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有着起步较晚、后期发展充满曲折的特点。西方社会的专业社会工作发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到20世纪20年代，我国才开设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课程。1952 年我国高校社会学被取消，社会工作教育也随之暂停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又重新恢复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1]这其中的断断续续，给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带来了一定困难，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的适应性不强、被认可度不高。

自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工作的发展亦遇到重重困难，学术界与实务界也在不断探索社会工作在我国的生存发展之路。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工作领域内存在两股力量——来自西方的专业社会工作和我国原有的(行政化的、非专业化的)本土社会工作；也逐渐形成了两种主流观点——“介入性发展观”和“内在转型观”。^[2]但两者在专业社会工作地位方面的认知差异不利于社会工作在实践中整合性发展。在结合当下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徐选国提出，以往关于社会工作的介入观只是权宜性策略，未触及社会工作的本质和内核，而从介入系统向介入生活的范式转换才是新时代社会工作发展的时代选择与应有之义。^[3]王思斌指出，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介入性发展是从政府主导下的“专业弱自主性介入”状态走向“政府−专业”合作下的深度介入。^[4]除此之外，他还从建构论的角度指出，专业性是社会工作介入性发展的基础和优势，而与政府部门、社区工作员(主要是街道居委会人员)以及服务对象的合作能力实际上决定着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发展的过程。^[5]

在我国现行的社区管理体制下，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时，不可避免地要与社区管理者打交道。社会工作项目的顺利运行和良好服务效果的取得，需要社区管理者的允许、支持和配合；如果社区管理者采取阻碍、排斥或其他不良态度，会给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带来困难，并且难以保证最终的服务效果。因此，在探索如何让专业社会工作真正介入生活、发挥作用、走向更深层次的介入阶段，^[6]就必须对影响社区管理者态度的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抓住社区管理者的心理，适当投其所好，如此有利于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

一、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态度的影响因素

社区管理者在面对专业社会工作这个“外来者”时，一定会考虑管理成本和管理风险。因为对于社区来说，专业社会工作并不是其本身就有的，而多数是以政府项目购买的方式进入的。一方面，很多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仍然并不了解，专业社会工作对于社区管理者来说还是“新事物”；另一方面，对于专业社会工作到底能做些什么、能做出些什么，社区管理者也并不清楚，因此，相对来说会比较谨慎，甚至有所疑虑。

在进行思考到做出判断的过程中，社区管理者无论最终对于专业工作介入的态度是怎样的，其背后的逻辑都是——在不影响现有管理过程稳定有序的基础上，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对促进其所管理社区的稳定和发展能够起到真正有效的帮助与推动作用；有利于其作为管理者做出具有可见性和彰显度的管理政绩，且不会大幅增加其管理成本和管理风险。

根据社区管理者的思考逻辑，决定社区管理者对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态度的因素有两个。其一，是否能给其所管理的社区带来可见性的明显变化或创造出具有显示度(能够显示其治理成果)的“亮点”；其二，是否会给其所管理社区现有的管理模式、管理机制等方面的稳定运行带来不确定性。

因此，笔者将通过“成本−收益”原理和“免疫应答”效应两个理论工具，对上述决定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态度的两个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成本−收益”原理是从社区运行、建设、发展角度考虑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给社区带来的变化；“免疫应答”原理是从社区管理体系自身角度考虑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给社区管理带来的不确定性。

二、“成本−收益”原理以及相关分析

社区管理者作为现有社区管理体系中的“主人翁”和“责任者”，他们需要考虑如何投资才能更好地促进社区的发展。因此，在选择对待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态度时，必然会考虑自己的付出与所得，对“成本”和“收益”进行计量，再通过“成本−收益”的比较来判断如何选择更加合适、更加有利。在“成本−收益”原理分析中涉及成本、收益、“理性人”假设三个重要概念。以下对三个概念逐一进行解释和分析。

