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有关社会工作的发展策略问题，学界主流存在本土化(嵌入性)与专业化(自主性)两种争论。^[1]本土化的发展策略是基于国家治理逻辑，在从总体支配迈向技术治理的宏观结构背景下，专业如何获得自身合法性而提出的。^[2-4]实质上，结合我国传统存在的“差序格局”与“身份隶属”两类助人体系，以及制度、生活、文化层面的本土化匹配^[5-6]，作为“第三类”助人体系的社会工作想要在已有的两类助人体系中获得社会性认可，采用自上而下政社合作的嵌入式发展策略，以官方力量来推动社会工作落地，确实是当时较为恰当的选择。^[7]社会工作广泛嵌入既有的行政化服务体系之中，能有效扩展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和公共服务的覆盖对象。^[8]自社会工作嵌入性的本土化策略提出之后，“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引起了学界广泛讨论。围绕“社会工作嵌入”这一议题，先后有学者提出了双向嵌入^[9]、增量嵌入^[10]、层级嵌入^[11]等一系列嵌入路径。然而，社会工作的嵌入策略并非像学界最初设想的政社合作那样乐观。有研究表明，社会工作在嵌入行政体制之后，出现了强制性制度变迁下“悬浮发展”的意外后果^[12]，存在专业管理建制化^[13]、专业身份模糊^[14]等困局。有学者将上述困局总结为“嵌入与自主之间的发展悖论”^[1，15]，即社会工作在嵌入行政体系之后，容易导致自身行动的自主性丧失。

有学者指出，专业自主性的获得依赖某种“纯知识逻辑”，这种纯知识逻辑在社会工作领域内被诠释为“专业化”的学科要求，强调以学科专业化助推行动自主性。^[16]因此，另一种社会工作发展策略主张通过提升社会工作内部的专业性来补缺外部行动自主性的不足。作为一种实践性专业，社会工作的学科专业化包含两项基本内容：其一，确立专业的学科话语体系；其二，构建专业的行动方案。因为专业的学科话语体系与行动方案能为社会工作建立一种实践策略上的“不可替代性”，从而确保了实践主体的行动权威性与自主性。^[17-18]但是，即使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策略回归内部的专业化，社会工作也未能获得行动上的自主性。其原因在于，社会工作的实践性特质要求专业化研究围绕实践干预的方法来展开，学科话语体系和行动方案的专业化研究应被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然而，已有专业化研究大多聚焦于学科话语体系层面的诠释，如围绕实证研究、循证研究等研究方法背后的理论范式展开多元争论^[19]，而有关实践的专业化研究往往被学界所忽视。学科话语体系讨论的“繁荣”并未促使社会工作真正获得行动上的自主性。^[20]

上述专业化研究的不足使得学界开始重新审视社会工作的本质属性。其中，社会工作的应用性、实践性、有效性等专业特质被更多地提及，在研究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出现了“实践研究”的转向。 ¹在这个过程中，基于对传统实证主义不足的分析和对实用主义作用的考量，社会工作的实践经验开始被纳入主流知识体系考察之中，希望通过对实践经验的吸纳来重构社会工作的知识框架。^[21-23]知识与实践的关系、实践经验的价值等内容开始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化研究的重要议题。相比于过往专业化研究侧重分析学科话语体系，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则更加关注“行动有效性”这一研究目标。在研究的价值导向上，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具备两个基础特征。其一，注重从实践经验出发，观照经验对行动方案的意义，以此来理解、修正或重塑既有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体系。其二，不区分知识来源的优劣，淡化经验与理论在实践运用中的界限，将实践结果作为检验知识与经验有效性的标准，同时关注实践场景中偶发因素对实践结果的潜在影响。也正是由于上述两个基本价值的引导，专业化研究才较好地兼顾了学科话语体系阐释与行动方案建构，从而使得专业自主性的获得成为可能。

