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社会治理研究所,江苏 南京,211167
2. 社会治理研究所,江苏 南京,211167
2. Institute of Social Governance,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Jiangsu, 211167,China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新兴职业,在我国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2020年南京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课题组的最新调研数据①显示,专业社会工作者和行政(社区)社会工作者的主观社会地位认同分别为4.750和4.211②。1到10代表主观社会地位的范围,1表示最低,10表示最高。两类社会工作者的主观地位认同水平相比于最大值10和中间阶层的5—6,属于相对偏低的水平。主观社会地位认同是指个人对自我在社会地位结构中位置的感知。[1]主观社会地位认同和专业认同密切相关,直接影响着社会工作人才的幸福感和社会工作队伍的稳定性。[2]早期国外对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的研究和阶层意识的形成密切相关,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主观社会地位认同对个人的健康和幸福感具有较强甚至超越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预测效应。[3-5]因而探究社会工作者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的形成机制对于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既有社会地位认同的研究通常关注成熟职业的研究,对尚未成熟的新兴职业社会地位认同的关注较少。成长中的新兴职业因其不完善,从业者的社会地位认同的生成逻辑为我们提供了洞察社会地位认同新机制的捷径。社会工作作为国内的新兴职业,长期以来面临着工资待遇偏低、职业发展空间受限、社会认可度较低的问题。尽管近年来社会工作者的待遇和社会认可度有所改善,这些问题依然是困扰社会工作实务界和学界的问题,严重制约着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发展和更新。社会工作者主观社会地位认同普遍较低,社会大众对其认可度也普遍较低是公认的问题。[6-7]职业认同研究关注收入待遇以外的发展空间、工作自主性以及社会认可这些社会文化性因素对其地位认同和职业认同的影响[6, 8],但对社会工作者专业认同和社会地位认同背后的根本机制仍然关注较少。
通过对已有社会地位认同、社会工作专业认同和专业性研究文献的回顾和梳理,归纳地位认同研究中社会性意涵匮乏的问题。然后以新兴职业社会工作为例,采用质性半结构访谈法收集资料,揭示作为社会文化因素的专业性通过影响社会工作者的自我价值感和社会认可度进而影响其社会地位认同。之所以采用专业性作为社会文化性因素的核心内容,是因为专业性与其他社会文化性因素诸如职业自我认同、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密切相关,是其根源所在。社会工作的工作环境、人际关系、发展空间、社会认可等社会性因素均可以归纳在专业性范畴中,但没有穷尽专业性的内涵,也没有阐明社会(专业)认同的根源。因而本研究的问题是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认同体现了怎样的逻辑机制?本文的结构为,首先是社会地位认同和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文献回顾与评述,其次是本文的研究方法、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过程的基本介绍,然后对研究资料进行呈现与分析归纳,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与讨论。
二、文献回顾(一)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社会性内涵的重要性凸显
主观社会地位认同源于国外对幸福感和健康心理因素的探究。既有研究多发现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相比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其身心健康程度具有更积极的影响或者说二者密切相关[9-10],由此说明主观社会地位认同作为社会心理因素对个人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而社会学中对主观社会地位认同也就是社会阶层认同的研究源自马克思的阶级意识理论分析,但主观社会地位认同区别于阶级意识,注重个体的社会地位认同而非集体的地位认同。[1]研究发现,客观的社会阶级或阶层分类和主观的阶级或阶层认同并不总是一致的。[11]由此产生了多种解释。
