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失独者的强烈悲痛根源于独生子女家庭引发的高风险性家庭结构危机。失独老人在经历失独创伤后，神经系统失去平衡，出现应激障碍，主要表现为闪回、回避、负性的心境认知、反应性改变等症状，内在心理依恋与外在关系的断裂凸显了失独对他们造成的精神和心理创伤的严重性。^[1]心理创伤是一种“个体主观经验”，失独者对失独事件的主观经验常常表现为持续思念与长久悲痛的情绪、脱离现实及自我封闭，行为与情绪混乱，甚至产生无助且无意义感。^[2]心理创伤导致行为进一步退缩，失独老人的“内卷”式行为选择使他们与社区的关系出现断裂、隔离和相斥^[3]，失独老人由此出现社会身份的断裂。失独老人在面临重大创伤事件后的客体应激反应及个体主观经验均对其自我概念、身份认同及生命意义产生了影响。郑佳然发现失独对中老年妇女的负面影响集中表现为自我认同危机，如母亲角色丧失、家庭地位下降以及消极再社会化等方面。^[4]Yongqiang Zheng等的研究强调失独者作为集体身份不仅是个人的悲痛，更体现为一种文化的独特性及独生子女政策意想不到的结果。^[5]综上，失独老人在经历重大创伤性事件后，在其客观应激反应和主观经验持续影响下，产生了自我身份认同危机，甚至引发了集体身份认同危机。

针对失独老人的客观应激障碍和主观持续悲痛情绪障碍，学者们提出了心理干预、社会支持或二者融合的解决路径。心理干预层面，针对失独老人哀伤阶段主观经验的调适，通过个案辅导方式进行负面情绪转化。^[2]从心理问题对价值观念的冲击角度，探索重建失独老人的价值观念。^[6]社会支持层面，针对失独老人情感危机采用危机分阶段介入和社会支持网络建构的解决路径。^[7-8]心理与社会融合的层面，主要采用以依恋关系重建为导向的心理治疗，建立危机事件应急管理，同时优化人文情境。^[1]通过社会工作个案介入的方法(从心理干预和社会支持的双向角度)缓解失独老人的心理创伤。^[9]针对失独人群的身份认同危机，提出心理干预与社会支持结合的建议。^[4]目前学术界在如何改变失独老人的自身和群体身份认同危机这方面的研究不多。从相关老人心理调适和精神帮扶方面的干预研究更多从问题视角提出解决策略。而以社会工作优势视角和增能视角探索失独老人服务的研究，则主要体现为从优势视角理念分析失独老人的养老问题和从增能视角增强失独家庭的自我效能感。^[10-12]与传统被动的问题解决视角不同，优势视角从更为积极的主动视角来帮助失独群体，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因此，本研究尝试从优势视角出发，引入抗逆力概念。失独事件符合逆境的情境，给失独老人的生活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最终形成了他们的负面身份认同，并进一步引发一系列负面连锁效应。社会工作可聚焦于通过干预行动改变失独老人的身份认同危机，从优势视角出发，在抗逆力培育过程中增强失独老人个体层面的能力特质和环境层面的支持系统，重建其社会身份，提升其自我效能感。

二、抗逆力的概念及培育过程

抗逆力是指尽管个人处在明显具有威胁性情境脉络中，但仍能表现出超乎预料的功能或行为结果，从而成功适应环境并获得发展。^[13]拥有抗逆力的人，在逆境中仍能突破自身所处的困境，获得恢复的力量，能充分运用拥有的内外在资源，不受困境的影响，与周围环境建立良性的互助关系，让生活有更多发展的空间，并让自我的生命历程一直向前。抗逆力理论的核心概念包括逆境、风险因子与保护因子等内涵。逆境常见的类型之一是重大创伤事件，比如失独老人经历的子女死亡事件，当失独老人经历短期急性逆境事件——子女死亡后，事件还会逐步发展为长期慢性逆境困境，使其身心出现问题，人际关系遭遇瓶颈，生活处境受到限制，失去社会支持。风险因子，指特定个人、群体或其所处情境中那些可被预测、会产生特定负面结果的指标。^[14]36在失独老人群体所处的失去唯一子女的情境中，被预测的会产生特定负面结果的指标包括个体因素——消极效应、反应效应、反身效应，环境互动因素——人际关系、社会政策、文化认同。保护因子常用来指那些能减缓、调节或修补风险的能力，并用以预测未来发展结果的相关要素。^[15]失独老人群体用来减缓、调解和修补风险因子的能力包括个人的应对能力、特质以及社会环境的支持力量。