因此，我们可将上述研究背景简约理解为：嵌入性策略所引起的社会工作专业自主性不足，以及专业化研究对实践经验的有限回应，使得实践研究成为当下社会工作专业化研究观照的重点。关于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学界总体上有两个基本阐释：一是学者的理论知识构造；二是实务者的经验总结。^[23]我国有关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讨论也主要围绕这两个立场展开。此外，关于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理论基础，学界一致指向了后现代社会学的理论思潮。但是，当下的社会工作实践研究仍处于各自分立的状态，除了学者的理论知识构造和实务者经验总结的基本立场，以及后现代社会学理论背景的共同理解外，围绕社会工作实践研究而展开的其他研究命题在学界并未形成基础性共识。由此导致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中心议题难以形成，更无法确立一种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意识。^[23]基于以上研究的不足，本文拟重点梳理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是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主要思想对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影响；其二是当前我国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几种主要解释框架。希望通过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梳理，为后续的社会工作实践研究提供一种基础性参考，进而推动我国社会工作实践研究朝着更为明确的权责方向前进。

二、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哲理基础：来自后现代社会学的启示

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线之一是从现代性理论到后现代理论的转向，从理论危机到理论综合的创新过程。^[24]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由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倡导的单一“宏大元叙事”(grand narrative)走向坍塌，而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知识分子倡导的“多元叙事”(multiple narrative)被确立。^[25]310这种多元叙事的影响迅速蔓延至社会工作领域。有学者指出，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现实需求和后现代社会学思想的影响下，西方社会工作开始迈入“后专业化时代”。^[26]在这一时期，西方社会为了回应民众对社会工作专业效果的质疑和福利国家新公共管理的压力，社会工作开始突破专业主义与管理主义的张力，并寻求知识在理论与实务之间的双向生产。^[26-27]如Howe所指出的那样：在后现代社会学多元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社会工作原有的路径受到后现代思潮的极大挑战，并处于碎片化和重构的处境。^[28]后专业化时代的社会工作更加强调知识来源的反思性、寻求实务创新和知识生产的分散化，反对学院里纯学术的垄断地位。^[26]而在我国，后现代社会学的理论思潮被认为是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一个重要哲理基础。^[29-31]因而，我们首先需要厘清后现代社会学的主要思想，其次是阐明其思想对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思潮最初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学和艺术领域，而后逐渐蔓延至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在社会学领域，丹尼尔•贝尔所提出的“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构成了后现代社会学发展的现实基础。^[25]9-15他于1973年发表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将当时的社会形态描述为“后工业社会”。在贝尔看来，他之所以使用“后工业”一词，有两个理由：其一，强调当下社会变迁的过渡性(传统工业社会之后的信息社会)、整体性(社会各个领域的全方面变革)；其二，着重强调知识、信息技术在社会变迁中的决定性作用。自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一词之后，“后现代社会学”一词又在社会科学领域受到了广泛关注。^[25]108-115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指代的是一种在艺术、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一般性、整体性的思潮，贝尔的“后现代社会”指代的是一种现实性的社会变迁，那么，本文所关注的“后现代社会学”则指代的是一种社会学领域的学术思想特质。其思想内核以解构、分析、反传统、多元主义等为主要特征，而知识、权力、反思性实践、生活场域等要素则构成了后现代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实质上，有关“后现代社会学”的思想可追溯到“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被提出之前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社会学家(如福柯、鲍曼、德里达)同样被列入“后现代理论家”的范畴。只是由于贝尔所提出的“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广泛影响，社会学界才普遍意识到社会学思想由“现代性”向“后现代”转变的整体性变化。

(一) 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承诺与原则

社会学的奠基人孔德从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缺乏“实用性”出发，立志建立一门客观而准确地认识社会现象的科学，并由此开启了社会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实证社会学。实证社会学的后继者涂尔干等人依旧重申了经验事实的重要性。实证社会学家的理论承诺是：从经验事实出发，对社会展开整体性研究，以推动社会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对经验事实展开整体性的研究”这个理论承诺决定了实证社会学必须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之中。这就决定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要素的“主客观综合体”。但是，其理论原则却是试图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当作“客观存在的物”，极力排除研究过程中的主观因素。由此可见，现代社会学研究目标的“主客整体性”的理论承诺与研究方法的“客观片面性”的理论原则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32]并且在社会学创始人和奠基人那里表现出的研究承诺和理论原则的矛盾，一直蔓延到了现代社会学(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发展困境之中。^[25]52-61

在实证主义、主客二元对立思想的影响下，早期社会工作试图通过借鉴“现代专业化”的标准来确立自身的科学性与权威性，并由此构成了现代社会工作发展的专业权威 ²、科技理性、病态治疗、学科规训四种不同模式。^[26]尽管现代社会工作发展存在四种不同模式，但其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围绕理论上的专业权威，学院派占据知识生产的主动权，实务者的感性经验往往被忽视。

