体系尚未得以全面构建，这也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面临一系列纷繁复杂任务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社会工作的有序推进必然需要先从整体层面着手，全力以赴地推动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在这一进程中，其具体环节广泛涵盖了政策创制、人才培养、设施配置、意识提升以及宣传推广等诸多宏观整体性行动。宏观社会工作对宏观层面社会问题系统性成因识别的高度重视，对整体介入关键重要性的强调，以及其具体的策略方法等都能较好地回应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中”的特性。

其二，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分层日益呈现出复杂化趋势。宏观社会工作理论在理解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及其在社会转型中的演变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同时，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与社会转型进程保持着紧密的同步性，这就使其需要更多地回应社会结构性问题，诸如城乡二元结构引发的发展不平衡、社会阶层分化等问题。社会工作专业要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有效回应来为整体社会的转型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正因如此，当下的社会工作更加强调社会层面的整体行动，致力于对“社会问题”进行干预，而绝非仅仅局限于个体化地处理“个人问题”。宏观社会工作对整体性干预的目标、对象以及手法路径的着重强调，能够为这类社会工作实践提供更优质、更完备的理论框架和科学有效指导。

三、何为县域：宏观社会工作的不同路径与“县域社会工作”

(一)宏观社会工作的不同路径

在具体实施上，宏观社会工作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实践路径，取决于对这个“宏观”所指含义的不同理解，而它又与某个国家或地区实际的社会组织结构或系统构成紧密相关。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其中，社会的组织化体系是以各式各样的地域单位为基础构建而成的，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突出特征。从国家治理和主要的公共权力与资源配置格局来看，从中央到省市，再到县区，最后是乡镇或街道；此外，随着社区逐渐被纳入国家体系并呈现出行政化的趋势，村(居)委会辖区亦随之成为其中的一级单位。基于国家的权力和资源的分级配置并形成不同的属地单位，相应公权力机关承担了不同的权责。由此，不同的层级单位都可以构成宏观社会工作具体实践的一个路径。

例如，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路径就受到不少肯定。它指实务层面的宏观社会工作落脚在社区层面，坚持社会转型与社区本位的整合性社会工作实践 ^[11]，通过以社区为单位的行动达到宏观干预目的，这似乎又回到了社会工作的最初传统之一：社区发展与动员。以社区为介入路径的宏观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可追溯到西方社会工作的社区改良思想与实践传统，拥有相对悠久的专业历史与丰富的实践基础。在现实情境中，以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已然成为中国宏观社会工作实务中极具特色的关键内容。实际上，以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策略主要通过对城乡社区的再造、社区资产的挖掘与社区可持续生活方式的逐步恢复来达成城乡整体增能发展，进而实现社会变革与建设。^[6]

此外，(乡)镇域社会工作也可能成为中国宏观社会工作的实践路径。自民政部于 2020 年部署在全国推进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后，学者们更加重视(乡)镇域社会工作的发展，开始思考并总结如何从该层面来推动社会工作发展 ^[12]，探讨依托乡镇社工站的(乡)镇域社会工作发展对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13]但到目前为止，(乡)镇域社会工作还未形成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同理，市域或省域社会工作、全国性社会工作同样是宏观社会工作发展的可能路径。

不过，县域社会工作应当是最契合中国国情的宏观社会工作实践路径。这一论断是基于 “县域社会”作为基层社会的特定定位来说的，其具备完整且相对独立的形态和系统，能够有效地将个体、家庭、村落、乡镇与更为宏观的社会进行连接，并且具有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功能^[14]，在中国宏观社会工作实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二)县域在宏观社会工作中的突出地位

自秦朝实行郡县制以来的两千多年里，“县”作为具有完整治权的国家基层单位都是恒定不变的建制，从而赋予县域社会在中国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一直并无太大变化。 ^[15]可以说，县域是最具有中国特色且非常重要的社会治理单元。在政治学中，“县域”特指县级行政区划范围内包括县级政府、乡镇级政府等在内的行政单位。^[16]县在政治学研究中具有中观性，其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转承角色使以其为单位的研究能更全面地反映整个体制的运行和变迁 ^[17]，并体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18]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王春光认为“县域”不是指“县”的行政编制，而是一个复杂、完整的社会，是一个多样化的社会文化生活共同体。^[19]县域社会是一个生活化的“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虽然不像小村庄一样具备完全的“熟人社会”特点，但是基本上保留了传统乡土社会的“半熟人”特色，在县域中人与人之间或多或少都沾亲带故。从实际研究角度来看，社会学认为县域社会是具有共同体特质的整体性样本，强调将其作为整体分析单位来看待。

