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社会工作开始进入一个高质量的创新发展阶段：“十四五规划”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机会，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成为社会工作新的时代重任，《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为社会工作明确了法定角色，乡镇社会工作站建设助推社会工作进入城乡基层，“双减”为社会工作服务儿童青少年提供了新的空间，疫情防控的常态化有助于社会工作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拥有一席之地。而要真正凸显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离不开高水平的社会工作研究。应该说，过去一年社会工作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一批年轻的社会工作研究人员正快速成长起来。这一年，社会工作学界围绕着社会工作理论建设、助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公共卫生社会工作发展、社会工作教育的转型升级以及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等主题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一、社会工作的理论建设：直面实践情境的学术反思

在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对“技术理性”展开反思，为了解决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改变服务对象失声的现象，主张从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建构社会工作的知识基础，运用非正式手段贴近日常生活、解决现实问题、回应社会需求，在场景中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循环建构，从本土实践情境中生发出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

通过梳理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逻辑，学者们提出了社会工作理论中国化的发展方向。徐选国提出真正的社会工作中国化是本土化与土生化的结合，即以回应本土需求为内驱力，实现从与西方接轨到文化自觉的转变。^[1]唐立和费梅苹提出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经历了知行分离、知行磨合到知行合一的三个阶段，其内在逻辑是从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知识内化到对本土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的建构，意在说明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提升应以实践为着力点，研究越接近服务对象的生活世界，越能够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双向互动和相互建构。^[2]面对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社会性之争，陈涛试图以组织模式区分专业社会工作和实际的社会工作，并分析在不同的组织模式下社会工作实务手法的局限性，提出专业化的组织模式难以开展整体化的、结构取向的工作，以政府为主导的组织模式难以开展个性化的、深入性的服务实践，而个体和社会的改变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因此，专业化并不是社会工作唯一的发展趋势，需要为社会工作寻找适合本土的发展模式。^[3]

然而在当前社会工作中国化的进程中，社会工作的学科自主性发展不足。刘振和徐选国认为根源在于三重依附，分别是对行政化发展路径、社会学及西方理论的依赖。他们认为要走出社会工作学科的三重依附，首先要实践自主，厘清与政府的关系；其次要学科自立，提升专业地位；最后要形成学术自信，摆脱西方理论霸权，提炼本土的经验理论，使自主性与社会性相契合。^[4]

在社会工作行政化的背景下，为了增强本土社会工作的自主性，王学梦和施旦旦重新强调以人为本的、系统的以及社会的观点，试图整合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和宏观微观层面的服务，增强职业的团结和共识，减少服务的碎片化和职业群体的分裂。他们以“点线面”的框架来整合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逐步采取找回人本、情感黏合、社会本质、系统融综和层级递进的五大原则，鼓励社会工作者走进服务对象的生活，以情助人、情理交换，促进服务对象个体与社会的相互接纳，综合性地运用三大方法促进个体性需求与社会性需求的满足。^[5]

面对社会学研究范式对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约束，郭伟和从实用主义的角度重新阐释了社会工作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强调研究的本土化在于基于本土情境的问题意识而非使用特定的研究规范。不同的研究旨趣对应不同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决定了不同的知识形态，因此，研究方法要适应研究对象，避免照搬西方概念及盲目套用形式化的研究方法。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包含从个体发展到社会变革的系统性专业，更适合发展多元化的知识类型，因而主张以实践主旨来引领认识论和方法论，避免特定的研究规范对于社会工作研究主题的约束。^[6]郭伟和反对科技理性对现实问题的裁剪，主张发展与社会治理现实相适切的学科发展模式，转向能力为本的专业训练模式，按照实用主义框定具体情境，围绕特定案例发展理论思考和服务策略，在特定情境中实现研究和实践的相互转化。^[7]

反思西方的技术主义对实践的支配，社会工作趋向于发展处境化的实践知识。安秋玲探索了实践性知识的生成机制、知识形态和社会属性。实践知识生成的起点是问题情境，伴随服务对象知识的进入形成应对策略，最后通过行动反思调整应对策略，^[8]进而形成四种知识样态，分别是以案例为载体的叙事知识、代表直觉反应的隐喻知识、能够反映实践者认知和行动的身体知识以及阐明实践相关性的命题知识。^[9]为了将个人经验层面的实践知识向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知识升华，安秋玲论证了实践知识的社会属性，表现在实践场域具有社会历史规定性、社会工作者具有社会文化处境化的特征、知识生成过程具有社会建构性、知识判定标准要求具有社会效用。为了推动实践知识迈向公共领域，安秋玲提出以自我叙事推动实践知识的外显化，以专业共同体促进实践知识的再构，以行动研究达成对实践知识的检验。^[10]

