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工作优势视角及其理论局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优势视角及其分析框架逐渐在社会工作领域盛行。尤其是在Dennis Saleebey于2004年和2010年相继发表《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新模式》与《优势观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之后，优势视角在社会工作学界备受推崇。优势、赋权、成员资格和抗逆力是优势视角的核心概念，优势主体、优势客体、优势功能与优势扩展机制构成优势视角的核心议题。优势视角的理论应用与实践分析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一方面，优势视角坚持服务对象的优势普遍化立场，认为弱势服务对象都拥有或者占据一定程度的资源与优势，如文化资本、社会关系甚至品质秉性、少量物质财富等。优势视角不否认服务对象面临的多重问题，坚持内在能力逻辑与积极目标导向，即优势是一种有助于服务对象所处生活环境改善与社会权力关系优化的抗争能力，以及达成解决现实问题、处理不良社会关系和平衡社会压制力的行动效果。正如De Jong和Miller所言：“优势视角的干预过程主张引导案主去积极地认识和探索自己的世界、问题与优势，培养案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1]另一方面，优势视角认同优势的可发掘性与可运用性，注重对个人能力、家庭与社区资源的发掘，社会工作者以发现、培养并提高服务对象的优势作为其职业责任与专业能力的考核依据。如何转换到优势介入视角与如何发现、培育弱势服务对象的优势，成为优势视角的行动框架与社会工作介入路径。

学界对优势视角研究与应用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特殊群体和特定领域。比如，西方学界关注慢性精神疾病患者、无家可归者、单身母亲等群体，以及社区发展与社会政策等领域，^[2-4]中国学界关注特殊儿童干预、问题青少年介入、家庭亲子关系、环境治理、反贫困、老年心理干预等群体与领域。^[5-7]优势视角理论的成熟性和普遍应用性能够助推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研究与实务开展，但是对优势视角运用范畴的无限扩展引起了学界的诸多实践反思与理论拓展。例如，陈友华、祝西冰提出，要正视优势视角的缺陷，重视问题视角的作用。^[8]从优势视角的概念分析、实务应用与理论反思等研究现状来看，现有优势视角理论研究相对忽视制度与社会结构等宏观因素，并且缺少对权力关系的深入考察。虽然优势视角本身就包含赋权需求和抗争因子，但是当前优势视角的生成逻辑和实践运作既缺乏对刘易斯的贫困文化“何以再生产”的现实考虑，也忽视了对斯科“日常抗争”的集体行动“何以可能”的效用分析。在主流社会工作实务服务化趋势下，很多学者尝试解决优势视角忽视权力关系和实践性等问题，但都存在不同的缺陷。例如，郭伟和、徐明心借鉴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和舍恩的反思实践策略，提出以“抵抗和反叛”为策略和优势 ¹，意图实现优势视角从抗逆力到抵抗优势化的转型与重建。^[9]但是该研究只为“以抵抗重建优势视角”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向，而对抗争优势化如何拓展优势视角的论述相对不足。

优势视角注重对个人能力、家庭与社区资源的发掘，以应对不利的生活状况与失衡的权力结构，其本身就蕴含生活改善与环境改变两种目标取向，而自我解放与权力抗争是优势视角的内在维度。优势视角传承社会工作以弱势服务对象的赋权和必要的社会抗争为服务宗旨的专业理念，带有“抵抗社会压制”和“获得抵抗优势因素”的社会权力或现实困境的双重抵抗结构，“抵抗的优势化”或“抵抗的资源化”构成优势视角内在分析维度和面向之一。但是，优势视角过度着力于案主自我资源的深度发掘，相对忽视社会结构因素与外部资源的影响。优势视角的弱势服务对象“同质化”分析逻辑导致相对忽视权力关系对群体内部以及群体之间的差异化影响^[10]，并且缺少对抗争行为及抗争资源优势化的关注，即“抵抗的优势化问题”。倘若社会工作可以被认定为“作为一个实践为本的专业及学术领域，社会工作推动社会改变和发展、社会凝聚和人民充权及解放”^[11]，就必须重视弱势群体赋权的必要性和抗争的必然性。诸如弱势群体的抗争优势是什么？弱势群体如何使用自我优势？在具体的日常抵抗实践场域内，弱势群体内部的优势如何分布？这些问题仍需加以细化分析和理论探讨。

