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又称失独家庭，它伴随着我国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出现。《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指出，2012年中国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且每年以约7.6万个的数量持续增长。^[1]《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显示，2019年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包含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受益人达151.1万。^[2]①而预计到2030年，49岁以上失独父母规模将达142.3万人。^[3]虽然自2016年起我国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是30多年来形成的失独家庭问题依然非常严峻。^[4]失独家庭不仅需要面对因失独产生的心理困扰^[5]和生活变故带来的精神层面的问题^[6]，而且常常需要承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社会污名挑战。^[7]为此，近年来我国在国家及各省市区层面出台了大量失独家庭帮扶政策^[8]，扶助力度也不断加强。^[9]2014年，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在年度工作要点通知中提出，采用项目方式探索失独家庭帮扶工作，围绕失独家庭开展具有针对性且内容丰富的帮扶活动。^[10]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计划生育协会2017年的工作要点通知在总结以往失独家庭帮扶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自2018年起全国重点实施“暖心家园”帮扶项目^②，通过开展集体庆生、文体活动、交流联谊等方式，鼓励失独家庭成员走出家门，参与“暖心家园”的活动，主动融入社区。^[11]截至2020年底，我国已建成206个“暖心家园”，累计帮扶50余万人，深受失独家庭欢迎。^③

尽管“暖心家园”帮扶项目让失独家庭能够直接面对社会污名的影响、承担更大的生活压力，但是这种帮扶项目与以往以人群为焦点的帮扶服务不同，不再采取由外向内的指导服务，而是采用由内向外的参与策略，协助失独家庭成员主动走出精神层面的困惑，相互帮助，共同参与社区治理。这样，希望植入就变得至关重要，它是实现失独家庭成员由被动接受指导向主动参与转变的关键，也是实现社会工作由人群服务向基层治理转变的关键。为此，“暖心家园”帮扶项目的考察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能够帮助人们了解失独家庭成员如何通过希望植入走出自己的心理困扰，找到生活的意义，发挥自己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而且能够呈现这种以区域发展为目标的社区治理类项目的服务逻辑，推动社会工作承担起社会治理创新的责任，让中国社会工作真正扎根于本土的社会历史土壤中。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我国最早开展失独家庭相关研究的是人口学的学者，他们指出意外伤亡大龄独生子女父母应该得到经济补偿和关爱措施。^[12]之后，随着2007年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的实施，经济补偿和政策倾斜就成为当时主要的讨论焦点。^[6]实际上，许多失独家庭遭受的精神损失远比经济损失更为严重^[13]，失独家庭精神层面的关爱迫在眉睫。^[14]2013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将单一的经济扶助转向养老、医疗、社会关怀多方位的帮扶。^[15]不过，虽然政策层面已经提出对失独家庭开展“精神慰藉”，但是在实际层面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方案。^[16]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以人群为目标的“输血式”扶助难以从根本上帮助失独家庭走出心灵困境^[17]，失独家庭的精神生活重建依然困难重重^[18]。实际上，在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提出“暖心家园”帮扶项目计划之前，湖北省、江苏省、广东省等地已经对“暖心家园”帮扶服务进行了探索，如湖北省建立了社区“温馨家园”^[19]，江苏省提出社区“连心家园”^[20]，广州市创建了社区“爱心家园”^[21]，为失独家庭提供精神关爱的平台和活动空间，并提倡将社区的失独家庭帮扶服务与志愿服务结合起来。至于如何把社区共同参与的失独家庭的心理援助与精神关怀机制衔接起来，到目前为止，仍然缺乏清晰的规划。^[5]