抗逆力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培育过程，也是多因素互动交流的动态过程。多因素包涵个人的能力特质和生态系统下环境的正向影响因素，即个体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以及两者相互作用后产生的效果。动态过程主要强调个人的抗逆力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随着个人与环境的不断交互作用而发生变化，因此，提升抗逆力的力量能够应对更多生活中的挑战。在抗逆力的培育过程中针对失独老人采用优势观点取向的抗逆力强化策略，这种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优势为本的观点更加关注失独老人自身及环境中的能力和资源，当失独老人面临困境和不利环境时，可通过社会工作专业力量，运用优势视角促进问题的解决，协助失独老人增强其潜在的抗逆能力，帮助他们从失独的逆境中逐步复原。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三个政府购买失独群体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运作过程为研究对象，采用个案研究法，对三个项目进行持续跟进，项目主题均为计生特殊家庭的帮扶或关爱服务，项目服务对象中失独老人占了较大的比例，其中两个项目持续跟进的时间为三年，另一个项目为两年。本研究通过深入服务项目的运作过程，采取观察、访谈等方式从失独老人的实际生活情境中探索他们的主观经验世界，感知他们对自我、周遭环境和生活的反映与理解，发现问题，并关注他们内在的力量和周围的资源以及运用资源的能力，同时也为社会工作的服务介入指引方向。

在研究过程中，对三个项目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状态进行了动态评估，服务对象样本148人，其中女性86人，约占58%，男性62人，约占42%，50岁以上(失独人群中女性以49岁作为生育界限)约占81%，60—70岁的失独老人有90名，约占60%。项目开展初期服务对象日常生活状态主要呈现在三个方面。在身体健康方面，失独老人的健康水平低于同龄人，健康水平中主观感受不好与非常不好的约占54%，主观感受较好的仅占12%左右，其中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的老人占比较高。在心理健康方面，失独老人的情况更为复杂，主要表现为失独老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情绪困扰，并表现出不同的抑郁倾向。具体表现为：有情绪困扰的达33%，有较大情绪困扰的达43%，即76%的失独老人受情绪困扰的影响，其中女性的情绪困扰较男性而言更加明显。73%的失独老人主观感受中反映出不同程度的抑郁倾向，其中女性的抑郁倾向程度也高于男性。在社会参与方面，失独后受心理不良情绪的影响，失独老人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交退缩，80%的失独老人表示主观体验到失独对自己社交有影响，其中表示有较大影响占45%；与亲戚、朋友、邻居等保持互动的水平较弱，52%的失独老人表示与亲朋好友互动低于平均每个月1次的水平；社区参与的主动性水平也较低，78%的失独老人表示不经常参与社区活动，经常参与的仅占8%。

随着项目服务的开展，项目行动者通过沟通、观察、评估了解到失独老人有改变生活状态的需求和内在想改变的力量，而周围环境支持力量的建立，也进一步提升了他们获得支持和资源的信心和能力，具体表现在失独老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三个方面。在身体健康方面，70%的失独老人表现出了积极关注健康、健康改善、生活照顾与养老的需求；在心理健康方面，56%的失独老人希望有人倾听与陪伴，有较强的心理支持、精神慰藉的需求；在社会参与方面，失独老人的主动性虽不足，但不排斥参与社区活动，43%的失独老人表示愿意尝试参与适合自己的社区活动，同时，他们也开始意识到周围环境中一直存在支持系统，包括亲戚、朋友、邻居、社区组织、社会工作团队以及社区的正式支持系统。项目服务需求评估从问题、缺失转向优势、资源，从失独老人个体内部挖掘内在优势和力量，从外部环境重建支持系统并整合资源，促进其自我调适能力与应对能力的提升，改善生活状态，重建关系网络，提升其获得支持和运用资源的能力，逐步重建其身份认同。