二、“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及其社会学意义

“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Unrecognized Cultural Currency)”是美国社会学家米利亚姆罗于2015年提出的社会学概念。米利亚姆罗对“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的内涵阐释与意义分析是在一种文化资本、权力关系、实践场域和弱势群体的日常抗争等混合语境下展开的，意指在某种特定场域中，支配者认为不具有符号价值和资本积累作用而忽视，但是对被支配者来说，却可以用来追逐资源或者促进对自己有用的实践行为知识、非正式诀窍与文化类型。^[12]米利亚姆罗在反思和批判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盲点的基础上，经验性分析“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的实践效果与社会意义。

首先，反思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盲点。米利亚姆罗认为，在后现代社会语境下，“惯常自反性”(Pre-reflexive Habitus)已经构成当下社会个体理性行动最基本的实践意识^[12]，即使是弱势群体，也不再是布迪厄认知里“被主流文化蒙蔽或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木头人”^[13]。自反性已成为弱势被支配者的实践惯习或内生意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文化霸权”和“社会阶级再生产”等理论概念是分析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权力关系的主导性框架，但是过度关注支配者或社会精英及其对自我位置、阶级地位的固化，而相对忽视被支配者及其反身性，也成为布迪厄关于社会秩序再生产和社会权力批判理论体系遮蔽的部分现实和理论盲点。在“惯常自反性”驱动下，弱势群体拥有的“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被塑造为类似于斯科特“隐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s)式的日常行为规则与策略容器。

其次，在经验案例中分析“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的场域效果。米利亚姆罗比较分析了同属移民弱势群体的墨西哥人与越南人，通过选取一些在英语熟练程度、社会政策了解度以及沟通技巧等方面不同的个体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在医疗管理场域中的弱者行为表现(退缩”、“面质”和“秘密操纵”)、参与形态和医疗资源占有等维度的差异性展开分析，并与斯科特的“日常抗争”与“隐藏文本”、德•塞托的“战术”等理论进行嫁接和再创造，探讨了“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在弱势群体日常生活中的符号价值、政治意义及其实践效果。^[12]“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虽不具备文化资本的累积性，但其仍具有某种程度的价值创造和实践效能，即“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更多是在一种实用性和物质诉求下的“非常规行动”^[14]。仅指向“小变化”(Small Changes)的“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只具有货币购买或交换属性，即三种场域效果：获得物质性资源、保持场域活动参与的主动权和偶尔获得场域内较高的象征地位。对监控者和支配者而言，在一定限度内“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是不可识别的 ²。在强者的自我认知和文化视野下，不但发现不了弱势群体的“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还会蔑视弱势群体及其技能储备。对弱势群体来说，“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是不可言说的生活实践智慧和不可让渡的生存技能。弱势群体借助有意模糊和秘密嫁接技能 ³等实践策略。其利用自身“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及进行策略性运作，实现了对有权力的支配者在监控与用途上的“双盲”或双重“不可识别”的权力嫁接和制度扭曲，进而创造出有助于弱势被支配者进行“日常抗争”(Everyday Resistance)的反抗空间。

最后，是对弱势群体日常抗争与生活政治的新拓展。米利亚姆罗通过弱势群体行动实践中所蕴含的自我监控及其社会效果提炼出的“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有助于理解被支配的弱势群体内部的社会分层，进而扩展布迪厄文化资本的架构，推进地方性实践知识和日常生活实践的研究，其可被视为实践场内弱势群体日常抗争分析的新概念和新视角。这一社会学概念的提出不仅对文化资本、弱势群体内部分化及其日常抗争等具有理论拓展意义，而且为深化和拓展优势视角及其“抵抗的优势化”面向找到了新的理论基础和重构路径。

三、“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对优势视角的重构

“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自身的优势以及弱势群体内部分化、行动诉求的物质便利等核心特征，为社会工作优势视角内在的“何为优势、谁的优势、优势何为”三个关键问题 ⁴提供了新的理解路径。

(一) 何为优势：弱势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实践策略

优势视角在社会工作“技术化与治疗化”^[15]发展趋势下，不但其服务提供和资源开掘更具个性化，而且在弱势群体自身优势及其培育中具有保守色彩和“去权力化” ⁵意图。“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作为文化资源或日常抗争优势，构成了弱势群体获得生活所需以及使其行动更为有效的优势所在和能力体现，进而实现了社会正义和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政治经济学效果。“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作为实践行为知识、非正式诀窍或文化类型,具有相当明显且实用但不易被强势群体所察觉的“场域效果”，如获得更多的免费物品、代为发放物资、与强势群体保持紧密关系等。这些与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生存技能获得密切相关的“场域效果”，对强势群体来说微不足道而往往被“嗤之以鼻”，但对弱势群体的身体需要、日常生活、自身发展和人生意义而言，却是极为关键和紧迫的。弱势群体通过对“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的运作，往往会达成自身目的和生活需求，从而对其自我及生活带来有益的改变。