当现代社会学遭遇了理论承诺与理论原则的矛盾困境时，它便需要确立新的研究方向。这种新方向便是后现代社会学所倡导的“走向生活世界”的理论原则。^[25]74-87实质上，在后现代理论学家看来，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决定了其必须将“社会”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而“社会”必然是一个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体。因此实证社会学强调的“对经验事实展开整体性的研究”的理论承诺明显是正确的，而社会学所要调整的是其理论原则，社会学的理论原则应该是“生活化”。在社会学的理论原则从现代性的“客观世界”向后现代性的“生活世界”转变的过程中，舒茨和加芬克尔的相关理论起到了重要的过渡作用。舒茨以韦伯的解释社会学为基础，建立了研究主观生活世界的现象社会学。之后，加芬克尔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常人方法学，主张运用日常生活、互动方式来研究社会现象。而且，社会学研究这种学术实践本身也被加芬克尔视为一种社会现象。^[33-34]加芬克尔的此种观点影响较为深远，它使得社会学研究中那种长久存在的“观察者—被观察者”二元对立的局面出现改观，社会学的研究者同样也被视为日常生活互动的参与者。自此社会学领域内的其他相关理论范式也趋于通过对传统展开批判，来破除主客二元对立的局限。其中，以德里达对文化的批判、利奥塔对知识的批判为主要代表。

德里达认为，西方的文化传统是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其以二元对立为基点，如客观与主观、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两者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解构就是要以语言为中心消除这种对立。这一解构过程存在多次性，因而语言的符号意义就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德里达试图通过多次解构的方式将社会从知识权威所创造的支配性话语中解放出来，使得知识的形态更为多样。^[35]440-441相较于德里达对文化的系统性批判，利奥塔则更为关注知识的叙事方式。他认为单一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是现代主义的叙事特征。^[36]但在后现代的社会结构下，元叙事遭遇了合法化危机——普遍性的元叙事宣称的普遍性原则正在走向非法化。学科知识的分化解构了原先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巨网，各学科逐渐摆脱了元叙事的束缚，为知识立法不再是学院派的特权，知识的立法主体趋向多元化。

(二) 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对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启示

后现代社会学的解构倾向对社会工作实践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前所述，在现代主义统一元叙事主导下，传统的社会工作研究遵循专业权威、科技理性、病态治疗、学科规训四种模式。但是，在后现代主义多元叙事的倡导下，反权威实践、反技术理性、反病态治疗、反学科规训又构成了社会工作新的研究方向。^[37]聚焦到具体的社会工作实践研究领域，反对知识生产上的专业权威构成了实践研究的重点议题。这其中涉及学者与实践者主体身份的对等性辨析，并由此引发了两重思考：一是实践知识的来源问题；二是实践研究的位置是否存在差异。

基于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启示，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尝试采取一种内省策略来反思实践知识的构成要素。例如，我国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已经明确区分了社会工作服务所需的知识有“专业主义”与“实践智慧”两类知识库存，并且主张以当下场域中的实践智慧来耦合传统学科话语体系下的专业主义知识。此外，参考后现代社会学的解构倾向，社会工作实践研究试图消解行动者(实务者)与研究者(学者)的身份界限：一方面，研究者更多是面向理论世界，其研究职责是对既有的西方社会工作理论进行溯源和诠释；另一方面，研究者又需要结合本土案主的生活世界对理论进行重构，这一过程需要在“理论—实践—理论”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传递的闭环。而实务者的职责便是将理论转换为具体的服务实践。这一服务传递者的身份无疑能有效实现“理论—实践—理论”这一闭环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实务者的身份实质上包含了知识接受者、服务传递者和知识生产者。由此可见，在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视角下，学者与实务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身份界限。

