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并高度重视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作用发挥。在政策制定层面，民政部、财政部2013年颁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已经提出要完善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联动服务机制。其后中共中央、国务院2017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2021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以下简称五社联动)机制”^[1-3]，强调要将社会工作纳入社区治理和基层治理，作为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各地基层政府通过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制度化和项目化实践，引导专业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治理。广州市的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走在全国前列，从2010年开始在街道(乡镇)设立社会工作服务站(2018年前称为“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探索街道(乡镇)层面的综合社会工作服务，服务内容涉及群体服务、社区发展等多层面，为探讨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田野。^①其中B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项目通过6年的社区服务历程，以社区能力建设作为主要策略，将服务群体和社区发展整合起来，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参与成效。本研究采取行动研究范式，以该社会工作服务站的6年服务历程为研究对象，希望探索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整合性实践模式及其发生机制，为中国社会工作实践本土化研究做出积极贡献。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一)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论整合

从2000年起，国内研究已开始论证社会工作参与社会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力图借城市社区建设全面铺开的契机推进社会工作实务^[4-5]，主要关注社会工作的工具性价值，把社会工作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与有效手段^[6-7]，以嵌入社会建设来争取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空间。社会工作被视为传统民政工作的“升级版本”，因此社会工作实践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就是服务困弱群体、提升困弱群体福祉。

其后在国家政策推动、实务经验积累、专业自信形成的多重条件下，学界开始更深入地思考社会工作和社会治理的同构关系^[8]。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既是机制上的，也是体制上的。^[9]社会治理框架约束社会工作参与，同时社会工作参与也在着力重构社会治理框架。^[10]社会治理现代化所要求的多元主体参与^[11]、共建共享^[12]、多主体协同治理^[13]是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前提和依据。社会工作的人文关怀理念不仅是补充刚性治理的柔性治理术^[14-15]，本身还是现代化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特征^[16]。

该阶段的社会工作实践不再只将参与治理的视野局限在服务特定群体上，而是开始强调社会工作“社会性”的一面，主动将更多社会治理任务纳入社会工作实践之中。王思斌提出“服务型治理”理念，虽然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手段和性质是服务性的，但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目标和工作内容是多样的，包括解决困难人群问题的困弱救助、福利服务，以及针对社会治理环境的公共服务、权益保护、环境改变等。^[6]本文将此表述为“群体服务”和“社区发展”两个实践目标。总的来说，社会工作实践是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只是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承载不同的实践使命、工作内容。“群体服务”通过解决社会问题、减少服务对象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紧张来改善社会治理；“社区发展”则是通过促进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建设、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服务对象增能等方式促进创新社会治理体系。^[6]

在上述理念的指引下，参与社区治理必然成为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落脚点。参与社区治理的目标不再局限于弱势群体的福祉提升，还关注并解决社区公共事务，转向培育社区治理的内源性动力、提升社区居民能力和主体性。“社区发展”转化为具体的社区治理任务，包括构建社区利益共享治理结构、重构社区信任关系、加强社区再组织化、实现社区整合与秩序重建等，^[17]重构社区联结机制、政社合作机制、服务管理机制、服务供给模式^[7]，维系社区情感关联、保持多元利益的照顾与平衡、沟通协调和联结多元主体^[18]等。社会工作以“服务型治理”整合群体服务和社区发展双重实践目标，一方面帮助困难群体解决具体困难，增强其面对问题的能力，以避免新问题的发生；另一方面调节困难群体同较强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双方的利益冲突走向可调节、相互关系变得较协调。^[9]

(二) 社区作为社会工作参与治理的整合场域

有部分研究以专业社会工作的社区实践为案例，力图探索、凝练社会工作参与治理的实践范式、参与机制。结合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响，可行能力理论、社区资本理论、合作治理理论、公民参与理论纷纷被引入社区治理，形成社区营造、能力建设、资产为本等强调整合性、内源性等实践范式，并提出相应的行动策略，包括培育社区自助组织、社区参与平台建设、推动文化交流活动等。^[19-21]参与机制主要包括党建引领与社会工作互嵌^[22-23]、以“活动”为核心的动员参与机制^[24]等。

无论哪种实践范式，都高度强调社区实践的整合性、综融性理念。社区实践不仅应包括个体、群体、社区三个层次，还应是“三大方法”的整合运用^[25]，是对多种社区服务模式的综融^[26]，是从主体、机制以及行动实践三维进行整合^[17]。张和清基于十五年的行动研究经验反思，提出“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27]整合不仅仅是对三大方法的综合运用，其精髓在于试图以村民的生计问题作为社区工作的突破口，通过组织与能力建设的过程发挥涟漪效应，在社区层面实现对多重工作目标的整合，最后再以“社区推动社会变革”。

(三) 问题提出：社会工作实践整合何以可能

服务型治理整合了社会工作的双重目标，结合社会治理创新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实践性质进行再阐述。能力为本等实践范式则整合了社会工作的多重方法、多种模式，基于社区场域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实践任务(实践规范)进行再认知。两者分别从本体论和规范论层面对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是什么”和“怎么看”问题进行回应，并不约而同地把焦点汇聚在内源性发展和能力提升上。然而在实践层面，社会工作者依然没有找到较合适的行动策略承接上述问题回应，并将其转化到实践中。

由于人类实践具有紧迫性^[28]、反身性、能动性的特点，因此，服务型治理一旦落实到实践层面，难免面临诸如社会治理内卷化^[29]、似是而非^[30]、被吸纳或边缘化^[31]等实践困境。从实践主体和情境两方面来看，研究者分别提出如下变量：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32]、社会工作机构自身能力^[6]、实践权问题^[33]、政府购买服务中的隐性不平等关系^[17]、行政治理与专业治理逻辑冲突^[34]、居民对社区工作的认同度^[35]等。

大多数研究因为没有纳入上述实践变量，没有充分考虑实践的时空限制，在实践之外谈实践，理论和实务、行动和结构之间的互构关系仍然被割裂，导致本用于突破困境的行动策略反被困境所制，陷入“目的即前提”的逻辑悖论。脱离了实践情境的整合性理念，不考虑实践主体、环境的限制，也会异化为完美主义、理想主义，让行动者更加无所适从。

