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在乡村振兴的工作进程中，社会工作者作为专业性的基层综合服务人员发挥着专业作用，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工作中承担着农村社会救助、养老服务、社区治理等专业服务工作。作为新时代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服务载体和专业化的服务组织^[1]，乡镇(街道)社工站(以下简称“社工站”)理应承担推动乡村振兴、助力农村发展的功能。2021年4月，民政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通知》指出，要加紧制定政策，将社工站建设纳入民政重点工作，把握专业化高质量的乡镇(街道)社工站发展方向，进一步为社会工作参与到乡村振兴战略指出了具体可实施的现实路径。 ¹

社工站作为政府公权力下沉乡镇(街道)基层的重要载体，是促进社会工作与基层社会融合发展的重要实现形式，也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布局的重要举措。社工站的建立对于改善基层民政力量薄弱的状况，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1]

然而，在社工站的推进过程中，社工站现阶段所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露，社工站在建设和运作过程中因角色模糊、定位不清等问题，导致社工站运作效率低下、运作效果不显著。因此，亟待对社工站建设进行阶段性研究，厘清社工站的角色和定位，提炼有效的运作模式。

为回应社工站建设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本研究选取东部沿海发达省份J省的省会N市作为研究场域。N市因具有良好的社会工作发展基础，积极响应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在建设周期内已经涌现出多种不同形态且运作良好的社工站。本研究通过对N市社工站进行汇总和分析后，选择了4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以回应社工站发展问题。本研究通过厘清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社工站的角色定位，尝试提炼社工站的服务模式，从而为全国社工站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地方性模式。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社工站作为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化专业实践过程中的产物，是在中国独有国情和先进制度下诞生的专业性综合服务平台。社工站的服务模式对于其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乡镇(街道)社工站既有服务模式研究

近年来，学界对于社工站服务模式的研究逐渐增多，从研究内容来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社工站开展具体服务的功能角度作为出发点，以社工站的服务内容、服务方向构建社工站服务模式；另一类是从已有的社工站的实践探索角度出发，归纳探讨社工站的服务模式以及社会治理参与路径。

从服务的功能角度来看，我国社工站的服务模式大致可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广东“双百计划”模式，强调相对独立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另一种是“先有后好”的湖南模式，即社工站主要在协助基层部门做好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以及相关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工作之后，再开展专业的社会工作。^[2]社工站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平台，其服务功能不应局限于单一的社会服务，公共服务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社工站应积极承接多部门的基层公共服务职能，以构建整合性的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基层工作体系。^[3]在进入到具体的服务场域时，社工站还应注重服务方法的多元整合和最终效果，从“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以实现社区的多元共治与多主体自治。^[4]

从社工站自身的建设实践来看，我国社工站的运作模式主要以直聘模式、外包模式和混合模式为主。^[5]社工站的服务模式是优化服务、提升效能，政府简政放权、创新监管的综合创新过程，^[6]也是社工站运行模式多元善治和服务模式多元善治的体现。^[7]社工站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联结着服务购买者、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接受者三大主体关系，^[8]并通过“内嵌式”路径、“下沉式”路径和“桥接式”路径三大路径参与到社会治理中。^[9]

梳理以往研究发现，无论是从社工站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向构建服务模式，还是从已有的社工站实践探索来归纳服务模式，都对社工站的角色定位有所欠缺，特别是在面对不同服务对象群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研究方面。由于对社工站角色定位的研究在广义上符合社会工作实践研究范畴，所以本研究从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色扮演的角度出发，探讨二者之间的共通性。

(二) 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研究

角色扮演是指个体根据所处的特定位置，并按照角色期待和规范要求所进行的一系列角色行为。^[10]从社会工作服务的泛化意义来讲，社会工作专业角色大致可分为直接服务者、间接服务者与合并服务者三类。^[11]其职能与角色有三个：一是帮政府做一般行政性工作；二是做政府与社会工作专业性质密切相关的工作；三是提供更专业、更深入、更有效的社会服务工作。^[2]但实际上，社会工作的角色会因其面对的不同服务群体而呈现出角色差异。参与社区治理的社会工作者按照目标不同分为基础性角色和战略性角色两类：第一类是社会工作者在完成任务目标时扮演的基础性角色，主要是提供福利服务以及解决社区问题；第二类是社会工作者在以过程目标为导向时，扮演的战略性角色，角色功能主要体现在能力建设和资源整合。^[12]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社会工作者往往扮演着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多方联动的促进者、社会政策的影响者、高效服务的管理者和发展创新的倡导者的角色。^[13]这是基于社会工作者自身角色的考量。在服务下沉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首先遇到的服务客体是基层政府，社会工作者往往通过角色调适，逐渐与基层政府产生行政化角色关系，呈现出“行政化导向的新管理主义”形式。^[14]最终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在互动情境中逐渐形成较为清晰的角色定位，即基于服务对象疏离程度的层级分布关系和差序互动格局。^[10]