三、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解释框架：从知识论到本土知识建构

在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启示下，我国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包含四种解释框架：社会工作知识论的辨析、西方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经验转译、专业主义与实践智慧的知识库存探讨、社会工作的本土知识建构。实际上，从知识论的辨析到本土知识建构，社会工作实践研究整体上是一种从抽象到具体，从解释知识到知识再生产的研究累进过程。首先，社会工作知识论的辨析在四种解释框架中起基础性作用。它从根本上明确了知识的本质内涵和知识的作用导向，从而使得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确立了自身对待知识的基本态度：社会工作知识以效用为导向，存在关怀与控制两重作用。其次，受制于专业“西学东渐”的影响，参照西方经验一直是专业研究中的必要环节。结合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对待知识的基本立场，西方经验中的实用主义倾向为我国的实践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使得实践研究的内容相对聚焦，而非像知识论那样超脱于社会工作的专业框架之外。再次，基于对知识效用的考量和对西方经验的提炼，当下的社会工作实践研究指出，在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实务者的知识库存包含了专业主义与实践智慧两种类型，实务者与研究者的研究关系被置于同等位置，同时也昭示了本土知识生产的研究任务。最后，本土经验的知识建构则是对上述研究任务的积极回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四种主要解释框架之间并不是彼此独立的研究区间，其常常是交叉论述的，如知识论、知识库存、本土知识建构往往会出现在同一研究主题之中。而本文为了尽可能清晰地呈现我国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已有脉络，实质上是依据四类解释框架的核心内容作了一个“理想型”的划分。

(一) 实践知识的本质与作用：知识论的阐释

知识论(epistemology)是对“何为知识”这一问题的总体性回答。知识论不指代具体某种类型的知识，而是涉及对知识的类型、知识的生产、知识的作用等内容的反思。在社会工作实践研究中，关于知识论的阐释，学界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主要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试图定义知识的类型。其中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知识、实践知识、技巧知识，哈贝马斯的技术知识、实践知识、解放知识，波兰尼的显性知识、默会知识等内容是此类研究关注的重点。^[38-39]其二，试图从有关知识作用的已有研究中形成对社会工作知识效用的认识。其中杜威、舍恩的实用主义思想，福柯的“知识—权力”观较多受到学界的关注。后者有关知识效用的讨论更多触及了实践研究的行动层面，因此，本文主要对后者展开论述。

杜威并未直接参与社会工作实践，但其实用主义思想对20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工作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杜威提倡反思性教育，并主张培养一种“独立而灵活的公民”。^[40]杜威的此种主张与社会工作的服务目标存在诸多相似性：专业服务实践的目的在于解决案主问题以及实现案主的自我增能，因此通常社会工作的阶段任务包括三个方面。阶段一是，社会工作者主动与案主建立专业关系，并努力获取案主的信任，问题的评估和服务目标的制定需要案主共同参与。阶段二是，服务是社会工作者与案主联合行动的，社会工作需要依据服务成效随时调整服务方案。阶段三是，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共同评估服务目标的实现程度。^[41]在舍恩那里，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被进一步强化。在舍恩看来，为了更好地解决案主问题，服务开展前的理论知识储备与服务结束后的经验性反思是同等重要的，社会工作理论贮备、实践中的行动反思和实践后的经验反思被认为是社会工作者的三种基本素养。^[42]

此外，福柯关于“学科”(discipline)的分析使得学界开始系统反思社会工作实践中知识的作用导向。福柯通过对知识进行“考古”后发现，知识的本质是国家权力运用不断细化，并逐渐走向隐蔽的过程。^[43]福柯认为西欧国家的权力模式总体上是朝着安全配置的方向转变。^[44]其中社会工作的作用机制在国家层面被理解为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的技术(知识)去规训那些产生偏差行为的个体，直至其成为“正常”的社会成员。福柯相信技术规训有一种积极的生产性作用，它可以促使个体重新投身到生产实践中。此种观点给社会工作实践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即专业的服务目标与国家的控制策略之间如何寻得某种平衡？何国良指出(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存在两种可能：关怀抑或控制。^[45]一方面，“关怀”被认为是社会工作服务实践的基本价值；另一方面，社会工作对越轨青少年、社区戒毒人员等群体进行“管控”被认为是国家的策略需求。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价值并存于社会工作实践之中，实质上从侧面说明了社会工作实践所面临的复杂生活场景，因而对专业知识效用的审视也是一种多样化的视角。

