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在全球爆发。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拉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千万级城市疫情的封城防控战。北京时间1月31日凌晨(当地时间1月30日晚)，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在日内瓦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简称PHEIC)。在这场战役中，社会工作学者和实务工作者自始至终进行了广泛参与，此次参与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上属于社会工作对公共卫生领域突发危机事件的首次大规模介入。

疫情发生之初，中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而西方公共卫生领域的社会工作已有上百年成熟的经验，所以了解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现成经验，翻译英语资料，特别是美国临床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模式成了社会工作教育从业者的重要任务之一。有关美国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的英文翻译资料是碎片和零散的，但应该有两点共识：其一，“公共卫生社会工作”是公共卫生和社会工作两者的交叉学科；其二，美国公共卫生社会工作有100多年的丰富临床经验可以借鉴。在中国，公共卫生社会工作(Public Health Social Work或者Social Work in Public Health)是新生事物，在美国却是社会工作专业的重要分支。^[1]这些翻译资料激发了中国对于构建“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的美好想象。然而随着中国境内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有着成熟医疗体系、先进医疗设备和丰富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经验的美国却渐渐成了重灾区。2020年3月中旬，中国已经迈过至暗时刻，但是境外却成为疫情防控的新中心，而中国抗击疫情的重点则由“境内防控”转向“境外防输入，境内防反弹”，抗击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短短几个月，国际国内环境就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公共卫生社会工作临床经验无论怎样成熟，历史无论多么悠久，也变得不再如疫情前那样有说服力，而对中国本土经验的总结、提炼和反思却变得非常有意义。“嵌入”是中国社会工作内生的本土概念之一，社会工作专家学者在疫情进入常态防控阶段后又提出了“嵌合”的概念。“嵌合”与“嵌入”有一定联系，在一些研究中，“嵌合”成为“嵌入”概念的延伸。^[2]关于社会工作介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抗击疫情经验的文章已经有一些讨论，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使用“嵌入”和“嵌合”的概念，结合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工作行动做出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中国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的当下和未来建构，不可能完全照搬美国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现有经验，应是最大程度地延续中国已有的本土特色。与“嵌入”概念相比，“嵌合”概念更强调社会工作者与其他治理主体间的连接与磨合。通过磨合而达到某种嵌合，既是社会工作群体对治理体系的有效作为的支持，也是求得治理框架中的其他行动者，特别是其中关键行动者的理解和支持的前提。^[2]疫情中参与式的行动建构了社会工作的基本特征，而社会工作行动“嵌入”于原有的社会结构中。无论是嵌入，还是嵌合性发展，都将是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必由之路，^[3]也将成为未来中国公共卫生社会工作建构过程中的宏观特征。

二、社会工作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嵌入性和行动式

社会工作参与此次中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既是“嵌入式”的，也是“行动式”的。“嵌入”通常指社会工作能够进入中国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并被纳入解决问题的体系之中，从而成为解决问题方法的组成部分。^[3]社会工作者为了推动社会政策的改变和社会服务体系的建设而开展的积极的、集体性的、建构性的专业实践，可以被称为“社会工作行动”。^[4]吉登斯强调，“行动”与“结构”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不得不面对的“一对自相矛盾”的概念。在行动与结构的关系问题上，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尽管承认科学家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经验感知能力，但又认为宏观的社会结构为这类经验数据提供了解释框架，最终消解了行动的认识论意义。实践哲学与之不同，他们反对宏观结构因素在微观实践中的解释性地位，进而主张科学的认识论根基要落脚于具体的微观行动中，正是在这种行动中，科学家才具有了认识论上的独立性。^[5]

(一) 社会工作的“嵌入性”

社会工作介入和参与抗击疫情的工作首先是“嵌入”性的，“嵌入”于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福利服务体系之中，存在着制度、项目和服务三个层面的嵌入。^[6]专业社会工作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它被引进中国并发挥作用是一个复杂的“嵌入”过程。在嵌入过程中获得发展可能是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必须长期面对的问题。^[3]疫情之前，公共卫生与社会工作两个领域之间鲜有密切交集。在这次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时，由于中国公共卫生领域原来就有的短板问题，公共卫生领域的预警机制和防疫系统尚在进一步完善过程中，社会工作的开展并非嵌入在已有的公共卫生系统里，而是嵌入在原有的民政工作、医疗卫生和社区工作等行政体系中。灾害与医务两个领域的社会工作实践背景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社会工作有所区别，但可以有借鉴之处。灾害的不可预见性、突发性和医院场域中的实践智慧，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工作介入具有内在的逻辑统合性，可以为理解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社会工作实践提供行动思路。^[7]