为了找到实践知识体系的立足点，学者们不断追问社会工作实践的本质。童敏反对标准化的科学服务逻辑，提出建立以“生活为本”的理论体系，基于生活场景利用生活资源，解决现实困难，满足差异化需求，扎根于生活并推动生活的改变，从而在本土的人与环境的循环影响中实现本土理论的建构，^[11]进而提出了场景化的服务框架，将人与环境的改变相连，揭示场景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内涵，制定最符合场景的行动策略。^[12]以抗逆力理论为例，童敏对西方理论概念进行本土审视，反对人与环境之间的抗争理念，提出用中国文化中的舍弃来平衡人与环境之间的张力，主张接纳现实的不足，适应环境的变化。^[13]何国良反思“关怀”与“管控”，对处于科学与价值的拉力下服务对象失声的问题，提出建立以“关系为本”的理论体系。何国良借鉴了关系心理分析和人本主义的传统，将平等互惠的关系作为了解和改变服务对象的前提，主张以“关系”为立足点，建构社会工作的专业体系，为积累实践智慧，发展包容多样的知识体系奠定基础。^[14]杨锃则将反科学异化的实践重点放在了“艺术性”上，强调回归关系的本真性。与科学不同，艺术实践强调本土性，只有社会工作者对服务使用当事者的认知和行为、日常生活的文化和制度有高度的敏感性，才能凭借真挚的情感打动服务对象，帮助服务对象完成自我实现，因此杨锃倡导复归本真性，以非正式性角色自然地介入服务对象的生活中，警惕正式角色和专业身份造成的威权主义。^[15]

为了促进实践知识的整合，学者从情感和理性并重的角度进行基础理论建构。林茂从系统论出发，试图在理论与实践之间、西方与本土之间实现多元整合，重建以人与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工作理论，提出以沟通理性整合个体与情境，借助日常生活的“场景理性”，以情理并重的逻辑在社会化中实现专业化的发展，从而超越国家概念建设人类共同体意义上的知识体系。^[16]张威将受助者的“基础能力”建设视为社会工作的根目标，以此整合社会工作的行动理论。“基础能力”是指知识、经验、感知三大系统之间循环对话的能力，其中，感知系统对于促进循环最为重要，情感作为行为的动机，能够驱动知识的学习、转化和经验的发展、更新，故具备“基础能力”更容易发展人际交往和专业精进所需的实用能力，这就是这一能力被冠以“基础”之名的原因。张威等主张通过广义教育激活感知系统，引导受助者敞开心扉，反思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尝试接受人、事、物的改变，用新的体验取代旧的体验，进而自我教育、自我塑造，增强受助者的主体性。^[17]

以上研究表明，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体系建设反思“技术理性”的弊端，在“生活为本”和“关系为本”的基础上建立实践知识体系，形成了情理并重、以情助人的专业价值取向。

二、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知识累积与有效衔接

中国的社会工作实践本质上是推动国家政策落地的过程，因此本土的农村社会工作必须以乡村振兴为目标。^[18]社会工作学界基于长期的参与式行动研究和实地调研，围绕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后脱贫时代的情感治理等议题展开研究。

向德平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导论》对国内反贫困社会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是这一领域的重要著作。^[19]文军领衔出版的《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研究》从社区介入、社区增权和社区营造等角度详细阐述了社会工作在反贫困实践中的具体操作过程。^[20]张和清总结绿耕二十年的农村行动研究经验，提出了“五位一体”的社区减贫模式与可持续发展模式，以资产建设为抓手，采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将经济嵌入到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之中。第一，在经济上将生计问题作为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关键，改变问题视角，发展优势产业，通过识别资产、合作生产、建构扁平化市场、营造社区共同体等方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21]第二，在政治上采取增权策略，通过志愿合作增强村民的话语权和参与权，重建村民主体性。^[18]第三，在文化上采取优势视角，反抗“中心—边缘”的发展主义话语体系，通过社区文化资产建设增强村民的文化自信。^[22]第四，在社会上借鉴关系思维，构建社区资源网络，培育社区利益共同体，以抗衡资本市场。第五，在生态上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采取结构性视角反思环境破坏的社会根源，通过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缓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改变将自然资源据为己有的自利心态，避免资本对环境的压榨。^[23]在以上五个维度之中，围绕农村社会工作实践路径的诸多讨论更重视社会资本的建设。万江红提出资产建设的核心在于人，主张推动村民参与，化被动为主动，化受助为互助和自助，由社区内生力量来挖掘固有资产，建设新的资产。该实践模式以唤醒村民主体意识为前提，促进农村社区发展的社会性参与。^[24]焦若水也强调从社会性角度切入建构社会工作对于乡村振兴的专业价值，将社会生态视角上升到宏观层面，以积极的社会保护激活农村社会资本，拓展社会投资。基于农村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本质，形成了“乡村性”的“社区为本”和“跨乡村性”的“关系为本”两种社会资本建设取向。^[25]

