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至基层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社区成为风险防范与危机应对的主力防线和重要堡垒。^[1]风险治理能力成为社区在面对人类社会风险态势波谲云诡的新格局下，能否良好抵御外部威胁与挑战并维持内部稳态的重要考量。目前，以社区韧性治理模式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在学术界已逐渐形成理论共识。在治理实践中，可发现组织良好的社区往往能够更加有效地协调各类资源，凝结各方力量，较早地预判风险并快速地从危机冲击中恢复秩序；而缺乏有效组织的社区则存在更强的“脆弱性”，即易被外界扰动所击溃、易发生内部冲突，且需耗费更长的时间去恢复、重塑。前者因具备更好的抗压能力与快速恢复能力，则称其为“更有韧性”的社区。社区组织作为韧性社区建设中最核心的能动主体，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学习力与反思力，影响着社区韧性治理的效能潜力。^[2]同时，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以努力达成对风险议题与问题的共同认知和共同治理是韧性治理理论中的关键内涵之一。^[3]因此，以社区组织韧性的提升为切入点，对满足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诉求，并有效回应风险社会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但从现有文献的研究中发现，理论上，对于组织韧性的探讨多趋于企业管理方向，基层社会治理中组织韧性的作用发掘不深，社区组织韧性理论尚有进一步丰富的空间；实践上，“基层组织行政化”“组织力量散逸化”等问题难以从本质上改善，各街道、乡镇对于治理重心与资源下移的举措，例如北京创新、推广的“吹哨报到”机制，大部分只停留在“仿形而不仿神”的初步阶段，社区组织韧性提升的实践策略需要更多地探讨。社区组织在社会风险治理过程中能动作用的发挥存在现实局限性，这会有碍于社区韧性的实现。基于此，本文探讨社区组织韧性的优化策略。首先厘清社区组织的具体涵盖，然后综合已有的“组织韧性”与“社区韧性”内涵的双维度探析，讨论风险治理中“社区组织韧性”关键意涵的界定，最后基于社区组织在基层社区治理上作用发挥的现实局限，提出风险治理中社区组织韧性的提升策略，为优化社区韧性治理提供路径补充。

二、社区组织的类型分析

社区组织是指人们为实现社区居民共同目标，在社区地域内形成有序动态系统的社会共同体。它是社区的一种特殊组织形态，既来自于民，又服务于民，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社区组织一般涵盖社区基层党组织、社区自组织、社区中介组织与社区专业服务保障组织等。社区组织作为社区的重要支撑力量，不同类型的组织承担不同的功能职责并互为力量补充，从而使社区在面对外界风险与压力时，可通过社区各组织之间良性的协调与衔接，构筑强大的凝聚力与战斗力，最终提高社区的风险抵御能力，实现社区韧性。因此，本文首先探讨社区组织的类型分析，厘清社区组织的构成，为后续有针对性地分析风险治理中社区组织韧性优化策略提供基础。

一是社区基层党组织。社区基层党组织是党在社区的主要抓手，承担着凝聚社区群众力量、贯彻落实党中央政策的功能，在协调与引领社区治理方面处于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尽管以“自治”为首要考虑，基于提高社区治理的社会性而提出的“治理单元下沉至社区”的治理模式存在着种种优势，但社区内存在的各种组织形成的多元力量需要有一个引导与整合的渠道，社区党组织无疑是最重要的角色。其一方面作为“带头人”，是社区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起着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另一方面作为“服务者”，是直面群众、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发挥着察民情、听民意，联结政府部门解民忧的服务作用。

二是社区自组织。社区自组织一般分三类：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民间组织(包括社区居民自发形成的社区兴趣小社团和社区互助组织，如棋社、舞蹈队，以及楼道互助小组、社区志愿服务队等)；社区协商议事组织(如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和议事协商委员会等)。其中，社区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它在社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行使社区治理、服务居民和教育的职能；社区民间组织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协商议事组织作为社区民主协商决策主体，具有涉及社区全体居民的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主要承担解决社区利益冲突和协商重大事项的责任。以社区为治理单元需要一定的机制将原子化人群重新联结起来，而该机制不能单纯由行政力量主导。因此，社区自组织承担着增强社区动员能力，充分调动社区内资源得以高效利用，激发社区内生动力的功能。

