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如期收官，当前我国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为新目标，并明确建立治理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措施之一。按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到2030年按各国标准界定的陷入各种形式贫困的各年龄段男女和儿童至少减半，可见儿童是相对贫困治理视野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儿童处于身心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童年贫困经历容易给其生命历程带来累积弱势效应，进而长远地影响与制约着反贫困目标的实现。我国长期以来主要以单维家庭收入识别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弱势儿童，这一方法以家庭而非儿童为单位，对儿童本身境况敏感性不强，诸多儿童缺失和脆弱性问题无法被有效识别。^[1]因此，当我们转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在贫困的内涵和外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判断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相对贫困状况需要被进一步研究。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儿童贫困研究“看不见”儿童。一方面是儿童的需要被“遮蔽”。儿童需要不等同于家庭需要，儿童贫困并不仅是家庭贫困的延续和衍生品。同时，儿童贫困的内涵已从单维上升到多维，其表现形式不再局限于物质资源的匮乏，生存、健康、保护、教育和参与等多维度测量对于儿童贫困状况可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2]另一方面是儿童的视角被“遮蔽”。目前我国学者衡量儿童贫困的指标通常是以成人的视角进行建构和选择，因而所选取的指标也多为客观指标，如BMI指数、失学状况、家庭生活水平等，无法呈现儿童自身观点的表达。^[3]因此，本文作为一个初探性研究，从儿童中心视角出发识别儿童基本生活需要的维度和指标，并比较分析东西部地区儿童基本生活需要缺失的状况，最后为提升儿童福祉提供政策建议。

儿童贫困指儿童期所经历的贫困。起初，人们在研究相对贫困问题时，很少特别关注儿童群体。因为学者们普遍认为，儿童所掌握的资源来源于家庭，儿童的贫困等同于其家庭的贫困，因此，家庭贫困状况可以反映儿童贫困。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提出要保障每个孩子都能有一个健康的、受保护的童年。在公约倡导下，儿童福祉被视作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议题开始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其颁布后的30年里，世界经济飞速发展，但是儿童的贫困率却不断高企，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单独关注儿童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和匮乏程度。^[4]儿童贫困研究也因此分离并成为贫困研究中的一支重要分支。

(一) 从成人主导到儿童建构：儿童基本生活需要的识别

相较于传统的收入识别法，基本生活需要识别是以“共识法”为基础的。“共识法”基于公众判断来确定必需品，即在界定贫困时融入公众的意识，将高共识度的必需品作为贫困识别的基础。研究发现，用共识法和收入法所分别估计的贫困人群重叠程度较低，这意味着方法的选择会影响对于贫困严重性的估计。^[5]共识法主要包括三个关键问题：这个物品是否是每个人都必需？你是否拥有这项物品？如果没有，是否是因为无法负担的原因？经过多年发展，这一方法已经普遍用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贫困测量。另以中国香港地区为例，在2011年开展的缺失与社会排斥研究中，首先列出了一份包含37项基本需求项目的清单，采用共识方法对人群进行抽样调查，最终将共识度超过50%的35个项目组成缺失指数量表，并普遍用于中国香港地区的贫困测量。^[6]受到《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提出的“倾听儿童声音并尊重儿童意见”原则的深远影响，儿童基本生活需要识别并逐渐打破成人主导的方式。以桑德斯为代表的一批澳大利亚学者转而采用儿童中心视角的共识法去识别儿童基本生活需要，并测量多维缺失状况，从而形成了儿童相对贫困研究的新范式。^[7]

儿童是回答自己境遇最好的专家。在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囿于儿童“不能说”及“不会说”的限制，儿童自身的观点与经验经常被忽略。尤其是贫困家庭儿童，他们通常会因为深知父母无法提供资源而隐藏自身需要，较少表达自我想法。可是近年来，由利益相关密切的成人来判断儿童基本生活需要的“共识法”遭到质疑。一是儿童与成人对于基本生活需要的共识具有显著差异性。儿童通常是基于与同龄人的比较来建构对于基本生活需要的认知，例如无法参加学校组织的休闲活动等。从既有文献看，成人对于儿童基本生活需要的定义通常与教育和儿童发展相关(如儿童读物、课外活动、课外教育等)，儿童自身也会意识到这些需要，但他们更关注满足自身社会角色扮演所需要的资源(如一起吃饭的朋友、零花钱、可以上网的电脑等)。^[8]二是让儿童直接陈述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儿童的实质生存状况。相较于隐藏自身需要，贫困家庭儿童具有主观能动性，通过实施行动来回应或者改变经济限制。^[9]而儿童日常活动与生活的最佳信息来源就是儿童自己本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条提到“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强调儿童有表达自己的权利。总而言之，当我们去度量儿童贫困的时候，单维收入法仍然很重要，但是它无法纳入儿童自身的想法和他们所珍视的物品，也就无法多维度地反映儿童经历贫困的经验以及基本生活需要。^[10]

