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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3, Vol. 23Issue (2): 30-36,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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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方英. 社会创新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发展研究[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3, 23(2): 30-36, 73.
FANG Ying.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novation[J]. Social Work and Management, 2023, 23(2): 30-36, 73.

作者简介

方英(1974— ),女,汉族,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组织,女性研究.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2022-09-26
社会创新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发展研究
方英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510400
摘要: 社会组织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的重要主体之一,如何提升能力以更好地参与协同治理是其发展方向。从社会创新这个内生性视角展开社会组织发展研究是下一阶段合适且有吸引力的方向。社会组织产生是一种组织创新,其理念与价值创新具有独立的社会价值,服务产品则是社会理念和价值创新的载体,资源配置创新,连锁、加盟、授权等组织创新致力于更好地传达使命,提供服务。社会组织创新发展可以回应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中的目标置换、社会组织的理念和价值彰显度不足、社会组织自主性不足等问题。
关键词: 社会创新    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创新发展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novation
FANG Yi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400, China
Abstract: Social organization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subjects of the modern system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how to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better participate i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s its development direc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endogenous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novation is an appropriate and attractive direction for the next stage of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 The cre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s a kind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whose concept and value innovation have independent social value. Service products are the carrier of social concept and value innov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innovation, chain, franchise, authorization and other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is committed to better convey the mission and provide services.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can respond to the problems of target replacement in the government's purchase of social organization services, the lack of manifestation of the concept and valu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lack of autonomy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social innovation    social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一、社会创新的内涵要素

社会创新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新;二是内在指向所欲求的结果。社会创新的形式是多样的:可以是新制度、新社会运动、新社会实践或者是合作的不同结构。[1]社会创新具有社会工程的性质。

1911年,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的五种情况:产品创新、生产方法创新、市场创新、资源整合创新和组织形式创新。[2]社会创新概念承续了熊彼特所确立的创新理论的基本精神,并将创新的目标和范围扩展到社会领域,将创新的机制或方式延伸到多元主体的合作伙伴关系。[3]2006 年,杰夫•摩根以英国杨氏基金会的名义发布《社会创新宣言》,提出获得高度认同的社会创新定义,即“为满足社会需要的目标所驱动且主要通过具有社会目的的组织来开发和扩散的创新性的活动和服务”。詹姆斯•菲尔斯是美国社会创新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他界定社会创新为“任何比现有方法更新颖、更有效的社会需求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从“社会问题、社会需求、社会价值”角度来阐述“社会”的内涵。[3]

按照欧盟的定义,社会创新是指“定义和输送新的服务以提升个体或社群的生活质量”。其中包括了一系列的“创新行动、策略、实践和过程,它往往兴起于面对贫困、排斥、隔离和剥夺,且个人行动无法在现有的公共制度场域找到满意的提升生活条件的途径时”。社会创新的结果是产生促使社会变革的产品、服务或项目。扩散也可以理解为社会创新过程的一部分。按照Mulgan的观点,社会创新扩大影响“产生于一个理念在实践中得到证实并开始成长、复制、接受并授权时,把一个好的理念扩散需要有技巧的策略和一贯的愿景,以及汇集资源和识别关键作用点并提供支持”。[4]通过建立多元合作关系,NGO(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资源整合和优化达到社会创新。[4-5]

规模最大并得到最好发展的社会创新研究类型聚焦于创新带来的社会关系维度的变化,这个研究类型致力于探索变化的连续统:从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创新社会制度或者形成新的社会运动的制度变化,到更为温和的行动,这些行动的目标在于创造新的合作或者弹性的工作过程并激发新的组织实践。这种变化有五种类型:研究设计挑战、社会结构的变化、工作模式的变化、社会变革的扩散和城市研究。社会创新带来的社会关系变化,既有制度化的社会关系变化,也有温和的合作、弹性的工作过程的社会关系变化。[6]