三是社区中介组织。社区中介组织一般包括服务类的社区非营利性的社会工作机构、业主委员会、老人协会、各类文化艺术体育团体等。它是受政府职能机构或群众基于需求自发组织委托，介于社区主体组织(社区基层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与居民个体之间，独立开展社会活动，接受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指导、监督和帮助，发挥服务、教育、沟通协调作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服务机构。社区中介组织的建立对于满足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与生活需求作用明显，在维护居民权益、帮扶弱势群体、促进邻里沟通与情感交流以及增进社区认同感等方面起到正向作用，是将居民个人间的松散联结转变为社区整体的凝聚合力的良好媒介。

四是社区专业服务保障组织。它是社区内专门从事某一特定服务工作的组织，如物业管理单位、社区管家、社区环卫站，以及近年涌现出的越来越多精细化社区服务中心等。专业服务保障组织是维护居民安全、保障社区生活秩序、优化社区生活质量等的功能性组织。社区专业服务保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主要起到辅助与保障作用，也是社区组织的重要构成部分。

社区自组织、社区中介组织和社区专业服务保障组织能够与社区基层党组织共同架构为一个严密的社区组织网络，各司其职，功能互补，凝结、协同各方力量构成社区治理共同体。但在实践上，学者们普遍认为，社区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程度不够高，参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意识不足，自发能力较弱且呈现出较明显的被动性。因此，本文欲探讨在风险时代下，社区组织如何提升“韧性”以增强其整合资源、动员各方主体形成聚合力，达到抵抗外界威胁、快速复原的能力。在此，首要厘清“何为社区组织韧性？”

三、风险治理中社区组织的韧性意涵

“韧性”最初是物理学和工程学中的术语表达，20世纪70年代开始被逐渐引入到生态学、心理学以及组织管理学中。“韧性”的概念内涵从表示物体接受外力冲击发生形变之后能够复原如初的能力，发展引申为系统在应对外界威胁刺激下回应压力而产生的一种抵御、适应和灵活转变的能力。而后，学术界基于组织领域视角探讨“组织韧性”内涵。

目前为止，专门针对“社区组织韧性”的研究鲜见，现有文献仅对“社区组织韧性”稍有涉及，主要集中在韧性社区治理体系框架的构建探讨中。多数学者将“组织韧性”的概念用于指企业在动荡变化中生存、适应和成长的能力^[4]，而关于“社区组织韧性”明晰的界定、作用与优化策略等均较少被学者进行深刻解剖。故本文试图从“组织韧性”与“社区韧性”两个维度的研究文献对“社区组织韧性”的意涵特征与功能进行综合考量。

(一) 组织韧性：危机事件冲击后的“反弹”与“反超”

有关“组织韧性”的经典研究，侧重关注企业组织在多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即VUCA时代下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与威胁的反应。主要有“动态观”和“静态观”两大分析观点。持“动态观”的学者认为组织韧性在于过程和能力中展现出来的发展和动态体势；持“静态观”的学者则认为组织韧性在于其本身就具备理想的特质或最终要实现的结果。^[5]企业组织往往通过调整战略、改革运营及业务模式等方式来增强组织抵抗风险威胁的韧性。而与企业关注优化与外界环境的关联来提升组织韧性，以避免企业脆弱性不同，社区关注的是依靠增强内力来发挥组织韧性的作用，以主动应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保护社区内部秩序。Des Jardine等人将组织韧性归纳为系统在颠覆性冲击下持续运营的能力，同时也指现有组织再生和保持的能力。^[6]Williams等人认为组织韧性是组织的构建及其能力禀赋(包括认知能力、行为能力、关系能力、情感能力和财务能力)的使用，通过对组织的积极调整和维持运作，在逆境风险的动态过程中(事前、事中和事后)持续与环境互动回应的能力。^[7] Linnenluecke将组织韧性描述为韧性是指在遇见事先未知的某种情况或事件下，具有快速学习应对该情况与事件的能力。^[8]张公一等人认为，组织韧性是处于现今VUCA环境背景下，风险特征愈益凸显的时代中，企业能否在逆境中生存，识别并应对环境风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从而化危为安以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9]张秀娥和滕欣宇则基于已有组织韧性理论，提炼出组织韧性内涵为组织预测突发事件，主动接受风险和威胁，并创造性地制定应对措施以实现逆势增长。^[10]李平通过机制框架分析与实践案例启示，总结出需要营造凝聚、忠诚的组织文化，打造其心理韧性；强调组织的灵活机动性，具备强大的风险意识和危机应对素质，打造其行为韧性；通过组织逆境倒逼的改良性学习与巧创，强调反思改进，在危机中总结经验教训、引以为鉴；再坚持长期战略方向，通过改革转型创建逆脆弱的新常态，打造其学习韧性，最终达到培养组织韧性的目的。^[11]