另外，强调价值观是社会工作的主要专业优势，社会工作者用身体力行的方法把社会工作的价值“嵌入”到社会系统当中，从而使得社会工作的价值成为社会政策制定的道德基础。^[8]疫情发生后，不少价值伦理问题也被暴露出来，特别是简单地污名化、排斥、歧视，社会工作者对此持反对态度，并参与社会范围内的反歧视倡导以及社会激励。疫情爆发之初，恐慌、焦躁等不良情绪在社会范围内蔓延，引发人群的对立和争执，这对于共同抗击疫情是不利的。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智库及时推出的“感受”系列，试图从普通人的视角讲述疫情期间的平凡生活故事，倡导“每一个人都是向往自由的，而恐慌和歧视是自由的反题”。^[9]在社会反歧视倡导活动中，比如“行走的社会工作”公众号发布“不要歧视和排斥，理性/共情/反思，共同抗击疫情——武汉人说”，倡导反地域歧视，抗击疫情不等于“恐鄂”；北京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对埃博拉病毒的相关研究编译公号文“可以隔离，但不能歧视”，等等。^[10]

面对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工作把底层需求与上层扶助政策进行双向连接和传递，既在宏观上贴合了“社会工作参与”的政治倡导，也在微观上拓展了需求群体的正义空间。^[11]在我国，政府对于社会工作的承认还没有达到制度化程度，社会工作在重大危机应对和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和基本优势还没有被认可，所以社会工作界也就不能像政府部门那样，通过制度化的分工，在某些领域发挥作用和功能。因此，社会工作不可能最初就进入危机治理的聚合体系之中，要进入危机治理体系，社会工作首先要“嵌入”，这也是社会工作“嵌入”型发展的具体实践。同时，也必须研究社会工作如何进入到危机治理体系之中并发挥具体作用的机制，这就是“嵌合”概念提出的起因。^[2]

(二) 社会工作行动：专业化的服务实践

社会工作在本质上是一种专业化的服务实践，实务性强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一个显著特征。社会工作是“行动派”，脚踏实地的服务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基本要求和职业特征。疫情爆发后，全国社会工作者以强烈的专业情怀和专业精神迅速集结，在专业理念的指导下开展志愿服务，四面八方支援疫区、服务疫区。社会工作以实施社会服务而生，也以提供有效的社会服务为自己的“天职”，向社会弱势人群提供脚踏实地、以人为本、朴实到位的服务。^[12]嵌入式的行动，不仅仅是在积累实践经验，同时也在积累实践智慧。实践智慧是指通过实践与研究的双向互动过程而完成知识生产的一种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实践的参与者和研究者共同对经验进行提炼和积累，并修正与完善社会工作理论。实践智慧是内在于实践和反思性对话过程中的一种现实建构，^[13]成为社会工作知识积累和社会工作理论完善的重要思想源泉。徐永祥教授指出，社会工作介入灾后社会重建，本质上是帮助灾区建构一种既旧又新的社会关系及其基础上的社会支持体系、社会服务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这是灾后社会工作的制度性目的。^[14]所以疫情中的社会工作行动实践可以理解为帮助各类受疫情影响的人群建构一种社会支持体系、社会服务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

客观而言，无论在理念坚守还是行动实践方面，就本次疫情防控而言，社会工作以自身积极参与、竭力行动、创新服务的姿态推动其行动者角色的进一步塑造。^[11]疫情期间社会工作行动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进行社会工作专业倡导和专业规范制定；建立统一的社会工作平台，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社会物资、医疗等资源的整合和对接；面向公众的防疫信息传递与科学知识传播；开展面向各类弱势人群的服务，包括隔离期间的恐慌等心理危机的干预。国际社会工作也在这次疫情中首次进入社会工作的实务视野，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议题”。有几个领域的人群得到了重视：一是疫情爆发期间中国境内的国际社区居民；二是国外疫情严重期间滞留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等人群；三是国际航班在中国入境城市的隔离人员，包机回国的小留学生及其家长、边境城市的隔离人员，等等。