在儿童中心视角下，儿童基本生活需要被界定为能够让他们在自己的年纪过上“正常生活”的物品和经验。^[11]所谓“正常的生活”关注儿童的社会性需要而非绝对需要。主要从四方面引导儿童理解“社会性需要”：一是发展，指的是和个人未来的成功息息相关的资源与经验；二是适切，孩子们需要理解他们周围的家人、同伴以及老师等群体是由于缺少特定的经验和物品才导致现在的社会结果；三是乐趣，一些特定的资源之所以被视为必需品，是因为它可以帮助孩子在无论是单独一人时，或是和朋友家人在一起的时候都可以享受生活；四是建立关系，一些物品和经验被视为必需品，因为它们可以帮助孩子与朋友、家人和他人建立友好社会关系。^[12]

(二) 剥夺与社会排斥：儿童基本生活缺失状况的度量

多维贫困被视为单维收入贫困的重要补充，它能够突破传统的贫困/不贫困二分法，揭示儿童基本生活缺失状况，主要包括剥夺和社会排斥两种测量方式。一是儿童剥夺指数。英国社会学研究大师汤森德是将剥夺概念带入贫困研究的重要学者，他指出剥夺是缺乏或未满足某些社会所认可的、一般状况下可得到的财物或条件，并以此构建了剥夺指数。更进一步，马克和兰斯利则对于剥夺界定具有更明确的主张，指的是“被迫缺少社会所认可的生活必需品”，也就是说，是因为家庭资源不足而无法负担，这也成为了后续剥夺研究中最常被沿用的准则。^[13]多亚尔和高夫在《人的需要理论》中从身体健康和人类自主的基本需要出发，界定了最低限度的最优效果水平的中间需要，与儿童相关的包括充足的营养和洁净的水、充足的具有保护功能的住房、无害的自然环境、适当的保健、童年期安全、有意义的初级关系、人身安全和经济安全。^[14]建立在这些维度基础上，并基于儿童与成人贫困经验的不同，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制定出针对儿童群体的剥夺项目。《儿童收入与家庭经济能力报告》将指标分为儿童收入与家庭经济能力、食物和营养、衣着、参与、发展、住宅和环境、教育七个范畴。^[15]最特别的属于儿童收入，它可来源于儿童自己所赚取的收入。儿童世界调查(Children’s Worlds Survey)是一个覆盖35个国家的大型儿童社会调查，它通过询问儿童缺失情况建构儿童剥夺指数，包括营养、健康、衣着、教育、公共设施、住房和信息七个维度。^[16]

我国儿童贫困的研究多遵循剥夺路径。学者们起初在家庭多维贫困测量指标中纳入儿童相关指标，如教育和健康等，以关注农村家庭代际贫困传递问题。^[17-18]2018年后儿童作为单独群体的多维贫困研究兴起。

首先是关注我国儿童多维贫困的趋势和模式。学者们多选取营养、水、卫生、住房、教育、健康和参与等维度来衡量，结果显示我国儿童多维贫困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儿童多维贫困率远远高于收入贫困率。^[2]有研究显示，儿童入学、家庭照顾和时间自由对儿童多维贫困贡献最高。^[3] 二是儿童多维贫困的人口特征。对于困难家庭而言，儿童性别、父母离异情况、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否享有社区服务对困难家庭儿童多维贫困的发生有显著影响。^[19]另外，与城市儿童和流动儿童相比，农村儿童更可能陷入贫困状态。^[2]总体而言，儿童多维贫困研究主要运用Alkire-Foster方法计算多维贫困发生率、平均被剥夺程度和致贫因素，但因为各研究所选取的维度不同，研究结果通常也具有差异性。^[20-21]

