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以下简称“社会工作机构”)在吸纳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方面的平台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的重要载体以及承接政府让渡服务职能的依托，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截至2021年底，全国各地成立的社会工作机构超过1.3万家。^[1]在全国社会工作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边疆民族地区受自身经济发展落后、观念意识守旧等因素的制约，其社会工作发展相对滞后，社会工作机构无论是数量还是发展水平，都与东部省市有不小的差距，专业化和职业化程度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截至2021年底，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省共孵化、培育出300余家社会工作机构^[2]，在全国的占比仍比较低。云南省内各州(市)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明显失衡，质量良莠不齐，以昆明市为核心的滇中地区社会工作机构发展最好，获得的资源也最多。截至2021年底，仅昆明市西山区就有接近40家社会工作机构，累计实施“三社联动”项目98个，投入资金上百万元，累计服务居民近百万人次。^[2]滇西边境重镇——保山市与缅甸山水相连，少数民族户籍人口占总户籍人口的11.7%^[3]，是典型的边疆民族地区。通过对云南省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的检索发现，截至2021年底，保山市共有社会工作机构8家 ¹，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半数社会工作机构的成立时间不足3年。社会工作机构“催生性”强，往往先有行动，后考虑理想和目标^[4]，在专业自主、机构自立、资金筹措、项目执行等方面存在诸多困境。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需要外部环境塑造与内部动力提升的双轨驱动。本文选取保山市具有代表性的S社会工作机构作为个案，将其置于承认理论视角下进行审视，拟通过厘清S社会工作机构获取承认的历程，探索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路径。

一、理论视角

(一) 霍耐特承认理论

霍耐特是当代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社会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用精神三层次结构体系来表达主体的自我关系、主体与主体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主体与外在世界整体性关系”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黑格尔理念进行经验转型，将其与米德学说中有关“普遍化他者”和“主我与客我关系”的阐释进行衔接和融合。同时其受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福柯的权力理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等思想的影响，最终构建出富有新生命力的承认理论。霍耐特提炼出一个主体间性理论的人格概念，这是一种未被歪曲的自我关系。此种关系的形成基于承认的三种形式：爱、法律和团结。与承认的三种形式相对应，也存在着三种蔑视形式：强暴、剥夺权利和侮辱。每一种蔑视都是激发社会冲突的行为动机，引发主体为承认而斗争，形成“自我持存的斗争”。^[5]

(二) 文献回顾

2000年以后，特别是200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霍耐特的著作——《为承认而斗争》之后，国内哲学界对其承认理论的研究逐渐形成热潮。随后该理论又被引入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该理论的解释力被进一步拓展。2013年，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的《走向承认：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一文，是借鉴霍纳特承认理论进行社会工作领域研究的开端。文章认为，社会工作的承认关系是双向的，与承认理论中的主体间性相一致，中国社会工作需要获得政府、社会乃至社会工作群体自身的认可与承认。在学理层面，沿循霍耐特把黑格尔与米德相关思想联系起来的思路，王教授把埃里克森的成长八阶段论纳入承认理论，运用类型分析方法，提出了理解中国社会工作承认过程的框架。这一框架从承认主体和承认程度两个维度详细解释了中国社会工作的承认历程，并论证主体内部自我承认与外部政府、社会承认的过程和相互促进关系。^[6]

