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广东 广州,510090

基金课题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大都市环境绅士化的测度、机制与效应研究”(42071176);广东工业大学“特色智库”建设引导专项“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广东城镇化研究”(2023TSZKZX009)。
作者简介
- 谢晓亮(1997— ),男,汉族,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城乡规划.
通讯作者
- 谢涤湘(1974— ),男,汉族,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发展与城乡规划;Email: xiedixiang@126.com。.
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2023-12-19
2.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广东 广州,510090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90, China
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城市的快速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对公共卫生构成威胁,如缺乏体力活动和不均衡的饮食习惯使得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病成为全球的主要疾病构成,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负担。居民健康水平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其不仅受遗传基因和生活习惯的影响,还与外部空间环境密切相关。[1]与被动应对的医学治疗相比,建成环境优化通过积极干预的空间政策来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具有影响长远、社会成本低和惠及人群广泛等优势。[2]一方面,公园为居民提供了安全、便利和舒适的环境,具有一系列生理、心理和社会效益[3],对降低慢性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发挥重要作用。[4-5]作为居民日常活动最频繁的户外绿地,社区公园被视为促进居民健康的重要资源,能够促进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社交体验,提升其整体幸福感。[6-9]另一方面,接触自然的频率对居民健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较少接触自然和绿地的个体罹患肥胖症、糖尿病和心理抑郁等疾病的风险更高。[10]社区公园为居民接触自然提供了机会,居民通过呼吸清新空气、适当的体力活动和有益的休闲娱乐等途径实现自然与健康之间的积极联系,可有效缓解消极情绪和促进身心健康。[11-12]相较于其他环境,人们在社区公园进行体力活动能产生更大的生理和心理效益。[13]随着城市高度集约化发展,新建大型绿地难度加大,未来以社区公园和街旁绿地为代表的分散、小规模绿地将成为人们户外活动和休闲的重要空间,并成为提升绿地可达性、改善城市居民健康的重要因素。[14]同时,社区公园建设对城市人居环境改善与品质提升具有积极作用。[15]因此,促进公共健康导向的社区公园规划和设施服务提升成为城市建设极为重要的一项任务。[16]
社区公园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北美。此后该概念与类型在全球范围不断拓展和延伸,如美国游憩与公园协会制定的城市公园分级系统中的邻里公园(Neighborhood Park)、口袋/迷你公园(Pocket/Mini Park),英国的本地公园与开放空间(Local Parks and Open Spaces)和小型开放空间(Small Open Space),还有日本的住区基干公园,均为社区公园类型的代表。[17]我国最新版城市绿地分类标准将社区公园定义为“用地独立,具有基本的游憩和服务设施,主要为一定社区范围内的居民就近开展日常休闲活动服务的绿地”[18]。其规模、功能和服务半径基本与国外社区公园相对应。随着社区公园概念向社会学领域延伸,社区公园的功能被重新审视,不再局限于娱乐游憩,而是成为促进社会交往、居民健康和文化认同的公共领域。[19]近年来,社区公园与居民健康的关系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其聚焦于社区公园的体力活动或社区公园的使用对居民健康水平、慢性病与流行疾病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当下,“健康中国”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如何通过改善人居环境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拟基于文献计量法,对社区公园与健康国际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总结,期望可为我国健康城市的政策制定和公园绿地的规划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为保证数据全面、准确并具有较高解释度,本文采用高级检索方式,分别以“社区公园”、“口袋公园”与“健康”三个关键词在Web of Science(以下简称WOS)核心合集上进行“+”式组合检索:TS= (“neighborhood park*” and health) OR TS=( “community park*” and health) OR TS=(“pocket park*” and health)。精练文献类型为“Review”“Article”,检索时间跨度设置至2021年。对标题和摘要阅读后进行筛选,最终得到2006年至2021年近15年201余篇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数据。提取、分类检索的文献结果,借助文献计量法和知识图谱分析,采用CiteSpace对收集到的文献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同时,遴选权威和重要文献进行精读,探讨和归纳社区公园健康效益的研究热点与演进特征,并基于研究现状提出相关研究展望。
