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与问题

自2017年以来，社会工作多次被写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社会工作被纳入顶层设计实现了常态化。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改革完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依法推进公益和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促进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发展”；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框架下促进专业社会工作健康发展”；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虽未直接提及社会工作，但社会工作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等关键领域能发挥重要补充作用。^[1-3]不仅如此，各地方在党中央大政方针的指引之下，积极建构适合本地区社会工作发展的地方性政策文件。深圳市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其内容涵盖了关于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评价、使用和激励的相关政策措施，为打造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奠定了基础；^[4]贵阳市出台了《关于规范贵阳市社区工作者薪酬待遇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规范贵阳市社区工作者薪酬待遇，并实行绩效考核、建立薪酬增长机制。^[5]从以上政策文件的实施不难看出，在新时代背景之下，社会工作发展迎来了较好的政策背景以及由政策背景衍生出来的发展空间。

尽管政府以及社会各方面都在为推动社会工作发展做出积极努力，社会工作发展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远远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除社会工作在中国社会“发包”时间较短的原因之外，也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瓶颈，这些瓶颈影响着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速度。因此，本文的研究主题聚焦于哪些主要的结构性瓶颈影响着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可以通过哪些路径来优化社会工作的发展。2019年笔者参加了“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贵阳片区的调查工作，在为期近半个月的调查过程中，团队调查了24家社会工作机构和115名社会工作者。在后期对整个调查项目资料整理过程中，笔者发现贵阳市社会工作的发展存在行政规制这一外生性结构性瓶颈和人才流失这一内生性结构性瓶颈，将在后文做重点分析。

二、新时代：社会工作发展的整体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被提出，主要表现为新的历史起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新的国际环境等多个方面，将这些“新”转接到社会工作之上，则主要表现为新的发展方向、新的机遇、新的挑战等方面，它们共同构建出了新时代社会工作发展的整体环境。

(一) 新的发展方向

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微观化”“技术化”的基本特征。^[6]既有的社会工作服务领域主要是家庭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矫治社会工作等多个方向。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随着政策动向不断变化，继中共十九大之后，社会工作机构在扶贫济困的基础之上不断探索新的实践方向，^[7]在反传销、助力脱贫攻坚等新领域都发挥了极大作用，成为引动社区居民正确认知传销危害的重要工具和后脱贫时代相关群体后续发展保障工作的重要补充。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是贵州社会工作机构的首要阵地，大多数社会工作机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进驻到易地扶贫搬迁小区，从事社区居民城市融入、社区治理、居民反贫风险监测等工作，助力于脱贫攻坚后续保障工作，定期组织入户宣传、文体活动，在活动中渗透反传销知识，使得社区居民深刻了解了传销危害、手段、自我保护方式。(某专项调查对象社会工作者A)

截至2020年5月初，贵州省民政厅在8个市(州)40个县(市、区)的64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都设立了社会工作服务站。结合社会工作在贵州省的扩展方向以及调查对象的论述可以得知，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是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重要场域，而社区内的反传销则是社会工作未来发展专业性的主要工作形式。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传送不再局限于现有的空间领域，在新的环境结构下，相关工作有了更为广阔的行动面向。

(二) 新的机遇

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组织的类型之一，是现代社会治理与社会服务的重要技术，在现代社会系统及其子系统的良性运行与发展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新时代的到来，为社会工作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具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体现在专业特长的实施机遇上。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转变，儿童和青少年教育、中老年权益保障、老年人照顾等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更为凸显。这些问题亟需得到解决，社会工作有了更为广泛的应用空间。其次，体现在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机遇上。政府在孵化社会组织过程中存在大量的资源偏向，依托于社会组织孵化器，在孵化社会工作机构时会给予诸多支持，如资金扶持、技术指导、项目配套等，以保障社会工作机构的顺利培育。以贵阳市乌当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为例，该基地是政府采购社会服务的项目的中间点，承接有大量的政府项目。这些项目主要用于陪伴新的社会组织成长，其中重点就是社会工作机构，基地配备专人为新的社会组织的成长全程提供指导。

