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我国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特别是显性的环境污染得到较大程度的遏制。但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由于环境和生态问题已经深深嵌入经济发展结构中,解决了可见的显性污染,更加隐蔽的生态恶化可能还未根本触及;解决了短期的环境问题,更加长期的生态社会公平问题可能会逐渐显现;解决了身边的、家园的污染问题,全球性的气候变暖等问题却更加棘手。
上述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中诸多困难需要通过制定政策和实践来解决,也需要进行学术研究,以揭示其深层困境及逻辑,促进包括环境公正在内的更广泛的社会公正[1],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20世纪90年代环境社会工作在美国提出,近年才被引入中国。作为社会工作学科的分支,环境社会工作既关注环境和生态话题的社会工作研究,也积极介入现实环境生态问题的解决,推动“共建生态社会新世界”①。环境社会工作与家庭、儿童、老年等传统社会工作分支学科领域相比,发展缓慢。环境社会工作学科概念在国外尚未统一,相关表述有绿色社会工作、环境社会工作和生态社会工作等。该学科引入中国以来,主要以绿色社会工作和环境社会工作两种表述在推进理论研究,近年来学术成果产出颇丰,其学科显性和关注度不断增强。在实务领域,一些以环境社会工作为主题的项目也得以实施,一线社会工作者初步开展了一些在地化的实践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效能。
但总体来说,我国环境社会工作分支学科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一些学者在介绍西方环境社会工作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在中国的社会学、社会工作等本土理论与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推动本土理论研究创新。但在研究方法层面,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关注度明显不足。本研究试图在梳理环境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社会工作倡导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以倡导为核心的环境社会工作方法体系框架,并结合团队前期实务和实地调查的案例资料,对方法框架进行说明、阐释和验证,以推动环境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的进展。
二、文献回顾与方法框架构建(一) 环境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构建
环境社会工作从提出至今发展较慢,总体上还处于概念构建、价值观及理论范式转换、教育课程设计等阶段。实务领域更是推进缓慢。在西方,学科发展更多是从实务中进行学理性的提炼和总结,探讨构建环境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在中国,环境社会工作实务领域总体上处于实践自发阶段,还未进入实践自觉阶段,也就是说,自觉运用环境社会工作学科知识进行实务工作的服务和研究较少。环境社会工作的发展总体上还处于构建实务模式阶段,尚未进入中观层次的社会工作实务方法的研究。梳理西方相关文献发现,相关研究有两个倾向:一些研究在理论层面探讨构建实务框架;一些研究从具体的实务案例中总结环境社会工作干预环境问题的模式。莉娜•多米内利认为,环境社会工作实务重在考察经济社会和物理环境危机之间的惯性,鉴别存在的问题,从而界定社会工作者的核心任务,明确社会工作者的核心定位。社会工作者的核心任务是对环境公正进行全面干预,处理压迫环境衰退和不公平的结构形式,给服务对象增权。[2]程鹏立把这种实务理论框架总结为“问题—任务—角色”[1]。《环境社会工作》一书则提供了5个环境社会工作介入实务问题的具体案例。该书通过描述社会工作者干预自然灾害和创伤性事件、可持续发展和食品安全等5个不同领域的案例,探讨了从个人、社区和社会的微观、中观和宏观等三个层面干预环境保护的实务模式,社会工作者如何从案例中归纳问题,并进行不同层次的具体干预。虽然探讨了从不同层次实施干预的具体方法,对社会工作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意义,但这些介入方法实际上还是在具体的微观层面,并没有建立清晰完善的方法框架。[3]