学者们对于组织韧性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组织要具有承载冲击力、反弹恢复力；二是在抵抗、反弹的基础上还需要具备学习反思力，从而实现反超、改进的效果，使组织在危机环境下循环坚实，更加坚韧。即组织韧性的两大核心特征是“反弹”与“反超”。具体来说，组织韧性并不意味着具有强承载力，从而不受冲击的影响，也不产生反弹力与反超力。如果把组织比喻为人体，“反弹”则类似于被病毒侵害后的康复，“反超”则像是被病毒侵害后产生“抗体”引起的强化提升，具有逆脆弱的能力。反弹力仅仅能帮助组织在逆境或危机事件中短暂存活下来，通过学习和反思提供的反超力才能使组织做到化危为机、借机乘势，实现组织发展的“螺旋式上升”。

(二) 社区韧性：强调社区多元主体的协同与共治

随着风险时代的到来以及社会治理重心的下移,学者对基层社区韧性建设的探讨愈益深入。基层社区作为社会有机系统的子集，是风险防控的一线阵地。Norris等人认为社区韧性来源于网络系统的形成所产生的适应能力。^[12]Wilson将社区韧性描述为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本相汇聚的概念空间。^[13]Berkes等人认为，社区韧性是一系列社区力量与特征(包括人地联系、信仰与情感、技能与学习、社会网络、治理参与感、社区基础设施、领导力与积极态度等)的综合性结果，最终的指向应当是能动性与自组织。^[14]颜德如总结出社区韧性既需要各类物理、物质资源的支撑，同时还需要利用这些资源的社会条件和制度因素提炼出韧性社区视角下风险治理体制构建的分析框架，包括互动耦合的五个维度，即物理韧性、组织韧性、技术韧性、制度韧性和心理韧性。^[15]徐选国和陈杏钧将社区韧性界定为系统视角下的社区内部应对风险的复原力，集体力量视角下的对多个行为主体通过合作和战略性行为有效运用资源的推动力，是一种激活社区资本存在的能力。^[16]同时，盖宏伟和牛朝文指出社区的韧性治理是利益相关者以广泛参与和协商方式，来解决风险决策中存在的目标冲突与不确定性等问题，努力达成强调协调与整合的共同认识和共同治理。^[3]

社区韧性在涵盖其他“韧性”理论内涵关键词如“稳定”“抵抗”“适应性变迁”和“逆脆弱能力”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和突出社区内不同利益主体的联结与协调，用多元主体合作与共治的逻辑架构达到聚合、凝力的效果，发挥社区内在的优势资源和积极力量，实现“抗风险”的能力。在社区韧性概念中的“韧性”是存在于刚柔之间的一种动态自我调适，发挥调整治理结构，创造风险治理主体的作用，它加强了个人与社区的联系，使社会资本、基础设施和文化相互依存，将危机时期的经验教训内化成动力，能够通过一种外力作用机制将其激活，从而实现对社区的保护。