(三) 新的挑战

现如今，社会各界对社会工作的发展寄予较高期望，希望社会工作机构发展成为一种介于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无直接利益关联的第三方机构，成为改善“政社”关系的正式组织平台，具备“吃透两头”和利益相对超脱的特征，^[8]期待社会工作通过专业服务的输送，有效解决社会上各方面的症疾。这种高期望的预设给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带来了极大压力，是否能有效回应社会期待，直接关系到社会工作是否能长期处于国家和人民的知识视域之中。这对建立专业的社会工作价值、有效的社会工作服务机制与体系带来了巨大挑战。基层社会工作机构的核心目标是满足社区需要，从而丰富基层服务的理论宝库，但这更多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就目前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总体状况来看，其所掌握的资源极其有限。资源是由一定的社会身份认同逐渐建构而来的，这恰好是社会工作所稀缺的。资源稀缺导致社会工作机构不能完全满足社区需求，人们对机构的信任度也因此受到影响，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路径仍需做更为艰苦的专业长跑。

三、行政规制与人才流失：社会工作发展的结构瓶颈

(一) 外生性结构瓶颈：行政规制现状及影响

我国社会工作从“非专业民政大社会工作”到“专业化职业社会工作”的转型，^[9]是社会工作在汲取西方舶来理论与本土知识经验的基础上，社会工作学界和政府在与现实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步完成的。从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包”到“成形”再到成长，行政力量都是重要助推主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行政部门制定的相关政策文件，规范了社会工作的职业方向，铺平了社会工作的职业道路，为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建设铺陈了重要制度空间。然而，反观我国社会工作的基层实践，也不能忽视过多的行政规制影响着社会工作专业能力的释放，限制着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行为。

1. 行政规制现状

第一，唯指标论。现阶段，政府购买服务是社会工作机构“输血”的主要形式，社会工作是政府职能转移、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承载主体。社会工作服务的传送是以事先的服务指标预设作为依据，^[10]逐条指标的达成是社会工作机构的行动迈向。而对于指标体系的现实考核，即服务成效的呈现主要取决于文本资料的完整性，其实质是“倒逼”社会工作机构建立行政体系中的工作台账。专业实践不得不花费一定量的工作时间进行文本写作和资料归档，在服务周期较短的情况下，开展专业服务的时间成本和空间成本急剧缩减。

一旦能实现转型，实现强有力的自我输血，我们将另谋发展方向。一系列繁杂的评估指标使我们在开展社会工作服务中感到尤为无力，必须迎合指标体系来工作，专业性受到极大限制不说，过后还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制造和整理文本资料。(某机构负责人)

现阶段，我们项目点有四个社会工作项目，我们所开展的项目服务多是依据项目采购时所罗列的指标体系进行，在具体的服务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工作证据的采集。因此，在每次评估之前我们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整理文本材料。(一线社会工作者陈某)

这些观点看似有些偏激，但其背后所折射的逻辑，实质是在长期服务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话语。在开展专业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机构必须对照相应的细化指标开展服务。这些指标的完成情况是项目工作效度的唯一评判标准，只有在指标完成之后，项目资金才得以下达，机构才能维持基本运转。

第二，政治实践对专业本质的覆盖。社会工作在服务实践中除了常常面临伦理抉择难的问题之外，也常常面临着如何在专业实务与行政事务之间找到平衡的焦虑。^[11]以纯粹社会工作的自主方式很难实现服务项目的“再产出”，一方面是缺少资金作为核心支撑，另一方面是难以获得一个被正式认可的身份和角色来推动专业服务。基于对这两点的思虑，只有将社会工作力量和行政力量进行融合，才能实现专业服务的传送，从而制造更多的生存空间。然而在这种力量结合的过程之中，附带的行政任务不断夹杂于专业服务内也在情理之中，至于能不能将真正的服务递送到服务对象手中只能另行考论。在专业调查过程中发现，贵阳市的社会工作机构在基层服务时，常常与村居自治组织联系在一起，在开展专业服务过程中常常附带完成一些行政任务，比如配合迎检、家庭关系调查等，这些行政任务占据专业服务的大量时间和空间。