弱势群体对“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的占有和使用可以在不被察觉的“群体互动与彼此交流”等常规形式以及“有意模糊和秘密嫁接”等技能掩饰下，完成对既有规则、主流文化和强势群体控制的抵抗与界线跨越，拓展出有利于弱势群体的行动空间和资源获得机会。例如，米利亚姆罗提到的墨西哥人，通过相对流利的英语交流、积极帮助医护工作者、主动赞美美国医疗制度等手段，更容易获得医护工作者与卫生官员的同情、理解与认可，甚至建构出利益关联体与亲密关系结构，进而获得更多的治疗建议、药品和医疗帮助。^[12]这种“无意识”的抵抗与“合作—共谋”形式下的反叛具有斯科特的“隐藏文本”的存在形态和“日常抵抗”的权力效果^[16]，以及塞托所说的“可以通过分散的占有和使用权力体制分配的空间和资源，使之符合被支配者自己的利益和规则，来构成反规训的体系” ^[17]的政治色彩。

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弱势的服务对象(群体)在生活环境和行动进程中所呈现出的“优势”具有多样化形式和不同嵌入载体。例如，在现代婆媳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婆婆往往会利用“不想看孩子、没时间做饭、我还要忙我自己的事情”等生活话语与隔代抚养行为，获得更多的家庭事务安排权力与家庭尊重。如同郭伟和、徐明心所说：“优势不仅存在于抗逆力当中，而且也明显存在于逆境中而采取反抗与生存策略中。”^[9]有时候，抵抗不仅是优势的载体和获得资源的手段，甚至抵抗行为本身即是优势所在。这就提醒我们，在对弱势群体或服务对象进行优势发掘的时候，需要格外关注日常生活的实践策略或地方性实践知识。

(二) 谁的优势：弱势服务对象的权力不对等与资源占有差异

社会群体在性别、宗教、年龄、民族、种族以及政治、经济、声誉等维度，带有群体差别与分化的必然性与合理化。但是在普通社会学或通俗社会工作领域，社会群体的分化往往是在二元对立的类型学视角下被阐述的，如布迪厄的精英与非精英。这种关注权力关系与底层生活的学术策略与实践关怀意图往往忽视了弱势群体内部的差异和分化。孙旭友对农村企业污染的受害者群体的研究指出，诸多研究忽视污染受害者群体内部的分化现实且把受害者看作一个具备统合性的群体。^[18]“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证明了弱势群体内部在某一纬度上存在分化的事实，也佐证了不同的弱势个体或亚群体之间对实践场域内所需优势的占有和运作程度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实践场域内“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正是基于一种占有程度、运作娴熟度和日常抗争方式、与精英群体的互动方式等不同维度的差异被界定的。“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的发现与界定不但依据弱势群体内资源占有质与量的内在分野，而且在弱势群体内部带来了进一步分化的趋势和两种亚类型人群的呈现，即“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占有者与“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非占有者。这就在弱势群体内部以及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生成一种“双重分化格局”，即弱势群体内部不但相应地分化为“顺从、对峙与变通”三种亚类型人群，而且占有“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这一文化资源的弱势行动者，更可能成为跨越不同边界与勾连不同人群的“边际人”。在具体场域内对“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的占有和实践运作，考量的是弱势的行动者对机会结构的洞察和把握能力以及与强势群体、规则的互动形式，这些方面的差异会在弱势群体内制造出竞争、差距和分野。

社会工作优势视角在对弱势服务对象的抗逆力研究中，原本就蕴含对服务对象分类和观察结果分化的内在分析维度，如沃林的高危环境下适应良好的孩子与适应不好的孩子之间的区分。^[19]优势视角下对服务对象“优势”的发现与培育，是在一种带有比较与差异的实践场域中进行的。只是在优势视角的实务过程和理论发展中，弱势群体内不同个人或亚群体对优势的占据或分配的分化被优势视角代替问题视角转型本身所遮蔽，也被社会工作的平等、权利与公正等核心原则与正义目标所掩盖。“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的概念提出和实践证明，不但可以被视为重新激活优势视角研究中被遗忘或被遮蔽的“优势分化”这一维度的努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其是以权力关系与弱势群体抵抗的实践姿态而提出的。