2013年之后，借鉴承认理论分析社会工作的研究逐渐增多，其中绝大部分文章直接或间接受到王思斌教授提出的“理解中国社会工作承认过程的框架”的影响。首先，运用承认理论分析国情之下社会工作发展遭遇的困境及其成因的研究最多。我国社会工作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政府、社会和社会工作的“主体间性”没有达成协调和统一，导致社会工作面临承认困境。^[7]在社会工作职业化过程中，承认被忽略在各个层面不同程度地存在，具体体现在专业与服务承认不足、政治与制度承认有限、福利贡献与创新贡献承认不充分。^[8]基于社会工作者离职倾向的实证研究，通过建立关系模型，姜海燕等发现，社会承认与离职倾向有显著的负相关，而作为社会工作者自我承认状态的自我效能完全消解了两者之间的作用。^[9]社会工作在服务实践中“争取承认”成为其发展壮大的动力之一。虽然在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社会工作获取了基本的政治、制度承认，但是情感上仍存在蔑视。^[10]少部分社会工作机构因自身使命与价值理念，具备了获取承认的基础条件^[11]，但是绝大部分机构仍存在政府承认、自我承认、社会承认之困。^[12]其次，在梳理承认困境的现状之后，研究者往往会提及社会工作谋求承认的路径。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核心策略是强化治理身份、治理能力和治理贡献的承认^[8]，通过专业的“自我承认”走向国家的“实质承认”与社会的“普遍承认”^[7]。在中国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背景下，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形成一种互构性承认，互构是实现承认的方式，承认则是互构的状态和结果。^[13]重构政府与社会工作关系的策略需要平等合作的情感承认、对等权利与义务的法律承认、差异性个体的交互承认。^[10]立足政策视角，可以通过合作性的政策理念、共享式的政策目标、精细化的政策体系，将社会工作机构重新定位成专业化的服务平台、职业化的组织载体、本土化的治理主体。^[12]最后，部分研究的侧重点是对社会工作实务发展中具体情境的承认分析。陈伟杰和矫杨以北京市妇联专业化服务实践为案例，认为政府对社会工作的承认过程呈现出迂回式特征。^[14]张海通过分析喀什市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历程，提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工作获取职业承认有自身的途径，面对承认被忽略问题，仍需结合边疆地区的特点积极争取。^[15]朱佳欣、张佳、刘慧慧分别选取贫困地区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养老机构的社会工作服务、医务社会工作三个主题，探索微观视域下的承认之路。^[16-18]

总结社会工作学术领域借鉴承认理论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已有成果主要关注社会工作承认的概念、内涵、必要性等抽象的理论内容，从宏大视野分析中国社会工作承认的现状和困境，基于思辨逻辑提出改善承认现状的建议。本文拟以社会工作机构为切入点，选取边疆民族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工作机构作为案例进行“深描”，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索社会工作机构发展不同阶段的承认转变，并从自我承认、政府承认、社会承认三个方面进行刻画。本文将社会工作获取承认的宏大议题落脚于微观尺度，以小见大地洞悉其承认状况；以对社会工作机构发展历程的分析作为剖析承认的佐证，翔实的细节勾勒利于跳出泛泛而谈的弊端；从边疆民族地区选择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研究，有助于总结类似区域社会工作机构承认获取的路径。

二、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一) 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既包含资料收集方法，也囊括设计研究方案本身，是一种全面、综合的研究方法。^[19]在运用案例构建理论的过程中，可以选择特殊案例作为样本，在这些案例中我们感兴趣的过程能被“清晰透明地观察到”，以保证案例能够拓展新兴的理论。^[20]本文采用个案研究中的单案例研究方法，选择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分析，将社会工作机构作为分析单位，考察其作为独立法人获取承认的历程。笔者根据社会工作机构的成立时间、运营项目的基本情况、在当地的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的因素，确定将保山市S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S机构”)作为深度剖析的案例。

在案例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以获得丰富的资料，详细勾勒出S机构的发展全貌。一是文献汇总。通过对S机构的官方宣传介绍、年度规划总结、项目痕迹文档以及各类媒介的公开报道等资料进行汇总，梳理出S机构成立以来的发展脉络。通过检索、查阅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结合《保山统计年鉴（2021）》等资料，描绘出S机构发展的外部环境。二是参与观察。自2015年开始，笔者作为该机构的项目督导，全程见证了机构的变迁，也以督导身份参与机构会议、协助制定发展规划等工作，作为局内观察者获得了较多材料。三是半结构式访谈。为获得第一手资料，2021年10月至2022年1月，笔者对S机构创始人、机构工作人员、合作单位主要负责人、服务对象等共计12人进行了访谈，访谈主要围绕机构的发展历程、服务项目、资金来源、服务成效以及合作关系五个方面展开。