换言之，实践中“服务群体”和“社区发展”两者是存在张力和矛盾的，两者的整合暂时还是理论上的构想。因此应当发展出怎样的实践策略，摆脱实践困境，真正实现服务和治理的整合、多元方法和模式的整合？实践整合的发生机理又是什么？本研究拟采用行动研究方法，通过6年的社会工作社区服务历程呈现，阐述社会工作者在参与社区治理时如何选择社区能力建设理论，并在理论指引下展开实践，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理论、完善行动策略的全过程。

二、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一) 社区能力建设理论

社区能力建设的概念缘起于1996年欧盟委员会的报告^[36]，受欧洲“第三条道路”社会思潮的影响而被欧洲各国公共政策制定者所广泛采纳。其后社区能力建设吸收了新公共管理、社会工作等多种理论观点，成为各种强调社区发展内生性的理论的合集。这导致学术界尚未就社区能力建设概念形成清晰完整的界定，该概念至少有三重含义：是一个过程或一种方法；通常也被认为是特征、程度、功能或维度等多方面的集合；也包含一种解释或者能力建设的基本原理。^[37]

社区能力建设概念包含两个部分：社区能力和能力建设。社区能力是能力建设的内容，能力建设是社区能力的实现形式，不同研究对社区能力、能力建设各有侧重。关于社区能力的先前研究提出了几乎包罗万象、纷繁复杂的要素结构，本研究通过“结构—过程”“内源—外源”维度，梳理了几项国内外代表性研究，并以此为例对社区能力要素进行整合对照，见表1。“结构”维度将社区能力要素看做组织、个体所具有的资源、资本及关系网络。这些资源有可能是心理、文化层面的资源，甚至是物质层面、政策层面的资源，可能是社区内部的，也可能是外部的。“过程”维度强调将其看作面对问题和需求时所采取的集体行动，既包括每个主体参与集体行动的能力，也包括行动的具体规则。同理，行动规则既可以是外源性的，也可以是主体协商形成的。在此可以借用布迪厄“场域—惯习”、吉登斯“结构—行动”的概念框架来理解“结构—过程”二者的关系，结构要素是过程要素的基础，过程要素(集体行动)的重复迭代反过来强化了结构要素，并以此让集体行动得以跨越时空限制沉淀下来，并且实现再生产。

社区能力的各种理论渊源都可以在这个要素象限中找到位置，例如可行能力的理论旨趣更强调社区发展不一定需要具体集体行动来说明，而是应具备实现某些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条件，这个实质条件是由内在禀赋、外部条件共同构成，对应表1中的第Ⅰ、第Ⅱ象限。增能理论、优势视角强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希望通过增能于弱势群体使其有能力应对社会压迫和不公平问题。强调经由对话与合作，对案主及所在环境进行个体增能、组织增能和社区增能，相应要素分别是个体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建立人际联系和组织结构化、加强组织间联系等，不难看出增能理论更侧重第Ⅲ象限，强调从内源式的集体行动(对话和合作)切入，最后沉淀为内源式的主体能力，相比之下对结构要素、外源因素的重视不足。社会资本理论所关注的集体行动、社会关系和网络、公民参与精神、社区价值观等，即资源性社会资本和规范性社会资本两大类，对应结构维度的第Ⅰ、第Ⅱ象限。合作治理理论则强调议事规则、协商民主、沟通理性，因此更侧重过程维度的第Ⅲ、Ⅳ象限。

和侧重社区能力相比，侧重于能力建设的行动研究相对较少。国内运用社区能力建设作为理论框架解释、分析社区议题的研究实践有钱宁^[43]、张和清^[27]、黄云凌^[44]。关于“能力建设”的主要观点如下。国外学者Briggs认为，广泛的社区参与是能力建设的基础。唯有通过社区参与才能够发展出其他社区能力要素，例如亲密感、社会价值、沟通技能、议事规则。^[45]美国西北大学“资产为基的社会发展协会”(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stitute，ABCD)提出，社区能力建设成功实施后，将会对社区发展形成重要的积极效应，形成良性循环。^[46]钱宁认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区计划必定是建立在社区居民内心信念的基础上的，而参与者内心信念的建立不能幻想一蹴而就，要靠持续的行动来加强。^[43]陈福平的社区服务案例呈现了从需求识别切入，到活动组织、激发参与、连接外部组织资源的实践脉络。^[36]黄云凌通过培育社区归属感和承诺水平，构建资源网络引导组织治理机制建设，提高村庄领导力和人力资本，最终改变社区环境和激励结构四个方面激发村民参与积极性。^[44]上述研究都表明，社区能力的各项要素之间并非独立叠加的关系，它们相互关联，形成相对较为稳定的要素系统。因此社区能力建设的实践难度在于，必须在实践的紧迫性、有限理性条件下，尽可能全面理解社区情境，并及早辨识出其中最为关键的社区能力要素，找准问题切入点，持续性地为系统输入外源性能量。

(二)分析框架

由上述分析可见，本行动研究选择社区能力建设作为理论框架是适切的。这个框架具备很好的整合性和综融性，能够包容并整合外源性、内源性力量，既能解释外在结构的制约作用，又能指导内生能力的培育形成；能够整合社会工作实践的多重目标，既以服务社区弱势群体、提升居民福祉为目标，又以解决公共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为导向，见图1。

社区能力建设的整合性和综融性也是双刃剑，这也让其不易转化成为直接指导行动的实践策略。面对如此繁复的社区能力要素、各异的理论渊源，应当如何确定轻重缓急、审时度势，都是需要在行动研究中探索的问题。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就是行动者对自我，对自我所处之社会位置、情境、社会经济政治的环境结构，对自己在某一社会情境下的行动或实践，以及/或对自己行动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所进行的自主研究。^[47]因为行动研究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本主张、研究目标及研究手法都与社会工作的内在性格非常贴近，所以被认为是社会工作最重要的研究方法。^[48]行动研究重视实践智慧的挖掘和提炼。实践智慧是通过实践与研究的双向互动过程而完成知识生产的一种方式，由实践的参与者和研究者共同完成对经验的提炼和累积，以及对理论的修正与完善。^[49]其最重要的特征是行动与研究结合，关注行动过程中什么样的动力和条件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行动研究包括计划、行动、观察和反思四个基本步骤，是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随着行动研究方法的运用，学者们也提出了不同的行动研究模型。^[47]本研究在借鉴前人研究模型的基础上，结合项目实践特点，将行动研究以一年为周期，每个周期分为问题或者需求分析、服务设计、服务执行、服务评估四个步骤，第二年在第一年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和完善，不断螺旋循环发展，具体行动研究螺旋循环图如图2所示。回顾六年行动研究进程，可以将其大致归纳为三个阶段，本文将以此呈现行动研究全过程。