文军和吕洁琼提出了“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模式。该模式将社区视作有积极面向的、客观存在的实体，假设只有将社区发展融入到当地人共同的追求之中，才能唤醒农村社区的发展意识。因此，“社区为本”实务模式是一种以实现共同体为目标的、反思社会不平等并推进现代公平价值的集体行动，该实践系统将支持、赋权、倡导和反思融入其中，强调为村民赋权，培育社区的内生动力，促进社区资源的整合。^[26]然而，内生模式并不能适应所有乡村，在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有限、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境下，政府的引导和外部力量的支持不可或缺，为了探索如何与更广泛的社会环境进行动态互动，学界开始进一步探讨社区发展的新内生模式。^[27]

站在城乡一体化的宏观层面，众多研究者从“跨乡村性”的视角出发，整体性地探索如何建构乡村社会的新内生性。王思斌认为“协作再生产”是社会工作推进农村社会资本建设的基本模式，倡导社会工作者发挥多元整合建构的功能，撬动外部资源，依靠社区内外多种力量相互协作，促进社区网络拓展和资源的整合。^[28]黄渊基提出面对农村社区囿于内部社会资本所形成的“资源结构洞”，应当借助社会力量化解社区内部资源分配不均的困局。^[29]吴越菲反思城乡二元视角对农村社区的边缘化、被动化和问题化，主张去二元化，发展关系为本、合作赋权的服务理念。^[30]何雪松和覃可可从城乡社会学出发，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遵循点线面体的思想，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拓展人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兼顾乡村发展的历史背景。^[31]这就要求社会工作将长期扎根与短期干预相结合，在深入乡村、理解民心的基础上统筹城乡发展，将微观介入和宏观推进相结合，建立城乡一体网络和城乡资源的循环机制，从而将对内激活和对外拓展相结合，借助社会力量共建乡村振兴共同体，倡导社会工作者在双循环格局之中，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确立角色定位、谋划乡村振兴。

为了联合城乡力量共同应对家庭离散化和社区老龄化问题，学者们基于“跨乡村性”的视角提出以“关系为本”的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焦若水主张回归家本位文化，发展以“家”为核心的社会工作，立足家庭抚养、照护的基本需求，为家庭赋权，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政策倡导，发挥家庭这一福利主体的整合功能，重新激活城市流动人口与农村社区之间的连接，维护城乡社会网络，增强乡村社会的自助互助能力。^[32]邓锁和李斐提出在家庭之内、家庭之间、社区三个层次，构建以“关系为本”的照护体系，通过社会工作的介入将非正式的家庭自助互助与正式的福利机制连接起来，这一照护体系兼具伦理敏感性、差序格局和服务整合功能的本土化特征，有利于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康复的发展。^[33]马凤芝和王依娜提出“共振式增能”的农村养老模式，由村集体向老人让渡土地使用权，促进老人开展合作生产和对外销售，增强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从而构建新型养老共同体，在弱势人群和社区的共振中补齐农村社区的民生短板。^[34]

基于后脱贫时代贫困的相对性和多维性，学者们试图从社会工作的艺术性角度为“关系为本”模式下的社会资本建设做出有益补充。刘振和徐立娟强调“相对贫困”源于心理机制，要从个体化、日常化的“生活叙事”中解构差异化的思想观念，以情感治理重塑乡村社会的价值文化。^[35]徐立娟和陈丰认为传统的理性治理模式不适用于解决“相对贫困”，技术理性冲击了乡村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伦理规范，乡村振兴的工作难点从能力建设转移到发展动力提升之上，因此，主张为理性治理模式引入情感维度，并提出了社会工作情感治理的四重逻辑，分别是扭转“以贫为荣”的情感偏差、增强“摆脱贫困”的自我效能感、净化“攀比奢侈”的情感环境和重建“文化认同”的情感共同体。以期增强人文关怀，从激活个体内生动力到整合社区情感资源，借助情感力量激发农村社区的发展动力。^[36]

