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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5, Vol. 25Issue (2):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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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何雪松, 匡梦叶, 胡怡, 吴漪岚. 2024年社会工作研究年度进展述评[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5, 25(2): 1-16.
HE Xuesong, KUANG Mengye, HU Yi, WU Yilan. 2024 Annual Review on Social Work Research[J]. Social Work and Management, 2025, 25(2): 1-16.

基金课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县乡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架构与运行机制研究”(23&ZD140)。

作者简介

何雪松(1974—　)，男，汉族，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理论研究.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2025-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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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社会工作研究年度进展述评
何雪松 , 匡梦叶 , 胡怡 , 吴漪岚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0237
收稿日期：2025-02-06
基金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县乡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架构与运行机制研究”(23&ZD140)。
作者简介：何雪松(1974—　)，男，汉族，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理论研究.
摘要: 2024年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和转型的关键年，党和国家对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期盼，社会工作既迎来了体制机制改革带来的发展良机，也面临着专业转型的深层挑战。2024年，社会工作学术共同体积极践行社会工作的时代使命，立足于“理论—制度—实践”三重维度，围绕八大核心议题，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理论维度，学界聚焦于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着力推动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化进程，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基于中国情境提出理论建设的方向。在制度维度，学界围绕党领导下的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建设、社会工作组织和人才发展等议题，探索社会工作学科和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方向。在实践维度，学界立足于中国社会工作实践，基于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医务健康、“一老一小”服务和公益慈善领域的服务展开深入研究，实现了面向实践的知识生产。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学界需要持续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加强数智融合研究，同时在国际舞台上讲好社会工作的中国故事。
关键词: 社会工作研究    党领导的社会工作    体制机制    社会工作实践    
2024 Annual Review on Social Work Research
HE Xuesong , KUANG Mengye , HU Yi , WU Yilan     
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The year 2024 marks a critical junctur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have set forth new requirements and expectation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actively embraced its contemporary mission by focusing on key areas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ese social work, Party-led society work and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building,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and talent cultivation. These efforts aim to explore new direction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both the discipline and the profession. Grounded in the realities of Chinese social work practice,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research based on interventions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elderly and child welfare programs, and philanthropic sectors, thereby achieving practice-oriented knowledge production. To further advanc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t is imperative to continue build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strengthe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tegrating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with social work, and effectively articulate the “Chinese stories” of social work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Key words: social work research    Party-led society work    social work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building    social work practice    

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社会工作领域改革发展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等一系列部署，为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回应学科发展和行业转型的双重需求，本文通过检索中国知网、Google Scholar等权威数据库，重点关注核心期刊以及本学科具有影响力的期刊所发表的社会工作相关研究成果，借助Nvivo软件进行总结分类，最终从“理论—制度—实践”三重维度，围绕八大议题梳理和回顾了社会工作年度研究进展。

一、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中国社会工作长期存在理论建设困境[1]和理论悬浮现象[2]，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需要认真审视和深刻理解新时代所需要的知识体系。[3]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一直是社会工作学界关心的议题，也是社会工作专业共同体回应时代需要和推进学科建设的重要使命。2024年，学者们反思了中国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建设的不足，提出了中国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建设的方向。

首先，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需要反思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一是对社会工作伦理和价值的反思。姚泽麟从社会学的视角提出，中国的职业伦理研究需要反思西方的职业伦理，并深入探究本土社会文化如何与西方职业体系相互作用与融合。[4]童敏和邓洁认为，西方社会工作中的“接纳”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建构的，强调接纳个人，而在中国社会情境下，社会工作需要以接纳现实为专业实践的伦理依据。[5]何雪松和杜依蒙从行动目标(公共价值)、行动基石(制度环境与资源网络)、行动保障(专业行动能力)三个维度建构了社会工作公共价值创造的行动框架。[6]二是对专业关系的反思。赵万林通过梳理专业关系的话语变迁发现，以“专业”与“友爱”为基础，对于专业关系的关注经历了“确立友爱——遮蔽友爱——重现友爱”的过程。[7]田蓉和余媛媛认为，社会工作者面对服务后的多重关系，采取了“强边界”与“弱边界”两种应对策略。[8]金超然和席小华从多重关系的角度探讨了学校社会工作者的入场路径。[9]三是对理论的反思。郭伟和反思了“人在环境中”的实践框架，认为要从人的构成性、成长模式和实践场域出发，建构社会工作实践的理论基础[10]，建构情境正当性的人际关系[11]，把各种人观、发展观与场域结构理论相结合。[12]同样是对“人在环境中”的反思，童敏和李诗雨认为，中国社会工作需要将社会工作的专业内涵融入社区现实生活，创建场景化问题解决的服务模式。[13]孙旭友和任晓迪借助“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拓展了优势视角理论，把服务对象的生存策略甚至抗争本身看成其优势所在，拓展和重构了优势的资源和主体范畴以及功能指向。[14]方香廷和廉婷婷提出了理论社会工作学，力求从学理角度阐述社会工作的基础规律和核心原理。[15]杨超基于共同富裕的中国语境，拓展了西方的发展性社会工作理论，并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点线面体”思想。[16]何宇飞等则从经济向度界定并厘清了发展性社会工作的实践类型和策略特点。[17]郭伟和聚焦于居民生计市场转型，认为中国的发展性社会工作应该协助基层居民增强市场化转型中的抗风险能力。[18]王怡梳理了权力理论的发展脉络，并阐释了“赋权”在社区发展实践中的应用。[19]

