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价值一直被视为社会工作学科的核心，特别是在专业实践中，这一核心的作用更为突出，它几乎成为社会工作这种助人职业的本质特点之一。^[1]2014年召开的世界社会工作者联合大会在对社会工作的内涵进行界定时，就把社会工作视为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学科，强调这样的学科具有追求个人福祉、社会正义以及集体责任等核心准则的伦理要求。^[2]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本土社会工作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截至2018年底，已经拥有38.3万个社会工作专业岗位、5.1万个社会工作服务站、9 793家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867个行业协会。^[3]显然，本土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提炼已经摆上日程，成为本土社会工作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的难题。^[4]然而，本土理论的提炼离不开伦理价值的文化反思，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社会工作的伦理挑战首当其冲，急需发展具有在地文化伦理价值的知识。^[5]实际上，一些本土的学者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尝试，只是这些有关社会工作伦理价值的讨论和反思主要集中在伦理价值的分析上，就伦理来谈伦理，并没有把社会工作的伦理价值与专业服务联系起来，使社会工作伦理探讨成为“纸上谈兵”。

实际上，以西方博爱精神为基础的社会工作伦理价值倡导的是一种普世化的伦理原则。^[6]这种普世化的伦理原则在强调多元、变化的后现代的社会生活中面临不可调和的矛盾，^[7]特别是在需要结合在地化、场景化的实际服务要求时，这样的普世化伦理原则常常使社会工作者不知所措，^[8]不是将自己的伦理价值强加给服务对象，就是在道德上过度同情弱者。^[9]这样的普世化伦理原则对于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因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走的是一条场景化的专业化发展道路，需要社会工作者在多样、变化的服务对象日常生活场景中开展专业服务。^[10]因此，有必要从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角度出发，回顾西方社会工作伦理的发展历史，考察社会工作伦理与专业服务的内在关系，重新理解社会工作伦理在专业化发展中的位置，以期为当下快速发展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提供有益的伦理价值指引，使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真正拥有文化伦理价值反思的现实生活基础。

19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方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成为工人阶级。他们在城市生活中不仅面临收入低微、住房拥挤、环境恶劣以及无钱治疗等方面的挑战，而且还常常出现酗酒、犯罪等问题。为此，一些上流社会人士和中产阶级意识到贫富差距可能带来社会动荡，于是，他们以自愿的方式发起了针对贫困人群的慈善组织运动。^[11]23因为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影响，慈善组织运动要求人们关心社会中的弱势群体。^[12]慈善组织运动的倡导者认为，这些弱势群体之所以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是因为他们要么对信仰不够虔诚，要么自身的道德品格存在欠缺。^[13]63-64因此，上流社会人士和中产阶级也就需要通过友善访问员(Friendly Visitors)的身份进入到贫困群体的家庭中，借助日常生活中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影响和感染贫困人群，纠正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不良行为习惯，提高他们的自制力，改善他们的人格，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生活状况。^[14]显然，社会工作正是在伦理价值的推动下产生的，它甚至直接把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准和自制力作为专业服务成效的重要考核标准。^[13]75

不过，随着慈善组织运动的推进，人们渐渐认识到慈善活动需要使用科学的方法，以避免当时出现服务资源使用的浪费和重复现象以及因不加区分提供救助导致的依赖行为。^[15]为此，慈善组织运动倡导一种“科学慈善”的助人方式，要求把进入到贫困人群家庭中开展入户服务的社会工作者训练成“社会医生”。^[13]86作为慈善组织运动的重要推动者，玛丽•里士曼也深受“科学慈善”思想的影响，她吸收了达尔文主义的贫困观，不再把贫困人群的性格问题视为道德方面的欠缺，而是作为个人与环境关系不佳的表现。^[16]特别是在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受到专家的质疑之后^[17]，里士曼直接借助当时的医学模式，将社会工作视为由研究、诊断、资源分析和治疗四个阶段组成的一套科学的治疗计划。她强调，“个案工作是有意识地借助个人影响个人的方式调整个人与环境的关系，促进个人人格发展的过程”。^[18]里士曼甚至声称，社会工作者就是医生，只不过他们从事的不是生理疾病的诊断，而是贫困问题的“社会诊断”。^[11]33里士曼认为，社会工作者承担的是一种社会协调者(Social Adjusters)的角色,既需要帮助个人适应社会环境，也需要改善社会环境满足个人成长的要求。^[16]显然，通过里士曼的改造，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得到了极大提高，已经从以道德为主导的慈善活动转变成以科学为主导的助人行为。