第三，薪酬给付标准固化且过低。社会工作薪酬是影响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核心要素，致使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大量流失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薪酬过低，浮动跨越的空间极小。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薪酬的给付标准是以政府官方指导价作为重要基准、总量封顶、按最低给付的薪酬机制，这使得群体内部差异不显著而逐渐固化，群体内部流动受到限制。贵阳市社会工作者的薪酬体系由基础薪酬、补贴、绩效考核三部分组成，基础薪酬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确定。薪酬体系中最具有上升空间的就是绩效，但是由于社会工作所从事服务的特殊性，部分实质性的服务无法通过绩效来体现，贵阳市社会工作者实际能拿到手的工资就大大降低，机构并没有建立适合于自身情况的绩效考核机制。本次调查了解到的社会工作者薪资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本次调查中有60.86%的社会工作者到手薪资在2 001—4 000元之间，以一线社会工作者为主；有17.40%的员工薪资在2 001元以下，以兼职人员和实习员工为主；有17.40%的员工薪资在4 001—6 000元之间，以项目负责人为主；仅有4.34%的员工薪资在6 001—10 000元之间，以机构负责人为主。贵阳市社会工作行业的薪资水平普遍不高，平均薪资为3 600元。很多情况下到手薪资仅能维持个人基本生活需求，难以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

第四，机构成立的条件限制。尽管国家在社会工作机构孵化上有一定的政策偏向，大力引导和支持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成长，具体表现在给予技术扶持、专业督导、项目持续供给等层面。但实际上，对于一些想成立社会工作机构的人士来说，依然存在着诸多现实障碍，需具备多项资质条件，在成立资金、组织财产、人员构成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门槛设置。成立社会工作机构需要3万元以上的注册资金，此外，还需要提供房产证和租赁合同，发起人当中需持社会工作者资格证2—10人，需明确设立董事会、理事会等部门。^[12]这些条件缺一不可，短时间的资金链条可以寻求贷款，但是对于办公地点、持证社会工作者、组织架构的多项要求就拦截了部分申请人。一方面，因为自身社会资源狭窄，社会工作机构难以产出价值利润，邀请相应人员来共同注册机构就变得极为困难；另一方面，考虑到资金来源的长远问题，即使个人能够暂时租用办公地点来完成注册，但长时间房屋租金也是一笔不容小觑的支出，入不敷出的情况让个人难以承担维持机构运作的开支。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援助，这一系列的条件门槛只会极大降低社会个体成立专业机构的积极性。种种行政规制也限制了人们注册社会工作机构的行为动机，机构难以发展、生存，社会工作就难以继续延伸。本次调查了解到的社会工作机构注册资金如表2所示，有66.86%的社会工作机构注册资金在3万—4万元。

2. 行政规制带来的影响

第一，资源依赖。从权利视角出发，社会工作服务离不开行政部门的参与。行政部门在为社会工作机构提供资源的同时，规定着其寻求资源的渠道，如不可通过义卖、众筹的方式来获取利润，机构只能将发展的目光投向行政部门，逐渐形成资源依附困境。行政部门为促进社会工作机构的生存，实行了相应的兜底政策来勉强维持社会工作机构的运行。在调查中发现，基于维持社会工作机构数量的需要，行政部门大多会通过给予一定的项目来兜底，帮助一些难以运行的机构维持基本生存空间，在部分招投标中形成一定的中标偏向。以项目兜底维持数量的护航方式看似可取，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机构的生存困境，难以激活社会工作机构的内生性发展动力，甚至还会使得其产生资源依赖心理。

