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伴随着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与流动儿童教育和心理发展相关的问题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受到特大城市人口战略、高考户籍限制以及农民工返乡潮等因素的影响，返乡流动儿童群体在回流过程中的问题逐渐显现。返乡流动儿童是指至少有过一次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和学习的经历，最终由于某种原因返回家乡继续生活和学习的儿童。返乡流动儿童群体是一个既不同于流动儿童，又不同于留守儿童的特殊群体，其特殊性体现在社会身份的动态历时性上。教育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流动人口子女有9990万人，其中，流动儿童3755万人，城镇留守儿童3458万人，农村留守儿童2777万人，流动儿童数量占流动人口子女总数的38%。^[1]受教育政策的结构性制约，一般来说，有升学需求的流动儿童会回流到家乡继续完成学业。

对于返乡流动儿童来说，返乡不仅意味着生活空间的转移，同时暗含着意义、表征和认知体系的转换。已有研究发现，大部分流动儿童返乡后，其监护和学习适应状况较差，抑郁水平较高，有父母陪伴返乡的流动儿童以及返乡前成绩较好的流动儿童返乡后学业和心理发展更好。^[2]返乡流动儿童在学业、心理、交友、生活、文化等方面会面临适应方面的诸多挑战。城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差异导致返乡流动儿童的学业适应出现障碍；离开父母家人的陪伴，内心的孤独感加深；城乡间语言、习俗与文化的巨大差异，加大了社会融入的困境。返乡打破了流动儿童在城市已经建立起来的平衡状态，也正是由于这种平衡状态的瓦解，才构成激发返乡流动儿童抗逆力重构的起点。本文试图通过对返乡流动儿童在家乡学习和生活的近距离观察与深度访谈，了解该群体返乡后所面临的适应性危机及其应对策略，探究与其抗逆力重构水平相关联的个人特质与环境要素，以期对社会工作进行精准干预，提供借鉴与指引。

二、文献回顾

抗逆力一词近年来成为社会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聚焦方向。它又称复原力、心理韧性等，强调人在挫折、压力等负面情境下的潜能激发和正向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对于抗逆力的聚焦重点也在发生变化。

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首先关注并探索抗逆力内部特质因素和外部环境保护因素。Werner通过长期跟踪研究发现，有过半数的目标儿童尽管经历了压力事件与困难情境，依然保持较高水平的健康心理状态。^[3]Werner提出，较好的外部社会环境和内部家庭环境与抗逆力和积极心理状态呈现正相关趋势。^[4]20世纪70至80 年代，Garmezy将家庭中有亲属患精神病的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尽管这部分儿童处于相对负面的家庭环境中，也能够超越初始预期，发展出健康乐观的心理状态^[5]，他将这部分研究对象称为“适应良好的儿童”^[6]。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界接续前人成果，开始进一步探索内在特质因子和外在环境保护因子的作用发挥机制以及微观个人与宏观环境的动态交互作用过程。^[7]Fraser和Kirby使用互动式和增添式两种模式诠释保护因素如何在抗逆力中发挥正向作用。^[8]Rutter和Masten则认为，风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同步作用，且根据时间进程、内部个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而产生变动，并非一成不变。^[9-10]Kumpfer依据社会生态学理论提出了“个人−过程−环境”的抗逆力发展框架。^[11]179-224Richardson则从动态平衡视角判断抗逆力重构过程是一种于变动中寻求平衡的发展过程。^[12]

进入21世纪后，在抗逆力的研究视角上，优势视角逐渐取代问题视角成为研究主流；在研究群体上，传统儿童青少年依然受到关注，但与此同时，老年人、妇女、病患等其他弱势群体也进入研究视野；^[13]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大多采用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在研究内容上，着重探讨抗逆力重构的运行机制。Hunter提出生存、保护和健康三种抗逆力策略形式，他认为个体能力只是重构后的抗逆力水平的影响因素之一，环境中的保护性因素和风险性因素会与自身能力产生交互效果，同时，宏观的时代和文化特征也会对这一水平产生刺激。^[14]Richardson认为，抗逆力重构是个体运用内部和外部资源帮助自身重新恢复新的动态平衡的过程，着重强调其动态过程性。他把抗逆力总结为抗逆性重组、平衡性重组、丧失性重组和功能缺失性重组四个层次。^[12]Kumper基于“过程−个体−环境”的抗逆力相互作用模型提出，个体内在所有的抗逆力与环境产生直接作用，从而能够应对压力事件与压力情境，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善外部环境，或有选择地感知外部环境，以保护身心的动态平衡。^[11]179-224除此之外，Rutter将社会生态学与社会建构理论相结合，认为抗逆力是一种生态性存在，任何研究与解释必须依托个体所处的生态环境进行。^[15]Mertens从研究范式的角度创新“青少年观”，认为抗逆力研究作为人文社科研究范式的承上启下篇章带动了青少年研究的范式革命。^[16]