问题(需求)分析：研究团队在每个项目周期前期开展对社区各群体及社区公共议题的问题(需求)分析，通过社区居民、街道相关部门、群团组织、社区党组织以及政府网站收集资料，并进行讨论分析。

服务设计：核心团队在综合考虑社区问题、居民需求、领导意愿、广州市文件指引、指标要求以及社会工作者的能力等因素后，制定出本年度主题和整体服务思路，然后由各领域服务主管带领一线社会工作者进行各自领域的服务设计。然后通过内部研讨、确定，汇报至街道分管领导审批通过。

服务执行：核心团队每月组织一次研讨会。议题包括：社区能力到底包含哪些内容？这些内容之间有何关联？如何归类？社会工作如何通过服务推动社区能力建设？不同领域的服务如何相互关联和促进？分领域服务与社区能力建设有何关联？服务设计如何更有效地执行？再由领域服务主管各自组织社会工作者进行类似研讨。核心团队每月也会围绕社区能力建设有关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对社会工作者开展培训，比如优势视角、赋权理论、社会支持理论、资产为本理论、小组动力理论、社区参与理论、口述史等。

服务评估：研究团队借助中期、末期两次第三方评估，认真讨论和反思服务设计和执行中的问题。研究团队先撰写自评报告并组织内部评估，主要围绕服务执行情况和成效来进行，有哪些优点和不足。第三方评估一般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进行，在收到评估结果反馈后，行动研究团队会针对评估意见进行研讨，并对第三方评估意见进行回复。

(二) 研究案例：B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

广州市2010年开始探索在街道层面设立社会工作服务站(2010—2018年称为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开展综合性的社区社会工作服务，并在政府层面制定了相关文件，每个社会工作服务站的服务内容由政府统一规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开招标的方式，委托有资质的社会服务机构运营社会工作服务站、开展社会工作服务，2011年开始向全市推广，截至2022年全市有183个社会工作服务站。^①由此，广州市各街道、机构开始大显身手，百花齐放，积极探索可行之道，每个社会工作服务站选择的理论视角、服务模式、方法策略都存在差异，有待实践检验。

B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就是其中之一。B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2012年3月至2018年3月由广州市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运营，经历了连续6年的实践探索，第三方评估结果是：7次优秀，5次良好，2016年被评选为广州“二十佳”之一。2018年以后B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由另外一家社会工作机构中标承接，服务没有了连续性，行动研究也只能终止。在广州2010—2014年施行一年一招标，2015—2018年施行三年期招标，每次招标运营机构变动都比较大，能够连续6年由同一家机构运营的社会工作服务站并不多，因此B街社会工作服务站的服务经验值得研究。^②行动研究团队由社会工作服务站的项目督导和社会工作者共同构成，其中3位督导和6名站点主管是团队核心骨干。本文通讯作者为行动研究团队负责人，行动研究团队也是变动的，为了保障行动研究的连续性，行动研究团队的负责人一直没有变，坚持了6年时间。

四、行动研究

(一) 行动缘起

B街道是广州市Y区下属的行政街，位于Y区的东南角，面积3.08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588户、42886人，常住人口44643人，流动人口13532人。辖区内主要有七条马路，下设10个社区居委会。^③

2012年3月广州市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中标了B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的项目，以社会工作服务站为载体开展社区社会工作综合服务，并根据购买方要求在儿童青少年服务、家庭服务、长者服务、残障康复服务、特色服务五大领域开展服务。第一年主要针对的是辖区内的困弱群体服务，由于服务指标量很大，社会工作者的服务经验欠缺，国内无经验可学，社会工作者做得非常辛苦，开始几个月成效不明显，街道领导以及居委工作人员均不满意。项目进行到半年时，街道希望将新建的“助学超市”交给社会工作团队来运营管理并开展困境青少年服务，但是社会工作团队不愿意接手，因为服务协议中没有这个工作内容，现有的指标量已经非常大，无法再承担额外工作了。此事引发了街道领导的强烈不满，认为社会工作团队能力太差，也不愿意与社会工作者沟通，要求见机构高层管理者，并说当初就是看中北斗星是由高校社会工作老师创办的，应该有比较好的专业水平，如果不行就换机构。于是，机构的四位创办人和总干事(均为高校社会工作系老师，理事会核心成员)到街道办事处与街道书记、主任、分管副主任、民政科科长等沟通交流，街道领导希望社会工作不要被指标绑架而做不了事，希望社会工作能够与街道需要紧密结合开展工作，社会工作服务站要有机融入到街道工作中，机构基本没有谈判余地，只能表示想办法增加督导力量，调整服务策略，接受额外的“助学超市”运营任务。

理事会商量决定将研究者(本文通讯作者)从别的项目督导岗位紧急调整到这个项目担任督导，缘由是研究者当时兼任机构分管服务的副总干事，社会工作理论比较扎实，服务和督导经验相对丰富，人际交往能力和抗压能力均比较好，希望能将项目“扭亏为盈”。研究者当时临危受命，只能接受这个挑战，但面临的压力很大，于是积极寻找合适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社会工作团队前行，在对各种理论进行比较后选择了“社区能力建设理论”。该理论融合了多种实践理论，比优势视角、赋权理论等更能被街道领导所接受和理解，对社会工作来说，跟“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比较接近，也比较容易接受。但是“社区能力建设理论”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理论，没有具体的行动框架和服务模式供社会工作者去实践，“行动研究”便成为了该老师进行督导的重要方式和内容，希望在行动研究过程中去探索适合中国本土的“社区能力建设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二) 第一阶段：以社区潜能发掘和激活为主题

该阶段指2012年3月至2014年3月两年的服务历程。第一年社会工作者主要是熟悉和融入社区，与社区居民、街道相关职能部门和社区居委会建立信任关系，第二年在第一年的基础上提出“建设社区能力，人人关爱白云”的年度服务主题，服务逐渐聚焦和系统化。这两年的服务重点是通过培育社区志愿者，整合利用社区资源，服务社区的困弱群体，提高社区居民福祉。行动研究团队重点是培养社会工作者的服务能力，从而推动社区能力建设。