(一) 成本

“成本”在经济学中是从资源稀缺性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厂商的成本及收益的，主要涉及机会成本和生产成本。其中，机会成本是指厂商将一定的资源用作某种用途时所放弃的其他各种用途中的最大收入；而生产成本，又可以分为“显成本”和“隐成本”^[7]70。简单来说，“显成本”反映的是实际应用成本，是能够在项目中得到直接反映的，具有可直接计算的特点；而“隐成本”是由于有意或者无意的行为而造成的时间成本和转移成本，如领导的权威失灵造成的上下不一致、信息和指令失真、效率低下等，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往往不可以直接计算。

社区管理者在考虑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成本时，与企业管理者是一样的，会将自身所付出的成本进行最大化计算，会考虑到选择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而错失的其他活动可能带来的收益、为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而付出的直接应用成本以及由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而产生的隐性成本，以此来预估服务项目是否能够真正带来收益。那么，在实际中各类成本又是如何划分的？比如，因开展专业社会工作项目占用了时间或场地，社区无法开展其他一些商业宣传活动，从而错失了这些活动所能获得的宣传费或场地费等，这些间接的利益流失会被列入机会成本的范畴；社区开展专业社会工作项目直接应用的人力、物力、财力，包括场地、物资采购、硬件设备、配合专业社会工作开展工作所需的社区人员、开展服务项目所需要的时间等，这些会被按照“显成本”考虑在内；由于专业社会工作者对社区现有管理体系不熟悉，筹备和开展活动时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或精力来沟通，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分工模糊、效率低下，社区管理者为开展服务活动付出的期待、耗费的心血，开展活动可能存在的风险，为应对风险需要做的前提准备，为弥补风险造成的损失所要付出的代价等，都会被社区管理者按“隐成本”考虑在内。

(二) 收益

在经济学中，“收益”被定义为，厂商或经济主体在某个经营期内通过销售、生产货物，提供劳务或从事构成主要经营活动的其他业务所形成的现金流入、其他资产的增加与负债的清偿。^[7]75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将“收益”理解为某一活动或项目为主体所带来的全部利益和好处。与生产成本相对应，收益一样分为不同类型。

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能够给社区带来的收益既包括快速可见的、直接的部分，也包括潜在的、持续性的部分。在社区管理者眼中，快速可见的、直接的这部分切实利好包括专业社会工作活动的具体产出(在一定时期内开展了多少次服务活动、每次服务的活动时长是多少、服务总时长是多少、服务覆盖了哪些群体和多少人、形成了多少可见的文字或视频资料)；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为社区带来了多少资源，链接到了哪些社会组织或团体的支持，是否帮助社区获得了一定的资金或场地支持；每次服务活动的开展是否顺利、服务对象对服务过程是否满意、接受了短期服务后的服务对象的现状是否有所改善，等等。潜在的、持续性的这部分收益则包括：长期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对服务对象潜能的培育和激发，服务对象自决能力的提升；社区自我管理与居民参与氛围的形成；社区以及管理者经过长期积累获得的良好口碑；社会工作者为社区链接到的长期资源、建立的长期合作，等等。

(三) “理性人”假设

“理性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家在进行经济分析时关于人类行为的一个基本假设，其意指作为决策的主体都充满理性，所追求的经济目标都体现着最优化原则。^[8]简言之，“理性人”就是一个行为人在最大化某个目标，比如消费者追求满足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要素所有者追求收入最大化，政府追求决策目标最优化等。^[7]46这一假定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为利己动机，第二层意味着理性行为，表明个体都追求个人利益极大化，在掌握足够信息时，会精打细算地进行决策。

因此，社区管理者也会在“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 “成本”和“收益”进行计算和比较。如果比较的结果是“收益”大于“成本”，那么对社区管理者来说，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有用”的，所以单纯从“是否有用”这一角度考虑，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态度会是积极接纳的；反之，则“无用”，那么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态度则是消极排斥的。