其次，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需要面向中国实践。陈海萍追溯了实践研究的起源和意义，认为实践研究旨在通过并行推进实践与研究，消解科学理性与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以有效应对人们在生活世界中面临的各种生存与发展挑战。[20]童敏认为，中国社会工作基于社区为本的专业实践，其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是“人—场景”的双主体实践框架。[21]童敏和李诗雨回顾了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历程，认为在基层治理转向下要重新审视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并建构自主知识体系。[22]张鹏飞等认为，社会工作实践研究领域尚未达成根本性的研究共识，仍局限于理论认知的层面，这造成了核心议题与研究范畴的界定不够清晰。[23]杨威威和赵恒发建构了“知识转译实践”的本体论模型，认为实践研究需要关注并转译那些影响或有助于“改变”的知识要素。[24]安秋玲引入知识生产模式视角，认为社会工作干预能拓展知识生产的来源，基于社会工作干预可以实现知识生产。[25]魏玺昊认为，“组织”对于理解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补充作用，行动者参与、实现反身性和对话的过程能够实现组织情境下的知识生产。[26] 田毅鹏认为，社会政策实践能够为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引入新的理论议题与分析视角。[27]马凤芝和陈树强认为，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和生态系统理论是社会工作者参与政策实践的三大基础。[28]基于对中国社会工作实践场景的反思，学者们提出了“县域社会工作”研究范式。侯利文等认为，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县域”研究范式是缺失的，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发展和话语建构。[29]刘莉和何雪松认为，县域社会具备结构上的完整性、情境的独特性以及行动在地性等特征，中国特色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建构要求实现县域社会工作的范式自觉。[30]

再次，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需要增强文化自觉。焦若水和高怀阳强调，在本土化与全球化的背景下推动多元文化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警惕个人主义倾向和本质主义误区，同时也要提升文化自觉。[31]刘斌志认为，在中西交流、古今融合、理论与实践对话以及学科间互动的过程中，拥有文化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有助于实现理论自觉。[32]童敏和王娜认为，可以将传统文化中的先秦虚静视角融入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33]王傅则尝试在“马魂、中根、西鉴”的框架下建构本土社会工作价值体系。[34]

最后，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需要回应“不确定性”。文军认为，“不确定性”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并逐渐成为一种结构性因素，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不确定性为社会学的知识体系构建带来了机遇和挑战。[35]文军和方淑敏提出，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需要在承认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构建不确定性的知识体系，进而实现社会工作知识范式的变革。[36]刘雨航和文军认为，不确定性增长与范式革新速率之间的张力导致社会工作行动研究面临不确定性挑战。[37]李珊珊和何雪松提出，需要构建更具反思性和包容性的面向不确定性时代的社会工作理论。[38]

学者们从反思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体系、面向中国实践、增强文化自觉、回应“不确定性”四个方面为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指明了方向。总体来看，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社会工作专业共同体继续努力。

二、党领导的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建设

党的全面领导是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建设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优势。一方面，国家力量的驱动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工作是推进社会治理和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 [39]，卫小将将其定义为“国家社会工作”。[40]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体制创新有赖于进一步充分发挥社会的主体性作用[41]，社会工作日益成为推动社会创新的重要主体，社会工作服务为弱势群体增权赋能，使之转变为解决问题的行动主体[42]，激发了社会活力。

面对中国社会工作体制机制的变化，学界持续讨论了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对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带来的挑战。葛忠明和付鹏伟认为，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里程碑。[43]李迎生认为，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组建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传统社会工作向“大社会工作”转变的标志性事件，在这种转变下中国社会工作将面临全面转型。[44]王思斌认为，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推动了中国社会工作向强生态系统转换，将有助于提升社会工作的生态地位，并为其带来新的生态机会。[45]张国栋梳理了1987年至2022年中央部门合作颁布的有关社会工作的政策文本，发现民政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逐渐形成政策“铁三角”，而中央社会工作部的职能设置将填补政策网络“守门人”的角色空缺，政策网络角色将更加完备。[46]

中国社会工作体制机制的转变标志着中国社会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学者们对于新发展阶段下党的社会工作发展方向展开了设想。马凤芝认为，新时代的社会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47]冯仕政和魏钦恭认为，新时代的社会工作要有机统合多界面任务，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要从定位、内容和手法三个层面把握“新”的内涵。[48]何雪松强调要在“统分结合”的原则下处理好党的社会工作部门与党政部门、群团组织领导的各领域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党领导的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工作与全球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49]关信平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工作面临体制机制尚待完善、专业能力有待提升的挑战，应加强党的领导、完善体制机制、坚守专业化道路、拓宽服务范畴，并强化社会工作者队伍的建设。[50]王思斌呼吁，要尽快将党的社会工作相关部门、社会工作部与其他政府职能部门以及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本土行政社会工作实践进行有机融合，将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实际效能。[51]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背景中“大社会工作”的格局要求当前的社会工作必须响应党和国家的治理需求，明确基层“软治理”的角色定位，加强“大社会工作”视角下的专业人才培养。[52]在“大治理观”下，社会工作要纵贯微观层面的行动反思、中观层面的社区为本实践和宏观层面的政策实践。[53]新发展阶段下社会工作应推进从服务补缺到响应民生的使命转向，从政社关系到党社关系的理论革新，以及从微观服务到社会治理的实践转型[54]，从政治合法性构筑、制度与机制转化、专业人才培养、多元联动体系建设等多个层面寻求社会工作新本土化实践的突围。[55]社会工作深度融入体制的关键在于将专业性有效融入党政部门的实践之中，特别是融入到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的核心工作当中，从体制内部找到自身位置，实现专业的可持续发展。[56]