S机构成立于2015年，是在保山市团委大力培育下，依托保山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师资力量成立的首家市级专业社会工作机构。S机构最初只有3名兼职人员，到2022年已经有18名工作人员，组织架构逐步完善。S机构最初主要针对青少年开展直接服务，积累了一定经验之后，逐步开始重视平台搭建、督导培训等间接服务，并积极融入边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之中。S机构从成立至2022年底，先后运营中央、省、市、县各级项目27个，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时资金累计接近300万元。社会工作承认发生于物理空间之中，而其在物理空间中的分布实则由相关场域中异质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和社会互动所支配，空间因而超越物理特征而成为一种社会空间。^[14]空间向度成为承认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考量维度。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受特定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聚合形成的承认土壤情境的影响，社会工作机构、政府、社会大众等承认主体在该情境中产生互动。由于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工作机构获取承认的历程也颇具特色。S机构无论是创办历程，还是教师领办性质，以及在民族社会工作实务中的探索，在保山市所有社会工作机构中都具有典型性。

(二) 分析框架：承认过程的生命周期模型

1. 多元承认主体

作为对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的回应，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将承认过程划分为作为认同的承认、对自我的承认、相互承认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划分的，而是按照动词“承认”的主动态到被动态的意义发展过程来划分的。^[21]这一论述对于社会工作机构获取承认的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社会工作机构承认的获取经历了由主动到被动再到互构的逻辑演化。正如王思斌教授所言，社会工作领域的承认具有更多的认同、承认地位和平等合作方面的含义。王教授认为，社会工作发展中的承认包括某一主体的自我承认、对他人行动的承认，也包括承认主体之间的互动及其效果。^[6]在社会工作机构获取承认的议题中，社会工作机构的自我承认与被承认都不可或缺，被承认是指向他者的，是获得别人的承认，具体到社会工作机构发展进程，则体现为政府承认和社会承认。因此，本文将社会工作机构的承认获取具体操作化为自我承认、政府承认和社会承认三个方面，亦即在社会工作机构获取承认过程中呈现三个承认主体(见图1)。

由图1可知，在社会工作机构获取承认的过程中，三个承认主体在各自发挥作用的同时，又相互影响，形成互构。自我承认是社会工作机构自主性的表达，是机构在组织价值、服务实践、工作贡献等方面的自我肯定，是对机构使命和宗旨的高度自信。政府承认是在法律、政策、制度、机制层面对社会工作机构的认可，既包括政策文本的设计与安排，又涉及财政、人事等制度落实层面的实质性投入，还有宣传倡导、推动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会治理等具体行动上的表达。社会承认则体现在社会工作机构直接服务对象的肯定性评价，社会大众对社会工作机构的了解、知晓、认同乃至主动寻求帮助。三个承认主体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形塑的，三者围绕社会工作机构承认的获取这一核心目标发挥作用。社会工作机构的被承认和被认可，即政府承认和社会承认，必须以机构的自我承认作为基础。由于政府在行政职能方面具有优势，所以政府承认在承认关系中处于决定地位，政府的积极承认有利于营造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良好环境。社会承认直接指向社会工作机构的服务成效。社会工作机构亮眼的工作表现和成绩更容易获得社会大众的青睐，从而肯定社会工作机构的存在价值。社会承认对政府承认起到推动作用，能让政府看到社会工作机构的民生福利功能，从而进一步增强机构的自信。

2. 双重承认维度

承认结构中的三大主体在社会工作机构获取承认的不同阶段所表达出来的具体承认行动也呈现出阶段性、动态性和差异性特征，具体承认行动的表达最终影响社会工作机构承认的不同形态。本文将从行动和结果两个维度对社会工作机构获取承认的历程进行梳理，并将政府、机构自身和社会三个主体分别纳入这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具体而言，行动维度是指三个承认主体在S机构发展历程中，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与机构发生互动；结果维度的展现不是某一时间节点达成的静态特征，而是指S机构经过多年发展所呈现出的动态演变。概言之，从双重承认维度来看，多元承认主体在现实中的具体行动策略有形无形之间都推动了S机构承认的获取，在自我承认方面呈现出“由身份承认到专业承认”的突破性结果；在政府承认方面呈现出“由形式承认到实质承认”的跨越性结果；在社会承认方面呈现出由“情感承认到价值承认”的转变性结果。

