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第五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2022年87.09％的未成年网民拥有自己的上网设备，其中手机拥有比例最高，达到63.3%。^[1]然而，在手机帮助青少年开拓眼界并带来丰富学习资源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过度使用手机，甚至形成严重的手机依赖。^[2]手机依赖是一种问题行为，指个体因使用手机的行为失控而导致其生理、心理及社会功能明显受损的一种不良状态。^[3]一项针对2200名中小学生的调研发现，当前青少年手机依赖的检出率为男生41.3%，女生31.6%。^[4]手机依赖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对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人际关系造成消极影响，还会引发抑郁、孤独、社交焦虑等一系列心理问题。^[5]

社会工作在预防和及时干预青少年手机依赖问题方面具有独特的专业优势。社会工作者可以为青少年、家长和教师提供专业服务，协助青少年适应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变化和挑战，最终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6]社会工作者能够为青少年提供预防性、补救性服务，帮助青少年防治手机依赖，科学使用手机。在青少年手机依赖这一议题上，社会工作者聚焦家庭进行干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教育部明确出台政策不允许中小学生将手机带入校园后^[7]，家庭成为了青少年使用手机的主要场所。因此，家长成为了青少年手机使用的监管者及教育者。另一方面，以家庭为基础的干预是青少年物质依赖最彻底的治疗方式。^[8]多家庭小组工作是家庭治疗和小组工作的结合，是把受到同样心理问题困扰的多个家庭聚集在一起的工作方法。^[9]在社会工作者的带领下，不同家庭交流分享经验，相互提供支持，一同解决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困扰，更契合社会工作旨在建立“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共育的价值理念。因此，本研究致力于发展一套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多家庭小组干预服务方案，以及验证该方案干预青少年手机依赖的有效性。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一) 青少年手机依赖的“个体—家庭”影响因素

青少年的手机依赖行为受个体心理需求满足、家长的教养能力以及亲子关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验证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青少年的个体表现往往与家庭等微系统密切相关，环境对青少年的行为问题和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首先，个体基本心理需求满足是青少年手机依赖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媒体使用及满足理论，当个体使用数字媒体时，自身需求或动机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进而促使其更频繁地使用媒体，最终导致媒体依赖甚至成瘾行为。^[10]因此，当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会通过便携和易得的手机去寻求慰藉。^[11]多项研究均表明：青少年的基本心理需求满足是该群体手机依赖的重要预测变量，可直接负向预测手机依赖。^[12]其次，父母教养方式能够反映亲子交互作用的本质，有研究发现手机依赖与个体的父母教养方式存在密切关系。^[13]最后，父母和孩子间的积极互动和亲密情感联系所营造的良好亲子关系，能够帮助青少年合理使用手机，减少手机依赖问题的发生。^[14]而不良的亲子关系可能会导致孩子寻求其他渠道来获得他们本可以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支持，比如通过互联网获得支持。如果青少年在家庭中能满足特定的心理需求，那么手机就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心理需求满足渠道。如果青少年无法在与家长的相处中满足这些需求，那么手机可能就成为了替代性的途径，从而使青少年形成手机依赖。因此，本研究拟以手机依赖为干预重点，期望通过改善青少年家庭的互动模式，增强家长教养能力，促进青少年心理需求满足，减轻青少年的手机依赖程度。

(二) 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干预研究

当前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干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主要采用认知—行为模型的团体心理干预^[15]、正念训练^[16]、心理和运动干预^[17]等疗法进行干预。例如，基于认知—行为模型的团体心理干预能够有效缓解手机依赖问题，帮助大学生尽早摆脱对手机的过度使用，回归并保持健康的身心状态与生活方式。^[15]有学者通过８周正念训练发现，正念训练组在手机相关线索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对照组结果与前测没有差别，训练组对手机相关信息存在注意偏向且其机制为注意警觉，表明正念训练对手机依赖者的注意偏向有显著的干预作用。^[16]心理和运动干预治疗青少年手机依赖有较好的效果，可以增强手机依赖青少年的社会交往能力，改善其抑郁与焦虑症状。^[17]

