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流动社会背景下的千万家庭依托勤奋耕耘与艰苦立业为社会发展进步释放劳动智慧与价值。学前教育阶段作为人力资本蓄积的黄金时期，其投入和产出会对国家或地区未来的劳动者素质产生深远影响。《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在强调教育公平以及协同治理的同时，明晰对普惠性学前教育的重视与关注。^[1]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要办好学前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2]与此同时，家庭是儿童教育的启蒙地，家庭教育资本的结构与质量影响着儿童早期乃至一生的发展。

通过流动来寻找更好的生活机遇是中国城乡社会诸多青年家庭的生存策略之一。青年打工者流动务工方式呈现多样化的人户分离状况。^[3]打工者的工作选择及生活境遇与其文化程度、工作技能和社交网络相关。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通常从事薪酬和福利不确定的工作，在习得和具备一定的技能后游走于城市或城乡间寻找生存与发展空间，家庭月收入仅能够维持基本衣食住行开销。在不断适应和融入新环境的同时，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需要面对来自就业、婚恋、安家、育儿、养老等方面的多重压力，其家庭学前教育资本蓄积易出现复合型弱势，只能购买基础的学前教育或托育服务。在实地调查中发现，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儿童学前教育状况堪忧，父母照料陪伴难、社区托管难、隔代支持难并存。家庭在育幼投入方面的资源分配与整合能力不仅关乎家庭经济、社会和教育资本的循环蓄积，也影响着儿童学前教育质量保障。如何通过构建整合性的学前教育支持服务框架以优化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能力与环境，是夯实其家庭内部育幼保障和形成“家庭—学校—社会”高效共育机制的关键。

二、流动社会背景下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治理困境

学界对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随迁儿童教育治理的研究围绕学前教育政策制定、社会组织参与支持、学前儿童入园难点以及家园共育等角度展开讨论。其中，政策保障及财政支持不足是制约学前教育资源均衡配给的关键因素；青年打工者家庭经济来源不稳定、工作与居住环境变化等增大了其学前教育资源整合与链接的难度；育幼支持性资源如何通过社会工作介入渗透到家庭层面是难题。

(一) 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随迁子女学前教育协同治理

首先，随迁子女“入园难”在于打工者工作及住所的不稳定性，严重影响了其对子女接受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4]对于经济资本短缺难题，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是多数研究的共识。文化资本对于增强家庭观念的学前教育意识具有重要影响。^[5]部分研究建议开办以家长继续教育培训作为突破点的家长学校，弥补打工者文化资本不足所导致的育儿知识与能力弱势，重塑随迁子女家长的教育观念；通过优化打工者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为打工者家长学前教育水平的提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6]

其次，强调以政府为治理主体的研究认为，应通过修订学前教育立法，增加对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随迁子女教育权益保障的关注，高效动员专业化的学前教育机构以优化社会扶持力度，共同促进打工者父母以科学、合理的方式应对子女学前教育困境。^[5]社区公共资源的短缺以及服务意识的缺失制约着随迁子女学前教育支持性服务供给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社区教育资源整合与打工者家庭教育水平提升成为治理路径。^[7]

最后，居住流动性破坏了家庭社会资本，信息源和社会网络被打乱，家庭与社区成员或教师失去联系；儿童正常的学习体验被打断，影响孩子的应对能力，加剧亲子关系的紧张程度。频繁移居会导致孩子辍学率高，成年后收入较低，早婚早育的可能性增大。^[8]频繁移居会降低儿童入园的准备程度^[9]，不利于孩子未来学业的继续发展。频繁移居会导致幼儿身体健康状况不良，加之缺乏持续协调的医疗保健，儿童的健康状况不佳。为减少移居给儿童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公共卫生系统应通过在父母和医生之间提供必要的联系为频繁移居的儿童建立持续、协调的健康护理。^[10]处于儿童时期和青少年时期的孩子普遍缺乏家庭迁移决策参与权，而家庭迁移决策是复杂和多层次的，给予儿童家庭决策参与权可以提高他们对家庭迁移并发症的认识，减少居住流动性带来的安家阻碍。^[11]家庭应该在移居时更加关注孩子的态度，并听取孩子的意见。

已有研究多从政府、社会、学前教育机构及家庭等责任主体视角切入，分析流动务工者家庭子女学前教育问题的成因及解决方案，较少考虑青年打工者群体的“流动性”特征，忽略公共服务诉求表达和精准化满足。打工者家庭迁移的最初时期面临诸多复合型困境挑战，然而却鲜有对随迁子女学前教育困境分阶段细化的研究。本研究拟基于家庭教育资本视角，把家庭作为孩子学前教育的重要场域，细化家庭责任和教育观念的影响，探讨如何构建以提升家庭学前教育资源积累与转化能力为核心的学前教育多元主体协同共助机制。

(二) 家庭学前教育相关政策的制定与立法

学前教育是国家重大民生议题，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持续完善城乡儿童学前教育方案。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查阅政府部门网站，根据国务院和教育部等部门制定的政策文本，对1949—2021年的家庭学前教育相关支持政策进行整理(见表1)。