3. 生命周期历程

生命周期这一概念最初是生物学领域用来表述生命体由出生到死亡的过程，后来被引入组织研究。20世纪中叶戴维斯率先进行组织生命周期研究，随后钱德勒、格雷纳将组织生命周期阶段化。^[22]阿加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七个阶段的社会组织生命周期模型。其将组织的生命周期分为孕育、初创、成长、成熟、衰退、重生、死亡七个阶段。^[23]阿加德构建的社会组织生命周期模型为本文提供了新视角。由于S机构的生命轨迹和承认轨迹仍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此，对S机构的分析并不是按照生命周期自始至终地全过程进行，而是重点关注业已发生的阶段。社会组织生命周期的进程具有模糊性，并没有完全清晰、绝对的时间节点用以划分界限，本文将S机构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同时，结合多元承认主体、双重承认维度和生命周期历程，将S机构获取承认之路构建为承认过程的生命周期模型(见表1)。

如表1所示，S机构的发展历经三个阶段。2015—2016年是初创阶段。该阶段以小微项目服务为主，通过先行服务换取合作信任，如团队成员垫付资金进行儿童之家服务，在困境中艰难地谋求生存。2017—2019年是成长阶段。该阶段由单纯的项目服务转向平台搭建，S机构立足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建设农村社工站、学校社工站，其专业化程度得以提升。2020年以后开始迈向稳定阶段。该阶段服务项目增多，服务领域拓展，机构自主性明显增强。S机构获取承认之路的每个阶段都对应不同承认主体的承认行动，并产生相应的承认结果，通过探究机构的承认历程，能够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承认意义。

三、初创阶段：政府承认形式化，自我承认薄弱化，社会承认表面化

民政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的意见》指出，要“鼓励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创办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24]。S机构即典型的高校教师领办的社会工作机构。2014年，时任保山学院政治学院院长的Z萌生了建立一家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的念头。

我们学校的社会工作专业于2013年开始招生，培养人才也在摸着石头过河，如何做好实践教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成立一家机构，将其作为争取项目的平台，之后师生在这一平台上实习锻炼，可能会突破实践的困境。(创始人Z，编号：20211009)

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团队基于专业教育的需要，同时看到边疆民族地区在民族团结、社区发展、禁毒防艾、跨境流动等方面有较大的潜在服务需求，大家一拍即合，于是开始了解机构成立所需的条件和流程。经过精心筹备，S机构于2015年8月挂牌成立。

政府承认的具体行动表现是“支持成立，以‘表达性承认’为主导”。保山市地处滇西边境，交通较为闭塞，缺乏支柱型产业，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省中下游。2013年之前，保山市专业化社会工作服务几乎为零，持证社会工作者仅有4人。2014年之后，保山市委、市政府对社会事业愈发重视，希望在社会工作发展方面有所突破。2015年保山市委、市政府下发文件，要求加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训工作，并确定了2020年全市社会工作人才总量达到5000人的目标。^[25]此时恰逢共青团云南省委鼓励各州(市)建立服务青少年的社会工作机构，S机构经与保山市团委沟通，使其成为S机构的业务主管单位。市民政局拨付款项作为启动资金，并指导完成注册流程。S机构挂牌成立是其合法身份获得的标志。保山市妇女联合会（以下简称妇联）、保山市总工会、保山市防治艾滋病局等多个单位对于社会工作有模糊的认识，也表达了对于新生机构的支持，但对于S机构是做什么的，能做出什么仍持怀疑态度。S机构在初创阶段虽然获得了政府部门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是政府部门没有看到实际成效，承认行动基本限于口头表达的形式。

S机构自我承认的具体行动表现是“先行服务，以服务促宣传、谋合作”。为实现突破，S机构从小微项目开始，甚至是团队成员自掏腰包先行开展一些服务。最初走入城区的Q社区、J社区开展的服务就是在没有任何项目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实施的。待服务展露成效后，再与相关单位进行沟通，这样更容易获得合作机会。

基层单位对于社会工作是什么都不清楚，谈合作比较困难。我们先去做，当对方看到效果时，自然就会主动来找机构。(中心主任X，编号：20211103)