与西方繁荣的抗逆力研究不同，我国对于抗逆力的研究起步于21世纪初。学者们从社会弱势群体切入，对问题青少年^[17]、女性农民工^[18]等进行研究，以期通过提升个体抗逆力解决其困扰，发展其能力，继而解决社会问题，带动大环境良性发展。在国内，对于抗逆力干预路径的选择大致分为两类：个体内部抗逆因子的塑造和个体外部环境抗逆因素的联结。在针对个体内部的干预方面，由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起，大量学者、专业社会工作者和慈善爱心人士参与的“The Sky for Growth”项目堪称成功范本。^[19]该项目基于“三因理论”，将个体内在的抗压能力转化为“乐观感”“归属感”和“效能感”。在个体外部环境因素方面，形式则更为丰富。外部保护因素的形成有多种途径，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等微观至宏观的多维领域能够共同发力，为案主抗逆力提供正向而强有力的支持。^[20]

总体而言，在研究方向上，西方学界已有关于抗逆力的理论内涵、构成模式、运作机制等方面丰硕的研究成果，而我国大多聚焦于对策研究，对理论的剖析较为浅薄和稀少；在研究视角上，中外学界都已从问题视角切换至优势视角，以此作为研究方向和主流；在研究对象上，儿童青少年依然是研究重点，对流动、留守儿童的研究成果丰厚，而近年来新产生的返乡流动儿童群体亦亟待关注。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搜集资料，从返乡流动儿童的主观叙述中了解他们返乡后的学习和生活处境，以及应对处境所采取的策略，分析外部支持系统及个人内在抗逆性特质与抗逆力重构层次之间的内在关联。笔者于2019年在河北省J县开展田野调研，共选取16名返乡流动儿童作为调研对象。其中，男生7名，女生9名，初中生12名，高中生4名，年龄在12至15周岁之间，其返乡后全部就读于J县寄宿制中学(其中1人由母亲陪同返乡，在学校附近购房，但平时住校)。本研究访谈对象的遴选遵循以下原则：第一，被访对象为返乡流动儿童；第二，年龄在 10—16 岁之间；第三，在城市生活5年以上；第四，返乡时间在半年以上；第五，返乡后适应状况具有差异性。共访谈16人，每人平均访谈时间为2小时，在征得被访者准许的前提下，对整个访谈过程进行录音，根据录音资料进行逐句转录，去除资料中与研究无关的信息，形成本文的研究资料。被访谈学生的具体情况见表1。

四、返乡流动儿童抗逆力重构水平

Richardson强调，与大众认知不同，突发生活事件有积极与消极两类，然而即使是积极改变，亦有可能产生动荡甚至瓦解性伤害，因为这类突发事件打破了个体之间维持的长期平衡状态，使其被迫产生变化。同时，他从生命“进步”“停顿”“脱轨”三个角度出发对“瓦解”进行了新的诠释：生命的进步是抗逆力不断进行重构的功能表现；生命的停顿是维持身、心、社、灵平衡状态而未进行新的重构的功能表现；生命的脱轨是缓慢而疼痛的重构，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可能丧失原有的特性或品质。^[12]返乡读书构成了流动儿童的“生命事件”，它打破了流动儿童在城市中建立起来的平衡状态，使流动儿童面临新的学业、生活、人际、监护以及未来发展困境。为了恢复平衡，返乡流动儿童需要调动自身内部与外部环境的保护性资源对抗困境，逐步建立起新的平衡。

笔者通过对个案资料的反复阅读，将与返乡流动儿童抗逆力重构高度关联的陈述进行提取和编码，并进行概念化处理，依据其所反映的核心问题进行组合，最终形成了5个主题和16个子主题。5个主题分别涉及返乡流动儿童的信念系统、自我概念、行动力、情绪情感和社会支持。返乡流动儿童信念系统方面的子主题涉及梦想和目标、生命的意义和乐观感；自我概念方面的子主题涉及自我引导、自我解释、自我期望、自我成败归因；行动力方面的子主题涉及计划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处事能力；情绪情感方面的子主题涉及情绪管理能力、自尊修复能力和亲密关系能力；社会支持方面的子主题包含家庭支持、朋辈支持和教师支持。基于抗逆力重构理论，本研究将返乡流动儿童的抗逆力重构水平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超越性重构、平衡性重构和失序性重构，具体情况见表2。