环境社会工作自引进到中国以来,其成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西方成果的介绍和推广。该阶段主要从环境社会工作的理论、实务和教育等几个方面传播西方环境社会工作或绿色社会工作。[1, 4-7]二是应然研究。学者们开始探索中国的环境社会工作可以(应该)怎么做。在实务模式方面,陈阿江等认为,环境社会工作从微观、中观和宏观等三个层面关注个体、社会组织、企业和基层政府的环境行为,环境社会工作者应该致力于推动环境社会组织发展、努力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积极参与政府环境治理。[8]罗桥等以社会工作参与气候治理为例,从社会工作者、社区、多元治理以及政策实践层面,阐述了中国环境社会工作参与气候治理的路径方向。[9]三是实然研究。学者们通过案例,提炼实务模式。古学斌等以参与团队在云南服务的发展项目为例,探讨了绿色社会工作(环境社会工作)实践的行动框架,其研究案例翔实,然而并未有效总结实践框架,但他们提出的政策倡导却很有意义。[10]尚静和张和清也运用实证案例分析了社会工作推进绿色减贫的实践策略。[11]
(二) 社会工作倡导
倡导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福利手段,在社会工作、心理咨询等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尤以在社会工作领域发展最久且影响力最大。[12]倡导在美国更多用于法律和政治领域:在法律领域指的是律师为当事人争取权利而辩护的形式;在政治领域指为了代表和维护某个阶级利益而提出诉求和要求。倡导被引入社会工作领域后,为描述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和责任,有了专门的定义。[13]10社会工作倡导的定义仅美国学者的统计就有90多种,但对其核心意思大家基本认同。[14]56中国学者的现有研究对这些定义进行了很好的归纳,其中,鞠露萍认为,倡导是倡导者在服务对象面临不利情境时,通过“代表” “影响”两个维度去“代表案主”“影响外界”,从而使服务输送体系能够更贴切地回应服务使用者的需求。[15]10张宇莲和刘梦认为,倡导的核心定义就是要推动政策改变或者影响决策。[16]
西方学者关于社会工作倡导的研究主要包括倡导的类型、战略、策略、层次等。有学者把倡导的类型分为内部倡导和外部倡导、个案倡导和集体倡导;有学者分为联盟式倡导、中立式倡导和对抗式倡导;也有学者分为案主倡导、原因倡导、立法倡导和行政倡导等。[14]157-229[17-19]加姆森将倡导策略分成三类:强制性策略、实用主义策略和规范性策略;施耐德和莱斯特也提出了倡导的三个战略:合作战略、运动战略和竞争战略,并分别提出了具体的策略。[14]129-130[20]戴维森和拉普提出倡导的三个层次:个人层面、管理层面和政策层面。[21]
中国学界对社会工作倡导研究不足,成果较少,现有成果还处于介绍国外成果阶段。一些研究运用国外的理论框架分析中国的社会工作服务案例,比如社会工作倡导在失独家庭服务中的运用。这些研究在分析失独家庭的需求后,提出社会工作倡导的内容和方法。总体上看,这些研究对更加深入理解社会工作倡导方法有一定帮助,但对社会工作倡导作为一种方法的在地化创新不足。[15]3[16, 22]把社会工作倡导与环境社会工作联系起来的研究很少,古学斌等提出中国的社会工作者可以基于绿色社会工作实践经验,帮助决策者制定方案,倡导政策改变。[10] 李安麒研究了社会工作倡导理论介入社区生活垃圾分析的实践,总结了社会工作者对社区居民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行动倡导经验,并构建了社区工作运用社会工作倡导的模型。[13]37-39
综上可知,环境社会工作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在国内和国外都处于早期阶段,有关环境社会工作方法的研究更少。虽然社会工作倡导在西方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经典领域,但在中国受关注较少。笔者认为,鉴于环境社会工作学科特点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需求,社会工作倡导作为一种方法在环境社会工作领域有很强的契合性和广泛的运用前景。本文拟结合社会工作倡导的经典理论和中国环境社会工作实践,尝试构建环境社会工作倡导法的一般框架,并对实践案例进行分析。
(三) 方法框架构建
环境社会工作实务中的倡导法更多是一种中观的方法,社会工作者主要面对集体或群体开展工作。根据环境社会工作实务的特点,结合以往学者的贡献,本文把社会工作者倡导的对象分为政府、企业和民众三类。针对政府、企业和民众,社会工作者干预的目标有政策倡导、行动倡导和观念倡导。②在具体倡导时,应该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战略和具体策略,而社会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同。表1显示了环境社会工作倡导方法的一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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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环境社会工作倡导方法框架 |