关于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的研究主要有三种理论解释,分别是经济结构决定论、国家中心论和历史文化中心论。[12-13]经济结构决定论强调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三个指标即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和职业地位对主观地位认同的影响。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房产、金融类财产和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的积极对应关系。他们发现,住房作为财富相对于传统的职业分层对居民的阶层认同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家庭收入和家庭资产对居民的地位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11-13] 2003年到2012年间国人的平均主观社会地位逐渐上升,经济等收入因素对其具有最强的解释作用。[14]不同于对微观层面因素的考量,国家中心论认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因素对社会地位认同作用的影响更大。比如户籍制度对城乡居民阶层认同的差异性影响通过情景性的机制发生,使得农村居民的阶层地位认同更易于受到社区环境的影响,城市居民的阶层地位认同则更少受到社区环境的影响。[11]甚至单位层级对社会地位认同也具有积极影响[15]。也有研究认为,市场转型的制度变迁导致参照系的变化,从而使得横向比较群体的不确定性增大,使得市场经济社会相比以往计划经济时代社会地位认同更趋于下降和偏低。[16]与外在的结构性资源和社会制度影响说不同,历史文化中心论突出文化和社会交往等因素的影响。后现代主义的阶级死亡论和阶级碎片论倾向于认为阶级正在消亡,传统的社会阶级的标志性指标正逐渐失去其预测效力,被其他如消费文化、社会交往等因素所取代。[11]消费社会的兴起使得学历、艺术修养和休闲文化资本等对阶层认同的影响越来越强。[17]个人所经历的社会流动和文化活动等情况影响其社会地位认同[18]。个人根据参照群体的不同产生不同的社会地位认同,进而产生相对剥夺感的解释基本属于此类。[18-19]
以上对社会地位认同的解释多将社会地位的影响因素实体化,除了历史文化论外,较少将社会地位放置在社会关系和文化情境之中考虑。随着脱贫攻坚战的顺利完成,我国在2021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都有了较大提升。在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我们在现代化新征程上着力实现2035年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追求全面小康基础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和高质量的社会经济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语境更注重内涵式发展,注重民生的保障,满足人的需求,尊重人的价值,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注重精神需求满足更多于物质需求的后物质主义思潮悄然兴起。[20]这也提醒我们更多关注社会地位认同的社会文化性意涵以及社会地位认同所能带来的积极结果。
(二)社会工作专业认同和社会地位弱势的根源模糊
关于社会工作者社会地位认同的研究较少,但与此相关的职业认同和专业认同的研究较多。本文中的专业认同和职业认同可以互换使用,已有文献中的专业认同或职业认同基本为professional identity的翻译,国外学者认为专业认同和职业认同基本为同一含义。[21]这些研究主要从结构性约束和主体性建构两个角度,从社会工作者个人与自我、同工、机构和服务对象等的交往互动来探索专业认同或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和形塑机制。[22-23]多数研究注意到个体性的需要满足、人格特征、个人与机构的关系等因素影响其职业认同。如人际关系满意度和外向性、自律的人格特征对其职业认同具有积极影响。[8]社会工作之所以处于弱势地位是因为社会工作不能满足从业者的各层次需求。[24]社会工作的“三高”(负荷、压力和服务风险)付出与“三低”回报(薪酬、社会认可和归属感)的不平衡关系导致社会工作职业认同较低、社会地位式微。[6,25]
社会工作的职业认同和专业认同的研究对其社会地位认同研究具有重要启发。但这些研究多将其社会地位低下归结于结构性的社会经济或制度因素,个别研究也有提及社会认可与归属感。但对社会地位的专业性根源缺乏深究,没有进一步阐明,从而导致对社会工作的专业认同和人才队伍建设的理解和推进受到限制。
综上可见,主观社会地位认同受到囊括学历层次、经济收入(或财产)和职业类别等客观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社会制度、参照群体、社会交往和消费行为等社会文化的影响。既有研究对主观社会地位认同影响因素的探讨仍然以结构性因素为主,受后物质主义理念的启示,我们注意兼具特质和专业关系属性的专业性(主义)对主观地位认同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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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相关研究概念框架 |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南京市的社会工作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半结构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笔者将社会工作者区分为在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机构工作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在城乡社区工作的实际社会工作者,包括网格员、社区的书记和主任。本文为了研究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认同,为了可比性考虑,我们以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为主要访谈对象,将社会工作管理者作为访谈资料的辅助性来源。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的分类是参照王思斌对现代专业的社会工作和传统的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分类而产生的。[26]