(三) 社区组织韧性：在合作共治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结合上述二者的核心特征，本文尝试对“社区组织韧性”作出如下界定：社区组织韧性是擅于组织动员各方力量，激发社区居民与组织的积极情感与信仰，形塑共同目标，聚合社区内外各类资源，共进同退以抵制外界威胁和化解内部冲突(合作与共治)，且以具备较高的自组织、自适应及自学习能力的优势，更加顺利地度过危机并从中汲取能量重塑社区，强韧社区以至跃迁到“一个新的期望状态”(“反弹”与“反超”)，实现在风险环境中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具体来说，可将社区组织韧性的明显特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临危不溃”，即社区各组织面对潜在的威胁和不利事件的冲击，有事先主动感知的能力以及积极规避、应对的准备，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整合引导能力，及时、主动地，并有秩序、有计划地采取抵抗预防行动；二是“复原得回”，即在事中，具有较强的自组织、规划能力，能配合政府职能部门应急管理工作，组建防控志愿队等协助小组参与社区治理工作，能够有较强的复原力，具有快速的常态与应急非常态状态下治理模式的过渡、转变力；三是“螺旋上升”，即在风险应对事后阶段，基于危机事件有效的学习经验为预防风险发生做好经验补充，激活组织的自主学习与创新能力，提升组织的运行效能。

因此，社区组织在韧性社区系统框架中的功能可定位为四个功能。(1)引领功能：起到倡导多元主体联合共治的引领、牵头以及秩序组织作用(以社区基层党组织为主)。(2)桥连功能：联结政府和民众，成为政社联系、信息传达的枢纽(以社区居民委员会为主)。(3)服务功能：以专业辅助和精细化服务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开展居民日常生活保障、便利供给的活动(涉及的组织包括业主委员会、社区志愿服务队、社会工作机构等)。(4)发展学习功能：以教育和宣传、劝导等方式使居民加强持续学习和提高危机意识，营造勇于挑战、善于反思、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社区文化(涉及的组织包括社区基层党组织和居委会、议事协商委员会、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社区社会组织等)。

四、风险治理中社区组织韧性的现实局限

社区组织基于其自身与社区联系最为密切的特殊性，具有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所无法替代的重要地位。近年来，社区治理的主要实践趋向是在社区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通过联动社区自组织、社区中介组织和社区专业服务保障组织进行有益的功能互补，形成多元共治的局面，发挥韧性社区能动性、冗余性和敏捷性优势，以求实现基层社区风险治理效能的最大化。但是，这一治理模式仍面临着悖论式困境，即“多元”在意味着治理力量多样化的同时，也意味着滑向无序的可能性。^[3]因此，在多方力量参与风险治理与要求精准治理的两相作用下，社区组织韧性的打造在实际运作中具有一定的现实局限。

(一) 多元力量协同治理格局尚未形成

传统的风险管理流程依靠行政化、层级化、专业化和约束化等刚性手段实现稳定保障与效率保证。^[17]但在面对复杂性、突发性、不确定性的现代风险时，社区治理的责任边界模糊、责任转嫁、责任推诿与规避等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碎片化”治理格局为风险治理带来了阻滞。一方面，对于社区社会组织来说，对政府力量过度依赖，给其生存空间造成挤占，导致其参与方式、参与机会以及赋权份额均受到限制。虽然国家鼓励社会组织作为新兴主体，发挥好其民间性、自愿性与公共性效能，参与社会治理以弥补政府与市场在公共服务中的供给“失灵”，但是社会组织的参与机会仍受到地方政府相关政策执行差异的影响，例如在国家宏观政策“模糊发包”与弱激励机制的影响下，地方政府与基层政府依据自身利益考量决定自身政府行为，^[18]难以使社区社会组织发挥良好效用。另一方面，科层影响下的避责、减负与官僚主义倾向造成的“主动式”层层加码与“一刀切”困境难解。“层层加码”的政策不利于维持民众对政府的信服力，易激发社区矛盾，削弱社区组织参与社区合作治理的积极性。政府与各社区组织间的价值差异、利益冲突以及资源不均等因素会导致社区共治力量涣散。