以上研究表明，聚焦资产建设、活力激发和主体性建构是衔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关键，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是激发活力，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为乡村社会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三、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建设：新兴的实践与理论议题

2021年全国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建设投入资金约24.9亿元，已建成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1.7万余个，引领了5000余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扎根基层，40000余名社会工作者驻站开展服务，累计服务对象达18.79万人。^[37]目前全国已有32个省份提出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建设实施方案，社会工作站的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各地实践样态各异。从学科发展视角来看，需要将各地的差异化探索推进至专业为本的规范化认同，最终达到社会工作站建设从增量到提质的新阶段。^[38]加强和完善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建设有利于推动基层社会服务体系和能力建设。^[39]

张和清的《“双百”社会工作概论》是对广东双百计划的系统总结，^[40]是基于乡镇社会工作站建设经验的本土化成果。根据目前已建成社会工作站的运行模式，徐道稳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直聘模式、外包模式和混合模式。直聘模式即乡镇（街道）与社会工作者签订劳动合同，乡镇（街道）承担用人单位的义务，社会工作者服从乡镇（街道）的管理和工作安排，享受劳动者的权利；外包模式是由县级民政部门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确定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的运营机构，由运营机构招聘社会工作者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混合模式是直聘模式和外包模式的混合。^[41]各个模式有其特定的形成条件和制约因素。具体而言，直聘模式具有社会工作者身份的个体化与非编制化、去机构化与弱组织化、社会工作队伍非专业化的特点。外包模式与当前政府引入社会组织托管公共服务空间的模式差异不大，不再赘述。混合模式是上述两种模式的优势集成和特征整合，在人才队伍上实现了本土化与专业化的结合，在组织运作上具有“公办民营”的特点，另外还形成了政社之间的联动治理机制。^[42]

就社会工作站的发展情况而言，学者注意到制约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建设发展的瓶颈问题。首先是 “政策共同体”问题，即各部门会调动多少自己拥有的人力、财力、资源去参与乡镇社会工作站建设，这将关系到乡镇社会工作站建设的进度和质量，并将进一步影响其发挥作用。这里必须讨论两类政策共同体的建立：一是作为这项工作推动者的民政系统内部各部门形成的共同体，二是负责这项工作的民政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形成的政策共同体。^[43]其次是社会工作站服务方法体系问题。从社会工作站的设置层级、路径依赖以及现实需求来看，哪些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发挥社会工作服务站的功能值得思考，在“低头拉车”的同时还要“抬头看路”，不断探索新的服务方法和服务技术。^[44]

就社会工作站的发展路径而言，王思斌认为，面对我国农村40年来改革发展的状况和农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乡镇社会工作站的建设应该采取积极稳妥、务实开放的发展策略。^[45]要坚持专业化发展发向、本地化发展思路。专业化发展方向就是要建立良好的队伍准入机制、构建有效的全面督导机制、打造内设型专业嵌入体系。^[46]本土化思路则是要积极吸引有志于服务农村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去农村工作；支持符合条件的村干部、年轻党员、大学生“村官”、儿童主任等成为持证社会工作者；对乡镇干部进行社会工作专业培训和教育，使其获得地方性资格承认；积极支持当地与社会工作关系密切的其他系统的工作人员参加社会工作培训和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成为“双料”农村工作者，使他们能更有效地参与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建设。^[47]

四、公共卫生社会工作建设：本土化与制度化

新冠肺炎疫情将健康社会工作从医务领域、精神疾病领域拓宽至公共卫生领域，与医务社会工作不同，公共卫生社会工作不仅仅在医院展开，而是以社区为点、社会为面，跨部门跨学科开展多方合作，为人民群众提供系统性的健康促进服务。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如何实现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建构，将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纳入应急管理体系，从而持续性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成为了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的讨论重点。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社会工作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功能和作用得以彰显。马凤芝和吕新萍对社会工作参与疫情防控进行了系统性总结。^[48]社会工作在支持赋能、政策倡导、跨专业协同三个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灾后社会心理疏导、社会功能恢复上的作用无可替代。^[49]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疫情期间所形成的多学科的远程干预模式^[50]，是社会工作干预模式的创新。