S机构第一个项目就是与妇联合作开展的儿童之家服务，项目资金仅5000元。之后妇联看到了项目的效果，遂将服务范围扩大，第二期经费增加到了1.5万元。在项目运作过程中，S机构为合作单位的工作人员普及社会工作理念、方法等知识。

我至今还记得，区妇联领导骑电动车带着我去小学谈合作，她们给予机构很大的支持。(兼职社会工作者Y，编号：20220106)

在此阶段，创始教师团队成为S机构最重要的资源，教师身份、个人网络、学校平台等成为S机构顺利启动的助推器，兼职教师和社会工作专业大学生成为支撑机构初创期发展的中坚力量。在前期探索的基础上，S机构于2016年成功申请到了云南省民政厅的项目。在初创阶段，团队仍处于磨合时期，机构的使命愿景尚未明晰，发展规划尚未确立，组织结构尚未成型，对于如何通过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应对自身所处的边疆民族地区的问题仍存在困惑。但是S机构在混沌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为之后的承认获取奠定了基础。

社会承认的具体行动表现是“被动接受，服务对象初识社会工作”。在此阶段，当地各族民众对于社会工作的了解有限，因由民族传统、邻里互助的惯习，大家并不习惯向专业社会工作者寻求帮助。而且S机构的服务范围集中在城区，服务领域集中于儿童社会工作，所以影响力较小。即使是服务对象，其对于社会工作也只有浅显的印象，对于机构、社会工作没有明晰的辨识，经常把机构当成是保山学院的下属部门，把社会工作者当做老师、心理咨询师等其他职业角色。

四、成长阶段：政府开始实质性承认，机构自我承认深化，社会承认拓展

2017—2019年是S机构的成长阶段，政府承认的具体行动表现是“细化、完善政策体系，购买服务等‘实质性承认’增加”。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将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反家庭暴力等领域中的作用以法律文本的形式确定下来^[25]，社会工作机构作用的权威性承认得到增强。保山市政府层面有关社会工作的政策有所细化，为社会工作的发展创设了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2016年初，《保山市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实施意见》提出，将诸如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社区事务、养老服务等领域的社会管理服务事项逐步交由社会力量承担。^[26]2016年下半年出台的《保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重点提出，指导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加强自身建设，促进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健康发展。^[27]同年出台的《保山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5—2020年)》指出，完善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政策，加大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岗位力度，改善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环境，并希望通过整合现有资源或新建等方式建立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培育基地。^[28]针对脱贫攻坚中青壮年劳动力输出较多、儿童缺乏情感陪伴的现状，2018年保山市民政局等六部门联合下发的《保山市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中发挥社会专业人才作用的实施意见》要求，加快培育孵化以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及乡村社区治理与发展工作为重点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29]区县、乡镇街道各级政府部门也相继发出相关通知文件，上下一致的政策体系初步形成。政府为探索社会工作助力边疆基层治理模式，投入的资金力度也持续扩大。2017—2019年，S机构从政府部门获得的资金累计达52万元。为应对边境地区严峻的禁毒防艾形势，S机构承接了团省委“青春启航，快乐飞翔——大学生防艾与性教育项目”；连续承担旨在推动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社会工作人才发展的“三区计划项目”；配合妇联在民族自治乡镇开展儿童之家建设，等等。S机构作为社会协同力量的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了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工作，并逐步与各级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该阶段自我承认的具体行动表现是“嵌入发展，提升专业能力”。S机构将自身的使命明确为“服务、培训、研究、倡导”，以儿童、青少年作为短期发展规划的重点服务群体，长远规划则进一步延伸至以社区为代表的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以理事会为核心，监事会发挥监督职能，中心主任全面负责，综合事务部、项目管理部、宣传策划部、志愿者服务部和社会工作发展部五大部门相互配合的组织架构得以完善。随着发展定位的确定，S机构人员趋于稳定，其中80%的员工具有助理社会工作师及以上职业资格。S机构的专业服务能力有所提升，成功完成了“2018年中央财政支持云南社会工作教育对口服务示范项目”和“边疆地区社会工作教育扶贫帮扶发展示范项目”。S机构由单纯的运营项目拓展到建立服务平台，如自筹经费建设了“学校社会工作站”，并在“牵手计划”支持下开始重视本地机构的孵化和培育。虽然政府让渡出来部分服务空间，但是S机构仍是以嵌入形态进入原有的社会服务领域，且是政府主导下的弱自主嵌入。^[30]此阶段，S机构专业层面的自我承认得到发展，S机构关注到保山市作为边境城市、民族地区所具有的独特性需求，积极回应政府部门在此领域的短板。S机构的差异化发展策略促使其获得专业性地位，为民服务、为政府解忧的实际成效则促使S机构争取到更多认可。