在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社会工作踏上了一条科学慈善的精英主义伦理观的发展道路，科学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而理性作为科学的代名词被视为万能的，能够发现世间普遍存在的运行规律。^[19]这样，在科学的光环下，伦理价值也就被当作非理性的部分退出了专业服务的考察范围，专业服务转变成了纯粹的技术。因此，对于科学实证主义而言，谁掌握了科学也就意味着谁拥有了能够指导别人的科学知识，他们就有了话语权，是社会的精英。^[20]这种建立在科学实证主义之上并且对科学顶礼膜拜的精英主义伦理观也因此成为社会的主流。从表面上，这种伦理观推崇的是一种客观的科学态度，但是实际上，它促使社会工作者成为弱势群体生活的“评判官”和“支配者”，不仅让社会工作失去专业反思能力，成为一种傲慢的专业实践，而且让社会工作无视在科学名义下隐藏的对弱势群体的冷漠和压迫。^[21]104-114

由于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社会工作者开始从社会结构的维度重新思考社会工作的基本定位。^[22]他们认为，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之前盛行的心理动力学派还是当时时髦的系统视角，都忽视了一个根本的事实：人是生活在社会环境中的，社会性就成为理解人的成长改变规律的核心和基础。^[23]232而传统的社会工作不是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个人的心理问题，给个人的生活贴上负面的社会标签，就是运用适应或者匹配(fit)的概念督促个人遵循现行的社会规则，无视社会环境背后的社会逻辑以及可能存在的不合理之处，导致社会工作很容易成为管理者的工具，放弃所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所需要倡导的社会公平的伦理价值。因此，作为社会工作者需要跳出传统个人或者系统分析的视野，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理解个人面临的问题，将个人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把社会改变也作为社会工作的服务目标之一。这样，社会工作就拥有了一种社会批判的视角，或者把个人的问题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考察，理解个人问题背后的社会结构因素，或者把社会的问题放在与个人的关联中进行分析，理解社会结构因素对个人生活的影响。^[24]5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社会工作也就被视为一种带有强烈伦理价值关怀的服务，它不仅无法做到客观中立，而且需要有明确的伦理价值基础，保持伦理价值的警觉。只有这样，社会工作才能真正成为解放人的科学，打破科学实证主义传统服务所依据的决定论的哲学逻辑。^[24]6

这种社会批判视角的社会工作坚信，社会也需要改变，因为社会生活中始终存在着权力的不平等，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常常遭受社会的忽视或者排斥，就像社会工作者一样，其在专业服务中拥有比服务对象更大的权力，如果社会工作者不对自己提供的服务保持警觉，就会按照自己理解的专业标准强迫服务对象做出改变，忽视服务对象自身的成长改变要求。^[24]5-6随着这种公正平等思想的深入人心，反性别歧视、反种族歧视、反年龄歧视等争取平等的观点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批判视角的社会工作到了20世纪90年代也开始转向对一般社会歧视的抗争，不再聚焦于某一种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改变，而是吸纳更为广泛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成果，推崇服务对象增能和社会倡导的实践。^[23]227显然，此时社会批判视角的社会工作就有了站在社会弱势的服务对象立场上表达他们改变意愿的要求，并且通过与服务对象的平等对话找到能够增加社会公平的个人和社会的改变。^[25]2这样，社会批判视角也就具有了探究的特性，它能够帮助人们找到历史社会发展的规律。

与传统社会工作不同，社会批判视角的社会工作不再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有需要的个人或者人群上，在预先设定好的有限的环境中开展专业服务，而是通过审视特定社会场景中的反身性行动(reflexive action)，^[26]把个人的改变与社会场景的改变联系起来，从相互影响的动态角度理解个人的改变，视个人为社会的人，除了拥有个人改变的要求之外，同时也承担着社会改变的责任。^[27]因此，批判反思(critical thinking)也就具有了通过权力分析和主流意识审视融入社会生活，实现个人改变与社会改变相结合的基本功能。