1949—1977年，学前教育服务主要以集体福利的形式供给；1978年至今，大量以集体形式开办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关闭或转卖，学前儿童照顾问题逐渐回归家庭、社区和市场，提升家庭科学育儿能力开始成为政策导向。学前教育政策在明确多主体职责分工协作的基础上提出对困境学前儿童家庭的帮扶对策和幼儿的家庭教育和监护能力的提升策略。然而，以家庭为单元的学前教育政策未能在实践层面细化和完善不同类型困境家庭学前教育应对方案。

(三) 社会工作介入家庭学前教育的相关研究

社会工作对困境儿童学前教育治理至关重要，当前学界的研究对社会工作介入流动儿童学前教育治理、对儿童家庭学前教育资本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多维度探讨，对社会工作在教育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如社会工作者在介入流动学前儿童情绪管理活动方案时存在介入技巧不足、社会工作者角色模糊等问题^[12]，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社会工作的介入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儿童家庭的社会资本，对于提高儿童社区教育质量、推动儿童社区教育发展、解决儿童社区教育资源不足问题等具有必要性。在实际践行中，倡导通过调查社区流动学前儿童数量、为流动学前儿童对接更多的学前教育机构以及引入更多社会资源等措施介入流动学前儿童社区教育实践。据此改变流动学前儿童社区教育的思路，以增加流动学前儿童社区教育的机会^[13]，丰富流动家庭在流入地的社会资本。

有研究既考虑社会资本，也强调经济资本，从国家辅助社会工作机构的视角提出应对策略，针对早期教育公共服务严重缺乏的情况，提出让社会工作机构作为主体，提供专门的早期教育服务与管理，通过结合政府购买服务的社区营造项目、争取国际和国内儿童相关公益基金的合作、发挥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的作用以及构建养育者支持网络等方式介入0—3岁流动婴幼儿早期教育活动，在丰富流动婴幼儿父母科学育儿知识的同时，有效指导具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育儿项目开展。^[14]不仅利用政府购买服务促进项目运营以从经济层面减轻社会工作机构的负担，同时也通过多方社会资源的引入丰富早期教育公共服务的社会供给。

针对不同类型的困境儿童，社会工作介入的方法路径不同。有研究以流动儿童中的特殊群体，即少数民族流动儿童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关注流动儿童的生态系统及其所蕴含的丰富资源，针对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倡导国家教育助力，充分挖掘社会工作在儿童教育中的潜在价值；同时通过政策倾斜，给予社会工作群体资金和政策帮扶，以此引导社会工作利用专业优势助力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教育发展。^[15]社会工作介入流动和贫困儿童早期发展的本土化实践研究指出，专业社会工作发展水平有限，即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迟缓、社会认知度不够、工作岗位设置尚不成熟等，且社会工作对流动儿童早期发展的关注不足。^[16]可见，社会工作介入流动儿童早期发展还存在诸多阻碍，机构内人力资本短缺成为显著问题。

社会工作在介入困境儿童学前教育问题中还充当着相关教育资源链接的媒介。在介入学前融合教育过程中，社区社会工作通过宣传、教育和组织等方式动员社区力量及开发社区资源，将特殊儿童的个人优势与社区资源结合，使特殊儿童得以转变和成长。^[17]在幼儿园教育中，学校社会工作者充当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及流动学前儿童相关主体关系的协调者和资源链接者。通过加强社区、学校和家长的联系，及时将社区活动信息反馈给家校，提高家校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与有效性，以此助力儿童相关良好品质的养成。^[18]还有研究针对流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提出采用“一校一社会工作者”制度，以社会工作者充当农民工子女和学校之间的媒介，帮助农民工子女融入学校和社会，适应城市生活。^[19]

部分外文文献相对侧重从健康、保健护理等角度出发理解随迁子女的各方面问题。农民工家庭面临来自语言、健康知识、住房和卫生、工作环境安全、获取保健等方面的诸多挑战，需要通过调整护理实践策略，为生活贫困或居住在低资源环境中的人群提供护理服务。^[20]也有研究基于社区服务和社会支持现状，提出运用多维度社会支持的干预框架，强调通过社区服务为流动人口提供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21]社会及社区力量助力流动儿童教育治理也得到较多关注，家庭社会支持对流动儿童的学业发展有预测作用，社区社会资本可显著影响流动儿童的适应力等方面。^[22]

社会工作针对困境儿童学前教育的介入侧重社会资本的引入和积累，注重经济资本的辅助与支持，并且较为经常性地充当社区、学校及家庭教育资源或资本链接的媒介，期冀以社会工作、国家及其他社会资源等家庭外部力量的汇聚为生活迫境型家庭学前教育注入科学性、持续性及有效性支撑。