近年来有关失独家庭情感方面的社会工作研究逐渐增多，学者们普遍认为，失独父母因丧子的巨大情感创伤很容易陷入极度痛苦中^[22]，他们情绪不稳定^[23]，常常把子女死亡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过失，甚至对于是否领养孩子也表现出既渴望又内疚的矛盾心理。^[24]失独家庭还时常处于自我隔离的状态^[25]，主动退出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26]，并且伴有强烈的社会边缘化体验^[27]，认为自己与其他完整家庭存在一定的差异^[28]，表现出强烈的不自信^[29]。这些情感方面的困扰不仅会造成失独家庭对未来养老、疾病照顾、送终等问题的极度担忧^[30]，而且极容易表现出逃避、强迫、冲动等外显行为^[31]。为此，社会工作者可以开展情感慰藉的个案介入^[32]、情感危机干预^[33]、兴趣工作坊^[34]及社区关怀照顾^[35]等不同服务，通过增强失独家庭的情感支持，促进其恢复生活信心^[36]、寻找生命意义^[37]。显然，到目前为止，针对失独家庭的研究倾向于把失独家庭当作需要帮助的对象，并没有看到失独家庭自身拥有的摆脱困境的能力。

基于此，本研究依据是否开展过失独家庭人群服务为标准，选择福建省厦门市具有代表性的A和B两家社会工作机构所分别承接的“暖心家园”失独家庭帮扶项目作为研究个案。厦门市位于福建省东南部，2019年，全市土地面积1700.61平方公里，合计6个市辖区26个街道，常住人口达429万人。^[38]厦门市从2014年起开始承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的失独家庭帮扶项目，是国内较早开展失独家庭帮扶服务的城市，具有丰富的失独家庭帮扶服务经验，曾被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列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帮扶模式探索项目试点区。自2018年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出台“暖心家园”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帮扶项目以来，厦门市积极响应，截至目前全市共建立七个“暖心家园”帮扶项目点，本着人性化、小型化、经常化的原则鼓励和动员失独家庭走出家门，走进社区“暖心家园”，开展心理健康服务和交流联谊活动，已经逐步形成市、区、街、社区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多方联动的合作机制。其中A社会工作机构“暖心家园”项目点于2020年3月正式启动，服务人数为76户122人。在承接该项目前，该机构的社会工作者已在当地开展过失独家庭服务，服务场景主要集中在家庭；B社会工作机构“暖心家园”项目点于2019年1月揭牌成立，服务人数为37户59人，在承接该项目前，该机构未在当地开展过任何有关失独家庭的服务。^④

通过1年多的跟进研究，笔者与厦门市负责“暖心家园”帮扶项目的市、区计划生育协会主要负责人、社会工作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社会工作者、项目志愿者以集中座谈的形式交流讨论，资料编码为H1。在此基础上，深入A、B两家社会工作机构跟进“暖心家园”项目开展的具体情况，通过文献法收集了项目相关的政策报道、年度报告、宣传资料、服务记录、评估记录等方面的资料，编码分别为A1和B1；针对A、B两家社会工作机构的7名社会工作者(包括机构和项目负责人2名、项目主管2名和一线社会工作者3名)、2名项目志愿者开展了深度访谈，访谈资料的编码分别分S1-7、Z1-2；在对失独者的个人特征、情绪状态、项目参与程度进行筛选后，选取其中3位具有代表性的失独者开展深度访谈和跟踪交流，以便全面、深入了解失独家庭在参与“暖心家园”帮扶项目过程中的感受和反馈，访谈资料的编码为J1-3。此外，本文的研究者还通过参与观察法，在家庭和社区场景中4次观察社会工作者帮扶服务的具体开展过程，以期深入了解和探索失独家庭帮扶的实践逻辑，观察资料的编码为C1-4。