学者们通过不同的治疗方法在青少年手机依赖干预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过往的研究更多以青少年个体作为干预对象。然而，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环境，也是青少年手机使用的重要场域。实际上，家庭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家长为青少年提供情感链接、行为规训以及榜样作用。有研究表明，家庭成员参与干预有助于依赖者在疗程结束后仍能保持干预的持久效果。^[18]因此，家长很有必要一同参与到干预服务中，通过干预提升家长的教养能力及亲子互动的质量，促进青少年手机依赖干预效果的稳定性及持久性。

(三) 多家庭小组工作在青少年手机依赖中的可行性

多家庭小组社会工作方法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糅合了家庭治疗与小组工作的工作手法，是将具有同一病理性问题的多个家庭联合在一起治疗的方法。多家庭小组工作的基本工作原理是个体的问题根源在于家庭，面临类似问题的家庭可以通过分享经验、提供建议和相互学习来改善家庭沟通、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进而发掘家庭内在资源去解决困难。多家庭小组工作在中国的文化适用性得到了一系列实证研究的支持^[19] ，已被广泛应用到青少年不同问题的介入中，如心理异常、药物滥用、网络成瘾等。

多家庭小组工作干预青少年手机依赖具有可行性。首先，多家庭小组工作能够改善手机依赖青少年的家庭关系、互动模式以及家庭亲密度。相较于一般青少年，手机依赖的青少年亲子关系较为薄弱，也更容易被父母拒绝或者得到消极的回馈。其次，多家庭小组工作能够满足青少年一些特定的心理需求，进而减轻他们对手机的依赖。现有研究表明，存在社交焦虑^[20]和社会支持较少^[21]都是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危险因素。而多家庭小组工作恰恰给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学习人际沟通和获取社会支持的平台。

总的来说，作为一种新型的干预方式，多家庭小组工作在青少年群体问题介入中采用的“个体—家庭”双重聚焦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干预青少年的手机依赖问题。然而，现有研究中尚未有运用多家庭小组工作介入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干预研究，而这正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开发、实施减轻青少年手机依赖程度的多小组干预服务，并采用准实验辅助质性方法来对干预服务的效果进行评估，遵循实证为本的干预理念来检验手机依赖问题能否得到缓解。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进行研究。一方面，根据准实验法将研究对象划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运用关于手机依赖、心理需求、教养能力感、亲子关系的量表对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各项变量进行干预前和干预后的测量，根据前后测的数据来评估研究结果。另一方面，通过访谈法和观察法收集质性资料，以补充信息来评估小组成效。

(一) 研究对象的选取

研究对象是具有手机依赖倾向的青少年及其家长。本研究与广州市两个社会工作机构开展合作，主要通过海报宣传、微信推文等方式公开发布招募信息，共有27个青少年参与报名并填写了手机依赖指数量表(Th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张斌等人指出在该量表的条目3，4，5，6，8，9，14，15中作出5个及以上的肯定回答即被视作手机依赖者。^[22]据此，有25个符合手机依赖指征的青少年通过初步筛选，被纳为潜在研究对象。结合潜在研究对象的参与意愿及参与便利性等因素，经社会工作者电话确认，最终有20个青少年及其家长成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其基本情况见表1。

本研究通过准实验配对的方式生成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和对照组均包含10个青少年及其家长，二者在青少年性别、年龄以及家长的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等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p > 0.05)。其中，干预组青少年平均年龄为11岁，男女比例为7∶3；对照组青少年平均年龄为10岁，男女比例为7∶3。干预组家长平均年龄为32岁，对照组家长平均年龄为31岁。

本研究严格遵循社会工作研究的伦理原则，尽可能在研究中做到知情同意、保密、自愿参与以及无伤害等要求。根据社会工作的伦理要求，笔者还在准实验研究结束后，为有意向的对照组中的青少年及其家庭提供了单节的咨询服务。

