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社会工作的发展是为了满足工业化社会的需要，随着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不断增加，国际社会工作组织呼吁社会工作者将环境问题纳入其专业实践。^[1]全球环境危机日益严重，中国的环境问题也面临严峻挑战，社会工作者需要承担起应对环境问题的专业责任，理解环境恶化对人民和社区福祉的有害影响，尤其是对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的影响。^[2]2018年，中国学者关于绿色社会工作的理论研究开始出现^[3-6]，但是鲜见相关实证研究^{[5, 7]}，特别是社会工作者环境意识的相关研究十分缺乏。然而社会工作者的环境意识十分重要，国际社会工作者协会强调社会工作者应该认识到自然和人造环境对人们开发和实现其潜能有直接的影响，地球资源应该以可持续的方式共享，呼吁社会工作者及其代表机构认识到自然环境和建筑环境对社会环境的重要性，应在社会工作实践和管理中培养社会工作者的环境责任感和对环境的关怀。^[8]

“人与环境”模型一直是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指导框架，社会工作者声称本专业对人与环境的独特双重关注使其区别于其他助人专业^[9]。由此可见，环境意识对社会工作十分重要，没有了环境意识，则社会工作的独特性在助人专业中很难体现。原本生态系统视角下的“环境”包括物理性环境和社会性环境，但是常被缩窄化为“社会环境”的概念，而作为通用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理论基础的生态系统视角则聚焦为人与社会环境的视角。^{[10 -11]}随着自然灾害议题逐渐进入社会工作视野，社会工作已经重新认识到自然环境的重要性^[12]，可是社会工作实践中自然环境总是被转化为社会环境，忽视了自然环境是社会工作实践中合法且至关重要的方面，是社会工作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治愈的资源。^[13]以灵性为例，有学者认为灵性是社会工作的核心，是同理心和关怀的核心，是社会工作服务的动力^[14]，然而提及灵性时往往忽视了自然环境也是人类灵性的重要资源。^[15]因此，社会工作者的环境意识仍然是值得关注的议题。不仅要关注自然灾害中社会工作者的环境意识，还要关注日常实践中社会工作者的环境意识，不仅要看到环境破坏的消极影响，也要看到环境资源的积极影响。^[16]综上所述，环境意识是社会工作者进行实践的一个重要指标，不论社会工作者从事哪个领域的具体工作，服务的具体人群和处理的问题是什么，都应该具备“人与环境”的双重视角，且考虑物理性(自然和人造环境)和社会性环境因素的作用。

虽然有小部分文献涉及社会工作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但学界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将其纳入社会工作教育实践的必要性。国外有关社会工作者或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环境意识研究表明，与普通人群相比，他们对环境的友好程度不高也不低。^{[1, 17]}即使社会工作专业组织要求将自然环境、人造环境内容整合到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中，但是这些目标仍然没有实现。^[18]即使是社会工作先发国家(如澳大利亚)的社会工作学士和硕士(资格)学位课程也缺乏对生态正义、人与自然相互关系重要性的内容。^[19]如果说了解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对环境的态度有助于将环境正义纳入社会工作课程教学，并且是培训学生如何在实践中评估和解决环境问题以及寻求保护环境的社会变革的第一步，^[20]那么了解社会工作者的环境意识也是引导和支持他们将环境正义融入实务工作的第一步。

已有研究一般采用新环境范式(NEP)量表^{[1, 17]}、环境关注量表^[20]等定量方法来测量社会工作者或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环境态度。这些量表倾向于测量人们对于自然环境保护的态度，缺乏被访者对环境正义的主观看法表述，特别是对环境问题中社会工作者职责的看法。然而倾听社会工作者的环境意识表达很重要，因为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词语的选择解释了我们世界观的意识形态以及其中固有的权力关系，^[21]6话语涉及产生社会认同的制度实践，它们也构成了自我。^[22]因此，本研究关注两个问题：社会工作者的环境意识是怎样的？其与绿色社会工作理论视角提倡的环境意识有何区别？