在应用研究中，以县域为分析单位的县域社会治理和县域经济的探讨早已展开。学者们认可“郡县治，天下安”的说法，也认同县域在中国处于“乡之首、城之尾”的特殊地位。因而强调县域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县级政府在国家治理中是极为重要的一环。^[20]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框架之内，县作为最全面的微观单位而存在，在国家转型进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21]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县域向上与城市相连接，向下对乡村进行辐射，具备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综合功能，同时也是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纽带。^[22]县域是政策的汇聚地，是财富的储水池，也是矛盾的观测站。^[15]

总之，县域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枢纽，承担着将国家政策传达并落实到基层的关键任务。县域也是一个相对独立且综合性很强的社会单元，既涵盖城市和农村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也包含工商业活动、农业生产、社区组织等元素。正是这些完整、综合的特性使得县域成为宏观社会工作理想的实践场域。宏观社会工作实际上强调的是对社会问题的整体治理，既要发挥政府的作用，也要调动社会参与。县域正好充分具备了这种整体干预行动的条件，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从社会服务的组织来看，县域具备完整的功能，能够完成从服务生产、传递到提供的全过程，并将服务有效递送到需求者手中。相比于全国或省域、市域，县域能够使社会工作更适切地落地；相比于(乡)镇域和社区，县域具有更充足的权力和资源，能够对共同的社会问题作出有效应对。因此，县域在中国成为宏观社会工作最适切的实践路径。

从实际层面出发，县域无疑是社会工作介入的关键层次和重要服务平台，是一种集合社会行政与宏观社会工作实务的整合性社会工作范式。通过对具体实践过程的观察可以发现，县域社会工作基本上呈现出服务类型多样化的特质和上下衔接的工作模式。县域层次的社会工作平台所涵盖的职能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但不限于督导、培训、评估、品牌打造、部分直接服务、管理统筹，以及智库整合等。横向上，县域社会工作平台需要与政府相关部门及事业单位进行密切协作与联动。例如，与教育、卫生等部门合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共同解决县域内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纵向上，县域社会工作平台向上对接购买方(一般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承接具体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并按要求完成相应工作任务；向下则对接各乡镇(街道)与社区，深入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和需求，为居民提供精准的社会工作服务(见图1)。

基于县域社会工作的服务特质和其上下衔接的工作模式，结合宏观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框架在中国县域社会的强适用性，宏观社会工作理论注重从整体层面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强调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宏观目标，正与县域社会工作的综合性和系统性特点相契合，能够为县域社会治理和服务实践提供有益参考。因此，县域社会工作构成了中国宏观社会工作最适切的实践路径。同时，县域社会工作的实践也能够为宏观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丰富的经验和案例，促进宏观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

四、宏观社会工作理论指引下县域社会工作实践的方向

(一)宏观社会工作理论指导下县域社会工作的界定

一方面，在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中，“县域” 处于相对缺失状态。^[23]在社会工作领域的研究中，针对“县域”这一概念的探讨相对较少，这容易导致社会工作研究在宏观理论层面呈现出抽象化倾向，且行业内的实践自觉也相对不足。^[23]另一方面，考虑到县域作为政策的汇聚地，而中国社会工作目前对政府项目仍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再进一步结合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从实际运作层面来看，县域社会工作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亟须引起重视。

县域社会工作作为一个相对新兴的概念，在学术界尚未形成普遍认同的定义。在现有研究中，仅可见何雪松和侯利文对其内涵进行了相对明确的阐述。他们认为，县域社会工作不仅仅是一个领域空间，更是一个学术范畴；县域是社会工作研究开展的重要方法，也是以本土为中心的社会工作发展研究的关键方面。^[23]具体来说，县域社会工作是基于“专业”为核心的考察分析和“组织生态”的实践推动，有机纳入社会学、社会政策与公共管理学科视角进行研究，以县域社会文化为基底，与社会治理耦合，凭借专业优势践行福利政策、发挥专业实效、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新的专业发展范畴。 ^[24]