由此可见，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主要包含政府、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四大主体，在此过程中其扮演了行政型角色、服务型角色、管理型角色等基础角色。这与社工站在下沉到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主要接触的基层政府、辖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服务对象)三大主体时所适用的角色定位相契合。社工站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动态的交互过程，其角色定位应围绕社会互动过程中的角色扮演而展开。在这方面，过程角色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种理论分析视角。

(三) 基于过程角色理论的理论分析框架

过程角色理论强调从社会互动过程中对角色扮演、角色期望、角色紧张等进行回应，关注社会互动中的角色创造过程及变化情况。^[15]在过程角色理论中，角色扮演是其核心概念，是角色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联结点。^[16]社工站与服务对象互动的本质是社工站里的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互动，社工站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时会依据一般意义上社会工作者应承担的角色方式和行为，在此基础上根据具体的服务对象及其个性特征作出角色调适。社工站在下沉到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其角色扮演程度与自身的角色期望存在直接关系，N市在大力推进社工站建设的过程中，基层政府既作为第一服务对象又作为出资方和推动者，对社工站赋予强烈期望，社工站往往会顺应这一期望朝基层政府所期望的角色方向发展。然而，社工站作为综合性服务平台，服务对象也存在特征差异，社工站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自身的角色期望，当社工站自身的角色期望与基层政府加持的期望产生冲突时，角色不清和角色混乱就产生了。

从以上的探讨中可以辨识出社工站在基层治理中角色定位的三个重点：第一，对外在角色期望和自我角色期望的回应；第二，对与不同服务对象互动过程中所涉及关系的处理；第三，辨别自身对不同服务对象所扮演的差异化角色。通过上述梳理，本研究把社工站与其服务主体的互动过程及具体情境相联系来解释社工站是如何在与基层政府、社会组织、服务对象的社会互动中回应角色期待、扮演不同角色的，从而构建社工站的角色模型。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目标在于探究社工站的角色定位，进而提炼出相应的服务模式。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N市4家社工站的8名社会工作者进行深度访谈并收集资料，同时采用案例比较法进行资料分析。

(一) 质性研究方法

质性研究是社会工作者与研究对象在研究场域内进行互动，通过观察访谈等方式进行资料收集与整理，以解释研究对象的行为和意义，使研究对象的行为获得解释性的理解。^[17]本研究注重获取社工站开展服务的过程、内容，而不是原因、变量等。由于只有使用质性研究而非量化研究方法才能对社工站的运作模式进行更好的诠释，因此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理论选样的方法选择四个典型社工站作为案例进行研究。具体而言，本研究从社工站所在地区、成立时间、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建设模式五个维度选取N市4家具有代表性的社工站作为研究对象。四家社工站成立时间皆在两年以内。在服务对象方面，四家社工站在服务于街道民政外，其中三家社工站同时服务于社区居民，两家社工站服务于辖区社会组织。在服务内容方面，三家社工站参照N市社工站建设指导意见，直接为社区居民提供五大兜底服务，一家社工站主营项目管理与项目督导。

在运作模式方面，体现出外包模式和混合模式。外包模式是由街道或区民政部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招募社工站的运营机构，运作全程由机构自主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混合模式是在外包模式的基础上，由街道民政直接派遣或招聘社会工作者前往社工站承接相应的工作，政社联动更为紧密。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见表1。

2. 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收集资料，在前期准备工作中，笔者在梳理国内对于社工站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工作职务，设计了与之对应的访谈提纲。访谈提纲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社工站的角色定位。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分析社工站在面对政府、社会组织、居民这三类群体时所扮演的角色，挖掘潜在的社工站角色模型，提炼有效的社工站运作模式。