(四) 社会工作“专业性”与社区管理行政目标需求之间可能的内在冲突

我国民间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的力量较为薄弱，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主要依靠政府购买，^[9]政府在社区管理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时会涉及与街居权力主体间的复杂关系。朱健刚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行政权力体系时，专业权力会让位于行政权力。^[10]现实中很多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在发展中确实也面临着专业化与行政化之间的矛盾。存在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评估机制，也就是政绩评估方法。在没有行之有效且精准化的评估体系的前提下，政府一般选择具有新公共主义导向的绩效评估方法，^[11]注重量化指标，通过对量的规定来实现对项目的监管和对工作者的评价。社区管理者作为行政体系中的一员，有着个人职业发展方面的需求，这就要求社区管理者要在较短时期内做出可观的成绩，获得一定的成就。

因此，在现实中，社区管理者希望专业社会工作者能够尽快使社区获得荣誉，这是其所最希望的，也是其普遍的心态。而专业社会工作是长期性、连续性的，其专业成效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得以呈现。由此，便隐含着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社区管理行政目标需求之间可能的内在冲突。

三、“免疫应答”效应以及相关分析

免疫应答是机体通过免疫细胞及有关的体液因子发挥识别自己、排除非己，以维持机体内外环境统一的一种功能，是抗原性物质进入机体后激发免疫细胞活化、分化和效应的过程。^[12]它包括三个阶段：识别阶段是免疫细胞对抗原分子的识别过程；活化增殖阶段是免疫细胞间的相互作用；效应阶段是由效应细胞和效应分子清除抗原。

在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这一事件中，社区管理者即免疫应答系统中的“免疫细胞”，专业社会工作者即“抗原分子”。当专业社会工作者要介入社区时，社区管理者会遵循“免疫应答”效应的三个阶段逐步进行识别、分析、判断以及确定对待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态度。

在专业社会工作“介入”之前，社区管理者首先会对“介入”的行为是否“有害”进行判断。影响判断的因素有：是否不清晰社区原管理体系下的工作流程和运作方式而因此带来工作上的麻烦，比如原有管理体系下服务项目如何申报、筹备、开展；是否模糊了原有社区管理体系下的各部门分工以及因此造成职责范围的交叉，比如原来是由计生、养老、妇联等各部门各司其职，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后造成责任范围的重合，导致“踢皮球”现象的产生，等等。如果识别的结果为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对原有社区管理体系“无害”，则不会引起“免疫应答”模式的作用；但如果识别的结果为“有害”，则会引起“免疫应答”模式的作用，社区管理者会通过原社区管理体系内部的活化、增殖、分化对专业社会工作进行效应，将想要介入的专业社会工作者排斥在外。

在这里仍要提到“成本−收益”的分析。在“免疫应答”效应的分析和判断过程中，社区管理者会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成本−收益”原理的分析结果也包括在内。对于社区管理者来说，专业社会工作的硬性“介入”即便是“无害”的，但如果不能“有用”，也同样会启动“免疫应答”模式。因为花费了一番功夫，最终结果却无二致，这不符合“理性人”的选择。此时，社区管理者的态度要么表现为排斥、拒绝、冷漠的显性态度，要么表现为无视、消解、隔离的隐性态度。

四、“成本−收益”原理与“免疫应答”效应共同影响下社区管理者可能出现的态度

(一) “成本−收益”原理与“免疫应答”效应的主次关系

前文提到，社区管理者对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会有两点反应：一是有没有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对于社区来说，到底有什么不同？二是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对于社区来说，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不仅如此，作为社区管理者，政府每年都会对其进行考核，其中有很多是硬指标。因此，他们不仅希望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带来的变化是可感受的，更希望是实实在在可见的，是有显示度的。这也正是专业社会工作介入与社区管理者的行政目标之间存在的矛盾。如果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能够创造或者协助社区管理者创造出“亮点”，那更是社区管理者所希望的了。至少，要能在政府对于社区管理者的硬性考核指标方面，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能够发挥直接性的作用，越多越好。在这方面，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发挥的作用越显著(即越多且越大)，就越能够受到社区管理者的认可、肯定、赞赏和欢迎。这是社区管理者在面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时所考虑的最根本，也是最决定性的因素。