在研究过程中，分别对三个项目中的重点个案进行持续跟进式访谈。从优势取向抗逆力的理论视角出发，项目行动者在行动介入过程中注重优势的挖掘和运用，从失独老人个人内在因素和外在支持因素两个层面开展行动，重在通过个案管理、小组互助、社区支持等手法帮助失独老人重建生活希望，放下限制，逐步走出家门，主动参与活动，重建身份认同，重构社会关系，重新融入社区生活。持续跟进式访谈对象有六位。

四、失独老人的身份认同危机

身份这一概念与类别、角色等概念相联系，揭示的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认同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心理过程 , 它反映了个人与社会、个体与集体的关系。^[16]身份认同是个体或群体对 “我(们)是谁” 的回答，这个答案来源于社会环境和个体心理结构，既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具有群体共同性，又受个体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个体差异性。^[17]失独老人的身份认同则侧重于研究“失独”这个特殊标签下对老年群体身份认同的影响。在特定的“失独”情境中，老年群体同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当下社会情境与社会关系的制约，逐步建构出被“标签化”的消极身份认知，进而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失独老人在失去唯一的孩子后出现了自我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并由此引发自我认同失去同一性，同时与社会隔离、断裂，造成严重的生命无意义感与生活延续的困境，产生扭曲的身份认同。^[18]

当个人生活出现重大风险事件时，事件会引发消极效应、反应效应与反身效应。^[19]失独老人在经历丧子的重大创伤性事件后首先出现消极效应，开始觉得自己和周围的人、家庭不一样了，逃避与人接触，自我孤立，感觉逐步被周遭的世界抛弃和拒绝。研究发现，丧子父母普遍存在羞耻感和孤独感。^[20]受访者A和C均表示：“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没什么好聊的，一般我也不怎么想出去，没什么朋友。”在丧子事件过去一段时间后，失独老人会逐步出现反应效应，此时更倾向于寻找与自己有共同经历的人做朋友，他们在一起并逐步感受到群体的力量，但此时仍然与周围的环境有距离感，刻意保持界限。受访者E和F激动地说：“我们这群人(身份均为失独老人)每周三下午都会聚在一起，一起聊天、做手工、锻炼身体……我们感觉生活有了盼头，每周都期待聚会的这天！”当问及会参与其他社区活动吗？她们均表示“不想参与，我们喜欢和‘自己人’(失独老人)在一起，比较自在，不怕被别人笑，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大家都能相互理解，毫无顾忌”。随着丧子事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不断深入，失去孩子的父母必然会对他们旧的身份感到悲伤，创造一个新的身份认知以承认孩子离世的事实。丧子使他们处在一个不连续的家庭环境中，在家庭关系和角色定位上出现断裂，失独老人对事件的理解及对生命意义的重构逐步内化，形成反身效应，固化自我身份，重构身份认同。