社会工作者通过问卷调查、访谈、观察、文献等方法收集资料，采用能力视角对B街道的需求和资产进行盘点，具体情况如下。(1) 辖内存在一定数量的困境群体，包括低保户、纯低收入户、残障群体等人数规模接近800人，60岁以上老年人、15—25岁青少年群体分别为8522人和5734人。这些困境群体的社区支持较弱，而对支持性需求较高。(2) 辖内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众多，但较少参与社区服务，辖内有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个体私营企业合计接近5000家，主要以批发零售业、服务业、房地产建筑业为主，还有23个工业园区和专业市场，但是单位之间联动较少，且把B街道仅作为办公地方，甚少走进社区，参与社区服务。(3) 辖内社区文体场所及设施较多，但使用率偏低，较少有居民前往。文体场所包括省级文化站1个、社区服务中心1个、星光老年之家11个、康园站1个，总面积高达3500平方米以上，但大部分场室处于闲置状态。居民表示虽有场室，但没有活动，工作人员也表示没有时间策划活动。(4) 辖内少数企业拥有较好的公益参与意识，但在社区未形成公益参与氛围。有的企事业单位10年来一直坚持对B街道低保、低收入户、边缘困难户进行慈善捐赠，捐赠资金合计超过40万元，但参与企业较少，来来去去也是那几家，参与公益氛围尚未形成。

基于上述资产盘点和需求分析，研究团队决定以志愿服务为核心设计并开展五个领域服务，激活现有社区能力，为有需要的个人、家庭提供支持，为有能力的个人、家庭提供展示平台。具体行动策略拟定为：一是以公益慈善资源助力困境群体解困；二是以智慧平台搭建满足居民日常需求；三是以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活化社区活力，推动居民参与；四是以邻里互助服务加强居民之间互动，增强社区支持网络形成。

落实到各服务领域的执行内容很多，受篇幅所限，其中上门探访、兜底保障等基础性工作不再赘述，以下仅呈现各领域推进能力建设的较典型案例。(1) 困境帮扶服务。第一年举行困境帮扶活动2次，共计服务337人次。活动形式一改过往派米派油派钱的套路，而是以助学超市为载体，为服务对象派发慈善券，并告知凭券可以在助学超市兑换所需的文具物品以及获得B街道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在切实帮助到服务对象的同时，也传达了新的公益理念，即提供持续性的多方位的帮助服务，而非过去单次性与单一的慈善帮助，还拓展了参与公益的人群，打破“公益是有钱人的事情”的刻板观念，倡导人人皆可公益，人人皆可参与。(2) 社区组织培育。项目结合社区居民生活娱乐所需，培育9支文化团队，其中有4支歌唱团队(春韵舞蹈团、新声合唱团、湖光健身操队、东方太极队)已相对稳定，还有长者手工队2支、长者保健操队1支、长者粤剧队1支和青少年手语队1支。在社会工作者的支持和协助下，这些团队共提供5场文艺汇演，吸引1168人次参与服务，充分展示了队伍风采，同时不断增强志愿者参与公益服务。(3) 家庭领域的邻里互助活动。先以亲子思维教育吸收社区亲子参与，采用小组动力让小组结构稳定下来，以生活技能教育为契机，将公益互助观念融入亲子教育中。小组成员逐渐形成公益意识后，当社会工作者提出一系列互助行动时，小组成员马上响应了。更重要的是，还产生了示范效应，吸引了更多亲子参与其中，互助队伍不断壮大。后来随着长者和残障领域工作的深入，亲子志愿者还将互助关爱活动辐射到社区长者、残障人士领域。活动一出便引来社区内很大反响，其他居民也纷纷叫好，随即引起一阵公益旋风。其后社会工作者再推出2场社区活动表彰亲子志愿者们为公益做出的奉献，并借此把公益概念传达给更多居民。(4) 青少年服务。社会工作者设计了各种助学助教的志愿服务，并努力扩大这些志愿服务的认知度，不仅在B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DH社区、助学超市“一个中心，三个分站”的定点宣传(宣传栏、宣传取阅)，还在小学、广场、中心楼下等社区场所，共开展了7次定点定时宣传招募活动，以及借助助学超市开展青少年服务，以此为基点链接了周边各校师生、社会机构、热心志愿者加入其中。之后又进一步关注青少年自身能力成长，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社区参与机会，通过丰富的社区活动缓解青少年的学习压力，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发挥和提升青少年能力。(5) 长者服务。前期先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探访和生活协助，保障居家安全，协助老年人获得安全、卫生、舒适的生活环境，并开始组建老年志愿者探访队，开展各类服务活动，具体包括四季养生系列、运动保健系列、“脑”友所学电脑系列学习班、美丽绽放手工坊、耆趣手工坊、老友记影院、歌声唱起来、听歌享人生、一起走过的岁月、越玩越精灵长者桌游小组、老有所乐东湖粤韵、回味广州情、幸福1+1行动、义耆同行服务、“苹”安福临门等。在这个基础上，发掘出一批社区活跃的长者，同时链接社区内资源，使弱能长者得到照顾，建立支援网络。(6) 家庭服务。先是针对社区内困境家庭的实际需求，为他们提供各种形式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通过小组、个案等专业方法帮助家庭成员。同时在社区不断通过社区活动倡导邻里互助，具体活动项目包括“与你同行”困难家庭援助服务、家友站服务、健康驿站项目、亲子联盟自我服务性团体、家庭志愿者队等，倡导居民形成互助氛围，关爱困境家庭，为困境家庭营造良好的社区生活环境。其后还通过链接社区内资源支援特殊需要家庭，加强社区共融。(7) 残障服务。社会工作者不断培育倡导互助、友爱等社区文化，并以工疗站为基点，通过互助活动拓宽工疗站学员的人际交往网络，为其提供情感支持，建设沟通交流平台。第二年开始关注工疗站学员自身能力建设，发掘并培养他们的能力，并通过培育残障人士志愿者队发挥其潜在能力，服务社区。主要通过小组、社区活动的形式，提升康园工疗站内残障人士的生活技能和社交技能，增强自信心，鼓励学员积极展现自我能力。(8) 志愿者服务。秉承“快乐志愿者，快乐公益”的理念，以营造社区公益氛围、携手共建爱心社区为目标，弘扬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服务B街道内的广大街坊，让公益的种子在B街道发芽成长。首年的志愿者服务主要是协助社会工作者开展社区活动以及初步接触一些兴趣小组。其后的服务重点则是提升志愿者个人能力，关注志愿者的能力建设与自我实现，通过参与志愿者服务促进社区内的居民互动，使得居民之间的爱和情感得以流动；透过培育志愿者队伍，建立社区内非正式支持网络，让社区更有承载力。