诸多学者论证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和专业技能与公共卫生治理的适切性。房亚明和周文艺认为社区社会工作为应急管理状态提供了一种柔性的治理力量，以人文关怀减少行政动员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缓解居民的身心压力，通过扮演应急管理的辅助者和社会治理的协同者，在沟通和互助中陪伴居民寻找解决办法，帮助居民适应非常态的生活方式；通过扮演资源链接者和希望激发者，协助社区链接资源、传递政策信息，帮助居民克服困难、重塑信心。^[51]段文杰等人的研究验证了线上优势为本的干预的积极作用。^[52]杨慧和吕哲臻关注公共危机事件中民族地区的脆弱性，强调社会工作作为资源链接者对于保障民族地区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作用。^[53]柏豪认为医务社会工作作为医疗体系的辅助者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性事件暴露了我国城乡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短板，而社会工作者能够为患者发声，整合社会组织、义工、志愿者等广大的社会力量，在医疗资源输送方面发挥统筹协调作用，除了患者之外，还为一线防疫人员及其家属提供心理和社会支持。^[54]杨发祥和李安琪研究发现社会工作者采取情感卷入和能量释放的方式，提升一线医务人员家属面对家庭结构失衡危机的应对能力，通过具有人文关怀的情感治理手段，为前线医务人员守护后方，与医务人员共同守护群众健康。^[55]

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工作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专业优势，学界致力于构建本土的公共卫生社会工作范式。杜立婕提出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的本土建构既要有国际视野，又要有本土自觉。随着中国疫情防控的重点向防范“境外输入型”转移，中国经验的有效性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彰显，这有助于中国社会工作改变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学徒”状态，中国社会工作应当以此为契机开辟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路径。杜立婕主张建构“社区为本”的公共卫生社会工作，以集体主义取代西方的个体主义，一方面，关注疾病的“社会面”，另一方面，把握公共卫生领域的发展现状，寻找交叉发展的空间。^[56]陈蓉蓉和姚进忠在“社区为本”理念的指导下，构建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应急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社区资产为本、内在取向、关系驱动的机制，发展“社区定点、服务拉线、制度布面”相结合的社会工作行动方式，以社区为点联动资源，以需求为本形成服务链，落实应急管理的制度。^[57]徐选国和陈杏钧基于上海市疫情防控的经验研究，将构建“韧性社区”作为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的行动方向，以建设心理韧性、组织韧性和文化韧性为目标，通过扩大信任范围、促进资源整合、重构社会关系等行动机制，促进社区韧性的生产。^[58]刘斌志和程代超总结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技术，并提出发展增权型社会工作。基于“大健康”的观念、生态文明观、全球治理观的理论观点，主张发展行为干预、健康促进、社会营销、社会倡导等核心技术，^[59]将增权作为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的努力方向，并为增权型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确立个人知情同意、公共利益优先、良好的专业关系、集体经验确认、批判反思精神和共同行动策略六项操作原则，倡导各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努力，为服务对象塑造健康友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改变服务对象的知识、信念，帮助服务对象形成健康文明的行为习惯，从而保障全社会的生命健康安全。^[60]

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的本土建构呈现出回归社会性的传统，但是社会性的回归面临着制度和结构的挑战。从社区的应急管理来看，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的制度性参与必不可少。曹志刚认为从“常态运转”到“偶态应急”的动态转换存在两大难点，其一，从社区连接来看，“偶态应急”状态下社会秩序压制了社会活力，社区连接受损反而不利于社区韧性的建设；其二，从社区服务来看，“常态运转”倾向于将资源投放到优势项目上，而“偶态应急”需要实现基础保障，必须解决资源投放不均的难题。^[61]而社会工作的主流话语正是以社区活力为起点，以社会正义为目标，将公共卫生社会工作制度化有利于在“常态运转”状态中强化社区连接和社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增强社区韧性。