该阶段社会承认的具体行动表现是“肯定服务成效，主动寻求帮助”。在成长阶段，S机构申请的各类项目都高质量地执行完毕。三区计划、中央财政项目在评估时受到资助方的一致好评。助推顺利结项的重要力量是服务对象的好口碑。社会工作者Y在提及这次评估时，仍是抑制不住愉悦的心情。

中央财政项目由第三方评估机构随机抽取服务对象进行评估。我们项目的落脚点是S县W村，服务对象以儿童、青少年为主。当我们向接受过服务的孩子家长了解情况时，其对社会工作者送的书包、服务带给孩子的成长等大加赞赏，之前我们还担心家长不会讲话。(兼职社会工作者Y，访谈编号：20220106)

2018年6月30日《保山日报》周末版头版的整版报道——《用我的爱照亮你的心》深情介绍了保山学院社会工作专业与S机构合作开展的儿童之家服务。^[31]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刊发专题文章《社工如灯，照亮童心——云南省保山市S机构服务纪实》。^[32]市、县两级电视台及各类媒体也多次对S机构的服务实践和成效进行了公开报道。每年的国际社会工作日前后，民政部门、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专业师生都会通过电视、报纸、社区宣传栏等途径，合力进行社会工作的宣传，并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极大推动了社会工作在各族民众中的知名度。社会上遇到困难的个人、群体开始主动寻求S机构的帮助，之前的服务对象也推荐身边的朋友前来咨询。

2019年4月份的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城区一个初中生打来的。他说从网络上获得了我们机构的电话，了解到机构是做青少年服务的，想就辍学问题进行咨询。(兼职社会工作者Z，访谈编号：20211119)

五、稳定阶段：各方承认略有加深，机构发展遭遇瓶颈

2020年以来，S机构开始步入稳定阶段，在迈向成熟目标的历程中，成长阶段的承认进一步夯实，但是也面临一些发展瓶颈。基于之前的合作成效，政府部门对于S机构的期待更高，除要求其完成基本项目服务外，还提出了社会工作服务督导及机构孵化等内容，希望发挥S机构的引领作用，助力市域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2020年各级民政部门购买S机构的服务经费达38万元，涉及乡镇社工站建设、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等内容，投入金额远超以往年份。市政府所在地L区的政法委先后投入25万元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用来推动傈僳族移民群众适应新居所，有效提升了将近3000人规模安置点的治理水平。2021年，保山市19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与人才激励保障的实施意见》^[33]，一系列举措更加彰显出政府的实质性承认。

S机构深度嵌入社会治理领域，趋向与政府部门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助推了S机构自主发展。在此阶段，S机构的发展愈加理性，其运作过程中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更加鲜明，机构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大幅提升。基于所处的地理区位，S机构制定了双轨发展的规划，既关注青少年成长、社工站建设等一般化区域性问题，又重视民族团结、宗教信仰、跨境交往等特殊化边疆民族社会问题。截至2022年底，S机构的服务范围已经实现保山市四县一区的全覆盖，并辐射到德宏州、怒江州等边境州市。S机构的资金来源愈加多元化：昆明臻诺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先后投入20余万元开展“国际儿童发展项目”，重点关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脆弱家庭的儿童发展；社区伙伴投入41万元开展实践项目，意在边疆地区探索低碳、环保、生态的生活方式；通过腾讯九九公益日网络筹款等形式募集资金。S机构自主探索特色化、品牌化服务，将民族社会工作作为特色，彰显出其强大的创新能力。王思斌教授阐述了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视角和文化视角，把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持守作为民族社会工作的两个基本任务。^[34] S机构注重边疆民族地区的独特需求，立足发展视角和文化视角，有意申请偏向少数民族群众的项目，如傈僳族移民社区治理项目、民族乡镇社会工作人才培育项目、多民族融合服务项目等。在执行项目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驻扎基层，保持文化敏感性，深入少数民族群众的日常生活，既关注个体层面的健康成长，又积极推动民族传统文化传承，还主动引导各民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促进民族团结。