社会工作者针对政府对象的倡导目标主要是政策,因为政府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政策对环境和生态保护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政策倡导时,社会工作者与政府积极合作,游说、建议并协助政策主体做好政策制定,同时监督政策的有效执行。在整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充当专家、顾问与促进者的角色。企业作为最大的市场主体,也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主体,企业的环境友好行为是环境保护和生态改善的关键。因此,社会工作者对企业的倡导以行动为主要目标。社会工作者采取谈判、施压等诱导的方式促进企业合作,督促企业改变排放污染和破坏生态的行为,促进企业的生态利益自觉。[23]对不合作的企业,社会工作者可以采取冲突等竞争方式,迫使企业减少或杜绝环境不友好行为,实现生态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充当谈判者、协调者和公共利益的经纪人等角色。民众是最大的社会主体,是环境保护和生态转型最终的践行者,但民众的行动改变来源于观念的改变。因此,社会工作者对民众倡导的主要目标是观念改变。社会工作者与民众一起生活,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进行政策和理念宣传,并进行知识教育,掀起民众观念改变的思想运动。在整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扮演动员者、倡导者和教育者的角色。
三、以倡导为核心的环境社会工作方法实践(一) 以政府为对象的政策倡导
政策倡导是社会工作者干预环境的一个重要方法,它的主要对象是政府,因为政府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社会工作者在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进行政策倡导时,应该采取合作的策略,而不应采取冲突策略。以环境政策为例,政府的政策行为分为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改变等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措施和扮演的角色均有所差别。在政策制定阶段,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社会生活中出现了环境问题,但没有相关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者可以是促进者并积极呼吁制定政策。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人大、政协代表形成提案,向政府提出决策建议。社会工作者还可以通过媒体发表倡导性文章。二是新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征集公众意见。社会工作者作为政策涉及的某方面专家,可以通过网络或书信等形式向相关部门反馈意见和建议。在政策执行阶段,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政策执行松散,有法不依。二是执行有偏差。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工作者可以发挥督促作用,代表公众要求执法部门严格执法,积极作为。干预的渠道有监督部门的电话、市长信箱、媒体等。政策改变是社会工作干预的一个重要目标。社会工作者基于本土社区嵌入的环境社会工作实践经验,发现问题,推动政策改变。社会工作者推动环境政策的改变也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政策的修订或废止。社会工作者依据实践经验提出该政策修改或废止的建议。二是政策具体执行措施的改变。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发现,基层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方法和措施导致政策执行效果欠佳,可以提出建议,帮助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提供执行绩效。具体干预的形式可以是撰写决策咨询报告、调查报告、面对面沟通等。