“镜中我”理论认为，人的自我概念是在与他人的不断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就像照镜子一样，通过从他人的评价和反应中“看到”自我的样子。当失独老人被标上“失独”和“老人”双重标签后，消极的身份认同逐步在经历丧子事件后，形成一个累积的连锁性负面影响。丧子的负面事件经常成为引发失独者后续生命历程中“差异性”认同的开端。失独者在丧子初期的反应状况会影响到周围他人的回应，而这种回应在后续的生命阶段中会再影响失独者个人如何去应对与内化。这种回应机制具体表现为，丧子后失独者后续的家庭结构、功能、资源、居住条件、家族亲友间关系、日常生活安排以及因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带来的生活照顾、医疗照护等问题，都会发展变化。这一系列的回应机制同时也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人际关系、社会政策、文化认同等因素都在持续的生命变化过程中相互作用。反之，失独老人的反应也影响着环境为其提供哪些机会、服务和空间。在人际关系方面，不同的亲密度关系对个体会产生不同影响，在相互依赖的强关系中，家庭成员的亲密感及期望值相对较高，而往往具有强依赖性及高亲密度的个体对自我的认知会过度关注他人如何看待自己，表现出过度依赖他人的看法，并努力取悦他人。失独老人长期在高依赖关系中生活，失独后会更介意身边熟悉的人对自己及家庭的看法，于是开始自我封闭，改变原有的人际交往圈子，造成“失独”标签的特殊身份认同。在社会政策方面，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家庭及社会风险已经出现，这种政策性失独容易导致失独者的主观情绪不满并可能引发集体行动，进而形成“失独群体”身份认同效应。在文化认同方面，在我国传统文化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绝户是报应”等观念一直潜移默化地植入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无后”成为失独老人身份认同中最大的桎梏。

五、抗逆力培育过程中失独老人的身份重建

(一) 抗逆力培育的构成要素

Norman提出的11种正向的抗逆力指标分为两类：一是个人层次指标，包括自我效能、现实性评估、社会问题解决、方向或使命感、同理心、幽默、超越性别角色的固定特质；二是人际层次指标，有正向的关怀关系、正向的家庭环境、其他亲密的环境和有高度的期望。^[14]36

根据Norman提出的正向(优势)抗逆力指标体系，抗逆力培育的构成要素可以分为个人层面的能力特质和环境层面的支持网络两大类。个人层面的能力特质偏重个人能力和特质，即个人所拥有的能够对抗逆境的能力特质，主要包括问题解决能力、自主能力、社会能力和希望感。问题解决能力，主要是对抗压力、逆境的自我解决以及寻求资源和帮助的能力；自主能力，主要是指自我效能感，拥有自我管理、自我控制的能力，持有坚持力和毅力等；社会能力是指与他人建立积极关系的能力，拥有与人沟通、合作的能力；希望感是指拥有乐观的态度，对生活有希望、目标和积极的信念。环境层面的支持网络是指周围环境中的正向支持关系及资源网络。正向的支持关系包括与家人、朋友、同事、邻居、社区及其他关系系统的正向支持力量；资源网络包括参与机会、各个系统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资源系统。

(二) 失独老人身份重建的抗逆力培育过程

根据抗逆力培育的构成要素，结合Rutter提出的抗逆力培育运作的四阶段历程^[21]，将失独老人身份重建的社会工作介入的抗逆力培育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如图1所示。

1. 信任关系重塑失独老人的文化认同

第一阶段为社会工作者与失独老人专业信任关系的建立阶段，这个阶段为失独老人身份重建奠定文化认同基础。社会工作者在面对处于逆境中的失独老人和家庭时，需要放下病理性或问题性视角，放下专业者身份，而从生活支持者的角色给予失独老人足够的关怀、温暖、接纳和尊重，成为他们生活中的支持性力量。这种良好专业关系的建立是失独老人身份重建的关键要素，同时也是行动介入的基础。信任关系贯穿抗逆力培育的全过程过程，是培育抗逆力的关键影响因素。社会工作者最初通过人性化的态度逐步进入失独老人的生活情境，主动上门关心、关爱失独老人及其家庭，用亲切真诚的态度使失独老人感受到温暖和尊重，逐步放下心理防备并接纳和信任社会工作者，改变失独老人眼中他人对自己身份看法的片面认知(失独老人常担心他人会看不起或歧视自己)。之后社会工作者还需通过实际行动成为失独老人真正的支持者、协助者，用行动建立信任关系。获得失独老人的信任并维护这种信任，是帮助失独老人进一步培育抗逆力的核心影响要素。在持续信任关系建立过程中，面对“失独”这样的特殊现象，社会工作者需具备文化敏感度，从文化认同的角度与失独老人互动交流，接纳失独老人因社会文化影响下的行动结果，比如不爱与人沟通、封闭自我等，充分给予理解和同感，在文化共识中达成互动的适切性，并逐步产生认知上的共鸣(接纳失独老人对身份的敏感，理解他们的行动困境)，为失独老人身份重建奠定文化理解与认同的基础。