二、研究总体趋势据WOS检索结果可知,21世纪初期以来,社区公园与健康相关研究兴起,最早的文章为2006年Cohen等在Pediatrics发表的《青少年女孩的公园和体育活动》(Public parks and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adolescent girls)[20],该文对社区公园体力活动的健康作用和效益展开了探讨。自2006年以来,随着居民对户外日常游憩空间需求的提升,社区公园的社会作用和健康效益日益显现,文献呈逐年递增态势。大多数研究成果来自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位居榜首。研究主题集中在鼓励体力活动、心理调节与精神疗愈、生态系统服务和社会交往等方面。近年来,社区公园健康效益研究重点转向社区公园绿地的布局和配置问题,尤其是社区公园健康效益在不同族群和收入人群中空间分布的研究受到高度重视。2021年的发文量是2006年发文量的16倍(见图1),其主要原因有三个。(1)近年来城市绿地空间不断遭受侵蚀和挤压,以社区公园为代表的小型绿地正逐渐发展为建成环境中重要的绿色空间,提高小型绿地的质量,以弥补绿地数量缺失成为健康城市建设的重要任务。[15,21](2)社区公园作为与居民联系最为紧密的户外绿地,承载了居民日常休憩、文化活动、锻炼健身等需求,其健康效益的发挥备受学者关注和重视。(3)面临城市居民对绿地空间需求日益增长与绿地资源不足的矛盾,社区公园建设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政府大量资金投入,成为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和促进居民健康的重要策略。此外,社区公园与健康研究领域发文量最多的三个期刊为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Preventive medicine,Journal of physical activity health(见图2)。其中,体力活动、建成环境、绿地、肥胖、公共健康和可达性为该领域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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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6—2021年社区公园与健康领域发文量及变化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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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6—2021年社区公园与健康领域发文量Top 10期刊 Figure 2 Top 10 Journals in Community Park and Health from 2006 to 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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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社区公园与健康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Figure 3 Keyword Co 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in Community Park and Health Research Field |
社区公园具有促进体力活动[22]、缓解心理压力[23]、降低罹患肥胖症风险[24]以及提高总体健康状况[25]等多重功效,能够对人群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产生有益影响。随着社区公园逐渐成为居民日常活动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其对居民健康的促进作用愈加明显。人们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暴露于自然、半自然环境之中,都能形成一定的健康与福祉效益。[26]Markevych等将绿化环境有益于居民健康的途径归结为三个方面:(1)减少伤害,如减少暴露于空气污染、噪音和高温下;(2)恢复能力,如注意力恢复和生理压力缓解;(3)建设能力,如促进体力活动和社会凝聚力。[10]遵循绿地对健康影响的三个途径,本文梳理了2006年以来WOS中风景园林、社会学、人文地理学、环境心理学、城市规划和预防医学等学科领域关于社区公园与健康相关研究的重要成果。并结合该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4),将其主要内容归纳为体力活动、精神疗愈、生态系统服务、社会健康等方面,对影响社区公园健康效益发挥的因素进行了总结(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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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社区公园与健康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ure 4 Keyword cluster map of Community Park and Health Research Fie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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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社区公园与健康研究关注重点 Table 1 Focus of Community Park and Health Research |