(二) 实践研究的进程与关系：西方经验的转译

社会工作实践研究进程与关系的解释框架主要是针对西方的经验进行转译，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纵向的历史角度划分西方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两种类型：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第一类实践研究(Type Ⅰ)和积极反思专业实践效果的第二类实践研究(Type Ⅱ)，并进一步指出，第二类实践研究更有利于达成从知识生产到知识运用的实践研究目的。^[27]二是对西方证据为本和行动反思两种社会工作实践模式背后的认识论进行系统的横向比较。并提出实证主义提升了专业的效能与信心，但使得专业实践范围变窄，而实用主义有助于实现专业实践能力的微观整合。两者对中国的实践研究具有较好的参考意义，但需从本土情景出发寻求适合自身的实践研究模式。^[41]

第一类实践研究源于20世纪初西方社会工作界针对弗莱克斯纳的“专业性质疑”(Is Social Work a Profession)的一系列回应。在有关文献的讨论中，西方社会工作界常常将弗莱克斯纳的质疑认定为刺激社会工作走向实证主义的开端。^[46]但莫里斯对弗莱克斯纳的质疑进行了重新解读，并得出了一个全新的结论：学界将弗莱克斯纳所提出的“科学方法”误读为“科学实证主义”，且由此导致了西方社会工作较少回应弗莱克斯纳所言的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的“三个缺乏”(缺乏为世情定性的专业权威、缺乏明确的实践目标、缺乏一套目标清晰的教育系统)，反而努力专注于弗莱克斯纳已承认的专业标准(一套基础知识)。^[47]此外，泰尔批判西方社会工作学术界始终都在朝着论证与社会工作有关的理论的方向努力。^[48]无论是莫里斯对弗莱克斯纳质疑的重新解读，还是泰尔对学术界过度关注理论的批判，两位学者实质上是在呼吁社会工作研究要回归到现实的经验世界。但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社会工作实践的经验仍较少受到关注。20世纪70年代后期，费舍尔主张建立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方法，用以判定专业介入的有效性。^[49]该方法旨在建立一种普适的个案工作模式，并通过实践来验证这种模式的有效性。而后，该观点与教育学、医学的相关理念进一步融合，并发展出了“单一个案系统设计”的研究方法。到了20世纪90年代，医疗界兴起的循证为本(evidence-based)的实践方法又变成了西方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主流。总体来看，西方第一类实践研究的主流仍是通过服务实践为社会工作找寻“理论有效性的证据”，并不是对实践经验进行反思。

而源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北欧地区的第二类实践研究重新定义了社会工作知识与实践的关系：由“理论知识引导实践”变为“实践经验引导理论知识解读”。社会工作实践研究不再被限定在实证主义的框架下，实践经验开始受到社会工作界更多关注。社会工作服务方案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而不断调整，从服务计划的推进到服务成效的判断，实践经验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研究的参与主体变得更加多元化。与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第一类实践研究所不同的是，第二类实践研究蕴含着一种实用主义精神，追求的是对服务对象当下困境采取灵活的知性而非固定的实证实践方式。何国良认为，第二类实践研究的行动逻辑更有望实现从个体经验到专业知识的转换。^[27]

另一种西方经验转译的思路同上述实践研究的历史二分法有明显不同。此种思路重点比较了社会工作两种实践模式下认识论的差异：证据为本实践模式下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和行动反思实践模式下的实用主义认识论之间的区别。该研究思路从西方关于专业生成路径问题的争论出发——是基于实践经验形成理论框架，还是基于经验逻辑概念演绎推理实践模型？并进一步探讨社会工作实践认识论层面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其研究重心主要集中于家庭治疗、社会服务等领域。^[50-51]一方面，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有助于破除实践层面的权威主义和个人经验，把专业实践效能建立在扎实的科学研究证据基础上，大大提升了专业信心和专业形象。^[52]但另一方面，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的固定实证主义科学观对证据存在学科偏见，最低证据标准也是个案的前后测数据比较，把参与式的观察研究作为一种不标准的“故事”证据。这种实证研究范式很快引起了社会工作内部的争论，因为证据追求客观量化，必须将服务方法操作化为一系列的指标数据，这显然有悖于专业实践的“艺术性”价值。然而，从职业化的角度而言，专业并非只限于理解服务对象的主观世界，它还需延伸考察社会性问题，实现上文所言的宏观技术治理要求，从而建立一种职业上的排他性。职业化的需求似乎又迫切需要实证主义的证据来证明专业能力的不可替代性。因此，如何实现社会工作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双重特质是实践研究一直苦苦思索的问题。