随着疫情在中国境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而在全球进一步蔓延，境外成为疫情的新中心，中国抗击疫情的重点则由“境内”管控转向“境外输入型”管控。为了严防境外疫情输入，全面加强入境人员疫情防控工作，各省市地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入境人员一律实施14天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措施。为了做好入境人员隔离期间的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国家移民管理局综合司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入境人员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服务方案》。该方案提出四项重点工作措施，并列出了社会工作服务的具体内容和目标：通过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心理健康知识宣传，以及相关政策解读，减轻因认知不足、环境不适所致负面情绪；利用互联网和热线等平台为入境人员提供线上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服务，帮助其尽快度过适应期；在临时转运区、隔离点和定点医院等为入境人员开展线下服务，妥善处理突发事件。^①上海自2020年3月23日起承担了作为北京目的地的国际客运航班旅客“第一入境点”的入境检疫和集中隔离工作。同年4月中旬，在外交部、驻外大使馆等多部门的组织协调下，两批赴美接小留学生回国航班先后抵达上海。上海市民政局紧急启动上海市社会工作应急服务团，组建小留学生归国服务队，为前来等待点的小留学生家长提供专业服务。在社会工作服务团的陪伴和帮助下，两批小留学生归国航班的对接工作平稳有序，小留学生们顺利度过隔离期，平安回家。^[15]

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行动是专业化的服务实践，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以及社会的肯定，因为社会工作行动者以其特有的视角和技能积极参与并发挥了本专业的独特优势。专业或者行业各有分工，即每一个专业或者行业都有其优势，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就是作为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所具有的优势。突发公共危机事件通常具有多面性和综合性，每一种专业或者行业在应对过程中都有自己的优势所在，如在社区隔离和社会动员中，政府行政系统和居民委员会发挥其行政权威的优势，发布命令，严格检查，使隔离得到有效实现；而医务系统依靠自己的专业技术和专业责任，排查病患，救死扶伤，表现出不可替代的专业优势；社会工作者则在应急反应、建构社会支持体系，特别是信息网络支持方面表现突出。当社会工作的服务活动能达到其他专业或行业难以做出的、有助于问题解决的效果时，就表现出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16]

(三) 行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专业性的行业协会和政府各级部门

疫情发生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在第一时间迅速做出反应，号召各会员单位社会工作师生积极行动，发挥社会工作专业的独特作用，以各种方式参与到抗击疫情的工作中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迅速建立了“抗击疫情资料共享群”(后改名为“CASWE抗击疫情工作群”)，为高校参与抗击疫情工作和服务提供资讯和技术资料支撑，也为“联合指挥中心”和“疫情工作群”提供了中英文版志愿者培训课程资料。在疫情严重的湖北地区，协会秘书长牵头与武汉高校老师联系，通过建立武汉地区高校主要负责老师的疫情工作群，沟通情况并协商尽快设立相关工作协调机制，快速和积极回应疫情带来的医院医务社会工作和社区民众工作的服务需求，建立全国高校社会工作专家服务库，商讨和确定服务方案。在湖北疫区，武汉市社会工作联合会和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牵头成立了“湖北暨武汉市社会工作联合行动小组”，组织成立社会工作者志愿服务团队，启动居民宣导和社区工作者支持等社区服务，建立资源和服务人员需求信息发布平台以统一调配资源和服务，建立与政府部门协调工作的渠道，组建并完成医护人员心理支持团队的岗前培训和在线服务排班，开始实施的工作和服务包括“隔离人员”线上社会支持服务、医护人员及家属心理社会支持服务、社区工作者心理社会支持服务、通过线上服务平台招募资深社会工作者为医护人员提供线上心理疏导解压服务等。^②

