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结构性机会，无论是共同富裕还是乡村振兴，都要求社会工作守正创新，立足中国大地，服务人民的美好生活。这一年，社会工作学术界积极围绕社会工作理论、实践研究、乡镇社工站、老年人、儿童青少年、行业发展、专业教育等方面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本文就2022年社会工作研究的主要进展进行综述，囿于笔者的阅读范围，如有“偏见”和“不见”，请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一、社会工作理论建设：聚焦实践情境与中国语境

在社会工作的理论建设方面，学者们持续关注作为实践社会科学的社会工作之理论建构如何围绕实践展开，如何在中国情境之中展开，并对此有着较为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回到生活本身，回到具体的专业实践，回到中国语境，是学界比较有共识的路向。

童敏和周晓彤指出，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要警惕西方“科学实证主义”长期排挤“在地性”的倾向，充分考虑人与环境的协同改变，使“生活属性”回归社会工作，从而超越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学科内涵，实现对心理的社会属性以及社会的心理属性的拓展。^[1]杨锃和莫佳妮提出“联结生活”的视角，将社会性、国家性与经济因素叠加与融合，从而达成对助人服务更加有意义的购买，这样可以提升社会工作的意义感。^[2]

刘振提出了“作为方法的社会工作”，认为面对专业社会工作嵌入本土脉络过程中的专业化与本土化困难，要通过中国助人文化与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中国民政经验与专业社会工作实践、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与社会工作实践经验的互构，使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社会工作实现“方法互构”，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工作。^[3]黄锐和孙斐批评现有关系为本的社会工作较为微观，难以从宏观层面回应新自由主义和新公共管理主义的结构性影响，因此需要从中国关系研究中寻找突破，推动关系为本的社会工作与儒家关系研究之间的联结。^[4]郭伟和对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基础进行评析，指出面对中国社会工作的转型应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并与微观情景实践结合，构建有助于促进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工作实践理论。^[5]王依娜提出了“互构实践”这一概念，强调“知识”与“实践”的“互构性”关系建构可以促成更为深刻的方法层面的综合与行动层面的反思，从而拓展立足“主体性”与“社会性”的本土反思性知识结构。^[6]

在社会工作的核心议题中，“实践智慧”作为实践中不可缺少的能力受到学者的关注。季俊含对社会工作实践智慧核心要素的概念内涵进行了溯源与界定。实践智慧在哲学领域的三类解释传统引入社会工作后,形成了知识观、能力观、过程观三类诠释方法，并在跨学科使用的过程中展现出实践知识、具身能力、价值伦理三项核心要素。社会工作实践智慧的核心要素能够推动社会工作的知识再生产、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与良善的道德实践。^[7]

学者们重新审视社会工作的核心理念——“助人自助”和“社会性”。丁建定和谌基东总结了19世纪中期英国社会救济中自助理念的形成背景与具体实践，阐明英国社会政策的“助人自助”原则对当时的英国社会工作者“助人自助”基本理念与实践行动的影响，厘清了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的历史渊源。^[8]何健和蓝财广在助人自助的基础上提出了互助助人的实践理念和方法。在我国有别于西方的政府、机构以及专业教育的具体本土化情景下，相较于助人自助，互助助人更适用于我国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互助关系。我国的社会工作最终可以在互助助人当中实现本土实践与专业理念的交融。^[9]程玲和肖桂春在探讨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社会性”关系的基础上，指出应当以社区为主要阵地，重视社会工作“社会性”的发展，并以此为重点推进专业化建设。^[10]

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内涵受到了学者们的持续关注。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并非从西方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的线性和单向的转移和应用过程，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国际社会工作也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11]社会工作中不同具体理论与概念的本土化也不断冲破西方价值理念与逻辑的局限，本土社会工作在借鉴西方工作经验的同时，致力于打破现有困境，实现理论突破。童敏和吴宝红回顾了西方社会工作伦理的发展历史，指出西方社会工作的伦理价值从精英主义和英雄主义转变为注重日常生活和平民关怀，但同时西方的社会工作伦理面临着服务对象的无限需求和社会工作者的有限能力之间的矛盾困境。而本土社会工作的有限理性假设能够推动平民关怀与场景化专业实践结合，实现伦理反思和现实实践的结合。^[12]彭宗峰讨论了赋权理论在我国社会工作领域中的本土化，在经历了“误读—独特—失灵—转型”的演进后，冲破西方与本土、普遍与特殊、传统与现代、本质与历史的二元争论，实现了有效的知识再生产。^[13]伴随着第三次分配的推进，徐选国和秦莲尝试依托第三次分配理论，从核心属性、运行机制、价值追求、功能发挥、实践目标等维度建构第三次分配与社会工作的深层契合框架，为社会工作本土理论建构和有效性实践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并从公益慈善氛围营造、均衡性社会分配机制建构、推动高质量社会治理效能以及参与共同富裕等方面创新社会工作实践。^[14]