除了思考未来应该走向何处的问题，学者们还回顾了过去社会工作从何而来的问题，尝试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中找到党的社会工作发展的方向。邹林杰认为，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将国家的想象融入社会工作知识生产，国家将其主体意志与西方理论进行了有机融合。[57]林顺利和赵卓筠考察了中国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认为 “大社会工作”背景下需要建立一种分化和整合的新格局，以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的需求。[58]徐其龙和张俊豪以特困供养的制度演变为例，分析了行政性社会工作的专业化逻辑，认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应该推动行政性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的融合。[59]钟静静和彭秀良回顾了以费孝通、雷洁琼和卢谋华三位先生为核心的老一辈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学家的学术思想，认为他们秉持“民政工作是社会工作”的逻辑进路，立足于中国的政治架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从不同侧重点揭示出中国社会工作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轨迹，这启示了需要结合新时代的发展特征与要求思索社会工作的当代意涵。[60]

学者们从中央社会工作部组建的积极意义、新的体制机制下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以及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回顾等方面对党领导的社会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新的发展背景下，社会工作既面临着机遇，又肩负着时代重任。

三、社会工作机构的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服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61]社会工作机构既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组织载体，也是中国社会组织的重要构成。2024年，学者们围绕社会工作机构与政府的关系、社会工作机构的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工作机构的高质量服务展开了研究。

在社会工作机构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学者们既关注到社会工作机构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也关注到社会工作机构的自主性策略。付钊认为，政府购买服务中社会工作组织面临的结构化约束导致其处于弱势地位，面临脱离治理结构而又物化于治理场域的外嵌型悬浮困境。[62]聂玉梅和顾东辉通过深入分析社会组织的项目运作过程发现，社会组织疲于完成项目的量化指标，服务对象的需求被考核指标和项目委托方的需求所置换，在项目运作中存在形式置换内容的行为。[63]杨宝和殷小娟认为，政府与社会组织在资源动员方面的能力对两者间互动关系的演进具有决定性作用。政府主导下的“资源权力网络”促使政社关系发生转变，展现出合作、控制、约束及替代等多种复杂关系模式，体现了合作的解构趋势。[64]彭小兵和王思敏认为，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既包含渐进性的协调过程，也涵盖合作关系深层次的动态演变，这一过程促使双方形成一种相互依存、共同促进的协同进化逻辑。[65]章文光等发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培育主体“认同归属”“契约责任”惯习，重塑“熟人社区”，实现了行政与自治的耦合。[66]李诗梦认为，社会工作机构面向服务群体建构出一套区别于行政话语的社会工作专业话语体系,以此来坚守专业底线。[67]刘仕清和何雪松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数据分析，认为社会工作机构在与高校的互动中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但是依然没有改变教育先行奠定的基本格局，未来需要构建高校和行业共同参与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共同体。[68]

针对社会工作机构高质量发展，学者们关注社会工作机构的党建和韧性发展等方面。侯利文认为，社会组织党建通过在社会组织内部新构“党社结构”实现了对社会组织的政治引领和治理嵌入。[69]刘帅顺将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划分为组织覆盖与结构嵌入、工作覆盖与功能嵌入、理念覆盖与价值嵌入三个阶段，通过“共振式”发展机制可以实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效能提升与价值嵌入。[70]陈蓉蓉和韩央迪以某市15家助残社会组织为例，认为助残社会组织的韧性生成由“潜在基因—显性响应”组成，并呈现适应性、变革性和成长性的助残社会组织韧性生成规律。[71]

针对社会工作机构的高质量服务，学者们关注社会工作机构参与基层治理、政策倡导、组织间的合作等方面。一是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许文文等发现，社会组织通过“社区空间的螺旋式生产”实现了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72]侯利文基于某社会组织的实践，认为社会组织能够有效建构和影响地方的治理生态，这表明专业社会组织有能力形塑和改变基层社会治理场域。[73]张冉和石敏关注枢纽型社会组织，总结出枢纽型社会组织高质量参与基层治理的四种路径：资源赋能型、社会撬动型、复合推进型和内外协同型。[74]郭施宏认为，社会组织有能力与外部主体建立起平等的协商合作关系，从而确保获得稳定而有效的外部资源支持，这种能力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注入了动力与活力。[75]张文祥和侯志阳认为，完善立法授权、增强组织独立性、凝聚组织治理共识、拓宽组织参与渠道，能推动社会组织积极、持续地参与市域社会治理。[76]二是社会工作机构的政策倡导。郭施宏等认为，政治认可是影响社会组织政策倡导的核心因素，社会组织的行动呈现出“嵌入式倡导”的逻辑，并显示出地区和机构间的差异。[77]金超然和张昱认为，社会工作政策倡导表现为以制造价值共识、行动共识和制度共识为主的共识制造行动，在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领域，则表现为以生产直接服务空间和间接服务空间为主的行动空间生产行动。[78]三是组织间的合作。吴佳峻和杨丽阳关注社会组织间的互助行为机制，对某社会工作机构“牵手计划”项目的实践进行研究发现，多元主体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在不同层面产生了“隐形偏离”现象。[79]付钊关注社会工作组织和志愿组织之间的联动，认为社会工作组织与志愿组织共同构成互助建构式联动。该联动模式揭示了不同治理主体与要素间有序合作行动的具体流程、因果关系及操作步骤，为社会组织和群团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参与提供了实证依据与理论框架。[80]

社会工作机构是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的重要载体，社会工作机构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党建引领下，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增强组织自主性和组织韧性。同时，社会工作机构需要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和政策倡导，加强组织之间的合作。

四、社会工作教育及社会工作人才的高质量发展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培养是党的社会工作的重要内容，离不开社会工作教育的推动以及对社会工作从业者的关注。