通过与六位服务对象(访谈对象)的跟进式访谈了解到，三个项目的社会工作者分别与服务对象建立了相互信任的良好互动关系，社会工作者用亲切真诚的态度尊重并关心他们，用实际行动创造条件关爱与温暖他们，从文化角度接纳和理解他们的身份认知，这种相互信任支持的关系成为失独老人重建身份认同的一把钥匙，打开了他们封闭的自我世界。其中访谈对象A和B表示：“这些孩子们(社会工作者)非常好，他们一点都不嫌弃我们，让我们有勇气面对生活，期待有人愿意听我们说话，其他人(周围的人)还是愿意关心我们的。”

2. 积极因素减缓失独老人的身份认同危机

第二阶段重在减缓失独老人身份认同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危机的影响程度，挖掘失独老人个体和环境两个层面应对危机的积极因素，减缓其身份认同危机的影响。

第一步，当失独风险事件发生后，失独老人受到消极效应、反应效应和反身效应的身份认同危机冲击时，社会工作者需要对失独老人受身份认同危机的影响程度进行基线评估，即对失独老人产生的消极效应、反应效应和反身效应的不同阶段的影响程度进行基线评估。

第二步，在抗逆力培育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重在挖掘失独老人个体层面的能力特质和环境层面的优势，在面对逆境时，失独老人表现出自我对抗压力和寻求帮助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他们的环境系统也发挥了一定正向的支持作用。部分失独老人表现出主动求助解决问题的能力。服务对象A表示自己在无助时，会主动寻求姐姐的支持，姐姐会宽慰自己，姐姐比较体贴，经常来探望和关心她；同时，社区工作人员也会经常上门关心她，她觉得不再是孤身一人。服务对象C表示自己腿脚不便，遇到困难时会向邻居、社区志愿者求助，他们也会主动帮忙买菜、买药。部分失独老人表现出较好的与他人沟通和合作的能力，遇到问题时，会主动与朋友沟通交流，并积极参与一些活动以缓解自我压力。服务对象E表示会经常和朋友一起聚一聚，缓解自己独处时的孤单感；服务对象F表示会经常参加一些社区活动，在参与过程中可以忘记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和大家在一起相互支持，也有了依靠。部分失独老人表现出较好的自我调适能力，遇到压力时会尝试培养个人兴趣爱好，转移精神压力，为生活找到一点希望。服务对象B和D表示通过激发自己的兴趣爱好，找到喜欢做的事，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兴趣上，可以获得一些乐趣，缓解生活压力。

第三步，社会工作者进一步强化失独老人重建身份认同的个体及环境层面的积极因素，针对处于不同身份认同危机阶段的服务对象采用不同的强化策略。当失独老人处于消极效应危机阶段时，社会工作者与同伴、志愿者、医护人员同时主动上门探访，引导其走出家门并加入社区互助关爱小组；意在通过关爱探访服务，改善失独老人的孤独感、悲观感和负罪感，通过建立互助关爱网络，改善他们的无用感和无意义感，强化积极的身份认同。当失独老人处于反应效应危机阶段时，社会工作者积极设计一些大型社区活动，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由志愿群体协同带动失独老人群体走出自我封闭的小圈子、尝试融入社区，并逐步带动其身份的转换和重建，鼓励部分失独老人成为服务社区的志愿者，意在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对集体身份的“差别化认同”降低，强化其社区融入感。当失独老人处于反身效应危机阶段时，社会工作者通过发掘他们自身的兴趣，逐步改变其对生活的态度，引导他们放弃非理性固化的身份认知，建立更具积极意义和希望感的自我身份认同。