其次是社会排斥指数。基督教儿童福利基金会(Christian Children’s Fund)从三个维度定义儿童基本需要的缺失：一是剥夺，即缺乏发挥潜能所需的物质条件和服务；二是排斥，权利被否定，安全无从得到保障；三是脆弱性，即没有社会能力去对抗和应对儿童的生存和威胁。相较于剥夺强调家庭资源不足而无法负担，儿童社会排斥则强调诸多权利被否定，并且在周围环境系统中不能获得相应的资源来规避风险。^[22]相较于剥夺，以社会排斥测度儿童多维缺失至少具有三个优势：一是纳入可行能力和儿童权力视角，二是超越儿童的资源限制，转而关注潜在的风险，三是纳入对于儿童生活状况具有决定性因素的组织和社区指标。^[23]桑德斯进一步将儿童社会排斥分为三种类型，涵盖27项指标：一是退出，社会活动的参与匮乏；二是服务层面的排斥，对于能够满足基本需求的服务取得有限；三是经济层面的排斥，经济资源取得匮乏。^[24]还有学者将排斥划分为五个维度；消费维度上具体化为儿童本人可以获得的零用钱以及该零用钱可能消费到的商品和服务；生产维度是指个人不能找到工作，这一维度的排斥一方面通过贫困儿童的父母起作用，另一方面则通过贫困儿童本人直接起作用；参与政治和组织的维度指依据儿童的年龄设置种种限制，阻碍儿童对政治和组织的参与；社会关系维度指儿童能否借由适当的衣着打扮融入同辈团体，适当参与学校学习和活动避免社会排斥；空间维度指儿童的教育空间和活动空间的缺乏。^[22]

(三) 儿童基本生活需要和缺失的群体差异

儿童对于基本生活需要和缺失的主观感知受到儿童自身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近期研究开始关注多元化儿童群体的不同经验。通过对比来自澳大利亚52所公立高中的2 672名学生和来自史密斯家族终身学习计划所资助的340名学生，发现两组未成年人在必需品共识上非常相近，对于必需品的共识度也非常高。但是从贫困度量的结果上看，那些土著的、具有托雷斯海峡岛民背景，以及健康状况不良的困难学生所面临的多维缺失状况更为严峻，而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学习表现。^[10]儿童基本生活需要缺失具有很强的地域差异性。通过比较澳大利亚各州城市和农村地区5—15岁儿童的社会排斥指数，发现处于较分散的北部地区农村的儿童遭遇社会排斥的风险程度更高。^[23]生活在这些区域的儿童因地理位置偏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会污名化等原因而不能享受同等的福利资源，而因此进一步遭遇社会排斥。五年后学者们又重新追踪了这些社区，发现在儿童多维排斥最为严重的社区，仍有87%的社区仍然处在这一区间，而在儿童多维排斥显著改善的13%的社区中，家庭福祉增进所带来的学业成绩的提高和住房条件改善是重要原因。^[25]

(一) 研究设计

本文的研究架构见图1。首先，通过儿童焦点团体来确定儿童基本生活需要必需品的指标。其次，形成指标后，从儿童中心视角采共识法的方式进行儿童基本生活需要的测量。最后，比较不同地区儿童多维剥夺和多维排斥指数。

图 1(Figure 1)

图 1 共识法下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缺失分析思路

在设置指标前，我们招募儿童开展焦点小组讨论，以确定像他们这样的儿童需要什么才能在今天的中国过上“正常的生活”。我们参考了相关研究者的做法，在两个地区招募11—15岁儿童共开展四场焦点团体，每次焦点团体包括最多10名儿童参与者，时长最多一小时。焦点团体主要设置为两部分，一是鼓励儿童开展头脑风暴，并帮助儿童区分基本需求和奢侈品。二是鼓励和引导孩子门充分讨论“他们的生活中什么对他们最重要”。我们鼓励孩子们进行充分讨论，但是当他们对于相关主题无法及时回应时，我们会给予一些例子，并询问他们是否同意这些例子是重要的。这些例子一般来源于儿童世界调查(Children’s World Survey)这一大型跨国社会调查项目，而这些指标是由这些代表性国家的父母和儿童共同达成的共识标准。我们也根据孩子们的想法调整了相关指标的表述，例如在Y市儿童们提出在宗教节日内需要有合适的食物和衣物等。

