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共建共治共享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其中的关键之一就是完善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公众参与体制，拓宽群众参与渠道，完善群众参与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作为个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社区参与能够促使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保障社区生活的和谐有序，并从源头上化解矛盾，节约政府的社会治理成本。^[1]同时，个体通过回归社区生活，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亦能收获个体尊严与价值，这也是现代人的必由之路。^[2]

围绕居民社区参与的研究多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对老年人群体、中产阶层 ^[3]的探讨，并得出参与意愿强但参与程度低或“表演性参与”^[4]的结论。这里至少存在两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多数研究或聚焦于政治参与，或仅仅通过“参与社区活动”这一概括性的问题考察，忽略了社区参与的丰富内涵；诸多研究基于理性选择的视角提出居民偏好参与那些与自己利益更加相关的社区公共事务，但是相对于城市社区，农村社区是血缘、亲缘及地缘关系更加深厚的生活共同体，除了利益驱动外，对社区认同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的社区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较少。

本研究基于社区认同的概念，使用江苏农村社区调查数据，重点探讨两个问题：农村居民在不同类型社区公共事务中的参与意愿是否有差异？社区认同对农村居民在不同类型中的社区参与意愿产生怎样的影响？回答这两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参与进行预判，进而为引导农村居民群体参与农村社区善治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农村居民社区参与的整体图式：参与不足说

谈及中国农村发展困境，诸多学者提到了“原子化”，具体表现为公共生活衰落，集体行动能力下降，村庄道德下滑，乡村社会解体，“无功德的个体”^[5]出现，个体性膨胀肢解了传统社会的整合状态和一体性。

在此背景下，学界普遍认为农村居民参与热情不足，参与度低。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结论主要基于对“国家动员”^[6]的公共事项的讨论，如围绕选举等政治参与的研究。一项基于广西两个行政村的251份问卷调查发现，农村居民对政治的参与体现出“被动性多于主动性参与，强参与意识与低参与行为并存”的特征。^[7]还有研究发现，居民偏好社区文体活动等非政治型事务以及日常邻里生活互动，而对社区选举等政治事务的参与则很少关注。^[8]农村社区居民之所以表现为“沉默的大多数”，是因为村民个人政治效能感差，不认为自己在政治生活中能有所作为。^[9]对这种“远政治，近生活”的社区参与状况，学者多从“理性选择”角度予以解读，认为社区居民主要基于利益相关程度对“参不参与”以及“参与什么”予以取舍，即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动力机制来自于社区参与能够满足居民利益需求的程度以及参与行动所带来的效用。^[10]这一理论视角对解释居民政治参与尤为有力，有学者提出，民众通过政治参与有可能选出与自身利益相符的政治家，可以获得实践公民权利的满足感。^[11]

总体来看，如果将社区参与视作整体，学者普遍得到参与率低的结论；如果将社区参与划分为不同类型，则有学者发现，居民对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参与意愿较高，而对成本较大或不加入仍可搭便车领域的参与则相对较少。

(二) 居民社区参与影响因素研究

探讨居民社区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围绕个体与社区两个层面。个体层面包括性别、健康、职业、户籍、政治面貌等，如社区公共事务的卷入主体更可能是男性^[12]，青年群体中男性的社区参与积极性高于女性^[13]；健康状况是影响老年人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14-15]；与持农村户口的流动人口相比，城市户口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发生比显著提高^[16]；党员居民对社区公共活动的参与多于非党员。^[17-19]在社区层面，社区服务^[20]、社区网络媒介的运用^[21]、社区网络资源^[22]、社区社会组织^[23]以及社区治理绩效^[24]都是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

简言之，个体健康状况、职业类型以及所在社区治理水平等因素会影响居民社区参与；而有些因素的影响呈现的结论不一致；如受教育程度方面，有调查发现个人受教育水平与社区参与呈负相关^[25]，也有研究认为随着被调查者学历的提高，社区活动参与比例随之提高；^[26]对青年务工人员而言，有研究认为职业层次越高、收入越能够保障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文化参与的可能性越大^[27]，但亦有调查发现收入和文化水平与青年务工人员的社区参与呈负相关。^[28]之所以出现这种相互矛盾的结果，笔者认为可能与社区参与类型的多样化有关，即不同类型的社区参与事务中具体要素对个体社区参与的影响亦可能不同。

(三) 社区认同与社区参与

社区认同是确定社区的符号边界，是实现社区向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条件^[29]，也是农村社区转型的核心问题。^[30]对社区情感与功能的认同是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重要动力^[31]。社区成员在同一小区生活的时间越长，认同感越强烈，对小区活动参与的积极性就越高^[32]，越愿意为之尽更多的义务和责任。^[33]有学者指出，居民只有在参与中建构并实现多重认同感才能延续并提升其参与动力。^[34]此外，一项社区生活满意度影响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研究亦发现，青少年主体作用的发挥需要社区认同。^[35]