(二)核心概念
本文的核心概念是专业性。学界围绕何为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或专业化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特质论,另一种是权力论。前者以格林伍德为代表,认为系统的理论、专业权威、社区认可、伦理守则和专业文化构成专业性的五个标准。该理论成为众多专业团体成员追求的方向。[27-28]后者认为社会工作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和政治压力,需要一个貌似客观的中介机构来协助政府分配资源。也就是说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是政府权力强加的,是政府权力运作的结果。[29]本文采用特质论的观点,认为社会工作具有与其他职业共同的专业性标准,因为即便是政府赋予和强加的专业性,离开了一般特质论所说的专业性共性标准也会变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持续发展和赢得尊重。同时,专业性不能被单纯实体化,而是应当将其视为一种主体间建构的过程与结果,因而专业性本身也具有专业化的社会关系的内涵。简言之,专业性既是特质又是专业人员与服务对象或工作对象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将其称为专业性概念的“关系论”。
国内研究者认为专业性是基于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价值指引下的知识基础,结合本土化的西方理论体系以及实操化的实践知识和技能等所组成的体系。[30]本文讨论的专业性主要是在整合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外在的易于识别的专业文化符号如标识、符号、资格证书、头衔、荣誉等;二是专业知识体系诸如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技能、伦理守则与实践智慧等;三是专业准入边界,即相对于外群体的不可替代性[31],即专业区分度和独特性。社区认可更应该被视为一种专业性建构和专业性展现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因而没有将社区认可维度纳入其中。
(三)研究方法
访谈在2020年4月实施,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主要采用电话或微信语音访谈,少部分访谈采用面对面的形式,平均每个访谈的持续时间为1小时左右。我们共访谈了社会工作者24人,其中社会组织负责人14人,事业单位社会工作者5人,社区负责人5人,另外还访谈了社会工作管理者10人和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师8人作为辅助资料。访谈对象的基本分布见表1。对访谈资料的分析主要采用主题分析的方法进行分类、归纳,并建立不同主题之间的联系,形成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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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列表 |
(一)社会工作实践中薄弱的专业性现状
社会工作在国内作为一个新兴的职业,其专业性直接影响着社会大众对其从业者的社会认可度。失去了专业性,社会工作“会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成为人尽可为的职业”[32]。专业性的表征既包括浅显的、外在的专业标识,也包括内在的专业知识技能;既包括专业和行业的准入门槛等,也涉及专业标准和专业规范。
1. 专业文化符号的模糊使社会工作者缺乏存在感
有社会工作者认为,社会工作不像其他职业具有比较明显的外在和内在标识,提示其专业身份的差异性,常被人与志愿者混同。[33]访谈对象认为,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方法、技巧方面不能直观体现出社会工作这一职业。不像医生或者护士一样,能够一眼看出他们的职业。医生或护士工作方法的可呈现性、独特性都比较充足,而社会工作者就不具备这些,或者说在这方面需要加强。
社会工作者没有属于自己行业的标识性很强的东西,例如服装、徽章、logo等。这些标识性的缺乏,也给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带来一些阻碍。居民对我们社会工作者的身份会保持怀疑的态度,往往会把社会工作者跟社区的工作者混为一谈。这样一来,社会工作的差异化和专业性就更不容易呈现。(点将台福利院GH)
另外一部分社会工作者则认为社会工作的专业规范和标准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工作中难以体现其专业性。由此导致社会大众对于社会工作的理解比较片面,认为社会工作者只是居委会处理家长里短的杂家,而认识不到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佑安医院LJ)。
可见,外在的标识、符号、标准与规范对塑造和彰显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具有重要影响。杨发祥、叶淑静也认为,通过统一着装、小礼品和标语等物质形式向公众展示社会工作者的形象,有利于扩大公众的认知,增强社会工作者的文化认同。[23]