(二) 社区自组织能力仍需加强

社区自组织是社区内缓解或解决治理“痛点”“难点”的关键角色。但由于资金缺失、公信力不足与架构复杂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社区自组织能力总体偏弱。首先，由于社区自组织属于非营利性组织，其发展过程中未获得其他公共部门的财政支持，往往面临经费短缺的困境，经费不足则活动难以开展，组织行动力不强，凝聚力弱。在出现危机威胁时，组织成员亦容易基于“成本—收益比”的经济理性来决定是否参与社区管理工作和社区活动。其次，社区自组织的公信力不足，导致其在履行社区治理职能时乏力，尤其是在突发事件时居民处于不安、焦虑和恐慌的负面情绪，居民对社区自组织的行为专业性、处理事务的公平性的认同度不高，从而削弱了社区自组织的公共服务能力。再次，社区自组织多数是居民自发形成的，在组织架构科学性与管理方式的有效性上会相对较低，其根本原因在于社区自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自我教育与约束能力等方面的局限。最后，一些社区自组织对自身的定位也比较模糊，缺乏独立性，对权威机构或部门的依附性较强。社区自组织能力的匮乏导致社会活力不足，社区动员能力弱，居民参与度低，社区的内生动力难以运行，社区组织的韧性无从增进。

(三) 社区组织文化营造重视不足

社区文化在社区风险治理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隐性效能，对于社区组织韧性的塑造具有根本性的作用。但由于其具体效果难以具化测量，社区往往容易忽视社区文化对于社区治理的重要价值。社区文化是经过长时间实践积淀下来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结合，表现为一定的目标、规章、环境与居民生活信仰。社区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庞大的工程和长期战略任务，好的社区文化建设可以通过塑造社区环境与居民“去原子化”，重塑社区成员的联结关系，赋予社区行动的意义，为社区治理指明方向。例如上海市卢湾区建立的社区服务中心文化站，不仅为社区居民提供图书馆、文体活动中心、心理咨询屋等公共场所与设施，还定期举办各类讲座、兴趣比赛、法律咨询等活动，同时重视弱势群体救助，真正将“让居民美好生活”作为社区建设共同目标。^[19]但也存在一些对社区文化营造意识匮乏的社区管理者，只作“表面功夫”，不顾社区文化建设的特点，将经济效益追求置于首位。管理缺少人性化，社区缺少人情味，不利于居民打破“陌生边界”，同时还使社区鱼龙混杂，恶化社区生活居住环境，社区居民对社区信任感、归属感弱，缺乏主动关心、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另外，对社区文化营造的忽视也表现为“主体缺位”，在构建社区领导模式时，将社区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作为治理中心与重心，模糊了居民的主体意识，难以发挥居民的治理参与作用。社区文化营造的忽视，使社区在风险治理状态下建立脆弱性、松散性以及滞后性防线，与组织韧性期望背道而驰。

(四) 社区组织反思学习力较为薄弱

组织反思学习力是组织为适应风险，通过内部主动调整来提高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随着风险治理理论的发展，危机应对策略存在着一个由侧重结果到侧重过程的发展历程，风险防控理念逐渐由“抗灾”演化为“耐灾”。但至今为止，注重危机事中应急的观念还是比兼顾危机事前预防、事中处置与事后恢复和反思的全过程风险治理思路更具影响力。一方面，危机事后因强烈、显著、紧迫的危机冲突已经淡去，治理主体会因想要迅速回到正常生活、舒缓紧张情绪等心理因素而松懈对事后学习与反思程序的关注，从而难以在未来风险应对中有所进步。另一方面，基层组织行政化也会削弱组织行动者的学习能动性与主动性，自上而下的治理层级使社区组织在思想与心理上的“遵守听从”惯性会盖过“自主能动”意愿。在突发危机状况下，对社区治理的领导力、资源整合能力、应急预案能力、社区凝聚力等，以及对社区组织在面对危机时的稳定能力、适应能力、恢复能力、敏捷反应力等多个方面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若社区组织不具备学习、反思的能力，则它可能在一次危机过后，在外界帮助下能够短暂地维持安稳，但无法在风险常态化下保持不溃之势。社区组织韧性来源于不断吸取经验的持续学习和快速适应以达到治理能力“螺旋式上升”。

五、风险治理中社区组织韧性的优化策略

社区组织韧性贯穿风险治理的非常态与常态情境中，需要长期持久地构建完善。以前文所提及的社区组织效用显化的现存局限为实践依据，为社区组织韧性归结出以下四个方面的优化策略。