社会工作如何参与社会治理是中国式社会工作的重要议题。学者们在讨论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围绕“适度”“中庸”这两个关键词，注重积极改变的态度与对现实的理性衡量的结合。童敏和杜经国将我国基层社会工作专业治理的实践逻辑总结为“现实建构主义”，以帮助居民处理社区生活问题为目的，以行动评估为方法，动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并提升居民的场景理性自觉，推动可能范围内的环境改变，从而实现一种变与不变之间的平衡。^[15]童敏和周晓彤认为，基层社会工作要注重推动居民的成长与改变，在我国的实践背景下，要避免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中“现实生活—文化精神资源”二元对立的视角，融入中国文化精神资源的双向视角自我增能，实现中国特色的专业发展道路。^[16]在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社会工作也面临诸多困境。文军和方淑敏对基层社区治理过程中社会工作的专业自主性困境进行了探讨。他们将场域互动视角与职业自主性相互联结，认为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这一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互动场域中面临专业管辖权受限、专业边界模糊、知识创生阻滞等多重“自主性”困境。因而需要促进专业权力的让渡、专业边界的明晰以及专业知识的再生产等打破社会工作的专业自主性困境，提升社会治理效能。^[17]

学界还重点讨论了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关系。何国良认为，应重视“实践论理”而非局限于“理论论理”中“理论指导实践”的思维方式，在实践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实践论理”的作用。具体而言，要重视实践者的“第一人视角”并实现自我决断与反思；将目光面向将来，建立“目的论”的因果思维方法，从实践的未来图景中不断完善实践方案；发现“实践论理”与价值实践的重要关联。^[18]学者们还围绕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探索本土化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方法展开讨论。吕楠指出，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缺乏统一的证据积累路径，且在中国的语境下缺乏本土化的路径，要综合专业特点、发展阶段、本土情境积极探索实践思路，客观评价实践证据。^[19]刘荣和阿达来提对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性知识形成的本土实践框架进行了总结。社会工作实践者在与研究者互动的过程中，实现专业知识与实践智慧的相互补充；在与服务对象的互动中，在实现社会工作使命的同时获得实践经验与知识；在不断互动和反思过程中形成实践性知识，形成“实践主体—知识主体—场域主体”良性互动、循环互构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20]

围绕社会工作伦理，学者们重点关注了伦理中的“关系”面向。赵芳和孔春燕指出，“关系”是社会工作伦理的基础，后者随前者的变化而发生变迁，在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的引导下，社会工作伦理实践呈现出集美德伦理、关怀伦理、正义伦理于一体的整合性实践。^[21]还有学者指出，中国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不同，中国的个体通常嵌入在一个复杂的关系框架当中，并且在实践过程中遵循实际情景优先于抽象的规则。^[22]莫佳妮通过对涂尔干“人性的两重性”的借鉴，指出社会工作伦理可以超越利他与利己之争。利己主义并不会对社会工作的利他实践造成障碍，并且由于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个体在“两重性”中动态游荡并处于多重关系当中，其动机与实践可能会促进服务对象的自助力量。^[23]

伴随着文化自觉的不断发展和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日益提升，社会工作领域也逐渐形成了充分体现在地性与中国特色的专业叙事。王杰对“美好生活的叙事”进行了解读。“美好生活的叙事”围绕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开展叙事活动，打破了主要矛盾一元的、宏观的叙事。它受到文化环境以及客观条件的影响，并反作用于文化环境并指导生活实践，体现出主观建构、文化关联、实践指向的三重属性。社会工作者在面对服务对象借用“美好生活的叙事”开展服务的过程中，体现出问题解决和意义建构的双重取向。^[24]

二、社会工作的实践研究：反思、证据与知识生产

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质量和水平提升是学界共识，但这需要研究的指引，需要持续的知识生产予以支撑。王思斌指出，社会工作实践研究是对社会工作实践及其知识生产的积极探索，既有大量微观具体的干预实践，也包括中观层面对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和发展脉络的讨论，由此形成多源汇流的局面。^[25]郭伟和提出走向整合性专业实践研究，在互为主体性的基础上，通过反思对话阐明行动/实践过程的理由达到实践自觉，并实现行动合理性与增权解放的双重目的。^[26]本文主张从更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实践研究，既包括狭义的聚焦过程的实践研究，又包括聚焦结果的干预研究。

