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近年来，社会企业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有了长足发展。但关于其概念和定义，学界一直众说纷纭。安东尼•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中提出以社会企业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建议。^[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社会企业是同时利用市场和非市场资源让低技术工人重返工作岗位的组织。^[2]狄兹将社会企业看作是纯慈善与纯营利之间的连续体。^[3]总体来说，学者们都认为社会企业兼具企业和社会服务组织的双重身份，以经营性收入来实现其社会公益目标和自身发展。^[4]但其中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如社会企业的投资收益必须锁定，还是可以有限分红？投资人是否有权处置自己的投资及其权限大小？经营所得和社会筹资等收入是否应当遵循一个明确的比例？等等。^[5]毋庸置疑的是，社会企业与社会发展、社区治理等具有天然的紧密联系，因此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背景下，社会企业逐渐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以成都市为例，许多社会组织和企业2010年就开始尝试向社会企业转型，而当地政府自2018年便开始大力推动社会企业的培育和管理工作。不少社会工作者敏锐地发现，社会企业模式可帮助社会工作机构减少对单一资助渠道的依赖，增强自身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拓宽发展道路，因而开始探索如何将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企业这两种不同的组织形态结合在一起。^[6]对这些探索和实践过程进行研究，提炼和总结其中的宝贵经验，解决其中存在的困惑和挑战，无疑对进一步扩大社会工作专业影响力，推动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梳理文献时，笔者发现相关研究还较为匮乏。诚然，专门研究社会企业的文章比比皆是，研究非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间相互关系的文章也屡见不鲜。但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作为非营利组织之一的社会工作机构却甚少见于社会企业的关联研究中。2023年6月，笔者以“社会工作”和“社会企业”作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篇名时，仅发现6篇相关论文，发表时间从2014年直至2021年。而且在这6篇论文中，除了马凤芝提出引用社会企业模式来补充社会工作介入策略^[7]之外，其余5篇关注的都是社会工作机构向社会企业转型的问题。总的来说，研究重点还是放在社会工作机构的“社会企业化”这一角度上。但实际上，除了社会工作机构“社会企业化”外，也同样存在社会企业的“社会工作化”。这两种现象其实都体现了社会工作和社会企业融合发展的实践。而这种融合不仅可以表现为两者组织性质的互相转变，还可以表现为社会工作自身所独有的专业理念与伦理及价值观、专业方法、组织结构、社会工作者、专业相关资源等一系列因素在社会企业运营中的融入。因此，仅仅从组织身份层面进行研究是不够的。同时，从主体角度来讲，无论是“社会企业化”，还是“社会工作化”，组织都是以社会企业的身份作为运营或转型的外在主要体现形式，而社会工作则更多体现为专业理念与伦理及价值观、专业方法等在社会企业中的应用。这两种现象实际上都反映了社会工作以系统化的专业形式融入社会企业运营的尝试。

社会企业本身就存在一定程度的二元价值对立。它除了与社会工作近似的 “社会服务”属性外，还具有“市场”和“营利”等企业属性。在社会企业的实践中，社会服务属性和企业属性本身就会产生一定冲突。而当社会工作和社会企业融合发展时，往往又进一步增强了组织的社会服务属性，从而产生了新的不平衡。要实现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的目标，就必须将社会工作自身的专业理念与伦理及价值观、专业方法、组织结构、社会工作者、专业相关资源等因素在运营中与社会企业形成有机协调的统一整体，实现二者功能上的互补与平衡，将矛盾和冲突降低到最小状态，有效推动组织发展。否则，该实践过程就会表现为社会工作和社会企业各自特点和功能的简单叠加，只能被视为一种嵌入甚至是嵌合状态，而使社会工作自身的专业主体性发生异化，不能有效发挥出社会工作的价值和功能。