(二) 研究工具的选择

1. 手机依赖指数量表

手机依赖指数量表由Leung编制。^[23]该量表由青少年自己填写手机使用情况，共 17道题，采用5点计分，由“1”代表“从不”到“5”代表“总是”，包括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低效性等4个维度。^[24]为准确测量青少年手机依赖程度，笔者同时改编手机依赖指数量表作为家长报告青少年手机使用情况的评估工具。在本研究中，量表的克隆巴赫信度系数为0.91，具有良好的信度。

2. 心理需求满足量表

心理需求满足量表由Deci等编制。^[25]该量表由青少年自己填写心理需求满足情况，共21道题，采用7点计分，由“1”代表“完全不符合”到“7”代表“完全符合”，包含关系心理需求、自主心理需求、能力心理需求等3个维度。^[24]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信度系数为0.72。

3. 亲子关系密度量表

亲子关系密度量表由张锦涛等修订，分别对父子和母子的关系进行测量。该量表由青少年自己填写，共9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父子和母子关系越紧密。^[26]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信度系数分别为0.78(父子关系分量表)和0.91(母子关系分量表)。

4. 亲子关系量表

亲子关系量表由吴继霞等修订。该量表由家长填写，共26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由“1”代表“完全符合”到“5”代表“完全不符合”，包括理解沟通、苛责干涉、喜爱尊重、成长宽容等4个维度。^[27]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信度系数为0.88。

5. 教养能力感量表

教养能力感量表由Gibaud-Wallston和Wandersman编制，分为满意度和效能感两个分量表。该量表由家长填写，用于测量家长对自己具备教养孩子的能力的自我感知程度，采用4点计分，共12个项目。^[28]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信度系数为0.72。

(三) 干预小组的设计与实施

1. 理论依据

家庭系统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家庭成员的问题是由整个家庭不良的互动所导致的。^[29]根据这一理论，青少年手机依赖不能归咎于青少年个人，而要聚焦到青少年家庭，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亲子关系的影响。

Deci和Ryan基于心理需求的动力特性提出了基本心理需求理论，认为人类有三种基本心理需求：关系、自主和能力心理需求。^[25]手机恰好迎合了青少年的基本心理需求，当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心理需求满足受阻时，就会转向手机中的网络世界寻求替代性满足。亲子关系是关系心理需求的重要部分，当青少年在关系心理需求遭到阻碍时，会更多地使用手机以达到满足心理需求的目的。

干预设计以家庭系统理论和基本需求理论相结合作为干预理论的依据，期望通过构建良好亲子互动，促进青少年心理需求满足，提升家长教养能力，减少青少年手机使用时间，从而有效减轻其手机依赖程度。本研究突出小组干预与家庭治疗的优势，将家庭与小组工作方法相结合，运用于青少年手机依赖的议题，设计了“亲子同行，告别手机依赖”多家庭小组干预方案，其服务逻辑见表2。

变化理论模型描述了旨在产生积极干预结果的活动的因果关系链，是一个不断细化完善干预服务过程的逻辑模型。^[30]其中，青少年及其家长是改变执行者和目标受众群体，干预活动的内容本质是通过不同家庭之间及家庭内部亲子之间的互动分享来达成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中期效果是使家长能够吸收教育经验，提升教养能力，青少年能够增强合理使用手机的意识，同时改善亲子间的互动。长期效果是亲子互动的深入及改善，促进青少年心理需求的满足，帮助青少年减少手机使用时间，减轻其手机依赖程度。变化理论模型清晰地展现了多家庭小组干预服务中促使服务对象发生转变的各关键核心要素(如图1所示)。

2. 干预方案设计

(1)小组名称：“亲子同行，告别手机依赖”多家庭小组。(2)小组性质：成长、支持型小组。(3)节数：共6节(每节活动时长为60分钟)。(4)小组目标：提高青少年对手机依赖的了解，增强亲子间的沟通与互动，提升家长的教养能力，改善亲子关系，促进青少年心理需求的满足，减少青少年手机依赖（见表3）。