为畅通实践研究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循环，学者们不断对实践研究的知识生产展开研究。费梅萍等基于上海社区戒毒康复模式的探索历程，提出开展知识生产研究的三个阶段，并进一步指出在社会工作实践研究中，应围绕“有效改变”开展知识生产研究，而“政府—社会组织—专业力量—资源系统—服务对象”是促进服务对象及其系统改变的共同体。^[27]他们通过协同式研究共同生产出兼具“具体性”、“过程性”和“关系性”等特征的社会工作知识，为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提供指引。楼玮群等通过对照顾者社区支持项目的行动研究提出了“研究增权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该实践模式的重点在于在研究过程中对研究对象进行积极的反馈，这种反馈能够促进研究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在推动研究对象的需求表达和信心提升的同时，有利于社会工作者干预政策的制定。^[28]童敏和吴宝红认为，社会工作协同实务研究是以成长为核心的在地反思实践，它要求研究者始终围绕专业服务的有效性、现实性和反思性开展研究，以此为基础才能创建“实务所需知识”，弥合理论与实务之间的鸿沟。^[29]卢培伟和郭伟和基于社区矫正案例，讨论如何通过框架实验把实证证据应用到实践场景中。他们认为，把实践惯习转变为实践智慧需要认知层面的对话反思，更加关键的是创造条件跳出亚文化圈，促使案主转型成为积极主体。^[30]

社会工作介入具体领域和不同群体的实践研究进一步丰富。高万红等对15名女性乳腺癌患者进行深度访谈，剖析其在身体、心理与社会三个层面所面临的性别角色认同危机，探索降低其性别角色认同危机的有效策略。该研究发现，患者的性别角色认同危机与非理性的社会角色认知有密切关系。此外，家庭和病友支持对降低患者性别认同危机有重要作用。^[31]费梅苹和李丹阳的研究发现，驻所司法社会工作者在为涉罪青少年开展服务的过程中，要经历入场、对话、合作三个不同的服务阶段，为应对服务困境，社会工作者会在不同阶段采取“退而取之”的生存策略、“定中有变”的适应策略及“聚力合力”的发展策略。^[32]

社会工作实践成效评估对社会工作的发展作用重大。刘江等以某社区自治服务项目为例，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满意度作为社会服务的效果指标具有条件性限制，在实务工作中，满意度仅能够代替社会服务的主观效果而非客观效果。^[33]因此，聚焦于客观结果的干预研究是必要的。

干预研究有了新进展。有研究显示，医务社会工作者通过综合干预策略为轻度认知障碍的老年人开展服务，可以有效延缓老年人认知障碍的发展进程、提高其认知能力，显著延缓其日常生活能力的下降速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参与者的心理健康水平。^[34]针对轻度认知障碍患者，有研究团队创新了非药物干预方法。干预结果表明，非药物干预方法对认知症患者及其照护者在抑郁、情绪控制和照顾自身需求能力方面都有明显改善。^[35]有医务社会工作研究以个体优势为靶点，以“探索—洞察—实践”生命意义为机制，为来自中低收入地区的肢体残障人士设计并实施了一项三阶段的基于优势的意义干预。随机对照试验支持了干预在促进优势意识和使用、提升意义感、改善心理健康方面的积极效果。^[36]柴雪等尝试开发和实施青少年金融素养的干预手册，以青少年经济资源、金融资源、财务知识及行为、社会资本四个主题内容设计青少年金融素养培育社会工作干预项目，在青少年金融素养教育领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37]祝玉红和银少君通过线上亲职教育服务小组，对湖北黄岗某农村小学的学生家长进行干预，以提高家长亲职教育效能感、改善亲子关系，保护和促进农村儿童身心健康发展。^[38]贾昕珊和卓彩琴通过集群随机实验对138名大一新生开展共情能力提升的干预研究。研究表明，干预组在认知共情的“观点采择”、情绪共情的“共情关注”与行为共情维度方面有一定提升。^[39]

由此可见，社会工作实践研究能够构建更为有效的实务模式，深化实践方法的现实应用，并促进社会工作实践研究与知识生产之间的有效转化。

三、乡镇社工站建设：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专业作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的重点任务，而乡镇社工站建设恰好契合了这一时代重任。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受各方因素的影响，社会工作呈现出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态势，乡村振兴为中国社会工作向乡村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学者们在深入探讨乡村基层治理的现状与治理主体的治理行为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工作如何参与乡村振兴。杨威威和徐选国以“城乡关系”视角为指导，指出政府在开展基层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创新的进程中，受到了城乡二元分割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阻碍。同时，尽管通过村财居用、项目议价、政社研讨等“替代性治理”的方式能够在有限时间内化解治理压力，但这种行为只是在现有制度框架内的权宜之策，无法改变现有治理理念和规则。^[40]马治龙和焦若水围绕作为农村社会发展重要载体的合作社进行探讨，指出社会工作可以立足乡村的社会结构需求、乡土文化，在合作社体制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社会发展功能综合体和治理单元，从而实现社会资本与社会基础的再生产，推动文化、经济、治理共同体的建设。^[41]卫小将和李迎生指出，应借助国家推进乡村振兴的发展契机，通过城乡融合的社会工作体制和政策体系，利用网络技术推动社会工作专业信息的流动，逐步消弭社会工作在宏观政策与微观服务上的城乡差距。^[42]