(三) 优势何为：弱势服务对象诉求的合法化与物质化

倘若把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作为弱势群体的优势所在和行动能力，其主要指向弱者与强者之间既有关系结构的破坏及其背后的权力效能、制度约束力甚至社会公平度的改变。斯科特的“弱者武器”因其具有相当程度的隐蔽性、零散化、非正规和少风险，却又具有巨大的反抗意图和对既有权力关系的破坏作用，成为弱者的巨大优势所在和习惯性行动样态。在某种程度上，弱者的武器对弱者来说其权力抵抗的象征意义更大，而不会或很少产生具有实用性或物质意义的场域效果。而米利亚姆罗“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 ⁶与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的不同之处如下。

一方面，“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不是(直接)对政策、权力或制度的“抵抗”或“破坏”，而是在既有制度与政策下的一种“投机”，或者是迎合现有秩序下的一种“奉承—合作”。“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的使用者面临行动风险和理性的利益考量。就像Brody在研究泰国曼谷大卖场里的清洁女工时所言，“她们只是在规则内行动和允许空间变通，为自己争取点额外好处和无可厚非的偷懒，否则将面临罚款或开除的风险”。^[20]“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即是在主流规则和既有权力关系下运作，而不被强势群体认作“反叛规则”与“行为过分”的优势，甚至还得到强势群体的默认、欢迎和鼓励。从制度与人的关系来说，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是一种反制度控制的行为，或者是对既定制度的“非正式反对”或使用“去制度化”的弱者行为。“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同样可以侵蚀现有制度边界和抗争不平等权力关系，只是“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使用过程更加隐秘、边际化和合法化。

另一方面，“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作为弱者的一种优势，所寻求的是一种“小变化”(Small Changes)，而非积累或投资，其主要带来三种场域效果：获得物质性资源、保持场域活动参与的主动权和偶尔获得场域内高的象征地位。“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把具体的场域效果与资源转换当作显性功能和主要意图，而实践场域内强弱关系改变、规则破坏、权力反抗以及边界跨越、社会公平分配等，要么不被场域内的弱者所关注，要么被看作需要被揭示的隐蔽目的或意外性后果。在抗争企业污染过程中，面对强势的污染企业，弱势的农民往往会借助找麻烦、搁置熟人关系等生活化方式，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企业招工、节日送礼等具体实惠。“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带来的多样化场域效果实现了其优势在不同资源之间的互换性结果，进而增加了弱者的生存空间、生活便利和资源储备，甚至是推进了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交流和融合。对处于情境内的弱势服务对象来说，现实需求和生活改观远比公正理念和增强权能更让其关注。“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优势的合法化运作与物质化诉求不但切合了社会工作优势视角使服务对象适应环境的服务宗旨，而且为社会工作寻求如何在社会权力抗争与生活质量提升、制度制约力与个体能动性发挥之间达成平衡找到了结合点。

四、作为优势的“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何以可能

米利亚姆罗在其论文结尾提出一个弱势群体的“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如何生成”的未尽话题，有待我们思考。这是一种基于文化资本和弱势群体抗争等权力语境对“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如何生成、为何存在差异等问题群的追问。米利亚姆罗的日常抗争分析立场和底层意识决定了其对“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如何重构“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斯科特的弱者武器及其关联”，而对“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其他维度或应用可能，如“社会工作优势视角”和“结构功能视角”等都存在合情理的理论忽视。倘若遵从上文“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优势化”的分析路径，从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就会提出：作为优势的“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何以可能？这一转换性问题的提出不仅是要寻觅“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的生成逻辑和重申社会工作者发掘弱势服务对象优势的专业责任，更关系到“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对优势视角拓展的现实应用。

借助“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重构优势视角，既需要挖掘“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的理论内涵与优势视角的契合度，通过社会工作者深挖服务对象“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的内在优势，也要对“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的理论效度与应用空间保持警惕。