3. 能力建设降低失独老人的负面身份效应

第三阶段通过社会工作者服务介入降低失独老人身份认同危机的负向连锁效应，培育并增强失独老人对抗负面身份认同的能力。失独老人在面临失独危机后，身份认同危机的负面效应还将对他们以后的生活产生一系列的负面连锁影响。失独老人失去生活的重心(孩子)，伴随着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他们的身心状况及自我照顾能力出现弱化。社会工作者在这个阶段要评估失独老人当下的日常生活安排能力、自我照顾能力、身心健康状况与人际交往情况等，重点考量失独老人日常生活安排和应对各类问题的能力，深入到实际生活处境中减轻因失独身份的负面效应引发对生活的负向影响。

服务对象A和C由于受到失独身份认同危机影响，在身心健康水平下降的同时，自我照顾能力、日常生活安排能力变差，进而产生自我否定、贬低的想法，无用感和无意义感加重。社会工作者通过与医务人员配合调适她们的身心健康，制订计划逐步提升她们日常生活安排和自我照顾的能力，并同时建立环境支持系统，增强应对问题的能力，进而逐渐减轻负面身份认同效应，降低该效应对其生活的负向影响。服务对象B和D面对失独危机，自我逃避、刻意孤立自我且不愿意与人交往，逐步内化负面身份认同，固化反身效应。社会工作者通过强化其自身的兴趣和优势(B喜爱养花，D擅长中医调理)，逐步建立关系，鼓励他们与有相同兴趣和喜好的人进行交流互动，改变他们封闭孤立的现状，在熟悉的圈子中找到认同感，放弃孤立、无意义的负面身份认同，降低对其生活的负面影响。服务对象E和F受到“失独群体”集体身份认同的影响，害怕独处、集体依赖性强，且产生集体“差异性”认识。社会工作者通过举办一些大型节假日活动、助老助困的活动，提升集体的参与意识，强化集体的助人力量，加强互帮互助的意识，提升她们应对“独处”问题的能力，转换其身份(服务对象向志愿者的转换)，提升她们生活的意义感和自我价值感，降低负面身份认同效应对其生活的负向影响。

4. 增强自我效能感重建失独老人的自我身份认同

第四阶段重点通过对失独老人个人能力特质方面的服务介入，提升失独老人的自我效能感，使其对自我身份赋予更多正向的意义和解释。自我效能感的高低与抗逆力可能性的大小呈相关关系。自我效能感高者倾向于遇到困难仍能坚持自己的行为，低者相反；自我效能感高者勇于面对逆境，相信通过努力可以克服困难，低者则选择逃避；自我效能感高者自信心强、情绪正向，低者相反；自我效能感高者愿意习得一些新的行为，做出改变，低者相反。^[14]194总之，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越高，其抗逆力也越强，表现出较好的问题解决能力、自主能力、社会能力以及较高的希望感。社会工作者在失独老人的自我效能感提升即个人层面能力特质培育方面，主要通过叙事治疗、认知重塑等个别化的辅导方式，重新赋予“失独”事件新的理解，逐步改变他们的负面认知。但认知的改变并非线性过程，而是螺旋式改变过程，比如服务对象A的自我否定在改变过程中也会因为遇到生活中的问题而反复呈现。因此，个案辅导在转变为个案管理的同时，还需为失独老人建构同伴支持系统，建构失独老人同伴之间互相学习、鼓励和肯定等互帮互助的网络平台；加强个体自我兴趣和希望感的连接；通过服务改变中成功经验获取及强化、自律行为养成等生活情境嵌入的方式，逐步培育和提升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强化自我身份的正向认同，提升其问题解决能力、自主管理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建立更加积极、有意义、有希望的自我认同。