研究共选取4家社工站8名社会工作者参与访谈，分别为4名社工站负责人、2名驻点社会工作者和2名项目社会工作者。在专业资格上，3名受访者为助理社会工作师、3名受访者为中级社会工作师，2名受访者无职业资格证书。专业背景方面既有社会工作背景，也有设计学、会计学等非社会工作专业背景。另外，研究选取了四位政府工作人员参与访谈，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见表2。

访谈围绕社工站在面对政府、社会组织、服务对象三类不同人群的服务内容和过程展开，以获取社工站在运行过程中针对不同服务对象扮演的不同角色主体的认知，进而提炼社工站的服务模式。

(二) 案例比较法

案例研究是一种实证研究，在不脱离现实生活环境的情况下对当前正在进行的现象进行研究。^[18]案例研究的目的是开发或生成基于定量和定性结果及其集成的案例。典型的案例研究设计是在一个聚合的核心设计中同时收集两种类型的数据，并将结果合并在一起，以检查一个案例或比较多个案例。在案例比较中，运用归纳法收集和分析定量或定性数据形成案例，并将数据集中具有的相似因素进行对照比较，以得出相应的研究结果。^[19]

本研究采用案例比较法进行资料分析，选取N市社工站建设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四个社工站的案例进行分析比较。在操作层面上，主要从社工站的运行机制、服务内容、服务对象、服务效果等方面分析比较四个实践案例，找出其中的异同和问题，探讨社工站在面对不同服务对象时所扮演的角色，进而探索社工站的服务模式。

四、研究发现

N市作为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省会城市，具有良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基础，基层民政力量较为完备与充足，特别是在N市X区等城区街道辖区内，已经培育建立了一些组织架构清晰、工作流程规范、服务覆盖面广泛的社工站。N市社工站在参与基层治理时如何做到角色定位，研究发现其经历了从角色期望到关系调适，最终呈现出“三维角色”扮演的发展阶段。

(一) 角色期望：“行政期望”vs“专业期望”

角色期望是指某一角色对其自身应承担的责任和应有的行为表现出的一种预期和设想。社工站在进驻服务场域前所扮演的角色期望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来自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外在期望，二是来自社工站的内在期望。

政府期望社工站能承担更多的行政职能，帮助政府处理更多的行政性事务；社会组织期望社工站能为其链接更多的资源，为自己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指导性意见。

我们社工站刚在H街道落地时，能感觉到他们(街道)更多是把我们当作他们的帮手，希望我们能多帮他们做一些其他工作，比如一些行政性工作。还有一些是本该属于街道工作范畴内的事，如果碰上街道太忙分不出人手，他们也希望我们去帮助他们分担一下。(受访者：A社工站)

基层政府之所以寄予社工站行政期望，其深层原因是基层政府自身开展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不足。当财政、人员装备、可用资产等条件受到限制，社会公共服务又不得不开展时，基层政府已无精力再培养提供公共服务的专业人员，难以亲力亲为，只能寄希望于社会组织或外聘形式的合同制用工，以项目制外包、行政性工作等管理方式将其投送出去，以期实现基层服务的常态化运转。加之政府主导了社工站的资源配置、制度设定、评价考核、工作方向等内容，社工站对于政府的行政期望只能顺势而为。

你看湖南那个“禾计划”不就是把社工站外包出去解决他们人手不足的问题嘛，我们当时在街道成立社工站也是想着他们能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上面(J区民政局)又让成立未保站、扶残站、救济站，我们哪儿有这么多精力去做呀，只能再打着社工站的名义弄些人来(受访者：J区街道办)

从社工站自身的建设发展来看，社工站有着自身的内在期望，即提供“专业化”“技术化”“理想化”的专业服务，这是社工站建设的自我希冀。社工站从建站开始便携带着一定的专业意识与专业思考，并按照社工站的中心指导思想提供专业服务。在专业服务过程中，社工站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类型和不同需求设计相应的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工站的专业自主性。

在站点设立前，我们是想将自己打造成专业的协调各方资源的角色。我们涉及的服务对象其实有三方，街道民政、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不管是为社区居民服务还是为社会组织去督导，还是说帮民政办事，我们都更想突显自己的专业性，突显社工站以及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受访者：D社工站)