为了应对社会风险，诸多学者主张将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纳入到应急管理制度改革中。郑广怀、孟祥哲和刘杰提出社会工作必须反思自身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定位，突破在专业服务空间和资源上的结构性限制，为介入公共危机事件争取合法性身份，促进社区韧性的可持续性发展。^[62]张起帆回顾西方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的发展史，提出当前国内公共卫生社会工作发展需要在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制度框架内找准角色定位，主张在大健康观的理念下，以社区为支点，开展跨学科和跨部门合作，建设个人—家庭—社区—医院全链式的公共卫生社会工作服务体系。^[63]李红飞、曾守锤和莫健认为社会工作尚未被整合到疫情防控体系之中，提出构建以党和政府为核心、多元力量协同的实践体系，强调社会工作介入公共危机治理的重点是做好补位工作，应当实现专业契合性，构建“嵌入—共生”的合作关系格局。^[64]王晔安和马铭子针对提升公共卫生社会工作专业地位的问题，基于合法性理论，主张推动政策支持的具体化，发挥专业优势回应社会需求，在跨专业合作中寻求补位的正当性，从而在公共卫生治理结构中确立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65]

疫情期间，社会工作为处理公共卫生危机发挥重要作用，建构本土的公共卫生社会工作范式成为后疫情时代的重要任务。当前“社区为本”的理念和实践模式呈现出回归社会性的特征，但是社会工作尚未被纳入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制度体系当中，如何赋予公共卫生社会工作合法性身份仍需进一步探索。

五、社会工作教育的转型升级：新文科建设的新契机

长期“教育先行”的发展特点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产生了技术主义的降维问题，忽视了对于社会现实和价值伦理的关注，^[66]转型阶段的教育改革亟须克服“教”“学”“用”三个方面的挑战。^[67]当前社会工作教育存在的教学内容落后、学生获得感不足、专业与职业不对口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教育界和实务界之间缺少联系，缺乏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围绕这一共识，学界对能力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展开研究讨论。

能力培养薄弱和能力评价欠缺在社会工作高校教育中广泛存在。以儿童福利领域的社会工作教育为例，刘玉兰和彭华民基于对155所高校社会工作硕士(MSW)培养方案的统计分析，指出在MSW培养项目中，培养内容不以专业能力的增长为目标，忽视对学生的能力评价。刘玉兰和彭华民提倡能力为本的教育，首先，能力为本的教育强调能力是由知识、价值和技能组成的整体性能力，强调教育的系统性；其次，强调能力是一种可测量的实践行为，便于对学生的能力考核和反馈；再次，强调行动过程中的反思能力，鼓励学生关注本土现实议题、增强文化敏感性、促进价值立场的反思和对个体问题的社会性回应。据此，刘玉兰和彭华民构建儿童福利教育能力体系，主张建设儿童福利专业组织联盟，完善儿童福利共同体合作机制，多方参与确认儿童福利社会工作能力要素、人才评估指标和政策理论实务一体化的系统性课程方案。^[68]

当前研究主张从实务中探索社会工作职业能力建设的问题。曾守锤等人的研究指出专业与就业的不匹配是社会工作教育面对的重要议题。^[69]马烨和任文启通过比较国内外社会工作本科教育培养方案，发现国内外的培养目标基本为通才教育，但是课程设置略有差异，相比于西方，中国在价值伦理课程和实习教学方面存在短板，因此，主张教育界和实务界携手探索服务于本土情境的“通才实务者”需要具备哪些能力。^[70]徐道稳认为在能力培养和评价体系建设中，应当发挥社会工作从业者的实务经验优势，将教育和能力评价相结合，呼吁由从业者开发能力训练课程和能力评价指标，从而提升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职业能力。^[71]

在能力导向的教学改革实践中，学生为本的原则贯穿始终。刘杰和邹英提出要为社会工作教育构建“全程融合式”实践教学体系，从对学生的系统性培养出发，摆脱“教育先行”的困境，将专业性、本土性和社会性“三性合一”，拓展教学情景促进教育评价体系的多维立体化，以学生的理解和应用为本发展案例分析、情境模拟和实验室教学等方法，设计层次性和阶段性的教学环节满足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习需求。^[72]姚进忠和蒋尚源认为要充分挖掘社会资源满足学生的阶段性需求，以开放化、本土化为教育导向开展校内外合作，拓宽学生培养平台，再以时间轴、阶梯式为视角开发实务课程，满足学生不同认知阶段下的发展需要，从大一到大四依次达到了解实务、构建知识体系、自主行动、规划职业发展这四个目标，实现辨析西方理论、增强本土问题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目标。^[73]陈虹霖和张莹在疫情期间以线上服务的方式开展本科生实务教学，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为目标，借助服务教学一体化的方式，增强学生对服务领域的了解、对专业价值的体认，以及自我效能感、社会责任感和批判思考的能力，促进学生知识、态度和能力的全面提升。^[74]