三、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资本的蓄积与转化

(一) 理论依据

资本可以理解为能转化成优势的财产总和。^[23]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和贝克(Gary S. Becker)将资本概念进行了扩展，将知识、技能、体力等纳入其中，认为教育投入有利于人力资本的蓄积。^[24]布迪厄系统阐述了经济、社会及文化资本在不同形式下的相互转化。经济资本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以金钱或其他物质性财富的形式获取具体的商品和服务；社会资本被概括为行动者在特定场域中的网络身份为其带来的诸如位置、联系等资源。文化资本被定义为所有与文化或文化活动相关的财产或资产，涵盖有形文化资产、无形文化资产及处于有形和无形之间的文化资产。^[25]图书、社会常识与技能、学历等有形或无形文化资本是家庭和学校实施教育的工具资本。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教育资本指在教育上投入资金带来的收益。结合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加以理解，教育资本是与教育产业相适应的资本形式。作为新兴的产业资本，教育资本旨在充分利用现有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创造出新的资本，例如通过为社会提供有用的知识和人才，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文化水平和素质能力。^[26]在打工者家庭随迁子女教育研究中，教育资本被视为涵盖家庭、学校和社会等要素的综合环境。^[27]在关于教育资本代际传递的研究中，教育资本具体指父辈自身具有的教育资源，包括父辈的教育年限、教育成就、教育经历及教育观念等。教育资本的代际传递不同于其他资本，不仅需要亲力亲为，还需要多方条件的协作。^[28]家庭学前教育资本涵盖了经济、社会及文化层面：经济资本涉及家长的职业、儿童的居住环境；社会资本包括父母关系和父母对子女的期望，也包括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文化资本涵盖了具体状态的文化资本、客观化文化资本、体制化文化资本及流动人口家庭教育文化等。^[29]新城市居民身份的认同、家庭育儿理念与方法的更新、家庭社会网络的构建以及经济资本的积累有助于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教育资源多维渠道的获取。

相关研究指出，教育资本可以归纳为依托教育关系，在长期教育过程中将教育、观念、能力等转化为学习者教育收益的资本；根据教育关系发生的环境的性质、所承载的内容以及造成的影响，可将其划分为四个维度：环境维度、关系维度、能力与经验维度、心理维度；具体是指教育关系发生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与教育关系相关的角色，教育关系模式和质量、教育者拥有的教育经验和能力、教育者对学习者的心理预期及影响。教育资本有其特殊属性，形式上表现为教育互动过程中的教育关系；内容上包括教育能力、观念和传统，以及教育关系发生的环境、载体和心理等；过程上则是基于教育者和学习者的关系进行长期的资本积累、生产与再生产。^[30]此处的教育者不局限于家庭本身，还包括社区、社会工作者、学校、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各参与主体同处于过程事件中，形成以学前教育治理为中心的组织聚合，通过结构和功能整合、关系协调等促成参与主体有序嵌合，最终形成一体化行动策略以赋能家庭教育意识与能力的培养，优化家庭学前教育资源链接能力。

作为教育资本的一种转化来源，心理韧性资本也在家庭教育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韧性具有内在性和适应性两个特征，即在非危机时期发挥关键作用和在危机时期做出灵活反应与积极适应。^[31]心理韧性指代“能屈能伸”的心理弹性，它涵盖抗逆力与复原力，是个体生活应激时的积极防御，也是经历危机后力量的重新蓄积。家庭心理韧性指家庭在逆境中适应、转变与成长的过程。韧性资本是家庭资本的另一种存在形式，更突出家庭心理资本的表达，是避免家庭遭到伤害及在受到伤害后促使其复原的优势力量。^[32]

在家庭处于困境时期，加强家庭成员间的联系与沟通对于儿童学习品质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心理韧性水平高的家庭善于运用优势资源帮助儿童面对和克服困境。同时，家庭心理韧性的强弱还与家庭资本的积累有关，资本积累程度深的家庭，其家庭成员在面对流动或者留守危机时表现出的心理韧性也较强，从而有助于更好地适应环境，实现在新环境中的良好发展。^[33]在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兼顾谋生创业与育儿的历程中，韧性资本的积累可以转化为家庭教育的优势资源。

(二) 分析框架

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资本弱势包括家长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儿童教养方式缺乏科学性，社会关系资源匮乏；儿童入读学校的师资力量有待提高、教学设施不够齐全；儿童入园与升学存在困难等。^[27]《河北省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学前教育提供支持，^[34]但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却发现仍存在政府支持性资源供给难以与随迁子女实际学前教育需求相匹配的难题。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在迁居过程中不断转换家庭外部的教育场域、逐渐瓦解家庭原生社交关系网，这对家庭学前教育注意力分配、资金投入、心理承受力等方面带来诸多考验与挑战。生活环境转换伴随着社交群体改变和教育资源来源渐趋复杂化，打工者在相对陌生的环境下链接教育资源以赋能儿童学前教育需要更多牵涉谋生与养家的综合权衡和思虑。

生命历程理论阐述了每一次经历或每一个节点对个体成长和发展产生的不同程度影响。外出打工对于青年群体而言，既是个体生命历程的关键转折，也是其家庭资本蓄积的关键路径。在谋业与兼顾家庭照料的双重压力下，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资本弱势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家庭的社会关系处于重建或转换期，家庭社交助力脉络单薄；第二，居住空间不稳定，家庭教育环境营造与建设现状堪忧，教育环境支撑薄弱；第三，青年打工者大多初为父母，育儿经验与能力缺乏，家庭教育经验与素养不足；第四，家庭心理韧性资本的积累缺乏支持和辅导。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资源链接缺乏空间与关系媒介的承载，缺乏育儿素养与心理韧性的协同促进，进而使得家庭学前教育资本处于复合型弱势中。