学者们从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建设、社会工作的实践教学以及社会工作的课程思政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社会工作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徐道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学科体系的基本架构是一个三维体系，它由元学科作为基石，纵向延伸出多个分支学科，同时在横向上与不同领域形成交叉学科。[81]陈树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建设需平衡社会工作学科的理论与实践需求，处理好与其他学科及学科内部通用与专用知识的关系。[82]基于社会工作学科的实践性特点，学者们提出社会工作教育要面向实践。郭治谦和李芝沂关注应用型本科高校社会工作教育，认为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应当致力于构建一种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需求的产教融合、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一体化教育模式。[83]程玲和肖桂春关注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的空间性困境和时间性困境，提出为改善实习现状并优化社会工作实习教育制度，可以采取以下策略：分化并革新督导职责模式，完善实习教育的考核机制，以及增加专业教育实践的比例。[84]廖其能通过粤北乡镇社工站的行动研究，认为专题培训、专项服务和专业督导的有效推进是推动社会工作服务学习的关键。[85]蓝振松等认为，督导是社会工作实践的关键环节，学校在开展社会工作实习教育时，应为实习生创造良好的实习环境和工作条件，与实习单位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86]卢希皿等认为，视频教学在专业实践教学中具有较好的成效。[87]唐斌和郭晓霞从课程思政与专业教学结合的角度提出了培养社会工专业人才的思路。[88]顾永红和刘宇则关注社会工作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双重主体性的生成。[89]

学者们还关注了社会工作从业者的工作压力、工作满意度、离职意愿、心理健康等方面。李正东和韩瑞琪基于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数据，分析了角色压力对于社会工作者服务质量的影响，认为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压力通过自我损耗和集体心理所有权两条路径对其服务质量带来负面影响，工作支持和组织认同作为中介则具有正向调节作用。[90]赵方杜等认为，受雇于公共部门的社会工作者离职意向较低，而受雇于第三部门的社会工作者离职意向则不太稳定。[91]菅苗等关注社会工作者的心理健康，认为自我保健服务有助于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正念是一种普遍而有效的自我保健服务方法。[92]王晔安等认为，中国社区服务社会工作者因角色压力而面临工作疏离。[93] 李欣等认为，薪酬满意度与离职意向呈负相关，而工作满意度对这一关系起中介作用，当组织文化匹配处于较高水平时，这种中介模型的效果明显更大。[94]

推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既需要从社会工作教育着手加强社会工作人才的培育，也需要关注行业从业者。在教育层面，要加强学科体系建设，重视实践教学和思政教育；在从业者层面，要加强组织文化建设，提升薪酬福利水平，关注从业者身心健康。

五、社会工作与基层治理

随着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大抓基层”的部署，社会工作不断加强在基层的探索与发展，积极应对新时代的需求，利用专业性提高治理效率。2024年，学者们在基层治理领域深耕，在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中发挥学科优势，围绕“五社联动”、社工站建设、城乡社区治理等主题展开了研究和讨论。

“五社联动”架构仍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模式。围绕“五社联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从整体来看，徐立娟和刘振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认为“五社联动”本质上是一个“社区治理行动者网络”，通过核心行动者的“转译”得以成为可能。[95]徐选国将“五社联动”与“三社联动”进行对比，认为“五社联动”体现了健全党的社会工作体制机制的重要实践创新。[96]在关键要素方面，吕方认为，在“五社联动”中，社区能力能够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满足各层次需求，不断增进社区福祉。[97]在优化路径方面，邱国良等认为，为了完善“五社联动”机制，需要从政府层级架构、社会志愿力量参与、社区协商平台建立以及居民主体意识提升等多个维度综合施策。[98]

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载体和实践场域，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建设与实践是学者们重要的观察对象。各地社工站的不同运作方式引发了学者们的考察与反思。王海擎总结归纳了多元福利主体共生的社工站实践。[99]张莉钦和黄佳鹏探索了社工站“在地化”供给的模式。[100]王艺璇等介绍了社工站如何通过参与式设计吸引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101]郑先令引入了“协同演化”概念，剖析了社工站与基层政府部门的“双向运动”与“双向优化”。[102]基于乡村振兴、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学者们指出了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和发展中的种种困境。安超伟和刘波发现，乡镇社工站服务建设过程中主要存在站内管理、大众认同、配备社会工作者三方面的实践困境。[103]徐华和王露瑶通过政策样本的实证分析，阐述了社工站政策在主体性、时效性等方面的缺陷。[104]在解决途径方面，刘振认为，乡镇社工站需要走向实践自觉，通过构建实践自觉、培育主体意识、生成在地认知来破解实践困境。[105]徐选国等发现，党建赋能、情境性专业行动、聚焦生活实践等方式能够有效主推社工站专业服务有效性。[106]范雅娜认为，从功能到生态思维的转变可能有助于乡镇社工站的实践发展。[107]也有学者聚焦于民族地区的社工站建设展开研究，针对西藏地区起步晚、底子薄等的特殊性，来帅提出了西藏社工站建设的问题和宏观、中观、微观方面的对策建议；[108]刘红旭和刘彧则探索了“党建+本土化”的专业化途径。[109]

共同体的形成是学界普遍追求的基层治理愿景。首先，从治理角度切入，聚焦于农村社区的治理共同体，崔月琴和龚小碟强调了支持性社会组织的作用；[110]在城市社区，王佃利和徐静冉将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归纳为“空间设施改造——服务持续嵌入——邻里精神培育”的动态优化路径；[111]祁颖菲等则认为社会工作基于“扎根”到“协调”至“共生”的行动逻辑建构了社区治理共同体。[112]其次，基于广义的社区(村庄)共同体，何雪松、匡梦叶从关系型发展视角出发，从“点线面体”四个层次探讨了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构建新型村庄共同体的路径；[113]张煜婕发现，通过适度关联迈向有效治理是社区共同体建构的关键逻辑。[114]最后，在更广泛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层面，向颖和陈立周聚焦于社会治理共同体中“服务型团结”这一内涵，梳理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逻辑过程。[115]