疫情初期，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迅速成立“京鄂志愿者联合行动组”，在1000多名志愿者中选拔出140多名专业志愿者，与武汉市逸飞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合作，派遣专业志愿者进驻武汉当地隔离居民的微信群中，开展社会心理科普、新型冠状病毒防疫知识讲座，进行情绪疏导和心理应激干预。同时，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面向全国百强社会工作机构招募，为武汉线上服务派遣优秀社会工作督导，解决了资深社会工作志愿者的难题。组建了两个医务志愿者后备群，招募医务志愿者500余人。他们以志愿者的身份，一方面在线上发起成立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症状者及居家隔离者支援团，通过建立微信群给病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和咨询服务；另一方面在线下发起成立了运送物资和接送医生的志愿者服务队伍。在专业志愿者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湖北省各社会工作机构联合行动，积极对接线下资源，打造针对性服务平台，一是面向社区及居民，二是面向医护人员。与此同时，湖北其他地、市、州也开启了抗击疫情之路，武汉市武昌区郦民社会工作机构(蕲春)、孝南益邦社会工作机构(孝感)等十多家社会工作机构积极组织各类线下疫情防控、物资筹备、捐赠转运、人员接送、救助服务等工作。自此，湖北省地、市、州的线下服务与武汉社会工作的线上服务相互呼应，专业力量得到了整合，湖北社会工作参与抗击疫情工作也形成了初步的规模。^[17]疫情在中国蔓延的初期，由于社会工作在我国恢复重建的时间比较短，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显得缺乏应对经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各级政府部门的有力领导下，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志愿者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到这场抗击疫情防控的战役中来，中国境内抗击疫情的各项工作渐渐从“无序”变为“有序”。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社会工作对于这方面的经验积累并不完整，可以借鉴的知识也极为有限。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和职业共同体在参与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治理过程中，积累了比较有效的中国经验。在政府各级部门特别是民政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无论是参与规模还是专业化程度，与往昔相比均不可同日而语。民政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一起形成了并行发展、互相支持的共发格局，其中民政社会工作也体现了社会工作参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鲜明中国特色。雷洁琼先生为了说明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发展和中国社会工作服务发展的关系和异同，曾经提出了1949年后中国社会工作仍然在发展，其主要路径是民政部门开展的民政社会工作的著名观点。民政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帮助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等弱势人群的服务和相关的制度体系。^[18]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得益于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推动，其中民政部门可谓居功至伟，其在社会工作的宣传普及、标准制定、队伍建设、平台搭建、资源配置、项目实施等方面付出诸多努力。专业社会工作更多借助于政府购买服务来实施，基层民政部门对上连接着社会工作资源和政策，对下联系着服务对象，横向则与各类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尤其是具体的服务项目密不可分。如果说民政部决定着社会工作整体发展的话，那么基层民政部门就是影响着社会工作具体落实的重要因素。^[19]上海市民政局在“武汉封城”后短短几天内，便迅速组建了“战疫情——上海社会工作服务团”微信群，招募志愿者参与线上辅导和督导等服务，也陆续发布了社会工作指南。上海自强社会工作服务站的社会工作者协助当地社区工作者开展走访排查工作，对居民开展防疫知识宣传，对来沪居家隔离人员进行信息登记、体温测量等工作。各大医院的医务社会工作为了保证一线医务人员、疑似患者及家属、发热患者的心理健康，及时为需要提供心理支持的人群提供了服务和帮助。^[20]

三、社会工作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行动特征：积极嵌入和嵌合发展

社会工作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行动特征，体现为社会工作和政府双向需求下的“积极嵌入”和“嵌合发展”。

(一) 疫情初期专业社会工作的“积极嵌入”