伴随着社会性的回归，能力导向的培养体系开始呼唤情境反思性。张威从理论层面对“反思性专业性”进行详细阐释，将反思性描述为一种对情境的感知能力，认为其具有系统性、辩证性和过程性。系统性指兼具个体和环境的双重视角，将个人能力建设扩展到生活空间的变革；辩证性指将知识体系和感知体系相连接，促进知识的转化和发展；过程性是指从上面下来平等对话，扎根生活世界把握需求，再从下面来建构经验性知识。^[75]而对社会现实的感受力离不开对社会正义的价值关怀，吴立忠和王玉香认为社会工作教育具有强化专业情怀和职业能力的双重宗旨，强调专业情感和能力之间的相辅相成，主张建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共同体，培养学生在实践场域中的专业惯习和专业情怀。^[76]刘振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注重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忽视了专业情怀的培养，提出建构社会工作情感教育体系，在方法上以情育人，将同理心和社会关怀融入到课堂、实践和实习教学中，建构积极的情感环境；在目标上育人之情，培养学生的利他主义价值观，提升专业认同，重塑社会正义的专业品质。^[77]

除了培养专业情怀，李筱和何雪松借助循证实践模式革新学生情境反思的方式。当前新文科教学改革强调立足社会需求，以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共融培养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综合素质，而缺乏科学思维正是社会工作的薄弱环节，这与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需求相一致，但是新文科建设作为应然性的宏观倡议在微观层面缺乏具有可执行性的结构框架。因此李筱和何雪松坚持学生为本的原则，将学生的专业认同和能力认同作为衡量新文科建设成效的指标，将循证实践理念融入到社会工作教育模式之中，借助证据和情境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关注干预方式的可复制和有效性，促进学生专业认同感的提升，扭转学生对于科学思维的排斥，从而在微观层面落实新文科建设的改革倡议。^[78]

以上研究表明，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会工作教育逐渐从专业性和本土性的张力中回归社会性，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强调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人才，倡导教育界和实务界携手搭建能力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发展本土的能力评价指标。而反思性作为专业与实务、理论与实践、技术与价值互相磨合的关键环节，对于能力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如何强化学生的感受力、改变学生的思维方式，从而增强学生的反思性，是值得未来社会工作教育研究重点关注的议题。

六、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经验研究的新进展

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是重要的议题，过去几年学者强化了这一领域的经验研究，并探索建设社会工作动态数据库。华东理工大学推动的社会工作动态调查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科研成果。^[79]一批青年学者使用数据库的数据在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Journal of Social Work，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等国际知名专业期刊上发表了高质量的论文，讨论的议题较为广泛。唐晓晴和李筱的论文聚焦新入职的社会工作者，角色压力与职业倦怠三个维度(情感衰竭、去个人化和个人成就感降低)显著相关。职场支持能调节与角色压力相关职业倦怠的症状。当社会工作者感知的职场支持程度降低时，也会引发角色压力，进而加剧职业倦怠。^[80]郑广怀等人研究表明，个人环境匹配与组织离职意愿呈现负相关，两者的关系受专业自主权影响。专业自主权对个人与职位匹配的作用强于其对个人与组织匹配对离职意愿的影响。^[81]李欣、仉楠楠和何雪松的论文研究角色压力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在控制协变量的基础上，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与抑郁症状呈现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工作自主性与抑郁症状呈现显著负相关的关系。同时，工作自主性显著调节角色模糊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82]贾昕珊等的论文指出，工作家庭冲突直接影响衰竭的三个维度，间接影响工作满意度，而工作支持可以促进工作满意度并缓解职业衰竭。^[83]梁昆等人的研究引入集体心理拥有感这一概念，发现自主与集体心理拥有感正相关，集体心理拥有感与工作满意度正相关，自主可以经由集体心理拥有感而影响工作满意度。^[84]段文杰等基于数据构建专业认同指数，辨识出社会信念(即从社会的角度说明关于社会工作的认识论知识)、角色感知(指与社会工作者相关的属性)、目的意识(即表明对社会工作者的总体目的的认可)和行动感知(即表明对社会工作者为实现目的和目标而可能采取的行动的看法)四个因子。^[85]郑广怀、王晔安和马铭子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指出，专业人员的价值理念大众化虽然未必能换取专业自主性，但其促进了国家意志的落地，这是因为执政者能够运用教导型领导权促使专业人员开展有效服务，以提升执政合法性，因此，“以红领专”可能是逐步定型的国家塑造专业人员的新战略选择。^[86]