正是因为如此，在社会批判视角的社会工作看来，科学实证主义逻辑所倡导的精英主义伦理根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不仅存在着权力不平等，而且不断生产着不平等的关系^[28]，像女性就被天然地视为应该承担照顾者的角色，需要服务家庭，照顾家人。^[29]这样，站在社会弱势人群的位置考察他们不利的社会处境，进而找到推动社会结构层面改变的路径，这既是确保生产平等社会关系的科学要求，同时也是实现人文关怀的伦理价值诉求。^[21]45-55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精英主义伦理是不存在的，它只会导致社会工作成为主流不公平社会结构的傀儡。实际上，社会工作者是积极的道德实践者^[30]，他们所需要秉持的是一种英雄主义伦理^[31]，能够敏锐地意识到性别、阶层、种族等现象背后存在的权力不平等及其社会分工的要求，并且为社会弱势人群发声，成为弱势人群利益的代言人和倡导者。^[21]45-55

尽管社会批判视角的社会工作不赞同科学实证主义提出的精英主义伦理，质疑其科学慈善背后对社会不公平的忽视，倡导一种以社会结构为改变导向的英雄主义伦理，要求社会工作者承担起社会公平的责任^[32]，但是这两种看似矛盾的伦理实际上却具有共同的特征，它们都假设存在客观的正义伦理，相信普世化的伦理观，认为人具有理性，能够理解和分析事物的本质，掌握事物的运行规律。此外，这两种伦理观依然是站在专家的视角来审视社会弱势群体的处境的，不仅忽视了不同社会弱势群体在具体生活场景和社会关系脉络中的差异性，而且难以转换到不同社会弱势群体的位置上对日常生活处境施加积极的影响。^[25]113-132因此，有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所提倡的普世化伦理观，表面上倡导公平正义，但是实际上推崇的却是道德狭隘主义。^[33]这促使英雄主义伦理在后现代社会来临之际面临越来越多无法回避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社会工作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34]在管理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社会工作变得越来越程序化和标准化，而服务对象自身的发展要求和主观经验却被人们所忽视。^[35]1-2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影响的扩展，有学者直接把后现代建构主义逻辑引入到社会工作实践中，挑战社会工作的科学实证主义逻辑，要求人们关注个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呼吁社会工作向后现代转向。^[35]18他们认为，借助语言和叙事就能够把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中的主观意义解释与周围环境的要求联系起来，呈现个人与环境双向影响的动态过程，从而能避免陷入因果关系的科学实证主义逻辑。^[35]2这样，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就不是科学实证主义所说的谁影响谁这种机械的关联，而是人们在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的使用建构个人现实的过程。^[36]242这样的个人现实建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现实建构的过程，因为人们通过投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周围他人互动以及赋予自己生活意义的过程，与周围他人一起建构起社会现实。^[35]16正是因为如此，社会工作伦理也从抽离日常生活的普世化伦理原则探讨转向在地(local)经验的梳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37]社会结构的宏大分析也就需要转变成日常生活的话语分析，即特定场景中的具体实践过程，包括其中的权力、身份和改变过程。^[38]

这样，个人也就不再被视为单独的分析对象，可以脱离周围环境受个人心理本能的驱使，而是作为能够借助语言在特定历史和文化的处境下与周围他人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人。^[37]即使个人自我，它也不是个人的某种心理特征，而是个人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对自己的理解，是一种人际关系中的自我(relational self)。^[39]122-125因此，社会工作的目的也就从寻找现实问题的解决答案转向日常生活新的意义的开启。^[39]168-170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例外经历(exceptions)、成功经验以及其他的发展可能性也就成为个人成长改变的关键。^[23]175可以说，人们怎样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也就意味着怎样理解自己和周围环境，相应地，也就会怎样应对周围环境的挑战。^[36]244从这个意义而言，一种新的故事讲述方式就是一种新的行动方式和新的社会关系的建构方式。它既是生活意义的探索，也是社会现实的建构，意义和现实两者实现了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在与周围他人相互对话过程中不断被建构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自我就是随时变化、无章可循的。实际上，人们在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面前都面临一个相同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保持自我身份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否则，人们的个人生活就会遭遇困扰。^[36]250人们的自我并不像科学实证主义所说的那样是被动的，只需要适应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实际上，它具有积极的建构功能，能够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不同信息组合起来，赋予一定的意义，并且能够依据人们以往的经验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重新理解。^[36]250显然，每个人的自我是不同的，人们就是通过自我这个“眼睛”观察和理解周围环境提出的挑战，建构自己生活的故事。^[36]249而且，人们生活意义的赋予过程是在特定文化场景中发生的，它本身就需要对文化传统进行重新的理解和解释。^[36]251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根本不存在科学实证主义所说的“客观现实”。^[40]463