综上所述,社会创新是一种以创新的手段来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的行动,涉及社会理念价值、服务产品、资源整合、组织创新等方面,与具有社会改善理想和行动的社会组织有良好的亲和性。

二、从外源性到内生性研究视角转变

我国社会组织研究长期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外源性视角下开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组织研究的主要范式。[7]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理论探索,带来了对社会自主性的关注。[8]康晓光和韩恒提出分类控制理论来回应上述理论的不足,提出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分别采取不同程度的控制策略。通过分类控制,既可以通过限制性的措施防范社会组织有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又可以吸纳其提供社会服务的能力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9]分类控制和行政吸纳社会理论是对我国政府如何接纳和管理社会组织的实践所作的总结。在分类控制体系的理论视域下,康晓光进一步提出“行政吸纳社会”。行政吸纳社会理论从现实情境下中国的政治体制出发,通过分析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方式建构出解释框架,对于理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10]

随着政府职能部门精简以及社会问题日益增加,服务类非营利组织弥补政府功能失灵部分的作用凸显,该类组织被接纳并成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之一。社会组织在协同治理、社会治理中的补充或者伙伴关系受到关注。[11]

朱健刚和邓红丽提出,新时期在治理吸纳慈善背景下,国家与社会达成了深层次的合作与嵌入关系: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吸附、行政监管及战略资源的运用有效地汲取了社会资源,而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与战略位置也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10]

最近几年,对国家—社会范式的反思开始出现。有学者提出回到历史,从中国的历史情境中,以社会组织本身的演变为主角充分贴近其本来面目,寻找契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质,并提出在社会治理视角下社会组织具备了成为多元主体之一的平等伙伴关系的制度空间。[7]也有学者提出尤其要将中国共产党带入社会组织研究的历史视角,并从层系社会、总体社会、协同社会的类型变迁视角分析社会组织和国家的关系,历史与政党作为区别于西方的最为重要的两大变量,塑造了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走向“协同社会”的方向。[11]

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寻求合适的理念和机会结构空间。从西方传入的理论在我国水土不服;从实践中提炼的分类控制理论将社会组织发展带入狭小空间,只保留其社会服务功能,缺乏精气神合一的面貌;通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进入社会治理有效补充的边缘空间,依然只有社会服务功能被认可和看到,运行深受购买服务的指标制约,不能完全从服务对象需求出发及时调整和深化服务,组织的主体性受到影响,处于半依附的生存状态。

在社会治理视角下,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如何定位?是伙伴关系还是伙计关系?伙伴关系是一种具有良好自主性、独立性的合作关系,而伙计关系则是一种半依附状态下的补充定位。两者以何种形式合作在实践中不断调适,社会组织的政治可信度、专业服务能力、资源整合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变量。在政治可信度方面,近年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专业服务能力通过社会工作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也在稳步推进。资源整合能力方面通过社会创投、99公益日、志愿者服务平台等形式不断探索。伙伴关系还是伙计关系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根据各自的优势和所长形成合作,共同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社会组织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成为我国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领域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组织力量。

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社会创新是社会组织进一步全面发展,更好地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增长点。社会创新视角下的社会组织以创新性解决社会问题为指向,为社会组织提供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并通过提升社会服务的效益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