乡村振兴作为我国的重大发展战略，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因而，搭建适宜的政策引导框架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结合我国乡村振兴的现实国情，围绕乡村振兴政策指导框架的理想形态和未来发展建议展开讨论。王思斌指出，乡村振兴应当以经济社会生活的振兴为本，且乡村振兴应优先从“可振兴性”较强的村庄介入，将经济产业、人才培养和组织培育作为乡村振兴的切入点，以公共政策下的经济社会生活为中心，通过“经济—社会政策”和社会政策推动经济项目和社会服务的发展，并在政府和乡村社会力量的双重推动下实现乡村振兴。^[43]王思斌进一步提出了对“经济—社会政策”的特殊要求。由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社会政策”对解决中西部的问题展现出乏力的态势，因此要发展出能够引导和改善乡村与县域经济、个体精神、社会生活、公共与社会服务的“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从而不断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44]为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向德平和向凯指出，面对乡村振兴过程中城乡一体化、农民主体性、小农户社会支持等重要议题，要构建“发展型”的乡村振兴政策。具体而言，包括完善“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实现政策面向三农的兜底和普惠作用，推动乡村治理包容化的乡村治理格局的发展，并以整合性与一体化的思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45]张和清和陈曦以“绿耕”为分析案例，提供了以社会赋能推动社区减贫，通过促进居民合作互助、推动社区资产建设的乡村振兴发展路径。^[46]马凤芝在总结以往贫困理论和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范式的基础上，明确了我国社会工作参与贫困治理实践中“发展性”反贫困的取向，确立了社会工作的任务与角色以及实践的理论和方法框架。^[47]

学者们还聚焦乡村振兴中的社会基础，发现社会基础对于乡村振兴过程中经济发展、政策执行以及人民动员有着重要意义。李怀和宋帮福关注到政策执行过程当中社会基础对政策的实际影响，对易地搬迁的社会基础和动员逻辑进行了讨论，指出有缺陷的社会基础和政府的社会动员分别是乡村振兴过程中易地扶贫搬迁的推力和拉力，在地方政府激励村民搬迁集体行动的动员逻辑和“居民需求—政府动员”的驱动机制下，易地搬迁得以顺利开展。^[48]王思斌认为，乡村社会基础对乡村经济振兴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并指出乡镇社工站应当承担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的职能，以实现乡村经济、社会组织、社会资本、社会生活以及公共服务的发展。^[49]郑广怀和赵培浩以长沙市“芙蓉花开”公益项目为个案，指出沟通权力作为农村困境女性合作生产的运行技术，在为困境女性赋权增能的同时，能够实现个体公益向家庭公益、村庄公益转变，从而建构充满公益理念的乡村共同体，最终实现乡村公共价值的合作生产。^[50]

乡镇社工站建设的不断推行是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并促进学科自我发展的重要契机，因而乡镇社工站的建设现状、政策传导机制和高质量专业化路径的发展成为重要议题。徐选国等对《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快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通知》文件以及各地颁布的社工站创新政策和扩散机制进行了分析，将社工站这一政策创新的内在驱动力总结为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下的倒逼机制、社会主要矛盾变迁下民众需求升级的引导机制、条块政府下“结对竞赛”的驱动机制。在上述机制和地方社工站的不断自我调整过程中，社工站政策与制度实践得以不断扩散。^[51]任文启和顾东辉对社工站建设的进程、困境与实践策略进行了总结。他们认为，当前社工站在对民政力量不足的弥补、对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以及服务水平的提升中，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改善基层治理格局并推动基层治理创新。但是社工站的建设发展存在专业力量、经费以及制度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在体制内外的发展均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困难。面对种种困难，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要保持专业操守，确保在不断博弈过程中实现社会治理的良性发展。^[52]姚进忠和林晓风关注建立社工站的督导机制，并构建了“服务与治理并重”的乡镇社工站督导的四步理想逻辑框架。他们认为，督导机制要立足乡镇社工站的现实情况，督导要密切联系社工站的实际运作，关注社会工作者的成长与需求，推动整体基层治理的良性发展。^[53]

应该说，乡镇社工站建设是社会工作的发展由东向西、由城而乡的整体性突破，如果我们在乡村振兴方面实现良好的专业作为并提炼出新的理论和模式，将会为社会工作发展带来重要贡献。

四、直面老龄化的挑战：家庭、政府与社会

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学者们愈发关注如何保障和促进老年人的福利水平，建设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以实现积极的老龄化。程燕蓉和慈勤英认为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要立足“家国一体”的优势，借助产业振兴实现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和人才振兴积累的人力资源，通过文化振兴重构“家文化”，通过生态振兴开启健康养老实践，通过党建引领和有效治理推动家庭和谐，全方位提升和重塑家庭养老的基础性作用。^[54]吴帆的研究进一步提出，家庭代际支持能力建设不仅是就地养老公共服务的逻辑出发点和实现路径之一，还应成为规划未来高质量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战略，以实现基于家庭代际支持的就地养老模式。^[55]慈勤英和程燕蓉的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面广，劳动类型的灵活性较强，存在高强度的孙代照料。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是其教育、健康、婚姻红利在老年阶段的延续，彰显了两性劳动参与差异与性别分工。^[56]家庭代际支持较弱的老年群体，如中西部离异老年男性、教育水平较低者及没有女儿者，需要更多的社区支持。有研究识别了影响老年帕金森患者家庭照护者的压力因素和照护者解决负担的关键能力因素，为政策制定和社会工作支持服务方案的建设提供了实证证据。^[57]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部分城市老年人在养老问题上具有独立自主性。因此，社会政策应关注多元需求，设计多元养老方案，提升养老产业的质量。^[58]