三、研究发现：“暖心家园”——希望植入的现实空间

与以往人群帮扶项目不同，“暖心家园”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帮扶项目是针对社区中的“暖心家园”公共空间开展的服务，它需要失独家庭成员主动走出家门，参与社区“暖心家园”的各种活动。这样，“暖心家园”不仅影响失独人员的家庭生活状况，而且影响失独人员的社区生活状况，在失独家庭摆脱情感困扰、寻求成长改变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区“暖心家园”有助于引导失独家庭走出家门，促进失独群体之间的情感支持；从公共空间的环境布置和活动开展入手，有利于开展精神关怀服务，增加失独家庭社区参与的机会。然而，难免会存在一定的挑战，如受身份标签的影响，部分失独家庭社区参与度不高，因居住地分散且距离较远，社区“暖心家园”的服务难以惠及全员等(H1)。

显然，在实施“暖心家园”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帮扶项目过程中，如何推动失独人员参与“暖心家园”活动就成为整个帮扶项目的抓手和关键。它除了关系到社区“暖心家园”的平台建设之外，还与失独人员的家庭生活重建以及社区生活重建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失独人员给自己生活注入改变希望并且重新建构自己社会身份的社会治愈过程。

(一) 积极自我的找回

失独人员失去孩子之后，他们的生活往往变得越来越单调，不仅因孩子的过世失去了夫妻共同交流的重要话题，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因此被打乱，而且失独人员会把自己的生活孤立起来，不愿意参与原来的生活交往圈。为此，社会工作者在“暖心家园”中组织了很多活动，丰富失独人员的业余生活，让他们不将注意力过度集中在失独这件事情上，增加失独家庭的积极情绪体验。

只要有事情做，消极的想法就没有那么多了，在这一点上社会工作者花了很大精力。我们目前有一些手工活动，比如生日会的插花、中秋节的灯笼和冰皮月饼的制作、陶艺和风筝的制作等，让他们(失独家庭)尝试一些新奇的事情，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让他们对“暖心家园”的活动充满期待。(S3)

平时过来做志愿服务，我就是跟叔叔阿姨们讲一些身边发生的事情。我们这个地方本来也不大，这样也可以让他们觉得可以多去看看周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用一直沉浸在忧伤情绪中。一般过来社区“暖心家园”或者出去做活动，大家一起说说话，他们的心情还是可以的，在家里谈到小孩的事情而伤心时，我们会静静地听，讲完他们心里也会舒坦一些。(Z1)

“暖心家园”的活动丰富了失独家庭的生活，特别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失独家庭往往会感到格外孤独，正如他们常说的“过年躲年”“过节渡劫”(J1)。社会工作者可以充分利用“暖心家园”的节假日活动、团体聚餐等方式，帮助失独家庭度过节假日的难关。此外，社会工作者也需要特别注意一些特殊日期，如孩子祭日、清明节、母亲节等，因为在这些时候他们对孩子的回忆和思念最多，情绪也最为敏感。

失去子女对于父母来说是永久性的伤害，尽管转移注意力能够帮助失独家庭缓解内心的压力，但是实际上孩子离世之后，很多父母在心理上会觉得孩子的死与自己有一定的关系，内心深处的内疚感会推动他们用尽一切办法去弥补，较少关注自我，这样又会进一步加剧他们内心的孤单和不安，形成自我压迫的恶性循环。因此，帮助失独家庭找回积极自我就成为“暖心家园”的核心任务。

去年社会工作者带我们一起在“暖心家园”看了《中国机长》的电影，还在广场吃了甜品，体验了年轻人休闲、娱乐的方式。孩子离开之后，我们生活都比较简单，就没有到过类似的地方喝下午茶，更不要说看电影了。(C3)

这次品茶活动品到我心坎上了，好久没有那么放松地喝杯茶，感谢社会工作者这么用心，以后我在家也可以安安静静地泡杯茶给自己喝。(B1)

此外，社会工作者在一些活动中有意注入健康元素，如健康讲座、手指操训练、八段锦等(B1)，并且在“暖心家园”中为失独家庭准备了体重秤、血压仪、体温计、急救药、疾病预防小册子等(A1/B1)，调动失独家庭对自己健康的关注，帮助失独家庭在现实生活中找回积极的自我，让他们的自我在巨大的失独生活压力下有了喘息的机会和转变的契机。