(一) 超越性重构

实现了超越性重构的儿童在返乡后的社会适应方面采取的是Hunter所说的健康策略。他们即使面对风险因素，也能保持积极状态，风险和危机反而激活了个体自身特质中各类保护性因素。在被访的16名学生中，有3名同学能积极应对转变带来的压力与风险，通过调整自身行为，抵御甚至调整环境中的不利因素，扩大积极因素。其返乡后的学业和适应能力都明显优于返乡之前，个人的综合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实现了自我超越与升华。本研究发现，实现了超越性重构的3名学生的抗逆力具有一些相似特质，比如，他们的性格较为开朗、乐观，遇到困难能够主动寻求他人的支持，奋斗目标明确，学习计划性强，且善于坚持，与同学发生摩擦或产生误解时，能够主动与对方沟通、解释，甚至主动道歉，擅长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具有较强的情绪管理能力，遇到事情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实现了超越性重构的儿童对于困境的解释多为促发性信念。他们会看到事件背后更多的可能性，从而增加选择的多样性，最终使问题得以解决，并获得自身成长。他们对自己未来的发展目标坚定而清晰。

我一直很喜欢唱歌，但没有合适的时间去学，我爸妈觉得学唱歌耽误学习。我想以后回北京去辅导机构教声乐。教大人或者大孩子可能需要艺术生，针对小孩子的话应该师范专业就可以。有时候学习和生活也不太好，我觉得很累的时候就会想，再坚持一下，就有希望回北京了。然后就会觉得比较有动力。(锦茜)

实现超越性重构的儿童具有较强的人际风险转化能力。许多流动儿童在刚返乡时普遍学习状态不佳，环境支持十分有限。超越性重构的儿童会主动寻求来自家人、老师和同学的帮助，及时获得支持力量，将风险因素转化为优势因素。

我成绩不太好，老师们就不会太关注我，那我就主动去找他们聊天、问问题。有时候我也去找班上成绩前几名的同学请教，他们会给我讲，都对我挺有耐心的。一开始我的新室友都不喜欢我，觉得我城里回来的瞧不上这边的人，我也理解，有时候我找他们问问题，就多聊聊，多解释，还有道歉，关系就好一些了，有一些误会就说开了。(佳华)

(二) 平衡性重构

平衡性重构意味着保护因素对风险因素形成制衡，对风险和危机形成屏障和阻击，从而使个体能够持续保持平衡状态。在社会适应方面，他们采取的是Hunter所说的保护策略。面对相对不利的环境，他们善于进行选择性知觉和应对，不与问题正面交锋，回避矛盾和问题，处事较为消极、被动。在被访的16名学生中，有11名学生返乡后的整体状态与返乡前持平，个人的综合能力虽未见明显提升，但也能够良好地适应。与超越性重构相比，平衡性重构的儿童虽然能够恢复到返乡之前的身心平衡状态，但是在精神、认知、行为、情感和环境支持的某些维度上与超越性重构相比明显缺失。

实现平衡性重构的儿童对于未来只是一种模糊憧憬，缺乏具体清晰的目标。这种模糊、不确定的憧憬使他们不会为达成目标而做更加细致的规划。

我对自己的未来也没什么特别的计划，就做个护士吧。其实我可能考不上大学，所以考个职高，上个护士学校也行，如果有其他职校或者大专能上，以后能干比较稳定的工作就行了。学习计划也没什么，就跟着老师走，完成布置的作业就可以了。(曲璐)

与超越性重构的儿童相比，研究中绝大多数儿童在面对新环境的风险因素时采取保守且谨慎的风险规避态度，而非大胆进行挑战，寻求解决方案。对于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他们选择不采取应对行动。

我很少主动找老师，一是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二是我觉得这像拍马屁似的。有一次，我太想我爸妈了，就趴在桌子上哭了。我班主任看到了，找我谈了话。但平时我有事都自己憋着，不愿意去跟老师说。(伊敏)