老年人对于养老存在主观偏好。有学者探讨了父母资助子女买房对养老期待的影响。结果显示，父母对孩子住房支持降低了市场化照料的购买力而增加了对于子女照料的期待，多子女家庭的父母会更加期待获得住房支持的孩子为其养老。因此，社会政策应该尽可能保障向子女提供了代际住房支持的老年人能得到相应的照料回报。^[59]赵一红和聂倩基于对养老机构的实地调研，提出从社会结构的视角解决养老服务的供需偏差，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60]

互助传统的发扬和各方力量的整合是应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要路径。郭浩等基于社区实践案例的探索发现，社区老年协会的生成面对诸多制约条件，而居委会、社会工作者及基层政府和居委的共同行动能够实现老年协会由“空牌”向“实体”的转变。^[61]福鹏通过分析湖北恩施农村老年人面临的困境，指出为改善其现有困境，应发挥政府服务性功能、促进政府与市场的合作供给、发挥专业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优势、建立完善监督协调机制，并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留守老人管理与服务新模式。^[62]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和老年人护理需求的增长，中国已经开始利用数字力量应对这种需求，开展对“智慧老年护理”的探索工作。研究表明，中国各级政府从政策上充分支持“智慧老年护理”服务业的发展，^[63]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实践。有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可以缓冲社会隔离对老年人带来的负面影响，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抑郁呈负相关，与认知功能呈正相关，对老年人的健康有积极意义。^[64]刘勇等运用扎根理论的分析方法发现，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更容易受困于数字鸿沟。社会环境和互联网定位未能营造互联网的适老化，重要他人未有力地支持老年人使用互联网，老年人自身的个体禀赋等原因限制了他们对互联网的使用。^[65]

合理的金融安排是养老服务的一个重要内容。刘长喜和崔占民认为，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剧，社会个体的原有人生阶段模式在逐渐瓦解，而百岁人生模式下的金融可持续安排值得关注，提升金融能力应该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66] 尹银和崔优优提出，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开展金融社会工作服务助力智慧养老，帮助老年人增加金融福祉，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从而实现积极老龄化。^[67]

五、儿童青少年：生态的视角

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关乎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2022年学界进一步加强了儿童青少年困境及其介入的研究，总体遵循生态视角展开，并聚焦家庭与学校两类场域。

受虐待儿童保护研究与实践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孙小悦和陈孟彤以深圳市的儿童样本开展了一项横截面研究。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防止儿童暴力受害的保护性因素，也可以对物质匮乏产生的负面影响起到重要的缓冲作用。他们提倡以儿童日常生活需求的角度考察儿童贫困问题，实施更全面的、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保障策略。^[68]张会平等的研究分析了儿童虐待与儿童自尊间的关联程度。结果显示，总体儿童虐待与自尊呈负相关关系，情感虐待和情感忽视在降低自尊方面影响显著，且年龄和文化也是影响儿童虐待和自尊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因此，建议干预者在设计儿童虐待预防和干预项目时要基于证据和文化敏感，充分考虑不同类型虐待和忽视及其背景因素。^[69]王阳等的研究对包括身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身体忽视和情感忽视在内的儿童时期的虐待对老年抑郁症状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身体虐待、情感虐待和身体忽视与老年抑郁症状的关联程度较小，而情感忽视与老年抑郁症状的关联程度约为中等水平。性别对身体忽视、情感忽视和老年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70]王玮玮等的研究指出，聚焦创伤的认知行为疗法在处理受虐儿童情绪障碍、行为问题和帮助其形成积极的社会心理方面具有良好效果。^[71]

孙斐和黄锐基于上海市某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发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相关社会工作在需求和服务合理分配、项目资源的链接与整合以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长期追踪等方面面临困境，提出要通过项目式个案管理摆脱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社会工作服务的困境，推动服务发展与转型。^[72]儿童保护实践开展的关键是如何识别和筛查风险儿童。有研究发现儿童性侵害在本土与西方知识上存在差异，其中独生子女和重复性伤害对于儿童性侵害的性别差异具有调节作用，这对本土儿童保护的知识积累和实践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73]

郑庆杰和陈美杏以“多动症”儿童为研究对象，运用叙事治疗方法，协助案主外化问题，帮助案主增强重塑积极自我认同身份。^[74]时怡雯和周静对我国少数民族留守儿童面临的成长困境和需求展开了调查，提出以支持性、治疗性、增能性为基础的整合社会工作服务模式介入，以解决留守儿童生存发展的困境。^[75]佟新关注青少年自我认同危机，其研究发现强势父亲的客体化会让青少年变成服从式主体，而沉默的母亲则产生了青少年的自我否定。面对这种现象，社会工作者应开展积极的家庭社会工作实践，帮助重建平等的家庭关系，建立青少年的积极自我，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76]