结合口述史和参与式观察方法，对生活迫境型青年家长、随迁儿童、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幼儿园领导、教师等进行访谈，对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资源链接状况进行分析和归纳。重点以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对其学前教育资源积累、转化与链接的自述为主线，回溯随迁儿童学前教育保障的形式与内容，在教育环境、社会交往、教育素养及韧性资本等四个维度上讨论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资源的弱势类型与成因，阐释多元主体参与学前教育支持服务的机制与路径(见图1)。

四、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精准化育幼支持的缺失

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自身的学前教育资源整合能力较弱与社区支持性服务结构缺陷，影响着随迁幼童成长环境的优化。这主要体现在儿童社会工作项目的追踪链接不足、家庭亲子教育支持服务内容缺乏、社区未重视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家庭学前教育科普方案等方面。

(一) 社区对生活迫境型家庭育幼需求的调查与支持不足

工资收入是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生计的支柱性来源、家庭经济资本的组成部分和学前教育资本积累的基础。生产技术进步减少了大量常规性、重复性的工作岗位，对新时代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胜任力提出更高要求。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流动时期的工作多集中于城里人不愿意干的体力活，工作时间长、报酬低；如流动经营的蔬菜水果摊、回收废品、工地干活等。这类工作环境条件差、收入不稳定、健康安全缺乏相应保障、对体力和劳动时间有较高要求，影响打工者家长对婴幼儿照料、教育、陪伴时间及精力的投入。

不种田以后，工作也难找，我们没什么文化，干不了那种识字的活儿，社区也没有这方面的帮助。老乡介绍了个工地，孩子他爸就去了，赚的钱也就能吃喝。孩子们在附近民办幼儿园上学，在家时一起在租住的平房院子里玩。我们是外来居民，很少到社区去跳广场舞，学不会。孩子们也不怎么去社区篮球场。(HXW20191101)

附近公办幼儿园就没几个，人家本地一般家庭的孩子也不一定都进得去，更别说我们外地来的了。私立幼儿园有三四个，还有专门搞艺术的，听起来是好，可就是贵，也担心孩子不能适应。(ZSY20181205)

1. 社区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制度未对生活迫境型家庭提供有效支持

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在学前教育选择中面临制度性困境。首先，公共住房政策的排外倾向、户籍登记制度在社区的普及滞后，导致打工者家庭在流入地频繁变换住所。在城市综合治理过程中，部分城中村社区的家庭安置机制存在排外性，导致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频繁搬家，直接影响了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空间的稳定性。其次，公办幼儿园普惠性资源的享用名额有限，随迁子女异地就学的机会受到户籍、本地居住时长等证明性材料的限制，青年打工者往往就近选择民办幼儿园托管子女，而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的良莠不齐成为打工者家庭在学前教育方面的困扰。在资源有限、整合程度不高的背景下，社区学前教育资源分配存在家庭经济贫富分化的倾向，外来打工者家庭儿童的学前教育难以得到有效支持。

2.半闭环型社交圈不利于其与社区公共育幼资源全面对接

影响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经济资本蓄积的因素不仅包括自身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还包括城市落户和安家困难、社会就业培训体系不健全、社区就业扶助渗透性不足等。调研发现，社区对外来打工者家庭缺少“精准到户”的管理与服务；对外来打工者的职业素养缺乏详细的调查，以至于在就业信息提供、就业单位介绍以及为打工者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的工作能动性不足。在社区就业支持缺乏有力辅助的境况下，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以同乡或工友网络提供的就业信息为流动与安顿的线索，让儿童就近入读收费较低的民办幼儿园或是在工作环境中能兼顾照料儿童成为多数家庭的选择。当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形成内在生活、育儿信息与资源分享的闭环群体以相互关怀和支持时，他们虽然一方面通过互联网接受着城市社区育儿理念的熏陶和逐渐明晰究竟什么样的学前教育是科学合理的，但是另一方面在自家儿童实际学前教育资源的链接上却无法实现与诸如家园共育、社区公共活动空间等体系较为全面的对接。

(二) 儿童社会工作项目碎片化运作，难以满足多元化育幼需求

1. 家庭社会交往层面的社区支持较少

家庭社交网络的脆弱不仅受制于家庭自身社交能力的贫乏，也受空间、制度、文化等环境资源稀缺的影响。从县城或乡村到城市空间的转换对打工者家庭的信息接收、处理、反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亟需生活迫境型打工者在特定的场域中通过积极的社交来融入城市社区邻里关系的重建。调研发现，部分青年打工者家庭对儿童社会工作项目的认知和求助意识模糊，而社区层面的互助型组织在青年打工者家庭社交网的重构中尚未形成有效、系统的交往平台，且横向和跨地域共建意识有待提升，致使儿童社会工作项目在运作方面会遇到服务与需求错位的情况。例如在外来务工子女关爱项目运行过程中，青年打工者家庭因工作地址不断变化，儿童将随迁和转园到新社区，对社会工作项目的跨域服务对接提出要求。“碎片化”的补救型学前教育帮扶机制难以有效应对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支持的难点。