因此，本文拟以成都市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的实践为例，在分析其现状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促进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的发展。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成都市政府2018年便开始大力推动社会企业的培育和管理工作，在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方面，许多社会组织和企业已经进行了不少有益的尝试。因此，关于研究对象的界定和选取，本文以成都市政府的政策性文件作为主要参考标准。2018年，成都市出台了《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8]2021年，又在该文件的基础上制定通过了《成都市社会企业培育发展管理办法》。该办法将社会企业定义为“经企业登记机关登记注册，以协助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社会治理、服务特定群体或社区利益为宗旨和首要目标，以创新商业模式、市场化运作为主要手段，所得部分盈利按照其社会目标再投入自身业务、所在社区或公益事业，且社会目标持续稳定的特定法人主体”，试图认证为社会企业的组织需通过“成都市社会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提交申请并经由第三方组织进行评估，该平台由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建立。^[9]从认定实践来看，该平台对社会企业的界定强调的是社会目标明确和自身造血能力的可持续性，在分红、资产锁定、财务等方面并没有严格限制和明确规定，仅强调社会企业的信息公开要高于一般企业的透明度。2022年6月，本文的研究项目启动时，该平台已认定的社会企业为39家。 ¹笔者另外又找到6家未参与认证，但其运营模式总体遵循《成都市社会企业培育发展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社会企业，再从这45家社会企业中选择出12家与社会工作有关的企业进行研究，其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根据研究的便利性和现实条件，笔者从这12家中挑选出4家社会企业F、G、J、K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案例研究法进行深入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之一，案例研究法主要适用于三种情况：第一，主要问题为“为什么”或“怎么样”；第二，研究对象较为复杂，存在较多的变量，且作为正在发生的事件不断产生变化；第三，研究者需要尽可能深入了解研究对象，以探寻其内部规律。案例研究不同于单纯的民族志或扎根理论等质性方法，它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综合使用访谈、观察、文献分析等各种质性乃至量化研究手段，并以“三角检验法”(triangulation)对所获取的资料进行交叉检验。因此，在本文的研究设计中，笔者通过参与研究对象的项目开发和执行工作、提供督导咨询等方式了解其日常运营情况；通过调阅研究对象相关管理文件、会议记录等文本资料进行文献分析；同时，在这4家社会企业中，按高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一线员工3个层级分别选取了1—2位工作人员，共16位访谈对象进行结构式访谈。经访谈对象同意后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并在5位受过培训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协助下，将访谈录音转换为文本信息。根据观察记录和文献资料对比检验访谈材料的内在一致性之后，笔者按照专业理念与伦理及价值观、专业方法、组织结构、社会工作者、专业相关资源等5个不同维度的主题，对观察记录、文献资料和访谈材料进行编码处理。随后，按照相应的主题对4家社会企业进行对比分析。在得出初步结论后，通过对剩余8家社会企业的公开资料进行文献分析，有针对性地选取其中4家社会企业作为补充研究对象，并联系其中2家社会企业B、C的高层或中层管理者进行结构式访谈，对初步结论进行验证。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三、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的现状分析

在具体讨论12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企业之前，笔者将先对由成都市社会企业综合服务平台认定的39家社会企业及非平台认定的6家社会企业，共计45家社会企业的经营范围进行总体性描述。公开资料显示，这45家社会企业的经营范围分布于养老、环保、文旅、家政物业服务、医疗、农业商贸、教育、餐饮等多个领域，而养老、家政物业服务、教育、环保和农商是社会企业的主要从业方向。 ²实际上，部分领域存在业务交叉，比如养老和医疗业务、家政物业和养老业务等，但在本文中皆根据其主营业务进行单独归类。从开展服务的地域空间上来看，除了2家社会企业的经营活动与社区无甚关联外，其余43家社会企业都主要针对城市社区或农村社区开展服务或提供产品。这一特点凸显了社会企业与社区的紧密关系，同时也在多方面形塑着社会企业的发展战略和路径。^[10]在这45家社会企业中，有12家企业的业务与社会工作相关，其业务主要分布在养老、教育、家政物业和环保四大领域。笔者前期所研究的4家社会企业均以儿童教育作为主营业务，后期补充研究的2家社会企业主营业务为养老及环保科技、资源回收。从社会企业与社会工作的渊源来看，本文的研究对象大致分为三种情况。第一，强关联，即社会企业由社会工作机构转型而来，同时企业创始人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或从业经验。第二，中等关联，即企业创始人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或从业经验，同时组织最初以企业而非社会工作机构的形式创立。第三，弱关联，即企业创始人不具备社会工作专业背景或从业经验，仅仅对社会工作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与认识，同时组织最初以企业而非社会工作机构的模式创立。

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强关联背景更有利于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有效推动组织发展；而关联度越弱，社会工作越难以与社会企业形成有机系统，只能以嵌入或嵌合的形式发挥部分功能，这甚至可能会加剧组织内部的紧张和冲突状态；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具体表现在专业理念与伦理及价值观、专业方法、组织结构、社会工作者、专业相关资源等方面的融入上。

(一) 社会工作理念、伦理和价值观的融入现状

社会工作具有关于自身、服务对象、从业者和社会的独特价值体系。而社会企业也有服务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的公益属性。因此从广义上说，二者的理念和价值观天然存在某种程度的共鸣^[11]，但这种界定过于宽泛。因此，本文所指涉的理念、价值观融入意为：社会企业既能在组织的章程、理念、愿景描述、战略规划、对外传播中，明确提及社会工作的概念及相关专业价值体系，又能在产品或服务设计、日常运营以及内部行政管理中，表现出对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的理解和贯彻。例如，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强调尊重与参与，而要在企业运营和管理中体现此类价值，就需要更多地倾听客户或员工的意见，重新设计服务及管理流程。因此，社会工作理念和价值观的融入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组织的管理成本，降低运营效率。但也可能通过增加内部认同感和凝聚力来减少管理成本，以及通过获得客户群体的认同和美誉度来提升运营效率。在实践中，其作用难以确定，对社会企业决策者和管理者的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