此外，学界也强调了“情感治理”“数智化”“反身性”等基层治理中的关键要素。在情感治理方面，罗强强和方文丽认为，情感治理是社会工作发挥效能的重要途径，能够彰显其在国家治理中的治理效能。[116]何雪松和杜晔认为，不确定时期的“情感治理”旨在找回日常生活的掌控感，增强基层社区的关系韧性，从而促进社会团结。[117]在数智化方面，陈曦等发现，边远乡村居民的数字素养能够通过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18]王伟进则回溯了中国智慧社区建设的历程，并提出未来的建设方向和可能的优化路径。[119]在反身性方面，侯秋宇和何雪松聚焦于“新生代”社区工作者，认为他们通过反身性实践形成的治理工具箱能推动基层治理的转型升级。[120]

六、健康社会工作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健康问题日益受到广泛关注。中国的健康社会工作经历了从“医院社会工作”到“医务社会工作”,再到“健康社会工作”的三重嬗变。[121]2024年，学者们在“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总框架下，从制度建设、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服务模式等角度，对健康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具综合性的研究。

从制度建设的维度，学者们针对健康社会工作在政策支持及教育培养等多个层面展开了深入探索。健康社会工作的制度建设根基在于政策层面的坚实支撑。郑悦和黄晨熹深入讨论了长期照护服务体系融合所面临的挑战及策略，特别强调要从提升政府行政效率的角度着手，促进长期照护服务体系的完善。[122]雷杰等在政府购买服务的框架下，探讨了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模式及其内在嵌入性，将医务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归纳为“浅层嵌入”、“行政主导”、“互惠发展”及“专业互构”四种类型 [123]，这为理解医务社会工作在政府购买服务框架下的运作机制提供了重要视角。周永康和王薇则认为在医务社会工作从嵌入发展到融合发展的新阶段中，应联动多元主体力量以实现深度融合发展。[124]范斌和谢春艳通过探究慢性病患者疾病故事，提出医务社会工作应从微观层面扩展至宏观层面，进行价值观引导和政策推广，同时探索促进医疗体制及医疗环境改变的途径。[125]因而，健康社会工作的制度建设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过程，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持和教育培养体系的不断完善。

从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学科定位是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王红梅等在尝试构建健康社会工作者胜任力指标体系过程中，突出了学科间协作的必要性[126]，这亦是健康社会工作学科建设中多元性和综合性的反映，凸显了其在整合不同学科资源以促进专业发展方面的独特价值。赵芳等揭示了医护人员、患者及其家属对医务社会工作角色的多元化期待[127]，这种期待为跨专业合作提供了现实基础，医务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则是这一合作路径得以深化的核心支撑。在专业发展中，程瑜与崔昌杰深入分析了医务社会工作在推动普惠性安宁疗护体系建设中的专业优势。[128]金妍艳等从临床视角出发，有针对性地探讨了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路径。[129]

上述研究为健康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提出了更具针对性的建议，有助于提升整个领域的专业化水平。专业发展还要求培养更高质量的医务社会工作者，以适应更高的社会期待和社会需求。黄国英等认为，从这个视角来看，增强专业自主性是确保医务社会工作者人才库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不仅涉及个人职业成长中的自主权问题，也对整个学科和专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大有裨益。[130]

在服务模式上，2024年，健康社会工作在安宁疗护、精神健康、老年健康、重大或特殊疾病等领域有了新突破。在安宁疗护领域，从社会工作者的角度，沙婧婧等结合社区安宁疗护服务实践为社区医务人员安宁疗护服务能力编制了评价工具，并进行了信效度研究。[131]李志豪认为，培养安宁疗护社会工作者的死亡素养能够有效应对安宁疗护工作者的职业倦怠和死亡焦虑。[132]张蕾等认为，目前安宁疗护社会工作实践仍面临方法单调、对患者家庭全面关怀欠缺等问题。[133]程瑜和崔昌杰认为医务社会工作在介入安宁疗护时，应该通过多方主体合作实现对生命终末期的尊严与关怀。[128]这一工具的编制和介入策略的反思为医务社会工作者在介入安宁疗护时提供了更具科学性、专业性、反身性的参考。从服务对象的角度，孙永健和陈友华提出临终过度医疗可能给老人自身带来痛苦的临终经历与死亡体验[134]，庄凌治和张晨探讨了影响老年人选择与接受安宁疗护服务的相关因素[135]，为中国安宁疗护服务的推广提供了进一步的科学分析依据。在精神健康领域，许嘉祥和童敏对精神障碍者社区康复的综合服务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强调社区康复服务的精细化和建设社区公共安全空间对于提高精神障碍者社区康复成效具有积极作用。[136]在社会工作介入手段上，祁颖菲认为，社会工作运用“面向日常生活”的行动逻辑，能够赋予精神康复者群体鲜活的生命力，重构其身体自主性。[137]谢欣如和刘春探讨了抑郁症病人服药依从性的研究进展，认为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心理辅导和教育等干预手段，有效提升患者的服药依从性，进而改善治疗效果。[138]除了通过干预服务对象提升其自主性，师艺萌和高万红从家庭压力的应对出发，认为需要激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的主体性功能，才能提升整体的压力应对干预效果。[139]廖铖等认为，需要完善对认知症患者及其家庭照护者的社会支持和保障体系。[140]在老年健康服务中，宏观社会工作方法的应用被赋予了重要意义。刘海桃等认为，通过政策倡导和促进环境改变等宏观社会工作手段，能够为老年人健康福祉的提升创造有利条件，从而实现环境与个体的良性互动。[141]杜今等则针对老年认知障碍问题，通过四个阶段的分析，揭示了医务社会工作在福利多元照护体系中的介入策略。[142]在养老照护服务方面，王丽和邓蕊提出应当采用嵌入式策略来提升医养结合模式的效果。社会工作应当主动融入现行的养老照护系统，通过资源的整合和服务品质的提升来完善医养结合服务，从而更好地满足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143]在重大或特殊疾病研究方面，孙旺辉和罗明军认为研究者需结合服务对象的身心发展特点设计干预方案。[144]王杰和张玮通过探索社会工作服务对晚期癌症患者介入的新路径，认为通过重构积极的空间体验，可以提升患者的自我认同和生命质量。[145]梁波和宗建国则从主体性构建的角度出发，认为通过个人、人际、社会三方面的增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癌症患者恢复其作为“正常社会个体”的意义感知与自我认同。[146]针对社会困境中的跨性别儿童群体，董颖等运用批判性方法论，构建了医务社会工作者参与的跨性别儿童多学科联合诊疗路径。这一路径旨在通过多学科合作，为跨性别儿童提供全面、专业的社会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147]综上所述，在健康社会工作的服务模式上，宏观社会工作方法的应用、医务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医养结合模式的优化、跨性别儿童多学科联合诊疗路径的构建以及重大疾病患者的主体性构建等方面的探索，有利于提升不同群体的健康福祉。