从N市社工站建设指导意见来看，我们需要为社区提供兜底服务，我们之前也去社区做了需求评估，发现社区中存在不少需要帮扶的各类问题人群，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发挥专业力量去帮扶的对象。不管是从社工站的角度，还是我们作为社会工作者的角度来看，都不是能随便解决的，这对我们的专业性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受访者：C社工站)

然而在实际的服务场域中，社工站因两种不同的角色期望需扮演不同的角色，加之所扮演的角色与自身期望不一致、不兼容，^[20]从而引发角色冲突。具体来说，社工站想要发挥专业性，将自己打造成专业服务平台，这是出于社工站本土化和专业化建设的考量。然而在具体的角色实践中，基层政府对社工站附有行政上的角色期待，这与社工站自身的专业化发展不一致。社工站除了需要承担专业工作之外，还需要做一些行政性质的工作，甚至有可能因为行政化角色太多而处于非专业边缘的尴尬处境，继而引发行政化与专业化之间的角色冲突。

(二) 关系调适：“行政妥协”vs“专业强化”

个体在互动过程中，往往更重视其行为的一致性，以证实彼此的行为是否达到预期。^[21]当互动过程缺乏一致性时，就容易出现互动失灵。这暗示着在个体的互动中，存在隐蔽的“一致性规范”。^[16]从社工站与基层政府的关系来看，双方主要呈现合作模式，即政府提供资金，社工站配送专业服务。政府作为社工站的出资方和顶层设计者，在与社工站的关系中权力较大。政府表面将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部分权力下沉给社工站，实际上仍然控权。基层政府更多的是将社工站视为现有社会管理体制下的一种借助第三方综合服务平台继续运作公共服务的方式，这与社工站、基层政府之间的“一致性规范”相违背。

我们几乎与街道之间很少产生较强的矛盾，但一些摩擦是有的，比如有些工作本身就是街道自己的活，不归我们负责，但我们站点设在这个地方(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他们就会理所当然地让我们来做这些工作，这对我们社工站的发展肯定有影响。(受访者：C社工站)

当“一致性规范”出现偏差的时候，就需要对个体涉及的关系进行调适，这可弱化关系权力的不对等，促进主体间平等沟通与对话。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在社会互动中，人情、面子等人际关系法则重于契约法则。基于中国独特的“人情面子”文化，目前我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关系具有高度的情感卷入的特点。^[22]政府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和权威，无论是个体还是其他集体，在与政府的交往中都带有天然的讨好性。当社工站的内外角色期望不一致而引发角色冲突时，社工站往往碍于维护与基层政府之间的情面而选择让步和妥协。

我们与街道之间还是挺和谐的，但也不是没有摩擦，但以往每次产生摩擦的时候都是我们尽可能地去让步、去妥协，我们会尽量去顾及街道的感受，让双方都能尽量处在一个合适的关系上。(受访者：B社工站)

此外，当社工站在接收到不属于专业服务范畴之内的行政化任务时，基于双方合作的背景，社工站往往选择转变工作思路，从街道民政、社区居委会的工作逻辑出发，以行政化的手段完成专业化的工作任务，从而以政府更熟悉、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完成关系重构。在与社区居民这类直接服务对象的关系调适层面，社工站在无法脱离与基层政府行政关系的联结下，重视提升自身服务的专业性，通过提升服务项目的水平，整合并解决服务对象的现实需求，以期拉近与服务对象的距离，获取服务对象信任。

积极合作的督导关系是社工站强化自身专业性的另一重要手段。在专业化与行政化交织的过程中，专业督导作为双方关系调适的中间力量，维持着社工站与基层政府彼此积极的双向沟通。社工站通过聘请高校、协会专家督导项目设计和活动开展，以实现专业督导的发挥与补位。具体表现为督导定期了解社工站的项目设计，为社工站提供专业知识培训，为社工站建设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提供解决思路。社工站则积极反馈自身遇到的问题，主动配合督导完成各项工作。

我们找了三位专业老师来督导我们如何去发挥自身的专业性，他们给我们意见是，既然无法脱离与政府的行政化关系，就在妥协的基础上开展自身的专业服务。从一个小的角度，比如养老、困境儿童支持、残疾人服务等小的点出发，打造专业品牌，提升自身服务专业性。(受访者：A社工站)

广东“双百工程”就是请了好多专家去督导，我们也请啦，就是想把我们自己打造成一个专业性的社工站，所以让督导每月都来给我们培训，提供建议，而不只是单纯去帮街道完成他们的任务。(受访者：B社工站)