在社会领域，S机构的服务与作用不再是散点化的，而是逐步整合进入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成为治理共同体的一员。在社会层面，社会工作机构通过服务解决日常生活问题和民族社会问题，维持社会秩序，形成服务型治理^[35]；在个人层面，通过柔性服务，满足人的社会性需求，自愿降低或抑制个人不切实际的需求，形成心灵治理^[36]，增强了各族民众的获得感和满足感。S机构作为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的作用得到广泛认可。

进入稳定阶段之后，S机构的发展速度明显放缓，政府承认、自我承认与社会承认在程度上略有加深，但是仍面临较大的发展瓶颈。一方面，S机构按部就班地运作常规项目，保质保量地完成服务指标，得到服务对象的认可。另一方面，在机构筹款、组织结构优化、创投项目、专业能力提升等方面非常吃力，抑制了自身的发展速度。从组织的生命历程周期来看，只有解决好潜在的危机，重新获得发展的动能，S机构才能迈入成熟阶段。

六、S机构承认历程的反思

(一) 承认结果维度不断深化

通过构建S机构承认过程的生命周期模型，深描S机构获取承认的历程可以发现，历经初创期、成长期，直至稳定期，三个主体的承认行动都助推了S机构承认结果的深化。S机构的自我承认实现了由身份承认到专业承认的突破。S机构最初谋求组织合法性身份的承认，按照民办非企业组织的成立程序和条件登记注册后，确立了法人地位。随着政府购买服务等政策的落地，市、县多个部门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为社会工作机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先行服务的探索、立足边疆区域重视民族问题的特色化定位、合作关系的稳固都促使了S机构专业能力得以快速提升。S机构开始自主探索如民族社会工作等品牌化服务，在自我实践关系层面增强了自信。

政府承认实现了从形式承认到实质承认的跨越。在初创阶段，政府部门在政策、制度方面的形式承认居多。但是部分政策无法在工作中落实，或者推行速度、落地效果等与最初的设想相去甚远，造成表达层面的支持与肯定、行动方面的迟疑与退缩的局面。国家层面高度重视社会工作的作用，并将其纳入法律文本，仅在2021年，涉及社会工作的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37]《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38]《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39]三部法律落地实施。鉴于此，与S机构合作的政府部门逐步增多，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关系趋于平等，政府部门彰显出实质性承认。

社会承认呈现情感承认到价值贡献承认的转变。在初创时期，服务对象把社会工作者当作好人，把S机构当作政府职能部门，从朴素的道德情感出发，承认机构服务是好的。但是，情感方面，爱的表达并不足以证明他们对“何为社会工作机构”真正的理解，他们甚至说不清楚机构是做什么的，如何帮助他们解决问题。随着S机构服务专业化的加强和覆盖范围的扩大，服务接受者体验到了自身实实在在的改变，收获了需求的满足，由此机构的专业价值得以确定；S机构的社会大众知晓度提升，特别是融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宏观战略时，S机构的贡献价值得以彰显。