第二，自主性缺失。行政规制带来的另一巨大影响就是造成社会工作机构的自主性缺失。行政部门以资金注入为依托，实质上扮演着服务项目幕后“主导者”的角色。行政意愿贯穿于专业服务的多阶段过程，机构服务计划的制定更多是出于满足后期评估的需要，基于服务对象的需求来抉择服务计划的空间则减少，渐渐地自主性就会缺失。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社会工作机构在与行政部门签订的服务合同中，往往会隐含一些附加条件。这些条件实质上规定着机构的服务群体、服务计划的结构面向，机构必须完成某些指标后才能通过后期的评估。

第三，社会工作者层级薪酬固化。薪酬是某一行业内部层级高低的外在显现，在社会工作机构内，虽设有不同的岗位，这些岗位也有层级区别，但实际上岗位之间的工资待遇并没有较大差别。据实地调查了解，一个项目负责人的每月薪资在4 000—5 000元之间，而一个一线社会工作者的每月薪资在2500—3500之间，薪资区间差距在0—1500元内。相比较之下，项目负责人承担的风险和工作责任远远超于一线社会工作者，其工作内容涵盖项目点的多个项目计划，统筹项目点各项工作安排，而一线社会工作者则更多面向某一具体服务项目开展工作。在岗位职责与薪酬并不对等的情况下，项目负责人的工作岗位并不具备太多吸引力，从薪酬的角度来说，社会工作者内部出现层级薪酬固化现象。

(二) 内生性结构性瓶颈：人才流失表现及归因

在专业情景不是很明朗、薪资没有持续竞争力、升职空间狭小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流失成为了较为普遍的现象，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长期困扰着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学界。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水平且能够长留社会工作领域的专业人才队伍刻不容缓。

1. 人才流失表现

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流失现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流失。截至2019年，国内共有348所本科院校、82所高职院校开设有社会工作专业，每年培养近4万人的社会工作人才。即使这些学生全部进入社会工作行业，都不能满足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工作人才缺口巨大，但事实上投身于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毕业生比例并不理想。^[13]在经济落后地区从事社会工作的毕业生寥寥无几，毕业后转投其他职业的学生也比比皆是。二是社会工作从业者转行。以深圳市为例，在该市社会工作协会2015年发布的《深圳市社会工作行业年度数据报告》中，2014年共有1 662名社会工作者离职，离职率高达23%，专业社会工作者流失率高出了20%的人才流失警戒线。^[14]由于后续保障不足、管理性差等因素，社会工作机构很难留住在职社会工作者。

2. 人才流失归因

第一，高校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双轨”相离状态。在国内高校，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是现阶段教育的主流模式，对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培养方式也是以教师灌输理论为主。这些理论大多来源于西方，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较低，有些内容在专业具体实践过程中鲜有触及，实用性受到限制。学生对实务的认知和感触只能停留在理论的“象牙塔”里，长时间滞留于教学的“保温杯”内，使得“社会工作是一个强调实务的专业”成为一个符号。“教育先行”的人才培养模式^[15]使得理论教学时空延长，从事实务的空间急剧缩减，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真正从事实务的时间仅仅是在毕业实习阶段。在“大社会工作”模式背景下，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一线社会工作者逐渐减少，专业意识也随之逐渐空心化。很多对社会工作实务抱有热情和期望的学生，在短期的专业实习之中得不到专业化的培养和指导，理论也得不到有效使用。

第二，基于自身思维“理性选择”的结果。从当代大学生的视角出发，接受高校教育一方面是想有效提升自我，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将高校作为一个平台，通过学习获取好工作的“敲门砖”。对于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和从事社会工作实务的人员来说，尽管接受过相当一段时间的专业教育和一定阶段的专业实践，对专业社会工作也有一定的认识和认同，但综合各方面就业条件后，他们往往会选择与专业不对口的其他职业，先就业再择业。这种选择在行业内看来可能不是最佳方案，但却是他们基于自身思维“理性选择”的结果。