(一)促进体力活动是社区公园支持居民健康的重要途径
体力活动是联系自然与健康的重要中介因素,为关联绿色空间与居民健康提供了研究路径,定期进行体力活动具有调控血压、促进睡眠和提高胰岛素敏感性等多方面健康效益。[12,32-33]社区公园有跑步、散步、球类运动场地等一系列设施,向居民传递健康和休闲的生活理念。促进社区公园体力活动是预防肥胖、超重等慢性病的重要途径,社区公园为人们就近进行体力活动提供了适宜、舒适的空间场所。[34]Twohig-Bennett等通过荟萃分析(Meta-analysis)量化公园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发现,增加社区公园体育运动量能够有效降低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哮喘和心血管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和地区死亡率。[35]同时,社区公园的数量、可达性和安全性是影响居民体力活动水平的重要因素[22,32],在老旧社区周边提供更多高可达性的公园有助于调动居民进行体力活动的积极性。[36]已有研究表明,社区公园的可达性与体力活动频次呈正相关,住在公园1英里内的居民每周到访公园的频率是远处居民的4倍。[22]换言之,社区公园数量越多,类型及设施越丰富,居民体力活动的兴趣越高,活动时间也会相应延长,进而社区居民的健康水平也会得到改善。[37]与其他公共空间相比,中高强度的体力活动更易受公园环境设施的直接影响,在社区公园中进行高强度的体力活动能够产生更大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效益,且成本效益更佳。[38-39]从社会公平层面来说,社区公园为所有人日常休闲游憩、社交互动和享受自然提供了低成本、易获取的机会,使其得以拥有体力活动的公共空间[39],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普惠底色。Cohen等通过研究低收入、少数族裔社区居民对公共空间的使用情况,认为社区公园是少数族裔群体进行体力活动的重要空间。[22]然而,社区公园空间的不合理布局会削弱居民体力活动的意愿和水平[40-41],进而影响公园健康效益的发挥。伴随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引导市民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其根据自身健康状况合理进行体育锻炼,对促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方面,现代的生活方式降低了人们体力活动的意愿,长期久坐行为使肥胖和血脂异常的风险随之增加;另一方面,社区公共空间和城市绿地资源匮乏削弱了人们活动的意愿和兴趣。[36,42]
(二)社区公园的精神疗愈作用成为研究焦点
近年来,社区公园作为心理恢复资源受到广泛关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即社区公园具有心理调节和精神疗愈作用。[12,23]社区公园促进居民心理健康的效益表现为注意力恢复、压力缓解和精神状态改善等。[29,43]一方面,社区公园植物有助于减少肾上腺素分泌和交感神经兴奋,进而减轻心理压力和焦虑,影响居民自评健康水平。[44]同时,社区公园优美的景观效果和自然声音能引起居民的审美体验,转移其注意力,使其精神压力得到有效缓解,对调节情绪和心理健康裨益良多。在绿色程度更高的社区公园,居民往往感知到较低的空气污染和噪音,能够满足其缓解压力和放松心情的需求。这意味着人们在专注恢复的时期和活动(如夜间睡眠)中容易表现出较低的压力状态和保持较高质量的恢复。[10]Nordh等通过研究挪威社区公园发现,小规模绿地具有促进居民精神恢复的作用,其中草坪、水面、花卉、乔木和灌木等自然元素是最有益于发挥健康效益的环境要素。[45]居民通过视觉感受到社区公园的色彩形态、空间通透性组成的环境氛围,会对其精神状态和心理感受产生显著影响,从而降低其对健康风险的感知。另一方面,居民到小型公园的主要目的是体力活动、社交互动和恢复放松,频繁造访社区公园的居民罹患焦虑和精神相关疾病的风险更低。[46]相关研究表明,住在社区公园附近的居民所承受的心理压力通常相对较低,并具有更强的恢复力,更能集中注意力。[14]在满足社区公园空间安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绿地的注意力恢复和压力还原作用对提升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至关重要。此外,社区公园比街道更易使人心情愉悦,社区公园对提升公共健康的重要性日益凸显。[47]
(三)基于生态系统服务途径改善居民健康