二、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多米内利指出，绿色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者参与生态和环境问题的一种整体方法，整合了以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为中心的结构分析与响应个人、团体和社区的福利需求以及保护环境的职责，批判了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地球资源的不负责任的开发，认为所有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跨代性的相互依存关系对于发展人类与动植物群和谐共享地球的可持续生活模式至关重要，而建立在这种相互依赖基础上的团结保证了人们关心他人的义务以及现在和将来受到他人照顾的权利。^[23]385多米内利批评传统的社会工作关注的“环境”特指社会环境，很少关注和结构化分析影响物质世界(包含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和人类社会文化环境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因此需要创造绿色社会工作这个专门学科主题，从社会工作的结构化视角致力于维持环境正义。^[24]3-8多米内利把反压迫社会工作的多层次多维度分析框架^[21]184应用于绿色社会工作，提出了绿色社会工作实践的分析框架^[24]232-237。这可以理解为多米内利提倡的社会工作的结构化视角贯穿于国际领域至地方层次的资源与物质环境、心理社会和文化关系、灵性信仰与价值观、经济和政治力量等方面。

参考多米内利的绿色社会工作实践框架和理论^{[24] 231-247[25] 9-20}，笔者构建了绿色社会工作视角环境意识分析框架，具体如图1所示。

图1最核心的内容是环境正义。是否具有环境正义的视角是区别绿色社会工作与深层生态观和传统社会环境观的重要判准。深层生态观是社会工作从以人为中心迈向人与生态同时兼顾的重要突破的依据^[26]，运用到社会工作之中则是人与自然是整体的一部分，对于绿色社会工作的启发就是尊重生物多样性，维持传统，提高生态恢复力。^{[3, 6][24] 206-230}不同于社会正义迈向生态正义的范式转移^[6]，绿色社会工作居于增强人们幸福感和保护环境中间^[24]10，尊重人类以及人与环境的共生关系，关注生态危机对整个生态系统特别是弱势群体和历史边缘人群的影响，因为弱势者的环境权可能更容易受到环境退化的影响。^[25]74

社会—生态环境关系的看法与环境观有关。传统的社会工作环境观是“人在环境中”，以人为中心，强调正式和非正式支持系统的社会环境，物理环境主要指人造的硬件环境，缺少对自然环境的关注；绿色社会工作则认为社会环境影响生态环境，恶化的生态环境则影响弱势群体的环境权。^[6][24]11对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看法能够反映被访者是传统环境观还是绿色社会工作环境观。

社会工作者与环境工作的关系反映了社会工作者对实际工作情境中自身环境工作职责的看法。传统社会工作以人为中心，“环境”只是满足案主需要的资源和手段，而且环境主要是指社会支持系统、制度和政策等社会环境。^[6]深层生态观认为社会工作应该以自然环境为中心，绿色社会工作则从结构化的视角看待社会环境对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以及环境恶化对弱势群体的影响。^{[23]386[24]9-11}绿色社会工作认为社会工作者应该在减少健康风险、减灾防灾等方面提供帮助。^[24]238

社会工作者的环境工作角色反映了社会工作者在特定服务情景中的定位。绿色社会工作认为，社会工作者在解决环境恶化、工业污染、少数人过度消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移民、争夺有限自然资源产生剧烈冲突的关键环境问题中，应该扮演居民的支持者、社区动员者和资源组织者、影响政策决策的游说者、缓解个体痛苦的治疗工作者、教育者、协调者、文化解释者等角色。^{[24]10-11,238-239}

环境问题关注层次和内容反映社会工作者对“个人—社区—国家—国际层次”环境问题关系的看法。绿色社会工作认为，社会工作者应该在日常实务中与人民密切联系，同时突破在地狭隘经验主义的工作范式，既处理在地的特殊不平等议题，又强调跨个人—国际层次的人、动植物与物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24]232-237绿色社会工作关注的环境问题包括环境恶化、工业污染、过度消费、气候变化、灾害移民、自然资源抢夺冲突、灾后恢复等。^{[24]10[27-29]}