除了以上较为理论性的探讨外，少量定量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论。如一项对村改居的调查发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社区认同与社区参与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36]类似研究结论还可见周林刚^[37]、谢治菊^[38]等人的研究成果。但以上关于社区认同与社区参与关系的探讨面临两个基本困境：对社区认同这一概念的操作化比较模糊，缺乏更为具体的指标测量，即使得出“社区认同能促进居民社区参与”的结论，实践层面的政策意义也不够具体；社区认同与社区参与可能呈现互为因果的关系，这也许正是相关实证研究不丰富的原因之一。基于此，本文提出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1：社区认同影响农村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

假设2：迁居意愿弱、社区生活满意度高、邻里关系融洽度高、社区安全感充分以及对社区未来发展持较高预期的农村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高。

三、数据与变量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江苏农村社区建设调查”。^①该调查于2017年进行，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法，覆盖江苏省13个市，具体抽样方法为：第一阶段，对省辖市进行整群抽样，结合经济发展和地理位置两个因素将江苏省划分为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区域^②，对每个省辖市进行市辖县（县级市）的样本抽取；第二阶段，在每个市选择1个经济发展中等程度的县；第三阶段，每个县随机选取1个行政村；第四阶段，每个行政村选取115名左右的居民发放问卷。最终回收问卷1495份，其中有效问卷1363份，有效回收率为91.2%。采用SPSS20.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二) 变量测量

社区参与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既包括社区建设过程中国家动员之下的参与，也包括国家动员之外居民为了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相同利益而自发进行的参与。^[39]已有研究将社区参与分为“福利性参与”“志愿性参与”“娱乐性参与”“权益性参与”^[40]，或“积极主导型”“消极应对型”“自我发展型”“权益诉求型”^[41]。结合问卷信息，本研究以“志愿服务”“权益维护”“选举投票”三种类型的社区参与意愿为因变量，这样的概念操作化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已有研究普遍得出“农村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的结论，但亦有个别研究发现拥有一定特征的居民在政治参与或文化参与方面的表现比较活跃，因此在探讨社区参与时不能以“你会参与社区活动吗”这一问题来简单概括或仅围绕其中一种类型进行探讨，应充分考虑社区公共事务类型的丰富性。由此我们将社区参与具体分为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既涉及利益方面的诉求，又包含情感方面的参与。其二，与城市社区相比，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类型比较有限，除了政治选举外，我们很难找到其他通用类型。通过给出情境假设考察农村居民的参与“意愿”，一方面可以较好地解决“认同感”与“参与”在时间序列上的先后问题；另一方面作为对未来行为的主观判断，研究结论对未来更为丰富的社区建设和开展具有较强的预见性与前瞻性。这三种社区参与类型对应问卷中的问题依次是“假如村里要成立一支志愿服务他人的队伍，您是否愿意参加”，“假如村旁边的一家化工厂排放废水影响生活用水质量，您是否愿意参与权益维护的活动”，“假如村里举行村民代表选举大会，您是否愿意参加”，选项分“愿意”与“不愿意”两种，进入回归模型分析时以“不愿意”为参照组。

社区认同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具体包括迁居意愿、社区生活满意度、邻里关系融洽度、社区安全感和社区未来发展预期五个维度。其中，迁居意愿通过“近五年是否打算到县城或市里居住”这个问题获得，回答“是”表明迁居意愿明显，回答“否”表明没有迁居意愿，该变量以无迁居意愿为参照；社区生活满意度方面，被访者根据“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等级分别赋予1至5分，得分越高代表满意度越高；邻里关系融洽度通过对“邻居之间的关系好”的判断来考察，回答分为同意与不同意，其中以不同意为参照；社区安全感通过“您觉得所在社区安全吗”来考察，回答分为安全与不安全，其中以不安全为参照组；社区未来发展预期通过询问“社区将会如何发展”考察，“越来越差”“和现在差不多”“越来越好”分别赋1—3分，得分越高，表明对社区发展的预期越强烈。