经过两年的服务过程，研究团队反思总结，认为主要有四项成效：(1) 与购买方、社区主体建立了较好的沟通机制和信任关系。2013年度，社会工作站与服务购买方(B街道办事处)合作，首推“幸福交换”活动，社会反响很好，让服务购买方非常满意。通过共同开展活动，保持了至少一周一次的会议、电话、QQ、工作总结等正式或非正式的沟通，使得双方在工作、情感上都能得到较好的交流互动，保证了双方信息的畅通。为了顺利推进各项服务，研究团队还安排社会工作者与各社区进行对接，举行街道相关领导见面会，介绍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印制并派发《社会工作服务手册》，还与各单位部门建立转介机制。(2) 把握社区潜在资源网络并充分发挥社会工作站资源链接者角色。通过两年志愿服务活动的宣传、实施，社会工作已为社区服务编织起政府资源、事业单位资源、企业/个人资源、社志合作资源四位一体的资源网络，并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资源支持。(3) 社区组织萌生并且活跃度提升，居民参与社区的积极性提高。由于社会工作站的志愿服务策略非常注重以团队为单位参与社区服务，各领域都纷纷将志愿服务组织化，其中青少年领域的“青义社”、家庭领域的“亲子联盟”等尤为活跃。(4) 利用社区资源，社会工作个案工作成效突出。因为社区互助氛围开始形成，社会工作可链接资源也日益增加，社会工作者在第二年开展的个案服务中，包括家庭经济危机介入、小学生遭遇暴力、独居孤寡长者居家风险化解、残障人士社区融合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以往更突出的成效。

(三) 第二阶段：以社区能力创造和提升为主题

该阶段包括2014年3月至2016年3月共两年时间。研究团队针对上两年的服务经验总结和问题进行了反思，恰好第四年开始广州市调整了社会工作站招标方案，规定服务模式也由“3+X”模式转变为“社区专项+3+X”模式，为此研究团队开展了新一轮的问题和需求分析，重点就社区公共问题展开调查。开展本年度需求调查时，中心以居民需求为本，采取焦点小组的访谈形式，让居民参与到下一年的服务设计之中，促使中心服务更加贴合居民的需求，也展现了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过程。总结得出如下问题和需求：(1) 受制于社会工作站本身硬件设施的局限，以及社会工作团队的自身能力和人员流动性，所以服务开展以面对群体共性的综合性服务为主，针对特定问题(例如创伤性、精神类的个案)则难以深入服务。(2) 新入职人员较多，领域之间又进行人员重新调动，给服务经验和理念的传承带来挑战。(3) 不同社区都存在着居民普遍关注的公共问题。例如GJ社区老龄化带来的电梯或扶手加装问题、DH社区的卫生环境“脏乱差”问题、HY社区的消防安全设施老旧问题、YS社区的宠物粪便清理及宠物管理问题。(4) 社会工作者通过走访居民发现，社区中总有受公共问题影响较大的、对问题感到担忧和不满，或者参与意愿比较强的居民，但是有的是中青年群体，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较高，能力较强，有的则是老年居民长期住户。这些社区居民不仅有较高参与意愿、并且已转化为具体行动。他们有的因此和开发商产生冲突，希望成立业主委员会和开发商进行交涉；有的则向物业管理公司投诉，要求增设消防或安全设施；有的向居委会反映，要求社区居委会介入。但总的来说，参与渠道相对较少，问题解决成效也不显著。

基于上述需求，社会工作站继续以社区能力建设为理论框架，鼓励人们和社区群体采取有效行动，在自己的社区发展中成为主导力量。社会工作以“促进居民能力提升与激发居民参与热情”“培育社区组织，形成以点带面布局，促进居民参与”“整合内外资源，形成社区人力与社会资本，以满足社区与居民各层次需求”为主要策略。接下来两年服务的主题分别是“建设社区能力，人人参与白云”“建设社区能力，携手•悦动白云”，进一步建立社区参与平台，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加强组织之间的互动。研究团队内部工作重点是：(1) 加强员工培训，重视对专项领域专业化、服务的精细化；(2) 实行“师徒”带领模式，赋权社会工作者，鼓励社会工作者放手去做，发挥自己的专业主体性和能动性，增强社会工作者的自信心；(3) 对服务架构进行调整，成立社区公共事务与志愿者组，统筹社区公共事务的跟进和志愿者服务与管理。

落实到各领域的具体服务执行方面，受限于篇幅，仅列举其中部分作为案例。(1) 困境帮扶。以助学超市为载体，重点提升困境青少年的学习能力和个人抗逆力，具体包括实物助学、助学资源阁、TEEN地加FUN营、向日葵成长服务、发展义路同行志愿者等项目。(2) 青少年服务。协助青少年面对成长烦恼并提升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化青少年社区朋辈支持网络，发掘更多社区参与机会和建设更多能力发挥平台，包括趣味宜学堂、飞young青春、乐在友情teens、广九情怀等项目。(3) 长者服务。构建弱能长者的社区支援网络，提高他们的自我照顾能力；挖掘有能长者的能力，提供支持和机会，使他们发挥自身的优势资源，满足他们的发展性需求，具体包括福传百家、健康1小时、耆乐小课堂、耆义俱乐部、耆牵你我、智多fun项目等。(4) 家庭服务。促进家庭功能的正向发展，完善社区、家庭互助平台，促进普通家庭与困难家庭共融与互助，同时建构社区支持网络，支持家庭健康发展，促进社区共融。(5) 志愿者服务。丰富社区志愿者资源，提升志愿者的参与服务能力，具体包括义起连连看、义升义意、义动起来等项目。还包括社区能人课堂项目，凝聚社区能人，通过社会工作服务对其才能进行培育和深化；培育有才能人士服务社区的意识，第四年度培育了10名能人承担社区服务责任，分别提供画画、扭扭气球、魔术、轮滑、书法、英语阅读、烘焙、摄影、居家生活技巧、剪窗花的免费教学服务给居民，满足居民的发展性需求。(6) 残障服务。提升残障人士获取及运用资源的能力，调动社区资源，为社区康复提供支持、建立互助网络，发展及修补残障人士的社会功能，促进残障人士参与及贡献社区。具体包括“暖阳行动”“活学活用”“展翅梦飞翔”“家盟有情team”等项目。(7) 丰富社区公共生活。社会工作者开展“全民参与•物物交换”项目，为社区居民搭建沟通参与平台，鼓励全社区居民参与、互动交流，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社会工作站开展了7期“物物交换”活动，服务人次为439人。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介入社区公共问题，包括GJ社区某楼栋电梯加装项目，社会工作者协调了30户家庭的关系，促进电梯加装方案通过，建立用以议事协商的微信群，动员3名居民全程跟进项目。还有DH等社区卫生环境改善项目，社会工作者和环卫站达成合作共识，动员12名热心居民(含长者、亲子、青少年)清理了DY等社区小区的公共空间，获得居民的一致赞同，甚至有不少居民现场主动加入队伍。