学校社会工作也是一个研究重点。魏雷东和宗千雅提出社会工作介入校园欺凌问题的实践模式，社会工作介入校园欺凌问题要结合国际化“循证实践”来探寻本土化的赋能模式，实现从问题视角到优势视角的思维转换、从训导模式到赋能模式的范式转型、从循证实践到最佳实践的标准转化，具体策略是要在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公众方面分别进行赋能，建立校园欺凌的预防和干预机制。^[77]罗阳和刘雨航在高校学生社区开展社会工作介入服务研究发现，具有社区成员意识的身份归属、相似的需求和目标、对个人成长与回馈的感受、集体记忆的情感互动是开展高校学生社区营造的介入基础，驻校社会工作者需采取集空间建设、需求导向、情景互动和情感联结等路径于一体的整合介入模式。^[78]

朱浩和徐姝红的研究显示，现有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方式和内容不符合儿童的实际需要。为实现儿童福利的高质量发展，须进一步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实现服务创新、打造资源共享平台、提高服务专业化水平、建立和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监督约束机制。^[79]这显示，社会组织需要提升服务能力，以更好地回应儿童群体的现实需求。

六、社会工作的行业发展：个人、组织与生态

围绕社会工作行业发展，学者们聚焦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等议题，就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为进一步推动机构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学者们针对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形态与演变、影响机构发展的因素以及机构的具体服务开展研究。郭伟和指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策略不应局限于嵌入性与自主性之争，也不应将“土生化策略”仅视为增强本土社会工作发展自主性的工具，从而陷入“地方—全球”“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陷阱。而应当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增能使能的专业技术，协助微观主体参与中国基层互助和照顾体系的转型过程。^[80]社会工作的发展经历了从“嵌入”走向“嵌合”的过程，任敏和郑先令通过对一个粤西农村社工站的发展历程的探索，发现社会工作嵌合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在实践场域中谋求对互为主体的多重关系的实现。其中，互为主体的在地服务关系是条件，互为主体的专业协同关系是推力，互为主体的政社关系是关键。^[81]社会组织在中国从事的是非政治化的政策实践，表现出遵守国家议程、运用非对抗性策略、根据专业知识发挥影响的特点。^[82]

社会工作者在具体情境之中的策略和实践逻辑导致不同的结果，专业裁量权和弹性适应成为重要的观察切口。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在防疫工作中做出的贡献呈现出“信息与资源支持、弱势群体与隔离战略支持、隔离接触后疗养与恢复支持”的阶段性特征。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缺乏独立性、稳定性和专业协定，需要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强的行动能力。^[83]刘帅顺和张汝立借鉴结构化理论提出场景折叠与身份切换的概念工具，认为社会工作者拥有跨越多重组织边界的服务逻辑，具体表现为行政组织对社会工作者工作的程序合法性和政治稳定性提出要求，而社区组织则对社会工作者工作的本土合法性和嵌入稳定性提出要求。社会工作者切换身份的资源多寡取决于自由裁量权的大小，并受制于组织场景所设定的规则约束的强弱。^[84]组织学习能力和组织类型能够缓冲变革型领导对中国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裁量权的影响。因此，想要推动基层组织理论的发展、提高基层组织的专业裁量权，需在公共服务机构中建立内部专业学习机制。^[85]孙斐等通过对江浙沪地区多个社会工作服务督导项目的分析，发现项目督导在项目规范基本达成的基础上将督导重点转移至项目目标部分，待目标达成后则将注意力转向项目成效的提升，总体呈现出“规范—目标—成效导向”的实践逻辑。^[86]

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可能具有不同的形态。雷杰等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验证了能够有效定义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指标。研究显示，对公众认可的看法、对知识基础充分性的认知、对专业组织的参与、道德标准的一致性以及对专业自主性的看法对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具有显著影响。^[87]而赵迪等的研究表明，社会工作行业的专业性状况影响从业者的专业价值感、成就感和社会认同度的感知，从而影响其主观社会地位认同。^[88]

马凤芝从横向与纵向两方面讨论了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以此为基础阐明了社会工作所具有的“福利政策传导性”。社会工作的“福利政策传导性”要求社会工作的社会政策观实现从“作为工作背景的社会政策”向“作为方法的社会政策”的转变。^[89]也就是说，政策倡导是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之一。张天真和费梅苹的实证研究发现，理事会治理显著影响政策倡导，具有更高理事会治理水平的社会工作机构在政策倡导工作方面表现更为积极，而提升政府支持能够强化理事会对政策倡导的正面影响。^[90]

