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在物质财富方面越来越富有，社会福利的未来是什么?我们(不是全部人，或者至少是绝大多数人)是否应该拥有足够多的收入和资产，以便未来在没有政府的帮助下，从私人市场中满足我们的社会福利需要?难道我们不应该有权利决定我们自己的个人资源偏好和优先选择，以及从私人市场中购买我们自己所需数量的教育、医疗照顾、住房、社会保障、精神健康服务、社会工作支持和其他服务吗?

当今的英国正在面临这样类似的问题。我必须说，这主要是依据那些现在远比他们在过去那些日子里更加令人愉快和使人振奋的专业经济学家们的说法，作为贫困和经济萧条时期的专家们，当时他们被人们嘲讽地戏称为是卓越、杰出的“令人沮丧的科学家”。西德和美国也正在面临这样类似的问题，尤其是由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1]，及其追随者们所提出的诸多问题。

我猜测，这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在全国性社会福利会议上讨论“政府在社会福利领域扮演角色”这一充满争议性的基本问题。早在人类决定创建社会工作之前，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冲突早已存在，历史久远。在人类应对贫穷的悠久历史中出现的相对较新和令人惊讶的新生事物是客观事实和丰富物质财富的发展前景。我们只有将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典、法国、西德和其他工业化国家194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与1965年时达到的水平进行比较才能意识到：在短短的二十年间里，我们的社会变得多么的富有。尽管未来经济可能会出现类似近期的相对滞胀时期，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我们的社会正在逐渐变得更加富裕。因此，为防止国际性战争灾难的发生，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和下一代生活在非常富裕的社会中做好准备。这种富裕既体现在拥有丰富的物质商品上，又体现在闲暇时间上或者是在非工作性的时间上。有人断言，在未来的十年里，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预期将达到一万亿美元。

那么，社会政策的未来角色是什么?随着社会福利回归到19世纪时它只为人群中一小部分人提供监护性照顾服务的剩余功能，难道它会消失吗?难道我们能假设：我们社会今天所面临的贫穷、歧视、不自由和暴力等关键性社会问题，将会顺应经济增长和不断扩大的私人市场的要求而逐步消失吗?

近几年来，英国一些经济分析学家们指出，国家收入和财富的增长已经清晰有力地展示了私人市场在教育、医疗照顾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情况^[2-3]。与他们非凡卓越的前辈们不同，经济学家们并没有谴责这些过去在政治上是毫无关联或者是错误的社会政策工具。那时，他们需要将这些社会政策工具作为临时特设的政治性机制，缓解和减少社会冲突，保护财产的权利，以及为了避免被剥夺的人群诉诸暴力。因此，这种当代社会对以往社会政策角色的重新定义是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是作为一种临时性、短期性的政府干预措施，用以支持和合法化早期发展阶段中摇摇欲坠但正在形成和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现在，有人认为，那些过去以社会政策为借口和说辞批判政府干预的人是错误的、误导的和缺乏远见的。今天的波旁王朝(The Bourbons)否认昨天的波旁王朝。时代、概念和市场都已经发生了变迁。他们已经被富裕、技术以及更为成熟、匿名和更加灵活的市场机制的发展所改变，这种市场机制旨在满足社会需要，增加消费者选择的自由，以及不仅是提供更多、而且是提供更好的教育、医疗照顾、住房和社会保障。

现在，在英国，这些私人社会政策的一些理论正在以简要的形式被提出，而且，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具有相同想法的分析家们也在这样做。自相矛盾的是，初看起来，他们利用和欢迎重新把定义扩大到穷人和低工资收入者的“负所得税”(或者是反向的税收津贴)。对于政府来说，通过财政体系，以这种方式实施最低限度的收入再分配，将会导致政府从实物性公共服务，如教育、住房和医疗保健的直接提供中逐步解脱出来。假如为穷人提供略多一点的购买力，他们的其他需要就应被当作是从私人市场购买的消费性商品来对待——这一点引起争论。

像其他以这种大型而全面的方式呈现的社会政策概念一样，这一理论对我们社会未来的经济特点提出了一系列假设。这些假设都需要加以检验和研究；此外，在这种检验的过程中，它可能有助于我们去运用当代的术语来重新定义社会政策的角色。