国内虽然有学者从政社“创新联动”关系构建提出坚持创新驱动,积极创建新型培育扶持社会组织的政策体系[12],但总的来说,如何从社会创新创业视角探析社会组织发展还较少受到关注。国际上,有学者通过对Scopus Platform 和Web of Science上的论文进行分析,发现社会创新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相容性大于排斥性,社会创新可以增进非营利组织的社会价值。[13]另有学者提到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使对企业的关注从传统变革—行动者的外生性视角转向内生性视角。[6]这是一个对社会组织发展有启发的观点,上一个阶段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理论都是一种外源性的视角,这种关注旨在探讨社会组织这样一种新的组织类型如何在强国家情境中进行角色定位。随着社会组织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元主体之一,国家—社会关系外源性视角完成了阶段性的历史使命。在下一阶段,更需要从内生性的视角关注社会组织如何给社会带来可持续变化,社会创新视角是一个合适且有吸引力的方向。已有对社会组织研究的国家—社会关系视角更多地关注宏观制度化的社会关系变化,对中微观的社会关系变化关注不足。社会创新视角可以引导研究更多地关注组织中社会关系的变化,并由此延伸到对组织文化的关注。后者虽然慢,但往往可以更为持久和深入,这也是制度化变化的基础。对后者关注不足,也将影响到制度的执行和落实。从国家—社会关系范式向社会创新范式转变具有行动的迫切性,可以更为有效地回应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达成研究和实践相互推进的新局面。

三、社会创新与社会组织创新发展

社会创新是一个在多领域兴起的理论思潮,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和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内容。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载体由英国兴起并在我国传播,其“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为社会组织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前景;与此同时,混合经济概念也从企业界兴起,倡导在股东利益之外,企业要关注员工、消费者、上下游生产链条、社区等更为多元的利益相关者。经济学家吴敬琏呼吁“东亚应更快推动从所有者经济向利益相关者经济演进”。[14]

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领域的改革创新需要各方达成共识,释放社会创新的空间和动力。社会组织要发挥自主性和开创性,成为社会创新的重要组织载体,从社会服务产品、资源配置等多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和创新。

第一,社会组织本身就是社会创新中的组织创新。从社会组织兴起来看,用社会创新的方式改善社会问题是其兴起最重要的动力之一。首先是对社会问题及所涉及的弱势人群的关注及帮助的意愿,同时要用已有应对方式之外的其他创新方式提供支持帮助,两者的结合推动社会问题的改善。在探索中形成的社会创新不仅可以惠及弱势群体,符合社会需要的创新也有可能扩展到更广泛的受益对象。以托儿所幼儿园的兴起为例,其最初在社区中开办,为不得不外出工作的贫困母亲(当时只有少数女性外出工作)提供儿童照料,避免得不到家庭有效看护的儿童陷入危险境遇。早期托儿所幼儿园由具有社会关怀意识的女性基于公益慈善的目的创办。此后,该项社会创新不断扩大影响力,惠及更多需要平衡工作和家庭的两性。

这种组织创新的原动力来自社会,一是困顿人士抱团取暖、共同克服困难的意愿和行动;二是具有社会关怀取向的有识之士起而行之,为改善他人的困境而行动。这股社会创新的原动力有利于社会机体保持健康和活力,需要社会治理机制接纳并提供支持,需要政治接纳并提供表情达意的通道。

第二,社会组织的社会理念与价值创新具有独立的社会价值。社会理念和价值创新不仅可以使直接受益的服务对象从不合理的观念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且可以启示同时代更多面对造成该问题共同机制的群体进行批判性思考并寻求问题解决的方向和力量。更大范围的人群被相同的不合理的社会观念下形成的不良机制所压迫,但是因为具有更好的社会支持和保护因子而没有暴露出严重的问题。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支持也是在设立社会健康运行的警戒线,通过对社会机制的及时反思和调整来避免问题的全面恶化。比如慧灵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特殊儿童的托养问题,从幼儿园开始关注并和服务对象一起成长发展,不仅令服务对象直接受惠,更促进了残障人士融入社会,增进了社区和社会对残障人士的友善接纳和支持,提升了社会文明水平。

社会组织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公共利益取向;第二类是互利取向。第一类社会组织的参与者拥有更强的社会理念和价值信念,比如具有认为某些类型的社会关系优于其他类型的信念。这个途径可以合理化公共利益取向的社会组织作为人们实现他们社会理念和价值的机制,比如使社会向着更符合其价值的方向改变。群体共享的理念激发个体对公共利益取向社会组织的支持。[15]