2. 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知识体系内涵认知模糊
专业性资质和专业性认知是指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论、知识、技能和实践智慧等。社会工作不同层次的从业群体,从督导、高校老师、专业社会工作者到社区工作者和实习生的专业性方面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一些问题。一些督导专家由于缺乏系统的培训和专业背景,被认为缺乏专业性。社区社会工作者由于缺乏专业背景和相应的培训,专业性较差。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师的学科背景和专业认同问题也较为突出。[34]社会工作实习生在机构实习时,则难以得到专业化的指导。因而从学校到机构到行业均表现出专业性知识理论与实践技能有待强化。
现在有一些督导专家评估,讲的一点都不专业,讲一些跟专业无关的东西。你说你怎么保障?说不定就把人家项目给带偏了,专业的问题也没看出来。(益民社会工作者JYY)
科班出身又从事社会工作专业的人员并不多,大多因为理论和现实差距以及薪资待遇、眼高手低等,不能长期从事社会工作。而非科班出身的在理论上会有一些欠缺,专业性方面有待加强。(爱之光社会工作者DXW)
社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不足,上岗前的培训较少,只能通过边工作边摸索来进行提升。(社区工作者JNJ)
老一批的专业教师即将退休,新一批的教师队伍构建还未跟上,难以为继。其他专业老师转入,造成部分老师还存在不认同社会工作专业等现象。(高校教师STS)
现有的社会工作机构专业性欠缺,比如没有专门的督导,可能有些学生没有去专业社会工作机构,而是去了养老机构、社区等单位实习,学生难以接触到专业的社会工作实务。(高校教师STS)
专业性薄弱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先行于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发展,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流失和社会工作被政府吸纳的结果,使得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在实践中既有先天的不足,又面临本土化社会工作实践的挑战。不同的从业者对专业性的理解有一定的差异,表现为“学院派”和“实务派”的差异。“学院派”更注重专业流程方法与规范,“实务派”更注重实效。这可能会在实践中造成一些冲突、误解和混乱,不利于社会工作专业形象的确立。
大家对专业性的理解不同,很多人提到社会工作时,会提到小组、个案这些模式。我认为专业性更多来自于实践中的总结提炼,专业是我在特定的环境中可以解决问题、在服务中如何高效。大家对这个专业的理解会出现偏差。(障碍人士服务中心XNF)
3. 社会工作的专业准入门槛较低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技术类岗位,如果要确立其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度,自然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准入门槛。准入门槛成为一个职业专业性和权威性的标志,也直接影响着社会大众和从业者自身对其可替代性的感知和专业合法性的认可度。专业准入门槛决定着人才进入的难易程度,也标识着社会工作就业机会的可替代程度。过低的门槛和高可替代性将会降低其社会声望,从而难以在社会价值规范层面成为社会大众可欲的对象。也就是说降低门槛损害其价值合法性,同时也会增加其进一步提升专业水平的难度。相比美国社会工作者从业的最低学历要求是本科,大多数社会工作岗位要求硕士以上学历,我国的入行门槛较低,社区工作者对学历基本没有要求,社会工作者资格证书的考试条件最低学历是高中。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专业准入门槛较低,社会工作者队伍的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入行过于容易使得社会工作更加难以获得社会尊重与认可。机构社会工作者相比社区工作者的准入门槛相对更高一点,因而他们展示出的专业性更多,在专业性方面得到的认可相应也更高一些。
社会工作门槛太低,非社会工作专业工作人员的专业化较差。社会职业认可方面比其他行业比如医生、护士、教师等要低。并且容易与志愿者混淆,很多人对于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存在误解。(儿童福利院XHY)
如果一个行业不具备一些专业性,没有任何的准入机制,什么人都能做,凭什么行业待遇要提高呢。(高校教师ZGL)
社会组织的社会工作者更加专业一些,因为社会组织注册的时候一定要有资质才能注册。社区的社会工作者拿证的比例大概一半多,但跟社会组织的社会工作者专业性相比还有差距。(社会工作管理者ZJY)。
(二)专业性影响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的逻辑机制
1. 专业性不足削弱自我价值感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职业,旨在以专业的工作方法,以助人自助的理念,帮助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增强发展的功能与潜力,促进社会和谐。这一职业灌注着更多的价值关怀。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自我价值实现是人最高层次的需要,以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社会尊重的需要为前提。[35]专业性不足影响其自我效能感和社会认可度,从而影响其自我认同感和自我价值感。