5. 建构支持网络重建失独老人的社会身份认同

第五阶段通过对失独老人环境支持网络建构的服务介入，增加个体融入环境和获取资源的机会，帮助失独老人重建社会身份认同，重拾生活希望。从生态系统视角来看，个人在面临逆境时，个体层面能力特质是否发挥作用还受到环境系统的影响。失独老人的环境支持网络主要包括家庭、邻里、同伴、社区等系统，开放、包容、支持的系统可以增加个体的机会和资源，减少偏见、排斥和污名，重建失独老人的社会身份，可以帮助他们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在家庭系统层面，社会工作者需避免将失独家庭问题化，忽略其家庭面临困境时可能具备的潜能，要帮助失独老人及其家人形成相互支持的家庭氛围，促进失独老人与家人、亲人的沟通与交流，充分调动家庭对他们的理解、接纳和支持。服务对象A表示家里兄弟姐妹现在都很关心她，她不再觉得孤单和无助，经常主动和姐姐打电话沟通现状。在邻里系统层面，不少失独老人居住的环境均是熟人环境，周围都是老邻居，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支持系统，给予他们最近距离的保障。服务对象C 表示邻居提供了很多帮助，平时经常嘘寒问暖，遇到节日还会邀请她一起过节，感觉自己不是孤立无援的。在同伴系统层面，社会工作者通过组织特色且可持续的小组或社区活动为失独老人建构同伴群体，同伴拥有共同的经历和感受，他们能够在生活照顾、精神层面互相支持、鼓励，形成一个稳定的互助圈。服务对象E和F表示她们的姐妹中有一个住院了，她们轮流到医院照顾，直到同伴康复出院，同伴特别感动。她们觉得这样的同伴群体特别好，对未来充满了爱和希望。在社区系统层面，社会工作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力为失独老人构建社区层面的支持网络，包括社区工作人员、计生工作人员、离退休小组长、楼组长、志愿者队伍、社会工作者、医生、护士、康复师、心理咨询师等跨专业、跨部门的服务支持体系，还包括社区的服务活动场所、社区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社会各类资源等资源系统。六位服务对象均表示，社会工作者尽力寻找资源，建立社区支持网络，志愿者、医生、康复师经常上门提供帮扶，社区工作人员也经常上门关心慰问他们，社会工作者创造机会让他们融入社区，为他们搭建活动平台，提升生活质量，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不再特殊，更坚定了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三)失独老人身份认同重建的介入成效评估

随着服务的深入开展，三个项目都显示，在抗逆力培育过程中，失独老人群体生活状态的改变需求越来越明晰，生活状态整体上有所改变，在个人内在能力以及周围环境的支持力度均有所提升，身份认同逐步重建。服务的成效评估结果体现在四个层面。

第一，在与项目服务介入初期的生活状态调查数据的对比中呈现服务的效果。具体表现为日常生活状态的三个方面都有改善。在身体健康方面，失独老人对身体健康状况主观感受不好和非常不好的比例下降。服务介入后，失独老人健康意识提升，生活习惯改善，适当运动的增加，对身体健康的积极认同增强，消极主观感受下降了15个百分点(从54%到39%左右)，积极主观感受的比例上升了12个百分点(从12%上升到24%左右)，对一些慢性疾病也积极寻求医疗服务，健康咨询的主动性有所增强。在心理健康方面，失独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改善。一系列心理健康服务介入为失独老人提供心理支持、精神陪伴、放松治疗、情绪疏导、同伴互助支持、康娱活动等，失独老人的情绪困扰影响下降了21个百分点(从86%下降到65%左右)，抑郁倾向程度下降了26个百分点(从73%的主观抑郁感受下降到47%左右)，其中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改善较男性明显一些。在社会参与方面，失独老人社区参与的主动性提升。失独老人经常参与社区活动的比例提升了将近30个百分点(从8%上升为37％左右)，与亲朋好友和邻居的互动也增加了，开始主动寻求他人的帮助。

第二，在服务介入过程中，抗逆力培育服务效果体现在失独老人的改变需求更加明晰、改变的希望和动机在逐步提升、生活整体的把控能力增强等方面。在身体健康方面，85%左右的失独老人开始对身体健康更加关注，重视养生、保健、健康照顾和管理方面的需求。在心理健康方面，90%以上的失独老人的情绪困扰和抑郁情绪得到控制，同时开始积极探索有效的情绪疏导方式，其中50%的失独老人在日常生活中开始重视居家环境的改善，并培养发展出1—2项的兴趣爱好，这些转变逐步成为日常生活安排的一部分。在社区参与方面，接近65%的失独老人社会交往的主动性和互动频率都有所提升，39%的失独老人愿意接受志愿服务，8%的失独老人愿意主动提供志愿服务。