另外的一些定量研究聚焦更为精细的议题，例如，张会平等人的研究指出社会工作者面对的压力可以包括挑战性压力和阻断性压力，以上压力对于社工的工作投入和积极情感有显著负面影响，职业韧性可缓解挑战性压力对积极情感的负面影响。^[87]雷杰等人的研究应用Weiss-Gal 和 Welbourne的专业化概念框架验证了在中国语境下公共认可的认知、感知到的知识基础的完备性、参加职业社团、伦理标准的一致性、专业自主性认知等五个指标是有效的。^[88]

为了更好地认识理解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处境，社会工作机构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吴娟的研究旨在考察由不同背景创办者创办的社会工作机构在获取资助、人力资源和政府关系上有不同的特点，从而形成不同资源动员模式，因此形成“策略性资源动员”模式获取资源。^[89]这样的论文对于理解国内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杨慧等的研究指出，社会工作机构需要建立自己的专业认同，包括专业文化认同、专业声望认同和专业品牌认同。^[90]王晔安等聚焦社会工作机构的组织正义，辨识出组织正义中的人际正义是影响社会工作者离职的重要预测因子。^[91]雷杰等引入工作要求—资源模式研究社会工作者的离职倾向和组织认同，社会工作者的工作负荷影响离职意愿，而工作资源预测组织认同。^[92]梁昆等聚焦个体—组织价值观一致性对社会工作者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工作资源与集体心理拥有感呈正相关，个人—组织价值观一致性部分中介了工作资源对集体心理拥有感的影响。^[93]

七、总结与展望

总体而言，2021年社会工作研究从理论与学科建设、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公共卫生社会工作建设和社会工作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已经开始呈现知识生产的累积效应。但要真正实现以研究推动社会工作实践发展和政策建构的宏大目标，还需要更加努力地开展高水平的社会工作研究，为实务和政策提供支撑。^[94]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受作者阅读所及和注意力的限制有很大的局限性，恐怕不够全面，难免有遗珠之憾。本文的宗旨是推动社会工作研究的高质量发展，学界共同努力一定可以实现这一目标。本文拟提出四个方向供参考。

第一，加强社会工作的“三大体系”建设，讲好社会工作的“中国故事”。借鉴吸收国外社会工作的理论、知识和技巧的精粹，提炼反映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经验，又能够与国际同行对话的概念、范畴、命题和干预模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技巧与模式，并贡献于国际社会工作界，从而在国际上形成一定的专业话语权。实际上，我国社会工作的快速发展，已引起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英文期刊对于发表中国社会工作主题相关的论文兴趣强烈，这为我们向国际同行介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成绩、经验和发展态势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第二，对标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以高水平的研究引领专业发展。在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公共卫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其他的专业领域开展深入的以政策、服务和实践的改变为目标的社会工作研究，争取获得更多的重大科研项目或纳入地方和学校的重点建设平台。特别需要加强干预研究和评估研究，以客观可信的数据展现专业优势。

第三，聚焦政策、知识和实务的创新发展，推动社会工作研究的新基建。如加强数据库、案例库和观察点建设；强化社会工作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结合，建设新兴的实验室；加强教育界与实务界以及政府部门的联动形成制度化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平台，打通知识生产与知识应用；争取新增社会工作专业期刊和期刊专栏，为社会工作的论文发表提供更多的机会；强化专业协会及其各个专业委员会培养青年人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这样，为年轻人提供发展机会的专业共同体才可能有未来。

第四，推动社会工作教育的转型升级，优化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分层分类培养体系。社会工作教育要加强转型升级，解决“教”“学”“用”三者之间的深层次矛盾，社会工作教育研究要为实现这一任务提供经验证据。社会工作教育既要培养具有专业价值观的实务人才，又要培养高水平的研究人才；既要培养服务面广的通才，又要培养专精某一领域的专才。因此各个高校要立足自身优势，形成多元化的人才培养路径。而就本文的关注点而言，社会工作研究人才有着相当大的缺口，研究型大学应该以此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