县域社会工作包含“县域的社会工作”和“县域社会工作”两个互构思路。^[24]从宏观社会工作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两条看似不同的思路实际上是辩证统一的。无论是“县域的社会工作”对县域特点的强调，还是“县域社会工作”对社会工作发展时代性的重视，都能在宏观社会工作的整体性视角中找到具体回应。据此，本研究将县域社会工作界定为：在宏观社会工作理论的指引下，以县域为实践场域，从整体层面切入，针对县域内的社会问题，强调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宏观目标，充分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为解决县域内的各种社会问题、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提供有效支持和服务的一种社会工作实践模式。

(二)宏观社会工作理论指导下县域社会工作的实践方向

1.目标导向：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体系建设为任务

在宏观社会工作的理论指导下，县域社会工作实践的目标应旨在全力推动县域社会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构建起在县域范围内完整且能够相对独立运行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支撑体系，并力求使其尽可能地实现制度化。这一任务目标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三个具体方面。

(1)建成完整独立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是发展基石，即在县域范围内建立起涵盖多个领域、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社会工作服务网络。该服务体系应包括但不限于针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服务、社区发展与建设服务、志愿者建设及增能服务、社会治理创新服务，以及基于县域需求的拓展性社会工作服务等。通过整合各类资源，协调各方力量，确保这些服务能够切实落地并有序开展，为县域居民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和帮助。

(2)搭建专业且丰富的人财物支撑体系是必要条件。首先，在人才支持方面，县域可通过在地化培养和人才引进等方式塑造一支专业素质高、实践经验丰富的县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但这对于大部分县域而言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建构过程，需要整合县域内的培训资源，对县域内各层次人员进行有序且持续的赋能；同时，灵活运用外来人才资源，形成相应的智库或实践基地等制度，使其有效支持县域社会工作的持续发展。其次，在财力支持方面，除要确保有稳定的政府项目以保证资金来源外，还应积极争取社会各界(如基金会)的支持和投入，拓宽资金渠道。在物力资源方面，应在县域内配合社会工作发展进行必要的阵地打造，包括必要的办公场所、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等，为社会工作服务创造良好条件。

(3)建立并完善相应的政策和制度体系是关键保障。稳步推进制度化需要县域相关政府部门基于实际情况，出台一系列支持县域社会工作发展的政策法规文本，以明确社会工作的地位、职责、权利和功能，为社会工作的开展提供政策依据和制度保障。同时，应建立健全县域社会工作的评估和督导机制，确保其服务质量和持续的效果提升。此外，还应进一步关注社会工作行业规范的建设，通过行业协会等形式规范并协助社会工作健康发展。

2.规划先行：重视整体规划与结构性问题解决

(1)整体视角与规划制定。整体视角是县域社会工作推进过程中看待问题的重要方式。县域社会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有机整体，各个要素之间紧密关联、相互作用。唯有从整体上精准把握这些关系，才能制定出更具前瞻性和全面性的规划，从而引领县域社会工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应基于相对系统的调查分析来明确县域社会问题，从而进一步形成规划，充分考虑县域内的经济发展态势、人口结构变迁、社会政策导向以及文化传统等多元因素。通过深入分析和综合研判，更准确地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提前谋划相应的解决策略，为县域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重视结构性问题的解决。高度重视识别和解决影响社区、镇域乃至更广的县域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助推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所在。社会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挑战，但是这些问题往往无法仅通过社区或是乡镇(街道)的努力来解决。而从县域的整体视角深入剖析这些结构性问题的根源和影响机制并寻求解决办法，就可能更有效地调动政策等资源，达到一定的成效。例如，社区工作人员能力不足、社区社会服务资源缺乏等问题，可能通过县域层面的人才培育制度、资源结构及项目优化等宏观行动得以改善。