这一理论背后隐含的一个基本性假设是，当前收入和财富的差异性模式将会继续存在，这一模式决定了每个人通过时间来掌控支配的资源，而且根据其含义未来也应该继续存在。当然，可以接受的是，每个人的绝对标准将会提高：3 000美元的家庭将在若干年后、而且是在实际上变成6 000美元的家庭(双倍的购买力)；100 000美元的家庭将变成200 000美元的家庭，以及诸如此类的状况。这一假设意味着，在没有公共政策的干预下，市场的无形资源配置将会为所有个体和家庭的生活标准带来一种相同比例的提高。它还进一步暗示着，作为一种社会福利，应该扩大绝对性的差异，即这两种家庭税前收入的差距，应该由现在的97 000美元，增加至未来两倍的194 000美元。当然，这种不平等的增加可能会因累进税影响而有所减少，但是，绝对的差距将会显著地增加，除非税收的累进性在其影响上比现在变得更大。然而，那些私人市场理论的倡导者们并没有要求一种更加累进性的直接税体制，恰恰相反，他们主张更多地减税。

简言之，根据这一经济进步模式，其中包括社会福利角色的弱化，其核心是承诺每个人(包括穷人)的生活标准将会增加两倍。按照1966年价值和界定标准，贫困将会彻底消失；与此同时，收入和财富上的绝对性差距将会极大地增加、扩大。因为其外表的中立性，经济模式也可能是一种价值判断模式。

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的差异性是第一个假设 (竞争性市场现在是、将来也会是资源有效和比例性公平的配置者)，以及与其紧密联系的第二个基本假设共同关注的问题。总的来说，我们知道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中存在的非经济因素和错误损害确实会对非消费者和第三方产生损害——例如以城市衰败、贫民窟、空气和河流污染、美学设施破坏、不健康、工伤，以及侵犯个人隐私和诸如此类的形式呈现出来。许多这种对生活质量的损害和错误，它也可能涉及到目前统计学家或者是经济学家还不能用美元和英镑来定量化计算的非经济因素变量，这也可能有损于诚信、自我发展、创造力，以及尊重民事权利。

与此类似，虽然我们可以认识到技术和科学变迁给人类带来的无效利用和损害的影响，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对其影响进行准确的测量。这些社会变迁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损害，经常是由那些非直接的受益者来承担，并且它们可能会创造远不止一代人的新需要。一些更加鲜明和更加引人注目的代际性社会成本收益分析领域的例子有：自动化对就业、对习得技能过时和对家庭稳定性的影响；新科学发现的影响，如沙利度胺^②会对个人产生终生的依赖性；教育体系、职业和专业培训、就业、晋升、职业福利、职业附带福利、中产阶级住宅区，甚至是就业团队计划准入标准的提高，它们对被拒绝者和接受者所造成的社会性、心理性和经济性影响。难道我们真的认识到连续性的被社会拒绝和排斥的过程对人们所产生的心理性影响吗?但是经济增长趋向于不断建立越来越高的通往生活和自由选择的门槛，而且扩大资格证书主义统治的领域；^[4]③那些聚集在外面的人群发现越来越难以攀登上、挤过，或者是俯瞰顶端。

在所有这些由于进步的弊端所造成的、与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差异密切相关的领域中，在广泛多样和错综复杂的生活机会和控制资源再分配的体系中，存在着一种持续不断变迁的趋势。它主要是一个非补偿性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竞争性市场的补偿，而且只在一定限度内通过公共援助机构和其他的社会保障措施、再培训和工作计划、公共教育、住房和社会福利计划而获得法律和社会政策的补偿。对损害和弊端缺乏补偿的原因是多种多样和千差万别的；原因在于我们无法识别确定受害者，指明和追究导致原因机构的责任，以及从物质的角度去衡量社会变迁和经济进步的社会成本。其他和相关的原因需要在价值观的领域中寻找，需要在根深蒂固的信念中寻找，例如，那些贫穷和患病的人就应该贫穷和生病，而且那些被社会排斥的人是因功绩、美德被排除在外。他们是其他人进步的社会病理品。