三、研究方法

社会工作者的环境意识话语是通过研究者与被访者的互动共同创造理解的，所以本研究采用建构主义范式，创造互动性与开放性的对话情景，被访者有机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个人观点和想法，研究者更具脉络性地了解被访者的环境意识；采用阐释学的方法论，诠释的手段采用自然主义的方法，对访谈转录的文本进行分析。^[30]

社会工作者是对服务对象的健康和福利负责的专业人士，无论工业污染物还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都会损害人们的健康和福祉，所以社会工作者应该将本专业的原则、价值观和对环境退化及相关灾难的关注纳入常规和主流的实践中。^[25]9除了社区社会工作者，其他社会工作者很少采取实际行动关注服务对象糟糕的生活居住环境或对整个区域环境进行改造^[24]2，所以要了解社会工作者的环境意识，可以首先关注社区社会工作者的环境意识。本研究选取A市社会工作站的社会工作者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该市是中国最早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全市覆盖社会工作站的城市。2010年至今，该市社会工作站的服务对象是所在街道辖区各个社区的居民，社会工作站不仅要解决服务对象的困难和需要，还要协助街道开展党建服务，发展社区自治和社区志愿团体，解决社区公共问题。这符合“社会服务是必须涵盖社会方方面面的通用化服务，而不是一个地区性的、被污名化的服务……每个人享有平等的高质量社会服务……是每个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实现社会资源平等共享的一项基本要求”^[24]5的内涵。

在2021年的调研中了解到，A市有11个区共7000多平方公里，其中7个区是“老七区”(核心区)，4个区是“新四区”(郊区)。A市社会工作站的内部组织一般包括社会工作者助理、社会工作者、部长、副主任、主任五个层级，且承办机构一般会有区域总监或者社会工作站项目协调主管。为了获得尽可能多样化的信息，本研究采取目的性抽样方法，选取了核心区、郊区10间承办机构的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共12人进行访谈，被访者大部分有5年或以上相关工作经验，被访者情况如表1所示。研究者通过与自己单位签约的实习单位介绍或毕业生的工作单位、行业协会介绍来招募被访者。

本研究主要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方法进行资料收集，笔者围绕研究问题和绿色社会工作视角环境意识分析框架进行访谈提纲设计，在访谈过程中根据被访者反馈的内容有针对性地进行深入了解。访谈大纲内容包括了解被访者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被访者关注的环境议题的层次和内容、对社会工作者的环境工作角色看法、对环境议题与社会工作者关系的看法、对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关系的看法、对环境权(环境正义)的看法。受疫情影响，本研究采用电话访谈的方式，通过与每位社会工作者进行40分钟至70分钟不等的电话采访，了解不同社会工作站社会工作者的环境意识。

资料分析采用主题分析法^[31]：第一，仔细阅读并试图理解录音转录的文本，根据研究问题对“社会工作者的环境意识”相关片段做标记和必要的备忘录，完成初步的个案总结；第二，根据访谈大纲创建主要的主题类别，其中与研究问题和理论视角密切相关的主题类别是“环境议题的层次和内容、环境工作中社会工作者角色、环境议题与社会工作者关系、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关系、对环境权(环境正义)的看法”；第三，使用主类别编码对应的文本段落；第四，整理归属于同一个主类别的所有文本段；第五，对每一个主类别下的所有文本段进行子类别的界定；第六，使用主类别—子类别系统编码所有数据；第七，基于主类别和子类别进行分析和呈现研究结果。上述过程借助质性分析软件Atlas.ti 9进行资料的储存、编码和分析。

为保护所有被访对象的个人信息及言论自由，本文所有访谈内容均匿名化处理。访谈前通过文字告知所有被访者并经其同意后对访谈过程录音，所有数据仅用于此论文研究，笔者承诺保证录音及转录数据得到保护并正确使用。