社区公园提供了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尤其是通过生态调节服务(如防洪、改善空气质量)、生态支持服务(如维护生物多样性)和众多文化生态服务(如审美享受)促进人群的心理和生理健康。[10,14]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净化空气(主要是二氧化氮和颗粒物)、降温和降低噪音常被视为公园绿地与健康研究的焦点。[48]社区公园虽然空间规模不及市政公园,但也具有一定温度调节和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作用。[5,49]研究表明,社区公园的生态调节服务在其与居民健康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50],对减少空气污染引起的呼吸道疾病具有显著作用。[51]首先,植被通过拦截植物表面的颗粒物(PM)和叶片气孔吸收气态污染物的作用机制来改善空气质量,降低社区绿地周围空气污染物浓度[52],直接或间接减少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其次,社区公园能够提供树荫和降低局部地区的温度,有助于降低城市居民感染热疾病的风险。[41]在面积和形状相同的情况下,社区公园的降温效果比综合公园、生态公园、游园等其他类型公园绿地更为明显,可有效缓解城市热岛效应。[8,53]同时,空气污染与噪声污染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绿地环境中居民自评健康状况往往更为理想,因此社区绿地环境可为居民自评健康提供正向影响。[54]然而,暴露在社区公园之中并非总能产生健康的效果。一方面,雾霾中的PM2.5成分对健康危害极大,其浓度越高,越容易诱发哮喘、支气管炎和心血管病等疾病,甚至与居民抑郁指数显著正相关。[9]另一方面,社区公园的树木、草和花等植物释放的花粉会加剧易感人群过敏和哮喘,削弱其通过减少空气污染物来改善健康的作用效果。[12]
(四)社区公园的互动与接触促进社会健康
建成环境对健康的影响主要经由社会资本、安全感等社会因素间接产生[14,33],丰裕的社会资本对居民自评健康和幸福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55]社区公园被视为培育和维系良好社会关系(包括社会资本、社会支持、社会凝聚力和社区意识)的重要空间,其通过为居民提供互动机会、降低犯罪率和提高居民获得感而广受好评[30],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作为沟通交流的重要场所,社区公园具有提升居民参与感和维系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能够激发邻里之间的社会交往和互信合作。[56]De Vries等发现,社区尺度的街景绿化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与居民对社会凝聚力的感知存在积极联系。[57]社会凝聚力在公园互动与居民健康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居民通过社区公园反复的视觉接触,建立和维系良好的邻里网络关系,为增强社区信任归属感提供重要支持和保障。[9]此外,社区公园的节庆活动可营造融洽的邻里氛围,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相互熟识以及提升其社会资本积累。[58]增加社会网络规模和公园活动频次是促进社区居民健康的重要途径,能激发互助行为和巩固社会规范,从而促进体力活动,提升健康自评值。[59]Ries指出,促进社区公园的互动交流,有助于鼓励和引导儿童及青少年使用公园和参与体力活动[60],减少青少年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社会资本积累有赖于空间带来的互动机会和情感归属[56],需要更为密切的社交互动才能产生预期健康收益。[61]二是社区公园作为凝聚邻里记忆的空间,对市民建构地方认同以及增进场所依恋情感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缓解收入差距对幸福感带来的负面冲击[55],并对健康改善产生重要影响。[62-63]高密度、多功能、路网通达的社区公园可以为社会交往提供更多邻近的互动机会,有序、美观的社区公园有利于孕育邻里信任感和地方归属感。[33]然而,低收入人群在公园绿地等公共资源的获取上处于劣势地位,其对社会资源不公正分配和区别对待的行为尤为敏感和抵触,容易产生负面情绪甚至迁居意图。这种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与加剧严重妨碍社会交往和社区凝聚力的形成,会给人们的心理健康造成消极影响。[61,64]还有学者认为,社区公园是潜藏的“危险地带”,会给社区治安带来消极影响和不良后果。Stodolska等通过研究美国芝加哥城市社区的犯罪情况,发现社区公园在缺乏管理的情况下容易沦为帮派斗殴、藏匿毒品交易和流浪汉聚集的空间。[65]
(五)影响社区公园健康效益发挥的因素
人群对社区公园环境和空间特征的感知是影响健康效益发挥的重要基础。场地的可获得性、可达性和安全感等因素通过影响居民使用感受来促进或抑制健康效益的发挥。[26]Bai等认为,社区公园的环境特征、质量与体力活动呈正相关,改善社区公园的设施和条件有益于鼓励公园使用和增加居民体力活动的频率。[66]Giles Corti等发现,景观怡人、环境舒适的社区公园与体力活动有积极联系,且居民使用离社区较近的公园设施远多于其他地方。[67]Villeneuve等指出,城市绿地环境与死亡率高低有关,呼吸道疾病患者的死亡率会随着住宅小区公园面积的增加而有所降低。[5]同时,个体到社区公园活动的意愿与场地安全感有关。安全的环境为居民提供了邻里互动和社区活动的空间,对促进居民健康具有积极影响。通过加大绿地供给、提高绿化水平、定期维护和增加步道等措施,可有效提高社区公园的使用频率和居民的健康水平。[38]相反,维护不善、卫生不整洁等脏乱差现象与社区公园使用呈负相关关系。质量问题存在会降低公园的安全感和体验感,从而减少或阻碍公园使用,有学者将公园维护程度和整洁度视为影响居民使用的两个最重要因素。[68]此外,社区公园健康效益的发挥不仅需要改善卫生条件、营造洁净的环境,还需关注公众生理、心理、社会等维度需求。决策者和规划师基于社区公园使用情况和反馈适时完善公园设施及布局,对社区公园使用和居民健康会产生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推动社区公园合理布局有利于持续增进市民健康福祉,对实现环境优化和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61]在社区公园合理布局的城市,健康效益发挥和市民幸福感表现更为显著。Vaughan等认为,提供完善的便利设施,保证居民住处步行范围内布局公园,可增加低收入社区居民对公园的使用。[69]同时,不同性别、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在社区公园的使用偏好和机会上存在差异[48],应保障社区边缘群体享受公园服务的基本权利。低收入群体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弱于中高收入群体,对社区公园的需求更为迫切,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社会弱势群体因面临安全、贫困和污染等问题,承受着更高的生活压力,健康极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威胁,亟须通过体力活动来预防或缓解。[70]二是该群体流动性低,可承受的生活成本有限,社区公园作为活动健身空间对其而言更为便捷、成本更低。[10]