首先，社会工作者对“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的培育与挖掘策略。优势视角特别强调社会工作者对案主的优势资源进行挖掘、培育与运用。“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因其具有内隐性、个体化或生活化等内在特征，社会工作者对具备“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的服务对象可以借助“后推前”的推理方式，追溯、分析与概括能够较好实现自我诉求、在强弱群体互动中更加游刃有余的服务对象的生活策略、自身优势、个体资源，使其“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更为明确与详尽，通过挖掘弱势服务对象的个体经历、生活环境与社会结构等生成性构因，探究“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生成过程。“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优势转化过程需要实现“场内—场间”的双扩散，即在弱势的个人或群体之间，通过学习、交流和培育，达成某一生活场域内的地方性知识传播和实现文化、生活等不同场域间的优势再分配、实践效果转移。“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的双扩散过程关系到其理论应用范围，与社会工作本质上追求的“公平、正义、平等”等价值理念密切相关，并对社会工作者发现和培育服务对象优势的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当然，对弱势群体“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的培育、运用不能过度，否则会走上刻意表演或程序化之路，导致“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失去固有的实践型智慧与生活化技巧。

其次，辨识“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优势使用场域界限。社会工作者对“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的优势培育与发掘，可以提升弱势群体的生活技能、增强自我权力空间，但其实践扩展面临理论效度与应用范畴等局限。“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作为一种弱势群体内分化机制和抗争优势所在，其使用效果与运作空间受到特定限制。当“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在人群中的使用数量、使用频率和强度，以及对既有规则破坏性等达到一定的极限，甚至被研究者所识别后，可能会变成“可识别的文化货币”，而无法发挥应有的实践效果。这既需要对“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作为优势所在的实践边界、行动规则、运用范围与权力关系等有清晰的认知，也要对其可能带来与优势群体过度互动而结成亲密的联盟，以及给弱势群体带来无意识的分化机制保持应有的敏感。弱势群体在实践场域中的抗争行动所呈现的“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带有个体化、差异化与权变性，这就需要对作为优势的“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的类型以及适用范畴进行分析。如何实现“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从个体到群体、社区的应用空间拓展，以及从弱者抗争向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合作同意的转型，是决定“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应用深度的关键所在。只有实现“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在应用空间与效用上的扩展，才能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工作公正目标以及分配正义的公平性。这也是为了重拾珍妮•阿当斯的社会工作传统，即重新发现社会工作中“以人为本”的原始使命和实践社会工作“与受苦者共在，共同创造更好生活”的实践图景。^[21]

最后，“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亦面临本土适应问题。实践场景中“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的占据者和运作者从底层视角看是具有能动性和主动性的理性个体，而从自上而下视角看又是规则破坏者、搭便车者甚至占小便宜的“投机取巧者”。“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理论引入中国后，不仅需要对中国本土情境中行动者负面形象的对应关系重新解读，而且涉及理论转向与关注点的转移，即从既有的宏观政治秩序、治理理念向构筑“基础秩序”“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的承载者作为积极行动者与分析中心转移。这不仅实现了自上而下的视角与自下而上的视角相结合以及适应本土化情境的改变，也是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心理转型的重新契合。因为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既受制于社会关系的总体性力量所产生的支配性逻辑，同时也包含体现弱者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行动者逻辑。这就提醒我们，在中国研究弱势群体及其困境，需要发现和应用其所拥有的类如“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的优势。

注释

1 无论是德•塞托的“战略”和 “战术”、布迪厄的“实践”和“惯习”，还是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和“隐藏文本”等概念，都蕴含“弱者优势”的实践可能和认知维度，也构成“以抵抗重构优势视角”的理论基础。

2 在某种程度上，“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对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都是不可识别和不能识别的，但是这种不可识别具有相对性和有限性。这就涉及作者未提及的如何占有、培育和使用“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等相关议题。

3 这里的“有意模糊”是指以尊重主流价值、现有规则与强势群体为前提，把自我诉求与物质要求隐秘于规则允许范围或强势群体认可之内，而不必过度凸显或破坏已有规则模式。“秘密嫁接”是指按章办事、积极迎合甚至主动讨好强势群体，把自我诉求与制度落实联系在一起，进而再以不被察觉、默许的方式加以实现。

4 笔者认为，优势视角所要解决的“如何培育优势”问题，是“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本身的理论盲点，也是本文最后一节需要讨论的议题。

5 “去权力化”是指优势视角过度关注弱势群体自身“适应性”发展资源或抗逆优势，而淡化宏观结构对弱势群体的影响以及群体内部的权力分化。

6 从弱者的实践意图、策略应用、实践效果、权力关系等方面看，“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更接近塞托的“战术”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