社会工作具有一套专业伦理体系，如诚实、案主自决、保密、知情同意、个别化等原则。专业伦理的融入体现在社会企业的业务运作模式是否与其协调一致上，以及员工是否了解并能真正践行管理层明确要求的与社会工作相关的伦理准则。在市场化企业的行销环节，常出现销售人员诱导客户做出决定、为节约成本而私自降低服务标准等现象。如果在社会企业中出现这些行为，都是背离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体系的表现。

本文发现，在价值观层面与社会工作中等关联或弱关联的组织，对社会工作价值观的理解并不深入，常常处于“口头提倡，但并未身体力行”的状态，而与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相比，其对专业伦理的了解更少。而即便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也有可能迫于市场压力而将专业伦理置于次要位置。

我们对外宣传和对内倡导的都是基于社会工作的价值观来设计项目。比如，在策划和开展儿童活动的时候，要沉下心来给孩子们更多独立参与和表达的机会，这也是我们项目的核心理念。但实际上这很难实现，因为时间有限，人手有限，要真正按设想来开展活动根本不现实。如果这样做，每个月能带几场活动？覆盖多少人？本来活动收费就不高，这样做的营收状况跟原来做公益组织所能获得的项目资助没什么区别，那我们变成社会企业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访谈对象S1，来源于案例企业J)

我以前学工程造价，后来在这个公司主要做项目管理。当老板提出做社会企业的想法后，内部培训过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及伦理，跟社区打交道的时候也需要使用一些社会工作的专业话语，不然我们跟别的纯商业性质的公司就没区别了。但总的来说，具体做的事情还是跟原来纯商业性质的公司差不多。(访谈对象S16，来源于案例企业C)

与社会工作的渊源为强关联的，比如社会企业G，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和伦理的融入状况较好，但同为强关联的社会企业F却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状态。和社会企业G一样，社会企业F的决策者及半数以上的骨干员工都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或从业经验。与其他社会企业员工对专业价值观和伦理了解有限的情况不同，社会企业F的员工了解且有意愿在工作中践行专业价值和伦理，但却时常面临其与工作任务和绩效要求的冲突。

(二) 社会工作方法的融入现状

社会工作方法包括直接服务方法和间接服务方法两大类。这里所讨论的主要为直接服务方法，也就是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方法在社会企业中的融入状态。理想的融入状态是多数员工都能了解或掌握一种或几种社会工作方法，并能运用其来开展工作，实现组织目标。

笔者研究发现，以特定人群为服务对象如儿童教育类型的社会企业对社会工作个案、小组等方法有较多需求。这些方法可以直接应用于社会企业的具体项目，以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品质，或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而与竞争者区别开来。但如果组织决策者对社会工作的理解和认同度有限，则更多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出发，将社会工作方法机械地嵌入一线业务。

市场上同类型的亲子教育产品有很多，要做出特色，就要真正体现出产品的差异化，建立起品牌区隔度。如果借鉴社会工作个案、小组工作的理论和操作模式，就能够获得家长群体认同并直击用户痛点。可以把这种做法理解为某种能够创造溢价的跨界。(访谈对象S12，来源于案例企业K)

项目如果要真正体现战略上的要求，就得找合适的人来执行。我们过去主要做赛事和体育项目，虽然我也了解一些社会工作和公益服务知识，但落实到具体实践层面，我的能力还是很不够。所以我们要找的执行者必须具备相当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不然项目运营就难以体现出社会工作的特点。(访谈对象S4，来源于案例企业J)

在上述情况下，社会工作方法谈不上真正融入到组织之中。决策者对社会工作方法的评估主要依据其是否有助于创造经济价值，而并非提升服务能力。一旦发现有更好的替代性选择，他们也可能放弃使用社会工作方法。而对社会工作理解和认同度较高的组织决策者，如社会企业G和F则更倾向于努力将社会工作方法和主营业务方向协调起来，只不过社会企业F因为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而没有真正实现这一点。

在后期对社会企业B和C的访谈中，笔者注意到当社会企业的业务需要与社区发生联系时，组织则更看重社会工作社区工作方法的技巧和能力。比如社会企业C的负责人就直言不讳地讲，他之所以通过成立独立的社会工作机构来参与社区事务、进行社会倡导、减少进入社区时的障碍，是因为其企业战略植根于社区居民的参与合作，而企业和外来者的身份会招致怀疑。许多社会企业的业务场景都植根于社区，因此类似的现实困境是部分社会企业引入社会工作的主要动力之一。^[12]但如果仅停留于“进入社区，为社区所接纳”的层面，则社会企业更看重的是社会工作的“招牌”和社会动员、策划、倡导等一系列社区工作方法，而较少对社会工作方法的全面应用产生强烈的需求。