研究团队总结认为，无论是社区公共事务，还是特色项目，均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效，包括四个方面。(1) 社会工作服务得到居民高度认可。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屡次得到服务对象的赞扬，第三方评估随机抽选服务对象对社会工作者的满意度评价达到100%。(2) 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增加，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高涨。二沙风骚、白云能人课堂、物物交换等项目帮助社会工作者成功建立了与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的联系，培育了社区能人和资源组织，促进了居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资源的流动与重复利用，而且以社区居民为主组建起来的青义社、常春藤志愿者队、展翅志愿者队、亲子联盟成为活动的主力军。(3) 对社区公共事务的介入参与获得各方高度评价，培育出由热心居民组成的社区小组，成功协助居委会处理多个社区公共事务。(4) 社会工作服务链接和利用社区内外资源的能力也大大提升，尤其是可以针对特殊困难家庭的需求(如精神病康复者、认知障碍长者等)，通过社区项目和广州市公益创投活动、广州市慈善会等渠道，众筹、链接接近5万元的社会资金，用于为这些服务对象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

(四) 第三阶段：以社区能力发展与发挥为主题

该阶段指2016年3月至2018年3月两年时间。计划永远不够变化快，社会工作团队在上一阶段工作结束后发生了较大的人员变动，很多社会工作者积累经验后都得到升迁、调动，或跳槽，换来了一批应届大学毕业生。这批新鲜血液对社区能力建设、行动研究知之甚少，研究团队几乎从零开始重新培养团队。所幸的是，项目主任和副主任是原来的一线社会工作者，而且群众基础较好，服务项目逐渐走向稳定，服务设计框架也比较成熟，所以尚能保证服务总体质量不滑坡。而且第二阶段各领域项目的“多管齐下，全面开花”也让社会工作者感到较大挑战，既要有踏实的专业态度与能力，又要掌握小项目的统筹与运作，更要懂得与合作方进行沟通，所以需要在下一阶段进行调整和巩固。此外，公共问题介入也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更多社区公共问题开始被社会工作者和居民注意到，包括社区交通安全隐患、环境卫生问题、小区公共利益冲突问题(电梯加装、通信基站加装)。同时，能力建设视角也驱使社会工作者发现，社区拥有存量客观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及企业单位资源，但由于缺少接触渠道和沟通平台，鲜被社区居民认知，利用率也很低。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社会工作服务站继续以社区能力建设为理论框架，鼓励居民和社区群体采取有效行动，在自己的社区发展中成为主导力量。两年服务主题均为“建设社区能力，聚社群•助白云”，通过培育社区组织，以点带面布局，促进居民参与，整合内外资源，提升社区人力与社会资本，以满足社区与居民各层次的需求。具体策略则是在原有社区组织平台的基础上发动社区内外各个组织，聚集社群组织的力量，促进组织之间产生联动，积极推动社区发展，有效解决社区问题。社会工作站内部则针对新手增加问题，开展机构层面和项目层面的朋辈学习和督导，争取建立和各社区主体的沟通合作机制，降低服务的沟通成本。

具体到服务执行方面，青少年、长者、家庭、残障和志愿者五个领域的服务基本按照上一阶段的思路进行设计和实施，处于维持和巩固状况，不再赘述。社会工作站的主要重心开始转移到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议题的解决上。(1) “筑君安好”社区安全倡导计划：着重倡导社区关注长者、青少年及儿童的安全。社会工作者对社区内长者进行居家评估，并与社区内外的长者服务机构合作，链接资源进行安全改造。并给予之前培育的9个社区组织针对校园安全的发声机会，传递他们对校园安全的关注、担心和看法，培育学生组织在社区、学校演说，在学校和社区向500多人次进行不同形式的倡导工作。还链接了消防资源为社区组织进行安全教育，组织成员接受安全教育后，再以志愿者身份开展上门倡导的社区服务。后来还推出“小夜灯行动”，进一步调动社区长者、青少年参与到长者居家安全风险评估工作中，通过把参与居家安全相关服务积储的志愿者时数，与链接社区内外资源募集到的小夜灯挂钩起来，以志愿者时数兑换小夜灯的形式，将小夜灯送到社区重点关注的长者手上。(2) “社区美容工作坊”社区卫生环境改善项目。社会工作者与辖区环卫站共同合作，开展DH社区季度清洁日活动，共开展5期活动，动员了27名本地热心居民(含长者、亲子、青少年)清理社区，使得原先摆满杂物和肮脏不堪的天台变得整洁干净，此举获得当地居民的一致赞赏和参与。并通过各种社区组织邀请居民发声，共吸引84名志愿者和居民参加，有36名居民为改善社区环境卫生情况进言献策。(3) 联动社区居委会、居民共同解决社区公共问题。其中典型的包括某小区回迁户及商品房住户电梯使用纠纷以及ZN社区通信基站拆除争议。在电梯纠纷案中，社会工作者与社区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司和住户代表分别开展共4次协调会议，收集各方意见和看法，并链接了相关律师资源进行政策解读等，让商品房和回迁房居民更了解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这个过程中成功培育一名居民成为回迁房住户代表，全程跟进本案。在基站拆除案中社会工作者也不断挖掘并接触热心居民，成立基站拆除关注组，推进居民参与，以此确保居民大会和移动通信企业之间的工作顺利进行。最后经过协商和居民签名表决后，一致同意拆除基站，并监督企业最终落实。(4) 广九情怀项目巩固社区资本。社会工作服务站联动街道党政办、团委、文化站、各社区居委会、辖区内小学、辖区内外企业等多方共同参与，共同挖掘社区的历史文化，通过社区组织交流会联动5个社区组织，通过家访、文献资料整理和活动中征集资料等形式征集社区印象，并动员6名志愿者参与整理社区故事、社区印象，并制作成册。