(三) 失序性重构

失序性重构意味着个体保护性因素弱，难以抵御外界风险。当个体保护性因素不足时，抗逆力是对风险因素的抗争，是妥协到底线的挣扎，个体往往以放弃一些信念或动力为代价而达成一种新的平衡状态。在被访的16名学生中，有2名学生返乡后的整体状态明显下降，远低于返乡前。他们放弃了对未来的期望，表现为孤僻、离群，甚至敌对。对于失序性重构的儿童来讲，他们对于困境的解释多为抑制性信念，看不到更多的可能性，失去了更多发展机会，致使社会适应的风险水平加剧。返乡读书打乱了他们以往的规划，使生活瞬间失去了方向感，丧失了前进的信念与动力。调研发现，失序性重构的儿童大多是被动返乡的，自己并没有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迎接这种变化。所以，他们的处境显得更加混乱、无序。

我根本就不想回来，我都没在这里生活过。我的朋友、我熟悉的店都不在这里，我怎么能开心呢？我妈回来照顾我奶奶，但是为什么我姐姐就能继续在那边上学，我就得跟着回来？凭什么？我妈说爱我就是要把我带在身边照顾，但根本就没问过我愿不愿意。以前我在山西成绩还挺不错的，现在成绩一直往下掉，这不就非常影响我吗？我每天就在这边发呆，没有学习的动力。(史文)

流动儿童独自返乡带来的核心风险是亲子分离，但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自尊修复能力和亲密关系能力能够对亲子分离风险进行有效补偿。失序性重构的儿童在负面情绪调节、亲密关系建立方面的水平明显低于超越性重构与平衡性重构的儿童。

我一直很想好好学，因为舅舅说只要我成绩上去了，就可以回北京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了，但是我完全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去学习，感觉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其实，我很不适应这里的生活和同学，老师只关心我的成绩，我总是挨批评。(胜利)

不难看出，失序性重构的儿童几乎无法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积极的反馈，不知道如何运用自身可调动的支持资源，整个人持续处在低落、抑郁的情绪之中，与返乡前相比，状态差了很多。

失序性重构的儿童常常将自己置于家人、老师和同学的对立面，难以获得外部环境的支持。由于被动返乡，他们对返乡读书十分抵触。这种心态致使他们难以积极面对新环境中的人与事，进而拒绝与外界的互动和来自外界的帮助，采取自我封闭的抵抗策略，最终丧失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勇气。由于对周围环境具有敌意和抵抗倾向，本身具有的抗逆力因子无法连接外部环境中的保护因素，甚至原有的保护性因素逐渐转为风险因素，致使抗逆力水平不断降低，进入危险状态。

五、基于抗逆力重构水平的社会工作精准干预策略

流动儿童返乡读书面临诸多方面的融入困境，主要包括择校、生活适应、学业、人际关系、监护与陪伴以及未来发展困境。从协助和陪伴儿童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工作者在流动儿童返乡初期为他们提供及时的干预是急需且必要的。这将大大缓解他们返乡初期的不适状态，尽早规划新的发展目标，提升适应能力，整合多方面资源，强化环境的保护功能。社会工作者应在准确评估返乡流动儿童抗逆力重构水平的基础上，为其提供五个方面的精准干预。

(一) 强化信念系统，制定清晰的发展目标

信念系统是对困境诠释的参考要素，是返乡流动儿童抗逆力重构的重点所在。社会建构理论认为，个人往往是结合其社会关系与过去的经验建构价值，价值的创建还会因社会文化而受到限制。^[21]由此，返乡流动儿童对“返乡”所建构的定义决定他们是主宰问题，还是被问题控制。信念系统涵盖了人的价值偏好和态度，形成对社会的整体认知，进而对行为产生影响。本研究发现，高抗逆力重构的儿童，其信念系统多为促发性信念，持此类信念的儿童具有清晰的梦想和目标，具有价值感和乐观感。这些儿童能够对“返乡”这一压力事件抱以积极的认知和态度，对新环境做出正向的知觉、选择和判断。此种信念使得儿童在面对困境时拥有更多选择余地，有助于解决问题和积累经验，有利于自身实现正向成长。而低抗逆力重构儿童的信念系统多为抑制性信念，持此类信念的儿童发展目标模糊，看待“返乡读书”事件较为悲观、消极，他们更多发展的可能性被限制，返乡后适应风险的程度加重。