而基于实用主义认识论的反思实践正是试图将社会工作实践的科学性与艺术性联结起来。首先，尽管反思性实践批判实证主义的证据标准，但却认可其对专业效能证据的强调。质言之，证据本身虽有积极意义，但对证据存在形式的不同认定方式却将社会工作带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反思实践背后有一个基本假设：具体的实践场景具有不稳定性、瞬时性、复杂性。因此，应该反思实践主张，基于实践经验将个人积累的经验逐渐上升为理论化的知识，以此来应对社会工作实践所面临的复杂情境。从具体情境出发，关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复杂互动问题被看作是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的主要区别。^[41]实证主义操作化实验方法有助于揭示普遍现象的一些共同内因，其与专业之间的不兼容性问题就在于，专业实践的场景不是事先给定的“实验室”，而是一种真实的、复杂多变的生活现象。这就要求实务者具备两种能力：一是解释一般性生活现象的理论知识；二是理解特殊生活情景的经验。从这个角度而言，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互补关系。前者通过控制变量的方式去探究普适性的变量关系，为不确定的场域现状提供一种基本的理论假设。而具体的服务场域永远处于流动、变化之中，为此需要通过实用主义认识论反思实践，找寻灵活有效的服务方案。

(三) 实践知识的两类库存：理论与经验的互构

相较于知识论与西方经验，社会工作者实践背后的知识库存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和“实践智慧”(practice wisdom)被认为是构成社会工作实践的两类基本知识库存。^[8，53-54]专业主义的实质就是通过社会科学的形式逻辑构建完备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以此来指导实务者开展专业的助人活动。同时，在助人过程中秉持利他主义的价值导向，并不断强化专业价值在助人过程中的引导意义，以科学方法和专业价值来确立自身职业上的排他性。具体而言，专业主义具有三重意涵。其一是专业伦理。在社会分工的背景下，国家无法对各类组织进行全面监督，道德伦理的形成是基于组织自身运作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二是职业管辖权。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新生职业与既有职业之间的竞争无法避免，通过竞争并不断增强自身能力而逐渐形成职业排他性。其三是专业话语权。福柯的“知识—权力”观打破了传统的权力与知识不兼容的构想，一方面权力赋予知识(学科)社会合法性，另一方面知识又被用来解释权力运作的科学性。此外，卫小将又从社会工作专业的构成要素层面探讨了社会工作专业主义的基本形式和层次逻辑。它们依次为哲学基础、伦理价值、理论架构、方法策略、实务模式、服务技巧、专业角色。各专业要素彼此拾阶而上，前者的存在构成后者的基础。^[55]

受制于“西学东渐”的专业主义发展背景，社会工作专业主义的知识在本土运用中整体上呈现为一种脱域状态，理论知识悬浮于本土情景，无法直接应用于本土专业实践，因此导致学界对专业主义存在诸多批判。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实务者的经验价值——实践智慧，开始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与专业主义所关注的专业伦理、科学话语与职业管辖权所不同的是，实践智慧并不依赖固定的专业理论，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多变的社会工作者的个体性技巧。其一，它是一种此时此刻或此时此地的经验，随着时空的变换而具有不同的存在形式，超出了专业主义的层级逻辑框架的限制，主要表现为一种过程性的知识，处于一种永恒性的演化之中。其二，它强调个人经验的实用性，此种方式能较好地提升社会工作者的实践应变能力，以灵活的服务策略来解决案主的问题，从而增强公众对社会工作专业身份的认同。