由此可见，社会企业与社会工作关联度强弱对社会工作方法的融入情况有较为明显的影响，而该影响主要是受到决策者认识和态度的左右。此外，社会企业业务形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工作方法的使用和融入。

(三) 组织结构上的融入现状

组织结构决定或影响其财务预算和审批、业务安排、命令传达和信息输送、指挥和监督的层级和链条、绩效评估及考核、人事调动任免等多方面工作。^[13]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在组织结构上大体分为5种模式，其作用和影响也有明显的区别。第一，员工直聘模式，即社会企业直接聘请个别社会工作者在企业内部工作。第二，职能部门模式，即社会企业在内部组建专门的社会工作部门，或某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以社会工作者为主。第三，名义事业部模式，即社会企业和社会工作机构表面上各自独立注册，但实际上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组织内的员工随时根据情景和业务的需要而转换自己的身份。第四，战略事业单位模式，即社会企业和社会工作机构各自分开设立，成为内部结构完整的独立部门。社会工作机构享有较高的财务权和人事权，与社会企业互相购买服务，但都服从集团统一的战略安排，并在日常运营中紧密配合、互相协作。第五，混合多元化模式，即采取和战略事业单位模式类似的组织架构，但社会企业和社会机构的日常业务缺乏统一的战略安排和协作，各自根据自身的愿景和需要独立发展，仅在历史渊源、创始人纽带和部分业务领域存在某些关联。

以上5种组织结构模式体现了管理学中权变理论的特点，即通过灵活调整组织的内部结构来适应外界环境，并尽可能获取资源与合法性，提高组织效率和灵活性。^[6]

首先，在各种模式中，员工直聘模式和职能部门模式较为相似。通过对社会企业J和K的研究发现，社会企业的决策者选择该类模式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认可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和实务能力，但又对其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解。二是因财力和精力有限，不能建立独立的社会工作机构。三是对社会工作持工具理性态度，将社会工作的参与作为解决具体业务问题的方法。在这两类模式下，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更容易受到来自商业目标考核的压力影响。

其次，组织采取名义事业部模式往往是因为组织资源有限，无法负担运营两个独立组织的成本，或者是领导者认为组织的商业和社会服务活动都相对简单，可以用同一套班子来开展工作。该模式的优点是灵活高效，节约资源，而缺点是员工的工作压力较大，且更容易受到组织定位和自身价值观冲突带来的困扰。

我们同时注册了企业和社会工作机构，但都是同一批员工，相当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对社区主要强调社会工作机构的身份，对服务对象和员工则更强调企业身份。毕竟如果我们打算不依靠项目经费的话，就要靠营利性的服务收费来维持运营和发展。所以我们会告诉服务对象，机构需要靠收费来生存，只不过费用标准是中低收入家庭可以接受的水平，而且在这样的费用标准下，我们还能比纯商业机构提供更多的价值。(访谈对象S5，来源于案例企业F)

最开始我也认同机构同时以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企业的身份运营，但时间一长，我也说不清自己从事的到底是不是社会工作。因为除了挂着社会工作机构的招牌外，我们完全按照企业的模式运营。名义上我们有社会工作机构的组织架构，但实际上并没有按照这个架构运营，我们日常考虑更多的是销售收入、复购率、销课情况等。目前工作的机构与我以前所在的社会工作机构相比很不一样，其实就是企业……我不太能接受这种氛围，可能会考虑离职。(访谈对象S6，来源于案例企业F)

再次，在12家社会企业中，有6家均采用了战略事业单位模式，社会企业G是其中的代表。该模式的特点是“形分实合”，社会工作机构负责人另行开设社会企业，或社会企业负责人另行开设社会工作机构。二者各自具有独立法人身份，但在业务、人事和财务上密切相关，并服务于组织的整体战略安排。这类社会企业一般实力较强，能负担两套平行组织的运营成本。如社会企业B，其自身作为社会企业存在，但创始人又开办了独立的社会工作机构和私立医院。社会企业向社会工作机构和私立医院购买服务，并互相配合开展关联性较高的各种养老服务项目，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格局。不仅如此，该社会企业还发起成立了基金会，并利用基金会将更多的社会资源整合到组织的战略布局和日常运营中来。