四、结论与展望首先,近年来社区公园的健康效益引起了风景园林、人文地理、社会学、心理学、预防医学、城市规划等学科的高度关注。研究者围绕社区公园促进体力活动、精神疗愈与心理调节、社会交往、空气净化等从空间、行为、感知等视角深度挖掘社区公园对居民健康改善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社区公园作为一种“恢复性环境”,是社区居民亲近自然最直接的场所之一,其以多种形式改善着市民的生活品质,能有效抑制发病率并提高预期寿命,对促进身心健康和民生福祉具有积极影响。同时,社区公园健康效益的研究内容日益丰富,从可达性、安全性、服务范围、绿地面积、绿化覆盖率等内容逐渐拓展至社会公平、环境感知、邻里交往、文化培育等强调人本理念的领域,极大推动了社区公园与健康研究的多元化、综合性发展。
其次,社区公园对促进居民健康具有重要支持作用。其健康效益集中体现为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三方面。一方面,社区公园为市民在住区周边就近体力活动与游憩休闲提供了日常空间。在可选择的情况下,市民倾向于到步行友好、功能完备、尺度适宜的空间活动。因此,提高社区公园的可达性和安全性,营造良好的游憩和服务设施,提高居民使用公园的频率,是增强居民体力活动意愿的有效举措。另一方面,社区公园的心理健康调节和精神疗愈作用为学术界高度关注。社区公园对自我感知的压力水平、抑郁症状和心理健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此外,学者还聚焦社区公园的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交往领域的研究,从社区公园减少不良人居环境对健康的伤害,如缓解热岛效应、降低气温、减少空气污染和噪音等环境压力,以及社区公园中邻里交往、情感沟通对居民认同感的提高、社会资本积累和社区文化孕育等视角关注其对居民身心健康的改善作用。总的来说,社区公园通过提供舒适空间来提高居民户外活动的频率,人们通过增加使用公园时长,可以提高自身所获得的身心健康,促进绿地效益发挥。
最后,影响社区公园健康效益发挥的因素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不同群体面对外部应激和致病风险受到的健康冲击和抵御能力存在差异,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年龄、种族、民族、受教育程度以及价值取向与需求等因素会对社区公园健康效益的发挥产生深远影响。如何针对老年人、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务,科学优化社区公园的空间布局、设施配置和形态特征,为其预防慢性病和延长寿命提供设施支撑和空间保障已成为不同学科长期关注的热门议题。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区公园健康效益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偏重于社区公园规模与居民健康的关系、机制演进及空间布局等方面,实证研究较为薄弱,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均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7,44]我国公共卫生事业进入新阶段,市民健康备受各级政府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城市社区公园绿地建设正在加速推进。然而,我国城市人口密度普遍较高,公园绿地比例相对偏低,且分布不均衡,土地利用紧张,市民难以享受到优质的社区绿地服务。社区公园的规划建设对缓解城市公园绿地不足,增进市民的健康福祉意义重大。如何利用有限的社区公园实现最大程度的健康效益成为当前的紧迫课题。西方国家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其理论未必适用于我国。未来应努力开展基于中国国情的社区公园与人群健康研究,加强风景园林、城乡规划、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公共卫生等学科的协同融合研究,重视与关注地理信息系统、统计分析、大数据和计量地理等前沿领域研究方法与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完善城市多尺度绿地健康理论,为我国健康城市的政策制定和公园绿地规划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启示。
[1] |
STOKOLS D. Translating social ecological theory into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health promo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promotion, 1996, 10(4): 282-298. DOI:10.4278/0890-1171-10.4.282 |
[2] |
LOON J V, FRANK L. Urban form relationships with youth physical activity: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2011, 26(3): 280-308.