自我价值的实现首先以社会工作者对专业价值理念的认同为基础。唯有价值认同才会促使社会工作者选择社会工作,甚至在明确意识到社会工作待遇比较低的情况下,依然选择这一职业。只有他们能够坚定地做下去,以至于将社会工作作为终身奋斗的事业。而那些专业价值认同较低的人通常不会选择社会工作职业,即便选择这一职业,也难以长期做下去,易于流失,更无从谈起个人的自我价值实现。
执业药师ZLP误打误撞进入社会工作行业,在从事这个工作的过程中觉得这个工作比较有价值感,后来就选择留在了这个行业里,一直工作到现在。她现在是机构的法人、负责人,于2010年就拿到了社会工作中级职称,2014年成为南京市社会工作督导,2019年通过了高级职称的笔试。无论是薪酬待遇,还是行业对她的认同都给她成就感和价值感,这也是她坚定继续去从事这个工作的动力。她认为“如果没有这种价值、对社会工作的信念的话,你很难会留在这样的队伍中”。
首先我自己对这份工作还是比较认可的,所以才会做了这么多年。原因有两个:第一,我觉得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比较有意义,能体现我的专业性和价值观。第二,在服务、所有的项目研究中,我的专业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个人的价值也得到了实现。(乐众社会工作者ZLP)
然而,事实上以反面的价值认同和自我价值感为主。较多的社会工作者无法感受到专业带来的价值感和自我实现感。社会工作职业和行业无法较好地体现价值感和成就感的内容主要表现在社会工作督导和老师的专业价值感的不足、社区工作者的专业价值感薄弱以及社会工作的“万金油”定位等三个方面。一些社会工作者提到社会工作督导和老师的专业价值认同不足,社会工作督导和老师作为社会工作者序列中较为高阶的专业人员无疑影响着行业的发展和其他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和价值感[22],从而影响其自我实现。
社会工作信念体系搭建不完整。例如,有一些老师也没有这个价值,他可能都是从历史系、数学系,随便哪个系跨过来的。他可能在讲课的时候也带有个人偏见。所以我觉得这个信念就是一个连锁反应,你不能单一地责怪学生,也不能单一地责怪老师。(南京市未成年救助保护中心HCL)
社会工作督导和高校社会工作专业老师对专业价值认同的不足以及缺乏统一规范的专业培训,使得他们难以更好地在行业和专业领域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上述案例中反复提到的专业价值认同的薄弱或偏差折射出社会工作专业性中第二个维度专业知识的专业性薄弱,包括专业价值理念等。专业价值和知识体系的不足使其难以更好地发挥示范和引导作用,从而损害个人和其他社会工作者的职业价值感。
另一些社会工作者则提到了社区工作者的价值感比较薄弱。由于社区工作者的定位一开始并不是社会工作者,他们在政策激励下主动或被动地报考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这一群体的专业价值感相对比较弱,被社会和政府定位为“万金油”,“无法发挥自身的专业价值”(高校教师GXM),自我实现和成就感自然无从谈起。
社区工作者受重视程度不高,岗位的晋升不明显,对社会工作概念比较模糊,没有社会工作理念、社会工作价值、社会工作专业等方面的概念。社会工作应该深入发展才能在社会治理、乡村振兴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现在社会工作被称为“万金油”,反而没有发挥出社会工作专业在学科上、实务上的作用。(社会工作管理者HMX)
社会工作管理者和高校教师等对社会工作者雇员式的“万金油”地位并不满意,期望有更加专业的定位和发挥空间。这说明在实践中社会工作的西方专业模型和中国的社会工作实践尤其是行政化的社会工作具有较大的张力。理顺这一关系,给予社区社会工作应有的专业地位,改善其专业性形象,对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价值认同感的回归和提升具有重要价值。这对于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与专业化进一步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专业性是如何影响自我价值感的呢?其逻辑机制源于专业性的关系主义维度。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社会生活越来越依赖细化的分工。专业性正是劳动分工的体现,因而专业性并不只是一个实体性的特质,而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专业性所围绕的社会关系使其能够为他人产生价值和创造价值,包括功利性的价值和道德价值。专业性特质和水平的高低意味着其准入门槛和独特性的高低,进而影响其对于他人和社会的价值与效用,继而影响自我与他人的价值判断与感知。专业性影响自我价值感的本质逻辑在于其关系性的内涵与特征性特质的综合作用,其核心可归结为“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
2. 专业性不足损害社会认同度
社会地位的主观自我认同受到社会大众认同度的影响。也就是韦伯所说的社会地位的财富、权力和社会声望三大维度之一。[36]社会声望对于新兴的职业尤为重要。根据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社会是由互为主体性的人组成的共同体。社会的动力结构是承认—蔑视。“感情上的支持、认识上的尊重、社会交往中的重视”[37],借助爱(友谊) 、法律(权利)、团结的承认形式可以消除社会不公正。[38]100-135