我们可以在公益性的养老院里提供营利性的医疗服务，但全由一个公司来做不太好，所以还是考虑分开运营。养老院专门做养老，社会工作机构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社会工作服务，毕竟除了养老之外，老年人还有精神、心理、社交等各方面的需求。而医院专门负责医疗、健康和体检，基金会专门负责募集资金。开展这些工作都是为了老年人服务能正常运转，需要互相配合的时候，养老院、医院、社会工作机构之间也好协调。(访谈对象S15，来源于案例企业B)

由此可见，战略事业单位模式中的社会工作机构单元和社会企业单元既保有较高的独立性，又需要在战略层面和业务层面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领导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社会企业和社会工作机构互补互惠，达到“鱼和熊掌兼得”的效果。如社会企业E，成立物业公司在前，成立社会工作机构在后。其成立社会工作机构的主要目的便是希望依托社会工作服务来化解居民与物业的矛盾，形成物业商业运营的缓冲机制。此后，该企业逐渐形成独特的物业服务模式，并打造出自身的品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市场竞争力。是否采取该模式与社会企业和社会工作的渊源关联度关系不大，更多是出于组织战略安排和自身实力状况的考量。

最后，组织采用混合多元化模式往往是因为领导者对社会企业和社会工作的理解较为有限，缺乏清晰的战略指导，资源也相对匮乏，其更偏向于机会主义。一方面，组织领导者意识到可以通过该模式发挥二者所长，避开二者之短。但另一方面，又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指引，所开办社会工作机构无法和社会企业形成有效合力，而是各自为政。从某种意义上讲，混合多元化模式可视为一种不成功的战略事业单位模式。社会企业D是12家社会企业中唯一采取该模式的组织，其主营项目是养老服务。但其下相关社会工作机构却承接了大量与养老关联不大的社区服务项目，看似在努力拓宽业务范围，实际上各类资源却并没有形成有效链接。

综上所述，采用何种组织结构与社会企业和社会工作的关联度有一定关系，但更多受到组织实力、运营状况和决策者战略的影响。在战略事业单位模式下，社会工作拥有更多的权限和空间，但其与组织整体的融入情况则受到决策者战略定位的影响。

(四) 社会工作者的融入现状

专业社会工作者在组织中所处的层级有三种情况：一是高层级，如社会企业的创始人、决策者或高层管理者具备社会工作背景；二是中层级，也就是具备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员工身为社会企业的中层管理者，或身为战略事业单位模式组织下属的独立社会工作机构负责人；三是低层级，即仅有一线员工具备社会工作专业背景。

笔者研究发现，一般来说，社会工作者在组织中的层级越高，越有利于社会工作在发展战略、理念和价值观等宏观层面融入到社会企业当中，而创始人、决策人层级的影响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其身份认同和角色定位直接影响组织战略，并经由战略形塑组织与社会工作在各方面的融合程度。^[14]

我从事社会工作多年，还是希望能把社会工作的模式和特点真正带进企业中。赚钱并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把事情做好了，钱自然就有了。但怎么才能把事情做好？我认为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的初心是很重要的。怎么在企业的愿景、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产品开发等各个方面把社会工作融入进去，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研究和实践的事情。(访谈对象S9，来源于案例企业G)

我觉得这个机构(G社会企业)和我以前待过的其他机构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机构创始人是真的用心在做社会工作，这也体现在对团队氛围的影响上。其实以我现在的能力，完全可以在企业里找到薪酬更高的工作，但相较于企业里常见的办公室氛围，还是这里的氛围更好。……关于具体项目的选择，不符合社会工作价值观和伦理的项目，我们是不会推进的，机构创始人会亲自过问这些事情。(访谈对象S10，来源于案例企业G)

而中层级的社会工作者则对组织的相关决策具有一定影响力，同时可以在自己所负责的业务范围内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对其他部门乃至组织整体产生溢出影响。但其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决策者层级对社会工作的认识、对组织的战略安排、对下授权程度以及中层级社会工作者自身的能力和专业性。其中，决策者的认识和战略安排起主要作用。

至于低层级的社会工作者，更多是被动地根据组织需要完成各种工作任务，其专业性的自主发挥空间相当有限，基本谈不上有助于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的实践。这一点从其他研究中也能得到证实。^[15]