价值可以分为工具价值和终极价值。终极价值可以分为自我中心和相互联系的价值、社会中心并相互联系的价值。只有社会价值可以激发个体为提升公共目标的志愿贡献并和为了公共利益的社会组织发生联系。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可以描述为两个无私行为的动机——爱和责任,或者同情和承担。[15]社会资本围绕关系友好的人群展开合作,而社会价值则是激发个体去帮助没有个人联系的他人。[15]这是一个清晰而有分析力的辨析,有助于理解基于非功利目的帮助陌生人是某些人群的一种天性和偏好,而且这种天性和偏好是社会中非常宝贵和美好的一种情感。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的提升,对社会公益目标提升的需求会更大,该类社会组织的发展有更强劲的社会需求。美好生活是通过奋斗得来的,何为美好的社会价值和理念,如何获得美好的社会价值和理念需要在动态的辨析和不断的创造发展中胜出,这是保持社会机体理念和价值活力的有效方式。

第三,社会组织的服务产品创新发展是社会理念和价值创新的载体。在社会创新观念下指导服务产品设计,在服务中不断迭代产品,通过有效服务去改善社会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取得良好服务效果之后,再在更大范围内扩散,然后逐步达成社会共识,成为社会共享的服务。这和市场领域产品研发和创新的逻辑相通。

格莱珉银行引入改变借贷者关系的新理念到微观财政,使交易引发社会系统的变革,成为社会创新和社会变革的典范。[1]社会创新产品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往往密切联系,这种密切程度相比于市场产品来说更为重要和明显。因为社会理念调整的主要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市场创新的主要注意力在于技术带来的物品创新。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有产品创新;产品创新也往往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在“黑暗中的对话”也得到典型体现。因为要改变视障人士的劣势,变劣势为优势为其创造工作机会和工作价值,所以设计了“黑暗中的体验和对话”这个产品。通过黑暗的情境设置,让视障人士在擅长面对的情境中为健全人士提供服务,使两者日常的社会关系反转。这种反转一方面为视障人士赋能并创造工作机会,另一方面增强了健全人士的同理心和感知能力。社会创新逻辑的优先顺序是社会关系的调整,而市场领域创新的优先顺序是科技带来的产品创新。近代工业化的历程是一部科技革新带来产品创新和市场创新的变革过程。在下一个阶段,社会关系的调整是否会得到优先考虑和重视?是否会进入一个由社会创新引领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时期?从人类对意义的关注和追寻的内在需求来看,这是一个可能的趋势。

第四,社会组织的创新发展还体现在资源配置创新。社会组织需要在第三次分配中发挥有效资源配置的作用。追求公共利益的社会组织相对于政府部门和企业来说,在以下情况下具有优势:一是政府部门受到科层制弊端影响供给成本大量提高的地方;二是市场企业供应不能达到收支平衡的地方。在追求社会终极价值方面的政府失灵:一是政府行为被严格的规则和制度所约束;二是政府实施的社会价值需要得到市民充分而广泛的接受。[15]社会组织通过公益的社会理念和价值将社会的物资、时间和资金捐赠进行整合,可以使资源进行更好的配置。比如在人力资源上,志愿者是社会组织进行资源配置的重要形式,以公益的社会理念和价值为核心,吸引各界人士贡献自己的业余时间,提供服务,从而使社会组织可以高效益地配置各种人力资源。是否能够吸引和善于管理志愿者可以说是公益组织资源配置能力的试金石。

社会创新意识使社会组织能够打破原有的组织体系和资源分配模式进行资源整合,为社会治理带来活力。比如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组织服务结合可以通过资源交换达到有效配置,企业以资金、物资、企业志愿者等资源和社会组织的专业社会服务策划和运营能力进行交换,达成优势互补视角下的资源有效配置,令社会大众受益。满天星作为一家阅读推广组织,和一家连锁酒店的深度合作就达到了双方资源的有效配置,令更多儿童可以获得便捷优质的阅读机会。