后现代建构主义逻辑还吸收了法国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观点，将福柯的知识和权力的分析框架运用到助人的服务实践中，强调知识和权力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任何知识的讲述都涉及权力的运作；同样，任何权力的运作又需要借助一定的知识讲述。就像社会主流文化，其中就包含如何将主流观点合法化、正常化的权力影响过程。正是借助这个过程，个人的、在地的生活经验就会受到忽视和曲解，不是被主流文化边缘化，就是被主流文化矮化。^[41]这样，对现实处境的了解就必然涉及对社会主流文化观念的权力分析以及争取公正平等的抗争过程，具有了在不公平的处境中争取平等话语权的要求，由此延伸个人的成长改变的空间。^[35]52

一旦社会工作引入后现代建构主义视角，就意味着人们不能把自己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相反，需要把自己放回到与周围他人共同建构现实的场景中，视自己任何一个决定和行动为他人发展要求的理解和回应，涉及双方甚至多方发展要求的平衡。因此，可以说，社会工作是一种实践性的伦理活动(a practical-moral activity)。^[35]31它的成功与否不是看人们能否克服面临的问题，而是能否与身边的他人进行积极有效的对话，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35]33因此，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就不是一种纯粹的知识技术的实践，它与伦理的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这样的伦理要求与社会批判视角的英雄主义伦理完全不同，不是关于宏大的社会历史规律的探究，而是有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个人成长改变空间的发掘。^[35]30显然，这是一种针对普通平民的生活关怀，是人们对特定日常生活场景中的伦理责任的承担，它关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挑战以及赋予的生活意义。^[40]467

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不是借助专业方法和技巧施展自己影响的过程，而是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周围他人相互对话的过程，涉及人们不同生活经验和观察视角的碰撞，以及相互之间的生活经验分享。基于此，人们才能从对话交流的过程中看到不同观察视角和生活意义解释的可能，重塑自己的生活经验。^[36]255也就是说，人们只有通过与周围他人的对话交流，才能了解自己的生活观察视角和意义解释的方式；同样，人们也只有在对比自己的生活观察视角和意义解释的逻辑时，才能了解周围他人的生活经验。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反身性对话。^[42]这种对话是人们寻找新的生活意义的重要方式和过程。^[40]467

显然，正是在后现代建构主义视角的影响下，人们要求社会工作的伦理价值从英雄主义的历史创造回归到普通平民的日常生活关怀，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处境中行动选择的道德指引。不过，这种针对普通平民的生活关怀也遭到很多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这种生活关怀的伦理带有明显的后现代建构主义对确定性的否定，让人们极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旋涡中，各说各的道理，最终失去评判的标准。^[43]特别是后现代建构主义对语言和符号的重视，让人们极容易只关注到自己看到的世界以及赋予的意义解释，忽视个人解释之外的现实因素的影响。^[44]

在后现代建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女性主义开始意识到传统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尽管揭示出女性地位不平等背后的社会结构的影响，甚至要求用女性的视角解读女性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但是实际上它仍旧采取一种本质主义的普遍化的解释逻辑^[45], 倡导女性也要像男性一样拥有自己的本质特征，以区别于男性。^[46]这样的性别视角很容易促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所有的女性都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生活经历和成长改变的要求，最终导致以反对性别歧视为理由的新的社会歧视这种“虚假的平等陷阱(false equality traps)”的出现。^[47]为此，女性主义开始放弃一致化的思维方式，将差异化作为实践的目标，关注特定处境中个人经验的个别化(individualization)过程,把特定历史和社会处境融入到个人经验的建构中，形成第三波女性主义，即后现代女性主义。^[48]73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也因此发生了观察视角的转变，不再像传统社会工作那样探索普遍化、一致化的规律以及普世化的伦理价值。