(二) 大集体中的自我

由于失独家庭身份的特殊性，他们常常担心遭遇社会交往中的尴尬和歧视，更希望能够有属于失独家庭自行活动的相对独立空间，在“同病相怜”的同辈群体之间进行交流。“暖心家园”的建立为满足失独家庭这方面的需求提供了基本保障，让他们的自我在群体交往中有了更多被认可和展现的空间。

在社区“暖心家园”这里，他们(失独家庭)找到了家的归属感。大家可以坐在一起相互聊天，也经常鼓励我们社会工作者多去邀请一些新增的失独家庭加入“暖心家园”大集体中，相互支持。渐渐地，这也变成了我们社会工作者开展“暖心家园”服务活动的一种助人的基本理念了。(S7)

社会工作者要和服务对象一起把“暖心家园”当成家来建设和管理，学会当好家、会管家、懂持家，结合专业的要求和“暖心家园”的实际情况，坚持常态化的服务，让服务对象在这个家园里实现从受助者到自助、互助角色的转变。(H1)

由于失独家庭都以中老年人为主，社会工作者在进行“暖心家园”空间布置时充分考虑到失独家庭的这一年龄特征，除了注重“暖心家园”布置的隐秘性要求之外，还关注到活动场地的安全性要求，消除了失独家庭参与过程中的一些顾虑，让失独家庭在“暖心家园”宽松、温馨的氛围中交流各自的感受，放下自己平时的担心和不安。

这个房间(“暖心家园”)原来铺的是地砖，考虑到叔叔阿姨们过来参加活动容易滑倒，我们装修的时候全部换上了防滑木板。我们还把一个门槛改造成斜坡，防止叔叔阿姨绊倒。来我们这里参加活动年纪最大的是服务对象W爷爷，他都80多岁了。这些安全方面的设计还是需要注意的。(S2)

“暖心家园”的硬件会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工作者很用心，而这里的小摆饰会让他们有归属感。我们给每个服务对象定制了一个杯子，他们每次过来参加活动之前，我们都会提前准备好茶杯和点心。他们来这里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找自己的茶杯，然后就开始聊天。这样比较有家的感觉，气氛也一下子就出来了。(S6)

为了给“暖心家园”创造出家的氛围，社会工作者还在活动区域的功能布局上做了专门的考虑，把“暖心家园”分为个人阅读的图书角、相互分享的沏茶区、大众体验的观影区以及关爱自己的健康体验区(A1)，满足不同失独家庭不同交流形式的要求，让他们在“暖心家园”的大集体中找到自己以及自己喜欢的表达方式。

(三) 哀伤自我的取暖

孩子离世之后，失独家庭也会因为孩子角色的缺失出现父母角色扮演的困难，从而影响夫妻之间的交流。正是因为如此，这些失独家庭在孩子离世的打击下常常表现出情感交流的困难，不是过于敏感、受困于自己的哀伤和痛苦，就是过于疏离、有意回避情感的表达。为了促进失独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社会工作者通过让失独家庭成员共同完成一件事的方式增强他们之间的支持和理解。

这一次春节晚会中有一个节目是夫妻搭档扮演的小品，我们(社会工作者)让他们通过小品表演的方式展示生活中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矛盾的事情。就想通过这样的表演，让他们可以一起交流，也可以回顾平时的生活状况，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S6)

实际上，失独这件事对父亲和母亲的打击是不同的，他们情感表达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是，这些不同由于在失独之后的家庭生活中很难有机会呈现出来，因而常常导致相互之间的误解和猜疑。这样不仅不利于失独家庭关系的改善，而且会引发相互之间的反感和愤怒。