城里不比村里，邻居都见不上几面，更别提串门了。有时候家里有个什么事，都找不到人来帮忙，不熟悉，不好意思麻烦人家。(ZZY20190105)

我们毕竟是外边迁来的，在生活上不适应别人和别人不适应自己都很难避免，别人不理解就不理解，也不靠他们过活。您说的儿童社会工作，我们也不了解，什么帮助不帮助，没听说过。(JJ20181201)

2. 社区志愿服务难以可持续地对接流动中的打工者家庭

生活与教育环境变换考验着学前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在生活环境变化过程中缺乏给予儿童开导、鼓励和关心的意识，对于培养儿童的环境适应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处于未知或模糊状态。社区志愿者提供的诸如陪伴、生活照料、趣味游戏等活动对于学前儿童的性格教育和心理健康发挥积极作用。然而，社区志愿者在提供跟随性支持服务时需要协调团队建设、资金募集、项目设计、组织治理与人员培训等工作，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难以可持续地提供专业化的服务，难以和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建立信任关系，难以跟进助力家庭社会关系资本的重建。此外，打工者家庭受原有生活惯习的牵绊，缺乏主动寻求与接受社区志愿服务的意识，甚至存在抵制的消极情绪。

(三) 家庭亲子教育心理辅导与危机应对机制不完善

1. 家庭韧性资本蓄积和转化途径单一

研究发现，随父母流动的儿童相较于留守或半流动的儿童在学习品质、专注力和毅力上有更大的优势，心理韧性资本高的家庭善于运用优势资源培养子女克服逆境的心理品质。^[33]流动的生活状态对于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而言是艰辛和转机并存的。在流动所带来的居住地和社会交往关系不稳定、学前教育资源获取困难等压力下，能否积极接受变化、化解消极情绪取决于家庭心理韧性资本的建设。而在现实中，家庭流动直接揭露了家庭韧性资本不足的弊端。从家庭内部看，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缺乏足够的关注；家庭情感交流与互动形式单一，且具有间断性；家庭在新环境中的频繁搬迁、换工作也间接影响子女对新生教育环境的积极适应。

要是真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就回家，还能种种地，街里街坊也熟悉。(XQ20181206)

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韧性资本在流动初始阶段的蓄积得益于原始家庭或土地所提供的保障，如部分受访者谈到如果在城里没有找到工作可以回到家乡务农。在流动过程中，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的境遇出现分化。部分获得相对稳定薪酬和住所的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能顺畅地融入新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完成学前教育资源的链接，以奋斗者的身份和心态实现家庭韧性资本的蓄积和转化。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若在多次更换工作后仍处于温饱生活边缘地带，流动性就业和不稳定的经济来源弱化了其社会适应的能动性和信心，脆弱的家庭教育保障能力对家庭韧性资本的积累产生负面影响，在帮助随迁子女适应新生活、开辟教育新情境时会面临诸多心理阻碍。

2. 亲子情感赋能教育服务不足

受经济能力和工作条件的牵制，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经常早出晚归，为工作奔忙，相对于家庭生计的维系，他们投入较少时间与子女进行情感沟通。情感互动失败在打工者家庭中普遍存在，生活理想状态与现实的差异形成的冲突使打工者家长倾向于通过愤怒的方式宣泄自己的不满与疲倦，负面情绪的积累与爆发间接导致儿童情感的异化，甚至造成心灵创伤，使得亲子间情感关系变得脆弱。社区在为打工者家庭亲子沟通提供教育支持服务方面可以发挥积极功能，例如通过填补打工者子女的心灵空缺，以情感对话的形式唤起家长关爱与教育幼儿的初衷，进而实现亲子情感链接，赋能家庭学前教育资源整合。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家庭情感支持通常被认为是居民生活私域，社区工作者对于家庭情感支持类服务的认识处于起步阶段，加之与外来流动家庭入户互动的机会较少，进而难以及时嵌入家庭情感教育以赋能亲子情感链接。

(四) 社区未重视面向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的幼育科普方案

1. 家庭学前教育经验支撑不足

首先，青年打工者大多初为人父母，其育儿知识和技巧的学习多源于家庭长辈和邻里相传的经验，主动寻求或尝试选择科学育儿方式的意愿较弱。在学前教育方式的选择上存在两种情况：部分家庭出于家中有老人参与隔代抚育以及节约生活成本等考虑，选择将孩子留在家中，由家庭照料替代学前教育；部分家庭在流动时期未能及时备齐孩子异地入园幼托的支撑证明材料，选择将学前儿童暂时留在身边抚育。

妈妈经常说城里孩子娇气，不容易相处，让我不要跟他们闹矛盾。(LJY20181109)

想过让爷爷奶奶过来帮忙照顾孩子，但是来了也没地方住，就只能自己先带了。(ZQQ20190203)