(三) 角色扮演：“三维角色”模式

本研究在分析社工站如何因角色期望而产生角色冲突并通过关系调适解决角色冲突的基础上，提炼出基于“行政—督导—服务”的社工的“三维角色”模式，三维角色分别是面向基层政府的行政角色、面向社会组织的督导角色、面向服务对象的服务角色。如图2所示。

1. 面向基层政府的行政角色：行政参与，减负增能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简政放权、转移公共职能的重要途径。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仍以政府主导模式为主，但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政府大量社会服务职能开始下沉，村委会及街道事实上承接了大量辖区民政交办的任务和行政性事务。在强调“自上而下”行政力的中国，社工站建立初期协助行政部门提供兜底服务，在提升社工站影响力的同时，为行政部门工作“减负”，形成良好的联动关系，为社工站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行政支持，在此过程中，社工站扮演行政角色。

我们把社工站外包给他们，他们设计的一些专业服务活动最后实施下来我们也是能拿去给上面交差的，比如说他们搞的未成年人保护活动、帮助村民直播带货，还有一些养老为老的活动，这些都是我们街道的任务，只是交给了他们来做，这样他们能维持社工站运转，我们也能完成相关的任务。这不挺好嘛。(受访者：T区街道办)

从本文所研究的四家社工站的建设模式来看，四家社工站在建设模式上都是由街道或区民政部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承接社工站的建设运营项目。基层政府作为社工站的重要服务对象，也是社工站运营的投资方，社工站帮助基层政府承担行政性事务，既受社会工作自身性质的影响，也受社工站建设的现实条件影响。

我们会根据L区社工站建设指导意见严格落实社工站兜底服务，所谓兜底服务就是我们协助街道去执行社会救助服务、养老服务、儿童关爱保护服务、残障人士服务、婚姻家庭服务这五大涉及民生领域的工作。因为街道可能在人员配置、工作安排等方面无法一直去跟进相关的工作开展，而社工站现在又承担着统筹各方、为行政减负的中介作用，这一块的工作自然就落到了我们头上。(受访者：D社工站)

另一方面，为积极响应乡村振兴，实现乡村人才振兴，社工站积极为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特别是民政相关部门科室)组织开展相关专业、系统的培训，鼓励有条件的工作人员(如大学生“村官”、年轻党员、村干部等)积极报考全国社会工作师资格考试并提供相应的考试指导服务，在提升行政人员工作能力的同时，也稳步壮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促进基层政府社会服务专业化。

我们有为街道外聘行政人员、社区的一些工作人员提供专业的社会工作师资格考试培训服务。这一方面可以开展街道、社区参与社会服务，提高服务项目的专业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我们的工作压力，比如说在落实社区服务项目之前，街道、社区的人可以加入我们的专业需求评估队伍，但这要求他们得具备这方面的专业能力，同时有社区的人负责引路，我们不管是需求评估还是项目落地都能更好地开展。(受访者：C社工站)

2. 面向社会组织的督导角色：培育发展，督导评估

从我国乡镇(街道)的发展阶段来看，基层政府难以在现阶段实现基层社会的独立治理，特别是在以“熟人社会”为主的乡村地区，村民作为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其自身存在着居住分散、碎片化等客观问题，乡村治理缺乏有序运转的组织平台，仅凭村民委员会难以为继，无法实现乡村资源的高效整合。对于此，社工站可扮演组织培育和督导的角色，与村(居)委会以及辖区社会组织开展合作，通过构建适用于三方的新型管理架构与规章制度，培育能够胜任乡村、街道等基层公共事务的社会组织，并指导社会组织有效运行。

乡镇(街道)在培育社会组织的过程中，社工站作为第三方部门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能够以督导者的角色承担政府购买服务的评估与管理工作，也可以为辖区内现有的社会工作机构及相关社会组织提供专业督导，通过强化专业能力、细化服务流程、优化项目管理、量化资源投入等方式进一步提升组织自主运营能力。各社会组织可选派专业社会工作者在社工站进行驻点，进一步深入了解辖区居民的生活状况与需求，寻找服务介入点。同时，规范并加强辖区内社会工作者的继续教育，分类分级组织专业培训，营造良好的专业成长环境。