社会工作者在对返乡流动儿童信念系统实施干预时，可以将干预的目标聚焦于明确发展目标、建构生命意义和激发乐观感三个个体最重要的精神维度方面。社会工作者应协助返乡流动儿童将“返乡读书”事件和当下面临困境的认知向积极乐观的方面转化，助其对自身与环境的优势与不足进行科学评估，尝试连接自身特质和外部保护支持因素，共同推动高风险环境转变为高保护环境，主动应对返乡后的适应危机。社会工作介入的焦点是从优势视角出发，激发返乡流动儿童对未来发展的美好希望，协助其将返乡前的个人发展愿望向返乡后进行迁移和延伸，在明确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二) 引导积极的自我概念，形成对生活的控制感

自我概念形成于个人对自身的了解以及他人的反馈。自我概念的作用包括自我引导、自我解释、自我期望和自我成败归因。其中，解释风格和归因偏向对于抗逆力重构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积极的解释风格有助于儿童积极应对困难和挑战。本研究发现，适应能力优良的儿童基本上拥有积极的解释风格(如锦茜、佳华)，而采用消极解释风格的儿童适应能力往往不佳(如胜利、史文)。返乡流动儿童的自利归因偏向是抗逆力过程中的适应性反应机制，自利归因偏向儿童的适应能力更强(如锦茜)，而消极归因或自我挫败的归因通常会使儿童采用回避式的行为来应对问题(如伊敏)。

动机解释理论认为，自我利益归因受三种动机的影响：加强自我评价、创造良好印象和维持个人对环境的控制感，^[22]本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结论。拥有较高抗逆力水平的返乡流动儿童往往更倾向于从自我利益归因策略中增强自我控制水平，从而维持较高的自尊感。Heider与Weiner的成败归因理论提供了从自身角度解释行为的思路，该理论将成败归因总结为六个方面，即能力、努力、身心状况、工作难度、运气、别人反应。^[23]在这六项因素中，前三项为内在因素，后三项为外在因素。对工作成败的归因倾向将影响个体未来再从事相似工作时的动机。积极的自控信念可以提高人的自我实现能力。

上述理论对社会工作介入返乡流动儿童积极自我概念的引导具有启发意义，社会工作者在对返乡流动儿童的自我概念系统实施干预时，可以将干预的目标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导自利式归因模式。使返乡流动儿童懂得，高自我效能感的人在归因模式上更倾向于自身努力不足或策略偏差，而低自我效能感的人在归因模式上往往将失败因素归结为自身能力不足。社会工作者在干预过程中应引导返乡流动儿童运用高自我效能感的归因模式，从自身的努力程度和方法策略上找原因，并进行修正。尽量避免使用低自我效能感的归因模式，对自身能力的否定将不利于行为的持续改善。此外，社会工作者应协助返乡流动儿童树立主客观兼顾的归因风格。比如，学业成绩的高低有主观方面的因素，包括知识点掌握得是否牢固，复习工作是否充分，临场发挥是否细致认真等，同时，也要考虑客观方面的因素，如试题的难度、阅卷标准等。二是引导返乡流动儿童积极、客观、全面地看待返乡后所面临的学业和生活问题，将成败归因于自己的努力程度，从主观上找原因，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相信主观努力的作用和力量，从而形成对生活积极的控制感。

(三) 提升行动力，养成良好的自律品质

行动是连接个体内部和外部环境保护因素的重要枢纽，而这一互动过程经由个体的行动完成。个体的行动力决定其是否能够顺利进行内部和外部保护性因素的相互配合与正向强化。因此，目标设定、自我规划和方案执行作为应对现有困境并发展能力以抵御未知挑战的核心，理应受到重视。于返乡流动儿童而言，“返乡”这一压力事件的机遇与风险并存。合理设定目标、正向自我规划并依靠强大的执行力真正付诸行动以实现自我期待，有助于顺利应对并度过压力事件，继而实现对抗逆力保护性因素的重构，拥有面对未知挑战的勇气与能力。

社会工作者在对返乡流动儿童的行动力系统实施干预时，应着眼于计划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处事能力的改善与提升。最重要的是，及时协助返乡流动儿童制定个人发展规划。规划应务实且清晰，既有远景目标，也有阶段性目标。要结合返乡后的实际情况，与流动儿童一起评估目标的难易程度并进行排序，充分估计可能遇到的风险与困难，并制定应对预案。要以返乡后面临的具体问题为突破口，陪伴和协助返乡流动儿童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行动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其人际感受力、人际理解力、人际表达力与人际合作力。同时，着重培养返乡流动儿童调动资源、缓解冲突和获取支持的能力。