部分青年打工者尚未充分意识到学前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以幼童为主体的学前教育依旧不足以与义务教育的不可或缺性相提并论，这也是家庭学前教育素养匮乏的重要根源。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随迁儿童的生活场所大多是工地、菜市场、巷口等，他们或是缺少同龄孩子的游戏与陪伴，或是缺乏课堂纪律的约束，学前教育的空白或缺失在其进入小学后会转化为学前语言和文化基础的薄弱，进而影响学习成绩的提升。

其次，在学前教育内容上，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在生存和环境张力下易于忽视子女早教的重要性。家长与子女交流的话题主要聚焦于孩子的学习成绩及安全等问题，鲜少关注儿童兴趣爱好、交友观念、说话方式等关乎儿童早期智力开发与全方位能力培养层面。

2. 社区扶助性育儿服务缺失

首先，社区学前教育方面的社会组织生态建设与扶助服务多以物质补给与精神慰藉为重心，对于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资源链接方面的支持性服务较少。对于学前儿童教育权益保障的宣传途径单一，社区学前育儿人才岗位设置较少，难以落实精准入户的育儿知识科普教育工作。社区学前教育科普意识薄弱，多个社区未将流动儿童早期教育列入社区工作目标中。

幼儿园信息、入学培训？我们都没听说过，一个打工的，谁管我们这么多。孩子上公立幼儿园又有户籍限制，没办法只能上民办的，贵就贵点，比不上强。(HYN20190103)

我们社区也不好搞，这每家每户都不熟。咱要是去宣传了，找不到人不说，人家也没心思听。再说了，要真有个矛盾，我们也不好处理。(XJZ20190105)

其次，社区育儿服务供给能力不足，育儿服务的供给除了需要科学、专业的知识和人才，还需要财政支持。社区作为基层自治组织，在缺乏相应政策支撑的前提下，由社区自发组建育儿帮扶团队、制定扶助机制或引进专业育儿机构等较难实现。

最后，社会组织以项目制的方式嵌入社区治理体系，与政府不稳定的合作模式影响其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服务供给的专业性不足。

(五) 家庭学前教育支持政策精准落实到户机制不完善

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资源链接弱势，既受家庭内部资本蓄积途径单一的制约，也与家园共育、市场介入、社区支持等各方治理主体相互嵌合程度较低，难以持续把最新随迁子女政策精准落实到户有关。从环境、社交、教育素养及韧性资本四个维度可以将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资源链接弱势归纳为四种类型：家庭学前教育环境支撑欠缺型、社会关系脆弱型、心理韧性薄弱型、教育素养匮乏型。接下来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多方治理主体嵌合程度不足对家庭学前教育资源链接的影响。

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环境营造与建设能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家庭学前教育环境支撑体系的短缺，如社区面向低收入群体的托育机构较少、随迁子女关爱辅助型社会组织难以持续对接服务对象等。一方面，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通过削减子女的学前教育成本以维持基本的家庭生计，在幼托环境质量的参差不齐与幼托成本的居高不下迫使诸多家庭放弃教育机构专业性的育儿方式等情形下，社区因无法及时完善对随迁子女学前教育信息的调查和记录，导致随迁学前儿童成为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结构中的边缘化人群。另一方面，在城郊租房以节省生活开销的普遍性以及频繁异地搬家使得随迁儿童难以在生活环境变化过程中获得安全感与归属感。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生计存在隐蔽性，家庭收入、开销和分配难以精确统计，使儿童的学前教育支持服务难以实现精准对接，社会工作的专业辅助与志愿服务的关爱帮扶难以深度嵌入到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治理中。

五、构建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支持框架

“五社联动”指通过社区、社会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和社区公益慈善资源共建服务对象有效帮扶机制的不断探索，深化和拓展社区的内涵和外延，尤其是地域与网络互助空间的纵横连接，更精准地实现物质、资金、技术与服务的共建共治共享。^[35]“五社联动”在党建引领加社会协同的特色社会工作服务中，可提升多元主体助人的实效，增强社会工作项目的可参与性、灵活性、可持续性和创新性。^[36]

(一) 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理念的更新

调研中发现，流动务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理念的转变以及教育能力的进步。

首先，学前教育理念转变在家庭环境资本维度有所体现。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在流入地场域和惯习的熏陶下，倾向于将学前子女送入当地教育机构、为子女配备当地教育材料、陪伴子女完成学校布置的家庭任务等，在子女的具体培养方式上逐渐向当地家庭靠近。部分家长也有了“不跟着当地学校学习，会跟不上小学教育进程”的观念。

其次，学前教育能力进步体现在家庭心理韧性资本维度上。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异地生活、异地工作、异地邻里交往和子女异地就读的经历增加，家庭在处理子女接受学前教育方面的压力时有了更多以往经验的参考及邻里互助的扶持，其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有所提高。家长教育关注的短缺在削弱家庭情感教育体验的同时，也使得随迁儿童在适应环境变化过程中更容易培养独立意识和独力生活能力。