我认为，以上两个关于未来收入和财富之间、以及在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差异性的假设，隐隐约约隐含在我已经实例化的经济进步模型中——我们可以将这个模式称为“乐观主义的自动化模型”。这种模型往往会给人创造一种印象：即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学领域中的一个问题。因此，正如格罗斯所说的那样，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背负着格雷沙姆定律(Gresham)的一种新形式，即不太重要的货币信息(或者是美元数字魔法)，倾向于取代其他那些可能具有更为重要意义的信息。^[5]

我认为，现在可以提出三个核心性问题。第一，社会政策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与其现在相似的情况下，在一个竞争性市场环境中，经济增长会在整个人群中按比例公平地分配份额吗?换言之，在我们社会增长的动力源泉中是否存在一种“自然的”、演进性的、内在固有的平等分配的趋势?当我们变得更加富有之时，我们会变得更加平等吗?

第二，未来增长成果份额在整个人群中公平地分配这一趋势(现在暂时假设它存在)，能够强大到足以允许作为一种再分配代理人社会政策的部分性角色的逐渐消失吗?换言之，x年之后(假如它应该发生的话)，穷人和富人实际收入的倍增可能会逐渐地削弱社会福利的作用吗?由此衍生的一个争论性议题是：这种福利的削弱到底是或者不是一种所希望的结果?

现在，我转向我的第三个问题，在所有事物中最困难的是预测未来。有关未来经济增长和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变迁的结果和代价是什么，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呢?这些社会变迁的结果和代价将会如何分布和呈现在一个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中？他们将在多大程度得到补偿(或者他们确实能得到的补偿)?例如，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市场可以解决民族融合与适应的问题吗?现在，这是英国和美国所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毫无疑问和无须争议的是，在过去20年间，高度工业化社会的变迁速度是非常迅速、并且是无处不在的，变迁速度可能比20世纪任何相似时期的变迁都更加迅速。总体来说，没有证据表明这一变迁速度正在减慢。随着更先进的生产、分配和供应技术的掌握和应用，以及随着医学科学在预防死亡和延长寿命潜能领域中开辟新天地和突破，这一变迁甚至可能会更加迅速扩张。无论男人还是女人、穷人还是富人，只要在现有的生物寿命上再增加5年，我们就会给社会提出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根据我们目前所知，以及回顾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在科学和技术研究投资方面的巨大增长，可以合情合理地假设，未来的社会和经济变迁可能与它们近期一样迅速，而且甚至可能是更加迅速。事实上，相当多的这种科技研究工作成果还没有广泛应用于实践。当个人和家庭普遍地经历研究和创新的全部性影响之时，许多年已经过去了。正如威尔伯特•摩尔所说，人们还应该记住的一点是：尽管某些程序会相对较快地过时，但是随着材料技术和社会战略范围的扩大，净效应是额外增加性的，或者是积累性的。^[6]

这种关于变迁的特别问题举足轻重和十分重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经济学家们的计算和模型极少会考虑社会变迁的社会成本。他们测量他们更为容易计算、测量的东西。截至目前，我们尚无法用物质性手段去量化社会苦难和不良的健康状况，失业、贫民窟生活和黑人无业的影响，教育和公民民事权利的剥夺，以及世代相传的愤世嫉俗和冷漠的发展与增长所带来的积累性副作用。这些似乎只是一些伴随着社会和技术变迁而不可避免产生的成本。它们并没有体现在任何人均“实际”收入的指标中。因此，我们必须不断提醒我们自己有关它们的客观存在，部分是因为我们碰巧生活在一个科学时代，该时代倾向于把可以测量的事物和重要的事物密切联系在一起；倾向于对那些不可测量的无形东西不予考虑；而且倾向于仅仅是根据那些适合于测量事情为基础得出结论^[7-8]④。我很高兴地说，数学个案工作还没有出现。