四、研究结果分析

在完成资料收集、录音整理为文字并导入质性分析软件Atlas.ti 9之后，对围绕研究问题建构的绿色社会工作视角下的环境意识分析框架进行主题编码，分析结果简要呈现如下。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全球层次：过度透支资源；自然灾害；生物生存困难；意识上更重视，行动上不明显；大气层破坏；国际社会工作日关注环境；气候变暖；人类制造污染(垃圾污染、水污染)。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国家层次：牺牲自然环境；政府主导的环境工作主线(河涌治理、垃圾分类、出台环保政策、居民环保意识低、国家环境向好发展等)。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地方层次：自然灾害对居民的影响；破坏环境卫生与安全的不文明行为；生态物种单一性；居民环境保护意识有待提升；人类制造污染；政府主导的环境工作主线(河涌治理、垃圾分类、社区微改造、居家安全微改造、关停污染企业、培育居民议事会等)。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社区层次：弱势群体生活环境比较恶劣；自然灾害时期工作；自然灾害影响困难人群生活；破坏环境的经济活动；破坏环境卫生与安全的不文明行为；无高紧急性问题；居民的环保意识；政府主导的环境工作主线(河涌治理、垃圾分类、社区微改造、居家安全微改造、关停污染企业等)。

环境工作中的角色：辅导者；救助者；政策倡导；支持者；反映者；协助居民；促进居民改变者；政策宣传；意识宣传；对居民倡导；协助政府；资源链接者；资源整合者；调研公共议题；缓和剂；综合性；组织者；服务开发者；教育者；引导居民；培育者；协调者；促进社区改良者；中介者。

环境议题与社会工作者的关系：没想过；政府导向；平衡购买方要求和居民需求；关注影响社区生活的环境议题；与社会工作组织使命不密切；与社会工作关系不密切；不能干涉政府规划相关议题。

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关系：自然环境包含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包含生态环境(人类中心视角)；相辅相成；牺牲自然环境；更关注社会环境；居住环境与社会环境关联性大；不清晰；一定相关性。

对环境权(环境正义)的看法：重要；职责与合同有关(相对性)；看政府的导向；没有联系社会工作职责；居民根据自身需求层次决定对环境权的重视程度；居民有环境权利，但是也有环境责任；居民保护环境的义务；对居民环境行为的监控或管理；与社会工作职责有关；不熟悉。

下文围绕社会工作者环境意识的各个层次主题编码情况，运用Atlas.ti 9进行案例矩阵分析、文档编码情况和编码交叉情况Sankey图示分析，对于编码交叉情况可以根据两个编码对应的引用重合情况进行相关分析并输出Sankey图示。本研究着重参考编码交叉的Sankey图示来分析，以此呈现研究结果。

(一) 社区层次的以政府环境工作导向为主的关注焦点

由图2可知被访者对社区层次环境问题最为关注。如表2所示，49.01%的关注频次是有关社区层次的环境问题(主要是被访者负责的社会工作站所在社区)，19.87%的关注频次是有关地方层次的环境问题(主要是被访者所在城市)，国家层次(中国)和全球层次的环境问题的关注频次都不足16%。由图3可知，全球层次人类制造垃圾污染和水污染、国家层次政府主导的环境工作主线、地方层次政府主导的环境工作主线最后都与社区层次政府主导的环境工作主线联系在一起。如表3所示，被访者关注的各层次环境问题之中，社区、地方、国家层次关注内容为政府主导的环境工作主线(河涌治理、垃圾分类、社区微改造、居家安全微改造、关停污染企业等)的关注频次排名分别为第一、第三和第四位，而社区层次破坏环境卫生与安全的不文明行为的关注频次排名第二位。虽然被访者对全球层次的环境议题有不同的关注，但是能够与其他层次政府主导的环境工作主线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垃圾污染和水污染议题。因为调研访谈时，我国各级政府都在推进河涌治理和垃圾分类的政策制定和落实。

现在整个A市都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把20个社区作为示范点。我们HR街有1个社区是A市垃圾分类的示范点之一。(JW访谈记录)

全球环境议题，我关注比较少，我关注的主要是气候变暖和垃圾分类，因为这些问题与我们的生活相关。现在提倡垃圾分类，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比较多一点。(GQW访谈记录)