第五,社会组织的创新发展也体现在通过连锁、加盟、授权等组织创新方式将产品推广到新的人群,让更多人受惠。推广的程度视社会组织的能力而定,可以从小到大,从身边到国家到国际,这个过程类似于企业的市场推广。

社会创新视角以提供市场和政府未能满足的新需求,或者创造新的、更为满意的方式进行生产为诉求。从这个视角来看,一些无法达成市场规模效益的小众市场适合以社会创新的视角介入,一些用社会价值理念推动市场更易创造员工友好、社区友好、环境友好的领域适合以社会创造视角介入。比如,一些罕见病药物和治疗的开发,公平贸易推动的向咖啡生产前端的种植者提供公平合适利润的理念创新,歌路营基金会通过授权学校共享“新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内容的形式进行市场推广创新,让更多的寄宿制留守儿童可以在睡前故事的陪伴中成长,等等。

市场通过价格、科层制通过权力进行协同,社会组织则通过社会价值进行协同。[15]社会组织的创新发展应该以社会理念和价值为核心,基于这个核心进行产品设计、资源整合、市场推广和组织创新。

四、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的实践意义

从社会创新视角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突破国家—社会关系外源性视角的限制,更好地从社会组织的内生性视角关注其能力提升。社会组织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第一,可以改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中目标置换等问题。基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成为基层政府强化公共服务职能,社会组织发挥协同治理作用的重要方式。从目前实践来看,目标置换问题成为基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面临的核心风险。[16]

从社会创新视角分析,目标置换的结果是服务产品创新不足,产生的原因是组织创新不充分,市场创新没有打开。政府购买服务往往以户籍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这是和基层政府的考核业绩相适应的服务市场,但非户籍人口往往是社会服务的薄弱环节,是需求潜力巨大的社会服务市场。如果政府购买服务以行政化区域为限,则不具备充分市场的条件,从而难以支持社会服务的深度发展,推动服务产品创新。

以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为例,其正向作用在于为辖内户籍人口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但是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之间同质性大于异质性,没有形成差异化竞争的优势,也没有基于市场需求形成差异化的产品创新。在政府购买服务的推动下,一批处于半自主半依附地位的社会工作机构出现,其服务的专业性得到一定发展和认可,但远未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双百工程的发展方向是社会工作进一步被政府吸纳,社会工作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被弱化。我国有政府强吸纳社会的惯性。政府吸纳社会工作之后进一步被用来加强对户籍人口的社会服务,没有去探索如何为非户籍外人口提供服务的动力和上级认可空间。以街道团工委开展的团员服务为例,以户籍团员的参与率、团费缴纳率为考核指标,缺乏跨出户籍去为流动人口中的团员提供服务的动力。因为流动人口中的团员虽然有需求,但是流动性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可能会出现多做考核结果更差的情况。

如果与广州草根社会组织扬爱的发展历程相比较,政府购买服务视角下社会组织的不足可以看得很清楚。扬爱以为特殊儿童家长提供支持为核心目标,形成了康复服务、交友服务、支持服务、特殊儿童就业服务、特殊儿童发展基金会等日益完善的服务产品,其服务对象突破了户籍和小地域的边界,能够真正从特殊儿童家长需求这个核心出发不断开发和迭代产品。

第二,可以改变社会组织、社会理念和价值彰显度不足的问题。社会理念和价值是社会组织的灵魂和核心要素,是决定一个社会组织能否可持续地进行专业化提升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组织的内部建设和外部监管对这部分内容重视不足。

赵小平的研究指出社会组织价值观和情感驱动的合作行为是社会组织四类行为中对社会治理明确产生积极作用的行为,利益驱动的合作行为则在有效监督下才能发挥积极作用,而其他两种抗争类行为则可能产生消极阻碍的影响。[17]社会理念和价值创新是社会组织发展的生命线,是社会组织促进社会理念和价值保持活力,不断朝着有利于人民幸福生活发展需求方向改善和提升的重要力量。