第二，变迁的事实之所以举足轻重和十分重要，是因为我们需要提出有关这些社会成本的问题——这是社会政策存在的部分理由——在人群的不同年龄、性别、家庭结构、民族群体和收入，以及诸如此类结构中，现在以及未来是如何分配的。技术性失业是广泛存在的，还是高度集中在某些人群中?谁是贫困地区的受害者?谁承担着城市更新重建、或者是“贫困地区生活”的社会代价?对这些问题及类似问题的回答，对社会政策来说是非常关键和至关重要的。但是，到目前为止，社会科学家在发展分析技术以及积极性和负面性的社会发展指标方面进展缓慢。假如富人和穷人都经历着相似变迁的影响，或者是假如这种影响高度集中在某个社会群体和地区之中，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论，而且要求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法。

这些有关社会成本的未来分配和社会政策未来推测的核心在于，污名或是“被玷污的身份”问题，用欧文•戈夫曼的话说，^[9]这是以道德行为、民族群体、阶级、年龄、智商测量、精神健康，或者是其他选择—拒绝性标准为基础所感受到和经历到的歧视与非难。我相信，Miller当时非常正确地写到：“我们社会需要的是没有污名的差异性”^[10]。我认为，不能回避这样的结论：假如我们可以有效地接触穷人，我们就必须区别对待和差别性区分。假如我们希望均衡分配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来帮助穷人和残疾人，因为他们承担了其他人进步的部分社会代价，而且尽可能用我们最好的方式来补偿他们，我们必须这样做。

因此，问题在于如何区分，而不是在获取、待遇、给予和结果方面是否进行差别性区分。相关或是不相关的因素是什么?如何在某些方面不平等地对待平等，又如何在其他方面平等地对待不平等?我们现在还不能摆脱没有污名地分配社会权利的挑战；已经产生了太多尚未实现的愿望，而且，我们不能再找经济太弱、以致不可避免地伤害人民的借口、理由了。

此外，这很可能是个决定未来各式各样专业的健康议题——社会工作、医学、教育、护理、公共行政管理以及诸多的其他专业。在许多方面，他们是差异化区分的决策者，是福利的仲裁者。像近些年来一些社会工作者和医生们倾向于将他们自己与穷人脱离开来那样^[11-12]，这并不是社会所要的答案。它只能意味着：假如这样一种趋势持续发展下去，最终将会减少专业服务中的伦理道德成分和因素。

但是，这是一个本文不能解决的颇具争议性的问题。我们必须转而考虑隐含在各式各样经济模型中的那些问题和诸多假设，这种例子之一就是我前文提到的“乐观性的自动化模型”。

在这样的经济模型中，模糊隐含和清晰明确假设的有效性如何?从高度工业化国家近期的历史来看，哪些证据是可以证实或是驳斥这些假设?现在，可以适当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与此相似，尽管这个模型不太成熟，经济进步模型在15—20年前美国和英国的政策形成中，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我建议简要地重新审视它们；因为过去关于成功和不成功“预测”论文的历史，可能有助于我们为未来构建更加可行的模型。我们至少可以从我们的失败中学到一些东西，这些失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社会的本质和社会变迁的过程。

在1950年前后，一系列关于经济增长和社会政策角色的假设、命题在英国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与接纳。这些假设、命题包括：

(1) 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正在以巨大和惊人的比率在减小过程中。

(2) 在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以及社会服务再分配效应的影响下(大致描述为“福利国家”)，贫穷很快就会彻底地被消除(除了剩余残留小部分无法改变和无能力者之外)。

(3) 所有阶层和收入群体的教育成果(或成就)以及机会均正在快速增加扩大。

(4) 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住房问题基本上已得到解决，贫民窟消失，而且“每个家庭都拥有一套体面住房”的这一目标已经实现。

(5) 作为这些变迁的一个结果，以及由于免费性国家健康服务(即由英国国家医方服务体系提供的社会化的医疗——译者注)的附加效应，不同收入群体和社会阶层在死亡率和发病率方面的差异性很快将会消失。

将这些假设、命题描述为科学的预测是错误、不对的。它们不是科学的预测，但是它们确实成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试图评价未来经济的一部分，而且这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所代表的是当时最主要团体的真实性意见、想法。隐藏在这些意见、想法背后的基本假设就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社会政策的作用正在减小、弱化。