3. 干预实施过程

(1)第一阶段：第1—2次小组活动，建立关系及认识手机依赖。首先，社会工作者(以下简称“社工”)进行自我介绍并对多家庭小组活动的主要内容进行介绍，紧接着各家庭之间相互介绍。其次，社工带领各组员做热身操，包括手部活动、颈部活动、肩部活动和眼部放松4个动作，每个动作做8个节拍，使得组员身体放松下来，让组员逐渐融入到小组当中。然后，社工利用热身操中所活动到的身体部位引出手机这一个主题词，由此展开“什么是手机依赖”的介绍。在“手机依赖的危害与原因卡片对对碰”环节，社工就手机依赖的危害、原因等内容进行提问，让组员抢答。随后，社工介绍心理需求的概念，结合日常生活中的示例讲解，让组员对心理需求有一定认识。在“心理需求大满足”环节，社工讲解规则后，家长组和青少年组根据卡片内容分别作出反应。该环节结束后，社工进行总结并引出手机依赖与心理需求的关系。在制定“亲子协议”环节，亲子间根据模板讨论亲子协议的填写内容。在填写完亲子协议后，每个家庭轮流分享亲子协议，之后亲子间给予对方拥抱，并在其他家庭的见证下执行协议中的承诺。在经验分享环节，各家庭围绕青少年手机使用功能、如何干预青少年手机使用、孩子手机使用的家庭教育等主题分享经验，孩子们也从自己的角度分享了玩手机的原因、日常生活中因手机引起的家庭矛盾。最后，社工根据本次活动作了归纳与总结，并对各个组员的表现表达感谢与欣赏。

(2)第二阶段：第3— 4次小组活动，关于手机使用的亲子互动。在社工带领组员回顾上节“亲子协议”的内容后，首先开展“我要和你唱反调”热身活动，并引出日常生活中的亲子冲突，让组员认识亲子冲突是什么，以及关于手机使用引起的亲子冲突有哪些。其次，社工让每位组员回忆印象深刻的关于手机使用的亲子冲突，并轮流分享，从家长及孩子两个视角来看待亲子冲突。当一个家庭分享亲子冲突时，其他家庭能够给予反馈，并从新的角度看待亲子冲突，使每位家长和孩子获得重新思考的机会。然后，社工教授组员如何应对亲子冲突的三种情况及具体操作步骤，并结合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让组员进行练习。同时，社工也教授组员辨识有效沟通与无效沟通，认识有效沟通的不同方法及其运用方式。在“爱在‘信’中”环节，社工给每位组员发信纸和信封，让组员将想对一同参与小组活动的家庭成员说的话写在信纸上，并放进信封当中，交给社工。最后，社工对本节内容进行整体回顾，对每位组员表达欣赏，组员间也相互给予鼓励。

(3)第三阶段：第5—6次小组活动，亲子关系构建及总结。首先在社工回顾上节内容后，进入“默契大挑战”热身环节，社工围绕亲子日常生活来提问，以增进亲子间的了解。随后的“乒乓球大作战”活动更是拉近了亲子之间的距离。其次，在“优点大爆炸”活动中，各组员轮流说出自己的优点，其余组员依次补充。通过这一环节家长与孩子能够从其他组员口中倾听到自己家庭成员的优点，从而赋予对方新的认识。然后，在“我理想中的家”环节，组员表达了对家庭的期待。在互拆信件环节，家长及孩子拆开写给对方的信并且读给对方，相互表达爱与关心，以及对手机使用的想法和改变的决心。最后，社工对整个活动的内容进行总结，并对每位组员表达欣赏。组员之间也表达欣赏及相互给予力量，在赞赏中让每个组员的进步都得到大家的肯定和认可。

四、研究发现

本研究采用SPSS23.0统计软件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对组员各变量前后测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和配对样本t检验。同时，将干预结束后组员的访谈资料作为补充，以此来考察“亲子同行，告别手机依赖”多家庭小组工作的干预成效。