综上所述，被访者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政府环境工作导向的社区层次。作为服务承接方的社会工作者和机构管理者，不论在全球层次、国家层次、地方层次有什么关注点，到了社区层次的关注点都聚焦于当时A市政府部门正在推进的垃圾分类、河涌治理议题，这也是街道办事处或者镇政府在执行的环境工作任务。河涌治理与地理区位有关，并不是每个被访者所服务的街道社区都有河涌治理任务，而垃圾分类则是全市推广的，这是所有被访者的社会工作站都要配合当地街道办事处或镇政府完成的行政任务。绿色社会工作认为，社会工作者需要从国际、国家、地方等不同层次互动的视角，处理环境恶化、工业污染、过度消费、气候变化、灾害移民、自然资源抢夺冲突、灾后恢复等环境议题，^[24]231-232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全球—地方互动的环境问题关注。被访者虽然在关注的内容方面涉及环境恶化、工业污染、气候变化等议题，但是社区层次的关注议题全部聚焦于地方政府在社区层次的垃圾分类工作任务。只有MSG和GQW两人在全球和社区层次都关注了垃圾分类，其中GQW一人在全球、国家、地方和社区层次都关注了垃圾分类议题，而其他被访者未能对某个环境议题形成贯穿全球到社区层次的理解。被访者对于各层次的环境议题还缺乏一种权力关系的思考，从绿色社会工作的视角看，忽视全球—地方的权力关系可能导致对服务使用者的不利影响。^[28]

(二) 接近平衡的角色定位与模糊的环境工作职责

从绿色社会工作的视角看，社会工作者在解决环境问题时扮演的角色包括居民的支持者、社区动员者、资源的组织者、影响政策决策的游说者、缓解个体痛苦的治疗工作者、协调者、调解者、教育者等。^{[24]10-11,238-239}绿色社会工作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放任经济发展和缩减社会福利支出政策持批判反思的态度，^{[21]2-5[23]385-386[24]4-5[25]9-10[32-33]}因而很强调社会工作者在调查研究和政策改变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以期待协助人们特别是边缘群体和困难群体环境权的实现。^[24]236多米内利认为,当代社会工作者应该把关注环境问题视为日常职责的一部分，因为社会工作者自身也是利益相关者，只有关注环境问题，社会工作者才能保持专业的通用性和拓宽本专业的应用范围。^[24]3

不同于绿色社会工作主要站在弱势人群立场的观点，被访者对于环境工作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比较平衡，既包括协助政府的角色，也包括协助居民的角色。被访者有关协助居民的角色编码使用次数为43次(44.79%)，有关协助政府的角色编码使用次数为53次(55.21%)，相对来说，协助政府的角色编码使用更多一点。

我最先想到的角色定位是协助政府倡导居民进行环境保护；同时，社会工作者应当也是协调者，当社区出现环境问题时能够协调多方关系，共同达成对社区环境有利的行为或决议。其次，社会工作者应当是政策发起人，以文章或者是调研报告等形式，将有关环境问题的议题提请人大或基层政府重视并形成相应法律、规定等。这是社会工作者应当且必须做的事情。(GQW访谈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协助政府倡导社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河涌治理、社区环境治理等描述内容是比较多的。

应对环境问题，我觉得更多的是协助政府做一些倡导类的工作，就是理念上、观念上的倡导。比如，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倡导居民提升垃圾分类等方面的意识。(YY访谈记录)

社会工作者要起到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落实政府的环境工作，完成工作进度汇报，将政府政策的指引下达给社区居民。比如，下达政府工作任务，引导居民垃圾分类。(BCX访谈记录)

由图4可知，协助政府的角色与协助居民的角色有关，并且组织者角色、综合性角色、促进居民改变者角色对于统合其他角色服务于协助政府角色与协助居民角色有重要作用。

由图5可知，与接近平衡的协助政府、协助居民角色定位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政府导向与不干涉政府规划、关注影响社区生活议题这两方面相联系。被访者对于社会工作者的环境职责的看法是不包含政策倡导的，偏向于模糊和政府导向：没想过、不是社会工作或社会工作组织的职责、看政府导向、不能干涉政府规划相关议题。综上可知，关注影响社区生活的议题与政府导向是相关的。有的被访者对政策倡导者角色的看法与其对社会工作者在环境议题中职责的看法相互矛盾。被访者一方面认为可以发挥政策倡导者角色，另一方面却认为社会工作者与环境议题无必然关系或者是否有关系要看政府导向。