我们社工站的职能更多的是对于街道社会机构的服务项目进行管理，为社会机构链接资源，提供督导服务以及对街道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进行管理，社会工作机构的人需要定期来我们这边汇报项目进展。(受访者：B社工站)

督导体系或者说评估体系我们是有的，主要是两方面。首先是有专家督导，一般是区民政或者是街道民政派相关的专家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督导；然后社工站也会对社会组织的财务、活动、志愿者培训等方面进行专业督导。(受访者：B社工站)

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到《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都提出，要培养大量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大力推进专业社会工作组织建设，通过落实人才与组织的双向培养计划，切实助力乡村社会治理。然而由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人才流失严重、乡村治理“空心化”等现实原因，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资源与社会工作服务组织资源在乡村的发展均较为薄弱。因此，社工站应在结合辖区村(居)民现实需求、引导其形成自助互助的村(居)民共同体的基础上，积极培育新的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及志愿者队伍，助力乡村人才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村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发展。

那个L村，是我们这里最富裕的一个村，我们(T街道)的经济条件也相对比较好，在人才振兴方面，我们会去链接一些人才支援农村建设与发展。在这方面，我觉得社区受益还是蛮多的。(受访者：C社工站)

3. 面向服务对象的服务角色：调查需求，直接服务

社工站作为由专业社会工作机构运营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开展专业化的社会服务是其首要职能。社工站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扮演着服务角色，根据服务内容不同可以区分为生产性服务、管理性服务、兜底性服务、福利性服务等。

辖区居民是社工站的主要服务对象之一，社工站通过定期走访摸排，确定不同社区、乡镇的特殊需求，并有针对性地链接相关部门或社会组织的服务资源，整合多元服务主体，制定更为有效的服务方案，弥补当前村委会/社区等行政部门服务功能的不足，切实改善辖区居民的生活水平。

社工站刚成立时我们走访了街道所管辖的十个社区，了解了一下这十个社区都有哪些人群，就比如说像H社区，它是新旧居民交融的社区，我们在设计社区活动的时候就会考虑到如何将该社区的人群黏合在一起。通过对社区进行简单考察后，我们再通过社区走访，了解辖区有哪些困境人群需要我们提供支持帮助。(受访者：A社工站)

对于乡村社工站而言，通过组织宣讲国家惠民政策，可激发农民主体意识，使得惠民政策真正深入人心；通过打通“最后一公里”，为乡村产业振兴发展助力，强化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乡村社工站可根据乡村实际发展需要，为村民提供政策解读、技术培训、资金链接、市场招引等方面的生产性服务。城区街道社工站也可以通过组织特色乡村体验参观等多元活动盘活乡村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我们有组织社区的居民去L村开展踏青助农活动。我们组织社区居民去参观H村的农产品种植基地，在活动开展过程中，我们会邀请当地村民为大家来介绍他们自己种植的农产品。社区居民可以自愿选择购买当地的农产品，这既有利于丰富居民的娱乐活动，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又可以有效促进H村农产品的售卖，互利共赢主推乡村经济振兴。(受访者：D社工站)

社工站无论在直接提供服务，还是在面向针对性需求时，都需要链接专业社会组织的服务资源、承接相关社会服务项目。通过对辖区内的资源进行有效链接，可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社企联动。

我们还会去了解社区的一些资源，比如我们在H街道有一个比较大的产业园，有一些大型企业的总部设置在那边，如果我们有时候去做活动的话，其实是可以和这些企业进行一些联动，进行资源互换。一方面企业为我们提供活动场地，另一方面，我们根据企业的一些需求设计适合他们的特色活动，双方互利共赢。(受访者：A社工站)