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受到高度重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方法的结合，有利于持续推进社会工作的研究和实践。[148]2024年，《中国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蓝皮书显示，有23.76%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孤独感受，其中4.75%的老年人经常感到孤独。同时，26.4%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其中6.2%的老年人有中重度抑郁症状。[149]《儿童蓝皮书：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24)》认为，未来仍需着力重点关注儿童身心健康问题。[150]《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2024)》显示，需持续关注儿童青少年的抑郁、心理疾病、精神问题。[151]

老年人、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的成因和预防控制策略成为学者们研究和实践的重要关注点。以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廖瑜静等认为，社会活动参与减少导致老年人产生抑郁症状，而亲子互动对抑郁症状缓解有良性作用。[152]有研究发现，独居老年人中抑郁症状普遍增加 [153]，建立起社会服务一体化格局能有效减少和预防独居老年人安全问题。[154]孙静通过分析老年群体的心理诉求，发现社区的低龄老人有再就业意愿 [155]，以此种手段能够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以儿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王学梦和贾林楷认为，社会工作者信箱可以作为一种叙述治疗手段和心理疏导平台，以此来减轻学生的心理问题。[156]汤顶华和刘莹基于焦虑代际传递理论，认为家庭系统对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157]有研究显示，家庭的虐待和忽视与儿童的同理心下降有显著关系 [158]，以复原力为基础的干预措施可以防止亲子关系中出现有害的应激反应。[159]童年虐待会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长期影响，张会平等通过研究发现，采用积极的养育策略有助于降低儿童虐待的发生率。[160]有研究显示，通过加强积极的亲子教育，有利于减少儿童行为问题。[161]亲职化形式和干预有利于减轻孤独症儿童家庭压力，促进家庭的健康发展 [162]，在中低收入国家开展亲职教育项目，在预防、减少家庭暴力风险方面大有可为。[163]有学者通过对儿童和老年人的纵向研究发现，童年虐待会长期影响个体的认知功能[164]和抑郁症状 [165]，培育健康的养育方式并持续干预，有利于提高情感需求从而达到预期目标。从宏观视角来看，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在精准精神健康实践中应当扮演关键角色 [166]，扩大公共教育的资源分配能够提高人们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接受度。[167]随着数智化时代的到来，社会工作在精神健康领域应拓展新的工作场域，迎接新的挑战。[168]

七、“一老一小”服务

人口老龄化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中国的基本国情，“十四五”时期养老、托育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需求更为迫切。完善“一老一小”服务的协同发展能够更高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169]，减轻家庭负担，促进家庭和社会的平衡发展 [170]，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171]周建芳关注了“一老一小”服务体系的协同发展。[169]刘海桃等认为，通过社区服务、机构养老、家庭教育等多渠道实施“一老一小”服务，有利于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141]

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是践行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举措。在老年社区建设方面，黄登辉认为良好的社区服务环境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包括完善社区医疗服务平台、社区娱乐社交场所等公共设施建设。[172]张钊等通过对老年友好社区的考察，认为居住环境、出行设施、社区服务等七项评价标准在不同维度上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而这些标准对低龄、自理能力较强的老年人作用更为明显。[173]针对社区失能失智老人的庞大需求，高菊和史萌深入剖析了社区托养服务存在的问题，认为互助养老作为社区养老的有效补充，能够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171]然而，当前互助养老仍面临内在驱动力不足、定位与发展方向不明晰等挑战。魏蒙和杜鹏提出，应持续挖掘老年人的互助潜能，通过坚持党建引领、重构社会文化支持体系、营造社区熟人环境以及构建分层次发展模式等措施，激发互助养老的内在驱动力。[174]在机构养老服务方面，王娟和张劲松强调，社会工作机构应从单向嵌入转向与公共院舍融合的嵌合式发展。[175]陈倩和吴玉韶则以县域作为切入点，探究县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养老服务体系构建，认为应从政府、多元主体参与、发挥市场作用等方面推动县域老龄治理。[176]未来，落实以社区为基础和家庭中心的原则，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社区老年照护服务，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优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有效策略。[177]