按照以往经验，我们除了扮演协助政府推动工作的角色，处理一些生态环境方面的社区公共事务之外，其实应该承担一些政策类的推动工作，例如环境权相关政策推动。我的确没有想过环境与社会工作职责的相关性。环境权的话，要看我国注重的范畴，如果之后环境权被重视起来，那么也可以跟社会工作相结合，但我们所有的工作基础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LJM访谈记录)

(三) 经验性的生态观

经验性是指被访者缺乏环境权或环境正义的理论知识，所以对于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环境权的看法只能基于自身的经验积累进行宽泛的解读。他们对生态观的理解缺乏结构化的思考和缺乏自我反思性思考，不能准确理解社会工作者和服务使用者在社会与文化关系、政治与经济力量脉络中的位置和关系是否平等，应该采用增权还是去权的方式服务使用者。^{[21]183-184[24]240-241}

1. 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相辅相成

传统的社会工作实务和研究聚焦于社会环境中的人，强调以人为本，关注的是面向社会环境的系统方法以及包含在其中的个人空间，但是很少关注和介入服务对象居住环境的恶劣状况和地球上所有动植物群的伤害状况。^[24]1-6绿色社会工作则同时关注自然环境的保护和人的福祉，特别是关注保护住宅、电网、交通、通信设备等人造环境和土地、空气、水资源、矿产资源等自然环境构成的物质环境，并且认为社会与物质环境是具有内在联系的。^[24]2-10

由图6可知，被访者如有观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生活经历，则可能观察到自然环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到破坏，以及认为生态环境和自然环境应该相辅相成。如果认为社会环境包含生态环境，虽然是人类中心视角，但是也会认为生态环境和自然环境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关系不清晰”与“更关注社会环境”相关，同时与“居住环境和社会环境关联性大”有关，而“更关注社会环境”与“居住环境和社会环境关联性大”也有关。75%的被访者认为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相辅相成，然而被访者很少提及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对生态环境有影响。^[25]11虽然LTH提及观察到行政区划对不同社区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氛围的影响，但是没有进一步比较XT镇和LC区人们的环境权差异，特别是环境权对于弱势群体的意义。在XT提供社区服务的LJM则认为，大家现在更关注的是人的社会环境，“大家开始关注”XT镇的工业污染问题，但是要根据国家注重的范畴和法律的范围来考虑社会工作者的职责。

两个地方居民的生活差别挺大的。首先，因为XT镇有很多粉尘，行人在那边必须戴口罩。其次，XT镇整个生活状态很少给我一种放松的感觉，似乎每个人都有一种很压抑、没有释放自己的感觉。而在LC区大家会很放松地走在人行道上或是在公园里享受人与自然的连接，这是很明显的区别。对照行政区划来看，整个行政区域分为中部、南部和北部三部分，中部的LC区是政治文化中心，南部的XT镇是典型的工业经济开发区，而北部的ZG一带是旅游生态区。(LTH访谈记录)

XT镇之前是做牛仔衣服方面的工业，社会工作者没有针对工业污染问题做介入。我觉得处理工业污染问题的主体是政府，社会工作者无法了解牛仔衣服工业的环境污染对整个XT镇有多大的影响。不知道政府当时发展工业有没有考虑环境问题。现在为什么要把工业迁出去，是否因为污染严重？我认为这是个敏感话题，社会工作者也不适合做过多了解。(LJM访谈记录)

2. 去结构化的环境权看法

各国宪法和环境基本法律中规定的公民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从而保护公众的生命、健康、财产等基本权利不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遭受侵害，环境权涉及“利益衡量”^[34]。可以从被访者对于环境权的看法了解他们对环境正义，即世界上所有人享受平等的环境和健康保护、共担环境风险共享环境红利、平等参与环境和健康问题的决策^[24]122-123的看法。