领导风格对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张欢等的研究发现，社会工作机构领导力对实现机构的高水平组织发展、组织发展的组态具有促进作用，且领导魅力也是普遍性因素之一。^[91]有研究认为，社会工作者的创新行为受到领导风格的影响，道德型领导力和服务型领导力均有利于社会工作者的创新行为，且组织氛围对领导风格影响创新行为具有调节作用。在低创新组织氛围下，服务型领导比伦理型领导对社会工作者的创新行为有更大的影响。但在高创新组织氛围下，伦理型领导比仆人型领导对社会工作者的创新行为有更大的影响。^[92]

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稳定性受到了高度关注。在离职和留任之间，程诗婷等发现家人支持是一线社会工作者留任意愿的有效预测因子。^[93]高海珍和邢成举的研究指出，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对社会工作者离职意向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情感投入在工作干扰家庭因子对离职意向正向关系中起调节作用，职业倦怠在家庭干扰工作因子对离职意向关系中具备完全中介作用。^[94]李红飞和曾守锤指出，工作满意度在社会工作者社会价值感知与离职倾向的关系中具有负向的独立中介作用，集体心理所有权、工作满意度在社会工作者社会价值感知与离职倾向的关系中具有负向链式中介作用。社会价值感知通过集体心理所有权和工作满意度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预测社会工作者的离职倾向。^[95]胡荣和石柏林验证了社会工作者所得到的工作支持能显著降低其离职意愿，而且职业认同在其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96]郑广怀等的研究讨论了留住核心人员的三种方法，并发现在社会工作职业的早期阶段，减少犬儒主义和发展平衡的专业认同感可能有助于降低中国高级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流失意向。^[97]刘江和顾东辉提出了以反思性实践认知为调节作用的伦理守则与专业行为关系，并通过CSWLS2019的数据分析结果验证了社会工作者的反思性实践认知能够在社会工作伦理守则与留职意愿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98]

学者们对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压力、专业角色等给予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文豪和呼斯勒的研究发现，我国社会工作者的压力症状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易感性、应激源和症状阈值三个维度构成的“素质—压力模型”对社会工作者压力的形成原因具有较高的解释力。^[99]郑广怀等的研究发现，角色模糊是影响残疾人支持工作者服务的风险因素，而心理所有权在残疾人支持工作服务者的角色模糊性和服务影响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这意味着，中国的服务组织面临着组织能力不足的困境，组织内的员工倾向依靠自己而不是组织解决问题。^[100]有研究认为，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倦怠受到角色压力和工作自主性的影响，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程度越高，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满意度低，从而带来越高程度的工作倦怠。相反，工作自主性越高，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满意度越高，工作倦怠的程度越低。因此，社会工作机构应该降低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提高工作自主性，从而提高工作满意度，以降低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101]有研究认为，面对公共卫生事件，非正式支持对减少医务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倦怠有明显作用，这就要求进一步提高医务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生活质量。^[102]批判性意识可以防止社会工作者遭受角色压力，从而出现情绪枯竭和去人格化。在此意义上，批判性意识应作为维持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场所幸福感和专业追求的能力和资源被纳入要求。^[103]高艺多认为社会工作是情感劳动。社会工作情感劳动的主要表征有：压力感与获得感并存的冲突性情感体，“惰性化”与“模糊化”的表层扮演，基于专业价值与规范的深层扮演构成多样化的情感整饰，以及社会工作者倾向于主动采取身体技术、认知技术和社会技术进行情感调适等。^[104]

七、社会工作新文科建设的新动向

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呈现出多方面的局限性，诸多学者对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可行路径进行讨论。

新学科建设注重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中对社区生活以及本土化议题的回归。张和清和徐菲指出，社会工作的研究和教育要回归社区民众的生活世界，重视培养学生围绕第三次分配、社区民众日常生活等本土社会议题的问题解决意识，并立足实践。^[105]张洋勇和徐明心通过总结和借鉴美国社会工作发展历程中职业化与专业化背景下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与情景化转向，指出中国社会工作在教育先行、职业化滞后所导致的专业教育与本土实务错位的背景下，应当更加重视社区情景和本土实务。^[106]

新学科建设注重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我国新时代政治思想与社会发展的有效结合。马凤芝认为，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建设要围绕我国社会中的现实问题，通过不断挖掘中国智慧、中国理念、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法，实现我国社会工作的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107]她进一步对近十年以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多方面工作进行了总结与提炼，包括社会工作教育规模的扩大与结构的完善，社会工作教育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教育体系，积极推动社会工作学术发展并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108]