第三，专业素养动力支撑不足。专业素养是从事社会工作职业的重要动力支撑，其与从业人员的学历、毕业专业存在较为密切的关联。在当前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从业者学历不高和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缺乏的现状。“大社会工作”是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主流模式，由于主修专业不是社会工作，从业人员专业知识、理念、技术与情怀相对缺乏。^[16]

首先，学历影响着社会工作者接触社会工作专业的时间长短，影响着社会工作者专业素养的形成。本次调查了解到的社会工作者的学历情况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本次调查中有27.0%的一线社会工作者只有高中学历，有30.4%的一线社会工作者毕业于专科院校，而只有33.9%的一线社会工作者拥有本科学历，拥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则更少(在调查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一线社会工作者大多是实习生)。

其次，毕业专业影响着社会工作者接触专业价值、专业技术的机遇，影响着社会工作专业素养底蕴的搭建。本次调查的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背景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本次调查的社会工作者中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人员极少，在35名专科毕业生中，仅有3名毕业于社会工作专业；在39名本科毕业生中，仅有17名毕业于社会工作专业；而两名硕士研究生则均是社会工作专业实习生。

第四，社会认同度低。社会工作作为新兴的职业和学科，在中国现实社会的认同度还有待提高。社会工作面向着多个领域开展服务，不仅能做心理疏导，还能做能力挖掘。换句话说，社会工作既能做个案辅导，又能做社区建设，实则是一个“多面体”，堪称“万金油”。但正是因为这种多面性，使得社会工作缺少专业特色与专攻领域，存在与其他职业职能交叉的现象。人们难以辨别社会工作与其他服务职业的本质区别，特别是与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的差别。这使得社会工作并不被大多数人所了解和熟知，社会对社会工作存在一个共性上的简单认知，认为社会工作者就是街道办事人员、义工以及志愿者。在具体实践中，社会工作者难以感受自身价值及存在意义，专业热情慢慢被消磨，对专业失去信心后便会选择从事其他职业，以寻求对自身价值的肯定与追寻。

综合社会工作的实践路径来看，尽管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和功能定位不断被挖掘，参与基层治理的空间也不断被疏通，通过多重落地实践以及对相关本土工作经验的梳理，一系列的社会工作价值理念和工作模式逐渐被深化，但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总体水平并不高，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存在脱节现象，以行政规制、人才流失为表征的结构性困境极大地制约着本土性社会工作向前延伸。基于扩展社会工作发展方向的现实需要，以自主路径建设与专业提升为主体的方式应作为社会工作未来发展的重要遵循。

四、自主性建设与专业提升：社会工作优化路径

本土性社会工作发展的时代环境和结构性困境决定了我们不能走与西方同质的发展道路，不能用简单的“拿来主义”来催化生长本土社会工作，也决定了我们不能采取传统固有的单一化思维模式。探索适合于本土性社会工作发展的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要发展健康的社会工作，就必须从综合性、差异性和本土性等视角出发，实现专业内部提升与外部环境资源供给的有效联动。

(一) 自主性建设的路径分析

专业自主性是指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具体服务的过程中，可根据专业价值观、原则、伦理、服务经验做出行为选择和价值判断，不受外在压力限制的完整过程。这是社会工作获得外部认可的重要策略指向，是社会工作有效规避环境限制的行为选择，需要一个长期且持续实践的过程。行政规制的影响与社会工作自主性缺失有极大关联，可从话语体系构建、形塑专业形象、创新协同融入机制三个方面突破，实现社会工作的“自决”。