疫情发生初期的专业社会工作的嵌入往往是“积极主动的”。社会工作行动是“主动嵌入”，指专业社会工作者要想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逐渐被认可，必须主动进入解决问题的领域，与原有的解决问题的结构去接触、互动，以求得被认识、被接受，社会工作者呈现的是主动和积极的态度和行动。^[3]疫情发生之后，与社会工作相关的行业协会、行政组织、专业服务组织、教育组织等相继加入到了抗击疫情的实践序列中。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从疫情开始就在社会工作专业师生中进行动员，倡导参与式行动，全国各地社会工作者和高校师生在号召下积极介入整个疫情防控过程的每个阶段，依旧是主动寻求政府指导，谋求“主动嵌入”的过程。2020年1月28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向全国各会员单位和社会工作专业师生发出的《关于号召会员单位参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第一，社会工作专业师生要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号召，发挥社会工作专业的独特功能，在积极参与国家重大事件中彰显专业价值，承担专业社会责任；第二，在具体工作原则上，主动寻求政府指导，在政府统一指挥下，积极献言献策，同时协同各有关慈善组织、社会组织，因地制宜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②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社工支持手册》，对社会工作参与疫情防控的工作原则、个人防护、重点领域等做出了全面规划，并详细列出了实务领域的工作重点，即医务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青少年、儿童和学校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等。^[21]疫情发生后，疫区的社会工作者积极主动地与地方政府和社区工作者一起，为帮助贫弱群体和基本生活处于困境的群体，深入社区、开展服务，不论是各种信息的搜集、编辑和传递，还是心理疏导、情绪支持、实际帮助，社会工作者都立足现实，努力贴近服务对象的需要，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12]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社会工作机构及广大社会工作者开展线上线下立体行动，为当地和疫区的医务工作者、患者及家属、集中及居家隔离人员等提供多层次、全方位、多样化、专业化的服务，社会工作行业协会和组织则积极进行专业倡导，寻求政府指导，在政府统一指挥下，谋求“主动嵌入”。社会工作主动积极的嵌入还表现在通过态度和理念层面来改变社会环境。各地“战疫群”志愿者组织有意识地在线上参与各个校友会和社会群体里的协调工作，促进观点不一致人群之间的对话、沟通，倡导理性、共情、反思，团结共同抗击疫情，促进社会范围内的情绪安抚与弥合分裂。社会工作者在未来的工作中谋求积极主动的“嵌入”，争取机会把社会工作纳入到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的应急管理体系中，有一个体制化的角色，这是社会工作者推动社会政策去努力争取的方向。社会工作自产生之日起便存在其固有的“社会性”，但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社会工作者在社会政策方面其实并没有很大的话语权。尤其在北美，社会政策更是缺失了社会工作者的声音。美国和加拿大的社会工作者主要是解决个人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在社会政策上也没有足够的准备去参与。而中国社会工作对于社会政策的影响会比北美或者其他国家都要大。^[8]如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政府能邀请社会工作者一起去做应急管理预案，将会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优势，从生理、心理、社会综合全面视角来看待人的需求，充分关注到个体的日常生活和弱势群体的特殊需要，并被纳入到具体的安排中，努力争取社会工作者对社会政策制定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宏观社会工作的切入路径。^[9]

(二) 政府需求和政策鼓励下的“嵌合发展”

除了社会工作积极主动地嵌入之外，政府对社会工作也有需求，这决定了社会工作参与疫情防控体系的必要性。政府希望通过引进社会工作，回应所遇到的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带有一定的实用主义目的。这样的“被动嵌入”，则由政府来决定社会工作的角色和作用。在政府的政策话语体系中，社会工作往往被描述为一种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22]社会工作镶嵌在原有服务体系中，也是一个不断进入传统服务领地的过程，这无疑需要一定时间的融合或者磨合，王思斌教授据此提出了“嵌合”这一概念。嵌合的前提是多个相关事物的存在，对于公共危机事件的治理来说，即是多元行动者的存在。这些行动者按照一定的逻辑，结合在一起，即嵌合，能够发挥出各部分独立所不具有的作用，也体现出了治理系统的主要特征。