有学者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农村老年人的权益保障。在宏观层面，运森等认为在福利多元视角下，需要加强供给主体的功能发挥，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178]王向阳和何倩倩则基于“养老观念—养老资源”的二重分析，认为应结合农村地区的差异性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供给资源。[170]在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层面，王向阳从“家庭政治”的视角分析，认为子女间相互推卸责任是农村老年家庭养老冲突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状况是家庭养老矛盾的外溢、多子女的家庭结构以及代际间的资源竞争和养老责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79]同时，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也需要予以关注。聂建亮和陈博晗认为，应积极利用村域社会资本深挖农村老人的参与动机并对其进行转化，以提升农村老人社区治理参与水平。[180]农村老年女性作为更为弱势的群体得到了广泛专注。吴莹等通过分析民族地区老年女性社区感，认为民间聚会能够成为稳固老年女性关系，推动共享性和联结性实现的途径。[181]张翠娥和黄经纬认为，社会工作机构通过重建“附近”的生态联结，能够提升农村的养老服务水平。[182]在数字化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毛义华等认为当前养老服务资源呈现出“低供给—高需求”的局面，为缓解养老服务的供需失衡问题，智慧养老应运而生。[183]而在农村地区，老年群体作为数字时代的弱势群体，他们面临数字权益保障不足、数字排斥等外部障碍。因此，杨宝强和钟曼丽提出，打造一个对老年人友好、包容的社会，确保农村老年人能够平等享受数字化的好处，避免他们因数字技能不足而陷入融入困境至关重要。[184]

对于农村儿童权益保障，栾卉等认为研究中国的留守儿童需要倡导跨集群合作，以增强研究的凝聚力和影响力。[185]学者们就此在儿童教育、社会资源、福利等方面进行了分析。陈雷和布渝石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在心理发展、教育指引、伤害防控等方面面临困境，影响其个人发展甚至是基层治理情况。[186]有研究认为，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复原力是提高其学业适应能力的有效手段。[187]而针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儿童面临发展资源匮乏的问题，崔宝琛认为需要为此优化儿童福利政策，推动儿童福利的全面普惠。[188]

未成年人保护是研究重点之一。从政策制度层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涉及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等七大部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也逐步加强。[189]当然，在此过程中政策的宏观性和服务的微观性会产生冲突。例如，中国儿童监护政策的单一执行模式导致目标模糊，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会遭遇挑战。[190]从专业服务层面，提升社会工作者的服务质量能够促进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191]徐焕等探讨了“家校社”协作模式，认为其有利于促进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192]孙少君和董姗姗认为，儿童督导员、志愿者、学校等多方力量配合能够进一步提升未成年人保护效果。[193]有研究认为，在学校层面，通过校本干预计划，即在学校内部进行的干预有利于减少儿童和青少年攻击行为的效果和儿童忽视问题。[194]在家庭层面，积极的亲子教育有利于减少儿童、青少年的行为问题[161]和儿童忽视问题。[195]而对于在教育或家庭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青少年，儿童友好型社区能够提供保护性和支持性的角色。[93]未成年人的认知影响其个人发展，不良认知会使其产生越轨行为，如何对越轨行为进行矫正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议题之一。张昱和金超然依据“身份—社会分层，社会支持—生活境遇”的逻辑探究了更为全面和过程导向的未成年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探究。[196]良警宇和罗秋宇以互动仪式理论为视角，分析了“问题青少年”的治疗过程和实现机制。[197]在数字化时代，王玉香认为数字技术作为生产与生活要素不断发展，给青少年社会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8]周锦章认为，社交媒体作为近年来青少年社会工作转型的重要因子，为青少年社会工作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在可能性。[199]在儿童权利保障方面，李文祥和刘一锋认为流动儿童权利实现障碍的根源在于其基本生态系统因流动而发生负面转向。[200]王梦怡和彭华民通过分析城市困境儿童福利权发现，仍存在散居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不足、教育帮扶支持失衡等问题。[201]何姗姗等通过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关爱服务生态系统进行梳理发现，需要完善政社力量的帮扶。[202]因而，政策的持续优化和专业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极为重要，有利于促进儿童成长发展，增进儿童家庭福祉。在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方面，刘志军和朱妍认为，社会工作机构可以通过吸纳异质行动者的加入、搭建有效的主体沟通渠道，推动儿童友好型社区的建设，进而推动社区的持续和全面发展。[203]另外，对儿童社会工作者来说，程玲和肖桂春认为，社会工作者受到多元儿童观的交互影响会对儿童权利观产生偏移现象，儿童社会工作服务也因此失去“社会性”特征；[204]李文祥和马振铭认为，在此过程中应注重遵循平等引导与理性关怀的伦理规范。[205]

八、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

近年来，社区基金会、慈善事业和社会工作三者之间的融合日益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2024年，相关研究成果分别探讨社区基金会的发展、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的融合路径及其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社区基金会作为推动中国基层治理创新的一种新型制度设置，可以进一步完善社会基层治理创新。原珂深入分析了社区基金会的多元化发展路径，并提出中国社区基金会正逐渐呈现出企业发起型、政府发起型、社会组织发起型、居民发起型和混合发起型等多样态。[206]在这种多样态的情况下，更需要进一步探索社区基金会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与发展。就社区基金会自身发展来看，蓝煜昕认为，实现资金来源的拓展必须激发更广泛的居民参与，构建起慈善回馈和互助共生的生态体系，以维系社区基金的持续运转。 [207]周小帆和王雷认为，在“五社联动”机制的社区治理实践中，社区公益基金逐渐显现出其优势。[208]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金碧华和赵晨希认为，构建一种能够实现深度融合的“政校企社”枢纽型社会组织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能够有利于实现基层治理的共同体培育机制，推动高质量和融合发展。[209]