综合这些讨论及既有儿童大型社会调查的指标体系，^{[16 ]}最终确定饮食、衣着、医疗、教育、休闲、居家环境、社会关系和住房8个维度和53个指标。确立指标后，我们以“你认为此项生活用品或条件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吗”这一问题来要求儿童形成基本生活需要的共识。判断标准借鉴相关研究，以75%受访者认为“是”才纳入基本需要。^[26]我们邀请相关学者进行内容效度与适切性的评估，并针对基本生活需要共识程度进行信度分析，Cronbach’s α为0.886，通过检验，表明题项之间具有内部一致性。

基本生活需要缺失从剥夺和社会排斥两个方面测量。剥夺可被视为社会排斥的一部分，剥夺指的是个体无法负担，社会排斥不仅包括个人经济限制，也包括个人的选择。我们以“以下物品或条件与你家里的现状是否符合？”这一问题去测量。如果勾选“2.不符合，因为家里经济困难，无法负担”视为剥夺，意指受访者因为无法负担购买必需品的费用而导致基本需要缺失。如果勾选“2.不符合，因为家里经济困难，无法负担”、“3.不符合，因为没机会取得或没时间去做”、“4. 不符合，因为不需要或不想要”、“5.不符合，因为其他原因导致”则视为社会排斥。

多维缺失的状态由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开发的Alkire-Foster(AF)方法进行测量。多维缺失指数(M)计算的是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H)和平均一个贫困人口被剥夺/排斥的次数(A)的乘积。它克服了传统贫困测量的单维局限与无法反映贫困程度的缺陷，通过双重临界值的设置，实现了多维缺失的识别、加总和分解，反映了贫困的广度和深度。主要计算步骤为：第一，建立各维度下的观测值矩阵，设立个体儿童在单项指标上缺失状态的判定分数，并进行认定；第二，计算儿童多维缺失发生率H，对处于多维缺失状态的样本数量与总样本数的比值，本文参考既有文献，将缺失状态的阈值(k)取值为33%，即当儿童被认定缺失了至少三分之一的指标时就认定其陷入多维缺失；第三，对于儿童多维缺失指数进行分解，反映各维度的贡献率。^[27]由于这一方法已被成熟运用，囿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二) 样本描述

考虑到我国地域差异性及儿童社会经济背景的多元性，作为一个探索性研究，本文选取我国东部和西部一个地区的公立学校儿童进行比较，分别为广东省G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Y市。两地区在经济上存在巨大差距，是我国经济发展地域不平衡的缩影。作为东部经济发达城市，G市2020年的GDP总值为25 019.11亿元，人均GDP破2万美元，已达到中等国家发展水平；而位于中国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Y市，2020年GDP总值为352.46亿元，它曾经是宁夏唯一的全域贫困市，被称为我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在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本研究以小学四、五年级儿童为研究对象，2021年分别在市区、城乡结合部(郊区)和农村地区共选取4—6所公立小学进行问卷搜集，G市共发放550份问卷，剔除无效样本后剩余513份，有效回收率为93.27%；Y市发放677份问卷，剔除无效样本后剩余62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2.1%。问卷由儿童在课堂上填写，研究团队全程解答疑问，统一上交给班主任老师后，由团队成员收齐。表1报告了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Table 1)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 类别 编码 G市(%) Y市(%) 性别 男 57.80 54.36 女 42.20 45.64 儿童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15.60 7.84 否 84.40 92.16 儿童父亲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4.60 33.45 初高中 69.60 59.23 大专/大学及以上 25.80 7.32 儿童母亲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0.90 50.52 初高中 64.10 43.73 大专/大学及以上 25.00 5.75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选取的样本中性别比例均衡，G市独生子女比例(15.6%)略高于Y市(7.84%)。父母受教育程度则呈现出巨大的地域差异性，G市儿童父母学历集中在中级教育，而Y市样本内的儿童父母很大比例只接受了初级教育。