经过编码发现被访者全部不熟悉环境权的概念。由图7可知，被访者认为对居民环境行为的监控或管理与居民保护环境的义务相关，而不熟悉环境权分为不同情况：一是没有把环境权与社会工作者职责联系起来；二是居民根据自身需求层次决定对环境权的重视程度；三是居民享有环境权利，但是也有环境责任，而社会工作者的环境权职责与合同有关；四是居民享有环境权利，但是也有环境责任，而社会工作者的环境权职责依据政府的导向，继续分为未关联社会工作者职责、社会工作者职责与合同有关、与社会工作者职责有关三种情况；五是与社会工作者职责有关，而职责与合同有关；六是环境权是重要的。由此可见，被访者对环境权的看法存在较大差异。即便是被访者认为环境权与社会工作者职责有关，也会同时强调其具体职责与政府导向和合同规定有关。绿色社会工作主张的环境正义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环境权和参与决策的权利，所有被访者缺乏相关思考，特别是缺乏从社会结构视角思考满足弱势群体的环境权方面存在哪些有利和不利的制度因素。BCX是唯一专门提及该议题的被访者，她认为相对于普通人来说弱势群体的环境权得不到较好保障，但是她也缺乏结构性反思。

环境权应该是每个服务对象都期待完全拥有的权利，就是洁净的水、空气和食物这些基本的生存条件。我在这方面有一些体会，比如一些孤寡老人或精神残疾人、智力残疾人在环境权方面没有得到较好保障，可是他个人意识不到或是不提出自己的环境权问题，而街道办事处、基层政府方面可能就关注得少一点。我们服务的一个小区里有两个孤寡老人，之前家里没水没电，生活环境比较恶劣。他们缺乏经济能力，无水无电、居住环境不好、空气差。大部分普通人的环境权有比较好的保障，但是弱势群体只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他们的环境权得不到较好保障。这与兜底服务相关，我们发现这类群体后都会向上反映、链接资源，为他们提供一些生活保障。我认为，社会工作者有这方面的工作职责。(BCX访谈记录)

五、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

本研究发现，被访者在社区社会工作实践中具体表现的环境意识与绿色社会工作理论要求的环境意识对比如表4所示。

在政府购买服务背景下，社区社会工作者在强化环境意识之前，首先要考虑政府的任务导向，特别是街道办事处或者镇政府的工作重点，同时还要考虑社区居民或村民的服务需求，最终目标是兼顾政府的任务和居民的需求。被访者对于环境事件的关注焦点从国际层面比较宽泛的多元化到地方和社区层面的比较聚焦于垃圾分类和河涌治理，就体现了适应地方政府特别是作为购买方的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的环境相关工作重点。绿色社会工作视角则更关注全球化经济对世界各地特别是落后国家与地区的环境破坏^[8]，认为只有在国际、区域、国家、地方等层面的互动才可以“利用已经形成的各种组织改变现行政策，支持权利、社会资源、服务和商品之间的平等分配，同时还要关注保护地球母亲以及其对动植物群的慷慨赠与”^[24]232。

在环境议题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方面，被访者和绿色社会工作视角看上去都是综合的角色定位，但是被访者其实是在辅助政府和政策倡导之间寻求平衡与合法性，谨慎地在现有的社会制度框架和政府治理框架内发挥角色作用。而绿色社会工作视角下社会工作者需要关注社会变革的角色^{[20, 35]}和倡导的角色^[1]。

被访者对环境工作中社会工作者职责的看法比角色定位更加被动和模糊。被访者对此的看法是不包含政策倡导的，只有一个被访者提及对于居民可以倡导他们提高环境权的意识。绿色社会工作视角下环境问题就是社会工作者的日常职责，这种对职责的看法是非常直接和清晰的。