大约在相同的时间，美国也出现了相类似的观点，与英国相比，美国对教育和其他领域中的社会分层议题重视的程度相对较低，因为人们相信：美国是一个更具流动性和平等性的社会。艾森豪威尔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将这些有关经济增长效率的观点视为资源分配的手段，他在1951年表示(在他被任命为委员会之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转型……可能已被看作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革命之一。”^[13]

经济增长标志着进步——一个演进性和无可避免必然会形成的美国信念是：社会增长将伴随着经济增长。因此，因财富的广泛扩散，贫穷将会自动和优雅地消失。所有这些预言都预示着，正如丹尼尔•贝尔十年后所写的那样：“意识形态冲突”的终结^[14]。

20世纪40年代末期以来，我们的社会确实繁荣发达了。经济增长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速度，而这些在十五年前几乎是没有专家们准备将其作为发展目标提出来。那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让我们来假设一下，在一个短暂的时刻，即我们都回溯到实施人口普查的1951年，我们看起来更年轻，和现在一样聪明，但是穿着现在看来有点奇怪的衣服。让我们进一步假设：我们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使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十五年里，从物质的角度看，美国和英国将成为更加富裕的社会。那时，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敢说，1966年时，四个美国孩子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之中，十位老人中就有三位生活在贫困之中^[15-17]；美国社会在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正在变得更加不平等^[18-19]；许多灰色地区将变成贫民窟^[20-23]；必须面对全国性爆炸性规模的民事权利挑战——这是一种对自由，对工作权利，对体面的家庭，对医疗照顾和对反对耻辱的挑战^[24]；作为一个国家，美国的医生、科学家、教师、社会工作者、护士、福利助手和个人服务领域中几乎所有类型的专业工作者都将出现严重的短缺；而且，美国将从世界上许多不太富裕的国家引进医生、护士、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领域的人力资源。

1951年，英国几乎没有人会想到未来岁月里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和老人的比例会增加^[25]；收入将会变得更加不公平^{[8, 26]}；个人财富的分配将会更高程度集中在人口中5%的人群里(而且还比美国更加地集中)^[27]；在教育体系中并没有缩小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子女之间在高等教育中的差异性^[28]；来自英联邦的750 000有色人种移民(或者是还不到人口的2%)，将带来非自由的政策和歧视^[29]；而且和美国一样，英国也将面临医生、护士、教师、社会工作者，城市规划者和诸多其他类型领域专业工作者的严重短缺。

我们英美两个国家的这些发展趋势不仅发生在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时期，而且发生在社会政策的某些领域中的进步性发展时期：美国最重要的政策发展是在教育和社会保障领域中，英国最重要的政策发展是在医疗照顾、就业和国家(公共)救助领域中。我坚信，假使社会政策在那些年代的影响更小的话，假使更少的政府干预(就像20世纪50年代早期一些社会分析学家所鼓吹的那样)的话，不平等的发展趋势将会更加明显、严峻。

这些都是历史的教训。当然，可以对它们进行更为全面的描述和记录；因为近几年来，尤其是在美国，关于贫穷和社会剥夺的研究、范例展示、研究计划、研究报告和书籍出现了名副其实的爆炸性增长。穷人们对于他们作为实证调查、咨询询问和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而重新登上国家的舞台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

我所确信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这些正在从事的关于贫穷的所有研究都是为了提高期望——从要求、耻辱、忽视和社会排斥中获得自由的期望。假如我们不让我们的公民同胞再次失望的话，我们可能会做得比深思这些“福利过去15年的历史经验教训”更为糟糕。或许我可以通过提供有关我们疏忽和使命的一些历史性错误的少量普遍化经验而开启新阶段。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政治氛围和社会思潮中，因许多主要力量和发展趋势，当时存在一种人们倾向于低估未来社会政策重大意义的趋势。

(1) 我们低估了相当多社会资本老旧过时的范围程度和速度比率(住房、学校、医院、大学、福利办公室，公共建筑和诸如此类的社会资本)。

(2) 我们低估了变迁、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影响，而且我们因此忽略、或者是极大地淡化了社会成本对穷人、无技能者和弱势群体的影响。