此外，为了实现估计的准确性，研究还纳入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婚姻状态、区域分布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组；年龄直接测量；受教育程度的计算标准为“没受过任何教育=0，小学=6，初中=9，高中(中专、技校、职高)=12，大专=15，本科及以上=16”；政治身份为虚拟变量，1表示“中共党员”、“民主党派”与“共青团员”，0表示“群众”，并以“群众”为参照组；婚姻以非婚状态(包括单身、丧偶和离异)为参照组；考虑到江苏省的地区发展水平不一，根据现有的统计口径，将江苏省分为苏南、苏中与苏北三个区域，以苏北地区为参照组。研究涉及的所有变量描述详见表1。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描述统计分析，主要考察农村居民在不同类型的社区公共事务参与意愿是否存在区别。第二部分使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社区认同对农村居民社区参与意愿的影响。具体来说，在每一种参与类型中分别以嵌套的建模方式(逐步递加变量)依次考察，首先使用基准模型，考察性别、年龄等控制变量对农村居民社区参与意愿的影响，然后加入社区认同相关变量，以考察社区认同这一核心自变量对农村居民社区参与意愿的净影响。

四、实证分析

(一) 农村居民社区参与意愿的描述分析

已有研究将社区参与作为整体考察时，往往得出居民参与不足的结论，但也有研究提出，居民对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参与意愿较高，而对成本较大或不参与仍可搭便车领域的参与则相对较少。本研究发现，居民在面对不同类型的社区公共事项时参与意愿亦有不同。

表1数据显示，67.9%的农村居民在“志愿服务”方面有参与意愿；33.4%的人愿意参与“选举投票”；对于“权益维护”的公共事务，高达80.8%的人有参与意愿。也就是说，除“选举投票”外，农村居民对“志愿服务”和“权益维护”两种类型的参与意愿都较强烈。其中，居民对“权益维护”类型的社区参与意愿最为强烈，“志愿服务”两种类型次之,“选举投票”相对最弱。

这一结果可以用理性选择理论作部分解释，“权益维护”这种与个体、家庭利益更加关联的公共事项容易得到农村居民的关注，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利益并非居民考虑的唯一出发点，这可以从农村居民对志愿服务较强的参与意愿看出。换言之，农村社区居民对于生存的渴求是最基础的，当基本生存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他们有可能进一步寻求发展、尊重乃至自我价值的实现。

(二) 社区认同对农村居民不同类型社区参与的影响

1. 社区认同对农村居民志愿服务参与意愿的影响分析

表2给出了社区认同对农村居民不同类型社区参与影响的Logit模型分析。

综合表2模型1a和模型1b可以看出，加入社区认同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提高了6.7%，说明社区认同对农村居民的社区志愿服务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以全模型(模型1b)为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有迁居意愿的居民志愿服务参与意愿是无迁居意愿居民的1.6倍(exp^0.459)，这一结果与我们的研究假设有悖。分析其中原因，可能的解释是有迁居意愿并不影响对他人福祉的关注，该人群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有一定追求，同时也希望其他人群的生活品质有所提升，因此志愿服务的参与意愿更强，这一点从“未来发展预期”这一变量的考察上同样得到验证；农村居民对社区未来发展的预期每增加一个单位，志愿服务参与意愿相应提高46.5%(exp^0.382−1)；不同社区生活满意度的居民在志愿服务的参与意愿方面呈现显著性差异，社区生活满意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参与意愿提高38.5%(exp^0.326−1)。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与婚姻状态对农村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亦有影响。

2. 社区认同感对农村居民权益维护参与意愿的影响分析

综合模型2a和模型2b可以看出，加入社区认同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提高了3.7%，说明社区认同感对农村居民社区权益维护方面的参与意愿有些许影响。以全模型(模型2b)为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农村居民对社区生活满意度每提高一个单位，权益维护的参与意愿提高22.8%(exp^0.205−1)；与社区安全感不足的农村居民相比，对社区感到更为安全的农村居民在权益维护方面的参与意愿是前者的1.5倍(exp^0.400)；对社区未来发展的预期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村居民权益维护参与意愿相应提高29.6%(exp^0.259−1)。此外，婚姻状态和区域分布对农村居民参与权益维护的意愿亦有显著影响。

3. 社区认同对农村居民选举投票参与意愿的影响分析

综合模型3a和模型3b可以看出，加入社区认同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提高了3.4%，说明社区认同对农村居民选举投票的参与意愿有影响。以全模型(模型3b)为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农村居民对社区生活满意度每提高一个单位，选举投票的参与意愿提高16.6%(exp^0.154−1)；邻里关系融洽的农村居民较邻里关系感知不够好的居民在选举投票方面的参与意愿提高30%(exp^0.263−1)；对社区未来发展的预期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村居民选举投票参与意愿相应提高72.8%(exp^0.547−1)。此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婚姻状态和区域分布对农村居民参与政治选举的参与意愿都有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一) 主要研究结论

农村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建设直接关系到整个农村社区的有序发展，本研究探讨了农村居民对三种不同类型社区参与意愿的差异，并着重从社区认同的角度考察其对参与意愿产生的影响，得出两条主要结论。