五、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伴随相关政策的不断制定以及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社工站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扎根，社工站的基础建设工作颇受社会关注。N市社会工作发展一直排在全国前列，其基层民政力量完备且充足，社会组织规模较大，高校人才集聚，社工站的建设发展资源丰富，发展速度快。本研究通过对N市不同地区的社工站进行实地考察，围绕社工站的基本建设、日常运营、人员培训、督导工作、评估机制等方面展开深度访谈，发现N市社工站在运营模式上主要呈现出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街道将社工站全部委托给社会组织运营的外包模式；另一种是在外包模式的基础上由街道聘任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加入到社工站中的混合模式中。外包式社工站因其自身所具备的“工具性”更易被街道所采纳，即社工站成为街道、民政的帮手。社工站在日常功能的运作方面逐渐发展成街道行政职能的延伸，因此社工站的专业化程度较难得以体现。此外，外包式社工站的委托期往往为一年，委托期满后经街道考核通过方可商定是否继续合作，加大了社工站人员流动的风险，不利于街道社工站的稳定发展。混合式社工站在外包式社工站的基础上增加了由街道直聘的社会工作者，对社工站的项目活动设计加入专业化考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外包式社工站专业性不足的问题。此外，街道通过直接聘任培养岗位社会工作者入驻社工站，此类社会工作者与承接社工站的社会组织之间非聘任关系，不会受社会组织变动的影响，从而降低了社工站核心人员流动的风险。

通过对不同模式的社工站进行比较分析发现，N市不同模式的社工站在面对不同的服务客体时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不同的角色间也存在内外不一致的角色期望。从外部期望来看，基层政府希望社工站能承担更多的行政工作，成为其行政职能的延伸；从内部期望来看，社工站希望能将自身打造为专业性的综合服务平台，内外期望不一致引发社工站“行政—专业”角色冲突。为解决角色冲突，社工站通过关系调适强化自身定位，完善角色扮演，在面向基层政府时扮演行政角色，在面向社会组织时扮演督导角色，在面向服务对象时扮演服务角色。本研究总结提炼出乡镇(街道)社工站的运作模式，即基于“行政—督导—服务”的“三维角色”模式，从而映射出社工站与基层政府、社会组织、服务对象的多元互动。

(二) 建议

对于社工站来说，厘清自己的角色定位，正确认识辖区的实际情况，并整合自身资源，打造专业运作模式，才能切实保障乡村发展需求、扩大与发展乡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和完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本研究通过实地考察、广泛求证，提出三点建议。

1. 厘清行政角色，平衡政府与社工站的角色冲突

基层政府作为社工站主要的服务购买主体，处于权力场域较为核心的位置，乡镇(街道)社工站的行政角色内嵌于基层政府之中，就必然受到行政化的影响。为此，社工站应厘清自身行政角色定位，在建站之初应与其背靠的基层政府就行政任务量达成一致，社工站可以在自身专业服务开展之余承担适量的行政工作。这既有利于扩宽社工站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提升社工站的影响力，也有利于为基层政府减负，让基层政府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更适恰的地方去。但社工站也应认识到自身的专业角色定位，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专业服务中去，避免因过多的行政命令而陷入行政化困境。

2. 落实督导角色，强化组织培育

乡村振兴需要注入专业力量，对于社工站来说，如何进一步培养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资源与社会组织资源至关重要。基于实地考察的经验，社工站应引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担任督导，进行阵地运行指导与人员培训，从而促进农村社会工作队伍的发展与壮大，推动农村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此外，对于外包式社工站来说，专业督导更是作为社工站和基层政府关系调适的中间力量，维持着社工站与基层政府彼此积极的双向沟通。同时挖掘乡村自身动力也至关重要，社工站除了服务儿童、老人及社会救助对象等基本人群之外，还被赋予助力乡村振兴和乡村社会治理等新内容。^[23]社工站应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引导乡村居民形成自助互助的意识，积极培育乡村志愿者队伍，发挥乡村自治力量，实现乡村人才振兴。

3. 聚焦服务角色，打造专业特色

在实地考察过程中，研究发现N市社工站主要有两个不同的服务方向。一是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社工站作为服务提供方，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直接向辖区内各社区、各服务对象提供具体服务，以促进辖区民生事业发展。二是间接提供社会服务。社工站通过定期走访，了解辖区各社区与社会组织的问题需求以及所拥有的资源，并基于掌握的信息进行资源整合，同时督促辖区内的服务项目按时按需落地。对于社工站来说，在建设初期就应该找准自身角色定位，并在定位自身建设方向的同时，多方整合，理清服务目标，将“提供直接服务”作为进入社区、熟悉社区、宣传社工站的一种手段，以便后续工作的开展；将“资源整合、统筹协调、督导评估”作为社工站后期工作的重点，实现社工站循序渐进的发展。

(此文从选题、调研到撰写都得到南京理工大学刘江副教授的支持与帮助，在此向他表示感谢。)

注释

1 文中的文件部分由笔者调研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