(一) 儿童基本生活需要分析

总体上，儿童所勾选的必需品占到总选项的72%，各维度共识度排序依次为住房(84.2%)、医疗(81.3%)、衣着(75.5%)、学习娱乐(75%)、社会关系(74.8%)、饮食(67.8%)、居家环境(63.6%)和休闲(56%)。对于发达经济体儿童的研究也呈现出相同结果，儿童对于住宅和医疗维度的基本生活需求的共识率最高，与发达经济体儿童的研究结论一致。^[26]但与发达国家儿童相比，我国儿童对于经济资源(定期获取零花钱、课外教育的费用)和友善的空间资源(家附近有儿童的活动场所，例如滑滑梯、小球场等)的共识程度较低。^[7]表2列出了共识程度低于50%的指标。一方面，休闲维度等与社会一般生活水平或生活方式相近的指标的共识程度较低，可见我国儿童所认为的基本生活需要大多是以满足生存需要为导向。另一方面，基于成人视角构建的指标体系对于儿童营养、健康和教育需求较为重视，表现在既有研究中学者们多选取营养、健康、教育等维度来衡量儿童多维贫困。但儿童在成人容易忽视的维度上，如社会交往，呈现出强烈的共识度。

表 2(Table 2)

表 2 必需品共识结果比较 维度 经济发达地区(G市) 经济欠发达地区(Y市) 共识度低于50%的指标 共识度均值(%) 共识度低于50%的指标 共识度均值(%) 饮食 不会因为没钱买食物，而不吃或者吃不饱(46.09%) 70.05 *每隔一天能够吃到肉或鱼(49.83%) 不会因为没钱买食物，而不吃或者吃不饱(38.33%) 76.18 衣着 无 74.67 无 76.41 医疗 无 83.79 无 78.75 学习娱乐 无 80.02 *我家中有可以上网的电脑(平板、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45.30%) 74.10 休闲 疫情前全家每年至少有一次超过三天的旅游(43.75%) 每周至少与同学外出一次(42.97%) 每月有可自由支配的零花钱(42.19%) 我在寒暑假期间，至少可以参加一次夏/冬令营(28.91%) 77.03 每月有可自由支配的零花钱(44.43%) *我能够参加学校所组织的旅行和活动(39.90%) 全家每年至少有一次时间超过三天的长途旅游(33.28%) *我有方便我出行的自行车(46.69%) 每周至少与同学外出一次(37.28%) 我在寒暑假期间，至少可以参加一次夏/冬令营(25.09%) 79.73 居家环境 我家附近有儿童的活动场所，例如滑滑梯、小球场等(39.06%) 70.78 我家附近有儿童的活动场所，例如滑滑梯、小球场等(41.46%) 65.68 社会关系 无 77.21 无 72.42 住宅 无 88.77 无 79.64 注：* 表示G市和Y市存在差异的指标。

表 2 必需品共识结果比较

进一步进行地域比较可以发现，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儿童在必需品共识感上存在结构性差异。其中，经济发达地区儿童平均勾选40.1个必需品项目，多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儿童(36.3个)。从维度上看，两地儿童在学习与娱乐维度上的认同差异性最大，达到10%。从指标上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的儿童对于基本生活需要的理解更加多元化，表现为食物的多元化、娱乐学习物品(电脑)，以及学校组织的旅行和活动等。两地儿童对于必需品共识度会受儿童接触必需品的机会、了解程度及必需品与生活的相关性等因素影响，因而两个地区儿童在必需品共识度上的差异与社会经济环境相关。最后，根据75%的共识阈值标准，对于G市儿童的分析将保留全部八个维度和其中31个指标，Y市儿童对于居家环境维度指标均低于75%，最终只保留七个维度和21个指标。

(二) 儿童多维剥夺状况分析

多维剥夺是指受家庭经济条件限制，导致儿童在多个维度缺乏生活必需品。表3展示了两个地区儿童多维剥夺的估计结果，包括儿童多维剥夺指数(M)、儿童多维剥夺发生率(H，人口比例)和儿童多维剥夺强度(A，儿童平均匮乏程度)。当K=3时，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儿童多维剥夺指数分别为0.091和0.099，多维剥夺发生率分别为18.56%和17.39%，多维剥夺发生强度为48.81%和56.86%。各项指标略高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2年发布的《中国儿童多维贫困(2013—2018)》的结果(M为0.06，A为32.7%，H为19.1%)，^[2]说明儿童对于基本需要的剥夺感知高于成人构建的指标。进一步比较地域差异，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儿童多维剥夺发生强度(A)高于经济发达地区(56.86%>48.81%)，但是发生率(A)略低(17.39%<18.56%)。剥夺发生强度越高，说明个体脱贫能力越弱。因此，这一结果显示，经济落后地区的儿童更容易陷入深度长期的贫困剥夺，致贫返贫的可能性更大。