(一) 党建引领下还权赋能以激活社区组织动力

党建引领是当下基层社区创新治理的重要主题，其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政治整合的组织韧性提升功能。党组织可以很好地整合各层级组织，^[20]从而在党建引领下，使社区组织自上而下地吸纳下移的国家治理资源，构建起基层治理的组织基础。但政府治理重心和治理资源的下移往往伴随着“千针一线”等社区组织韧性欠乏的问题。要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使基层组织更广泛地面向群众，还要善于还权赋能，由单向度的管理模式转向多主体协同的有效治理，实现行政化与社会性的有效平衡。激活业主委员会、居民自治协会等各类自组织的自主性、能动性，注重在多元主体各自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感之上进行领导和协调，增强组织在不确定性风险冲击下的敏捷性，提高社区缓冲能力。在赋予社区组织更多行为空间的同时，要注意划清权责以避免责任相互推诿的情况出现，需规范社会组织准入许可制度以及组织保障机制。具体路径是建立以社区基层党组织为引领，居委会和社区居民代表大会为主体，物业公司、业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的联动平台，构建制度化的居民议事机制，将“赋制”“赋能”“赋权”相结合，让居民有机会、有平台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重大决策。同时建立党群共建工作站、党群连心桥等党员联系群众机制，增强党群互动，打破隶属关系格局，增强社区民主，激活社区各类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为建设社区组织韧性提供基础。

(二) 提升社区自组织能力以增强社区自治意识

提升社区组织韧性，打通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要培育社区的自组织能力。社区自组织能力是集成党组织领导能力、居民委员会组织居民与服务居民能力、社区社会组织参与能力和其他组织服务能力的总和。社区自组织能力的增强重点在于动员各组织参与。在社区风险治理工作中，居民不仅仅只扮演“听从者”角色，还应当强化居民的“主体意识”，发挥社区居民自组织委员会的动员作用，鼓励居民成为志愿者，增进居民的参与感，从而使居民对社区的风险治理工作产生责任感与同理心，提升救助救援效率，提高社区治理能力。具体来说，可通过构建“三社联动”机制，打造以社区为平台、社工与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带动社区居民自治和共治，整合社区资源，促进居民互助，提升社区自我抵抗风险的能力。例如，在2022年疫情防控工作中，为解决老年群体接种疫苗难的问题，广州多个社区街道成立由村社干部、卫生院医护人员和居民志愿者组成的机动灵活的“疫苗接种小分队”，不仅设置流动接种点送苗到家门口、专车接送专人陪同照顾，解决老年人行动不便“下楼难”的问题，还有专业医护答疑，为老年人耐心讲解接种流程、注意事项以及普及疫苗专业知识，打消群众特别是高龄老人的心理顾虑，为筑牢全民免疫防线共同出力。^[21]社区自组织是社区治理中的重要补充力量。因此，提升社区自组织能力是增强社区组织韧性的关键一环。

(三) 营造社区文化以重构社区情感关系联结

基层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治理环境的复杂化为社区的风险治理增加了难度，同时也对治理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在现代社会中，社区居民虽然住在同一空间场域，但相较以往具有更强的“陌生边界”意识，需要一种使原子化的人群重新联结的良好机制，但该机制无法由单纯的行政力量主导。而社区文化营造是调适社区空间内主体关系的关键，也是影响社区治理效能、提升社区组织韧性的重要载体。社区文化不同于法律法规、政策等正式制度的作用逻辑，是一种软性治理工具，但它在凝聚人心、情感认同以及呼吁号召等方面能起到比规条更有力量的效果。社区组织韧性必然表现为社区网络的构建和拓展，以及由此所培育出的社区凝聚力、归属感与社区共同体意识。具体来说，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可通过协同社区基层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机构，针对居民开展社区防疫科普宣传、发放居家隔离指南，加强社区居民对疫情风险与形势变化的理性认知；为社区提供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与载体，培养居民公共参与意识，增进其社区归属感与文化认同感；发挥社区本土志愿者、居民骨干力量的优势，举行防控演练活动，强化居民个体与社区的应急能力等，激活社区内部活力。营造良好的社区文化有利于加强居民个体间、各组织间的情感联结，使原子化、异质化的社区重回“熟人社会”，发展守望相助、互信合作、睦邻友好的社区邻里关系。这是实现社区组织韧性中使各主体形塑共同目标达成合作与共治目标的关键。