在差异化的探索中，个人主体不再被视为一种本质的属性，而是作为不断变动的现象，与特定的场景和权力关系紧密关联在一起，是一种“过程中的主体(subject in process)”。^[49]这种差异化的理解很容易触发个别化的理论倾向，使人们陷入悲观的相对主义争论中。^[50]正是因为如此，女性主义一直所秉持的关怀伦理(ethic of care)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既能够帮助人们避免陷入传统的二元对立的科学实证主义逻辑中，又能够帮助人们摆脱相对主义的困境。^[48]72这种关怀伦理与英雄主义伦理形成鲜明的对比，强调根本不存在普遍、抽象的伦理，所有的伦理都发生在特定历史和社会场景的具体实践中，通过人际之间的信任和同理实现对他人的关怀。^[51]显然，关怀伦理不同于英雄主义伦理，它立足于人际关联的责任假设，不是个人的责任要求。这样，女性主义把伦理真正扎根于平民的日常交往中，拥有了平民关怀。

对于后现代女性主义来说，这种平民关怀伦理有着与英雄主义伦理根本不同的知识观，它不仅注重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和国际化运动以及多元福利制度影响下形成的多元化的思想,而且关注在地的独特经验。^[52]这样，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也开始放弃二元对立的科学实证主义逻辑，取而代之的是对多元化服务逻辑的追求。她们反对从二元对立的单一维度去寻找和验证所谓的“事实”，将不同主体看作是对立的，要求人们从多元的角度来理解相互之间的差异，倾听相互之间的不同声音，学会在差异化中实现多赢。^[53]因此，人们的知识也就与人们所处的实践位置相关，是一种位置化的思维，即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观察视角，人们在尝试理解是什么和怎么做的时候，也需要警觉自己位置的局限性；^[54]否则，就会以“科学”事实的名义把自己的想法加强给别人。^[55]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后现代女性主义倡导关系中的自我，把个人与人际关系中的他人联系起来，但是它也注重人际互动中的权力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呈现的社会结构的影响。这样，个人的问题也就具有了社会改变的空间和解决的路径。^[56]后现代女性主义强调，通过这种个人与环境相互建构的观点就可以帮助人们摆脱二元对立的掌控逻辑，选择一种“双赢”或者“多赢”的服务框架，让个人独特的生活经验呈现出来。^[57]正是基于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思考，后现代女性主义要求社会工作者放弃代表弱势声音这种浪漫化的自我理想，转向采用一种协同方式(work with)与服务对象一起在现实的社会处境中寻找成长改变的路径，呈现社会公平的要求。^[58]因此，协同伙伴关系也就发挥着多元化的知识生产功能，它除了具有处境化的社会建构的特点之外，同时还拥有了超越当下二元对立的掌控关系，追求社会公平的发展要求。^[59]

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影响下，社会工作探索出了一条以差异化、多元化知识观为基础的平民关怀伦理的路径。这既可以避免制度决定论，看不到个人的能动作用，也可以避免个人“英雄主义”，察觉不到环境的限制和条件。^[60]不过，这种平民关怀伦理继承了后现代建构主义逻辑对日常生活场景的强调，促使社会工作者在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变动场景中不得不面临抉择的困难。^[25]52

显然，只要社会工作者在差异化、多元化的服务场景中开展专业服务，平民关怀就成为这种专业服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伦理不再是游离于专业服务之外的精英主义伦理，也不是抽离日常生活的英雄主义伦理，而是镶嵌于复杂、多样的日常生活中并且伴随着日常生活一起变化的平民关怀伦理。实际上，当伦理借助后现代建构主义逻辑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它在多元化的现实生活面前的内在矛盾也就逐渐显现出来。一方面，它要求人们对日益复杂的日常生活保持无条件的关怀；另一方面，它又借助专业服务帮助人们学会掌控多样化的日常生活。这样，就会迫使人们陷入生活掌控的权力游戏怪圈中，变得越来越脆弱，因为人们越想掌控多样化的生活，就越担心生活的多样化，也就越需要无条件的关怀，而无条件的关怀又会进一步激发人们掌控多样化生活的欲求，最终导致无法承受多样化生活的选择负担。可见，由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平民关怀伦理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无论人的耐心还是智慧都是有限的，在多样化的现实生活面前，人们只有放弃这种掌控逻辑，才有可能将多元化的专业服务与现实生活的伦理关怀结合起来，相互促进。