因此，相对来说，“成本−收益”原理又是最主要的，“免疫应答”效应次之。但二者均是决定社区管理者态度的两个重要因素。

(二) 两方面共同作用下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态度的可能情况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确定了“成本−收益”原理与“免疫应答”效应并不是孤立作用的，在社区管理者对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态度决定中，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着高度的内在关联性。基于“成本−收益”所做出的评估决定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是否有用”的判断，而基于“免疫应答”效应的分析则决定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是否有害”的判断，两者同时作用而产生的态度结果可能会出现以下四种组合情况(见表1)。

1. 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有害”且“无用”的

社区管理者认为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既“有害”又“无用”的。这就说明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影响了社区原有管理体系的正常运行，是对社区管理体系的有害入侵；同时，社区付出的成本是大于专业社会工作为社区带来的收益的，“介入”的行为对社区的建设、运营、发展无利。这时，社区管理者会发起“免疫应答”效应的作用，并且在这两方面都对社区无利的情况下，社区管理者对于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会采取果断的排斥态度。

2. 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有害”但“有用”的

当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对社区“有害”时，出于对社区自身管理体系的考虑，社区管理者会采取排斥的态度。然而从社区的建设、运营和发展的角度看，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又是“有用的”，社区管理者会采取接受的态度。这就形成了二者对立的情况，这时社区管理者会产生犹豫和纠结，最终的态度并确定，需要进一步考虑。进一步的影响因素包括社区管理者自身意志的主观因素和专业社会工作给社区带来的客观利好两方面。

从社区管理者的主观意志方面看，如果社区管理者更注重社区的发展，不在乎为取得发展而适当改变管理体系，认为这是社区管理体系的一次完善，那么可能会采取接受的态度；如果社区管理者不愿意为社区的运营和发展牺牲原有管理体系，认为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带来的收益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和要求，得不偿失，那么可能会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采取排斥的态度。从专业社会工作给社区带来的客观利好方面看，由于“成本−收益”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只要专业社会工作给社区带来的可见性变化足够大或者产生“高亮”，满足其行政目标的需求，那么社区管理者也会采取接受的态度。

3. 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无害”但也“无用”的

当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对社区自身管理体系“无害”，但“成本−收益”原理的分析结果是“无用”时，由于“成本−收益”原理是更主要的影响因素，社区管理者依然会采取“免疫应答”模式，对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持大体上拒绝的态度，但这种态度又存在两种更加具体的情况。

一是排斥、拒绝、冷漠的显性态度。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既无害又无用，介入与否的结果并没有什么不同，社区并没有任何收获。此时如果社区管理者较为保守和功利，则会秉持“费力不讨好” “不想白费功夫”的心态，认为完全没有“介入”的必要，选择直接拒绝。

二是无视、消解、隔离的隐性态度。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无用”且“无害”的结果并不会对社区产生不好的影响。如果专业社会工作确实想要在社区做一些尝试也未尝不可，两者可以在互不干扰的前提下表面共存。此时如果社区管理者较为开放和宽容，则会秉持“井水不犯河水”的心态，认为没有必要强硬地驱逐，这反而会耗费精力，不如由之任之。

虽然这种态度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但本质上都是拒绝的。在无视、消解、隔离的隐性态度下，专业社会工作者也一样不会得到社区管理者的任何接受和支持，不可能融入原有社区管理体系。而社区管理者的态度究竟是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受社区管理者的主观因素影响，即其究竟采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问题。

4. 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无害”并且“有用”的

只有当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无害”并且“有用”时，它对社区管理者而言才是只有好处、没有威胁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社区管理者才可能对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直接持接受的态度。但在“接受”中，仍有消极接受和积极接受之分。