(二) 承认过程存在蔑视，机构承认遭遇挑战

蔑视意指社会工作机构在承认过程中遇到的阻碍。在霍耐特看来，蔑视就是拒绝承认，就是承认的否定与剥夺。^[40]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思想观念守旧等纷繁复杂因素的制约，S机构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显而易见的障碍充斥于机构发展的各个阶段。首先是S机构自身层面。S机构遭遇独立发展的困境，前进的动力存在惰性，服务模式自2020年进入稳定阶段之后开始僵化；管理方面，兼职教师团队精力有限，个人资源窄化，个人倦怠感频现，教师领办机构的弊端影响到组织变革和完善；人才方面，社会工作者流动性较强，工作经验积累不够，专业能力有所欠缺；合作方面，在资助方各类要求的干预之下，专业使命与生存活命的矛盾凸显，机构妥协让步的情境增加。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机构的自信心与自我肯定。其次是政府层面。个别合作单位官僚思想严重，功利性思维导向明显，将S机构视为下属、伙计，当作提升单位政绩的免费劳动力。在购买服务过程中，部分人员仍按照行政逻辑开展工作，往往忽略项目的实际情况，导致机构运转效率低下。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变换频繁，特别是当领导者个人意志占主导地位时，一旦领导更换，合作关系需重新建立，维护成本较高。最后是社会领域。合法身份的获得并不会直接带来社会的广泛承认，社会工作机构被错位认知的情况时有发生，如将S机构视为政府部门或高校部门，将服务简单理解为助人为乐的活动，民众的认知度仍较低。社会工作机构往往长于无形服务而不善于物质救助，在传统求助观念的影响下，服务对象产生不满，使得S机构付出的努力与得到的回报不成正比。这些蔑视行为伤害了个人以主体间性方式获得的肯定性的自我理解^[40]，社会工作机构承认的获取遭遇挑战，S机构的自我价值感降低。

(三) S机构承认历程带来的启示

总体而言，承认的获取是夹杂着蔑视与倒退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S机构结果维度承认的获取已然有了成绩，其背后的成因可以归纳为两个层面。一是外部宏观环境的助推。新时期的治理理念重视多元参与，边疆民族地区也不例外。地方政府遵循中央政府的意图，开始探索创新社会治理机制，以社会工作机构为代表的社会化力量被纳入现代化治理体系。与此同时，2010年之后社会工作在我国步入发展的快车道，政府部门、专业教育、实务领域都在积极推动其发展。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新征程中产生耦合，共同营造了诸如本研究案例中社会工作机构的良好承认氛围。二是三个承认主体的承认行动各具特色，并持续相互影响、相互形塑。S机构自成长阶段以来，立足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践行双轨发展路径，培养民族社会工作者，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增强了机构自我承认的信心，同时奠定了政府承认和社会承认的基础。由于政府部门具有行政职能优势，使得其在承认关系中处于决定性地位。保山市多个政府部门基于自身职责及社会治理的需要，以出台政策、投入资金、孵化机构等形式表达实质性承认，进一步巩固了S机构的自我承认，为S机构社会承认的获取提供了强有力的信用保证。社会承认直接指向S机构的服务成效，亮眼的工作表现和成绩更容易使S机构获得社会大众的青睐，从而使社会大众肯定机构存在的价值。各族民众的认可、大众传媒的肯定性报道等社会承认对政府承认起到催化作用，让政府看到社会工作机构为民服务、参与治理的贡献，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机构自我承认的自信。

S机构的承认获取历程既是个性化的，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工作机构争取承认具有借鉴意义。面对社会工作机构不被充分承认的现状，边疆民族地区的政府部门需提升政治智慧，以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作为社会工作机构服务的切入点，并逐步过渡到立足区域治理视角的多部门协作，最大限度地在行政逻辑之下助力社会工作机构发挥作用，奠定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机构承认路径。社会工作机构则需加强自我修养，充分认识到边疆民族地区既面临一般性问题，又面临特殊性问题的双重属性。面对与其他区域相类似的一般性问题，社会工作机构需夯实服务质量。针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社会工作机构需充分调研和评估，做到对症下药，积极创新，充分发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社会治理体系。少数民族群众则需正确认识社会工作的功能，承认社会工作机构作为专业化服务平台、职业化工作载体的作用。其可以提升自身接受新兴事物的意愿，将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愿意在自己遇到困难时主动寻求社会工作的帮助。当承认主体各自都有进一步的承认行动时，社会工作机构所获取的承认在深度、广度方面才会有实质性的突破。

注释

1 在云南省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网址为：https://www.ynshzz.com/login.jsp)输入“保山市”“社会工作”“社工”等关键词，根据查询结果汇总得知，截至2021年底，保山市共有8家社会工作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