在生态观方面，被访者在社会工作服务中更偏向人类，比较关注人在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中的需求满足，忽视动植物和生态环境也应作为社会服务的关注点。而且被访者自身生态观的内部存在矛盾，例如一方面认同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有关系、人在生活的环境中，另一方面却认为社会工作者与环境工作没有很大关系；一方面认为社会工作者有政策倡导的角色，另一方面却认为对于城市规划等政策问题无能为力或者社会工作者与环境议题没有关系；一方面认为要从居民需求出发，另一方面却认为居民的环境权方面要看政府的表述和导向。这些源于被访者不了解绿色社会工作理论，看待环境问题更多是出于自身的工作经验，对自身与服务对象在社会与文化、政治与经济力量脉络中的位置与彼此关系是否对等方面缺乏反思。^[21]184-185相对应的绿色社会工作视角则强调运用自反性对自身和服务对象做结构化的反思，避免“他者化”服务使用者。^[21]44-47绿色社会工作很强调弱势群体的环境权^[12]，而被访者在谈及环境权时大多关注普遍人群的环境权，缺乏对弱势群体环境权的结构化思考。

(二) 讨论

绿色社会工作的理念作为舶来品，是否能够适应中国的制度环境和实务现状是值得注意的。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站服务的情景下，购买方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虽然A市的社会工作站已经发展了十年有余，但是其工作重点还是受到地方政府和镇/街购买方的主导，社会工作者的环境意识也受到相应的服务导向和服务框架的影响。如果社会工作者缺乏自我反思性，不能从环境正义、环境权的角度思考垃圾分类、河涌治理等政府环境工作主线中社会工作者自身的角色和职责定位，则绿色社会工作理念很难与社会工作者的日常实践相结合，从而不能帮助社会工作者扩展对人与环境中自然环境^[12]的理解和运用。

西方一些国家的社会工作者协会、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已经强调环境正义是社会正义的一部分^[36]，而在开设环境社会工作相关课程的情况下，社会工作者的环境保护意识与其他国民并无显著差别^[1]，并且涉及环境议题的教育内容也不多^[19]。研究者指出，如果要培养在微观—宏观环境中为环境社会工作相关实践做好准备的从业者，那么社会工作的课程需要更多地将环境正义和倡导创造社会变革途径方面的内容纳入进来。^[20]本研究发现，社会工作者的环境意识具有政府导向性和经验性的特点，缺乏社会工作特有的环境正义视角，这与国外的研究结果相近又有区别。参照西方国家发展环境社会工作的经验，我国的社会工作学士、硕士教育缺乏绿色社会工作或者环境社会工作相关的课程内容，同时我国的社会工作行业协会也并没有十分明确地要求实务工作者在实践中融入环境正义的理念。上述课程设置和行业协会号召与支持条件的缺乏可能导致我国社会工作者仍然在辅助政府执行环境相关工作的过程中边缘化与自我迷失，不利于本土社会工作的“绿色”转向^[37]，而继续失去自己的专业发声则错失融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好时代机遇。^[38]

(三) 研究的贡献与局限性

不同于国外的研究采用生态环境意识量表测量社会工作者或社会工作学生的生态意识，本研究在梳理绿色社会工作分层环境意识框架的基础上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发现社会工作者的环境意识具有政府导向社区层次环境工作焦点、经验性看待社会—生态环境关系和环境权、平衡的角色定位和模糊的社会工作职责等特点。因此如果为了评估社会工作者或者社会工作学生与普通人群的环境观念异同而采用同样的生态意识量表测量，则可能无法发现社会工作者对环境事件的关注层次和焦点、环境议题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与职责、社会—生态环境的关系、环境权的看法的内在一致性或者矛盾性。此外，A市有十多年政府购买社会工作站服务的经验，研究其社会工作者和机构管理者的环境意识对我国绿色社会工作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发展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研究结果并不能推广到A市全部社会工作者，建议将来参考本研究结果的发现，设计绿色社会工作视角的环境意识量表，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定量研究，得到更有代表性的环境意识方面的调查结果。此外，A市虽然具有典型性，但是中国地大物博，地区差异大，社会工作发展基础也不一样，为了发展出我国社会工作者的环境意识的概念，建议以后可以开展跨地区比较研究，检验是否还有新的社会工作者环境意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