当社会工作者不能获得社会大众的积极认知和社会评价时,从业者就会从内心感受到不被别人尊重和承认。因此,他们的幸福感会受到影响[21,35],难以建立较高水平的社会地位认同。较低的社会地位认同则直接影响着他们对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的认同度,影响其忠诚度和职业责任感,从而不利于职业的成长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2,39]
社会工作职业的社会认同受到单位性质的影响,体制内的社会工作者由于待遇较好、工作稳定性较好,相对而言其社会认可度较好。史柏年认为,体制内社会工作机构由于附属于政府部门,其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相对更好,社会认知和认可度更高。[27]体制外的民办社会工作专业机构的社会认知和社会认同却较低。官办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者、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者和社区社会工作者是三类不同的群体。专业性对其地位认同的影响势必具有差异性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的共性是,专业性的高低均或多或少影响政府和社会大众对他们的认知和认可度。
体制内的社会工作者在职业发展、工作稳定性、收入平衡性方面还是很不错的。儿童福利院对社会工作的认可还是不错的。社会认同情况,一般不能说很好。(儿童福利院XHY)
我的职业岗位是在区一级的平台,对于自我发展和专业的契合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自我认同和职业认同,相对比较高。在社会认同方面,我们在的这个点是区级的一个中心点,我们身边接触的人对于社会工作的了解度以及认同度比较高。乡村居民的这种认同度相对要低一些,但是整体比较好。(乐众社会工作者ZLP)
很多人离职的原因一是对薪资不满意,二是社会认同感比较低。我觉得整个行业的社会工作者需要共同来推动专业度、服务精准度以及服务满意度的提升。我不仅要做到让服务对象满意,还需要推动整个行业在社会中的认可度。我觉得需要提升三个方面:一是他的职业认同度,二是薪资保障,三是大的社会环境的认同。这个能够满足社会工作者个人的情感需求,以及他的生存需求。(乐众社会工作者ZLP)
社会工作作为职业不仅满足从业者的“生存需求”,也是其“情感需求”满足的重要来源。这里的“情感需求”就是指被社会大众认同和承认的需求。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社会工作者并没有感受到足够的社会认同。这种社会大众的认同和评价因为承认主体间的属性,又不可避免地会感染和影响到社会工作者本人的自我认同感。尤其是当自我期许较高,但是事实上并不被社会认可时,这种心理落差无疑对自我地位认同的消极影响比较大。社会工作以促进社会公正为宗旨,认同和承认的公正也是其基本内容。社会工作的宗旨和社会工作者本身无法获得认同和承认的公正会造成社会工作者内心的矛盾与焦虑,影响其自我定位和稳定性。
我觉得首先从个人来说,一个人的自我认同非常重要。对每个人而言,他的家庭成员的这种认同度也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家庭成员的认同度,以及他的同辈群体的这种认同度,都会影响到他个人的这种判断。还有社会大环境,大家觉得这个行业怎么样。我觉得是这三个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认同感。(乐众社会工作者ZLP)
别人问我做什么,我就说就一直做社会工作者,就觉得自己一直都把自己好像搞得很高(尚/端)似的。但其实相比别的行业,我们做的工作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差的。第一,有的人他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第二,人家知道你做什么之后,就觉得不需要(你),更多时候觉得就跟社区大妈一样。(乐众社会工作者ZLP)
社会工作者的社会认同不仅来自服务对象,也来自周围的其他群体。社区社会工作者尤其如此。提升社区实际工作者的专业地位,将其纳入专业化的序列,建立一个融合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对提升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社会认同具有积极影响。这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本土化专业实践。[33]
基于以上对社会工作自我价值实现、专业性和社会认同的讨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影响其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的逻辑逐渐清晰。我们向社会工作者了解是否认为社会工作是一个理想的工作以及原因是什么。根据访谈来看大部分人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工作。访谈同时也伴随着全市范围的问卷调查。前文所述问卷调查的结果也显示,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的主观社会地位认同普遍偏低。社区实际工作者相比专业社会工作者更低。这也间接印证了专业性高低对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
就待遇与社会地位而言,从收入角度它不是一个理想的工作。(儿童福利院XHY)
希望从立法角度提高社会对社会工作者的身份认可,认可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领域的作用,提升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社会工作管理者MXW)