从生前预嘱纳入法律可以看到社会组织进行社会理念和价值推广的作用。生前预嘱 (living will)是指患者在意识清楚、具有决定及表达能力时,预先对失去表达能力时想要进行的医疗救治手段的一种提前指示。[18]我国的生前预嘱推广起步于2006 年罗点点创办的“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其首次发布了生前预嘱文本《我的五个愿望》。[19]在运营网站的基础上,2013 年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20]。2022年6 月 23 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其中,新条例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为“收到患者或其近亲属提供具备下列条件的患者生前预嘱的,医疗机构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实施医疗措施,应当尊重患者生前预嘱的意思表示:有采取或者不采取插管、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疾病的延续性治疗等的明确意思表示”[21]。这是我国首次将“生前预嘱”纳入法律体系。

生前预嘱回应的是过度治疗给晚期无法治愈病人带来伤害的医疗难题。“有尊严的死”是生活质量的重要部分,而过度治疗令走到生命尽头的患者面临多次手术创伤的损害,换取的是没有品质只有痛苦的拖延。当面临这样的境遇时,家人和医生都难以承担放弃治疗的伦理压力,而生前预嘱则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式,以患者主体意愿的真实表达来缓解他人代作决定的伦理困境。

我国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是一个敏感区。这是因为对生活政治的微观角度关注不够,社会组织关注社会生活中千变万化的权利和利益失衡造成的困顿和问题,不仅需要通过行动改善,而且需要有表达和反映的方式和渠道。知情而报是社会组织承担畅达民意功能的合理诉求和应有担当。

社会理念和价值是一个直接指向社会理想并间接指向政治诉求的力量,如何建立社会组织内部的培育发展机制和外部畅通有效的接纳机制是影响社会组织健康全面发展的重要问题。

外部监管对社会组织政治功能的敏感出于对一个新事物缺乏深入了解的担心和顾虑。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内部发展和建设对社会价值和理念的重视和强调不足,导致绝大部分社会组织的理念和价值雷同,缺乏分辨度,从而也难以以社会理念和价值为核心进行产品设计和资源整合,难以形成明确的社会政策倡导并进行有效的建言献策。

第三,可以改善社会组织自主性不足的问题。社会组织自主性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册时双重管理制度带来的身份不独立,需要体制内的组织进行挂靠担保才能注册,这易于形成社会组织和挂靠组织之间的庇护关系。如果没有庇护关系,挂靠单位很难有意愿去做一件有可能带来麻烦和风险的事,其结果就是没有庇护关系的社会组织很难找到挂靠单位,而能够找到挂靠单位的社会组织往往在身份上带有半依附性。二是资金来源的多元性不足。社会组织资金来源的多元性是自主性的重要基础,单一资金来源不超过三分之一是判断一个社会组织能否保持自主性的重要指标。我国社会工作机构兴起于政府购买服务,对于大多数机构来说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占比达90%以上,自主性不足的情况普遍存在。此外,公益基金会中大部分企业基金会因为资金来源单一,也往往存在和企业共用财务和管理人员的依附性生存状态。