(二) “五社联动”的渗透与共助

“五社”关系中固有的情感、互助、沟通等资源的巩固和发展为流动社会流动危机的治理提供了关键要素。^[37]而“五社联动”构建支持性服务框架旨在协助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化解教育环境支撑欠缺、社会关系脆弱、心理韧性薄弱及教育素养匮乏等学前教育资源弱势，以社区为服务平台和载体，通过将精准入户的学前教育服务嵌入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的学前教育资本增能过程中，促进社会工作组织和志愿工作者积极参与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环境重塑、社交关系网重建、心理韧性资本蓄积和家庭学前教育素养培育等过程中，丰富家庭学前教育资源的获取渠道。

1. “社区+社会工作者”实现学前教育环境赋能

社区是“五社联动”机制的资源整合与配给输送的督促中心。社会工作者承担着服务供给、资源链接以及政策建议等使命。作为“五社联动”的主导力量，在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教育环境的改善中，社会工作者通过联络信息资源、提供专项服务、解读和传递政策赋能家庭友好型学前教育环境营造。

(1)社会工作者赋能信息连接。“五社联动”中的社会工作者包括社区居委会和社会工作机构中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他们基于“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与方法为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的职业选择、技能提升、子女教育、家庭住房等提供专业信息指导与协助选择服务。首先，立足青年打工者家庭的现实需求，在广泛收集打工者家庭就业情况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为处于各个阶段的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提供学习和培训的机会。其次，以社区为综合服务平台，构建信息联通机制，设立社会工作者“服务咨询角”，主动链接社区外各企业的就业信息和各大院校的教育招生信息。通过社区服务平台与青年打工者家庭保持定期沟通和交流，在双向沟通中实现信息的传递与反馈，把信息资源分享给青年打工者，为其开辟多样化的职业选择和子女学前教育选择路径，为打工者家庭践行科学化学前教育理念创造条件。同时，社区也是连接社区社会组织、社会义工和其他社会资本的主要媒介，信息联通机制也同样适用于“五社联动”各主体的沟通和交流。家业、事业、房业、学业是流动家庭奔走忙碌的方向所在，也是流动打工者在“天道酬勤”轨道上所勾画生命的蓝图。^[37]

(2)社会工作者及时搜集和反馈家庭学前教育需求。在家庭经济、住房及托育等问题上，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的愿景与诉求复杂多样。子女托育、家庭住房、就业保障等不仅需要社区工作人员的指导性服务，更需要政府政策的关注与保障。而社会工作团队可以介入社区，配合社区居委会开展相关工作。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中的行政化组织，是社区居民政治生活的引领者，也充当政策诉求的传播媒介，可以通过收集青年打工群体的生活诉求，形成政策议案传递给政策制定者，实现住房或教育政策的适当倾斜，优化青年打工者家庭的育儿环境。

2. “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搭建青年打工者家庭社交关系网

社区志愿者在助人层面的专业方法培训、工作质量和效率方面与专业社会工作者有区别。他们秉持善爱助人的情怀，从情感支持和环境营造层面为青年打工者家庭支持性服务框架注入力量。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作为社区的外来人群，在参与社区治理、了解社区文化、融入社区生活方面还存在困难，需要社区加以引导和协助。

(1)创建共享共治平台。社区治理的内核在于社会关系的缔造与联结、社会资本的培育与累积、社区精神的维系及社区温度的催升。^[37]“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共享共治联动模式旨在基于社区这一共同服务载体，将专业社会工作者与志愿者队伍相结合，充分利用各方资源服务于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群体。第一，在社区内部设立针对青年打工者家庭的“流动驿站”，通过社会工作者对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的信息收集、处理、整合，增进社区对该类群体生活动态的把握，便于将该类群体纳入社区服务和管理的范畴。第二，在社区综合服务平台上建立社区专项基金，通过社会组织与企业开展合作开辟多元筹资渠道，保障社会服务供给的持续性，助力社会组织对心理干预相关的社会服务项目的承接，协同扶持个性化社会服务项目运作，为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资本的蓄积提供物质保障。由社会工作者制定活动方案，社区志愿者协助实施，对症下药，为其培育和链接社区学前教育资本，以加速青年流动家庭对社区生活的融入。针对青年打工群体育儿时间、精力缺失问题，由社会工作者带头，在社区开设四点半课堂、兴趣阅读坊、周末影院或小义工组织等，有序安排社会志愿力量在接受相应培训后参与其中，帮忙照看、陪伴社区留守儿童及父母无暇顾及的随迁子女，在丰富其课外生活的同时，也能提高其各方面的社交能力。第三，“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联动模式是教育资源链接的主导力量。借助社区成熟的社会关系网与社区所属的邻近托育机构取得联系，由社会工作组织介入、志愿者团队作为辅助，为青年打工者子女争取就近入园的机会。同时将托育机构列为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资本的来源之一，通过社会工作者定期沟通，为打工者家庭和教育机构之间搭建起相互联系的桥梁，这也有益于其子女异地就学归属感和自信心的建立。