嵌合与嵌入的重要区别在于“嵌”之后的“入”与“合”。“合”具有结合、合作、契合等含义。概括地说，嵌合是指嵌入之后，不同事物之间的“互嵌”，结合成新的嵌合体，能较好地合作、协同、整合和一体化行动的现象。^[2]在疫情的前期应对中，社会工作者一般在当地政府和民政部门的安排下做些辅助工作。因为新冠肺炎病毒的烈性传染性特征，社会工作参与社区工作主要是以线上方式，医院和社区是两个主要的工作场所，还有虚拟社区的防疫知识和疫情信息传输、援助，等等。在疫区，社会工作研究人员和实务专家参与医院和社区人群所需要的心理支持、物资资源链接等工作，包括线上服务和线下服务。在嵌合发展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通过实践行动让政府看到并重视社会工作专业存在的意义，进而逐渐认可社会工作的作用，这也是中国社会工作学术界和实务界持续多年的努力。2020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打赢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要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支持广大社会工作者、义工和志愿者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③。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讲话既体现了中国政府对社会工作的重视，也是对社会工作在抗击疫情工作中所起重要作用的肯定，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工作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社会工作专业优势”的讨论。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社会工作在疫情后期的介入也变得重要，民政部门在2020年4月份连续发布了两份支持社会工作继续参与疫情社会服务的通知。4月3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调整优化有关监管措施，支持全国性社会组织有效应对疫情平稳健康运行》的通知，将社会工作、社会救助、社区服务等纳入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的支持范围，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疫后困难救助、心理辅导、综合性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等社会服务。^④4月14日，民政部又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武汉东湖新城社区全体社区工作者的重要回信精神，其中再次提到社会工作的作用，“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社区志愿者联动机制协同作用，共同筑牢社区防控安全屏障。积极动员组织社会工作者和专业志愿者等力量，为有需求的社区居民提供情绪引导、心理辅导、资源链接、困难纾解、社会支持网络修复等服务”^⑤。在公共危机事件的治理中，政府和各种专业力量、社区自治组织、志愿组织、社区居民都是危机事件治理的参与者，在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危机不同，各参与治理者的角色也不同。^[2]

“嵌入论”和“嵌合论”强调的是，社会工作作为新兴的专业力量进入到体系之内，需要与原有体制结合，否则很容易出现冲突，而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由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相对成熟且又比较行政化的基层工作体制，在面对特别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社会工作组织等一些其他基层社会组织的独立响应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很多社会工作机构在这次疫情中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灵”，传统的群众自治性组织，如居委会、村委会依然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除非是规模比较大的社会工作组织，它们有自成体系的专业支撑和比较成熟的运作机制，如一些较大规模的基金会组织的运作，其影响力大，整合资源的能力强且能够自主运作。社会工作独立的专业性地位意味着社会工作机构可以在不依赖政府的情况下，自主开展创新性服务，形成新的经验。但就绝大多数服务基层社区和小型的社会工作组织而言，由于暂时还缺乏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自由空间，还得与传统的城乡基层治理架构结合起来，利用现有的体制优势来发挥自身的作用，彰显自身的专业优势。^[23]疫情中的社会工作，无论是参与社区防疫、为医务人员提供支持，还是为隔离期间的入境人员提供社会服务，往往被统一纳入到政府部门特别是民政部门的工作体系中。因此，社会工作专业优势要得到充分发挥，仍然需要嵌入到传统的社区治理结构中，依托于传统的社区治理力量和运作机制，与它们紧密相结合，^[24]在“嵌合”中获得协同发展。嵌合概念是对社会工作参与多元主体治理的关系、机制和过程的理论概括，也是对社会工作在嵌入型发展和协同发展中的地位与功能实现的更深层次的表达。^[2]

四、嵌入和嵌合：中国公共卫生社会工作建构的本土化路径

疫情之前，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下属的分支专业委员会林林总总，如灾害社会工作专委会、医务社会工作专委会等，却唯独没有公共卫生社会工作专委会，在公共卫生领域，也没有社会工作的分支，二者从未有过明显的交叉。疫情之后,有学者倡议尽快建立“公共卫生社会工作”专委会。无论是主动式嵌入还是被动式嵌入，专业社会工作都需要首先“嵌入”在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服务体系中，然后获得“嵌合”发展。这是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路径，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社会工作的“个体”和“社会”的双重聚焦决定了微观实践和宏观实践的同等重要性。西方公共卫生与社会工作的合作经历了历史的变迁，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以美国为例，美国公共卫生领域的社会工作实践可追溯到睦邻组织运动，早期阶段的公共卫生社会工作开始于“社区”，是以预防与社区为本的实践与发展。^[1]社会工作在之后专业化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所谓临床化和治疗化的取向，失去了其诞生之初的“社会关怀”。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的兴起，虽然加速了社会工作与精神病学、公共卫生等领域的结合，也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强化了社会工作的微观倾向。这样的发展趋势弃舍了对弱势群体的道德责任与伦理关怀，丢失了专业的神圣目标而遭到“社会取向”的学者的批评。^[25]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上述中国不同于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脉络，那么当建构中国公共卫生社会工作时，将会尽量摒弃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模式的微观化和临床化倾向，而更多借鉴美国公共卫生社会工作早期发展阶段中更偏向于“社会”“社区”层面的宏观倾向。