为了应对注册难的问题,我国有一批社会组织选择了工商注册的模式,这样就难以获得税收方面的优惠,但和社会企业“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逻辑不谋而合,可谓以社会组织创新的形式突破了注册和发展的瓶颈。在资金来源方面,社会组织以创新的方式进行了多方面的资源整合。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对一助学”相当于小额定向捐赠,而且通过书信往来的形式密切资助者和受助者的联系。在当时大众捐赠意识较弱、公益捐赠制度环境不成熟的背景下通过捐赠形式创新而得到大众的信任和支持,成为我国公益捐赠形式本土化创新的有效形式。此后,在大型灾难面前,中国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本土文化加持公益捐赠,形成企业捐赠、大众捐赠的高潮并促进了中国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到了21世纪初,随着互联网兴起,腾讯99公益日等网络平台再次激发中国大众捐赠的热情,网络捐赠的金额逐年上涨。与此同时,个人稳定的月捐、和企业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形式也逐步得到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优秀的社会组织一直在尝试通过社会创新谋求发展。从社会创新视角进一步引导和推进社会组织的整体发展是对上一阶段优秀经验的推广和发扬,有利于整体提升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改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中的目标置换、社会组织社会理念和价值彰显度不足、自主性不足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五、结 论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组织已经被政府接纳到社会治理体系,作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获得了合法的生存空间,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的分析已大致完成其历史使命。在下一阶段,社会组织重要的是如何加强能力建设、如何通过优质的社会服务赢得尊重,为社会发展贡献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创新是与社会组织这种内生性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一个视角。从社会创新视角探讨社会组织具有良好的相容性:社会组织产生本身就是基于政府和市场失灵的一种组织创新;社会理念和价值创新是社会组织的生命线,具有独立的社会价值;社会服务产品是社会理念和价值的载体;社会资源整合与组织创新是社会组织创新的重要内容。社会组织创新发展重要的实践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改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目标置换的问题,通过市场创新推动社会组织发展;改变社会组织理念和价值彰显度不足的问题,以社会理念和价值作为社会组织发展的生命线;改善社会组织自主性不足的问题,以组织创新和资源配置创新提升社会组织自主性。

社会创新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发展既符合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演变方向,也在优秀社会组织的探索性实践中得到有效检验。其发展还面临一些观念和制度上的障碍,比如政府管理部门对社会组织创新能量和潜力的接纳和引导,社会组织对社会理念和价值力量的认识和坚守、在迭代创新发展中面对困难不断探索的勇气。这些都有赖于各界人士在不断交流、辨析中往前推进。

注释

① 慧灵,全称广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成立于1990年。开设幼稚园、学校、职业训练中心、托养中心和家庭服务,在中国各地设有分会,为不同年龄、类别的智障弱能人士提供多元化的社区服务。

② 格莱珉银行,又名孟加拉乡村发展银行,发展出成熟的扶贫金融模式,通过社会压力和连带责任的运用向贫穷的乡村妇女提供微型贷款支持其生活和创业。

③ 黑暗中的对话体验馆,通过营造一个全黑的环境,让参观者在盲人向导的指导陪同下用视角之外的感官去探索精心设计的黑暗展区。

④ 广州市海珠区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成立于2012年,主要通过县域儿童阅读推广联盟的项目模式来建设乡村小学公益图书馆,同时通过开展教师培训和书香校园阅读活动来为乡村儿童提供阅读资源,提高阅读质量。

⑤ 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2003年登记注册,通过提升家长的参与和能力建设,倡导社会共融,致力于提升家长照顾孩子的能力、搭建特殊孩子家长支持平台、促进公众对特殊孩子的认识和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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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慧灵,全称广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成立于1990年。开设幼稚园、学校、职业训练中心、托养中心和家庭服务,在中国各地设有分会,为不同年龄、类别的智障弱能人士提供多元化的社区服务。

② 格莱珉银行,又名孟加拉乡村发展银行,发展出成熟的扶贫金融模式,通过社会压力和连带责任的运用向贫穷的乡村妇女提供微型贷款支持其生活和创业。

③ 黑暗中的对话体验馆,通过营造一个全黑的环境,让参观者在盲人向导的指导陪同下用视角之外的感官去探索精心设计的黑暗展区。

④ 广州市海珠区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成立于2012年,主要通过县域儿童阅读推广联盟的项目模式来建设乡村小学公益图书馆,同时通过开展教师培训和书香校园阅读活动来为乡村儿童提供阅读资源,提高阅读质量。

⑤ 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2003年登记注册,通过提升家长的参与和能力建设,倡导社会共融,致力于提升家长照顾孩子的能力、搭建特殊孩子家长支持平台、促进公众对特殊孩子的认识和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