之前我挺不理解我家老头的，天天出去打牌，连疫情时也偷偷跑出去，回来后也不跟我说。你说，这身体熬坏了就剩我自己一个人该怎么办。后来到了“暖心家园”，我听到她们(失独家庭)说自己丈夫的事情。WL就说，她老公心情不好时会一直拉二胡；BY老公则是去打太极。社会工作者之前也安慰我说过，男女的表达方式会不一样。我家老头喜欢去打牌，也许这样做他自己心里会好受点吧。(J2)

随着“暖心家园”活动的丰富，失独家庭的交流话题也会逐渐增多，从开始只关注自己家庭的情况，逐渐转向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包括自己的兴趣爱好、闲暇时间的安排以及最新的“暖心家园”的活动安排等，使失独家庭渐渐在家庭生活中有了更多可以分享交流的话题，促进了失独家庭关系的改善。

“暖心家园”的活动能够丰富他们(失独家庭)的夫妻生活。即使有时候他们的配偶没空来，回家之后他们也会谈“暖心家园”的活动内容。王阿姨说，她平时没事在家就会问叔叔，你猜这次活动做了什么、谁参加了、谁没参加，等等。另外，他们还会交流一下大家最近的动态，如谁生病住院了、谁买房子了、谁去哪里玩了，等等。(S7)

显然，开放、温馨的交流氛围是维持婚姻质量的重要因素。失独家庭遭受失子的痛苦之后，他们的婚姻关系也会因为失独出现挑战。正是借助“暖心家园”的活动，失独家庭有了能够增进相互了解的机会，不仅可以增强相互之间的情感联系，而且可以缓解失独家庭的紧张关系，推动失独家庭一起共渡难关。

(四) 自我身份的重建

“暖心家园”是失独家庭的加油站。为了促进失独家庭融入社区，社会工作者还在失独家庭中培育骨干分子，让他们通过介绍自己的亲身经历影响和带动仍处在哀伤期的失独家庭，帮助这些失独家庭走出家门，融入“暖心家园”的大集体中。这样，一些失独家庭就能够从被动的受助者变成主动的帮助者。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成了我们这边失独家庭的老大，大家都叫我F姐。我看着MX从阴影中走出来了，心理比较宽慰。之前刚来“暖心家园”的时候，她总是闷闷不乐，一提起小孩的事情就掉眼泪，现在我们经常相约去游泳。同命人嘛，大家需要相互支持一下。(J1)

在“暖心家园”中，这些骨干分子“平时还会组织互助结对、陪同入户、入院探望、活动策划”(S6)等。这样，这些“失独家庭的集体身份感和自主意识就很容易呈现出来”(S5)，受到别人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自己的社会角色得到重构，建立起积极的情感应对方式。此外，社会工作者还通过鼓励失独家庭参与社区公益活动，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增强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

王爷爷(服务对象)擅长书法，之前我们联系过“暖心宅急送”个性化精准帮扶项目，邀请王爷爷去村里做公益服务写春联，村民们都夸他的毛笔字写得好。(S2)

前阵子，在城市精神文明创建中，我们(社会工作者)带领服务对象去清洁街道，有些服务对象还参加了社区的一些公益表演，比如太极表演、厨艺授课等，只要有这些公益服务机会，我们就会鼓励失独家庭主动去参加。(S7)

实际上，社区总是存在一些困难家庭，社会工作者还会策划一些活动，让这些失独家庭与社区困难家庭建立起联系，服务这些社区困难家庭，发现自己的作用和价值，逐渐打破失独家庭的社会身份标签。

上次端午节，我们一起在“暖心家园”这里包粽子，还送了一些给社区中行动不便的老人。能够得到这些老人的感谢，我们觉得蛮开心的。(J1)

失独家庭的身份重建需要借助公益活动，因为只有在公益活动中，失独家庭才能与社区中的其他人群建立起有益的积极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能够让失独家庭获得他人的赞扬和肯定，看到自身的价值，而且能够让失独家庭以其他社会身份标定自己，呈现自己的爱心，逐渐打破抱怨指责的心理怪圈。