社会工作学科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部分靠“外借”，一部分靠“内生”的理论和知识体系，这也成为中国社会工作的重要特色。“外借”的西方知识最初随着社会工作教材、专著、论文的翻译出版发行而出现，随着大量留学欧美的海归知识分子的著书立说、开设讲座、各类教育培训、项目实务的推进而快速传播，构成了中国社会工作学科知识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在应对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阶段出现的社会问题中，中国社会工作也创造出很多“内生”的本土概念，如民政社会工作、社会治理、嵌入和嵌合、三社联动等。^[26]与西方社会工作偏临床性和治疗性、更加关注微观个体的“小民尊严”的特征相比，这些本土的“内生”概念凸显中国社会工作“大国发展”的“宏观性”“社会性”特征。因此，在中国社会工作现有的东西方融合互补式的知识结构中，既有“内生”又有“外借”，知识体系和内涵中既要关心“大国发展”，又要关注“小民尊严”。而疫情中的中国社会工作在处理“外借”和“内生”的关系时，更加强调“内生”和“本土”的一面。在应对这次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国政府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动员和治理能力，危机治理中的制度优势非常明显。社会工作的“嵌入”是在这种危机干预的总体框架之下进行介入并发挥作用的。社会工作在突发危机应对和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还没有被认可，因此就必须研究社会工作如何进入危机治理体系，并发挥作用的机制，也就是“嵌合”。嵌合也使社会工作能够有机会发挥专业功能和更好地实现危机事件的治理，以利于受影响人群的现实生活，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嵌合概念有丰富的内涵和理论价值，除了帮助个体之外，在深层次上以最终实现社会秩序为目标，因而值得进一步探索和研究。^[2]

“嵌入”和“嵌合”作为中国本土的“自生”概念之一，也存在着争议。当代中国社会工作领域中有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具有留学经历，接受欧美教育的中青年学者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师资中的重要力量。作为中西文化的桥梁，留学生在传播国外先进知识和理念、引领前沿科研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但理解和接受本土知识和概念常常需要一个过程。政府对社会工作的强力推动以及将社会工作纳入行政工作体系的做法，常常会让“海归”的社会工作学者担心“嵌入”和“嵌合”使社会工作失去独立的专业性地位，在专业化进程中迷失方向。他们一般会认为专业的社会工作来源于西方社会，中国以政府为体、社会工作为用的体用逻辑，使得本土的实务抽离西方社会工作原有的价值基础和哲学脉络，只保留方法与技巧，嵌入和依附原有行政体制之中。^[27]这种对专业化方向的疑虑其实没有必要，专业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模式，并不一定要尊崇和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不应该只是看着西方怎么做，然后就把他们套用过来。如果用西方的经验和理论来决定中国的未来，其实是非常危险的。^[8]随着中国日益强调自身发展的政治和文化的特殊性，新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发展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方针，^[28]社会工作在不断吸收西方专业知识的同时，也正在结合中国本土的政治实践、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积累，创造出更多的本土概念和思想，不断提出有概括性的、符合实际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以及一以贯之的新理念、新理论，从而形成系统化的自组织的新范畴体系。^[29]

注释

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网站的文章《关于印发入境人员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服务方案的通知》。网址为：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4/22/content_5505036.htm.

②③参见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社会工作》杂志的文章《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关于号召会员单位参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工作的通知》。网址为：https://mp.weixin.qq.com/s/KyQTJoSfWJYfUoi9qhonNw.

④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网站的文章《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网址为：http://www.gov.cn/xinwen/2020-02/24/content_5482502.htm.

⑤参见民政部门户网站《民办函〔2020〕32号》。网址为：http://www.mca.gov.cn/article/xw/tzgg/202004/20200400026485.shtml.

⑥参见民政部网站文章《民政部印发通知指导各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常态化做好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网址为：http://www.gov.cn/xinwen/2020-04/14/content_550234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