一是接受但边缘化。这是一种较为消极的接受态度。这种情况通常是，社区管理者为了获得收益，接受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但又因为对这种收益的依赖性不高，或者出于两者(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区管理者)原是不同体系的这种隔阂等其他一些主观原因，存在“领地意识”的心理，不愿意在社区管理中与专业社会工作分一杯羹。因此，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接受和简单的活动配合，在更深层次的交流和融合上，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是边缘化的。

二是接受且深层介入。这是一种较为积极的接受态度。这种情况通常是，社区管理者认识到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带给自己的巨大收益，对专业社会工作也持包容、友善的态度，希望能够打破不同体系之间的壁垒，与之合作，相互融合，建立起新的社区管理体系，共同助力社区的建设、运营与发展；同时，专业社会工作者也积极主动地融入社区。两者均以社区的长远发展为第一要义。

在这种情况下，社区管理者究竟是选择边缘化的接受还是深层介入的接受，取决于社区管理者主观上的心态开放程度和视野开阔程度以及客观上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有用”程度。

五、关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的建议

以上分析了影响社区管理者态度的因素以及在不同情况下社区管理者会秉持的态度。那么，专业社会工作者应该如何去做才能够获得社区管理者对自己的接受和支持，怎样才能够更好、更深层地介入社区呢？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尽可能地给社区带来明显可见的利好，满足社区管理者的行政目标需求，主动适应社区现有管理体系，帮助社区管理者加深对专业社会工作的了解是重要突破口。以下是笔者给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一些建议。

(一) 在设计社区项目时采用短期项目与长期项目相结合的方式

短期项目是指那些时长短、收益可见度高的项目。例如，专业社会工作者帮助社区开展的一些定期活动，类似知识讲座、节日庆典等。这类活动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可以定期开展，每次活动开展所需时长较短；产出快速可见，每次活动都可以形成文字、图片或视频资料；并且有具体的表现形式，短期内可通过传播形成口碑。长期项目是指那些发展性的、成长性的、持续性的项目。这类项目需要长期的服务和较为大量的投入，虽然成效不易见，但长期来看可以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假如只在社区开展短期项目，可能会存在服务趋于形式化、浮于表面、缺乏社会工作的专业性等问题；但如果只开展长期项目，一味追求专业社会工作价值的话，那么可能会面临社区管理者出于“成本−收益”比较考虑的排斥。因此，如果希望专业社会工作能够充分、深层介入社区，就需要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

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时要合理设计项目方案，将短期项目与长期项目相结合。开展短期项目，运用一些可量化的指标来平衡社区管理者的“成本”与“收益”，这样有利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时取得社区管理者的支持；开展长期项目，树立一些发展性的长远目标，以追求专业社会工作的价值；抓住专业社会工作者与现有体系下社区管理者在“成本−收益”计算中的矛盾点，关注和理解社区管理者的一些行政化需求，这样则既有利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又可以达到良好的长期服务效果，最终取得双赢。^[13]

(二) 注重资源的积累以及对所“介入”社区的资源链接

专业社会工作者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资源链接者。专业社会工作者需要具备累积资源和链接资源的意识与能力，^[14]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应保持累积资源和链接资源的习惯，进行长期的储备，包括：人际交往、专业知识、资金、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志愿者等，使自己能够带动更多的资源。这是一位优秀或者说合格的社会工作者应具备的。

一方面，专业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开展服务活动时，需要这些资源的支持。假如专业社会工作者可以链接到更多种类、更多数量、更高质量的资源，就可以为所要“介入”的社区提供更加丰富和优质的服务，更好地满足社区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因为专业社会工作者自身所携带的资源较为充足，那么所需要社区本身提供的资源则相对较少，这样也会减少社区付出的成本。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社区对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成本−收益”分析结果可能更“有用”，专业社会工作者能够更好地得到社区管理者的接受和支持。