四、反思及讨论：家庭—“暖心家园”—社区——社会治愈的可能路径

不难发现，“暖心家园”的引入实际上起了缓冲器的作用，一方面缓解因失独导致的家庭关系紧张，使失独家庭在失独的重大情感创伤面前有了喘息的机会；另一方面促进失独家庭的互助和社会身份的重建，让失独家庭在家庭和社区生活中有了更多的希望和可能。显然，这是一种通过社会生活的重建植入改变希望，从而实现社会治愈的路径，它把社会生活中积极自我的培育放在了首位，不同于直接针对失独的伤痛自我进行心理层面的创伤治疗。

(一) 失独家庭服务的两种自我观

失独家庭因失去家庭生活中唯一的孩子而需要面对家庭生活的伤痛是不言而喻的事实，然而，针对这一事实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决定了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服务的两种不同走向。第一种，把失独视为失独家庭的创伤，认为失独家庭面临因失独带来的严重伤痛，需要社会工作者针对这一伤痛进行治疗，修补失独家庭的情感欠缺。显然，这是一种不足的自我观，把自我当作需要照顾的对象，注重分析失独家庭面临的困难。第二种把失独视为失独家庭的经历，强调这样的经历尽管给失独家庭造成极大的伤害，但是这并不是失独家庭生活经验的全部，失独家庭在失独挑战面前仍可以发展出积极的自我经验，通过主动的生活参与增强自我的力量，从而能够抗争因失独带来的伤害。这是一种发展的自我观，把自我当作现实生活的主动参与者，注重考察自我力量的挖掘和培育，并且把失独家庭积极自我的培养作为整个服务的核心。

对比之后发现，这两种自我观说到底是对人与环境关系的不同理解。不足自我观把自我视为可以独立于环境存在的，因而关注心理层面的自我分析，强调失独家庭面临失独的情感欠缺。发展的自我观则不同，它把人直接放回到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关注社会处境中人的自我力量的培育，认为失独家庭只有通过生活的重建才能应对因失独带来的生活挑战。显然，发展的自我观注重社会层面的自我考察，相信尽管失独造成的心理伤痛仍然存在，但是失独家庭通过社会关系中积极自我的重建拥有了应对心理伤痛的能力。这样，植入希望就变得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失独家庭面临失独带来的重大情感困扰时，这一服务策略就成为失独家庭走出情感困扰的关键。当然，植入希望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它需要社会工作者帮助失独家庭学会积极运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放松自己，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培育积极的自我。

互助社会关系的重建也是失独家庭积极自我培育的重要策略，因为只有在互助社会关系中失独家庭才能感受到自己不仅能够获得他人的关心，而且能够关心有需要的他人，他们的自我在人际关爱中生长出积极的力量。这样的互助社会关系包括失独家庭与失独家庭之间的，也可以是失独家庭与社区其他居民之间的，甚至可以是失独家庭夫妻之间的。通过互助社会关系网的建设，社会工作者能够帮助失独家庭重建积极的自我，让生活的希望留在家庭、同伴以及社区生活中。因此可以说，积极的互助社会关系具有情感治愈效果。不过，作为社会工作者也需要看到互助社会关系建设的另一面，随着互助社会关系的加强，失独家庭之间的冲突也会呈现出来，这是失独家庭学习如何积极互助的重要机会。这个时候，社会工作者就需要协助失独家庭把人际冲突视为差异，学会在差异中寻找自己有效的应对办法，增强失独家庭生活冲突的自我应对能力。