但是，实践智慧也有自身的局限性。首先，实践智慧存在现实情境与专业价值之间的矛盾。实践智慧因其不受专业主义框架的限制而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但在摆脱专业主义框架限制的同时，也意味着对专业伦理守则的忽视，致使实务者面临更多伦理困境。如何平衡经验技巧与价值伦理的关系，对实务者而言是一个较大考验。其次，实践智慧只是一种个体性技巧，无法普遍适用于社会工作实践。如果仅仅依赖个别化的实践智慧，整个社会工作实践将会陷入低水平且不断重复的身体劳动。因此，需要将个别化的实践智慧上升为普适性的知识体系。这一递进过程需要实践经验量积累，是对经验进行系统的筛选。这一筛选过程的本质便是完成实践智慧与专业主义的积极联结。首先，实践智慧是一种经验的积累，经验对应的是生活世界，而专业主义对应的是理论世界，因此它与专业主义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其次，从知识来源来看，实践智慧的本质是行动者(实务者)的主体观念，形成于主体行动过程中对外部世界的经验反应，表现为一种默会的经验总结。实务者以开放性的思维状态理解生活事实，并结合自身的理论知识，更准确地理解案主问题的表象与本质，而不是单一地依靠专业主义，将服务对象预设为理论上的“标准化案主”。总体来看，专业主义与实践智慧的基本研究目标是实现(实务者)经验与(学者)理论之间的互构。

(四) 实践知识的建构：本土经验的理论自觉

相较于上述三种实践研究解释框架的诸多讨论，有关本土性知识建构的实践研究只是少数学者的边缘趣旨。安秋玲认为，实现社会工作本土性知识生产的关键在于直面案主问题的独特性挑战，其借鉴心理学对认知研究的微观个案研究方法，将本土实践知识的建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56-57]第一个阶段是情景融合。实务者跳出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思维限制，基于现实情景对理论进行二次解读。在社会工作实践中，案主的特殊问题难以借助抽象的、概念化的理论知识直接予以解决，理论知识只是提供了一种看待案主问题的视角。面对情境中突发的挑战，实务者首先需要将现实情境融入理论知识，以此来理解案主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认知更新。陌生的实践场景一方面会对实务者的知识库存形成挑战；另一方面新情景的感知会刺激实务者突破原有的定式思维逻辑，从而形成新的认知。在这一过程中，实务者可能会遭遇类似于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或文化识盲(culture illiteracy)的困境。尽管现实与理论的差异会使实务者在实践的初始阶段陷入场域的迷思之中，但从长远的知识建构角度而言，现实与理论的差异性反而是帮助实务者更新认知的积极因素。第三个阶段是行动反思。社会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需要对案主问题的成因形成基本假设，对案主的需求进行预估，与案主共同制定行动方案等。在每一个阶段任务中，社会工作者需要依据情境采取与阶段目标相符的行动策略，并在行动结束后对阶段性的策略进行综合性反思：一是反思行动的效用与不足；二是反思潜在的更优行动方案。第四个阶段是知识更新。随着多个实践反思性经验的不断积累，并经实践不断检验后，经验被考量纳入学科知识体系之中，实现本土性知识生产。在这一过程中，科学的知识筛选机制尤为关键，需要研究者与实务者在实践场域之中协同行动。前者作为观察者、服务过程的记录者，对服务的有效性、理论适用性形成一种总体性判断，后者以反思行动者的身份识别内在的隐性知识，最后两者协同探究从社会工作实践经验向专业理论转换的可行性路径。

此外，同上文知识库存的解释框架颇为相似的是，安秋玲依据本土性实践知识的建构过程，将社会工作的实践知识分为两类。^[58]第一类是叙事知识。此处借鉴了利奥塔对“叙事知识”的概念，将其解读为，叙事知识以叙述经验事实的方式存在于人类日常交流之中，但叙事并非只是一种单纯传递信息的功能，还包含了价值判断、能力判断等内容。因此，叙事的存在形式已经超越了主观反映客观的科学范畴，有关伦理、审美的表达也同样暗含在叙事之中，叙事知识反映的是一种人类生活标准的语言形式。^[35]73-85而社会工作者与案主的沟通常常采用叙事的方式进行，如缅怀往事、回顾生命历程等。叙事内容中暗含案主独特的个人生命历程情节，实务者需要对案主的叙事形成一种整体的时间脉络感知，并将其重新排列组合，以揭示叙事之中案主潜在的困局或需求。^[58]第二类是隐喻知识。“隐喻”的含义为，本体和喻体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只是外在形式存在差异。隐喻知识的含义可理解为社会工作者对案主问题表象背后深层原因的理解能力，其本质是一种专业判断力。社会工作者在与案主进行会谈时，由于内因问题在语言表述层面的复杂性，案主常常需要借助外在简单的“物”作为喻体来表达复杂的本体内因，而社会工作者运用隐喻知识的意义就在于，协助案主在语境中理解问题表象与问题内因的联系与区别，并最终判断案主所理解的内因是否恰当。若案主对问题内因的理解存在偏差，社会工作者还需运用隐喻知识协助案主对问题内因进行澄清。^[58]