(3) 我们低估了耻辱、歧视和否认公民的民事权利(例如，休斯因对社会学未能预见到美国民事权利运动的到来而对其所提出的批评)，对人们的影响^[30]。

(4) 我们低估了通过教育体系、劳动市场和住房市场的选择所产生的积累性力量和影响；换言之，我们未能将这些剥夺领域中积累性因果关系的过程予以概念化。

(5) 我们低估了贫穷的范围程度，过度简化了贫困的定义和其因果关系性起源。

但是，在我们严重低估某些因素重要性的同时，我们却过度地夸大了其他因素的可能性影响。

(1) 我们高估了通过经济增长本身独立地解决贫穷、经济、教育和社会问题的潜力。

(2) 我们夸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有关收入、就业和其他因素方面平等的发展趋势——正如本世纪上半叶我们所坚持做的那样——而且乐观地预测了短期的未来趋势。

(3) 我们总体上夸大了福利项目对工作激励和道德价值观的影响，并且有助于通过培育“警务”和“惩罚”制度，创造了我们所担心害怕的事物。

(4) 我们高估了专业性组织，尤其是医学和社会工作领域专业性组织扩大招生和培训以满足当前和未来需求的能力。

(5) 我们高估了穷人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理解、掌控和应对日益错综复杂社会的潜能，而且我们未能理解期望穷人自认为他们自己是穷人、但是实际上却宣称“我是一个不平等的人”所造成的侮辱。

(6) 我们过度夸大了竞争性私人市场，根据没有耻辱的差别化区分的原则，解决社会问题和满足需要的能力。

(7)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我们一直致力于努力在穷人当中寻找贫困的原因，而不是在我们自己当中寻找贫困的原因。正像我们一直所说的那样，贫穷具有它自己的根源，要么是社会病态和缺乏自决能力，要么是机构犯罪和合作失败，要么是缺乏社会工作者和精神病学家。现在，在贫穷项目中，美国似乎发现了一套新的因果解释——穷人他们自身缺乏政治权利。“亲爱的布鲁图斯，这个错误不在我们的星球里，而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是下属、从属。”

我相信，社会政策概念的历史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东西。假如这些普遍化的概括存在任何有效性的话，就表明我们过去的参考框架太过于狭窄。思想、研究和行动太过度集中在穷人身上，这样，贫穷工程学已经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社会政策过去一直被看作是经济增长、提供福利津贴的一种特定附属物，而不是权利的系统性阐述。

假如我们希望未来将穷人纳入我们的社会之中，我们就必须拓宽扩大我们的参考框架。我们需要将侧重点由贫穷转变为不平等，由特定的项目转变为整合社会权利，由经济增长转变为社会增长。

最后，我所说的“社会增长”意味着什么?当我们的社会在教育性剥夺上的花费比例远多于正常性教育时；当给穷人安排新住房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为中产阶级安排新住房的速度时；当用于长期慢性病患者所需要的医疗保健比例远高于普通病人时；当更多的社会工作者进入公共计划，而不是进入私人的儿童指导诊所时；当富人和穷人及有色人种之间的收入和资产差异越来越小时。

这些就是诸多可以量化我们引以为傲的社会增长指标中的少数几个，它们是一个“富裕社会”新地位的象征、符号。

注释

①该文是1966年5月蒂特马斯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美国全国性社会福利会议上所做的演讲，发表在《社会福利论坛》(官方会议手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6)。本文中文摘要与关键词由刘继同根据译文内容撰写。

②沙利度胺 (thalidomide) ：是一种在20世纪60年代仍然使用的镇静止痛药，它可使婴儿发育不全，产生畸形儿。

③作者注：例如，目前在美国，学校、学院、政府机构、商业公司和军事部门，每年都要管理150 000 000到250 000 000份数千种不同的标准化测试智商、能力和成就的复印件。

④作者注：尽管国民经济核算和税务报告中的许多内容都包含了大量的统计误差和猜测，但这是真实的。参见：1966年加州税务评估报告. 经济学人，1966年3月5日，第9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