(五) 社会工作相关资源的融入现状

企业的存续需要一系列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持续投入，而这些资源都需要从市场中购买，并经重新组合和加工后产生增值。社会企业与一般企业相比具有特殊性，即其运营所需资源并非全部来自于市场交易，而是来自于多方主体的赠与或非现金交易形式的服务互换(以下简称“非市场资源”)。这与社会企业服务于公益和社会的定位是分不开的。因此，大多数社会企业会以强调自身公益属性的方式去主动开发非市场资源，增强自身的经营能力。不过，其企业身份对获得这些非市场资源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这使得社会企业的经营出现了大量模糊地带，也遭遇了不少冲突和争议。^[16]为解决该问题，可供社会企业选择的策略包括：财务信息透明化并承诺投资人不获利原则；向少数已建立信任关系的合作伙伴寻求非市场资源；以社会组织身份寻求非市场资源，模糊或淡化企业身份。从实践来看，基金会、社会服务组织，特别是社会服务组织中的社会工作机构都是社会企业可能的尝试方向。这也是许多社会企业注册社会工作机构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工作机构身份可带来的非市场资源非常广泛，具体包括七类。第一，货币资源，其中包括以争取政府项目和专项资金招投标的方式获得货币资源，或以基金会的方式链接货币资源。社会企业E所开设的社会工作机构在2020— 2022年不到2年的时间内，累积中标的社区服务项目资金达60万元以上。社会企业B发起成立了基金会，再通过基金会资助旗下社会工作机构的方式来获得货币资源。社会企业L通过基金会资助方式解决了大部分的日常运营成本。实际上，已经有学者提出“政府支持+企业化经营+公益目标”可能是最适于社会工作机构转型为社会企业的运作模式。^[17]第二，物力资源，如以社会工作机构身份获得社区、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捐赠或低成本授予的各类实物物资。第三，场地资源，如无偿或低偿使用活动场地。社会企业G的战略便是利用各社区的闲置场地开展托育服务，同时承诺以费用减免、利润回馈等方式反哺社区，以交换场地的无偿使用权。第四，专家智力资源，如邀请高校或行业内的社会工作专家为组织提供咨询或建议服务。第五，人力资源，如以社会工作机构身份招募志愿者、高校实习生，特别是以社会工作专业实习生等方式来获得低廉甚至免费的人力资源，以降低组织的人力成本。第六，媒体传播资源，如邀请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对组织活动进行免费宣传和报道。而如果宣传对象为社会企业的商业性行为，相关媒体的态度一般都非常谨慎，会尽量避免与营利性组织发生关系，从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第七，公共关系资源，相较于前面所提到的各种资源，该类型资源表现得无形而又无处不在，它体现在当组织开展活动时，公众对组织的信任和接纳程度上。

在以上各种资源中，货币资源、物力资源等似乎不一定非要以社会工作机构的身份来获取，但对组织来说，注册社会工作机构是效率最高的资源获取方式。以货币资源中的社区保障资金为例，虽然有部分地方政府允许社会企业直接参加申报，但总体上还是以社会工作机构作为申报主体。因此，组织会基于理性选择来注册成社会工作机构，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限制。

那么，何谓社会工作资源的融入？笔者认为，这取决于组织所获取的社会工作资源是否主要用于开展其所承诺的相关社会服务，是否有助于社会工作在组织内部的融入实践，以及是否对组织整体的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若能至少满足其中两点，则可视为有效地实现了社会工作资源的融入。如果仅仅是借社会工作之名获取资源，最终将资源主要用于非社会工作实践领域，或者组织中的社会工作部门和其他部门各行其是，互不相干，那也就谈不上有效融入了。

我们按照专业课程的要求去社会工作机构实习，但来了这家机构之后，他们安排我们去的项目点却是商业性质的。如果项目是请外面的教官来负责，教官每天的酬劳差不多是100元，但我们实习生没有任何报酬，只给报销几十元的交通补助。另外，我们还需要完成策划书，相当于机构的免费劳动力。(访谈对象S14，来源于案例企业K)

笔者研究发现，战略事业单位或名义事业部型的社会企业如G和F，所获取的社会工作相关资源主要集中于货币资源和人力资源，以项目申报及招募专业实习生的方式获取，同时也涉及场地和公共关系资源。而职能部门型、员工直聘型的社会企业如J和K，则倾向于获取人力资源和公共关系资源，并不涉及货币资源。这是因为申报项目需要有独立的社会工作机构作为主体，且组织决策者认为开展专门的社会服务项目对组织整体战略意义有限。从资源的融入情况看，除了社会企业G以外，其余三家社会企业并未实现社会工作资源的有效融入。在对社会企业B和C的补充访谈中，笔者发现社会工作的各种相关资源并未在社会企业中得到理想的运用。

(六) 对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现状的总结

从F、G、J、K4家社会企业来看，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的整体状况不太理想。只有社会企业G较好地实现了社会工作各相关因素与社会企业的有机协调，且整体运营态势良好，而其余3家社会企业在社会工作融入过程中都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如对社会工作理念、伦理、价值观体现较少，社会工作者影响力有限，未能有效运用专业方法，决策者和管理者对该战略实践评价较低等。笔者此前提出假设，认为强关联型的社会企业更有可能表现出较为理想的融入状态，但实际上，与社会企业G同为强关联型的社会企业F却并非如此。