本研究团队在实务工作过程中曾经遇到上述某些方面的问题,并通过可行的手段进行或计划干预。第一个案例是,团队在长江保护法立法过程中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在制定过程中曾两次向公众征求意见,最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于2020年12月26日通过,2021年3月1日开始施行。在两次公众意见征求的过程中,本研究团队结合研究和实务经验,通过规定渠道提出了意见反馈。古学斌和多米内利也建议,运用良好的绿色社会工作实践经验,社会工作管理者有可能倡导政策改变,并在2015年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保护中国传统种子的提案。[10]第二个案例是团队根据社会调查对基层政府提出政策咨询和建议。团队在进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实地调查过程中发现,不同省的两个镇在乡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因政策执行措施不同导致效果差异较大。A省X镇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改厕过程中,镇政府把改厕的权力交给村民,村民自行找施工队,自行改厕,镇政府负责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镇政府把3000元政府补贴发给村民,再由村民和施工队结算。结果是群众对改厕效果满意,镇政府也感到轻松。而B省Y镇在改厕过程中,镇政府统一招标选取施工队,施工队进入村民家改厕,最后经镇政府验收合格,把3000元补贴直接给施工队。结果是改厕问题多,群众不满意找政府,政府做了很多事,却麻烦不断。③这个案例充分表明,基层政府在执行上级政策过程中,对不同措施方案的选取直接影响了执行效果。笔者假设B省Y镇政府在制定改厕政策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政府应该做改厕的“掌舵人”,而不是“划桨人”。因为团队和Y镇相关领导建立了良好关系,正在撰写建议,倡导Y镇领导改变政策执行措施,以谋求更好的政策绩效。
政策倡导对社会工作者自身的要求较高,它要求社会工作者依据社会工作实践经验对相关政策文本和实践提出制定、执行和修订的建议。社会工作者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专家、顾问和促进者的角色,要求社会工作者不仅要有较好的实践反思能力,还要有较好的咨政能力。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工作者由于教育、经验和能力不足,难以满足政策倡导的任务要求。教育不足指的是社会工作者在接受学校教育和专业教育时,政策倡导的教育课程缺乏。经验不足指的是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偏重微观的直接服务,倡导等间接服务经验较少。能力不足指的是社会工作者在受教育和实践中,偏重动手能力,解读政策文本和协助政策建议的能力不足。为了做好社会工作倡导,特别是环境社会工作倡导,应通过改进课程、加强专业督导等手段,有针对性地提升社会工作者的政策倡导相关能力。
(二) 以企业为对象的行动倡导
企业是市场主体,也是影响环境和生态质量的最大社会主体,因此,企业理应是环境社会工作者的重要倡导对象。以政府为对象的倡导目标是政策,以企业为对象的倡导是行动,指社会工作者的干预目标是促进企业减少环境有害物排放,增加环境友好型行为。按理想类型划分,倡导企业环境友好型行动有合作和竞争两种战略。社会工作者或其工作机构在与企业接触过程中,应该尝试诱导企业合作,其主要策略是谈判和施压,可以从合规和超规两个方向进行。合规倡导指的是倡导企业按照政策法规要求进行生产,或者在新的规定出台前提前做好转型准备。超规倡导指的是倡导企业超出政策法规标准进行生产,提高企业品牌形象。以企业对象的行动倡导更多情况是企业不合作,上述合作战略失败,因为对企业来说,无论是合规还是超规,都意味着(至少短期内)生产经营成本(大幅)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者或机构的倡导战略只能是竞争,但这种竞争应该是在合法且不影响社会稳定情况下的竞争。竞争战略的具体策略可以多种多样,主要包括抗议、曝光、诉讼等。竞争战略的具体策略选择受政治机会结构影响[24],并不是施耐德和莱斯特所说的那样理想。[14]132
本文根据研究团队的实践经验提供一个行动倡导的合作类型案例。笔者兼职的S社会工作机构于2020年承接了重庆市C区的社会工作人才培训。该培训分为3期,共10天,实际参加培训的人数约为平均100人/天。按照惯例及培训主办方C区民政局的要求,培训承办方要尽量满足学员的要求,提供午餐、瓶装水、培训材料等。为了环保,特别是减塑,笔者设计了环保减塑方案,并与社会工作机构进行了多次沟通和协商,还代表S社会工作机构与主办方沟通商量,说服双方采取替代方法,在保证学员满意度不下降甚至提升的基础上,尽量减少塑料、纸张的浪费。经过沟通协商,环保减塑方案得以顺利实施。S社会工作机构在征得C区民政局同意后,先是在培训通知中增加相关提醒,提醒学员做好相关准备。具体提醒如下。
为环保减塑,本次培训请学员自带教材、笔记本和笔;并且尽量自带水杯,培训方提供茶水,尽量不使用或少使用一次性纸杯。培训方不提供统一午餐盒饭,改为发放午餐补贴,请自行安排午餐。④