(一) 组别间各变量基本同质

采用非参数检验的双独立样本检验分析组别间的青少年性别及年龄；家长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的差异性，曼-惠特尼U检验的结果显示均无统计学差异(p > 0.05),说明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各调节变量基本同质(见表4)。

对不同组别的各个变量前测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以此来检验组别间数据的同质性。在方差齐性检验中，检验结果显示所有p值均大于0.05，表明各变量基本同质(见表5)。

(二) 干预后青少年手机使用时长减少

干预后，由干预组青少年本人报告的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平均每人比干预前减少近40分钟，由父母报告的青少年每天手机使用时长平均每人减少近30分钟。由此可见，无论是青少年本人报告的情况，还是其父母报告的情况，在干预后，青少年手机使用的时长都明显减少。

(三) 干预后多个变量取得明显改善

从青少年自评手机依赖程度得分来看，干预组的青少年手机依赖程度有所减轻。有7名青少年组员手机依赖程度得分下降较明显，其中A6组员下降8分，干预组青少年手机依赖程度得分平均每人下降4分。而对照组的青少年手机依赖程度变化较为波动，甚至部分青少年手机依赖程度加剧。

在父母报告的青少年手机依赖程度得分中，干预组也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且下降的幅度更为显著，青少年手机依赖程度得分平均每人下降10分；而对照组的变化是一部分人呈现加剧趋势，一部分人呈现下降趋势，变化甚微。

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了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各变量后测得分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见表6）。结果表明，由青少年报告的亲子关系这一变量得分存在显著差异(p < 0.05)，说明干预组该变量的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由此可推断出干预组中的青少年在接受干预后，其亲子关系有比较明显的积极变化。

组别间各变量得分的配对样本t检验的分析结果显示（见表7），干预组由青少年报告的手机依赖、心理需求、亲子关系变量及由家长报告的手机依赖、亲子关系、教养能力变量前后测得分差值具有显著差异(p < 0.05)，其余的变量不具有显著差异(p > 0.05)。由此可以推测出干预组在接受干预后，青少年组员自身心理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亲子关系有所改善，手机依赖程度减轻；家长组员则认为自身的教养能力得到了提升，并改善了亲子关系。

(四) 组员对小组活动的反馈

通过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从组员的反馈中评估多家庭小组工作的干预成效。组员的反馈分别从青少年组员、家长组员和亲子关系三个方面详细阐述活动为组员带来的改变，可据此评估小组活动的干预效果。

1. 青少年的具体变化

(1)青少年合理使用手机意识提升。在小组活动的第一个阶段，活动围绕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危害、原因展开，从青少年及其家长的反馈可以直接看出，他们开始逐渐意识到手机依赖的危害，以及控制手机使用时间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参加小组活动后青少年合理使用手机的意识有所提升。

我学到了不要依赖手机，要懂得控制时间。(A6)

孩子知道了手机或者电子产品对他的害处有哪些，为什么他会沉迷于这上面。他在参加了第一次小组活动后，起码有一点时间观念了，知道不能这么长时间玩手机。(A8-P)

(2)青少年手机使用行为改善。参与小组活动后，青少年手机使用行为有所改善，具体体现在手机使用时间减少、在约定时间内自觉归还手机给家长、手机用途转向学习等方面。

参加这个活动后，孩子还是有些变化的，比如玩手机的时间快到时，他的反应还是比较快的，能够马上停下来去学习或者干别的事情。(A3-P)

孩子在时间管理方面可能比以前稍微进步了一点，以前就是一拖再拖，但是他现在就不会像以前那么“老赖”了。(A5-P)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学会控制玩手机的时间，之前玩手机的时候，我妈不叫我的话，我是不会把手机还给她的，现在我基本没有这种行为了。(A5)

2. 家长组员的具体变化

(1)家长的教育观念发生积极转变。通过不同家庭间的相互沟通，部分家长组员关于手机使用的教育观念发生了积极的转变。比如，更加尊重孩子的想法，给予孩子自由的空间来独立处理问题，给予孩子更多鼓励。