|
[3] |
BEDIMO-RUNG A L, MOWEN A J, COHEN D A. The significance of parks to physical activity and public health: a conceptual model[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05, 28(2S2): 159-168. |
[4] |
TAMOSIUNAS A, GRAZULEVICIENE R, LUKSIENE D, et al. Accessibility and use of urban green spaces and cardiovascular health: findings from a Kaunas cohort study[J]. Environmental health, 2014, 13(1): 20. DOI:10.1186/1476-069X-13-20 |
[5] |
VILLENEUVE P J, JERRETT M, SU J G, et al. A cohort study relating urban green space with mortality in Ontario, Canada[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12, 115: 51-58. DOI:10.1016/j.envres.2012.03.003 |
[6] |
KERISHNAN P B, MARUTHAVEERAN S.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usage of pocket parks: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J].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2021, 58(7): 126985. |
[7] |
骆天庆, 夏良驹. 美国社区公园研究前沿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2008—2013 Web of Science相关研究文献综述[J]. 中国园林, 2015(12): 35-39. DOI:10.3969/j.issn.1000-6664.2015.12.009 |
[8] |
LIN P, LAU S S Y, QIN H, et al. Effects of urban planning indicators on urban heat island: a case study of pocket parks in high-rise high-density environment[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7, 168: 48-60. DOI:10.1016/j.landurbplan.2017.09.024 |
[9] |
杨冰慧, 陈烨. 城市绿地中雾霾对老年人行为决策与身心健康的影响[J]. 生态学报, 2022(9): 3782-3793. |
[10] |
MARKEVYCH I, SCHOIERER J, HARTIG T, et al. Exploring pathways linking greenspace to health: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17, 158(8): 301-317. DOI:10.1016/j.envres.2017.06.028 |
[11] |
PESCHARDT K K, STIGSDOTTER U K, SCHIPPERRIJN J. Identifying features of pocket parks that may be related to health promoting Use[J]. Landscape research, 2014, 41(1): 79-94. |
[12] |
HARTIG T, MITCHELL R, DE VRIES S, et al. Nature and health[J].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2014, 35: 207-228. |
[13] |
PRETTY J, PEACOCK J, SELLENS M, et al.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outcomes of green exercis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research, 2005, 15(5): 319-337. DOI:10.1080/09603120500155963 |
[14] |
张金光, 余兆武, 赵兵. 城市绿地促进人群健康的作用途径: 理论框架与实践启示[J]. 景观设计学, 2020(4): 104-113. |
[15] |
HAALAND C, VAN DEN BOSCH C K.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for urban green-space planning in cities undergoing densification: a review[J].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2015, 14(4): 760-771. DOI:10.1016/j.ufug.2015.07.009 |
[16] |
KRUGER J. Parks, recreation, and public health collaborative[J]. Environmental health insights, 2008, 2(2): 123-125. |
[17] |
何琪潇, 谭少华, 申纪泽, 等. 邻里福祉视角下国外社区公园社会效益的研究进展[J]. 风景园林, 2022(1): 108-114. |
[18]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S].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7: 2.
|
[19] |
邱冰, 张帆, 万执. 国内社区公园研究的主要问题剖析[J]. 现代城市研究, 2019(3): 35-41. DOI:10.3969/j.issn.1009-6000.2019.03.005 |
[20] |
COHEN D A, ASHWOOD J S, SCOTT M M, et al. Public parks and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adolescent girls[J]. Pediatrics, 2006, 118(5): e1381-e1389.
|
[21] |
黄娜, 石铁矛, 石羽, 等. 绿色基础设施的生态及社会功能研究进展[J]. 生态学报, 2021(20): 7946-7954. |
[22] |
COHEN D A, MCKENZIE T L, SEHGAL A, et al. Contribution of public parks to physical activity[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7, 97(3): 509-514. DOI:10.2105/AJPH.2005.072447 |
[23] |
BRATMAN G N, DAILY G C, LEVY B J, et al. The benefits of nature experience: improved affect and cognition[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5, 138(S1): 41-50. |
[24] |
杨文越, 杨如玉, 李晖. 绿地与居民超重肥胖之间关系的Meta分析[J]. 生态学报, 2022(10): 4284-4299. |
[25] |
MAAS J, VERHEIJ R A, GROENEWEGEN P P, et al. Greenspace, urbanity, and health: how strong is the relation?[J].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 community health, 2006, 60(7): 587-592. |
[26] |
董玉萍, 刘合林, 齐君. 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研究进展[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5): 70-79. |
[27] |