在每场培训开始时,社会工作机构派工作人员再次强调相关安排,呼吁大家支持环保。同时,社会工作机构准备好大量的热水和冷开水,供学员随时取用。另外,为了补偿学员和民政局对方案的支持,社会工作机构拿出节约出来的等额的预算购买了水果、蛋糕、茶叶、咖啡等供学员取用。培训结束后,经社会工作机构的民意调查,学员对环保减塑方案没有不满,相反对培训会务服务很满意。具体节能减塑的措施及效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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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S机构培训项目环保减塑策略及效果 |
(三) 以民众为对象的观念倡导
针对数量最大、存在形式最分散的一般民众来说,其环境倡导的意义不言而喻,但倡导的难度也很大。笔者认为,在当前中国,以民众为对象的倡导目标是观念,通过民众观念或者环境意识的改变来促进民众行为的改变。虽然很多研究表明,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可能存在脱节现象[25],但在诸如“低成本”情景等条件下可能是高度相关的[26],或者说改变观念是改变行为的前提条件。环境社会工作者可以采取运动战略,动员最广大的民众群体形成共识,继而形成环境和生态保护运动或潮流,从“共识动员”到“行动动员”[27],其影响力会很大。在民众环境意识的社会工作倡导中,社会工作者主要是动员者、倡导者和教育者的角色。社会工作者依靠机构、社区、志愿者或其他团体的力量把民众组织起来,然后社会工作者链接环境生态专家或环保组织资源,对已经组织起来的民众开展环境教育。
本文作者曾经亲自参与一个环保组织的工作坊,与其他参与者一起分析并构建了一个高校食堂减塑的倡导路线图。⑤本文以此为案例,尝试分析环境社会工作者针对一般民众的观念倡导如何可能。如图1所示,在老师的指导下,T高校社会工作者协会协调联系校内环保协会、志愿者协会和其他社团来动员组织学生。然后,社会工作者协会链接资源组织减塑工作坊和开展讲座向学生进行环境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开发课程工具,包括课程包和课程模块。同时,社会工作者协会协调校园社团来影响学校食堂的管理者和商家。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形成操作手册。在T高校食堂减塑经验和工具的基础上,再向该地区其他高校推广,最终形成地区高校食堂减塑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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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校食堂减塑观念倡导行动路径 |
环境社会工作在中国发展迅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但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推动环境社会工作学科发展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指导实务发展的需要。社会工作倡导作为一种方法,其历史悠久,但在中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社会工作倡导在环境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中有很强的契合性,构建其在环境社会工作中的运用框架,并推进其在实务中的运用具有重要意义。按照干预目标来分类,环境社会工作倡导可以分为以政府为对象的政策倡导、以企业为对象的行动倡导和以民众为对象的观念倡导。在不同倡导类型中,社会工作者运用不同的战略和具体策略,承担不同的角色,对服务对象进行干预,以政策改变、行动实施和观念转变促进环境友好行为,推进生态文明实践。
环境社会工作在中国还是新鲜事物,实务方法的探讨更是如此。本文虽根据文献和实务经验尝试构建环境社会工作倡导法的一般框架,并以具体实务案例加以分析、说明和佐证,但研究还处于尝试阶段。希望更多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加入环境社会工作研究和实务工作中,共同为中国的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注释
① “共建生态社会新世界——不让任何人掉队”是2022年世界社会工作日的主题,其具体内涵参见 https://mp.weixin.qq.com/s/RfdmPNkPSSpF2x_cMr-jJQ。
② 这里采取的是理想型的分类方法,作者是按倡导的目标进行分类,目标可能有很多,但特定对象最主要的目标只有一个。
③ 案例资料来源于笔者团队在A省X镇和B省Y镇的实地调查。
④ 来源于培训方案和通知。
⑤ 该路线图是笔者和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钟兴菊老师带着研究生一起参加太平洋环境资源中心、绿石环境保护中心主办的“2020减塑倡导工作坊”合作的成果,此处引用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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