(二) 创伤治疗与情感治理

互助社会关系中积极自我的重建这种社会治愈的策略不同于创伤治疗，尽管社会治愈也关注失独家庭心理的建设，尤其是失独家庭自我能力的培育，但是它是一种未来导向的服务，注重失独家庭在目前失独的生活状况下可以做什么来改善心理，培养自己的积极自我。这样，失独家庭的心理状况的改善就与社会关系的改善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互助社会关系的重建培育失独家庭的积极自我，而通过积极自我的培育又能够进一步拓展失独家庭的互助社会关系，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支持。创伤治疗正好相反，它是一种过去导向的服务，是针对失独家庭已经遭遇的失独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缺失而开展的服务。^[39]显然，这样的服务只能停留在失独家庭的心理层面，无法将失独家庭的心理改善与社会关系改善结合起来，失独家庭也就自然被当作社区治理中需要特殊保护的弱势人群。^[40]他们自身拥有的能力不是被忽视，就是被低估。

城市化进程中居民过分疏离的关系需要社区治理中融入情感治理的元素，它让社区居民之间有了积极的情感关联，建立起互助的社会关系，不再仅仅只是共同利益的理性算计，^[41]更需要关注治理过程中“人心”“情感”的作用。^[42]但是，这种情感治理不融入居民积极自我的培育，不把互助社会关系与居民积极自我培育结合起来，就会使积极的情感联系缺乏推动力，成为“无本之木”，最终不是走向行政化，迫使居民的情感联系流于形式，就是趋于道德泛化，要求居民建立理想化的情感联系。^[43]显然，情感治理就不能脱离居民积极自我的培育，它需要居民积极自我作为支撑。创伤治疗与情感治理的分割恰恰源于人与环境二元对立的实证理性的科学逻辑，而要突破这一局限就需要人们转变二元对立的传统科学逻辑，把人与环境结合起来一起考察。

实际上，失独家庭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一方面需要面对因失独带来的情感欠缺的问题，另一方面又需要突破因社会污名化的影响而出现的社会关系退缩的难题，他们比一般居民面临更大的自我发展和互助社会关系重建的挑战。如果运用社会治愈的服务策略，社会工作者就能够在创伤治疗与情感治理之间建立起联系的桥梁，不仅能够帮助失独家庭改善心理的状况，培养起积极的自我，而且能够协助失独家庭建立互助的社会关系，加强居民之间的情感联系。更为重要的是，这两者之间能够形成良性的循环圈，让情感治理拥有持久的推动力，民居成为情感治理的主角。

(三) 社会治愈的可能路径

社会治愈不同于创伤治疗，它是在社会关系中治愈人们遭遇的情感困扰，需要借助互助社会关系的创建来实现，因为只有在这种互助社会关系中失独家庭才能得到心灵的慰藉，让受到伤害的自我重新获得力量。因此，“暖心家园”在失独家庭社会治愈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它让受伤的失独家庭能够暂时摆脱不堪重负的家庭生活压力，来到“暖心家园”，一方面舒缓因失独带来的内心压力，另一方面建立互助的社会关系。但是，如果互助社会关系仅仅停留在“暖心家园”内，那么失独家庭在家庭和社区生活中仍然面临因失独带来的问题，甚至还会出现相反的结果，进一步弱化失独家庭在家庭和社区生活中的能力。可见，社会治愈涉及“暖心家园”互助社会关系的建设以及失独家庭生活关系的改善和社区融合的加强，它是借助互助社会关系的建设来推动失独家庭日常生活状况的改善。

实际上，无论互助社会关系的建设还是日常生活的改善，都离不开失独家庭自我能力的提升。只有当失独家庭拥有了积极的自我，愿意主动参与社会关系的重建和家庭关系的改善，并且愿意承担行动的责任，才能够从失独的情感困扰中走出来，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希望。积极自我的培育需要失独家庭做到两个转变。一是关注焦点的转变，放弃“不足的观察视角”这种运用因果直线逻辑在失独家庭过往经历中寻找问题原因的方式，直接关注当下可改变之处，找到问题困境中的改变希望，通过改变希望的植入促使失独家庭在问题困境中改变信心；二是应对方式的转变，放弃“单向应对方式”这种只根据自己目标行动的做法，学会根据行动成效来调整行动方式的能力，找到“双赢”的行动方式。这样，失独家庭在“暖心家园”的交往中才能真正建立起互助的社会关系，并且能够将互助社会关系培育起来的积极自我的影响延伸到家庭关系和社区关系的改善中，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