四、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启示

自1987年马甸会议之后，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助推策略使得社会工作在我国延展开来，有关社会工作本土化与专业化的讨论也随之出现，与之相伴随的一个议题便是嵌入与自主的争论。自王思斌系统提出“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这一本土化命题之后，“社会工作嵌入”便获得了学界空前的讨论。但是，学界又寄希望于通过提升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来增强专业自主性，在当下，专业化研究又转向了实践研究层面。为了中国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我们亟须立足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探索更为适宜的专业化发展路径。社会工作的实践研究正是对“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这一新时代研究命题的积极回应。

总体来看，关于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学界尚未形成明确的研究框架。因此，与实践研究相关的近似议题都被纳入实践研究的讨论范围之列，这对于后期进一步明确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范围裨益良多。此外，在少数议题上学界存在共同的理解。例如，学界一致将后现代社会学理论视为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理论背景；学界普遍承认实务者的经验对于社会工作知识生产的重要意义。但是，社会工作实践研究仍存在不足。其一，学界尚未对“社会工作实践研究”这一研究命题给予系统性论述，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诸多基础性概念是缺失的，如实践研究的定义、方法原则、核心议题等并未明确。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基础概念缺乏共识性理解，将会使得实践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由此导致实践研究本身变得庞杂而丧失研究的核心价值。其二，学者们围绕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建构了一系列含义一致但表述存在差异的微观概念，相似的语义隐藏在表述各异的抽象概念之中，这极易导致我们对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认知产生偏差。

实质上，通过对上述社会工作实践研究解释框架脉络的梳理发现，无论是西方经验、知识库存，还是本土知识建构，都存在共同点。首先，它们都暗含了一种实用主义精神，强调实践经验也是一种个性化的知识，只是实践经验还需要经过服务案例的反复检验、科学化筛选才能最终升华为理论知识。其次，在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关系上，实务者的研究身份一直较为模糊或不被认可，在学科分工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学界试图找回学者与实务者平等的研究地位。因此，后续的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应确立基本的学术共同体意识，只有基于共同体意识之上的社会工作想象力扩展，才能为实践研究的议题提供明确的研究方向。此外，学界不宜长久停留在实践研究认识论辨析的初始阶段，未来的研究应迈向方法论建构层面。例如，社会工作实践经验如何进入课堂成为专业教学内容？学者和实务者如何建立平等的学术话语权？此外，审视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从“教育先行”向“实践引领”的转变过程^[59]，以及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对应用性的学科特质的强调，实质上说明了社会工作者具有“实践”与“研究”的双重身份特质。那么，是否真的需要以“学者”和“实务者”来表述实务与研究的不同身份？社会工作实践研究需要在未来给予明确的回答。

本文受经验资料缺乏的限制，自始至终都未对“社会工作实践研究”作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从当下我国的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现状来看，似乎“不被定义”才是较为“恰当的定义”。因为在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基础共识缺失且本文自身经验材料欠缺的前提下，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有可能会误导读者。由于缺乏经验材料的佐证，本文整体上以文献综述为主，以一种文献之外的第三方视角综述已有研究成果，而较少以置身事内的方式参与文献本身的讨论。其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呈现已有研究的原始图景，至于原始图景的引申意义，则留给读者自主判断。上述两点亦是本文的不足之处，笔者后续将回归到具体的实践场域中，开展更多的经验研究来弥补上述不足，以此来推动社会工作实践研究朝着更加明确的权责方向前进。

（致谢：本文曾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2023年会“社会工作理论专委会分论坛”上宣读，受到了郭伟和、何雪松等老师的有益启发，在此一并致谢，感谢匿名外审专家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1 本文的“实践研究”是一种认识论或方法论上的理解。它是一种对专业研究方法的基础性认知，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实务研究”或“案例研究”。

2 此处的“专业权威”解释为一种消极意义上的“专业霸权”，具体表现为：在服务关系上，专业社会工作者对案主保持绝对的主导权；在知识生产上，研究者对实务者保持绝对的专业话语权。这与前文所提及的为确立专业行动自主性所需的“专业权威”存在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