新学科建设注重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对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彭华民等通过以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生为对象的实证研究，对社会工作专业能力的内涵、影响专业能力形成的因素以及专业能力的形成路径进行了阐述。具体而言，专业能力可以被划分为专业认同、专业知识与专业实务，专业能力形成过程受到师资队伍、课程设置、学习社群以及资源平台等因素影响，专业能力培养路径则分为外部推动与个体主动。^[109]何岚等通过对医务社会工作在患儿康娱服务的实习开展行动研究，发现该项服务能够提升实习生的各项社会工作专业能力。在多重环境因素的影响下，理论知识在个体内部通过“行动应用—具体体验—评价反思—抽象概括”的认知行为过程向实务能力进行转化。^[110]施旦旦等运用萨提亚的“一致性”技术，在“互为主体性”的叙事课堂上开启主体性转化的教学实践，实现叙事教学“生命影响生命”的转化，从而迈向社会工作教学的“知行合一”与“成人成己”。^[111]

新文科建设可以推动社会工作的数字化转型。面对数字化、智慧化浪潮的冲击，社会工作面临全新的挑战和发展空间。赵玉峰指出，在元宇宙中，社会工作常规的情感劳动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但这也会反向推动社会工作技术的变革，元宇宙社会工作方法论将会沿袭原有规则基础迎来新的变革。^[112]梁玉成提出，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社会工作将产生新的变革，社会工作的资料、案主数据和干预研究、社会工作过程和内容以及服务对象的筛选都将走向数字化和智能化。^[113]何雪松指出，社会工作新文科建设的方向之一是转型为数据科学，因此需要建立社会工作的数据科学。^[114]

顾东辉的观点具有综合性。他认为，在新文科建设过程中要实现纵向超越和横向融通。一方面，要在社会领域中协同其他领域和力量，重视人与场景的融合，实现民众自治与社会政策的双重推进，实现人才培养、产学研结合、紧跟时代脚步。另一方面，要不断提升学科的专业化和学科建设能力，实现学科的长远发展。^[115]

八、结束语

为了推进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社会工作学术界要积极承担时代使命，以促进专业发展、服务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己任不断探索新领域，推进体系化建设并强化基于实践的知识生产。

第一，不断探索新领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了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共同富裕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是社会工作的新课题，也是社会福利发展的新课题。中国福利发展应采取政府主导、需要取向、多元参与的政府福利责任定位。^[116]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福利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其行动的指导理论和实践方式对我国福利建设的民众基础以及社会福利体系的制度化、系统性与专业性实具重要意义。^[117]徐选国和秦莲认为，社会工作要整合市场、政府与社会力量，助推市场的社会属性回归、政府服务属性的强化以及社会道德属性的彰显。^[118]王思斌指出，困弱群体的共同富裕具有多重内涵，社会工作可以从增加经济机会、提升社会资本、政策协助等方面促进困弱群体实现共同富裕。^[119]围绕生态环境开展的绿色社会工作也是一个重要的新方向。方劲和朱予嘉认为，绿色社会工作是“环境—社会正义”的整合性实践。^[120]罗桥和汤皓然指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环境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础包含重构一种“环境—社会”复合正义观、塑造与公众等多元主体合作解决环境问题的场景，并营造一种具有主体间性的行动赋权方式。^[121]程鹏立主张“以倡导为核心的”环境社会工作，并建构出“对象—目标—战略—策略—角色”的一般性框架。^[122]王进文认为应该，嵌入“关系主义”的分析视角，坚守“行动本位”的介入立场，寻求“空间正义”的治理关怀。^[123]学界对社会设计进行了前瞻性讨论。何宇飞等探索社会工作与社会设计的交叉融合，认为社会设计在价值观引领和形塑、关系管理以及面向居民的活动定稿方面可以学习社会工作的经验，而社会工作在空间改造、视觉传达、产品思维等方面可以向社会设计学习。^[124]这样的尝试可以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能，社会工作界的确不应自限于现有的传统，要勇于回答时代之问，要大胆跨界探索。

第二，推进体系化建设。王思斌认为，要推动社会工作服务科学化、制度化和高质量发展，多部门协同推动社会工作发展格局的形成，实现政府、社会力量和企业在内的多主体社会服务体系的建构，进而监督和保障社会工作机构及其所提供服务的有效实施，这无疑需要政府社会政策增强力度。^[125]要推进体系化建设，这个体系化构建可以包含三方面的内容：教育体系、实践体系与政策体系，这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相互促进。没有强劲的社会工作教育体系，就不能培养高水平的专业人才，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就难以为继。没有日趋成熟的专业实践体系，就无法形成良好的行业生态，就很难留住人才。而教育体系和实践体系的成型，需要强有力的政策体系支撑，也就是说，政策出台要“增强力度”。

第三，强化基于实践的知识生产。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立足于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知识生产。尽管社会工作研究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需要正视以下问题：研究与实践之间的脱节，知识生产是为了什么这一问题需要再明确、再强调；社会工作的学术地位不高，综合性学术期刊中社会工作的论文较少，社会工作论文发表难和学术资源获取难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国际化的论文发展和中国化的学术发展之间存在张力，部分青年教师已具备国际高水平大学社会工作教师的国际发表能力，但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承认。一个可能的思考是实践自觉、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重新认识社会工作的学术传统和中国语境，这样我们就能够有意识地推动基于社会工作实践的知识生产，提升社会工作的学术地位，这也是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