慈善工作在助力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10]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对慈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211]从历史观上看，慈善事业和社会工作同根同源[212]，通过慈善组织引入的管理和服务推动了社会救助事业的现代化转型，而这种从社会救助向社会服务的转型促成了中国早期社会工作的发端。[213]朱健刚和刘文文从合流到融合的角度，探讨了新时代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的关系建构。 [214]马玉娜和陈树强认为，社会工作能在社会救助的实践中推动“对象赋能”和“环境优化”，从而发挥有益功能。[215]因而，在新时期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能够通过不断融合发展，推动共同目标的达成。侯光辉等通过案例分析，探究了大型慈善社会组织的强大关系网络构建和组织建设能力，这些能力使其具备了高效的应急响应和动员效能。[216]蔡岚和欧阳素联认为，慈善事业和社会工作融合的背后映射了包括基层政府、社区党群自组织、社会工作机构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行动 [217]，因其具有资源优势和功能，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融合能够实现高质量融合。这一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古今一揆‌。例如，周嘉豪以清代南方地区的社会慈善建设作为切入点，强调行政制度和资源配置对社会慈善的重要性。[218]此外，刘勇认为公众信任是慈善组织运行的重要支撑，为推动慈善组织的成长，还需要与社区居民建立长期稳定的信任关系。[219]邓进和陈涛从历史视角出发，探讨了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协同运作的内在机理及其实践途径，认为通过构建联动网络、明确联动职责以及延伸联动触角才能实现两者的深度融合和共生发展。[220]王鹿萍和孙奎立通过回顾中国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的融合发展历程，提出了拓展学科领域、转变侧重方向、结合本土实践、开拓国际视野这四个未来指向。[221]孙天骄和郑田宏提出，“慈善+社会工作”模式能够更有效地服务于基层社会治理，有利于促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志愿服务体系建设，促进资源有机结合。[222]

国家强调要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推动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倡导构建一个由党委统一领导、社会工作部门主导、相关部门及群团组织协同合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志愿服务体系框架。在此发展框架下，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以共同愿景实现联动。谭建光揭示了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征程中，志愿服务体系已逐步形成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由中央社会工作部总体协调，民政行政管理与共青团协助推动的运作机制。[223]该机制积极推动党政机关、工商企业、社区农村三大领域的志愿服务力量发展，形成了社会化力量广泛参与的“123+N”工作模式。从多主体协作的视角出发，侯俊东与栾雅慧深入剖析了社区志愿服务共同生产的内在逻辑及其运作过程，并认为在组织志愿服务活动时，应通过多主体的协同合作，以服务为导向，充分发挥志愿服务在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224]罗婧和刘宪本认为，当前基层文化治理面临多元行动主体合法性及在地化双重挑战，将文艺志愿服务项目作为突破口，有助于推动文化治理过程中专业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与互动。[225]付钊则探讨了外生型志愿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中与社会工作机构之间的互助建构式联动治理逻辑，认为能够通过联合入场、主体共建、行动赋能和结构再造，促进志愿创新、社会工作增效与乡村发展。[80]这一观点强调了社会工作与志愿组织之间建立互助互建关系，从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九、总结与展望

总体而言，2024年社会工作领域的研究成果依旧丰硕。学者们围绕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党领导的社会工作、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建设等展开了激烈讨论，反思了社会工作机构和人才的发展路径，面向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医务健康、“一老一小”服务和公益慈善等领域的实践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是，社会工作研究依然面临三重困境。其一，理论创新层面，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建构还处在起步阶段，亟须在体系化上破题。其二，制度创新层面，中央社会工作部组建不久，体制机制建设还需时日。其三，实践创新层面，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专业服务供给的不充分依然是难点痛点，学术界要加强与实务界的合作，推进自主实践知识生产，构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良性互动机制。因此，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加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随着党的社会工作部门设立，社会工作被赋予了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使命，亟须在学科定位和专业优势层面回应时代发展和人民需要。当前学界围绕新时代社会工作的理论内涵、实践逻辑与发展路径展开了多维探讨。在此背景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需要把握两个关键维度。一是要充分利用党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推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建设，实现各个领域的社会工作“百花齐放”的繁荣发展。二是要不断发掘和强化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的“实践智慧”，形成具有辨识度和创新性的社会工作知识、理论和方法，加强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第二，持续推进数智融合研究。在这一点上，持续推进社会工作的数智融合研究应当着重填补现有研究的缺口。例如，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数字技术来满足服务对象的个性化需求，如何提升数字化时代社会工作的跨学科研究等。伴随着数字化浪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推进，数字技术将长期在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推动社会持续进步。数字技术改变了社会工作者看待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方法，提供了全新的干预策略和工具[226]，人工智能技术与社会的深度融合对社会工作教育与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要借助跨学科优势推动数字技术与社会工作的交叉融合，以更为精准、系统的数智支持推动社会工作教育与服务的革新。在此阶段，应把握数字社会发展趋势，重视全民的数字素养，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丰富交互或虚拟体验，拓展社会工作服务空间和路径。

第三，在国际舞台上讲好社会工作的中国故事。近年来，全球化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加，如何在与国际接轨和团结全球南方国家的同时站稳中国的立场，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我们积极探索的发展议题。未来，需要进一步融合国际先进理论知识，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本土化探索，真正实现知识方法的“为我所用”。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立足于中国肥沃的实践与研究土壤，将社会工作的探索历程、经验做法和突出贡献做好提炼，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实践模式，扩大中国社会工作的影响力，在国际舞台上讲好社会工作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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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社会工作研究年度进展述评
何雪松 , 匡梦叶 , 胡怡 , 吴漪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