本阶段的服务成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 社区困境群体的服务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通过增加社区对困境群体的关注，完善了社区支援网络，社区的困境群体获取支持和资源的途径得到拓宽，与此同时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在逐渐增强。社区通过自身能力的汇聚，形成解决社区问题和需求的途径，促进了社区良性循环。(2) 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参与意识明显增强，社区组织间的联动得到加强，社区发展的动力机制逐渐形成。社会工作者运用社区能力建设框架更为得心应手，各项活动都能调动多个单位、社区组织共同参与，并给予社区居民发声、发挥的平台，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以居家安全项目为例，从前期倡导行动到后期小夜灯行动，参与群体和覆盖面逐渐增大，仅暑假期间就成功积储相关服务时数702.5小时，折合352盏小夜灯，获得多家媒体报道，此项目成功链接社区内外资源总计33882.99元。包括B街道团工委、青义社青少年志愿者、亲子联盟亲子志愿者等，参与项目的人群涵盖不同年龄段、不同社区的居民，直接参与服务1840人次，间接受益人群达到5520人次。(3) 社区公共问题得到有序解决，推动社区形成“主动参与、理性协商”的治理氛围。社区居民从早期的投诉、对抗式参与，要求居委会或街道办“代位解决”，开始形成主动发声表达、会议协商、推选代表、要求居委会或街道办“协助解决”的新参与模式。

(五) 行动终止

2018年初，研究团队对前6年的服务进行充分研讨后，结合广州市第三轮社会工作服务站的提升计划，精心设计了服务方案，也得到了街道相关领导的肯定和支持。但由于街道领导班子更替，项目也需要重新招标。新领导班子对北斗星社会工作机构了解不多，希望通过换机构来找创新、找突破。在新一轮招标中，机构没有获得项目的继续运营资格，行动研究只能遗憾终止。

五、结论与讨论

(一) 参与治理作为社会工作社区实践的现实起点

倘若说多元主体参与只是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确立了逻辑前提，服务型治理则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理论起点。本行动研究从缘起到终止的全历程则充分说明了社会工作社区实践必须以社区治理作为现实起点。项目伊始，街道办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将社会工作服务作为治理工具引入原有治理结构，发挥治理工具的效能就是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本来使命。可见基层政府并不排斥社会工作更广泛地参与社区治理，而是希望社会工作者“不要被指标所束缚”。社会工作机构刚开始时将社区发展的目标排除在外，以服务群体为唯一目标，因此引发信任危机，并间接促成了本次行动研究。

本行动研究历程也证明，服务型治理的两部分——服务群体提升福祉和回应社区发展议题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在实践中必须保持二者的平衡。面临庞大的服务群体基数和特色多元的服务需求，仅靠社会工作者的努力只能是杯水车薪，导致陷入在海量服务指标中无法抽身，从而形成投入社区发展时间更少——社区内生性更弱——服务指标压力更大的恶性循环。而且参与社区发展还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包括居民在内的社会各界对社会工作者的认可度和接受度，反过来也提升了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自我认同和专业自信。同理，后期的公共议题跟进实践说明，回应社区发展议题必须以群体服务作为基础，这样才能孵化有能力、有意愿并建立信任关系的社区居民作为治理参与主体。否则居民还是停留在投诉、埋怨、对抗的参与惯习中，要求政府越位代管代办，令多元参与成为一句空话。

研究者虽然在行动研究的前期尚未有明确的服务型治理理念，并且是被动地因应基层政府“治理工具”的压力才开始参与社区发展(运行助学超市、关注其他“指标外”的事情)，但是随着行动研究的开展，能力建设渐见成效，研究团队开始体会到“甜头”，自觉意识到社区发展和服务群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开始意识到，社区场域的社会工作实践与其他场域(例如院舍服务、家庭服务)最大的不同就是具备服务群体和社区发展的双重性，其实践本质应当是实现社区发展和服务群体的动态平衡和有机整合，从实践层面说明了服务型治理理念和社区场域实践是非常契合的。

(二)基于社区能力建设的社会工作行动策略提炼

回应上文提出的社区能力建设理论的实践应用问题，社区能力建设理论是由强调内源发展的理论集束所提出的社区能力要素纷繁复杂(见表1)，行动者不易在具体实践中把握能力要素之间的关系。经过6年的行动研究，研究团队发现社区能力建设理论能够有效发挥其对社会工作社区实践的指引作用，而社会工作社区实践也能有效地推动社区能力建设。在现实资源、时间、精力约束下，以及区市民政局、街道政府、居委会、评估机构等不同期待下，社区能力建设是有阶段性的。结合上文理论框架，研究者将行动过程总结归纳为三阶段，根据行动研究过程中服务主题的侧重点不同进行命名，不同阶段对应的服务治理问题、能力建设维度、社会工作行动策略以及能力建设理论渊源都有所不同，见表2。

这三个阶段是相对划分的，并没有明显的边界。也就是说第一阶段也包含了第二、三阶段的部分内容，第二阶段也有第一、三阶段的部分内容，第三阶段也有第一、二阶段的部分内容，只是不同阶段的主题有所不同。第一阶段主题是发掘和激活社区潜能。摸查到社会工作服务人群基数大，居民社区感淡漠，社会工作者没有足够资源和社会认可度开展服务，因此通过培养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对社区内外资源进行动员和协调，重点在社区能力的Ⅰ、Ⅲ、Ⅳ象限，社区能力理论渊源主要是赋权、社会支持理论。第二阶段主题是创造和提升社区能力。随着对困境群体服务的深化、社区公共问题的发掘，以及先前服务积累的居民“粉丝”基础，社会工作者通过一系列有意识的活动策划，利用团体动力，提升居民的集体意识、自助互助能力，重点在Ⅱ、Ⅲ、Ⅳ象限，其理论渊源主要是社会网络和团体动力理论。第三阶段的主题是发展与发挥社区能力。前阶段的服务让更多公共问题、公共资源被社会工作者和居民关注到，从而通过培养社区领袖提升他们解决社区问题的能力，并策划能够凝聚大家的集体行动，重点在Ⅱ、Ⅲ象限，其理论渊源是增能和社区参与理论。