(四) 发展反思学习力以不断坚实社区治理能力

社区组织韧性中“反超力”的实现关键在于发展社区组织的反思学习力，显化组织自我学习和自我调试的特征，将已有的经验、教训进行吸收转化，为应对未来不确定的风险威胁蓄能。然后，通过深度反思达到探索性学习与巧创，通过适应、调试和改进创建组织逆脆弱力，^[22]以达到转危为机的效果。具体而言，一是要调整思维。首先，认同社区和社会力量可以有效弥补风险治理中政府力量的局限性，主动联结社区各组织共同发展常态化的组织学习机制；其次，建立以问题为导向，将事中被动应对的单环学习模式调整为全流程视角下的双环学习模式，即改变传统危机管理中只纠正错误、修补漏洞的应对策略，而且要先检查发生问题的缘由再修正行为和意识以实现纠偏。把学习贯穿于风险治理的全过程，强调组织学习的主动性与创新性。二是要积极反思、主动迎战。对于公共危机的持续威胁，需要社区组织在应对策略中主动从其他地区的治理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总结痛点，以回应居民真实需求。例如，在2022年疫情防控工作中，广州主动分析同期其他城市抗疫艰难尝试中的薄弱点、忽视点，提出在保证居民有序疫情筛查、居家隔离以及集中观察的同时，重点关注居民的生活保障问题以及特殊群体(如孕产妇、残疾人、慢性病患者、独居老人等)的就医需求问题。白云区政府协调各级建立起“市、区、街道、社区、网格”五级保障机制，通过建立“一对一”帮扶结对台账；制定管控区内三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医预案；安排充足货物应急配送人手、丰富购货渠道等方式，实现快速响应封控管控区内55.6万人，包括超1.5万特殊群体的急难关切问题。^[23]三是要勇于创新。“反超力”源于通过深度反思达到探索性学习与巧创。尤其是在这“易变性”特征突出的风险时代，不能一直囿于成规，老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社区组织要敢于创新，不断优化策略。例如，社区可通过建立动态更新的集成案例数据库，联系外界专业机构协助开展线上+线下的案例探讨、竞赛活动，在多主体多视角下探讨各类危机应对实例，鼓励不同模式策略的提出，以达到创新社区风险治理的效果。通过对风险治理的多次实践探索，反思不足，总结完善策略，不断提高社区组织韧性，坚实社区治理能力。

六、结论与讨论

基于对“组织韧性”与“社区韧性”的综合探讨，本文认为“社区组织韧性”是一种擅于组织动员各方力量，激发社区居民积极情感信仰形构共同目标，化解外界威胁及内部冲突，从而顺利地度过危机，并从中汲取能量重塑社区，使其组织跃迁到一个“更具强韧状态”的能力。

对社区组织如何参与风险治理，并且在面对外界危机威胁和冲击时形成多元主体“聚合力”，共同实现“反弹”与“反超”，提升社区组织韧性，本文认为其优化策略可归纳为四点。一是要通过党建引领广泛动员群众、组织力量、凝聚人心，保障治理的有序和高效，同时深化“放管服”改革，注重“增权赋能”，激活各类社区自组织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二是要强化居民的自治意识，培育社区的自组织能力，需要构建社区内组织共力、社区组织与政府间合作的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治理机制，提供服务与保障的补足力量，提高社区对风险环境带来危机的抵抗能力。三是注重良好社区文化的长期营造与积淀，破除居民的“原子化”，使社区整体形成一张联结紧密的情感关系网络，增强社区组织的责任感、信仰感以及凝聚力，提升社区组织的“致密性”与“坚韧性”。四是建立社区组织的反思学习机制，发展社区组织在风险环境下的“反超力”，调整危机应对思维、转“被动”为“主动”地从经验教训中争取扩大“应战”优势、敢于创新风险应对策略，使社区组织拥有化危为机、借机乘势的能力，最终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优化社区组织韧性为构建现代化韧性社区提供可行新路径，以期提高我国的社会风险治理能力。然而，本研究仍存在其局限性。还需要通过不断的实践尝试，检验并丰富风险治理中社区组织韧性的生成及优化策略，并建立具备系统性、长效性的社区组织韧性结构与作用机制。同时，社区组织韧性的测量评估方式也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与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