表 3(Table 3)

表 3 儿童多维剥夺估计结果 维度K 广东G市 宁夏Y市 H A M H A M 3 18.56% 48.81% 0.091 17.39% 56.86% 0.099

表 3 儿童多维剥夺估计结果

直接将多维剥夺指数进行分解，可以观察不同维度和指标对多维剥夺结果的贡献率，贡献率越高则表明这一维度与多维剥夺发生的关联越大。结果分析见图2。第一，住房维度对两地儿童多维剥夺指数的贡献率最高，分别为20.63%和18.34%，是儿童多维剥夺的关键致因。但具体原因不同，经济发达地区住房问题突出，在“具有独立的房间或床”指标中儿童需求满足的比例较低，这一定程度影响了儿童的个人空间和生活质量。而在经济落后地区，儿童主要在“家用电器齐全且完好”和“能源供应充足”两个指标上匮乏，“能源贫困”的维度值得关注。第二，学习娱乐维度也是导致儿童多维剥夺的关键致因，分别达到22.22%和17.09%。“平均每半年可购买新的课外读物”“家中至少有30本自己喜爱的课外读物”等需求无法满足，儿童课外阅读的数量和时间无法得到保障是共同原因。此外，经济落后地区的儿童还面临“缺乏独立的课桌椅”的问题，可见，在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下，经济落后地区儿童对基本学习用品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第三，在经济落后地区，医疗维度的贡献率为16.83%，对儿童多维剥夺感知影响较大。可见，“看病贵”的问题在经济落后地区较为突出。

图 2(Figure 2)

图 2 儿童多维剥夺指数分解的区域比较

(三) 儿童多维排斥状况分析

与强调经济原因的多维剥夺不同，多维排斥是指由于经济原因、缺乏机会、拒绝权利等多重原因，导致儿童在多个维度上缺乏基本生活需要。表4显示，当K=3时，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儿童多维排斥指数分别为0.427和0.278，两个指数均远远高于儿童多维剥夺指数。这说明随着我国整体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缺乏经济资源已不再是导致儿童基本生活需要无法满足的首要原因，我们需要转向关注因为社会排斥所导致的儿童基本需要缺失问题。同时，儿童多维排斥指数与儿童多维剥夺指数存在结构性差异。当K=3时，经济发达地区(G市)的多维排斥发生率(H)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68.86%>44.6%)，而多维排斥发生强度(A)相近，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儿童所感知到的多维排斥情况更多元也更普遍。

表 4(Table 4)

表 4 儿童多维排斥估计结果 维度K 广东G市 宁夏Y市 H A M H A M 3 68.86% 62.07% 0.427 44.60% 62.39% 0.278

表 4 儿童多维排斥估计结果

贡献率较高的维度对儿童多维排斥指数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也应当作为未来缓解儿童相对贫困工作的重点。本文对儿童多维排斥指数进一步分解发现，第一，欠发达地区儿童普遍在学习娱乐、医疗、住房、社会关系和衣着等多个维度遭遇社会排斥。剥夺指强制性缺乏生活必需品，而社会排斥倾向于个人选择，两者具有关联性，当儿童长期处于或习惯剥夺情境时，会认为自己并不需要或没机会拥有这一生活必需品，而形成适应性偏好。^[12]第二，居家环境维度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儿童多维排斥形成的贡献率最大，达到19.09%。排斥感知率最高的指标皆与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相关，如缺乏儿童安全的活动场所，住处两公里之内缺乏诊所或医院等。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并没有为儿童创造更好的环境，儿童能够深刻感知到城市内儿童友好空间的缺乏所带来的“空间排斥”。第三，与经济发达地区儿童相比，社会关系维度构成了经济欠发达地区儿童多维排斥的重要致因，对三维排斥的贡献率达到15.56%。分析具体指标可知，近半数的儿童感知自身缺乏参与家庭聚会、社区活动等社会性活动的机会。可见，儿童所遭受的社会排斥会通过家庭、社区等传导而实现。具体见图3。