在双方合作的过程中，每一方都是清醒的“理性人”，因此，满足对方的利益需求是成功合作的关键。在“介入”社区时，空口承诺是没有说服力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应该以自身能链接到的资源为筹码，让社区管理者切实感受到自己能为这个社区带来的利好，这才是最可靠的合作方式。另外，在列举资源时，还需要考虑社区管理者的内心需求，要以对方的实际需要为主导，而不是以自我主观意志为主导。这样，当社区管理者提出需求时，专业社会工作者便有能力将对应的资源链接到位。比如，某一社区的问题主要是养老方面的，那么专业社会工作者在列举资源时就要侧重养老服务方面；如果社区需要一些资源或渠道来宣传自己的服务、提高社区的知名度等，则可以链接相关媒体、电台、报社等，做到“有求能应，有求必应”。

(三) 主动适应社区管理体系，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从对“免疫应答”效应的分析来看，专业社会工作者对于现有社区管理体系适应是影响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个社区现有的管理体系中，社区管理者是有层级划分的，包括高层管理人员和基层工作人员，^[15]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对这两个群体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例如，专业社会工作者与社区现有基层工作人员之间可能存在工作岗位上的竞争；而与高层管理者之间存在的直接竞争因素更少一些，更多的可能是因基层工作人员的替换造成管理不便、工作效率较低等。

因此，专业社会工作者需要提前主动了解现有社区管理体系，寻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16]否则很有可能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这会大大增加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的难度。笔者认为，专业社会工作者应该“拉拢”一方，从而使自己不会腹背受敌，尽可能减少来自现有社区管理体系的排斥。显然，专业社会工作者与社区基层工作人员之间存在更多的直接冲突，而与社区高层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相对友善一些。一般情况下，社区高层管理者更有远见，更看重社区福祉，专业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为社区提供服务、带来福利的方式获得社区高层管理者的支持。除此之外，专业社会工作者还要厘清现有社区管理体系下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结构关系，了解现有社区管理体系的运作程序，最好可以使自身完整地融入，甚至替代某些部门的职能和作用，使社区高层管理者对自己的介入无后顾之忧。

(四) 专业社会工作主动宣传，树立自我形象，学会市场营销

专业社会工作面临发展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被公众所了解。社会工作是一个从西方舶来的专业，在我国被视为冷门专业，大多数人不了解什么是专业社会工作，不知道专业社会工作在做哪些事情或者能为大家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短暂并且不连续的发展，以及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与我国社会原有的一些行政化、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产生的交织，使大众对专业社会工作的界定更加模糊。^[17]因此，我们需要纠正或改变大众的传统看法，让真正了解专业社会工作的人积极参与宣传，学习市场营销的思想方法，在经济市场化、社会现代化的背景下促进社会工作的发展，^[18]向大家传递出真实的专业社会工作。其中，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自我宣传和主动出击。

专业社会工作者要充分了解自身、挖掘自身潜能，知道自己可以为社区做什么事情，并且主动提供服务；同时，专业社会工作也应借助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来宣传自己，^[19]比如，可以利用具有跨时空宣传优势的大众传媒。专业社会工作可以结合现代信息技术，通过拍摄宣传片、微电影、电视剧或者短视频等视听结合的方式，宣传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内容、服务领域、伦理守则、价值观等，还可以宣传一些感人事迹、模范先锋，树立良好的专业形象，以此增进人们对专业社会工作的了解，使人们在需要时能想起社会工作。这样可以提升社区管理者及公众对专业社会工作的信任，使他们从内心里认可、接纳社会工作，在获取实际利益的取向上又增加了一层信任保障，从而使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更加容易和顺利。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20]社区作为社会的基层单元，其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治理效能的提升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征。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变，人民对于美好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单纯的行政主导型社区管理体系显然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完善社区管理体系已成为必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需要平衡多方利益，其中，社区以及社区居民的利益尤为重要。专业社会工作者始终坚持以人、以社区为本，以推进社区的自我提升与发展为职责，并且具有整合各方资源、平衡多方利益的能力，理应在社区治理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因此，需要社区管理者和专业社会工作者共同努力，推动专业社会工作深层介入社区，明确专业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促进社区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