笔者研究发现，主要有三个因素影响了社会企业F的社会工作融入状况。第一，组织创始人虽然具有社会工作实务经历，但创始人强烈希望在市场中一展抱负，以获取较为丰厚的利润回报，因此，对社会工作持工具理性的态度。第二，其主营业务始终未取得理想的成绩，运营压力较大，迫使管理者更重视短期目标。由于在运营和管理中经常出现市场属性和社会服务属性的冲突，进一步导致各层级员工对组织的社会工作定位持怀疑态度，从而严重影响了融入的实现。第三，组织结构为名义事业部型，即“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工作人员同时扮演公益服务提供者和市场活动参与者的角色，对组织、组织目标及自身角色的认同方面更有可能随时处于冲突之中。^[18]

据此，笔者认为，真正影响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状况的实质性因素首先在于组织决策者等高层管理者对社会工作的理解程度和战略倾向，而社会企业和社会工作的渊源强度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决策者等高层管理者对社会工作的理解越深刻，在战略规划上越倾向于强调社会企业的社会服务属性而非市场属性，就越有利于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的实践。其次，社会企业自身的运营状况也在其中发挥重要影响。运营状况较为良好的社会企业，具有相对充裕的空间去探索社会工作与企业运营互相结合的各种可能性。否则，就会像社会企业F一样，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如果组织决策者缺乏足够的社会工作专业背景和强烈的专业认同，可能只是将社会工作嵌入到组织整体的运营当中，把社会工作和组织的其他部分区隔开来，而谈不上真正的整体融入。

以上结论，在笔者针对其余8家社会企业所做的文献研究，以及后续对社会企业B和C所进行的补充访谈中得到了证实。

四、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的发展建议

(一) 推进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的因素

成都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的尝试从2010年开始，在2016年之后一度出现了较快增长。但其社会影响仍较为有限，涉及的服务范围也相对狭窄，主要集中在养老、儿童教育、环保、社区服务等方面。那么，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的实践在未来会如何发展？笔者认为这取决于以下因素。

1. 政策规章及舆论氛围

成都市出台的相关政策规章为鼓励社会企业发展提供了灵活且宽松的制度环境。而舆论对社会企业了解较少，更多地将其视为“投身公益的企业”，表现出宽容支持的态度。这激励了社会工作机构通过尝试转型为社会企业模式，或社会企业尝试引入社会工作等多种方式来优化经营管理。因此，从相当一段时期来看，政策规章及舆论氛围对社会工作进一步融入社会企业具有间接的推动作用。

2. 社会企业的商业活动成效及社会工作在社会企业价值链中的位置

社会企业运营必须服从商业规律，即在现期或远期创造利润。^[19]而多数时候，社会工作的理念、伦理及价值观或工作方法并不能直接转换为产品或服务，而是起到间接的支持作用，比如在企业的战略理念、产品战略、市场拓展、市场维护、公共关系、组织和人力资源优化等方面发挥作用。从价值链层面来讲，社会工作更多是作为企业的辅助部门，而非一线业务部门。因此，其融入的发展前景取决于社会企业的商业运营能力。在社会企业能够获取理想的商业利润前提下，才有可能维持并增加社会工作融入的成本投入。如果利润情况不如预期，社会企业则有可能削减相关开支，停止社会工作的融入尝试。

在少数可以直接提供营利型产品的案例中，比如儿童教育行业，社会企业会依托社会工作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来开发产品项目。以迈克尔•波特的三大基本战略来分析，这些社会企业的战略相当于差异化战略和目标集聚战略的结合。这种战略组合模式趋向于强调创新，但市场小、风险增大，企业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十分明显。^[20]特别是当前许多创新主要是以引入社会工作方法来优化服务质量、提升服务品质，这样势必会增加产品成本和人力成本。^[21]

为了能真正开发出符合我们定位和理念的产品，所有课程都要经过反复推敲和迭代，最后形成经得起验证的课程体系。有的课程已经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磨合，但还没有最终成型。(访谈对象S13，来源于案例企业K)

课程设计得有些复杂，所以需要花大量时间进行员工培训，否则家长会反馈课程没什么特色可言。(访谈对象S13，来源于案例企业K)

然而，增加的成本并不容易为市场所消化。如社会企业K的战略为借社会工作来打造精品亲子课程，其主要目标客户为具有较高支付能力的家长群体，然后将该项目的利润用于低收入群体的公益性亲子教育项目。但在实践中，其目标客户虽然较为认可课程的特色和优势，但真正愿意为此支付较高溢价的群体却很难稳定覆盖项目本身的开发和运营成本，更不要说满足社会企业的长期发展需要了。