(四) 激发正向情感体验，打造稳定的内在心理环境

积极情绪是个体对困境解释的结果，激发返乡流动儿童的正向情感体验是提高其对抗挫折能力的科学方法。人的积极情绪和外向性格有一定关系，消极情绪则和神经质有一定关系，前者可以减少痛苦体验和灾难化心理。积极的情绪能缓冲返乡流动儿童的心理压力，使之在平衡被打破之后能够快速复原。研究表明，积极的情绪能够促成个体的应对行为，而消极的情绪则会引发回避行为。^[22]

社会工作者在对返乡流动儿童的情绪、情感系统实施干预时，要注重激发积极正向的情绪、情感体验，帮助返乡流动儿童学会处理消极情绪，提升自我情绪管理能力，从而形成稳定的内在心理环境。社会工作者可以将干预目标设定为提升返乡流动儿童的情绪管理、自尊修复和亲密关系建立的能力。返乡流动儿童在面对陌生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时，更易于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协助其学会正确地体察情绪、表达情绪和疏解情绪是社会工作者介入情绪管理的“三部曲”。同时，要通过情境创设的实践活动，激发返乡流动儿童积极正向的情绪、情感体验。此类活动可以将认知调适、合理宣泄、积极防御、理智控制、及时求助等技能融入其中，逐步提升返乡流动儿童的情绪管理能力。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工作者为返乡流动儿童提供疏解负面情绪的方法时，要充分遵循服务对象自决原则。在介入过程中可以让返乡流动儿童自己讲出遇到心情低落时会有怎样的情绪调节方法，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一起讨论各种方法的利与弊，由服务对象选出适合自己的有效方法。社会工作者可以以课后作业的形式鼓励服务对象在实际生活中对遴选出的调适方法加以运用，在后续的辅导中再进一步讨论实际运用的效果与存在的问题，进而加以调整。总之，整个干预过程应该形成一个情绪管理能力持续提升的闭环。

(五) 善用朋辈支持，培育滋养性外部环境

从调研情况来看，流动儿童返乡后绝大多数就读于寄宿制学校，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基本上是由同学、老师和校园环境所构成的封闭生活圈。其中，影响最广泛、互动最频繁的就是同学。朋辈关系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得好可以成为缓解压力的保护性因素，处理不好则可能成为增强压力的风险性因素。研究表明，社会支持质量与亲密朋友数量呈现正相关，决定个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感和积极情绪感知。同伴关系多具情感支持功能，在返乡流动儿童情绪低落、孤独无依时能够给予最为直接的精神慰藉和情感支持。^[24]本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流动儿童返乡后并未得到来自于朋辈群体的情感支持，相反，很多情绪、情感困扰正是因朋辈群体的孤立与排斥而产生的。如果对立的朋辈关系得不到改善，返乡流动儿童的外部环境将会持续恶化，进而发展成高度风险的外部环境，严重制约和阻碍返乡流动儿童的发展。朋辈群体的情感性支持弱化是返乡流动儿童采取回避型人际交往模式的主要原因，当他们无法从朋友那里获得足够支持时，就会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得无助和孤立。

社会工作者在对返乡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实施干预时，要开展系统性、整体性干预，强调各个子系统资源的整合。返乡流动儿童的社会系统主要包括家庭、朋辈群体、学校和社区。家庭支持系统具有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的双重功能，是返乡流动儿童最主要、最直接的支持来源。社会工作者应着重链接返乡流动儿童的家庭资源，协助家庭增进亲子沟通，优化家庭教养方式，协助家长明确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制定家庭教育规划。从学校系统来讲，社会工作者应与返乡流动儿童的班主任取得联系，建议教师在学业和情感方面给予返乡流动儿童更多关注与关怀，在学校内形成稳定的、具有保护性的外部环境。社会工作者应与返乡流动儿童一起评估各个子系统的功能发挥状况，特别要关注和介入与各个子系统相关的社会网络环境，使其能够在恰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为返乡流动儿童提供成长所需的资源、支持与安全。对于返乡流动儿童这样一个特殊群体而言，外部环境介入的重点应是优化朋辈群体的支持系统，通过朋辈群体平等关系的建立，给予返乡流动儿童自我价值的积极回馈与肯定，增进外部环境对人的滋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