图 3(Figure 3)

图 3 儿童多维排斥指数分解的地区比较

本研究“倾听儿童的声音”，聚焦儿童基本生活需要，并采用A-F测量法，分别从剥夺和社会排斥的框架下比较不同儿童群体所感知的缺失状况。经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第一，儿童中心视角下基本生活需要的指标体系与成人预设的框架不同，既有研究中由成人设计的衡量儿童多维贫困的维度和指标多关注儿童营养、健康等基本的生存需要，而忽视儿童的社会性需要，例如儿童的社会交往需要等维度；第二，我国儿童所感知的基本生活需要对于休闲、儿童消费等与社会一般生活水平或生活方式相近的指标的共识程度较低，相较而言，经济发达地区儿童对于基本生活需要的理解更加多元化；第三，经济发展地域性失衡影响儿童对于基本生活需要缺失的感知状况，经济落后地区儿童更容易陷入深度长期的资源不足所带来的剥夺，经济发达地区儿童所感知到的社会排斥更多元也更普遍。作为初探性研究，本研究结果具有四项政策意涵。

首先，明确儿童相对贫困的内涵。儿童代表着未来，这一群体的相对贫困具有多元、动态的特征，不仅指的是经济资源不足，还包括无法充分参与到日常生活和社区活动，以及在周围环境系统中遭受剥夺与排斥等。因此，对于儿童相对贫困的理解应该采取多元取向，需要综合评估儿童所在家庭的经济状况、儿童本人的生存需要满足状况、儿童的社会关系维持状况、社区的资源和风险状况等。

其次，政策上而言，我们需要“面向儿童的政策”，而不只是“儿童相关”的政策。目前我国儿童政策的取向仍是传统的家庭本位，而这些“儿童相关”的政策往往围绕家庭的贫困并通过推动家庭劳动力就业、经济性援助等方式缓解家庭贫困来进行，而忽视家庭内资源分配不平等影响儿童受惠程度的问题。区分让儿童感知到剥夺和排斥的因素能够作为未来缓解儿童多维贫困、提升儿童福祉的重点。从具体政策建议上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当下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政策需要继续扩大对当地儿童及其家庭的支持，改善他们的经济资源和生活条件，缓解剥夺感，尤其关注儿童的医疗、能源、学习资源需求满足，同时支持儿童参与更多的社会交往性活动。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而言，首先要积极实施相关住房政策，满足儿童基本的住房需求，同时儿童政策需要转向公共服务和社区支持，以减少儿童的多元排斥感。

再次，从议程上而言，让儿童从“制度沉默者”变成“制度发声者”。福利资源的分配是典型“声量政治”，《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中提出儿童有陈述意见权利、有被倾听权、参与权，以及儿童意见被考量的权利，纳入儿童对于基本生活需要的看法，关注儿童本身的经验，甚至让他们参与福利政策的制定都更有利于提供一个更全面的儿童福祉视角。2021年，深圳发布《关于先行示范打造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意见(2021—2025年)》，指出要实施儿童优先战略，坚持从“一米高度看城市”，在法规制定、政策规划、资源配置等方面引入儿童视角，这一开创性机制将改变长期由成人掌握的政策方向，让成人通过公开平台听见并考量儿童的意见，真正实现以儿童为中心的政策规划。

最后，我国应当设计并开展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儿童及家庭的追踪调查，搜集儿童基本需要研究的数据，对我国儿童的基本需要缺失状况进行动态监测，为未来提高我国儿童福祉的政策决策提供恰当的依据。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大型儿童社会调查项目。儿童世界调查(Children’s Worlds Survey)作为第一个从儿童视角看童年(childhood)的调查项目，从2010年开始经历了三轮，囊括40个国家20万8—12岁儿童的相关信息，包括儿童主观幸福感、儿童情绪、儿童生活质量、儿童自主性及他们对于未来的期望等，积极参与这一调查将有助于推进我国儿童与其他各国儿童福祉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