有意思的是，中国文化也关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伦理价值，尤其儒家，强调人的“自我”本质上是一种关系中的自我，与身边的周围他人紧密相连在一起，梁漱溟甚至直接把中国文化称为一种伦理关系本位的文化。^[61]正是这种伦理关系本位的文化催生了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差序格局的关系。^[62]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因此成为探究生活道理、体察生命意义的修为，一种扎根于日常生活中又需要不断超越自己的精神之旅。^[63]不过，与后现代建构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不同，中国文化对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伦理价值采取的是一种有限理性的态度，即假设万物是变化的，“人能弘道”，但“道不能弘人”，人们只有放弃掌控的想法，借助调整自己的内心状态才能直接关照宇宙万物的变化。^[64]显然，这是一种有限理性下的平民关怀。

这样，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首先需要学习的不是无条件关怀，而是接纳自己的有限性，即学会面对日常生活中的不同，把不同作为“变”的基础，通过反观自己找到接纳这种不同的方式，从而在不断“变”的过程中察觉到外部环境的变化与自身变化的关联，发现其中“不变”的道理。^[65]显然，只有通过这样的有限理性下的平民关怀，人们才能够将专业服务建立在现实的日常生活基础之上，并且借助专业服务为平民关怀的伦理延伸提供条件，让人们投入到当下的生活场景中，实现自己与他人、内部与外部的平衡发展。^[66]

由此，那些看似消极“不作为”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舍”的应对策略也具有了伦理价值层面的意义。它们不再是毫无价值可言甚至令人不齿的主题而被学者束之高阁，而是作为积极的伦理要求成为有限理性下平民关怀中不可或缺的内涵。这样，无论是日常生活中“舍”的伦理价值还是“得”的伦理价值都需要重新进行评估，因为“舍”和“得”都是日常生活改变不可缺少的方式，而且各自成就着对方。否则，一旦脱离其中任何一方来考察另一方，都会使伦理价值失去日常生活的现实基础。要么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要么成为脱离日常生活的“空中楼阁”。

自社会工作诞生之日起，伦理价值就被视为专业的核心，并一直在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发源于慈善事业的社会工作走上了科学慈善的道路，并且相信通过纯粹的科学理性分析与实践，就能够改善助人服务，由此对“科学”顶礼膜拜的精英主义伦理开始出现。20世纪60年代之后，受社会批判理论影响的社会结构视角开始走进社会工作，促使社会工作倡导一种能够带动社会结构改变的英雄主义伦理。尽管此时的伦理开始与专业服务相结合，但是仍然倡导一种与精英主义一样的普世化的正义伦理，这样的伦理相信存在普遍的、一致的客观规律。这种宏大的科学叙事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的猛烈抨击，社会工作也因此走向普通平民的日常生活，提倡一种针对普通平民的生活关怀。在此基础上，后现代女性主义则把差异化、多元化的逻辑引入社会工作，提出一种从人际关系入手的关怀伦理，推崇特定历史和社会场景实践中的平民关怀。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工作逐渐从抽离日常生活的英雄主义伦理转向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平民关怀伦理的过程中，这种以无限理性为基础、强调无条件关怀的西方伦理价值正面临日益复杂、多样生活的挑战，让社会工作难以承担专业服务所需要的选择重任。与西方伦理价值的发展历史不同，中国文化一直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价值，并且推崇一种有限理性下的平民关怀，把接纳生活的局限作为前提，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生活现实。为此，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在专业化发展进程中，就需要引入中国文化的精神资源，把有限理性作为平民关怀伦理的基础，促进伦理价值与专业服务的结合，找到本土化发展道路的伦理价值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