希望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为社会工作者提供更多的晋升空间,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工资薪酬,从而吸引更多高素质、高学历的人才加入社会工作者队伍。(社区负责人YS)
国家要重视起来,应出台更多重量级的纲领性文件,提升社会工作行业的社会地位,提振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的信心,为社会工作行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高校教师ZGL)
专业性不足何以导致社会认同感降低?其内在逻辑机制源自承认理论。霍耐特受米德、黑格尔等人的启发,认为人的主体性源于主体间承认的经验,具有主体间的特性。我们对自我的认同和承认部分源自他人对我们的认知和承认。同时我们在适应社会规范融入社会共同体的同时有权利要求他人给予尊重和承认。[38]106-108专业性本质既是特质又是一种普遍化的关系,这种关系所带来的人际互动给予社会工作者、其服务对象和其他社会大众充分展示尊重与被尊重、承认与被承认的空间。因而专业性的状况和高低会在关系性的互动中生产正向承认或负向承认。其核心过程可归结为“主体间性的承认”。
综合以上访谈资料的分析可知,在社会工作的社会地位认同过程中有一条较为清晰的逻辑呈现出来(见图2)。也就是社会工作行业的专业性程度影响他们的自我价值实现程度和社会大众的认同度,即心理情感需要的满足,从而影响他们的客观和主观社会地位,以较低的主观社会地位感知为最终结果。本文主要讨论了专业性机制通过影响社会工作者的价值感和社会认同度而对其主观社会地位认同产生影响。我们没有谈到专业性的提升影响经济待遇等传统社会经济因素进而影响社会地位认同,并不代表我们否认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我们不否认专业性水平与行业经济回报的相关性,访谈中不少人也提到了经济待遇较低对职业认同和人才流动的影响。但是资料的逻辑更为突出地指向精神价值和社会承认的需求对于崇尚利他主义的社会工作职业尤为重要。专业性影响自我价值实现的逻辑主要在于专业关系所产生的不可替代性的价值,而专业性影响社会认同感的逻辑主要在于专业关系的主体间性对承认与被承认、尊重与被尊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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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的专业性机制 |
综合访谈资料的分析可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专业性的高低直接影响从业者的生存需要和“情感需要”的满足。社会工作者的基础需要包括基本的保障其养家糊口的经济待遇,渴望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大众的认同;获得自我实现的价值感和成就感则属于更高层次的追求。社会工作者的弱势社会地位状况和从业者的各层次的需要难以满足密切相关。[24]一般情况下,个体各层次的需要在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都需要通过从事某一专业性的工作才能实现。对社会工作职业而言,专业性意味着行业的文化识别符号、专业的知识体系、行业的准入门槛(职业的不可替代性),也意味着一种专业的社会关系,社会工作者能否赢得政府、社会的尊重和认可也随之决定。
五、结论与讨论(一)结论
综合前文所述,我们借助一个新兴的职业即社会工作为窗口,从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切入,从自我价值实现感、社会认同度两个层面解释社会工作者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的专业性影响。笔者认为,以专业性为核心进而衍生出价值感和社会认同感,最终形成个人的主观社会地位认同感。该逻辑说明,社会地位认同的研究不能仅仅关注结构化的经济资源的分配,同时也应该关注人们的专业性工作体验基于专业特质和专业关系带给人们的社会认可、自我价值感与成就感。社会认可和自我价值感的形成既源自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水平,同时也源自社会大众包括政府以及普通民众对他们的定位与承认。社会地位认同的逻辑不仅仅是制度化结构化的工具理性逻辑,更是主体间相互建构的价值规范理性逻辑。因而,除了提升社会工作者经济性待遇以外,应该更多关注其心理情感需求。建立系统化的社会工作行业和专业制度规范,提高社会工作职业的专业性水平,从而提升社会大众的认可,也使得社会工作者实现其专业价值和人生价值。只有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成就感、价值感和社会认同感有了依归,其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认同才会提升,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才能得以持续健康运行,我国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也将变得更有保障。
(二)讨论