1. 话语体系构建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基本方向需要从形式承认走向实质性承认^[17]，其本土化、职业化、专业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拥有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需要明确的是，话语体系是指由字句、符号等构成的价值理论体系和科学知识的外在表达形式。作为一个从西方借鉴来的舶来品，社会工作在中国社会的话语体系相对缺失，社会工作“失语”已经呈现出常态化的状态。^[18]在职业方面，社会工作处于一个不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尴尬处境；在学科建设上，社会工作专业处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边陲地带；在社会政策建言上，普通社会工作者的重要一线工作经验和建议很难被采纳。话语体系的缺失，容易造成社会工作处在一个被支配的地位。因此，可从学科话语体系构建上加以突破，即完善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社会工作必须是在符合中国主流价值的前提下，构建有自己特色的价值观，如案主自觉、利他主义，等等。具体策略包括以社会工作学界为主体，高校社会工作教育为核心平台，从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推广出发，将社会工作融入更多的新兴且热门的职业之中，让更多的社会个体参与新时代建设；以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为重要切入点，加强对社会工作学习者的语言培训，培养专业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培养一支敢于发出正义之言，敢于发出基层之声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通过以上这些努力，其最终目的在于构建一个“说得上话、办得成事”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

2. 形塑专业形象

专业形象的形塑是专业自主性建设的重要途径。只有构建和形成专业形象，社会工作才能得到有效认可，服务项目的来源渠道也将随之拓宽。专业形象的形塑需从所开展的专业服务之中汲取营养，包括专业理念形象、员工形象、机构形象三个维度。^[19]首先，必须确保专业在社会上拥有较高的赞誉度，科学的决策以及良好服务态度也十分必要；其次，专业还需提高知名度，在开展实体服务时可适当利用现代化媒体对社会工作加以宣传；最后，稳定专业形象，需要长期且持续性地维护，并将其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运营，定期召开公益性服务，以此来形塑社会工作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形象。

3. 创设协同融入机制

创设协同融入机制，是一种合作提升的自主路径选择。资源是社会工作有效发挥专业功能和效能必备的物质基础。无论是社会工作发展态势较好的沿海地区还是发展态势一般的西部地区，长时间以来都难以摆脱项目来源单一的短板。现阶段，社会工作还是难以摆脱依托外在权能进行服务输血的“宿命”。对此，社会工作应提升自身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积极构建与其他行业的共同体关系，主动寻求与其他行业的合作，利用专业与其他行业存在功能交叉的特性来实现交叉领域的合作以及资源、专业技术的相互利用，充分践行“共商、共享、共建、共担、共识”的理念，减少对相关行政部门的资源依附，达到自行决定机构命运、自行决定服务计划的目标任务。

(二) 专业提升路径分析

社会工作人才大量流失的局面，与薪资不足、专业素养不高等因素有关，也与自身专业建设有关。解决社会工作人才流失的结构性困境，需以加强内部建设为核心议题，从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构建专业特色、建立弹性激励机制等入手，寻找能够留得住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端口。

1. 理论教育与实务有效对接

学生接触社会工作的时间不应仅停留在理论和专业实习方面，作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训基地的高校，在以理论作为主要教育导向的同时，创新教育方式也十分必要。可以根据学生的需求，以促进就业为核心线索，同步培养学生的专业实务能力；加强与校外社会工作机构的联系，开拓更多的实习基地，指定专业的校外导师有针对性地对实务给予学生指导；或定期邀请有较强实务经验的社会工作者为学生开展实训课程，建构一个强有力的产研学“共同体”。另外，注重学生社会工作情怀和社会工作精神的培养，如建立社会工作实验室，在实验中追寻专业价值，从而提升专业兴趣，有效地将所学知识与今后的职业进行无缝衔接。