(2)拓展社区文化包容性。儿童学前教育环境的营造离不开社区文化的孕育和滋养。社区文化与流动青年打工者的家庭文化存在较大差异，而这些差异足以阻碍青年打工群体融入社区。相互了解以至于理解是促进文化融合的有效手段，因此，应在社区建立需求反馈制度。增设社区文化节、家庭亲子日等互动环节，有助于增进社区家庭间的了解，有助于随迁子女对新环境中主导文化的掌握，同时也有益于填补家庭内部的情感交流空缺。家长亲子活动的参与、教育期望以及对日常生活的组织等是家庭进行文化投资的重要途径。此外，建立社区紧急联系机制，把社区紧急联系电话留给每一户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以便在青年打工者分身乏术、无暇照看或者接送孩子的情况下，社区组织能够为居家儿童提供临时的生活照料替代服务。

3. “社区+社会组织”促进家庭韧性资本积蓄

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重要协同力量，在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治理中发挥着整合社会资源、直接提供服务的载体作用。因此，具备政治性支持的社区自治组织与可实行项目化运作的社会组织联动将赋予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韧性资本积累的独特动力。

(1)心理辅导增强家庭凝聚力。社区积极引入以流动家庭或流动子女为重点服务对象的专业社会组织，与专业社会组织建立联动机制。在专业社会组织的指导和介入下，根据社区青年打工者家庭现状，设计有针对性的“一对一”综合性心理咨询服务，由社会工作者和义工联动主导。通过定期向目标群体开设心理课程、开展个案工作，引导青年打工者关注、关心、呵护学前儿童，引导其注重学前教育与道德教育，注重与子女的心灵交流。同时，通过社会工作者与学前儿童的零距离沟通，助其了解父母的工作性质，并将学前儿童的深层次心理需求传递给父母，促进亲子双方的相互理解，改善家庭关系，拉近彼此间的情感距离，以此提升家庭共同应对生活迫境的韧性。

(2)凝资聚力维持家庭外部保障。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的心理脆弱除了家庭内部情感凝聚松散外，还与各类生活保障和支持的缺失紧密相关。社区关怀、祖辈支持、医疗保障、教育保障等的不可携带性是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缺少心理依靠的关键因素。在社区和社会组织之间建立联席会议制，将社会组织的教育资源和社区实地情况进行实时分享和匹配，社区工作人员的入户咨询有助于获得青年打工者家庭和随迁子女的新信息，促进实现各主体间的信息互通。通过社区声音和社区力量为有特殊育儿需求的家庭提供物质支持，增强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工作和育儿的信心与应变力。

4. “五社联动”培育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的学前教育综合素养

“五社联动”是社区创新型治理模式之一，以社区为综合服务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为主导力量，社区志愿者为辅助力量及社会资本为资源补充，旨在通过共建共治共享调动社区内五大行为主体及行动力量，使其彼此联系、协同运作，在社区资源协调整合、再分配及共享的基础上，实现家庭教育观念、教育能力、教育经验、教育方式等多方面家庭教育素养的培育，为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及教育资源链接赋能，为打工者子女学前教育营造“家”的氛围。

(1)树立儿童主体型学前儿童教育观。“家”是个人或社会群体身份认同的呈现场所，^[38]是学前儿童“自知”与“他知”的空间，“家”是学前儿童认识自我、感受亲情关爱的第一场所。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教育观念滞后、知识素养不足，其家庭学前教育资源链接能力较弱，过度依赖于家庭隔代照料而对家园及家社合作育儿认识极度缺乏。而“五社联动”的关键在于更新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的传统学前教育观，将儿童优先发展的理念置于家庭学前教育的中心，将学前时期视为子女培育不可或缺的黄金阶段。社会工作机构和托育机构的介入，以及社会组织的支撑旨在协助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更新其学前教育理念，增强其对子女进行人格养成和性格教育的意识，提高其对情感交流和朋辈交往的重视。通过倡导家庭分工合作育儿以及家园共育增强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资源整合与运用能力。而针对部分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文化程度较低、时间和精力有限导致的社区活动参与度不高，公共资源使用意识薄弱等现象，需要在社会工作机构、社会组织内部引入评估和激励机制，在青年打工者群体中设立多元化沟通渠道，督促“五社联动”各主体专业性、共情能力的充分发挥，通过主动入户、面访、持续性交流与互动等提高服务效能。

(2)“五社联动”助力学前教育空间延伸，增进故乡之“家”的城市社区融入与构筑。对于青年打工者子女而言，“家”不再是一个固定的位置与特定的空间，而是流动的居宅，对于“家”社会意义的探寻可以通过实践的营造来实现^[38]。而“五社联动”便是营造实践的其中关键载体，对于家庭教育实践的发生具有促进和引领作用。语言、饮食、习俗等地方符号的寻找与重构被认为是营造实践中再现家乡情感与记忆的重要环节。社区信息交流与资源集聚平台的搭建，社会工作者提供的个性化服务，以及社会公益慈善资源的导入，对于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安居新市民之家具有辅助和催化作用，能够有效助力和谐与亲密家庭空间的构筑，从而为随迁儿童学前教育环境的优化提供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