这三个阶段也是螺旋循环的。首先是参与治理的领域、人群的螺旋循环。到了第三阶段，最早的热心居民已经成为社区领袖并积极参与社区建设，这时又会涌现出一批从被动观望的居民转变而来的热心居民，对这批人来说又是第一阶段。其次是能力建设维度在四个象限的螺旋循环。社区建设始于第Ⅰ象限，呈现出从外源到内源、从过程到结构不断逆时针循环的建设路径，从外部力量推动的单项活动、单向服务开始发起，到最后催动内生资源参与，以制度、阵地、社区文化的形式巩固下来。如此循环发展，社区能力不断增强，推动社区不断向前发展，社区拥有很强的内生动力，与政府基层治理、社区建设的外部力量产生“乘法效应”，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股力量共同推动社区走向可持续发展。

(三)选择社区能力建设作为理论框架的整合实践

选择社区能力建设作为理论框架的优势究竟在哪里？受实证主义范式影响，社区能力概念的多维性和模糊性被理解为理论发展不完备，依然是难以测量、尚未规范的潜在构念^[50]、修辞性概念^[46]。跳出实证主义范式观测者和观测现象相互独立的前提，进入实践场域看待社区能力概念的模糊性，不难发现社区能力概念在实践中有助于对目标之间的张力、领域之间的张力、理论和实务的张力、主体之间的张力、行动和结构的张力进行整合。

从服务治理的双重目标来看，提升个体福祉和推动治理效能两个目标都能被转译为“提升能力”目标，能根据实践情境在个体能力—社区能力之间进行切换。

从服务治理的相关主体来看，能力建设话语有助于消除服务对象的社会污名和自我污名，比公民责任话语、权利需求话语更容易促进居民之间的公益志愿参与和自我服务管理，以此实现互帮互助的社区互动氛围。

从社会工作站实践的不同服务领域来看，社会工作站的服务包括青少年、长者、家庭等多领域。林诚彦、张妙娟在探讨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认知误区时，就提到有些项目无法整合多领域服务，各服务领域各行其是，各有人马，有的社会工作站甚至把各领域分包给不同机构独立运营，只在运营管理上有所交叉。^[51]这也导致社会工作站作为社区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其定位一直不被基层政府、社区居民所明晰。在本行动研究引入社区能力建设理论后，各领域的同事之间产生了更多活动交叉、服务对象交叉，不同领域服务组别开始相互借力，共同探讨能力建设的方式，起到了很好的整合作用。

从理论和实务的关系来看，社区能力建设理论包含各种理论渊源，纳入变量的增加自然就提升了理论对实务的整体解释效力，那社会工作者也可以在具体实务过程中根据自身能力、情境特点进行灵活选择。以社区能力建设概念去统领这些理论簇，也能满足理论构念上对融贯性、概括性、简约性的要求，从而为跨情境、跨领域的实务提供借鉴和指引。

从结构和行动的关系上看，许多以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为例的研究都强调受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管理主义思维等结构约制，专业社会工作实践呈现出犬儒思想、去政治化、技术主义、活动化、指标化等消极行为^{[31, 52-57]}，在理论构建中忽略了真实案例中呈现的实践者主观能动性，割裂了行动和结构的二元互构关系。没有考虑到现实情境中社会工作实践具备各种限制条件，例如人手不足、指标量大、辖区面积广等现实因素，所以许多研究提出的社区实践“整合性”实质是“白马王子”式的完美主义、理想主义幻想，不仅无助于促进社会工作实践，反而强化了“情怀无可用之所、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专业自我中心思维，导致了专业实践和参与治理的对立。

本行动研究选择社区能力建设作为理论视角，较好地呈现了行动者的主体性，甚至也推动了结构的变化。能力建设理论是研究者在第三方评估、购买方额外要求、一线社会工作者欠缺经验的现实场景中经过权衡的主动选择。面对购买方的额外任务要求(助学超市等)，研究者主动提出承接额外任务、推进能力建设的设想，购买方既接受、认可，又愿意参与其中，也调整了双方角色，争取到一定的专业自主空间。面对一线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情怀需求和现有能力不足，研究者邀请社会工作者加入研究团队，通过研讨、督导、培训共同提升能力，从而让他们能够接纳自身的不足，理解日常社会工作实务的意义，调适自身和服务对象的关系，并且在服务过程中有更强的责任感和自主性。面对第三方专家评估的压力，能力建设话语也有助于一线社会工作者保留专业自主的空间。例如本行动研究在第四年末期评估时，评估专家给出了一些不合理的意见和建议，社会工作者们刚开始很沮丧和很委屈，但又不敢反抗和表达。行动研究团队负责人便鼓励他们为自己发声，在评估报告的反馈中有理有据地驳斥这些不合理的意见和建议，最后评估报告被修正，评估结果为“优秀”，社会工作者们都非常欣喜，受到鼓舞，其服务的主动性、能动性和自信心都大大提升。行动是否有能力推动结构的改变？其后广州市修改出台的家庭综合服务模式或许能为此提供佐证。早期民政局政策要求的服务模式和评估标准主要聚焦群体服务而忽略了社区治理，因此在全市铺开过程中一直遭遇体制内部的阻力。在行动研究的第三年，民政局相关政策制定人S老师在走访、了解本社会工作站时，研究者分享了本项目如何聚焦和回应社区发展问题，并告知在“一年一签”的服务周期中很难深度扎根推动能力建设。S老师听后很是激动，宣称她深受启发，其后出台的购买方式改成了三年周期，并且在服务内容中增加了针对治理问题的社区专案部分。当然也不能落入过高估计主观能动性的另一极端，本研究的服务项目结束后最终失标的结果，或许也是结构约束力强大的例证之一。

在本文思路构建并撰写的过程中，研究者也在不断反思，社区能力建设理论是不是社会工作社区实践的必然理论选择？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不是社区能力建设理论带来必然的项目成功，而是行动者主动选择了社区能力理论用作实践整合工具。总的来说，本行动研究旨在通过6年的社会服务历程，说明社会工作社区实践具备社区发展、服务群体的双重性，而行动者在实践中的主体性赋予了社会工作社区实践整合这两者的可能。

注释

①② 参考《广州市社会工作十年发展报告》。https://mzzt.mca.gov.cn/article/sggzzsn/jlcl/201611/20161100887281.shtml。

③ 广州市历年社会工作站(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评优结果都会公示，可以通过广州市民政局官方网站查询。本行动研究所涉及的信息皆以文字、录音、照片等形式记录，并已作为项目评估材料接受过购买方的第三方评估。

④ 该资料由B街道民政科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