2. 突出专业特色，探索新的服务领域

社会没有形成对社会工作的独特认知，与社会工作的专业特色不够突出有密切联系，人们很容易将其与其他类似职业等同。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社会工作可深度挖掘自身潜力，结合党的方针政策，有选择性地专攻某些领域，投身于脱贫攻坚、山区儿童教育、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等工作之中，做好和做实一线服务传送工作。可开展贫困社区走访活动，利用大数据对贫困户的动态实时追踪；可开展小组活动，帮助山区儿童培养更多的兴趣和技能，有针对性地给予辅导；或者通过走访社区有资历的老年人，挖掘社区优秀的传统文化，组织社区人员学习来达到传承和保护的目的。通过这一系列的基础性工作，不求多、只求实，使得社会形成对社会工作的新认识。同时，积极探索新的服务领域，寻找社会工作与其他行业合作的切入点，将社会工作引入其他行业；如与金融结合，形成“金融社会工作”，开展社会金融需求调查、金融职工家庭关系的疏导等工作；如与医学结合，形成医务社会工作，开展就医指导、求医者的心理疏导以及日常照料等工作。

3. 弹性激励机制的建立，适当拉开薪资差距

奖励是有效激发员工工作动力的形式策略，创新奖励方式、建立弹性的奖励机制对于留住社会工作人才十分必要。社会工作“利他主义”的传送，是以自身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为前提的，应体现在专业服务价值上，而不是通过自身生活的艰辛来加以体现。对于社会工作发展来说，人才是根本，行业内部可根据员工的基本需求，结合相关部门的指导意见，适当调整员工薪酬，薪酬较低的应予以一定量的兜底补充，由此来提升员工的获得感。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员工的付出比例，制定适当高于相关部门指导标准的薪酬，这样才有益于改善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拉开内部差距，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在员工之间形成相互带动、提升机制。

4. 学习机会供给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推动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和实务发展的行动主体，它直接承载着推动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的历史使命，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队伍，专业人才是社会工作持久发展的重要保障。^[20]然而在现实中，社会工作却面临着专业人才流失的现实挑战。长时间开展一线服务，缺少专业知识的补给，是人才流失的主要动因之一，学习机会的供给十分必要。基于此，可有效搭建机构与高校合作的平台，提供培训机会，不定期地让社会工作者到高校接受专业知识的学习，实现理论与实务的相互借鉴，得到有效的专业理论指导；另外，可增补机构员工外出学习参访的机会，特别是增补西部地区的社会工作人员到发达地区学习参访的机会，实地参与到发展较好机构的服务活动之中；机构还可通过开展不定期的员工大会，加强员工内部的交互学习，在增加机构凝聚力的同时，实现专业知识的新陈代谢。

五、结束语

社会工作的存在意义，是维护全社会权利和利益的全民实践；社会工作的使命在于链接细胞化的独立个体，打破区域界限、文化差异、群体差别，促进共同体构建和包容性社会建设；社会工作的专业定位不是一个为应试教育而培养学生的机械化工具，而是一个培养具有社会工作思维、社会工作技巧的实体专业；社会工作的职业定位，不能只是一个简单传词达意的传声器，而是一个架在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桥梁；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不单存在于经济发达的社区之中，更应该深入欠发达区，使得更多群体感受到人间关怀；社会工作的到来，将为维护社会公平增添力量。从这些视角上看，新时代社会工作的发展将获得更多关注。

新时代社会工作发展的结构性瓶颈，是在特殊的客观背景之下，通过专业实践和社会不同群体的互动逐渐形成的建构过程，其优化路径的探寻，也必须是基于对结构困境的理解和解释，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尽管其结构困境并不是单一且确定的实体指向，但以行政规制和人才流失为典型外在表征的结构瓶颈体现得十分明显，以自主性建设和专业提升的优化路径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意义。

新时代的到来为社会工作的发展带来了较好的环境空间，但由于社会工作发展是在被高度压缩的环境之中进行的，决定了其不能走西方专业机构的服务发展道路，^[21]而是要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内化发展。社会工作想要成为被全社会共同认可的职业，仍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样一门利他的职业和专业，在多数人的共同努力之下，会变得越来越好。

(本文调查数据来自于笔者参加的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高校智库与国际社会工作学院联合主持之《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项目。感谢此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