还是要把孩子当成一个小大人，要尊重他的想法。(A7-P)

我要换一种方法跟小孩相处，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和选择权，培养他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A8-P)

有的家长认为，组内其他家长组员的教育观点给了自己很好的启发。有的家长对其他家长的教育观念表示不认同，但正是因为二者之间的碰撞，使其更加明确哪些教育观念更适合自己的家庭，从而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教育模式，我看到有的家长更多是那种鼓励式的教育，和孩子相处成朋友一样的关系。我觉得这样挺好，很值得去学习。(A3-P)

每个家长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虽然有些理念我不认同，但不同的教育理念也能与自己的教育想法形成一个对比和参照，使我更坚定自己的某一些想法。(A7-P)

(2)家长的教育技巧得到提升。通过关于手机使用的亲子冲突和亲子沟通主题的小组活动，家长组员学习到了很多沟通技巧，并尝试运用更有效的方法与孩子沟通。

在使用手机上还是要跟孩子好好说清楚，这算是双方的一个承诺，就是允许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自由度，让他遵守承诺就好。(A7-P)

从孩子的反馈中也可以看到家长在小组活动后，开始尝试改变对青少年手机使用的教育技巧。例如，家长会给予孩子在规定时间内的手机使用自由，并运用提醒的方式让孩子注意时间。

我妈妈有时候看到还剩15分钟，就会喊出15分钟，告诉我马上就要到时间了，不要再开(新游戏)，再开必须保证好时间，(因此)我就没有开一把新游戏了。(A6)

(3)家长的教育行为得到改进。家长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教育观念上，还体现在其具体的教育行为方面。比如，倾听孩子的心声、调整心态、与孩子更好地相处等，从孩子的视角也能体会到家长教育行为的改变给孩子带来的影响。

这个活动挺好的，给我带来很大启发，就是不管对错，必须静心聆听孩子的表达，多听他们表达自己的感想。(A5-P)

参与活动后，我自己在跟孩子相处的心态和方法上，都有不一样的想法，一直在调整自己的状态。(A8-P)

她(母亲)没有像之前那么暴躁，能够坐下来陪我们俩聊天，聊了好久，以前基本都没有这种情况，我觉得很开心。(A5)

3. 亲子间的变化

(1)亲子有效沟通得到提升。在第二阶段的活动中，社工通过案例情境让各组员将学到的沟通技巧进行练习，以此促进亲子的有效沟通，这从各位组员的反馈中得到了验证。

上次我跟我妈在活动中把自己的心里话都讲出来了，把憋了很久的事情都说出来了，就释怀了。(A5)

我是一个性子比较急的人，以前我不怎么跟孩子沟通，老是觉得他们在不停地狡辩，参加完活动后觉得自己多了一些耐心。(A6-P)

平时我在家里可能更多是用谴责孩子的方式进行沟通，而在活动里更多是一种对话沟通的方式。特别是亲子协议活动，家长和孩子一起去协商玩手机的问题，我就觉得挺好的。(A4-P)

(2)亲子关系得到改善。通过参加多家庭小组活动，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双向互动得到明显改善。

我和妈妈的关系变得更好了，不会像以前那样，一言不合就吵架了。现在她会体谅我，我也会体谅她。(A5)

在某些问题上，能够让孩子了解家长的出发点，也能够让家长了解孩子的某些想法，这对于亲子关系的改善来说还是非常有帮助的。(A7-P)

五、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多家庭小组工作方法给予了服务对象充分的互动机会，大家围绕各个家庭的共同难题相互分享经验，一同找到解决办法，这无疑超越了过往的青少年手机依赖干预研究将焦点更多聚集在青少年个人层面的思路。本研究表明，干预组服务对象相较于对照组有明显改善，干预组青少年组员的心理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家长组员教养能力得到一定提升，亲子关系更加和睦，青少年手机依赖程度显著减轻。