第三，在抗逆力不断培育过程中，失独老人内部能力和外部支持力量的提升呈现出了服务的效果。在个体能力方面，失独老人的日常生活问题处理能力得到提升，其中36%的失独老人明确表示问题处理能力和生活安排能力得到较好的提升；失独老人的自我认同感有所提升，58%的失独老人表示更多看到自己身上的优点和力量；失独老人知识技能运用能力得到提升，67%的失独老人表示从服务中收获至少1项知识技能，并能够运用到生活中解决问题。在外部环境方面，社会工作者通过服务建立了失独老人社会支持网络。首先，加强了原有亲朋好友以及邻里支持网络的紧密度，80％左右的失独老人开始改变自我封闭的状况，主动与亲友互动，互动频率每个月至少达1次及以上。其次，进一步强化邻里支持和同伴支持，建立了社会工作者、邻里、同伴的社区关爱网络。最后，积极挖掘和构建爱心帮扶网络，联动社区党员志愿者、社区各类志愿群体、高校志愿队伍、社区社会组织、家政、医疗等机构，为失独老人建立了社区关爱支持网络；同时，加强失独老人与这些支持网络的连接，增强他们主动运用资源和寻求支持的能力，失独老人连接、运用资源的能力得到提升，少部分失独老人还从被服务者转化为服务提供者。

第四，在抗逆力培育的过程中，持续跟进的重点个案的变化情况具体呈现出项目服务抗逆力培育的成效。介入前后服务对象生活状态和身份认同的比较可以明显呈现出介入成效(见表1)。服务介入过程中，失独老人在个人层面的能力特质和环境层面的支持网络均有所增强，个体自我效能感有所增强，与环境的互动交流加强，开始愿意甚至积极融入周围的环境，重新构建自我或群体的身份认同。具体表现为：失独老人遇到问题的应对能力增强，当应对出现困难时，会主动寻求帮助，主动求助的能力明显增强；日常生活安排、自我照顾的能力增强，可以调适自己的情绪，愿意学习尝试新的行为方式，获得新的生活体验，改变固化的身份认同；愿意与人建立积极的互动关系，愿意与同伴在一起建立互助支持的关系，愿意参与社区活动，融入社区，不再固着于自己熟悉的群体，以更开放的姿态去接纳周围的环境；运用环境中的机会和资源的能力增强，加强了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与交流，在更加宽松和接纳的环境中重建自我身份认同，逐步去“差异化”和“特殊化”。

六、总结与反思

在问题视角的分析框架下，我们会更多地从病理或缺失的角度去分析失独老人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不足，更多看到的是问题和如何解决问题，这是一个相对被动的实务研究路径。当失独老人面临逆境时，在负面标签的“特殊化”自我认同和集体身份“差异化”认同危机出现时，从优势角度尝试通过抗逆力培育，开展失独老人身份重建的行动干预，发掘并强化其个人层面的能力特质，增强环境层面的支持网络建设。在“螺旋式”的介入过程中失独老人表现出来的“抗逆力”需要被发现，而且需要不断强化关注，这有助于提升他们发挥个体能力、运用环境资源应对身份危机的能力，有助于他们重新调适个体和环境的关系和定位，逐步去除“特殊化”和“差异化”的非理性认知，形成新的自我概念和集体身份认同。

在抗逆力培育的过程中发现，服务成效并不是直线上升状态，失独老人的自我逃避、否定、贬抑经常反复出现，集体身份的“排他性”有时也会非常牢固，集体的立场很难统一，环境的支持系统要达到稳固且持续还有很大的空间，失独老人身份的转换有时也会因出现新的刺激而产生倒退现象。因此，介入过程中的困境和冲突还需要通过后续不断的实务研究进一步探索更加有效的改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