3.特色融合：充分尊重并融入县域特色

县域社会工作的发展还应充分考虑辖区内社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不同的县域拥有不同的独特历史、文化、经济和人文社会背景，因此社会工作开展应深入了解县域的具体需求和突出问题，并紧密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和文化特色，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社会工作发展策略。充分尊重县域特色，意味着应挖掘县域内的传统习俗文化，并与社会工作的助人精神相结合，鼓励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帮助、支持，形成邻里守望的良好风尚。同时，应关注县域本身的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不同的县域可能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或产业优势，县域社会工作的开展应借助这些优势，结合实际治理需求开展治理创新、生计扶持、社区营造等相关项目，促进县域社会可持续发展。在人才培养方面，应深入调查了解县域本身的社会工作人才结构，注重培养拥有“本土知识”的社会工作人才，推动地方知识与本土知识的结合，以更好地服务于当地居民，推动社会工作的有效开展。总的来说，只有充分尊重和利用县域的独特性，才能制定出更加贴合实际、有效的社会工作发展策略，推动县域社会和谐发展。

4.实践推进：实施县域社会工作的分阶段落实策略

宏观社会工作对社会问题的聚焦以及对可持续社会环境的追求，决定了县域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其一，县域资源有限，需逐步整合。县域资源相对有限，无论是经济资源、人力资源，还是社会资源，都难以一步到位地满足宏观社会工作所要求的全面社会变革，只能通过在不同阶段对各类资源的调动和整合来逐步推进工作。其二，县域社会对社会工作的认知仍需逐步提升。中国绝大部分县域(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对社会工作的认知仍相对滞后，需通过阶段性实践，逐步提高社会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度和认可度，以带动后续各方力量和居民的参与。其三，县域问题的复杂性要求分阶段来逐步解决。县域面临的社会问题相对宏大且复杂。在不同阶段，需根据问题的紧迫性和可行性，确定优先解决的问题领域，逐步拓展和深化社会工作的服务范围。其四，县域社会工作的相关制度体系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部分县域，相关的社会工作制度可能并不健全。在实践过程中，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包括人才队伍建设机制、服务评估机制、督导机制等，以确保社会工作可持续发展。

5.能力提升：强化能力建设，促进培力赋能

在县域层面，一开始少量的由外来社会工作者面向居民直接提供的服务应是以示范为主，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能力建设与培力赋能，带动当地人才队伍建设和整个服务体系发展。县域社会工作的目标不仅是简单的个体问题解决，而是县域服务体系构建和县域社会可持续发展。简言之，县域社会工作所要实现的不仅是社会服务的递送，还有优质社会服务的整个生产过程。面向社会组织和当地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建设与培力赋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要逐步通过课程、培训、指导等形式为县域培养优质服务的提供者和组织机构，实现县域社会服务优质生产的可持续性，不断提升县域社会服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

五、结束语

中国社会工作和整体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使得宏观社会工作的理论模式对于当下情境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同时，中国社会治理结构的特点及县域所处的特别地位，使得县域社会工作成为宏观社会工作最适切的实践路径。对此，需要形成更加明确的认识，并增强行动的自觉性。

以县域为单位展开的社会工作实践行动属于一项社会工作发展实践，其无疑归属于“专业的社会工作实践”范畴，因而需要相应的专业实践理论予以指引。本研究认为县域社会工作实践行动务必自觉践行宏观社会工作理念，并且也应自觉成为发展性实践。推进县域社会工作实践的根本宗旨在于促进县域社会发展以及整体福祉的改善。换言之，县域社会工作实践的核心行动目标在于解决县域社会问题、推动县域社会发展，以及增进县域的整体社会福祉。总的来说，可将 “团结地方，发展社会工作，增强社会，造福乡梓” 这一口号作为县域社会工作具体行动设计的指引性理念。这一口号强调了县域社会工作实践的核心价值，即通过团结地方力量，发展社会工作专业，增强社会整体的凝聚力，最终实现造福乡梓的目标。

当然，县域社会工作并非宏观社会工作在中国实践的全部。实际上，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乡)镇域社会工作、市域或省域社会工作，乃至全国性社会工作，都是宏观社会工作在中国可能的实践路径。这些社会工作之间也存在相互支撑的关系，难以割裂进行。随着县域社会工作的实践发展，可期待更清晰地认识这些关系，并见证其更合理的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