第一，社区参与的选择性。区别于学界关于“社区参与意识不足”的研究结论，本文发现，农村居民对不同类型社区事务的参与意愿是不同的。居民对“权益维护”类型的社区参与意愿最为强烈，“志愿服务”次之，“选举投票”的参与意愿最为薄弱。因此，谈及居民社区参与意愿时，我们不能武断地得出农村居民社区参与意愿不足的研究结论，而应该注意到社区参与内涵的丰富性，即除了政治参与外，还应考虑到其他类型的社区公共事项。工具理性层面的利益追求是居民选择社区参与的原因之一，但并非唯一原因，价值理性层面的情感、认同对社区参与的驱动作用也应被关注。

第二，社区认同对社区参与的影响。社区认同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前提和内在动力，社区认同的强度影响居民自发参与的动力。^[42]研究发现，在不同农村社区参与类型中，社区认同对居民参与意愿的作用不同。志愿服务方面，迁居意愿、社区生活满意度和对社区未来发展期许的社区认同感对居民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权益维护方面，社区生活满意度、社区安全感和对社区未来发展预期这三个变量对居民的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选举投票方面，社区生活满意度、邻里关系融洽度和对社区未来发展的期许对居民的参与意愿产生影响。质言之，虽然不同的社区认同因素影响农村居民在不同社区公共事务中的参与意愿，但基本可以捕捉到社区生活满意度和社区未来发展期许是比较有共性的显著因素，即那些对社区生活满意度高、对社区未来发展持更积极态度的农村居民在社区参与意愿上更为强烈。

(二) 建议

无论是最早提出社区概念的滕尼斯，还是近期对社区营造、村庄共同体再造等内容关注的诸多学者，都一致强调“社区认同”这个要素,本研究也再次证明了社区认同对农村居民在志愿服务、权益维护和选举投票三方面的参与意愿有直接作用。结合数据分析结果，可以从三个方面着力提高农村居民的社区认同及社区参与意愿。

首先，有效评估居民需求，提升居民对社区未来发展的预期。从农村居民对权益维护类公共事项参与意愿最高的结论来看，需要及时捕捉社区居民最关注、最迫切、最亟须解决的问题，对居民反映的无论是利益性还是表达性的需求都要给予客观回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这些问题的呈现过程还可以转化为实现社区居民参与式治理的契机。此外，还应注重有关社区建设的舆论宣传，扩大信息共享面，让广大农村居民对所在社区的未来发展有更好的预期，从而提高他们的社区参与意愿。

其次，挖掘有潜力的能人，扩大社区参与的居民主体范畴。提及社区参与的居民特征，往往多集中于有闲暇时间的老人或有一定政治身份的群体。本研究发现，那些对生活满意度较高、对社区未来发展持积极态度的居民亦有可能参与社区建设，因此可以通过“乡贤理事会”“居民代表议事会”等微自治形式，挖掘出更大范围的乡村能人，以带动更多居民的参与及其幸福感的获得。

最后，引入专业社会工作组织，搭建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热情不是天然的，且缺乏指向性^[43]，这就需要社会组织的在场与引导和支持，社会组织在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培养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能力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现实背景下，村委无法成为社区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只有引进各类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才能为社区带来更加扁平化、精细化和高效的民生服务。换言之，社会组织是促进社区居民更好地融入和参与社区生活的衔接点，也是实现社区减负增效的有效补充。

本研究意在揭示社区认同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在不同类型社区公共事务中的参与意愿，受条件所限，这些探索还存在一定不足。第一，参与意愿并不能完全替代参与行为本身。本研究重点聚焦“参与意愿”而非实际参与行为的发生，今后可以围绕参与行为，特别是从“有效参与”与“持续参与”两个维度收集相关数据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第二，“以新媒体为载体的社区参与”不在探讨范畴。在农村治理中利用网络新媒介可以解决居住分散等治理难题^[44]，调研发现个别农村社区已涉及以微信等为技术中介的社区参与动员，而新媒体这一载体无论是在动员成本还是表达机制方面都有其优越性，新媒体作为技术条件是否影响到农村社区参与的动员及参与效果值得密切关注和深入探究。

注释

① 自2012年起，南京农业大学刘祖云老师、周力老师等带领的团队围绕江苏农村发展形势开展了系统调研，每年的主题或侧重点略有差异。考虑到本论文欲探讨的核心问题，研究者选择了2017年的数据，该数据由姚兆余教授团队收集完成。

② 苏南包括南京、常州、无锡、苏州、镇江；苏中包括南通、扬州与泰州；苏北包括徐州、连云港、淮安、宿迁与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