在家庭系统理论的指导下，社工不局限于青少年本身，而是聚焦于手机依赖青少年的家庭，以家庭为切入点，更多地关注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也关注到了不同家庭之间的互动。多家庭小组工作方式促进了不同家庭之间的交流互动、经验分享、相互支持，同时通过各种活动使青少年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合理使用手机的意识，逐渐减少手机使用时间和减轻手机依赖程度。家长作为关键主体对减轻青少年手机依赖程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社工在小组活动中分享的知识及技巧和不同家庭交流的经验及现身说法，转变了家长的教育观念，提升了家长的教养能力，促使家长在孩子的手机使用这一教育议题上找到合适的方法。

多家庭小组活动的成效不仅体现在青少年及 其家长的改变上，其对于改善亲子关系也有明显的成效。在家庭系统理论的指导下，社工在方案中设计了很多亲子互动环节，传授了亲子互动的技巧，从而促进了亲子互动不断增加，逐渐改善了亲子关系。这更是促进了青少年心理需求的满足，从而使其手机依赖程度进一步减轻。在家庭系统理论与基本心理需求理论指导下，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多家庭小组干预方案作为一种新的探索和尝试，取得了一定成效。相较于直接将手机依赖界定为行为问题而言，该方案尝试将青少年手机依赖作为互动及关系的结果，将青少年放入手机使用的“情境中”和“场域中”，这为青少年手机依赖的社会工作干预提供了新的方向。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样本的代表性不足，样本量较小且分布较为集中，大部分是来自于广州市某区的流动青少年，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干预方案对其他城市地区或农村地区青少年的适用性和推广性；同时，参与到干预活动中的更多是女性家长。未来研究可以增加样本量，并更多地让男性家长也一同参与进来，以此验证干预方案更广泛的适用范围。其次，缺乏较长周期的干预追踪成效评估。由于受现实因素的影响，问卷的追踪难度大，未能持续追踪青少年干预三个月后手机使用情况的变化。未来研究可以延长干预和评估周期，以此验证干预成效是否具备持续性。

(二) 对社会工作的启示

本研究验证了多家庭小组工作方法的有效性，对社会工作实践在如何解决青少年手机依赖这一议题上发挥作用具有启发性，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强调推动家庭参与来干预青少年的手机依赖问题。家庭是青少年手机使用的重要场所，青少年的手机使用涉及家庭关系、家庭教育等问题，其背后复杂多样的家庭原因对该问题具有深刻影响。过往研究认为治疗青少年物质依赖最彻底的方式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干预。^[17]这启发社会工作除了聚焦于青少年自身的改变，还可以考虑推动青少年家庭的参与，在干预设计时强调家庭参与的力量，激发家庭参与的兴趣及积极性，尝试改变青少年家长的养育态度，提高他们的教养能力，促进家庭功能更好地发挥。

其次，多家庭小组工作是青少年手机依赖的一种有效干预手法。作为新的干预方法，多家庭小组工作能够帮助家庭成员从多角度去理解对方的困难、互相交流及提供支持，并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解决青少年手机依赖问题的探讨上，各个家庭可以相互借鉴、相互交流，从而在多个层面上更深层次地觉察自身问题。以后可以进一步探讨多家庭小组工作运用于青少年手机依赖议题的实践证据，发展出更具适用性和有效性的干预实践方案。

最后，发挥家校联动、整合家校资源来干预青少年手机依赖问题。社工要把家庭和学校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充分调动家庭和学校系统的力量来介入青少年的手机依赖问题。社工可以借助驻校项目开展学生手机使用情况的调查，分析其手机使用情况的特征、依赖程度及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更深入地了解学生手机依赖的现状，为小部分手机依赖学生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治疗服务，并尝试开发家庭、学校和社会合作项目来预防学生产生手机依赖问题。

(本研究曾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2023年会暨“社会服务理论与实践前沿：项目设计与评估”的分论坛汇报，得到了南开大学吴帆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周晓春副教授以及南京理工大学刘江副教授的宝贵意见，在此致谢，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