3. 组织负责人对待商业行为的态度

有的社会企业负责人更看重组织的规模扩张、营业收入增长，有的则看重组织所提供的社会服务效能。前者更倾向于采取较为激进的外向型扩张战略，更强调社会工作的工具性作用。他们可能会积极尝试将社会工作融入进自身运营中，但如果短期内看不到成效，也会很快放弃。如投身于环保领域的社会企业C的负责人表示，组织的战略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将自身视为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迅速占领市场、实现市场份额扩张才是重中之重。在进入社区和扎根社区的过程中，其自建的社会工作机构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因此，下一步可能会减少甚至撤销对社会工作机构的经费投入。而后者如从事儿童教育的社会企业G等则倾向于建立“小而美”的企业，重视内部管理和组织优化。因此，这些企业会更审慎地发掘和坚持社会工作本身的价值及方法，其发展步伐反而可能较为缓慢。

(二) 推进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的建议

1. 政府要持续完善并强化对社会企业的鼓励措施及监管机制

中国各地方政府已经开展了多种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探索。但总的来说，这些政策主要还是体现为宏观指导方向和因地制宜的精神，操作空间较为模糊。^[22]以成都市政府为例，其已经为鼓励社会企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与优惠政策，包括登记、宣传推广、金融、财税、政府购买等多个方面。在社会企业的认证和评审上，采取由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社会第三方机构的方式，其优点是较为灵活，能够充分适应和鼓励社会企业的多元化探索。但并没有从政策层面制定明确且有吸引力的优惠办法，也没有给出刚性的社会企业身份认定标准。这导致许多社会企业认为通过认证所带来的优惠有限，从而更愿意以开设社会工作机构等方式来获取更为实际的资源。而约束办法又较为模糊，可能会给部分过度重视商业回报的社会企业留下操作空间，由此给整个行业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在其他地方政府的尝试中也存在较为相似的困境。^[23]

笔者建议，在充分调动社会和市场积极性、发挥创造性精神的同时，政府应界定对社会企业的扶持和认证的统一标准，特别是在税收优惠、准入资格等方面，制定明确而有吸引力的扶持政策。在资格认定上，设置利润锁定、分红限制、净资产受益人的硬性标准，保证社会企业的社会服务属性不发生明显偏离。而在其他方面，可给予社会企业较多的自主权限，以促进其发展，使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的实践始终坚守服务于社会的初心。

2. 社会企业要从战略高度看待社会工作的作用

战略是组织领导者在全局高度对组织未来较长时期的发展所作出的系统性规划。针对社会企业而言，社会工作所能发挥的作用依赖于其融入日常运营管理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在企业愿景、发展方向、组织结构等较高层次，社会工作对社会企业发展的助力将会更为明显。如果社会企业的负责人对社会工作有较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或者在组织结构上强调社会工作的独立性，并给予相关负责人以充分授权，则能更好地发挥出社会工作的作用。这意味着社会企业的领导者需要从战略层面来思考社会工作的融入问题，在人力资源、项目策划、业务执行、筹资安排、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充分认识到社会工作的特点和优势，也要意识到社会工作与商业行为之间存在的潜在矛盾和冲突，通过创新性活动将二者结合起来，并形成制度性的安排。

3. 社会工作机构要在引入社会企业模式的过程中坚守自身的专业性

对社会工作机构来说，社会企业模式是有益的补充和创新。但社会工作机构的管理者要意识到，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用该模式来应对，它甚至可能会造成社会工作定位的模糊和异化。^[13]社会工作机构在吸收和借鉴企业运营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也要清晰界定自身和传统企业的区别，提前设定运营中的“红线”。

五、结束语

关于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的学术研究和讨论相对较少，由于缺乏可供借鉴的思路和方向，本文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探索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

在研究对象上，笔者因为工作便利性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在案例研究中选择的4家社会企业的主营业务都为儿童教育领域。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进行横向对比，但笔者缺乏时间和资源对其他业态的社会组织做更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在业务领域的代表性较为有限。

在研究方法上，因为组织运营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过程，笔者在反复权衡后认为难以用单一的定量或质性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而最终决定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这导致资料收集和处理的工作量过大，在相关具体研究手段的运用上考虑得不够周到细致。

在理论探索上，笔者认为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的现状不太理想，发展趋势存在不确定性，并提出决策者的态度和组织战略定位是其主要原因，但这实际上引出了更多问题和思考。如决策者态度、组织战略定位等因素与社会企业先天所具有的“社会—市场”二元属性之间是以何种方式互相影响的？后者是否制约了社会工作机构融入社会企业运营的尝试？这些问题都有待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注释

1 笔者于2022年6月8日启动研究时，选取的39家社会企业均来自于成都市社会企业综合服务平台(http://cd.csedaily.com/index.html)所认定并公开发布的名单中。截至2023年12月5日，该平台已认定社会企业127家。

2 公开资料来自于45家社会企业的门户网页、新闻报告和相关网络资讯、年报、宣传手册、公众号推文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