RUNG A L, MOWEN A J, BROYLES S T, et al. The role of park conditions and features on park visita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J]. Journal of physical activity & health, 2011, 8(S2): S178-S187. |
[28] |
COHEN D A, MARSH T, WILLIAMSON S, et al. Parks and physical activity: why are some parks used more than others?[J]. Preventive medicine, 2010, 50(S1): S9-S12. |
[29] |
KORPELA K M, YLÉN M, TYRVÄINEN L, et al. Favorite green, waterside and urban environments, restorative experiences and perceived health in Finland[J].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2010, 25(2): 200-209. DOI:10.1093/heapro/daq007 |
[30] |
KOTLAJAM M, WRIGHT E M, FAGAN A A. Neighborhood parks and playgrounds: risky or protective contexts for youth substance use?[J]. Journal of drug issues, 2018, 48(4): 657-675. DOI:10.1177/0022042618788834 |
[31] |
KACZYNSKI A, HENDERSON K. Environmental correlates of physical activity: a review of evidence about parks and recreation[J]. Leisure sciences, 2007, 29(4): 315-354. DOI:10.1080/01490400701394865 |
[32] |
MCCORMACK G R, ROCK M, TOOHEY A M, 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parks associated with park use and physical activity: a re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J]. Health & place, 2010, 16(4): 712-726. |
[33] |
张延吉, 邓伟涛, 赵立珍, 等. 城市建成环境如何影响居民生理健康?——中介机制与实证检验[J]. 地理研究, 2020(4): 822-835. DOI:10.11821/dlyj020190359 |
[34] |
WARBURTON D E R, NICOL C W, BREDIN S S D. Health benefits of physical activity: the evidence[J].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2006, 174(6): 801-809. DOI:10.1503/cmaj.051351 |
[35] |
TWOHIG-BENNETT C, JONES A. The health benefits of the great outdoor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greenspace exposure and health outcomes[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18, 166: 628-637. DOI:10.1016/j.envres.2018.06.030 |
[36] |
ZAINOL R, WANG C, WOOD L C, et al. Gis-aided accessibility assessment for community park planning: youth-friendly neighborhood parks in Subang Jaya, Malaysia[J].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and planning research, 2017, 34(3): 216-227. |
[37] |
KACRYNSKI A T, POTWARKA L R, SAELENS B E. Association of park size, distance, and features with physical activity in neighborhood parks[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8, 98(8): 1451-1456. DOI:10.2105/AJPH.2007.129064 |
[38] |
COHEN D A, MARSH T, WILLIAMSON S, et al. The potential for pocket parks to increase physical activity[J].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promotion, 2014, 28(S3): 19-26. |
[39] |
HUGHEY S M, WENDE M E, STOWE E W, et al. Frequency of neighborhood park use is associated with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adults in four US cities[J]. Journal of physical activity & health, 2021, 18(5): 603-609. |
[40] |
WANG Y, CHAU C K, NG W Y, et al. A review on the effects of physical built environment attributes on enhancing walking and cycling activity levels within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J]. Cities, 2016, 50(3): 1-15. |
[41] |
CUMMINS S K, JACKSON R J.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children’s health[J]. Ped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2001, 48(5): 1241-1252. DOI:10.1016/S0031-3955(05)70372-2 |
[42] |
彭红松, 韩娅, 虞虎, 等. 日常和旅游两种情景的自然接触对儿童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差异——兼论自然联结的中介效应[J]. 地理研究, 2022(2): 358-372. |
[43] |
方永立, 阙青敏, 高伟. 基于支持公共健康导向的城市建成环境要素优化策略研究[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22(2): 47-55. |
[44] |
袁媛, 陈玉洁, 刘晔, 等. 广州社区绿化环境对居民自评健康的邻里影响[J]. 地理学报, 2021(8): 1965-1975. DOI:10.11821/dlxb202108011 |
[45] |
NORDH H, ALALOUCH C, HARTIG T. Assessing restorative components of small urban parks using conjoint methodology[J].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2011, 10(2): 95-103. DOI:10.1016/j.ufug.2010.12.003 |
[46] |
PESCHARDT K K, SCHIPPERIJN J, STIGSDOTTER U K. Use of small public urban green spaces[J].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2012, 11(3): 235-244. DOI:10.1016/j.ufug.2012.04.002 |
[47] |
威廉•苏利文, 瑞秋•开普兰. 自然——投入少、收益大的健康设施[J]. , 何雪雁, 吴文丽,郑青青, 译. 中国园林, 2018(9): 22-25.