显然，社会治愈的核心是人们自我应对能力的提升，只不过这种自我是放在人们自己生活的环境中，表现为互助社会关系的建立。这样，自我与互助社会关系就能够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圈。自我应对能力的提升就能够带动互助社会关系的建立，而互助社会关系的建立又能够促进自我应对能力的提升。正是因为如此，社会治愈也就拥有了将人与环境结合起来的观察视角，一种重点考察人如何在特定环境中发挥作用的关联考察视角。它假设人们的自我不能脱离具体生活场景而存在，人们自我的成长改变总是与生活场景的改变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社会治愈所倡导的积极自我是在互助社会关系中呈现出来的，表现为人们在人际交往中主动寻找改变的能力；同样，互助社会关系也与人们的积极自我紧密相连，表现为协助人们主动寻找改变的能力，从而使失独家庭逐渐植入生活的希望。^[44]在这种积极自我与互助社会关系的闭环影响中，失独家庭才能够找到自我成长改变的现实空间，学会相信自己的同时，尊重他人的不同，让自我真正拥有改变自己生活的能力和信心。^[45]只有这样，个人的积极自我才能转变成互助的社会关系，从而带动社区应对能力的提升，实现社区增能。^[46]这样的社区治理才是一种有着内生动力的希望植入式的治理，才能摆脱一直以来只注重互助社会关系建设而导致的社区治理行政化的困境。

五、结束语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以来，如何促使居民主动参与基层的社区治理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特别是社会弱势人群如何主动参与社区治理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就是其中的典型，他们是社区生活中的弱势人群，不仅需要面对因失去家庭中唯一的孩子而带来的巨大情感伤痛，让心灵得到抚慰，而且需要应对失独之后家庭生活出现的巨变以及因为担心社会污名影响而导致的社会交往关系的退缩，改善社区的生活状况。2018年，我国针对失独家庭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帮扶服务从之前的人群帮扶逐渐转向以社区为平台的“暖心家园”帮扶服务，需要失独家庭主动走出家门，参与“暖心家园”活动，从而带动失独家庭的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的改善。为此，通过长期跟踪厦门市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承接的社区“暖心家园”帮扶项目的个案研究发现，“暖心家园”互助社会关系的建设成为推动失独家庭改善日常生活和社区生活的基础。这种互助社会关系的建设依赖失独家庭积极自我的培育以及现实生活中改变希望的挖掘。它采取的是一种社会治愈的方式，即在互助社会关系中培育积极的自我，需要将人的改变与环境的改善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未来导向的闭环思维，摒弃了传统社会工作服务所推崇的因果直线思维。社会治愈不仅能够治愈失独家庭的情感伤痛，而且能为失独家庭这样的社会弱势人群提供一种具有内生性动力的希望植入式社区治理参与路径，克服我国长期以来因只注重由外向内促进互助社会关系建设而导致的社区治理行政化的困境。

注释

①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即对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夫妻，自女方年满49周岁后，分别发放特别扶助金，直至其亡故或其子女康复为止，缓解他们的困难。

②“暖心家园”是为失独人员提供交流、活动的社区固定场所，也是关怀失独家庭、落实“暖心行动”的载体。根据中国计划生育协会〔2020〕16号文件内容，“暖心家园”需包括“六有”建设标准：有场所、有标识、有制度、有计划、有活动、有管理；“五项”规定活动：集体庆生、知识讲座、文体活动、交流联谊、志愿服务。

③资料来源于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暖心家园管理手册。

④笔者于厦门市A、B社会工作机构调研访谈获取的内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