本文通过访谈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中不同来源的社会工作者,从微观角度分析社会工作者的主观社会地位认同偏低的原因。这些原因不一定是个体性的。关于社会工作专业性的论断基本表现为行业和群体性的问题,所以无法做到像量化研究一样,明确说是社会工作者个体的专业性高低会带来其价值感和社会认同度的差异。本文借助一项以南京为例的质性研究,以小见大,以微观的访谈资料分析,揭示出社会工作者主观社会地位认同偏低的专业性机制,以凸显社会工作专业性建设对社会工作地位和社会工作人才稳定性的重要意义。专业性通过价值感和社会认同影响其社会地位认同感的逻辑体现了社会工作专业认同的主体性建构能力。专业性相关的专业认同带来的价值感和社会认同感,作为一种意义框架和解释框架影响着个人对自我与他人社会关系的解释与定位。这正是专业性影响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的建构性逻辑,也凸显了价值理性相比工具理性对于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的重要意义。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从职业的专业性维度切入,探讨专业性的不足通过影响自我价值感和社会认同从而对从业者社会地位认同产生影响。这补充了社会学研究中社会地位认同研究的社会经济性解释[11],拓展了社会地位认同的专业主义和关系主义的社会文化性内涵,弥补了既有阶层地位研究的特质论和实体论的不足。第二,以实证资料证实专业性三大维度的不足通过专业特质和专业关系带来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感和主体间性的承认影响着社会工作的自我价值实现感和社会认可度,从而影响其客观的社会地位和主观的社会地位感知。最终在微观层面揭示了社会工作社会地位认同的主体建构逻辑机制。第三,相对于已有社会工作专业认同和社会地位的研究,本文更加关注专业性既作为特质又作为关系通过影响社会工作者高层次需要的满足,从而影响其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的逻辑根源。笔者将专业(职业)认同和社会工作社会地位相互割裂的文献勾连起来,相对于已有单独研究专业认同[8,22]和单独研究社会工作弱势社会地位的文献,从关系主义的主体性建构维度深化了对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社会地位的认识。
本文的不足在于两方面。其一,访谈中对社会工作者自我地位认同的讨论较少。但是从访谈中的大部分信息,仍然可以间接感知到他们自我地位认同较低,希望提高社会地位。与访谈同时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也支持他们较低的社会地位认同。其二,研究以社会工作者为例,初步尝试阐释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的专业性视角,未来对专业性的内涵和测量有待于进一步细化,对于其他一般性的职业是否适用,也有待验证。对社会工作专业性概念的界定主要囊括专业性文化识别符号、专业性知识体系和专业性边界三个维度,对专业性的质性测量仍然较为笼统、粗糙。受访谈资料的限制,本文尽力将访谈资料和归纳出的抽象概念相匹配,但在测量的准确性方面仍然有不足,希望在后续研究中编制社会工作专业性的测量工具,进一步深化社会工作专业性的研究。
综上,我们尝试提出以下三条提高社会工作专业化水平和社会地位,进而稳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政策建议。
第一,着力塑造社会工作专业文化符号。通过社会工作行业协会制定社会工作专业从业者统一的着装和符号标识,明确社会工作的人才分级评价和职称评定制度。统一的着装、符号和相应的人才(包括督导)分级评价、职称评定制度和规范化的实务操作流程,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易于识别的专业化文化符号系统。
第二,加强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体系建设。通过提升各领域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培训水平,提高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传统行政社会工作的整合性,促进本土化和专业化的积极融合与提升。明确社会工作专业性的标准,解决学院派和实务派的专业性分歧,同时着重培养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认同。具体而言,建立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社区社会工作机构和民政部等部门下属的社会服务机构长期合作交流的联合办学方针,推动社会工作在专业化和本土化相融合中进一步发展。
第三,提高社会工作专业准入门槛。通过提高社会工作行业的准入门槛,建立社会工作的专业区别度,提升其不可替代性。如明确规定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社会工作专业的教育背景或者职业资格证书。同时提高社会工作者的最低学历要求,比如本科以上,确立社会工作行业的区别度和不可替代性,从而逐渐树立和提高其专业权威性。
注释
①本文的访谈资料源自南京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调研课题组。该课题组由南京工程学院社会工作系张伟老师和河海大学MSW教育中心王毅杰教授等合作组建。课题组展开了全市范围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在此,谨向王毅杰老师、其他课题组成员和南京市民政局表示诚挚的谢意!由衷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②该数据来自2020年南京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课题组的问卷调查结果,源自504份专业社会工作者问卷和3392份实际社会工作者问卷的统计分析,读者如有需要,可以邮件联系作者获得该调研的更多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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