|
[48] |
SBIHI H, TAMBURIC L, KOEHOORN M, et al. Greenness and incident childhood asthma: a 10-year follow-up in a population-based birth cohort[J]. 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2015, 192(9): 1131-1133. DOI:10.1164/rccm.201504-0707LE |
[49] |
戴菲, 陈明, 朱晟伟, 等. 街区尺度不同绿化覆盖率对PM10、PM2.5的消减研究——以武汉主城区为例[J]. 中国园林, 2018(3): 105-110. DOI:10.3969/j.issn.1000-6664.2018.03.018 |
[50] |
LACHOWYCZ K, JONES A P. Toward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space and health: development of a theoretical framework[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3, 118: 62-69. |
[51] |
VAN DEN BOSCH M, SANG A O. Urban natural environments as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improved public health: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views[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17, 158: 373-384. |
[52] |
NOWAK D J, HIRABAYASHI S, BODINE A, et al. Tree and forest effects on air quality and human h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4, 193: 119-129. DOI:10.1016/j.envpol.2014.05.028 |
[53] |
李婷婷, 谷达华, 阎建忠, 等. 重庆主城区不同类型公园对周边环境的降温效应[J]. 生态科学, 2018(4): 138-146. |
[54] |
EVANS G W, KANTROWITZ 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 the potential role of environmental risk exposure[J].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2002, 23(1): 303-331. DOI:10.1146/annurev.publhealth.23.112001.112349 |
[55] |
申云, 贾晋. 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经验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16(3): 100-110,158. |
[56] |
KIM J, KAPLAN R.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sense of community: new urbanist kentlands and nearby orchard village[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4, 36(3): 313-340. DOI:10.1177/0013916503260236 |
[57] |
DE VRIES S, VAN DILLEN S M E, GROENEWEGEN P P, et al. Streetscape greenery and health: stress, social cohes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as mediator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3, 94: 26-33. |
[58] |
GILL B, SIMEONI E.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an environmental enhancement project in Australia[J].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1995, 10(4): 253-259. DOI:10.1093/heapro/10.4.253 |
[59] |
HO E C, HAWKLEY L, DALE W, et al. Social capital predicts accelerometry-measured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older adults in the U.S. :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the national social life, health, and aging project[J]. BMC public health, 2018, 18: 804-814. DOI:10.1186/s12889-018-5664-6 |
[60] |
RIES A V, GITTELSOHN J, VOORHEES C C, et al. The environment and urban adolescents’ use of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for physical activity: a qualitative study[J].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promotion, 2008, 23(1): 43-50. |
[61] |
王洁晶, 朱巍, 刘涛. 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个人社会资本与居民心理健康——基于北京的实证研究[J]. 人文地理, 2022(1): 18-27. |
[62] |
吴蓉, 潘卓林, 刘晔, 等. 城市街景绿地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广州为例[J]. 地理研究, 2021(8): 2272-2291. |
[63] |
JENNINGS V, BAMKOLE 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ohesion and urban green space: an avenue for health promo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9, 16(3): 452. DOI:10.3390/ijerph16030452 |
[64] |
田莉, 王博祎, 欧阳伟, 等. 外来与本地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应的比较研究——基于空间剥夺的视角[J]. 城市规划, 2017(3): 77-83. |
[65] |
STODOLSKA M, ACEVEDO J C, SHINEW K J. Gangs of Chicago: perceptions of crime and its effect on the recreation behavior of latino residents in urban communities[J]. Leisure sciences, 2009, 31(5): 466-482. DOI:10.1080/01490400903199773 |
[66] |
BAI H, STANIS S A W, KACZYNSKI A T, et al. Perceptions of neighborhood park quality: associations with physical activity and body mass index[J]. Annals of behavioral medicine, 2013, 45(S1): S39-S48. |
[67] |
GILES-CORTI B, BROOMHALL M H, KNUIMAN M, et al. Increasing walking: how important is distance to, attractiveness, and size of public open space?[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05, 28(2S2): 169-176. |
[68] |
HEGETSCHWEILER K T, DE VRIES S, ARNBERGER A, et al. Linking demand and supply factors in identifying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of urban green infrastructures: a review of European studies[J].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2017, 21: 48-59. |
[69] |
VAUGHAN C A, COLABIANCHI N, HUNTER G P, et al. Park use in low-income urban neighborhoods: who uses the parks and why?[J]. Journal of urban health, 2018, 95(2): 222-231. DOI:10.1007/s11524-017-0221-7 |
[70] |
COHEN D A, HAN B, NAGEL C J, et al. The first national study of neighborhood parks: implications for physical activity[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16, 51(4): 419-426. DOI:10.1016/j.amepre.2016.03.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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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6—2021年社区公园与健康领域发文量及变化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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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6—2021年社区公园与健康领域发文量Top 10期刊 Figure 2 Top 10 Journals in Community Park and Health from 2006 to 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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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社区公园与健康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Figure 3 Keyword Co 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in Community Park and Health Research Fie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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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社区公园与健康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ure 4 Keyword cluster map of Community Park and Health Research Fie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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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社区公园与健康研究关注重点 Table 1 Focus of Community Park and Health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